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5 | 文化 | 城市筆記 | By 曾瑞明 2009-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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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保守的八十後
我生於1980年，贊育醫院出生，居於瑪麗醫院腳下的大口環的木屋，六歲搬到筲箕灣的明華大廈，十七歲搬到西灣河的居屋去。2009年三月置業，幾個月後，特首雖說樓市未出現泡沫，樓價未失調，但仍堅決賣樓，止賺離場，租屋現成了最迫切的問題。
我在一間官立中學讀書，以普通的成績原校升讀中六，再以普通的成績入讀中大哲學系，然後是碩士。母親想我做醫生，我不理會，兩安無事。畢業後，本想到外國讀書，沒有錢，也放棄不了這裏，結婚，在中學教書，兼讀博士。父親繼續間歇性呼籲我做公務員，我繼續不理，兩安無事。我沒有試圖強制他們的價值觀改變，他們也沒有。
生活有愉快也有失意。雖然無權無位，但希望讀書不會只有輸入沒有產出，便嘗試投稿到雜誌、報章去，大都刊登了。寫了十年，但感覺上不太引人注目，但已為能暢所欲言快樂。教書呢，可能要做自己不認同的事，也發現薪金並不是與表現成正比的。你有不滿，只要你不擔心升職問題，大概都可以暢所欲言，但情況會依舊。人們會安慰你︰「盡了力便成。」
兩種八十後觀念
從個人角度，其實也真的沒有所謂，在香港你會相信「自由」，你仍然會抱着「東家唔打打西家」，你會相信有飯食、有屋住、可以旅行，生活已經過癮。始終要「上位」就意味競爭，可以是同一代人爭同一個位置，「階級成分」好些，文化資本多一點，都有助競爭。聽說不少人學音樂便是因為可以在上司的婚宴表演，升職也易一點。
同代人，其實大家都有矛盾。雖然，最近媒體都愛強調八十世代「上不到位」，把第二、三代視為阻住地球轉的罪魁禍首。「上不到位」其實也是很功利的說法，潛台詞是我們都很想玩你這個遊戲，但我們沒有份玩。你們這個遊戲有沒有問題，我們不會理會。
另一種八十後觀念，則不可以用「自由」或者物質生活來打發。他們是要想像另類生活︰香港不一定要發展，工不一定要返，耕田其實都是可嚮往的。如果你相信存在決定意識，這有點經濟基礎解釋，這一代早過了溫飽線，精神性的追求會多一點。我父母就仍堆得一屋是衣服，他們的解釋是，當年真的沒衣服穿，現在仍有恐懼症。
但這種八十後觀念，也不是可以單由意識決定存在的。他們擺明想創造價值，他們認為他們會掌握生活的真理，上一代都是被資本主義地產商蒙蔽，他們投訴的是香港沒有容許另一種可能︰我不想玩你們的遊戲，但你們不容許。要實現他們的價值，社會要改變。他們要做的，也不是一時三刻可以實現。但偏偏他們很多人都說耐不住了。另一方面，我們的父母的人生周期卻就是圍繞在改善物質生活：返工、儲錢、買樓。他們深信不疑這個制度，他們不會改變。
失諸沒有路線圖
聽說，不想玩和玩輸了的，不少都在八十後的名義聚集於反高鐵運動裏，在動員群眾的立場，這似乎沒有問題。但青年有的動力，欠的是權力，說服不了上一代，還是徒勞。我們不可以不理會我們的上一代，因為他們一日要玩這個遊戲，你要實現的東西是不會可能實現的。當整個城市是以房地產支撑，脫貧、消費、工作、生活質素，都是由樓價決定時，我們如何能說服群眾不發展？就算政府建高鐵的手段千錯萬錯，我相信不少人心目中，高鐵還是要興建的。
我們要告訴那些堅持要興建的人，不玩這個遊戲，我們可以玩什麼？
陳冠中在《我這一代香港人》的答案是中價值中就業的產業。答案肯定不圓滿，但總算有一個建議。
美國是一個移民社會，但有一套政治的意識形態來界定美國人。香港人呢？我們不可能一直用追求普選來用作香港人的核心價值。我們要找更多公約數，部分青年人的價值可以充當此任嗎？而且，我們知道，香港人的身份一直是浮動的。我們很多都是新移民後代，他們有一批是帶着資金來創業，一批是帶着勞力來，各得其所。但今天帶着資金來的，不再是做實業，而是來買磚頭，來享樂，他幫你的父母托住樓價，你則做sales服務他們。你的父母口說︰「國內人消費力很勁。」你不是味兒。你開始問：「邊一個發明了返工？」你其實知道，工作是可以有意義的，只是你現在的工作沒有意義。
你要怎樣的工作？
你會去做農夫嗎？我真希望有一群年輕人會這樣生活，以身作則，告訴我們有另類生活，然後把這信息傳給他們的下一代。我們絕不應如勁翔建議減人口抗發展，我們要生仔改變社會（荒謬嗎？）。朋友見面唔會講買股票、買車、買樓、買船，但講結婚、生仔。既然父母已不可改變，我們要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告訴他們生活可以有其他模式。
這要時間，十年，二十年。緩慢，但踏實。
facebook的群組多了，每一種感覺幾乎都可以生產一個群組，但我們耐心少了，我們好像樂此不疲地追求量化的網絡力量。別人like你的post，很好。但不like你的，你預備怎樣去說服他們？我就不知道怎樣動搖我的上一代，但我有信心我們下一代會改變，因為那時候，我們這一代的權力會比現在大。我們會對下一代更民主，更寬容，而不是一上位就重蹈上一代覆轍？
慢慢來
九十年代懂事的我，經歷過「六四」悲痛的我，既恨坦克無情，也怨學生領袖急進。夾在裂縫的中間分子，左右做人難，卻在facebook的friends中的留言，驚見呂大樂和民主黨都已被判為保守分子，有一群人開始討厭中產，但如果你連他們都不願連結，真的有力量嗎？我支持參與反高鐵社會運動的各位人士，但我替我們「改變」的前途擔心，12月28日在立法會二千人連着的，是幾多的香港人？
12月28日那天，我聽說你們有人認為「不要第二次殖民」？你清楚知道，殖民不一定是要反中國這個「宗主國」，而是反對殖民舊制。我不反對要思考這個問題，但一次運動要承載的東西實在太多了。港獨、主權這些更敏感的問題一旦有意或無意形成，運動能聯繫的人會更少。一旦中央以經濟手段扼死香港任何港獨聲音，香港那些追求政治權利的人和經濟利益的人肯定分裂開來，我們只會發現「身份政治」並不能讓我們邁向目標，只會分裂、分化。我們這一代有人覺醒了，但沒有實現我們的覺醒。
陳冠中在《我這一代香港人》說過︰「香港的好與壞，我們都要負上絕大責任。1980年代我們的一些作為，決定了今日香港的局面。」我知道你們全都是為香港未來奮鬥，但從陳那「什麼都沒有發生的一代」到今天「我們想發生一些東西」的一代，我們就失諸沒有路線圖，想一蹴而就而偏偏明知不何為而為之。這是我這個沒有代表性、保守的，只代表自己的「八十後」青年的肺腑之言。
2009年12月12日 星期六
高錕諾獎演辭
光纖通訊網天涯若比鄰 高錕諾獎演辭《古沙遞捷音》 大公報10/12/2009
編者按：感謝高錕教授，他在四十年前的創見，開啟了人類資訊科技革命新紀元。人們特別感興趣的是，這位「光纖之父」如何創造出一根玻璃管子改變全世界的奇跡。高錕夫人、高黃美芸前日代夫登台發表題為《古沙遞捷音》的諾貝爾獎得獎人演說，縷述了這位科學家為夢想不斷探索的點點滴滴，堪稱千金難得的好教材。徇眾要求，本報今天刊登演辭全文，以饗讀者。
序
非常遺憾，我丈夫高錕教授不能親自來主持這個演講。作為他的至親，我與你們站在一起向他致敬，並代替他主持這次演講。他為自己獲諾貝爾基金會肯定他的成就，並頒予他這個獎項而感到非常自豪，我們也身同感受，與有榮焉。
1966 年，高錕發表了具有開創性的論文，為我們帶來了今天無處不在的光纖通信。四十三年以來，電話通信世界因此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一偉大變革正源於高錕的執著，因為他在眾人質疑聲中仍堅持自己的信念。
20 世紀70 年代，玻璃光纖的預產研究出現在美國維吉尼亞州羅阿諾克市的ITT 公司（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在那段期間，高錕收到兩封信，一封言辭嚴厲，譴責他打開了魔瓶，釋放了瓶中惡魔；另一封來自中國一個農民，向他討教有什麼辦法可以告訴遠處的妻子給他送飯。這兩封信分別預示了一種未來的人類生活圖景，而今天這兩種圖景都已成為歷史。
60 年代，我們的孩子還很小。高錕常常很晚回家，以至子女經常都要在餐桌前等着吃晚飯。我對他每天晚歸感到很生氣，我依稀
記得他是這麼對我說的：
「別生氣，我們現在做的是非常振奮人心的事情，有一天它會震驚全世界的。」我略帶諷刺地說： 「是嗎？那你會因此而得諾貝爾獎的，是嗎？」他是對的，他的成果給通信界帶來了一場驚天動地的革命。
早期研究
1960 年，在伍爾維奇的標準電話與電報工作了一段時間後，高錕加入了附屬英國ITT 的標準電信實驗室（STL）。他在標準實驗室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微米波傳輸系統，目的是要改良當時通訊基礎設施的傳輸容量。
35 到70 千兆赫的微米波可能有更高的傳輸容量，但是具體情況不明，困難巨大，因為在這樣的頻率範圍，光束會發散或被大氣吸收，無線電波無法傳輸長距離，光波需要藉波導引導。上世紀50年代，低損耗環形波導（HE-11 模）的研究工作剛剛起步，60 年代開發了一個試驗系統，投入巨額資金，積極計劃把這個系統推至預研階段，大大提高了公眾對諸如視頻電話等新電信服務的期望。
高錕加入了卡博維克博士（Dr.Karbowiak）領導的長距離波導研究組。他看到真實的環形波導，興奮無比。那時，他的任務是為微波和光信號尋找新的傳輸方法。他同時運用幾何光學和波動說以求更深入理解波導問題，在當時，這是一個全新的想法。其後，他上司建議他在標準實驗室工作期間同時攻讀博士學位。高錕於是在倫敦大學學院報讀博士課程，並在兩年內完成了他的論文《准光學波導》。
1959 年激光的發明給了電信業極大鼓舞，認為光通信很快就能實現。相干光可以成為新的信息載體，相比於點對點的微波系統，它可以提供十萬倍的信息容量。這個結論是由簡單比較它們的頻率得來：光的頻率是300 太赫（3×1014赫），微波的頻率只有3 千兆赫（3×109赫）。
光通信大有與環形波導系統爭一日長短之勢，但環形波導系統在當時仍然穩佔上風。1960 年，激光技術才剛起步，全球只有數間研究所進行過一些實驗，未有足夠數據證實光通信的可行性。光通信尚未成氣候。
但高錕仍然認為激光通信具有巨大潛力。他對自己說： 「我們怎麼可以斷定激光沒有作為？如果光通信僅僅停留在理論階段，那實在是太可惜了。」
他提出兩個問題：
1.紅寶石激光是否光通信的合適光源？
2.在這樣的波長範圍，有什麼物質具有足夠的透明度？
那個時候，只有兩個研究組開始從事光通信傳輸方面的研究，其他的研究組則從事固態和半導體激光器的研究。激光在光頻範圍會發出相干的輻射，但要利用相干光作為信息的載體，即使非絕無可能，也十分困難。要真正實現光通信，還有很多重要的問題需要解決。
關鍵的發現
1963 年，高錕已在進行開放空間的氦氖（HeNe）激光傳送實驗；半導體和激光技術快速發展，令有關光通信的研究得以廣泛開展。標準實驗室的研究人員把激光遠射，發現光點不停閃動。由於大氣的波動，光點在幾個光束直徑的範圍內跳動
研究人員也進行其他實驗，以求重複或改良世界各地研究所的結果。比如說，他們進行了和貝爾實驗室類似的共焦鏡實驗：將一系列凸透視鏡以焦距相隔，排列起來。即使在夜深人靜，空氣死寂的時刻，就算每隔100 米重新聚焦，光束仍不能固定在鏡片的有效孔徑內。
貝爾實驗室曾利用氣體透鏡進行實驗，但因無法絕對隔熱以穩定氣體透鏡的外形，不得不放棄實驗。這些實驗簡直是緣木求魚，無非是想找出長距離傳輸光線的方法。
在標準實驗室，研究重心逐漸轉向介電波導：用不導電的介電圓柱體，被空氣包圍，組成波導。卡博維克博士建議高錕和其他三名研究人員就他提出的薄膜波導進行研究。
但薄膜波導的研究失敗了：它對光的約束作用不足，光線在拐彎時會泄漏出來
其後卡博維克博士移民澳洲，高錕遂出任研究計劃的領導，他隨後建議對光線在介電材料的衰減機制進行研究。
有幾位研究人員專門研究如何量度低衰減透明物質的衰減程度。George Hockham 則與他一起研究介電波導的特性，因為他對波導理論感興趣，所以集中研究光纖波導的容限條件；尤其是光纖電纜的體積容限和接合點光功率衰減的程度。他們按部就班，研究玻璃纖維作為波導材料的物理和波導條件。
此外，高錕還推動他的激光研究小組同事，進行有關近紅外半導體激光器的研究，使這種激光器的發光特性配合單模光纖的直徑。單模光纖只容許單一光線或光模傳遞。激光器必須耐用，並且可以在室溫操作而無需液氮冷卻。所以，有關激光器的研究也是挑戰重重，但在20 世紀60 年代初期，看似不着邊際的研究還是可以得到支持的，只要耗資不是太巨大。
此後兩年間，高錕領導的研究小組努力向目標進發。對材料的物理性和化學組成，在解決新發現的電磁波問題上，他們都欠缺經驗，但仍取得可喜的進展。他們查閱文獻、訪問專家，以及向多家玻璃和聚合體材料公司搜查樣本。他們也研究有關的理論，並為進行一系列實驗制定了測量的技術。在他們設計開發出來的各種設備中，有一種是用來測量在材料內極輕微的亮度衰減，另一種則用於分階模擬實驗，以測量因機械缺陷而導致的亮度損耗。
高錕最終認定玻璃是可能的透明材料。玻璃是由亘古以來既廉價又用之不竭的沙粒做成的。
透明材料的光學損耗原因有三：（a）固有損耗；（b）外因損耗；（c）Rayleigh 性散失。材料結構本身吸收紅外線，造成固有損耗，因而限制了透明區域的波長；外因損耗是由於材料不純淨；而Rayleigh 性散失則是材料結構不統一，導致光子散失的結果。常見的玻璃產品如窗玻璃，因為透明度足夠一般應用，所以沒有人會深入研究至此。在與多位專家討論之後，高錕最終得出以下結論：1.必須將所有雜質，特別是鐵、銅、錳等過渡元素，降低至百萬分一以至十億分一水平，以減少雜質損耗，但沒有人知道是否可以降低至這樣的水平。
2.高溫玻璃相對於聚合體之類的低溫玻璃冷卻較快，其分布因而較均勻，有較低的散失性衰減。
與此同時，微波的模擬實驗也宣告完成。根據其波模、其端對端偏差容限以及其直徑偏差容限，介電波導的特徵得以完整界定。
理論和模擬實驗都證實該方法是可行的。
他們就此寫了一篇題為《為光波傳遞設置的介電纖維表面波導管》的論文，投到《英國電子工程師學會學報》。經過尋常的評審和修改過程，論文於1966 年7 月刊出──那一天現在被視為光纖通信的誕生日。
論文
論文以圓形截面光纖中模式性質的簡短討論作為開卷。
論文緊接集中討論被認定是應用光纖於通訊上的主要障礙：材料特性。那時候，即使是最透明的玻璃，損耗也高達200dB/km，這使得信號在玻璃中只能傳輸幾米──誰都知道厚玻璃是不甚透光的。
但是該論文指出，散失造成的固有損耗可以低至1dB/km，因而光訊號在實際距離上的傳輸是可能的。限制傳輸的主因是雜質：在這些波長範圍主要是二價和三價的鐵離子。引用論文中的話：「只要把鐵雜質的濃度降至百萬分之一，可以預期製造出在波長0.6 微米附近損耗為20dB/km 的玻璃材料。」簡而言之，只要材料夠「純淨」，幾百米厚的玻璃板也可以看穿。這一重要先見開創了光通訊的領域。
論文同時也考慮了很多其他問題：‧選取適當模式，使絕大部分能量集中在光纖外部，損耗可以進一步降低。
‧光纖外圍應為折射率較低的包層（這後來成為標準技術）。
‧光纖彎曲帶來的能量損耗在彎曲半徑大於1 ㎜時可以忽略。
‧估計了橫截面不均勻帶來的損耗。
‧分析了單模光纖的特性。（單模光纖現在成為長距離、大容量數據傳輸的關鍵技術。）解釋了色散是如何限制帶寬的；並且舉出了一個10 ㎞傳輸的例子，這在1966 年是一個非常大膽的例子。
引用該論文總結部分的表述：
「目前，要成功利用光纖波導，取決於是否能製造出合適的低損耗電介質材料，而其中材料問題是關鍵的，雖然看似很難，但並非完全沒有辦法解決。可以肯定的是，所需要達到的20dB/㎞的損耗目標，比基本機制所限定的最低損耗要高出很多。」基本上所有這些預測都準確地指出了發展的路徑，現在的技術與當時的預測相比，損耗只是百分之一，而帶寬卻是萬倍。現在看來，1966 年這篇論文中的革命性建議還是過分保守了。
使世界信服
高錕於1966 年2 月的一次IEE 會議上闡述了這篇論文的主旨，但卻沒有引起世界太多的關注──除了英國郵政局（BPO）和英國國防部（UK Ministry of Defense）外，他們為此立即開展重點研究項目。到了1966 年底，英國有三個研究團隊在進行相關主題的研究：標準實驗室的高錕本人、英國郵政局的Roberts 及Gambling 與國防部實驗室（Ministry of Defense Laboratory）的Williams 的合作隊伍。
在接下來的幾年間，高錕到世界各地推廣他的構想，足跡所及之處包括；日本（自此建立了不少持久的友誼）、德國的研究實驗室，和荷蘭等地。他說如果沒有更多人加入，玻璃光纖的應用將不會有所發展。面對多方的質疑和批評，他有着非同尋常的堅定信念。全球的電信業非常龐大，非個人或甚至單一國家可以改變；但是，他是堅定的，他的熱情是如此富有感染力，漸漸地他改變了其他人，令他們相信他的構想。
起初，專家們宣稱，根本上不可逾越的問題中，材料是最嚴重的一個。Gambling 提到British Telecom 早先對這個提議的態度是「有些尖刻」的。而本可輕易盡佔先機的貝爾實驗室，起先也忽視了這項提議，直至他們看到這項提議的可行性。高錕尋訪了多家玻璃製造商，游說他們製造所需的純淨玻璃。他從康寧（Corning）得到了回應。由Maurer 帶領的康寧團隊，第一次生產出玻璃預製棒，並發明了使玻璃光纖合乎規格的技術。
與此同時，高錕繼續致力證明，玻璃光纖在長距離光學傳輸系統中作為介體的可行性。他們面對一系列難以克服的困難，首先是對低損耗樣品的測量技術，而能夠獲得的樣品的長度只有20 厘米左右。確保樣品表面完美無缺也是非常的困難，還有打磨過程中引起的端面反射損耗。在測量過程中他們面臨的困境，是要求檢測兩個樣本之間少於0.1%的損耗差別，而整段20 厘米長的樣本總衰減也只有0.1%，不夠精確的測量是毫無意義的。
1968 和1969 年間，高博士和他在標準實驗室的同事Davies、Jones 和Wright，針對上述在玻璃樣本內的亮度衰減的測量問題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在當時，名為分光光度計的測量儀器的靈敏度非常有限──只有43dB/㎞左右。測量工作非常困難：即使污染極微，也會造成與衰減相若的損耗，而端面效應更易糟糕上十倍。高博士和他的團隊自製了一個單光束分光光度計， 其靈敏度達到21.7dB/㎞。而後來的雙光束分光光度計，更是將靈敏度提高到4.3dB/㎞。
反射效應是用自製的橢圓率計測量的。為了製造橢圓率計，他們使用等離子沉積法製造石英樣本，製造過程中的高溫蒸發了石英中的雜質離子。利用靈敏的儀器，他們測量了一些玻璃樣品的衰減，赫然發現Schott Glass 公司的一種紅外矽樣品，在0.85 微米左右的頻率範圍的衰減只有5dB/㎞！這最終證明了去除雜質可以將吸收損耗降低到可用的程度。
這是非常振奮人心的消息，因為低損耗區域正好落在鎵砷激光器的發射光譜帶中。測量結果明確指出了光纖通信的路向──小體積的鎵砷半導體激光器作為光源，低成本的包層玻璃光纖作為傳輸介體，矽或鍺半導體作為檢測器。夢想不再遙遠，這些測量結果明顯引起了研究界的興趣，研發第一個低損耗玻璃光纖波導的競賽開始了。
1967 年，Maurer 在康寧的化學家同事Schultz 淨化了玻璃。
1968 年，他的同事Keck 和Zimar 拉出了光纖。1970 年，通過外部氣相沉積法（OVD），康寧使用摻鈦纖芯和矽包層，製造出在0.633 微米處損耗為17dB/km 的光纖波導。兩年之後，他們以摻鍺纖芯代替摻鈦纖芯，製造出一條損耗低至4dB/km 的多模光纖。
在遲疑不決多年之後，貝爾實驗室最終於1969 年加入行列，創立了光纖研究項目。1972 年，他們終於停止了在空心光波導管上的研究，他們的毫米波研究項目亦在1975 年終止。
正是在這段他經常遠行出差的時期，這個卡通笑話在家中流行：
「孩子們，今早你們在餐桌上見到的那個男人就是你們的父親！」我們見他沒幾天，他又會離開一陣子。有時他會坐飛機去參加當天在紐約ITT 總部舉行的會議。我會忘記他並沒有回辦公室，還會打電話請他的秘書提醒他回家路上順路買些牛奶等雜物，他的秘書會這樣回答：
「高太太，您不知道您丈夫今天在紐約嗎？」
對世界的影響
自1976 年第一代45Mb/s 光纖通信系統建成以來，單根光纖的傳輸容量已經增長到原來的一百萬倍，達到幾十Tb/s。與此同時，光纖放大器和波分複用技術的發明，使數據得以在百萬公里計的光纖中傳輸。這就是光纖通信產業不斷發展的歷程
光纖通信已經完全改變了世界。整個電信系統迎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際長途電話變得非常便宜。
全新的大型光纖光學產業，包括光纜製造和設備、光器件、網絡系統和設備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億萬公里長的玻璃光纖光纜鋪設在地下和海底，構建了一個錯綜複雜的連接網絡，而這個網絡正是互聯網世界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
現在的互聯網比以前的電話更加普及。我們可以上網瀏覽網頁、打電話、寫博客、觀看視屏、購物、交友。沒有光纖，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信息技術革命便不可能發生。
從過去的幾年開始，光纖逐漸以各種方式進入家庭。更加環保的全光網絡正在籌劃發展當中，光纖通信的革命還沒有結束，更可能正剛剛開始。
結束語
以光纖為本的全球通訊網絡確實做到天涯若比鄰，令人與人之間關係更密切，我亦沒有必要引用技術數據來證明這一點。我們得知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是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凌晨3 時，來自斯德哥爾摩（他們的早晨）的電話，無疑是通過光纖傳輸的；幾分鐘後，來自亞洲朋友（他們的傍晚）的祝賀信息，也是通過光纖傳輸
然而信息氾濫並不是一件好事：那晚我們不得不摘掉電話以求安睡。
到目前為止，光纖通信不僅僅是科技上的進步，還為社會帶來了顯著變革。下一代人將會以不同的方式學習和成長；人們打交道的方式也將有所不同。一件產品各個部分的生產，好有可能分散在世界多個地方，為人們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巨大的機遇。信息的廣泛傳播，明顯帶來更多平等和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
已經有很多人談過和寫過信息社會，我不打算多談──我只想說這一切已經遠遠超過了1966 年第一次正式提出光通訊概念時的夢想，在那時，即使是1GHz，都只是一種美好的願望而已。
最後，高錕教授和我想感謝香港中文大學的教授，他們是：楊教授、黃教授、張教授和陳教授，在準備這篇演講稿時他們給予了我們莫大幫助。高錕也感謝ITT 公司，在那裡他用了30 年的時間發展出自己的事業，同時感謝早期和他一同投入光纖研發的同事。
沒有一大群志同道合的人，這個工業便不會蓬勃發展至今天這個面貌。
高錕埋下了這顆種子，Bob Maurer 為它澆水，同時，JohnMacChesney 使它生根茁壯。
編者按：感謝高錕教授，他在四十年前的創見，開啟了人類資訊科技革命新紀元。人們特別感興趣的是，這位「光纖之父」如何創造出一根玻璃管子改變全世界的奇跡。高錕夫人、高黃美芸前日代夫登台發表題為《古沙遞捷音》的諾貝爾獎得獎人演說，縷述了這位科學家為夢想不斷探索的點點滴滴，堪稱千金難得的好教材。徇眾要求，本報今天刊登演辭全文，以饗讀者。
序
非常遺憾，我丈夫高錕教授不能親自來主持這個演講。作為他的至親，我與你們站在一起向他致敬，並代替他主持這次演講。他為自己獲諾貝爾基金會肯定他的成就，並頒予他這個獎項而感到非常自豪，我們也身同感受，與有榮焉。
1966 年，高錕發表了具有開創性的論文，為我們帶來了今天無處不在的光纖通信。四十三年以來，電話通信世界因此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一偉大變革正源於高錕的執著，因為他在眾人質疑聲中仍堅持自己的信念。
20 世紀70 年代，玻璃光纖的預產研究出現在美國維吉尼亞州羅阿諾克市的ITT 公司（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在那段期間，高錕收到兩封信，一封言辭嚴厲，譴責他打開了魔瓶，釋放了瓶中惡魔；另一封來自中國一個農民，向他討教有什麼辦法可以告訴遠處的妻子給他送飯。這兩封信分別預示了一種未來的人類生活圖景，而今天這兩種圖景都已成為歷史。
60 年代，我們的孩子還很小。高錕常常很晚回家，以至子女經常都要在餐桌前等着吃晚飯。我對他每天晚歸感到很生氣，我依稀
記得他是這麼對我說的：
「別生氣，我們現在做的是非常振奮人心的事情，有一天它會震驚全世界的。」我略帶諷刺地說： 「是嗎？那你會因此而得諾貝爾獎的，是嗎？」他是對的，他的成果給通信界帶來了一場驚天動地的革命。
早期研究
1960 年，在伍爾維奇的標準電話與電報工作了一段時間後，高錕加入了附屬英國ITT 的標準電信實驗室（STL）。他在標準實驗室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微米波傳輸系統，目的是要改良當時通訊基礎設施的傳輸容量。
35 到70 千兆赫的微米波可能有更高的傳輸容量，但是具體情況不明，困難巨大，因為在這樣的頻率範圍，光束會發散或被大氣吸收，無線電波無法傳輸長距離，光波需要藉波導引導。上世紀50年代，低損耗環形波導（HE-11 模）的研究工作剛剛起步，60 年代開發了一個試驗系統，投入巨額資金，積極計劃把這個系統推至預研階段，大大提高了公眾對諸如視頻電話等新電信服務的期望。
高錕加入了卡博維克博士（Dr.Karbowiak）領導的長距離波導研究組。他看到真實的環形波導，興奮無比。那時，他的任務是為微波和光信號尋找新的傳輸方法。他同時運用幾何光學和波動說以求更深入理解波導問題，在當時，這是一個全新的想法。其後，他上司建議他在標準實驗室工作期間同時攻讀博士學位。高錕於是在倫敦大學學院報讀博士課程，並在兩年內完成了他的論文《准光學波導》。
1959 年激光的發明給了電信業極大鼓舞，認為光通信很快就能實現。相干光可以成為新的信息載體，相比於點對點的微波系統，它可以提供十萬倍的信息容量。這個結論是由簡單比較它們的頻率得來：光的頻率是300 太赫（3×1014赫），微波的頻率只有3 千兆赫（3×109赫）。
光通信大有與環形波導系統爭一日長短之勢，但環形波導系統在當時仍然穩佔上風。1960 年，激光技術才剛起步，全球只有數間研究所進行過一些實驗，未有足夠數據證實光通信的可行性。光通信尚未成氣候。
但高錕仍然認為激光通信具有巨大潛力。他對自己說： 「我們怎麼可以斷定激光沒有作為？如果光通信僅僅停留在理論階段，那實在是太可惜了。」
他提出兩個問題：
1.紅寶石激光是否光通信的合適光源？
2.在這樣的波長範圍，有什麼物質具有足夠的透明度？
那個時候，只有兩個研究組開始從事光通信傳輸方面的研究，其他的研究組則從事固態和半導體激光器的研究。激光在光頻範圍會發出相干的輻射，但要利用相干光作為信息的載體，即使非絕無可能，也十分困難。要真正實現光通信，還有很多重要的問題需要解決。
關鍵的發現
1963 年，高錕已在進行開放空間的氦氖（HeNe）激光傳送實驗；半導體和激光技術快速發展，令有關光通信的研究得以廣泛開展。標準實驗室的研究人員把激光遠射，發現光點不停閃動。由於大氣的波動，光點在幾個光束直徑的範圍內跳動
研究人員也進行其他實驗，以求重複或改良世界各地研究所的結果。比如說，他們進行了和貝爾實驗室類似的共焦鏡實驗：將一系列凸透視鏡以焦距相隔，排列起來。即使在夜深人靜，空氣死寂的時刻，就算每隔100 米重新聚焦，光束仍不能固定在鏡片的有效孔徑內。
貝爾實驗室曾利用氣體透鏡進行實驗，但因無法絕對隔熱以穩定氣體透鏡的外形，不得不放棄實驗。這些實驗簡直是緣木求魚，無非是想找出長距離傳輸光線的方法。
在標準實驗室，研究重心逐漸轉向介電波導：用不導電的介電圓柱體，被空氣包圍，組成波導。卡博維克博士建議高錕和其他三名研究人員就他提出的薄膜波導進行研究。
但薄膜波導的研究失敗了：它對光的約束作用不足，光線在拐彎時會泄漏出來
其後卡博維克博士移民澳洲，高錕遂出任研究計劃的領導，他隨後建議對光線在介電材料的衰減機制進行研究。
有幾位研究人員專門研究如何量度低衰減透明物質的衰減程度。George Hockham 則與他一起研究介電波導的特性，因為他對波導理論感興趣，所以集中研究光纖波導的容限條件；尤其是光纖電纜的體積容限和接合點光功率衰減的程度。他們按部就班，研究玻璃纖維作為波導材料的物理和波導條件。
此外，高錕還推動他的激光研究小組同事，進行有關近紅外半導體激光器的研究，使這種激光器的發光特性配合單模光纖的直徑。單模光纖只容許單一光線或光模傳遞。激光器必須耐用，並且可以在室溫操作而無需液氮冷卻。所以，有關激光器的研究也是挑戰重重，但在20 世紀60 年代初期，看似不着邊際的研究還是可以得到支持的，只要耗資不是太巨大。
此後兩年間，高錕領導的研究小組努力向目標進發。對材料的物理性和化學組成，在解決新發現的電磁波問題上，他們都欠缺經驗，但仍取得可喜的進展。他們查閱文獻、訪問專家，以及向多家玻璃和聚合體材料公司搜查樣本。他們也研究有關的理論，並為進行一系列實驗制定了測量的技術。在他們設計開發出來的各種設備中，有一種是用來測量在材料內極輕微的亮度衰減，另一種則用於分階模擬實驗，以測量因機械缺陷而導致的亮度損耗。
高錕最終認定玻璃是可能的透明材料。玻璃是由亘古以來既廉價又用之不竭的沙粒做成的。
透明材料的光學損耗原因有三：（a）固有損耗；（b）外因損耗；（c）Rayleigh 性散失。材料結構本身吸收紅外線，造成固有損耗，因而限制了透明區域的波長；外因損耗是由於材料不純淨；而Rayleigh 性散失則是材料結構不統一，導致光子散失的結果。常見的玻璃產品如窗玻璃，因為透明度足夠一般應用，所以沒有人會深入研究至此。在與多位專家討論之後，高錕最終得出以下結論：1.必須將所有雜質，特別是鐵、銅、錳等過渡元素，降低至百萬分一以至十億分一水平，以減少雜質損耗，但沒有人知道是否可以降低至這樣的水平。
2.高溫玻璃相對於聚合體之類的低溫玻璃冷卻較快，其分布因而較均勻，有較低的散失性衰減。
與此同時，微波的模擬實驗也宣告完成。根據其波模、其端對端偏差容限以及其直徑偏差容限，介電波導的特徵得以完整界定。
理論和模擬實驗都證實該方法是可行的。
他們就此寫了一篇題為《為光波傳遞設置的介電纖維表面波導管》的論文，投到《英國電子工程師學會學報》。經過尋常的評審和修改過程，論文於1966 年7 月刊出──那一天現在被視為光纖通信的誕生日。
論文
論文以圓形截面光纖中模式性質的簡短討論作為開卷。
論文緊接集中討論被認定是應用光纖於通訊上的主要障礙：材料特性。那時候，即使是最透明的玻璃，損耗也高達200dB/km，這使得信號在玻璃中只能傳輸幾米──誰都知道厚玻璃是不甚透光的。
但是該論文指出，散失造成的固有損耗可以低至1dB/km，因而光訊號在實際距離上的傳輸是可能的。限制傳輸的主因是雜質：在這些波長範圍主要是二價和三價的鐵離子。引用論文中的話：「只要把鐵雜質的濃度降至百萬分之一，可以預期製造出在波長0.6 微米附近損耗為20dB/km 的玻璃材料。」簡而言之，只要材料夠「純淨」，幾百米厚的玻璃板也可以看穿。這一重要先見開創了光通訊的領域。
論文同時也考慮了很多其他問題：‧選取適當模式，使絕大部分能量集中在光纖外部，損耗可以進一步降低。
‧光纖外圍應為折射率較低的包層（這後來成為標準技術）。
‧光纖彎曲帶來的能量損耗在彎曲半徑大於1 ㎜時可以忽略。
‧估計了橫截面不均勻帶來的損耗。
‧分析了單模光纖的特性。（單模光纖現在成為長距離、大容量數據傳輸的關鍵技術。）解釋了色散是如何限制帶寬的；並且舉出了一個10 ㎞傳輸的例子，這在1966 年是一個非常大膽的例子。
引用該論文總結部分的表述：
「目前，要成功利用光纖波導，取決於是否能製造出合適的低損耗電介質材料，而其中材料問題是關鍵的，雖然看似很難，但並非完全沒有辦法解決。可以肯定的是，所需要達到的20dB/㎞的損耗目標，比基本機制所限定的最低損耗要高出很多。」基本上所有這些預測都準確地指出了發展的路徑，現在的技術與當時的預測相比，損耗只是百分之一，而帶寬卻是萬倍。現在看來，1966 年這篇論文中的革命性建議還是過分保守了。
使世界信服
高錕於1966 年2 月的一次IEE 會議上闡述了這篇論文的主旨，但卻沒有引起世界太多的關注──除了英國郵政局（BPO）和英國國防部（UK Ministry of Defense）外，他們為此立即開展重點研究項目。到了1966 年底，英國有三個研究團隊在進行相關主題的研究：標準實驗室的高錕本人、英國郵政局的Roberts 及Gambling 與國防部實驗室（Ministry of Defense Laboratory）的Williams 的合作隊伍。
在接下來的幾年間，高錕到世界各地推廣他的構想，足跡所及之處包括；日本（自此建立了不少持久的友誼）、德國的研究實驗室，和荷蘭等地。他說如果沒有更多人加入，玻璃光纖的應用將不會有所發展。面對多方的質疑和批評，他有着非同尋常的堅定信念。全球的電信業非常龐大，非個人或甚至單一國家可以改變；但是，他是堅定的，他的熱情是如此富有感染力，漸漸地他改變了其他人，令他們相信他的構想。
起初，專家們宣稱，根本上不可逾越的問題中，材料是最嚴重的一個。Gambling 提到British Telecom 早先對這個提議的態度是「有些尖刻」的。而本可輕易盡佔先機的貝爾實驗室，起先也忽視了這項提議，直至他們看到這項提議的可行性。高錕尋訪了多家玻璃製造商，游說他們製造所需的純淨玻璃。他從康寧（Corning）得到了回應。由Maurer 帶領的康寧團隊，第一次生產出玻璃預製棒，並發明了使玻璃光纖合乎規格的技術。
與此同時，高錕繼續致力證明，玻璃光纖在長距離光學傳輸系統中作為介體的可行性。他們面對一系列難以克服的困難，首先是對低損耗樣品的測量技術，而能夠獲得的樣品的長度只有20 厘米左右。確保樣品表面完美無缺也是非常的困難，還有打磨過程中引起的端面反射損耗。在測量過程中他們面臨的困境，是要求檢測兩個樣本之間少於0.1%的損耗差別，而整段20 厘米長的樣本總衰減也只有0.1%，不夠精確的測量是毫無意義的。
1968 和1969 年間，高博士和他在標準實驗室的同事Davies、Jones 和Wright，針對上述在玻璃樣本內的亮度衰減的測量問題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在當時，名為分光光度計的測量儀器的靈敏度非常有限──只有43dB/㎞左右。測量工作非常困難：即使污染極微，也會造成與衰減相若的損耗，而端面效應更易糟糕上十倍。高博士和他的團隊自製了一個單光束分光光度計， 其靈敏度達到21.7dB/㎞。而後來的雙光束分光光度計，更是將靈敏度提高到4.3dB/㎞。
反射效應是用自製的橢圓率計測量的。為了製造橢圓率計，他們使用等離子沉積法製造石英樣本，製造過程中的高溫蒸發了石英中的雜質離子。利用靈敏的儀器，他們測量了一些玻璃樣品的衰減，赫然發現Schott Glass 公司的一種紅外矽樣品，在0.85 微米左右的頻率範圍的衰減只有5dB/㎞！這最終證明了去除雜質可以將吸收損耗降低到可用的程度。
這是非常振奮人心的消息，因為低損耗區域正好落在鎵砷激光器的發射光譜帶中。測量結果明確指出了光纖通信的路向──小體積的鎵砷半導體激光器作為光源，低成本的包層玻璃光纖作為傳輸介體，矽或鍺半導體作為檢測器。夢想不再遙遠，這些測量結果明顯引起了研究界的興趣，研發第一個低損耗玻璃光纖波導的競賽開始了。
1967 年，Maurer 在康寧的化學家同事Schultz 淨化了玻璃。
1968 年，他的同事Keck 和Zimar 拉出了光纖。1970 年，通過外部氣相沉積法（OVD），康寧使用摻鈦纖芯和矽包層，製造出在0.633 微米處損耗為17dB/km 的光纖波導。兩年之後，他們以摻鍺纖芯代替摻鈦纖芯，製造出一條損耗低至4dB/km 的多模光纖。
在遲疑不決多年之後，貝爾實驗室最終於1969 年加入行列，創立了光纖研究項目。1972 年，他們終於停止了在空心光波導管上的研究，他們的毫米波研究項目亦在1975 年終止。
正是在這段他經常遠行出差的時期，這個卡通笑話在家中流行：
「孩子們，今早你們在餐桌上見到的那個男人就是你們的父親！」我們見他沒幾天，他又會離開一陣子。有時他會坐飛機去參加當天在紐約ITT 總部舉行的會議。我會忘記他並沒有回辦公室，還會打電話請他的秘書提醒他回家路上順路買些牛奶等雜物，他的秘書會這樣回答：
「高太太，您不知道您丈夫今天在紐約嗎？」
對世界的影響
自1976 年第一代45Mb/s 光纖通信系統建成以來，單根光纖的傳輸容量已經增長到原來的一百萬倍，達到幾十Tb/s。與此同時，光纖放大器和波分複用技術的發明，使數據得以在百萬公里計的光纖中傳輸。這就是光纖通信產業不斷發展的歷程
光纖通信已經完全改變了世界。整個電信系統迎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際長途電話變得非常便宜。
全新的大型光纖光學產業，包括光纜製造和設備、光器件、網絡系統和設備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億萬公里長的玻璃光纖光纜鋪設在地下和海底，構建了一個錯綜複雜的連接網絡，而這個網絡正是互聯網世界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
現在的互聯網比以前的電話更加普及。我們可以上網瀏覽網頁、打電話、寫博客、觀看視屏、購物、交友。沒有光纖，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信息技術革命便不可能發生。
從過去的幾年開始，光纖逐漸以各種方式進入家庭。更加環保的全光網絡正在籌劃發展當中，光纖通信的革命還沒有結束，更可能正剛剛開始。
結束語
以光纖為本的全球通訊網絡確實做到天涯若比鄰，令人與人之間關係更密切，我亦沒有必要引用技術數據來證明這一點。我們得知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是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凌晨3 時，來自斯德哥爾摩（他們的早晨）的電話，無疑是通過光纖傳輸的；幾分鐘後，來自亞洲朋友（他們的傍晚）的祝賀信息，也是通過光纖傳輸
然而信息氾濫並不是一件好事：那晚我們不得不摘掉電話以求安睡。
到目前為止，光纖通信不僅僅是科技上的進步，還為社會帶來了顯著變革。下一代人將會以不同的方式學習和成長；人們打交道的方式也將有所不同。一件產品各個部分的生產，好有可能分散在世界多個地方，為人們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巨大的機遇。信息的廣泛傳播，明顯帶來更多平等和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
已經有很多人談過和寫過信息社會，我不打算多談──我只想說這一切已經遠遠超過了1966 年第一次正式提出光通訊概念時的夢想，在那時，即使是1GHz，都只是一種美好的願望而已。
最後，高錕教授和我想感謝香港中文大學的教授，他們是：楊教授、黃教授、張教授和陳教授，在準備這篇演講稿時他們給予了我們莫大幫助。高錕也感謝ITT 公司，在那裡他用了30 年的時間發展出自己的事業，同時感謝早期和他一同投入光纖研發的同事。
沒有一大群志同道合的人，這個工業便不會蓬勃發展至今天這個面貌。
高錕埋下了這顆種子，Bob Maurer 為它澆水，同時，JohnMacChesney 使它生根茁壯。
2009年11月25日 星期三
貧富懸殊與扶貧
貧富懸殊與扶貧 鄧樹雄 2009-11-23 信報
香港貧富懸殊向來嚴重，最近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表年度人文發展報告指出，在先進地區中以香港的貧富懸殊最差，遂再次引起各界關注，貧富懸殊多年來均是極具爭議但為政府漠視的課題，本文試深入分析。
堅尼系數續惡化
通過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及每五年一次的中期人口普查得到的住戶入息數據，就能計算量度貧富懸殊程度的堅尼系數（系數為零，表示最公平的分配，若系數為一，則表示分配最不公平）。七十年代香港的堅尼系數為零點四三，稍超越零點四的警戒線，但是，港英政府強調經濟發展多於公平分配，也由於未有強有力的工會及政治壓力，故港英政府也未有任何政策去處理分配問題，而堅尼系數自八十年度起開始持續上升；一九八一年為零點四五一；一九八六年為零點四五三；一九九一年為零點四七六；一九九六年為零點五一八，首次超越零點五，是先進地區中最高，此後一直蟬聯此一不光彩的冠軍。
港英政府及特區政府均認為綜援制度已提供足夠的安全網，故只強調扶貧，而不大重視貧富懸殊問題。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於二○○○年《施政報告》指出，貧富差距乃經濟發展過程中無可避免的現象，香港轉向以知識為本的經濟更是主因之一，短期難以收窄，但董建華重視扶貧紓困，強調這必須在全面的社會經濟政策的層次上綜合處理，董建華更指出，香港的志願服務機構對扶貧紓困幫助很大，因此需要擴展這些志願服務，並稱之為「第三部門」。
無可否認，董建華有心扶貧，也提出了些新措施，可惜經濟政策不改，仍以市場主導促發展，倚仗所謂「滴漏效果」讓所有人分享繁榮成果，但工人及工會的議價能力不大，工資增長未能合理地分享經濟增長成果，而工商界對「第三部門」的興趣及支持亦不足，所以扶貧的整體效果不佳，而二○○一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堅尼系數更上升至零點五二五，不減反升，貧富差距繼續擴大。而二○○三年沙士疫症令失業率急升，貧富情況更趨嚴重，董建華也苦無良策。
扶貧委員會表現欠佳
貧富懸殊與貧窮問題導致社會不安，董建華於二○○五年《施政報告》成立「扶貧委員會」，由財政司司長任主席，亦成立二億元的「攜手扶弱基金」，以推動政府、商界及社福界三方合作扶貧，但「扶貧委員會」並非常設組織，於二○○七年中提交報告後便解散，雖提出多達十五項建議，但多為治標措施，並無突破。其後香港統計處公布二 ○○六年中期人口普查得出的堅尼系數進一步增至零點五三五，可見董建華五年來的扶貧工作效果不佳。
二○○七年中公布堅尼系數時似乎並未引起各界很大反響，可能當時蓬勃的股市扭曲了社會視線，但今天聯合國發表的人文發展報告用的是同一樣的資料卻成為新聞頭條，各界議論紛紛，對特區政府批評亦多，自有其原因，試簡介如下：其一，二年來新扶貧政策效果不佳，而且更有中產階級「下流化」的現象出現；其二，本年房地產價格更標升至更不合理水平，炒賣投機熾熱，政府又取消興建居屋，中產置業困難；政府似乎坐視不理。
第三項原因是經濟政策不對頭，經濟結構嚴重失衡，製造業佔經濟的比重從一九九一年的百分之十四點五，持續下降至二○○七年的百分之二點五，跌幅驚人。雖然中文大學一項研究指出，本港製造業佔經濟比重每下降百分之一，通過資源重新配置後，會促進香港人均總產值上升百分之零點六一八。
貧富懸殊惡化底因
不過，該項研究並沒有探索其對貧富差距的不良影響；其四，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下，香港以低成本來維持競爭力，政府及商界競相將低薪工作外判，以致該等工程的薪酬不斷下降，但政府並未制訂最低工資條例；其五，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下，各國爭相減稅以吸引投資，香港也不例外，這樣會令貧富差距惡化；其六，社會福利政策不對頭，對低收入及失業人士的支援不足；其七，用在培訓及鼓勵研發的開支不足；其八，教育開支的比例未有大幅提高，且教育政策未能配合經濟發展需要。
除了上述眾多因素外，更重要的還是香港商界的社會責任感。商界給予員工的合理薪酬福利是最有效的扶貧方法，但香港商界不支持工會有集體談判權，不贊成設立失業保險制度及最低工資條例，在缺乏市場及政治力量下，香港員工的工時不斷加長，薪酬卻持續下降或增幅甚小，以致未能合理地分享經濟繁榮成果。
近年，特區政府在強大政治壓力下，仍不願就最低工資立法，於二○○七年推出二年期的商戶自願參與的工資保障運動，可惜商界不領情，參與的商戶只有千餘，以致該運動以失敗告終，特區政府才不得不同意制訂最低工資條例，但商界仍不斷游說水平不能訂得過高。近年，商界雖加強其社會服務功能，但商界不熱衷培訓工作，商界能否在合理薪酬上善待員工，不鑽最低工資條例的法律空子，仍須拭目以待。
香港不斷惡化的貧富懸殊是極度市場化的必然結果，扶貧只是緩解貧富差距的其中一方面而已，特區政府向來善待富裕階層，堅持低稅政策不變，這只會令富者愈富。下一次香港人口普查會在二○一一年進行，屆時始能對近年扶貧政策的成敗作一次總檢討，貧富懸殊與扶貧，將會是下屆行政長官競選的一個重要議題。
香港貧富懸殊向來嚴重，最近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表年度人文發展報告指出，在先進地區中以香港的貧富懸殊最差，遂再次引起各界關注，貧富懸殊多年來均是極具爭議但為政府漠視的課題，本文試深入分析。
堅尼系數續惡化
通過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及每五年一次的中期人口普查得到的住戶入息數據，就能計算量度貧富懸殊程度的堅尼系數（系數為零，表示最公平的分配，若系數為一，則表示分配最不公平）。七十年代香港的堅尼系數為零點四三，稍超越零點四的警戒線，但是，港英政府強調經濟發展多於公平分配，也由於未有強有力的工會及政治壓力，故港英政府也未有任何政策去處理分配問題，而堅尼系數自八十年度起開始持續上升；一九八一年為零點四五一；一九八六年為零點四五三；一九九一年為零點四七六；一九九六年為零點五一八，首次超越零點五，是先進地區中最高，此後一直蟬聯此一不光彩的冠軍。
港英政府及特區政府均認為綜援制度已提供足夠的安全網，故只強調扶貧，而不大重視貧富懸殊問題。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於二○○○年《施政報告》指出，貧富差距乃經濟發展過程中無可避免的現象，香港轉向以知識為本的經濟更是主因之一，短期難以收窄，但董建華重視扶貧紓困，強調這必須在全面的社會經濟政策的層次上綜合處理，董建華更指出，香港的志願服務機構對扶貧紓困幫助很大，因此需要擴展這些志願服務，並稱之為「第三部門」。
無可否認，董建華有心扶貧，也提出了些新措施，可惜經濟政策不改，仍以市場主導促發展，倚仗所謂「滴漏效果」讓所有人分享繁榮成果，但工人及工會的議價能力不大，工資增長未能合理地分享經濟增長成果，而工商界對「第三部門」的興趣及支持亦不足，所以扶貧的整體效果不佳，而二○○一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堅尼系數更上升至零點五二五，不減反升，貧富差距繼續擴大。而二○○三年沙士疫症令失業率急升，貧富情況更趨嚴重，董建華也苦無良策。
扶貧委員會表現欠佳
貧富懸殊與貧窮問題導致社會不安，董建華於二○○五年《施政報告》成立「扶貧委員會」，由財政司司長任主席，亦成立二億元的「攜手扶弱基金」，以推動政府、商界及社福界三方合作扶貧，但「扶貧委員會」並非常設組織，於二○○七年中提交報告後便解散，雖提出多達十五項建議，但多為治標措施，並無突破。其後香港統計處公布二 ○○六年中期人口普查得出的堅尼系數進一步增至零點五三五，可見董建華五年來的扶貧工作效果不佳。
二○○七年中公布堅尼系數時似乎並未引起各界很大反響，可能當時蓬勃的股市扭曲了社會視線，但今天聯合國發表的人文發展報告用的是同一樣的資料卻成為新聞頭條，各界議論紛紛，對特區政府批評亦多，自有其原因，試簡介如下：其一，二年來新扶貧政策效果不佳，而且更有中產階級「下流化」的現象出現；其二，本年房地產價格更標升至更不合理水平，炒賣投機熾熱，政府又取消興建居屋，中產置業困難；政府似乎坐視不理。
第三項原因是經濟政策不對頭，經濟結構嚴重失衡，製造業佔經濟的比重從一九九一年的百分之十四點五，持續下降至二○○七年的百分之二點五，跌幅驚人。雖然中文大學一項研究指出，本港製造業佔經濟比重每下降百分之一，通過資源重新配置後，會促進香港人均總產值上升百分之零點六一八。
貧富懸殊惡化底因
不過，該項研究並沒有探索其對貧富差距的不良影響；其四，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下，香港以低成本來維持競爭力，政府及商界競相將低薪工作外判，以致該等工程的薪酬不斷下降，但政府並未制訂最低工資條例；其五，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下，各國爭相減稅以吸引投資，香港也不例外，這樣會令貧富差距惡化；其六，社會福利政策不對頭，對低收入及失業人士的支援不足；其七，用在培訓及鼓勵研發的開支不足；其八，教育開支的比例未有大幅提高，且教育政策未能配合經濟發展需要。
除了上述眾多因素外，更重要的還是香港商界的社會責任感。商界給予員工的合理薪酬福利是最有效的扶貧方法，但香港商界不支持工會有集體談判權，不贊成設立失業保險制度及最低工資條例，在缺乏市場及政治力量下，香港員工的工時不斷加長，薪酬卻持續下降或增幅甚小，以致未能合理地分享經濟繁榮成果。
近年，特區政府在強大政治壓力下，仍不願就最低工資立法，於二○○七年推出二年期的商戶自願參與的工資保障運動，可惜商界不領情，參與的商戶只有千餘，以致該運動以失敗告終，特區政府才不得不同意制訂最低工資條例，但商界仍不斷游說水平不能訂得過高。近年，商界雖加強其社會服務功能，但商界不熱衷培訓工作，商界能否在合理薪酬上善待員工，不鑽最低工資條例的法律空子，仍須拭目以待。
香港不斷惡化的貧富懸殊是極度市場化的必然結果，扶貧只是緩解貧富差距的其中一方面而已，特區政府向來善待富裕階層，堅持低稅政策不變，這只會令富者愈富。下一次香港人口普查會在二○一一年進行，屆時始能對近年扶貧政策的成敗作一次總檢討，貧富懸殊與扶貧，將會是下屆行政長官競選的一個重要議題。
2009年11月19日 星期四
互聯網40年的十大價值
互聯網40年的十大價值
文╱方興東 張笑容 2009-11-01
編按：網絡世界是中國大陸的新世界，民間社會成長的可能，不少朋友都試圖梳理此種現象。
內地清華大學傳播學博士、「中國博客之父」和香港資深傳媒工作者合譜「十大價值」，結成此文，刊於內地雜誌《新周刊》，本版予以轉載，以饗讀者。
從1969 到2009，互聯網走過40 年，它生於西方，中國卻是最大的受益者。它改變我們的思維，創立新新社會。互聯網的十大價值，必將成為人類的精神遺產。
自1969 年阿帕網誕生，到現在，世界上的網民已經超過15 億，互聯網發展經過了整整40 年，中國目前已經成為網民數量全球第一的互聯網大國，可以說，網路社會已經確立了。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一[孵化新社會] 網路社會的形成是因為人們的交流與交換。網民，以及網路商業、網路娛樂、網路教育、網路政治、網路醫療等等領域的興起及擴大，構成了網路社會形成的要素。
網民的個人身分和社會身分的確立，是網路社會誕生的基本條件之一。具體而言，每一個人，除了在現實生活中的自己外，在網路上也有一個自己的代表，例如博客。網民在博客上能夠體現自己的個體身分——例如個性、自己的思想，以及其他的各種資訊，同時別人也可以隨時與之溝通交流。這樣每一個人成為互聯網虛擬社會的一個「節點」。這為個人和社會帶來巨大的機會，人際交往能力增強，人際圈子擴大。當不同行業、愛好、興趣、性別、經歷的網民聚合到了一起，網路上就構成了新的社群。網民在虛擬社群中，利用社群成員資格來建構起社會身分，為人們在虛擬社會中帶來了發展空間。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二畕[倡導自我認同] 互聯網上的自我認同，博客是個很明顯的例子。博客最早被稱為網路日記。它首先起源於自己思想、觀點的梳理和歸攏，是一種自我的回顧和反思。實質就是作為「客我」的Blog 和作為「主我」的Blogger 本人互動的過程，「主我」是行動的驅動力，而作為「賓我」存在的網民，可以提供方向與指導。很多人將自己長期思考着的問題，整理到博客上一一展現，這些展示出來的內容，還會得到更多網民的反饋。通過網民「發佈——反饋」這一過程，個人實現了對自己更深的認知，可以更好地調整自己的行為，實現「自我管理」。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三[確立社會認同] 互聯網上的社會認同，可以通過三個效應進行說明：孔雀效應、蝴蝶效應和蜜蜂效應。我們常常看到，在一個熱鬧的網站上，除了有群體的核心和活躍分子構建群組和維護群體規範外，還有一大批「孔雀」型的網民，在群體中展現他們的智慧和能力。孔雀有美麗的羽毛，但平時並不展現，只有孔雀對外界刺激（包括性的和非性的刺激）產生興奮時才會完全展示。孔雀開屏主要是為了顯示自己的美，吸引注意力。孔雀效應，一方面說明了網民建立基礎是「以個人為中心」，個人通過吸引注意力，增強自己在群體中自尊，實現社會認同。另一方面，有助於確立個人身分，增強了資訊的真實程度。
蝴蝶效應是對由某個肇始於單一節點的資訊傳播過程的迅速繁衍性的概括。在民間傳播中，資訊的傳播和反饋是一個持續的過程，無論是傳播節點之間形成非線性關係還是線性關係，資訊的加工處理和再加工再處理都是連續傳播系統中的關鍵環節，資訊的傳播衍生或觸發出巨量新增資訊，這是網民傳播中常見的情形。
蜜蜂效應是指人們在互聯網尋求群體的歸屬感。中國有句古話：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在網路社群中，人們會自動去區分內團體（我們）和外團體（他們）成員，當人們歸屬於一個團體，歸屬感也愈強。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四[開啟公共思維] 公共領域是有別於「社會」和「社群」的一個概念。互聯網正是這樣一個獨立於政權之外，已經成為供市民階級自由集會、討論、溝通以形成意見的地方。這比傳統大衆傳媒所營造的交流空間更勝一籌。互聯網的公共領域的參與性及公開性，讓普羅大衆都可參與，網路公共領域的公開性最高，相對來說參與者基本不受階級及社會身分限制，所有參與者都有同等表達意見的機會。
互聯網公共領域作為社會民主的試驗場，讓人們可對時事議題多作探討，但尚未達到理想的境界。正如很多學者看到的，要真正實踐民主，還依賴於更多條件的實現，其中包括消除數位鴻溝，打破政治或經濟力量的滲透和壟斷，及建立真實社區意識和身分認同等等。
2008 年的互聯網與中國一起，在跌宕起伏和大喜大悲中成熟起來。從百年一遇的雪災到汶川特大地震，從奧運會的歡呼到金融危機的狂潮，中國網民表現出一貫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各種以網路為載體的新媒體迅速發展，虛擬世界的「話語權」和「干預力」不斷增強。
2009 年，中國網民數量達到3.38 億，躍居世界第一。從傳播學的視角分析，這個具有3 億多參衆的「新媒體」，已催生和培育出超越歷史的、最強勢的「主流輿論場」。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五[改善國家運作] 互聯網上真的無國界嗎？
的確，互聯網曾經沒有國界，但現在，一種強大的將互聯網疆域化的力量逐步抬頭。微軟切斷古巴、伊朗等5 個國家的MSN 服務，Google、Yahoo、美國在線等也紛紛表示不排除「封鎖」五國用戶的可能。這些事件結結實實地證明：互聯網，有邊界。
2009 年5 月20 日，微軟公告稱，由於美國政府的禁令，公司無法再向古巴、敘利亞共和國、伊朗、蘇丹和朝鮮5 個國家的用戶提供MSN 服務，原因是這五國被美國政府列入了禁止提供授權軟體服務的被制裁國家名單。微軟表示， 「要遵守法律的規定」。
非但如此，目前除了微軟之外，Google 公司也宣告已禁止受制裁國蘇丹的網民下載Google 即時通信軟體GoogleTalk 和Google 地圖服務軟體Google Earth， 而Yahoo 和AOL 等美國互聯網巨頭也表示將不排除對古巴等五國採取技術制裁的舉措。
互聯網管制存在於很多國家，它有負面意義，如果要找尋積極的因素，那就是政府開始意識到互聯網作為民意樞紐的強大功能。
這些個別事件說明，互聯網擺脫不了國家的制約，即便古巴等五國的用戶群再龐大，公司也不能無視政府的決定。顯然，互聯網發展早期的那種自由愈去愈遠，那個曾經無國界的虛擬世界已經豎起了一道道高牆。在互聯網日益普及的今天，網路已經成為一個國家維持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正常運作的重要手段。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六[革新傳播方式] 互聯網產生了革命性的傳播方式。傳播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大教堂模式：是封閉的、垂直的、集中式的傳播模式，反映一種由權力所預先控制的極權制度；而另一種則是並行的、點對點的、動態的傳播模式。而傳統傳播歸類為大教堂模式，而博客傳播就是開放大集市模式。兩者非完全對立，而是互相補充。
大集市模式基於兩個條件：一個是物理條件，個人為中心，具體而言是博客化的個人為中心。博客可以超越時空，可以每天24 小時與幾十個人或者幾十萬個人「面對面」（虛擬）溝通交流。媒冊體理論家麥克盧漢指出：「地球村是一個豐富的、富有創造性的混合體。這裏實際上有更多的餘地，讓人們發揮富有創造力的多樣性。」全球化發展的互聯網形成了地球村，博客正是這地球村裏的「居民」，意識從個人延伸到網路上，「電腦問世之後，意識本身要延伸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如果要完成意識的延伸，依靠現存的理性觀念是辦不到的。」個人超越時空，從封閉走向開放。這是大集市模式的基礎條件。
另一個是制度條件，就是可以依靠技術和一定規則，在網路空間方便地自組織。理論上可以面向所有博客進行自組織。大規模、大範圍的自組織，是大集市得以實現的重要因素。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七[重塑人際網路] 網戀是互聯網獨有的辭彙。
關於網戀的話題實在太多，上網的人，總逃不過這樣的問題。大概由於網路與愛情之間的某種契合度，人們發現了在虛擬的網路空間可同時滿足對愛以及安全感的需求。
在網上，交流是自由的，自願的，沒有人強迫任何人，合則聚，不合則散，無拘無束，暢所欲言。
在傳統社會中，人際關係常常受制於血緣、親緣、業緣等各種現實的社會關係。這樣，一個人所能延展的人際關係有相當的局限性。相反，無限開放性的互聯網帶來的是網路交往的廣泛性，在理論上可以達到互聯網覆蓋的每一個角落，不同種族、國家、不同身分與文化背景的人之間交流機會增加了。網路空間提供了低成本的社會交往途徑，它為人們結交不同的物件、塑造新的自我，最大限度地超越自身的邊界提供了條件和可能。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八[改寫交易方式]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60 周年大慶，每天從淘寶網上銷售的國旗已經達到10 萬面。同時，近一周來，在淘寶網上銷售的紅色票證、紀念鈔等紅色收藏品交易額比平時猛增1 倍多。在互聯網上消費，是一種最新時尚，沒有網路購物經歷的人，對於這個時代來說，已經太out 了。
有人認為，網路購物之於網路革命，正如鐵路之於工業革命，都是一個完全沒有前例可循、出乎意料的全新發展。就跟170 年前的鐵路一樣，網路購物也創造了一個獨特的新景觀，迅速改變了經濟、社會和政治。
網路購物僅僅是電子商務革命的一部分，真正意義上的電子商務是建立在企業全面資訊化基礎上，通過電子手段對企業的生產、銷售、庫存、服務以及人力資源等環節實行全方位控制。真正的電子商務絕不僅僅是企業前台的商務電子化，更重要的是包括後台在內的整個運作體系的全面資訊化，以及企業整體經營流程的優化和重組。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九[創造社會娛樂] 互聯網對社會娛樂業的貢獻最大。其中，作為當前互聯網最發達的一個領域的網路遊戲尤其是佼佼者。毋庸置疑，網路遊戲對於社會、經濟發展意義重大。作為產業，網路遊戲撐起了中國互聯網的半壁河山，大大擴展了中國互聯網乃至IT 業的發展，吸引了大批用戶加入到網路使用者的行列中來。2008 年，網遊市場為電信、IT 業帶來的直接收入就達到478.4 億。網路遊戲創造了大量的社會財富以及就業機會，帶動了不少地區的經濟發展。
同時，網路遊戲還是一種廉價而普遍的新型娛樂方式，為收入處於中下水平的社會成員提供了一個相比之下危害並不是很大的消遣之所。DCCI 互聯網數據中心主任胡延平認為，網路遊戲能夠提升國民快樂指數和生活的幸福指數。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十[喚醒公民意識] 搜索引擎，這是網民必備武器。跟搜索相關的還有另外一個雷人的辭彙：人肉搜索。「人肉搜索」被視為公民精神正在由內及外地復蘇。儘管它從誕生之日起就面臨爭議，但在歷經「虎照門」、「深圳怪叔叔」、「南京周至尊」之後，已成為網路監督利器。
公民在為人肉搜索讓諸如虐貓事件、周久耕事件曝光而歡呼的同時，很可能也會聽到一些無辜者因為人肉搜索曝光了隱私正在暗處哭泣。這就是這種民間公約無法取代法律的最大缺陷。
2009 年1 月1 日，在一些網站幾乎同步出現了一條名為「人肉搜索公約1.0Beta 版」的帖子。發帖者稱此公約的制定是為了加強網路公民的網路道德意識，加深人們對人肉搜索正確定義的理解，使人肉搜索向正確的方向發展。
此公約發出後，得到不少網民的支援。
我們應當認識到，「人肉搜索公約」負載着強烈的公民意識，人肉搜索反映出公民意識的蘇醒，並努力生長，走向蓬勃，本身也正是「公民」作為國家政治、經濟、法律等活動主體的一種社會認同。我們必須重視以這種公約承載的道德與權利的訴求，同時完善法律制度的建設，使人肉搜索能夠作為傳送知識、理性、正義的載體。
文╱方興東 張笑容 2009-11-01
編按：網絡世界是中國大陸的新世界，民間社會成長的可能，不少朋友都試圖梳理此種現象。
內地清華大學傳播學博士、「中國博客之父」和香港資深傳媒工作者合譜「十大價值」，結成此文，刊於內地雜誌《新周刊》，本版予以轉載，以饗讀者。
從1969 到2009，互聯網走過40 年，它生於西方，中國卻是最大的受益者。它改變我們的思維，創立新新社會。互聯網的十大價值，必將成為人類的精神遺產。
自1969 年阿帕網誕生，到現在，世界上的網民已經超過15 億，互聯網發展經過了整整40 年，中國目前已經成為網民數量全球第一的互聯網大國，可以說，網路社會已經確立了。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一[孵化新社會] 網路社會的形成是因為人們的交流與交換。網民，以及網路商業、網路娛樂、網路教育、網路政治、網路醫療等等領域的興起及擴大，構成了網路社會形成的要素。
網民的個人身分和社會身分的確立，是網路社會誕生的基本條件之一。具體而言，每一個人，除了在現實生活中的自己外，在網路上也有一個自己的代表，例如博客。網民在博客上能夠體現自己的個體身分——例如個性、自己的思想，以及其他的各種資訊，同時別人也可以隨時與之溝通交流。這樣每一個人成為互聯網虛擬社會的一個「節點」。這為個人和社會帶來巨大的機會，人際交往能力增強，人際圈子擴大。當不同行業、愛好、興趣、性別、經歷的網民聚合到了一起，網路上就構成了新的社群。網民在虛擬社群中，利用社群成員資格來建構起社會身分，為人們在虛擬社會中帶來了發展空間。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二畕[倡導自我認同] 互聯網上的自我認同，博客是個很明顯的例子。博客最早被稱為網路日記。它首先起源於自己思想、觀點的梳理和歸攏，是一種自我的回顧和反思。實質就是作為「客我」的Blog 和作為「主我」的Blogger 本人互動的過程，「主我」是行動的驅動力，而作為「賓我」存在的網民，可以提供方向與指導。很多人將自己長期思考着的問題，整理到博客上一一展現，這些展示出來的內容，還會得到更多網民的反饋。通過網民「發佈——反饋」這一過程，個人實現了對自己更深的認知，可以更好地調整自己的行為，實現「自我管理」。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三[確立社會認同] 互聯網上的社會認同，可以通過三個效應進行說明：孔雀效應、蝴蝶效應和蜜蜂效應。我們常常看到，在一個熱鬧的網站上，除了有群體的核心和活躍分子構建群組和維護群體規範外，還有一大批「孔雀」型的網民，在群體中展現他們的智慧和能力。孔雀有美麗的羽毛，但平時並不展現，只有孔雀對外界刺激（包括性的和非性的刺激）產生興奮時才會完全展示。孔雀開屏主要是為了顯示自己的美，吸引注意力。孔雀效應，一方面說明了網民建立基礎是「以個人為中心」，個人通過吸引注意力，增強自己在群體中自尊，實現社會認同。另一方面，有助於確立個人身分，增強了資訊的真實程度。
蝴蝶效應是對由某個肇始於單一節點的資訊傳播過程的迅速繁衍性的概括。在民間傳播中，資訊的傳播和反饋是一個持續的過程，無論是傳播節點之間形成非線性關係還是線性關係，資訊的加工處理和再加工再處理都是連續傳播系統中的關鍵環節，資訊的傳播衍生或觸發出巨量新增資訊，這是網民傳播中常見的情形。
蜜蜂效應是指人們在互聯網尋求群體的歸屬感。中國有句古話：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在網路社群中，人們會自動去區分內團體（我們）和外團體（他們）成員，當人們歸屬於一個團體，歸屬感也愈強。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四[開啟公共思維] 公共領域是有別於「社會」和「社群」的一個概念。互聯網正是這樣一個獨立於政權之外，已經成為供市民階級自由集會、討論、溝通以形成意見的地方。這比傳統大衆傳媒所營造的交流空間更勝一籌。互聯網的公共領域的參與性及公開性，讓普羅大衆都可參與，網路公共領域的公開性最高，相對來說參與者基本不受階級及社會身分限制，所有參與者都有同等表達意見的機會。
互聯網公共領域作為社會民主的試驗場，讓人們可對時事議題多作探討，但尚未達到理想的境界。正如很多學者看到的，要真正實踐民主，還依賴於更多條件的實現，其中包括消除數位鴻溝，打破政治或經濟力量的滲透和壟斷，及建立真實社區意識和身分認同等等。
2008 年的互聯網與中國一起，在跌宕起伏和大喜大悲中成熟起來。從百年一遇的雪災到汶川特大地震，從奧運會的歡呼到金融危機的狂潮，中國網民表現出一貫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各種以網路為載體的新媒體迅速發展，虛擬世界的「話語權」和「干預力」不斷增強。
2009 年，中國網民數量達到3.38 億，躍居世界第一。從傳播學的視角分析，這個具有3 億多參衆的「新媒體」，已催生和培育出超越歷史的、最強勢的「主流輿論場」。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五[改善國家運作] 互聯網上真的無國界嗎？
的確，互聯網曾經沒有國界，但現在，一種強大的將互聯網疆域化的力量逐步抬頭。微軟切斷古巴、伊朗等5 個國家的MSN 服務，Google、Yahoo、美國在線等也紛紛表示不排除「封鎖」五國用戶的可能。這些事件結結實實地證明：互聯網，有邊界。
2009 年5 月20 日，微軟公告稱，由於美國政府的禁令，公司無法再向古巴、敘利亞共和國、伊朗、蘇丹和朝鮮5 個國家的用戶提供MSN 服務，原因是這五國被美國政府列入了禁止提供授權軟體服務的被制裁國家名單。微軟表示， 「要遵守法律的規定」。
非但如此，目前除了微軟之外，Google 公司也宣告已禁止受制裁國蘇丹的網民下載Google 即時通信軟體GoogleTalk 和Google 地圖服務軟體Google Earth， 而Yahoo 和AOL 等美國互聯網巨頭也表示將不排除對古巴等五國採取技術制裁的舉措。
互聯網管制存在於很多國家，它有負面意義，如果要找尋積極的因素，那就是政府開始意識到互聯網作為民意樞紐的強大功能。
這些個別事件說明，互聯網擺脫不了國家的制約，即便古巴等五國的用戶群再龐大，公司也不能無視政府的決定。顯然，互聯網發展早期的那種自由愈去愈遠，那個曾經無國界的虛擬世界已經豎起了一道道高牆。在互聯網日益普及的今天，網路已經成為一個國家維持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正常運作的重要手段。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六[革新傳播方式] 互聯網產生了革命性的傳播方式。傳播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大教堂模式：是封閉的、垂直的、集中式的傳播模式，反映一種由權力所預先控制的極權制度；而另一種則是並行的、點對點的、動態的傳播模式。而傳統傳播歸類為大教堂模式，而博客傳播就是開放大集市模式。兩者非完全對立，而是互相補充。
大集市模式基於兩個條件：一個是物理條件，個人為中心，具體而言是博客化的個人為中心。博客可以超越時空，可以每天24 小時與幾十個人或者幾十萬個人「面對面」（虛擬）溝通交流。媒冊體理論家麥克盧漢指出：「地球村是一個豐富的、富有創造性的混合體。這裏實際上有更多的餘地，讓人們發揮富有創造力的多樣性。」全球化發展的互聯網形成了地球村，博客正是這地球村裏的「居民」，意識從個人延伸到網路上，「電腦問世之後，意識本身要延伸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如果要完成意識的延伸，依靠現存的理性觀念是辦不到的。」個人超越時空，從封閉走向開放。這是大集市模式的基礎條件。
另一個是制度條件，就是可以依靠技術和一定規則，在網路空間方便地自組織。理論上可以面向所有博客進行自組織。大規模、大範圍的自組織，是大集市得以實現的重要因素。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七[重塑人際網路] 網戀是互聯網獨有的辭彙。
關於網戀的話題實在太多，上網的人，總逃不過這樣的問題。大概由於網路與愛情之間的某種契合度，人們發現了在虛擬的網路空間可同時滿足對愛以及安全感的需求。
在網上，交流是自由的，自願的，沒有人強迫任何人，合則聚，不合則散，無拘無束，暢所欲言。
在傳統社會中，人際關係常常受制於血緣、親緣、業緣等各種現實的社會關係。這樣，一個人所能延展的人際關係有相當的局限性。相反，無限開放性的互聯網帶來的是網路交往的廣泛性，在理論上可以達到互聯網覆蓋的每一個角落，不同種族、國家、不同身分與文化背景的人之間交流機會增加了。網路空間提供了低成本的社會交往途徑，它為人們結交不同的物件、塑造新的自我，最大限度地超越自身的邊界提供了條件和可能。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八[改寫交易方式]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60 周年大慶，每天從淘寶網上銷售的國旗已經達到10 萬面。同時，近一周來，在淘寶網上銷售的紅色票證、紀念鈔等紅色收藏品交易額比平時猛增1 倍多。在互聯網上消費，是一種最新時尚，沒有網路購物經歷的人，對於這個時代來說，已經太out 了。
有人認為，網路購物之於網路革命，正如鐵路之於工業革命，都是一個完全沒有前例可循、出乎意料的全新發展。就跟170 年前的鐵路一樣，網路購物也創造了一個獨特的新景觀，迅速改變了經濟、社會和政治。
網路購物僅僅是電子商務革命的一部分，真正意義上的電子商務是建立在企業全面資訊化基礎上，通過電子手段對企業的生產、銷售、庫存、服務以及人力資源等環節實行全方位控制。真正的電子商務絕不僅僅是企業前台的商務電子化，更重要的是包括後台在內的整個運作體系的全面資訊化，以及企業整體經營流程的優化和重組。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九[創造社會娛樂] 互聯網對社會娛樂業的貢獻最大。其中，作為當前互聯網最發達的一個領域的網路遊戲尤其是佼佼者。毋庸置疑，網路遊戲對於社會、經濟發展意義重大。作為產業，網路遊戲撐起了中國互聯網的半壁河山，大大擴展了中國互聯網乃至IT 業的發展，吸引了大批用戶加入到網路使用者的行列中來。2008 年，網遊市場為電信、IT 業帶來的直接收入就達到478.4 億。網路遊戲創造了大量的社會財富以及就業機會，帶動了不少地區的經濟發展。
同時，網路遊戲還是一種廉價而普遍的新型娛樂方式，為收入處於中下水平的社會成員提供了一個相比之下危害並不是很大的消遣之所。DCCI 互聯網數據中心主任胡延平認為，網路遊戲能夠提升國民快樂指數和生活的幸福指數。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十[喚醒公民意識] 搜索引擎，這是網民必備武器。跟搜索相關的還有另外一個雷人的辭彙：人肉搜索。「人肉搜索」被視為公民精神正在由內及外地復蘇。儘管它從誕生之日起就面臨爭議，但在歷經「虎照門」、「深圳怪叔叔」、「南京周至尊」之後，已成為網路監督利器。
公民在為人肉搜索讓諸如虐貓事件、周久耕事件曝光而歡呼的同時，很可能也會聽到一些無辜者因為人肉搜索曝光了隱私正在暗處哭泣。這就是這種民間公約無法取代法律的最大缺陷。
2009 年1 月1 日，在一些網站幾乎同步出現了一條名為「人肉搜索公約1.0Beta 版」的帖子。發帖者稱此公約的制定是為了加強網路公民的網路道德意識，加深人們對人肉搜索正確定義的理解，使人肉搜索向正確的方向發展。
此公約發出後，得到不少網民的支援。
我們應當認識到，「人肉搜索公約」負載着強烈的公民意識，人肉搜索反映出公民意識的蘇醒，並努力生長，走向蓬勃，本身也正是「公民」作為國家政治、經濟、法律等活動主體的一種社會認同。我們必須重視以這種公約承載的道德與權利的訴求，同時完善法律制度的建設，使人肉搜索能夠作為傳送知識、理性、正義的載體。
2009年11月8日 星期日
關於青少年的未來
A30 | 觀點 | By 梁永泰 2009-11-03
青年人， 未來是靠「倒」政府出來的嗎？
青年Bill 張貼「倒」曾標語，年輕醫生律師夫婦抗議買不到樓，基層與中產青年同時「倒」政府，顯示年輕一代真的有許多怨氣。如果大前研一說的「M 型」社會是真的，那麼M 型的兩邊人都是充滿訴求。
實在是的，堅尼系數顥示香港貧富差距全球最大。數據顯示本地生產總值上升之時，貧窮線以下的市民卻同時增長。申領綜援人口有年輕化和高教育水平化的趨勢，顯示除了老人和單身爸爸媽媽，香港有一種「新貧窮人」。
但解決社會的困難，是靠「倒」政府出來的嗎？曾特首的慳電膽事件，與前梁司長的購車事件不一樣，媒介本應可以扮演開民智守道德的責任，卻放下公平和 Common Law 的精神，甚至落井下石。泛民主派在整個過程之中，一點也不民主，極盡民粹主義，難道美國小布殊的反恐手段，要在香港重演，未審先定罪？
香港政府在近期的政策有失誤，是在所難免。一個由殖民地過渡至港人治港的政府，自有許多嘗試與錯失（Trial and Error）。例如迪士尼公園（如今因上海拍板而前途黯淡）、文化保育太少（如天星的清拆）、高地價及八萬五政策（房屋太貴或驟跌）、工業太單薄（只重旅遊與金融）等。
香港的出路是要靠自己
但我們今天的生活是否比從前好？居者有其屋（不等於要買市區新大屋），學者有其校（由9 年至12 年免費教育），病者有其醫（免費醫療系統），行者有其車（公共交通發達）。社會上仍然存在許多問題，但我們不能期望政府改變一切事情。
青年人，香港的出路是要靠自己，政府的局限就是民間的開始。首先，我們要重視文化，不單是文化產業，而是作個文明的人。香港的出版事業一直蓬勃，因為有言論自由的空間。龍應台的《大江大海》，只有在香港可以出版。香港的電影有其原創性，連荷李活也要抄《無間道》。如果未來要大搞文化產業與創意工業，我們就要有廣闊的知識面和綜合能力，這是日本電影大師宮崎駿和久石讓的忠告。在此，通識教育可以是個好平台。
香港有何優勢？香港青年人面對國內龐大的人口（包括青年人），如何比併？在未來會否被邊緣化？我想， 未來是與我們同在（The future is on our side）。其一，香港人的城市生活經驗，對中國有參考價值。中國正在城市化，全國人口的50%，會從農村轉移至城市；城市的活力，可以參考香港的文化商場與國際研討。其二，是文化並兼，我們生下來就是文化交錯，有助中國面向世界，有助美國認識東方。其三，香港有法治精神，有文明的靈性與道德，這是本港教會辦學和宗教團體的成果。其四，香港的公務員比較清廉，有效率、重視溝通，尋求共識，市民又勇於表達。這些東西可以多發揮。
青年人，苦難與困境，是鍛煉我們生命的最佳機會。我們的父母在戰亂長大，是我們的榜樣。我們這一代面對歷史重大的變遷，付上代價。未來的世界，則由你們去創造。生於安逸而長於憂患是困難重重。但我仍然相信，是你們帶領香港進入更美好的未來，你們就是我們的未來。
作者是突破機構總幹事
A30 | MP+觀點 | 來函 | By 鍾耀斌 2009-11-05
「創意」是「不去排除所有的可能性」
本人一向是突破機構的支持者，但對近日總幹事所發表的文章感到有點莫名，故撰此文回應，希望湊湊熱鬧，引發更多青年工作者的討論。
我不嘗試去猜想梁的寫作動機，但字裏行間給人的感覺就是「倒」政府是不當的行徑，我們，特別是年輕人，應避免這樣想、這樣做，否則就是給媒體愚弄了。所引用的例證包括現今社會跟過往比較已是「居者有其屋」、「學者有其校」、「病者有其醫」、「行者有其車」，口吻有點像當年羅太告誡年輕人最不該批評政府一樣。看到這裏，我心裏委實有點不舒服，梁是開展香港創意的一位表表者，為什麼要撰文去排除這個能改變現象的一種合法可能性呢？這些現象包括貧富懸殊、就業問題、文化保育、政改停滯，以及高地價政策等。
回應梁永泰博士
「倒」是個政治上的禁忌，但我想到了孫中山、毛澤東、甘地、曼德拉、馬丁路德金等，他們所用的方法或許有別，但都離不開一個「倒」字，「倒」不一定要指血流成河的革命，它亦可以是「變」的另一種形態，美國民主黨在大選中獲勝，把共和黨推倒，這也是靠人民自身的力量，只要政治制度完善，所有的「倒」也只是政黨的和平更替，又有什麼原因需要避諱呢？
基督教的智慧提醒我們要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祈禱，我同意湯漢主教所提出的呼籲，要為所有在政府裏工作的人祈禱，求天父給他們智慧，但這也不排除用「倒」的方法去解決現今在社會上出現的種種矛盾。我同意梁所指出的，「香港的出路是要靠自己，政府的局限就是民間的開始」，民間的力量是多樣和多元化的，並且具備大量創意，若政府為了保護既得利益者的權利而刻意阻撓，這只會把香港這片美麗的土地賠上，這樣真的非「倒」不可。試想，香港的價值和獨有之處就是在於它的「不同」，若我們不去排除所有的可能性，年輕一代才有真正的希望。
「默默忍受」或是「推倒重來」也是需要付出膽量和勇氣的，是年輕人面對苦難與困境時的考驗與磨練。這裏我不是全盤否定梁的看法，只是想鼓勵在不同的改革道路上，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未來不是單靠『倒』政府出來的」，或許會更鼓勵創意，更有說服力。
Ming Pao Daily News
P03 | 周日話題 | By 吳國偉 2009-11-08
政府「河蟹」出青年的未來？ —— 與梁永泰先生商榷
文吳國偉最大福音派非政府機構「突破」現任總幹事梁永泰先生在11 月3 日明報論壇，發表對青年人的「勸勉」，指摘現時香港社會是M 型化後的兩極衝突，社會問題衆多，傳媒泛民卻發動民粹，抹黑慳電膽事件「未審先判」。他又指香港政府所有的政策失誤，都是因為殖民之後，港人治港過程必然有的錯失。梁先生又指今天香港現今的生活比以前好，要求青年人要在政府的「局限」開始，做好自己與國內青年「比並」。他認為香港未來很有優勢：內地城市化要學香港、幫助美國瞭解中國、教會辦學促成香港法治文明靈性道德、優良公務員質素。總的是青年人的未來要靠自己，不要「倒」政府。全篇分析粗糙，張冠李戴，是非不分，粉飾暴政，挾「青年」急求以「反倒曾」（前人「愛董」，今人「愛曾」？）上位，實為通識教育的經典反例。
豈能放過慳電膽事件？
對近日新聞稍有瞭解，又或是今年新任通識科的老師學生，都知道最能表彰「未審先判」精神的，是強推驗毒計劃違反了基本法治原則「無罪推定」。相反，慳電膽事件由政府內部泄出，經傳媒窮追、議員跟進、官員學習如何改善政策，結果避免了不合理加電費和傷害窮困基層市民，實在是少有的善事。曾特首作為首長，處理此項政策的個人情感層次（參見日前田北辰勸特首要感性）、政策能力（社民連議員批評政策出台前的法理基礎）、概念理論能力（經濟日報通識版論慳電不等于環保）、與市民溝通（黃毓民批評特首高官不了解公屋採用光管，沒有鎢絲燈燈座）、危機處理（香港大學民意調查中心指曾蔭權民調評分新低）等等衆多議題，涉及豐富的多角度思考，深入探究，有望達到通識教育「使學生成為對社會有責任感的好公民」的宗旨。然而梁先生居然以「未審先判」來將之勾銷，此中緣由是進行議題探究時，抹殺了政治分析及反省的角度。也許是梁先生的政治立場太支持政府，正好看不見政治參與及批判思考的正面作用。
既然梁先生的政治分析付之闕如，他對香港進步的評估就可以完全無視現實的複雜性，一句「今天的生活好過以前」，以「大話」（grandnarrative）將過去特區政府的施政失誤再次勾銷。香港如果曾經有「進步」，我們要問的是誰承受政策失誤帶來的傷害，誰又在當中得益？看來梁先生真要好好進修通識科，「香港社會」單元中的「生活質素」，教育局的網上資源也有相關概念的介紹。事實上近期菜園村事件及之前連串重建保育議題，反映的並不是人人認同現在香港的生活比以前進步：多了鐵路，多了大商場，人真的生活得好了嗎？「本土行動」、「獨立媒體」、「八樓」、「批判地理學會」等等新世代公民社會運動響亮地回應了一句「不」！梁先生的政治立場與青年脫節，以至他對「進步」停留于直覺式思考，又如何可以在議題上深入由天星至皇后、由喜帖街到觀塘重建、菜園村以至廣深港鐵路的討論，在思考方法上涵蓋政府角色的多角度思考？
「港式優勢」不切實際
至於梁先生對香港青年的未來，四個所謂優勢都是脫離現實的大話。內地城市化要學香港？深圳創業板一開市市值已超過了有十年曆史的香港創業板。幫助美國瞭解中國？香港的「文化交錯」根本沒有進行「文化對話」更談不上「文化共構」——而且美國有需要經過香港來瞭解中國嗎？教會辦學促成香港法治文明靈性道德？香港基督教右派在學校內違反了多少法治？他們強推福音、「一校一宗教」扼殺了多少自由靈魂？那些教會為爭取多辦幾間戒毒學校，支持明顯違反「無罪推定」的法治支柱的驗毒計劃，又有多少基礎及實例去支持國內的人權及維權運動？香港要有未來，我們要的不是更多的大話，而是做好認識自己的基礎工夫。
一如明光社陣營早前試圖以「道德」對社會文化作出極保守的基督教右派策略性動員，並在當中取得政治利益，作為另一個基督教影響社會的窗口「突破」，同樣借「青年」之名對社會進步力量進行其激進右派的訓斥。公民社會與香港整個教會必須警覺當中的利害，在欣賞教會進行社會服務的同時，也應注意香港教會是否做好先知的位份，面對不公義時要發聲，抵禦危害社會發展的「河蟹」論述。
香港的未來，不是「河蟹」可以營造出來的。香港回歸以來，青年人每每在社會轉變中受損，成為一代「下流」青年。筆者喜見青年人在困局中起來，反對宗教霸權、反對校園驗毒、向中央上書詰難無理打壓維權律師，以至日前「倒」曾。這些青年以純潔心靈為公民社會為社會公義敢於發聲，在他們生命中「trial and error」，在石縫中掙扎出上一代香港人以「搵食」出賣了的主體性。在trial and error 中，青年人需要的支援不是河蟹政治，青年發展要的是在「行動——反思」中深化自己。願上主與他們同在。這些「倒」政府的青年，就是香港的未來，更是香港的現在。
@大公神學工作室 theofrankie@gmail.com
青年人，將臨的起義
黃宇軒 2009-11-08 明報
蕭伯納有句話大意是這樣的：三十歲前不相信共產主義的人是愚昧的，但三十歲後還相信共產主義則是更大的愚昧。這句話，經常被那些曾經激進叛逆、曾經火紅過的成年人拿來合理化他們他朝的選擇。引用這句話的人，潛台詞是，青年人帶點反叛無視建制權威，不過是血氣方剛；不然，就是說青年人都看不清世界的複雜性。然而，將這些說法放于當下，似乎掩蓋了重要的事實：在過去二十年，綜觀全球已發展國家，青年人面對由社會制度加諸身上的挫敗感不斷增加，看來已到了某種臨界點。在許多城市，與其說青年人不再是明日世界的主人，不如說他們就是最被邊緣化的一群，在英國，三分一失業人口是廿五歲或以下的，而西班牙的青年失業率更達至四成。
金融危機到來後，政府在今年初急急推出四千元大學生實習計劃，正好暴露了在資本主義起伏之時，政府非常害怕剛投入勞動力市場的青年人首當其沖，進入失業大軍。這種舉措，呼應了過去十年，歐洲青年失業率升至百分之二十，各國政府與資本家不斷創造短期，臨時、實習等彈性職位，企圖部分吸納這些勞動力的情況。然而這些勉強找到工作的青年人，面對的不過是活在惶恐中的生活。在英國，已有人用「IPOD 一代」來形容這些青年，缺乏保障（Insecure）、備受壓力（Pressured）、被收重稅（Overtaxed）與周身債（Debt- ridden）。
這些形容詞，又何嘗不可放在香港青年人身上？特別是在考試制度中失利，無法接受大學教育的青年人，被強迫進入政府所「創作」的資歷架構層級中，消費其他的證書、文憑等，積下更多債務。這些所謂促進終身學習的修辭，真正指向的會否就是只有終身學習，別無其他？ 在法國，社會科學學者把這些青年稱為「不穩的一代」（Génération Précaire），指他們實際上賺得的金錢，還遠比二次大戰後成長的一代人少，而且更缺乏安全感。而後來我們都知道，那一代人對社會制度的不滿，後來都爆發于上世紀六○年代末一系列的街頭示威中。那麼，當下的不穩的一代呢？
希臘大選左翼壓倒勝利
剛過去不久十月希臘大選，左翼社會主義運動黨（PASOK）獲得史無前例的壓倒性勝利；這次選舉結果，其實深受○八年底雅典一場大規模示威行動影響。而那次影響力遍及整個歐洲，青年人衝擊警察與政府的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可謂象徵了千禧年以來青年對前境徹底失望的憤怒。若我們回望過去數年，同類型的衝擊權威，癱瘓整個城市的暴力行動，都曾在法國、智利和西班牙發生，甚至持續上數月。不同的只是，觸動這些青年人神經的關鍵事件各異而已，例如在希臘，○八年十二月六日警察槍殺一名十五歲學生，是直接導致一系列反政府行動的導火線。但同時連結著這些行動的，都是青年普遍對當下勞動狀況與社會結構的極度厭惡，這些情緒並沒有讓他們成為爭取更好待遇的壓力團體，而是讓他們進一步提出有關公義平等的普遍訴求。讓人意外的可能是，把這些行動力量積聚起來的，竟是一本不到一百四十頁的書。一九六七年，德博（GuyDebord） 發表了《奇觀社會》（The society of thespectacle）一書，延伸了馬克思異化（alienation）的概念，論述現代消費社會如何利用奇觀磨滅人性。這本不到一百三十頁的小書一石激起千重浪，成為了青年發動一九六八運動的重要思想資源。四十年後，一班法國大學生自稱為隱形委員會（theInvisible Committee），跟隨德博的步伐，寫下《將臨的起義》（The Coming Insurrection）一書。他們刻意模仿德博的筆觸，批判過去三十年全球資本主義不斷引發的各種危機，開宗明義在書首寫道「不論從哪角度來看，當下，都是沒出路可言的」，並呼吁讀者直接行動，對剝削者實行無政府主義式的抵抗，帶來將臨的起義。
思想在歷史上從來都可以是危險的，當權者比任何人都清楚。因此這書出版不久，引發了幾浪的青年運動，法國政府去年十一月就在Tarnac 拘捕和起訴了九名學生，指他們「疑似」該書作者，並策劃恐怖活動。這次拘捕，引來法國幾乎所有公共知識分子的聲援，也加速了這些「危險思想」在歐美散播，牽起行動，最有實際政治結果的就是上述希臘大選結果「向左轉」。《將臨的起義》無疑用震動人心的詞藻道出了許多真實。左翼經濟學家們早就預言，資本主義發展有其周期，也稱康德拉捷夫長波（Kondratievwave），當下去工業化讓低技術勞動大幅消失于已發展國家，過剩的勞動力與資本如何被吸納，是天曉得的問題。同時社會學家RichardSennett 也提出，剩下的工作變得過度彈性化，讓有工作的人也全沒依靠可言（這一點，許寶強教授多番在報章論及）。誰還敢跟青年人繼續說往日美麗的謊言？
圍禮賓府行動打破謊言
在這種脈絡下看，在網上發動群衆十一月一日包圍禮賓府的青年人，發動的就是為了打破謊言的行動。用策劃者Bill 的說法，他與同代朋友的親身經歷，讓他們完全無法理解當權者常掛在口邊的「知識型經濟」和「終身學習」所謂何物。「咩野副學士，都系政府搞出嚟等失業率唔好咁高，邊個高官仔女會讀？有無認受性？」「我想做電工之嘛，有牌有經驗，仲點進修？」短短兩句話，道出的真實遠比政府有關知識型經濟的文件多。也只有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才能明白當天為何有比參加者多數倍以上的警察在守候他們；當《將臨的起義》被翻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霍士新聞頻道的主持人Glenn Beck 在節目中，用了整整七分鐘怒責那是最危險的書。當真相被道出，自然是要千方百計封殺的，這是我們看Matrix 就能知曉的事。《將臨的起義》還沒被譯成中文，但那種情緒已來到我城。縱然傳媒都只報道說這是一次「倒曾」行動，但只要稍到他們的facebook 群組一看，就會見到他們第一項理念就是要批判曾蔭權漠視貧富懸殊：這是從所謂「失落的第四代」出發，伸張開來的公義綱領，恰恰呼應著歐洲各國青年的行動。
社會學學者孔誥烽曾在一篇題為「論說六七」的文章中分析，六七年「暴動」的回憶經常被不同社會力量重構，所有提出公義，針對不平等的行動都不知不覺被恐左的意識消融，「一切激進思想與行動，都被視為破壞繁榮安定，理應予以清除的毒素」。在當下的歷史情景，青年人再次提出公義，針對抵抗不平等的社會，遙遙呼應著其他城市的直接行動，不難想像，也很快會被多重社會力量重構。突破機構總幹事梁永泰日前在報章撰文質問這班青年人， 「解決社會的困難，是靠倒政府出來的嗎？」無疑就是把清晰的平等要求，消解為純粹破壞性、反社會的行為。他也說，「社會上仍然存在許多問題，但我們不能期望政府改變一切事情」。諷刺的是，這兩句說話正好提醒，歷史告訴我們，未來經常都是靠「倒」現在的政府而改變的，而我們當然不能期望政府改變一切事情，尤其當那是個腐敗和非民主政府的時候。正如梁永泰所言「未來的世界，由你們去創造」，這定當是《將臨的起義》一班作者最能認同的話。
明報
健吾 2009-11-14
年輕人，靠自己？
突破機構的梁永泰先生看着眼底下的香港有着有增無減的怨氣，如果時間是屬於「年輕一代」的一邊，問青年「人」：未來是不是靠倒曾而來？梁先生一文引起網上一些不大不小的討論：「社會上仍然存在許多問題，但我們不能期望政府改變一切事情……青年人，香港的出路是要靠自己……青年人，苦難與困境，是鍛煉我們生命的最佳機會。我們的父母在戰亂長大，是我們的榜樣。我們這一代面對歷史重大的變遷，付上代價。未來的世界，則由你們去創造。生於安逸而長於憂患是困難重重。但我仍然相信，是你們帶領香港進入更美好的未來， 你們就是我們的未來。」
我記得，在中文課的時候，老師叫我不要寫「青年人」，因為青年應一定是人，正如母親一定是雌性，不需要強調「雌性母親」一樣。但我也由心感謝梁先生，至少，他當「我們」是人。但是，我以為，一個叫突破的機構，是知道面對窒息的、不平的、不合理的現象，用一己之力突破現狀，是會鼓勵青年「人」多點創意地去求出路，多於苦口婆心的勸戒的。
青年「人」窘境是大家都沒有出路
立法會辯論《施政報告》，李卓人議員提及Ｙ世代的出路問題。他說： 「什麼是Ｙ世代，是1980 年代出身的人。」我想，很有趣，因為他所指的Ｙ世代，對我所認知，不是以出身年份作計算，而是以出生年份作定調的。Ｘ世代是後Baby Boomer，Ｙ世代其實是1981 年打後10 年至15 年，而現在國內談得很火的青少年現象叫90 後。議員把我們在報章上說過的觀點，炒成一碟語氣激昂，鏗鏘有力的演辭。他說：「主席，最後我都想談一談年輕人的問題，即是Ｙ世代的問題，三無世代：無階梯、無前景、無穩定。為什麼他們會搞成這樣子？不是因為他們不努力，為什麼？就是我們這一代，我們現在這一群四仔時代：屋仔、車仔、老婆仔、ＢＢ仔。我們上晒岸啦，全部四仔啦，我們而家四仔年代的人，就全部位高權重，完全不理會Ｙ世代。」
李卓人議員的語氣激昂，陳述了一條簡單的社會學道理：制度是制度建立者去維護自己的權利的。我相信梁永泰先生也知道，青年「人」現在的窘境，不只是有人有怨氣，是大家都沒有出路。舉一個簡單得很的例子，在政府工作，有不少年輕的都是求穩定求無風浪，不望發達只望自己生活平平淡淡完了的人，有些人努力辛勤，為什麼可以連續六七年，都是合約員工，不提供長期服務的職位？是什麼原因？是因為我們的時間很便宜，不值得人去珍惜嗎？抑或是上層的公務員，都習慣用制度去保護自己，以肥上瘦下的思考方式去面對問題？
「你們」決定要怎樣處理這個社會？
在這種社會不平事的「世代討論」中，我們常常聽到「你們」和「我們」，我80 後生，勉強稱我為「我們」吧。我們有些人會倒曾，有些人會沉迷濫藥，有些人覺得香港很迷失，這兒很絕望，很迷惘。至少，有很多我的學生跟我說，他們都有失眠問題，不是他們通宵達旦地嬉戲，而是不能入睡，有人已經有30 個不同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可以做什麼。（剩下兩個是國內生，他們說因為國內的學生大都背城借一來香港讀書，所以不會想太多。）面對一天一天家人和朋友的無形壓力，他們天天都覺得抖不過氣。我看着他們，我不禁問一個問題，既得利益者總會嘗試用baby talk 去說： 「年輕人，靠自己」，「認清香港優勢」， 「知道自己的價值」，「不要以為倒曾（也許可以解讀成反對、抗爭）可以做到什麼」。他們不知道現在他們得到這些東西，有些人都不是因為他們能力很強，只是時代給他們機會而已。至少，我認識不少比我更有才華，認識更多事情的人，每天回去都看着一個又一個比自己白癡無知沒視野沒有國際概念、不進步不理解社會不知道世界要什麼的上司，為了一份工，就得唯命是從的工作，而且三天兩夜仍要聽着那些「這一代年輕人被動、沒主見、沒有深度、只愛在網上耍嘴皮子」這些批評，恍似社會變成今時今日的地步，是跟「他們」沒有關係似的。
李卓人議員，對，你們上位了，那你可以告訴我，「你們」決定要怎樣處理這個社會？你告訴我，你們想怎樣？你可以叫「你們」的朋友，以至你們的上一代仍在發光發熱的社會賢達們，集體離開這個香港，好等我們真的有權去決定香港的未來嗎？
青年人， 未來是靠「倒」政府出來的嗎？
青年Bill 張貼「倒」曾標語，年輕醫生律師夫婦抗議買不到樓，基層與中產青年同時「倒」政府，顯示年輕一代真的有許多怨氣。如果大前研一說的「M 型」社會是真的，那麼M 型的兩邊人都是充滿訴求。
實在是的，堅尼系數顥示香港貧富差距全球最大。數據顯示本地生產總值上升之時，貧窮線以下的市民卻同時增長。申領綜援人口有年輕化和高教育水平化的趨勢，顯示除了老人和單身爸爸媽媽，香港有一種「新貧窮人」。
但解決社會的困難，是靠「倒」政府出來的嗎？曾特首的慳電膽事件，與前梁司長的購車事件不一樣，媒介本應可以扮演開民智守道德的責任，卻放下公平和 Common Law 的精神，甚至落井下石。泛民主派在整個過程之中，一點也不民主，極盡民粹主義，難道美國小布殊的反恐手段，要在香港重演，未審先定罪？
香港政府在近期的政策有失誤，是在所難免。一個由殖民地過渡至港人治港的政府，自有許多嘗試與錯失（Trial and Error）。例如迪士尼公園（如今因上海拍板而前途黯淡）、文化保育太少（如天星的清拆）、高地價及八萬五政策（房屋太貴或驟跌）、工業太單薄（只重旅遊與金融）等。
香港的出路是要靠自己
但我們今天的生活是否比從前好？居者有其屋（不等於要買市區新大屋），學者有其校（由9 年至12 年免費教育），病者有其醫（免費醫療系統），行者有其車（公共交通發達）。社會上仍然存在許多問題，但我們不能期望政府改變一切事情。
青年人，香港的出路是要靠自己，政府的局限就是民間的開始。首先，我們要重視文化，不單是文化產業，而是作個文明的人。香港的出版事業一直蓬勃，因為有言論自由的空間。龍應台的《大江大海》，只有在香港可以出版。香港的電影有其原創性，連荷李活也要抄《無間道》。如果未來要大搞文化產業與創意工業，我們就要有廣闊的知識面和綜合能力，這是日本電影大師宮崎駿和久石讓的忠告。在此，通識教育可以是個好平台。
香港有何優勢？香港青年人面對國內龐大的人口（包括青年人），如何比併？在未來會否被邊緣化？我想， 未來是與我們同在（The future is on our side）。其一，香港人的城市生活經驗，對中國有參考價值。中國正在城市化，全國人口的50%，會從農村轉移至城市；城市的活力，可以參考香港的文化商場與國際研討。其二，是文化並兼，我們生下來就是文化交錯，有助中國面向世界，有助美國認識東方。其三，香港有法治精神，有文明的靈性與道德，這是本港教會辦學和宗教團體的成果。其四，香港的公務員比較清廉，有效率、重視溝通，尋求共識，市民又勇於表達。這些東西可以多發揮。
青年人，苦難與困境，是鍛煉我們生命的最佳機會。我們的父母在戰亂長大，是我們的榜樣。我們這一代面對歷史重大的變遷，付上代價。未來的世界，則由你們去創造。生於安逸而長於憂患是困難重重。但我仍然相信，是你們帶領香港進入更美好的未來，你們就是我們的未來。
作者是突破機構總幹事
A30 | MP+觀點 | 來函 | By 鍾耀斌 2009-11-05
「創意」是「不去排除所有的可能性」
本人一向是突破機構的支持者，但對近日總幹事所發表的文章感到有點莫名，故撰此文回應，希望湊湊熱鬧，引發更多青年工作者的討論。
我不嘗試去猜想梁的寫作動機，但字裏行間給人的感覺就是「倒」政府是不當的行徑，我們，特別是年輕人，應避免這樣想、這樣做，否則就是給媒體愚弄了。所引用的例證包括現今社會跟過往比較已是「居者有其屋」、「學者有其校」、「病者有其醫」、「行者有其車」，口吻有點像當年羅太告誡年輕人最不該批評政府一樣。看到這裏，我心裏委實有點不舒服，梁是開展香港創意的一位表表者，為什麼要撰文去排除這個能改變現象的一種合法可能性呢？這些現象包括貧富懸殊、就業問題、文化保育、政改停滯，以及高地價政策等。
回應梁永泰博士
「倒」是個政治上的禁忌，但我想到了孫中山、毛澤東、甘地、曼德拉、馬丁路德金等，他們所用的方法或許有別，但都離不開一個「倒」字，「倒」不一定要指血流成河的革命，它亦可以是「變」的另一種形態，美國民主黨在大選中獲勝，把共和黨推倒，這也是靠人民自身的力量，只要政治制度完善，所有的「倒」也只是政黨的和平更替，又有什麼原因需要避諱呢？
基督教的智慧提醒我們要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祈禱，我同意湯漢主教所提出的呼籲，要為所有在政府裏工作的人祈禱，求天父給他們智慧，但這也不排除用「倒」的方法去解決現今在社會上出現的種種矛盾。我同意梁所指出的，「香港的出路是要靠自己，政府的局限就是民間的開始」，民間的力量是多樣和多元化的，並且具備大量創意，若政府為了保護既得利益者的權利而刻意阻撓，這只會把香港這片美麗的土地賠上，這樣真的非「倒」不可。試想，香港的價值和獨有之處就是在於它的「不同」，若我們不去排除所有的可能性，年輕一代才有真正的希望。
「默默忍受」或是「推倒重來」也是需要付出膽量和勇氣的，是年輕人面對苦難與困境時的考驗與磨練。這裏我不是全盤否定梁的看法，只是想鼓勵在不同的改革道路上，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未來不是單靠『倒』政府出來的」，或許會更鼓勵創意，更有說服力。
Ming Pao Daily News
P03 | 周日話題 | By 吳國偉 2009-11-08
政府「河蟹」出青年的未來？ —— 與梁永泰先生商榷
文吳國偉最大福音派非政府機構「突破」現任總幹事梁永泰先生在11 月3 日明報論壇，發表對青年人的「勸勉」，指摘現時香港社會是M 型化後的兩極衝突，社會問題衆多，傳媒泛民卻發動民粹，抹黑慳電膽事件「未審先判」。他又指香港政府所有的政策失誤，都是因為殖民之後，港人治港過程必然有的錯失。梁先生又指今天香港現今的生活比以前好，要求青年人要在政府的「局限」開始，做好自己與國內青年「比並」。他認為香港未來很有優勢：內地城市化要學香港、幫助美國瞭解中國、教會辦學促成香港法治文明靈性道德、優良公務員質素。總的是青年人的未來要靠自己，不要「倒」政府。全篇分析粗糙，張冠李戴，是非不分，粉飾暴政，挾「青年」急求以「反倒曾」（前人「愛董」，今人「愛曾」？）上位，實為通識教育的經典反例。
豈能放過慳電膽事件？
對近日新聞稍有瞭解，又或是今年新任通識科的老師學生，都知道最能表彰「未審先判」精神的，是強推驗毒計劃違反了基本法治原則「無罪推定」。相反，慳電膽事件由政府內部泄出，經傳媒窮追、議員跟進、官員學習如何改善政策，結果避免了不合理加電費和傷害窮困基層市民，實在是少有的善事。曾特首作為首長，處理此項政策的個人情感層次（參見日前田北辰勸特首要感性）、政策能力（社民連議員批評政策出台前的法理基礎）、概念理論能力（經濟日報通識版論慳電不等于環保）、與市民溝通（黃毓民批評特首高官不了解公屋採用光管，沒有鎢絲燈燈座）、危機處理（香港大學民意調查中心指曾蔭權民調評分新低）等等衆多議題，涉及豐富的多角度思考，深入探究，有望達到通識教育「使學生成為對社會有責任感的好公民」的宗旨。然而梁先生居然以「未審先判」來將之勾銷，此中緣由是進行議題探究時，抹殺了政治分析及反省的角度。也許是梁先生的政治立場太支持政府，正好看不見政治參與及批判思考的正面作用。
既然梁先生的政治分析付之闕如，他對香港進步的評估就可以完全無視現實的複雜性，一句「今天的生活好過以前」，以「大話」（grandnarrative）將過去特區政府的施政失誤再次勾銷。香港如果曾經有「進步」，我們要問的是誰承受政策失誤帶來的傷害，誰又在當中得益？看來梁先生真要好好進修通識科，「香港社會」單元中的「生活質素」，教育局的網上資源也有相關概念的介紹。事實上近期菜園村事件及之前連串重建保育議題，反映的並不是人人認同現在香港的生活比以前進步：多了鐵路，多了大商場，人真的生活得好了嗎？「本土行動」、「獨立媒體」、「八樓」、「批判地理學會」等等新世代公民社會運動響亮地回應了一句「不」！梁先生的政治立場與青年脫節，以至他對「進步」停留于直覺式思考，又如何可以在議題上深入由天星至皇后、由喜帖街到觀塘重建、菜園村以至廣深港鐵路的討論，在思考方法上涵蓋政府角色的多角度思考？
「港式優勢」不切實際
至於梁先生對香港青年的未來，四個所謂優勢都是脫離現實的大話。內地城市化要學香港？深圳創業板一開市市值已超過了有十年曆史的香港創業板。幫助美國瞭解中國？香港的「文化交錯」根本沒有進行「文化對話」更談不上「文化共構」——而且美國有需要經過香港來瞭解中國嗎？教會辦學促成香港法治文明靈性道德？香港基督教右派在學校內違反了多少法治？他們強推福音、「一校一宗教」扼殺了多少自由靈魂？那些教會為爭取多辦幾間戒毒學校，支持明顯違反「無罪推定」的法治支柱的驗毒計劃，又有多少基礎及實例去支持國內的人權及維權運動？香港要有未來，我們要的不是更多的大話，而是做好認識自己的基礎工夫。
一如明光社陣營早前試圖以「道德」對社會文化作出極保守的基督教右派策略性動員，並在當中取得政治利益，作為另一個基督教影響社會的窗口「突破」，同樣借「青年」之名對社會進步力量進行其激進右派的訓斥。公民社會與香港整個教會必須警覺當中的利害，在欣賞教會進行社會服務的同時，也應注意香港教會是否做好先知的位份，面對不公義時要發聲，抵禦危害社會發展的「河蟹」論述。
香港的未來，不是「河蟹」可以營造出來的。香港回歸以來，青年人每每在社會轉變中受損，成為一代「下流」青年。筆者喜見青年人在困局中起來，反對宗教霸權、反對校園驗毒、向中央上書詰難無理打壓維權律師，以至日前「倒」曾。這些青年以純潔心靈為公民社會為社會公義敢於發聲，在他們生命中「trial and error」，在石縫中掙扎出上一代香港人以「搵食」出賣了的主體性。在trial and error 中，青年人需要的支援不是河蟹政治，青年發展要的是在「行動——反思」中深化自己。願上主與他們同在。這些「倒」政府的青年，就是香港的未來，更是香港的現在。
@大公神學工作室 theofrankie@gmail.com
青年人，將臨的起義
黃宇軒 2009-11-08 明報
蕭伯納有句話大意是這樣的：三十歲前不相信共產主義的人是愚昧的，但三十歲後還相信共產主義則是更大的愚昧。這句話，經常被那些曾經激進叛逆、曾經火紅過的成年人拿來合理化他們他朝的選擇。引用這句話的人，潛台詞是，青年人帶點反叛無視建制權威，不過是血氣方剛；不然，就是說青年人都看不清世界的複雜性。然而，將這些說法放于當下，似乎掩蓋了重要的事實：在過去二十年，綜觀全球已發展國家，青年人面對由社會制度加諸身上的挫敗感不斷增加，看來已到了某種臨界點。在許多城市，與其說青年人不再是明日世界的主人，不如說他們就是最被邊緣化的一群，在英國，三分一失業人口是廿五歲或以下的，而西班牙的青年失業率更達至四成。
金融危機到來後，政府在今年初急急推出四千元大學生實習計劃，正好暴露了在資本主義起伏之時，政府非常害怕剛投入勞動力市場的青年人首當其沖，進入失業大軍。這種舉措，呼應了過去十年，歐洲青年失業率升至百分之二十，各國政府與資本家不斷創造短期，臨時、實習等彈性職位，企圖部分吸納這些勞動力的情況。然而這些勉強找到工作的青年人，面對的不過是活在惶恐中的生活。在英國，已有人用「IPOD 一代」來形容這些青年，缺乏保障（Insecure）、備受壓力（Pressured）、被收重稅（Overtaxed）與周身債（Debt- ridden）。
這些形容詞，又何嘗不可放在香港青年人身上？特別是在考試制度中失利，無法接受大學教育的青年人，被強迫進入政府所「創作」的資歷架構層級中，消費其他的證書、文憑等，積下更多債務。這些所謂促進終身學習的修辭，真正指向的會否就是只有終身學習，別無其他？ 在法國，社會科學學者把這些青年稱為「不穩的一代」（Génération Précaire），指他們實際上賺得的金錢，還遠比二次大戰後成長的一代人少，而且更缺乏安全感。而後來我們都知道，那一代人對社會制度的不滿，後來都爆發于上世紀六○年代末一系列的街頭示威中。那麼，當下的不穩的一代呢？
希臘大選左翼壓倒勝利
剛過去不久十月希臘大選，左翼社會主義運動黨（PASOK）獲得史無前例的壓倒性勝利；這次選舉結果，其實深受○八年底雅典一場大規模示威行動影響。而那次影響力遍及整個歐洲，青年人衝擊警察與政府的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可謂象徵了千禧年以來青年對前境徹底失望的憤怒。若我們回望過去數年，同類型的衝擊權威，癱瘓整個城市的暴力行動，都曾在法國、智利和西班牙發生，甚至持續上數月。不同的只是，觸動這些青年人神經的關鍵事件各異而已，例如在希臘，○八年十二月六日警察槍殺一名十五歲學生，是直接導致一系列反政府行動的導火線。但同時連結著這些行動的，都是青年普遍對當下勞動狀況與社會結構的極度厭惡，這些情緒並沒有讓他們成為爭取更好待遇的壓力團體，而是讓他們進一步提出有關公義平等的普遍訴求。讓人意外的可能是，把這些行動力量積聚起來的，竟是一本不到一百四十頁的書。一九六七年，德博（GuyDebord） 發表了《奇觀社會》（The society of thespectacle）一書，延伸了馬克思異化（alienation）的概念，論述現代消費社會如何利用奇觀磨滅人性。這本不到一百三十頁的小書一石激起千重浪，成為了青年發動一九六八運動的重要思想資源。四十年後，一班法國大學生自稱為隱形委員會（theInvisible Committee），跟隨德博的步伐，寫下《將臨的起義》（The Coming Insurrection）一書。他們刻意模仿德博的筆觸，批判過去三十年全球資本主義不斷引發的各種危機，開宗明義在書首寫道「不論從哪角度來看，當下，都是沒出路可言的」，並呼吁讀者直接行動，對剝削者實行無政府主義式的抵抗，帶來將臨的起義。
思想在歷史上從來都可以是危險的，當權者比任何人都清楚。因此這書出版不久，引發了幾浪的青年運動，法國政府去年十一月就在Tarnac 拘捕和起訴了九名學生，指他們「疑似」該書作者，並策劃恐怖活動。這次拘捕，引來法國幾乎所有公共知識分子的聲援，也加速了這些「危險思想」在歐美散播，牽起行動，最有實際政治結果的就是上述希臘大選結果「向左轉」。《將臨的起義》無疑用震動人心的詞藻道出了許多真實。左翼經濟學家們早就預言，資本主義發展有其周期，也稱康德拉捷夫長波（Kondratievwave），當下去工業化讓低技術勞動大幅消失于已發展國家，過剩的勞動力與資本如何被吸納，是天曉得的問題。同時社會學家RichardSennett 也提出，剩下的工作變得過度彈性化，讓有工作的人也全沒依靠可言（這一點，許寶強教授多番在報章論及）。誰還敢跟青年人繼續說往日美麗的謊言？
圍禮賓府行動打破謊言
在這種脈絡下看，在網上發動群衆十一月一日包圍禮賓府的青年人，發動的就是為了打破謊言的行動。用策劃者Bill 的說法，他與同代朋友的親身經歷，讓他們完全無法理解當權者常掛在口邊的「知識型經濟」和「終身學習」所謂何物。「咩野副學士，都系政府搞出嚟等失業率唔好咁高，邊個高官仔女會讀？有無認受性？」「我想做電工之嘛，有牌有經驗，仲點進修？」短短兩句話，道出的真實遠比政府有關知識型經濟的文件多。也只有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才能明白當天為何有比參加者多數倍以上的警察在守候他們；當《將臨的起義》被翻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霍士新聞頻道的主持人Glenn Beck 在節目中，用了整整七分鐘怒責那是最危險的書。當真相被道出，自然是要千方百計封殺的，這是我們看Matrix 就能知曉的事。《將臨的起義》還沒被譯成中文，但那種情緒已來到我城。縱然傳媒都只報道說這是一次「倒曾」行動，但只要稍到他們的facebook 群組一看，就會見到他們第一項理念就是要批判曾蔭權漠視貧富懸殊：這是從所謂「失落的第四代」出發，伸張開來的公義綱領，恰恰呼應著歐洲各國青年的行動。
社會學學者孔誥烽曾在一篇題為「論說六七」的文章中分析，六七年「暴動」的回憶經常被不同社會力量重構，所有提出公義，針對不平等的行動都不知不覺被恐左的意識消融，「一切激進思想與行動，都被視為破壞繁榮安定，理應予以清除的毒素」。在當下的歷史情景，青年人再次提出公義，針對抵抗不平等的社會，遙遙呼應著其他城市的直接行動，不難想像，也很快會被多重社會力量重構。突破機構總幹事梁永泰日前在報章撰文質問這班青年人， 「解決社會的困難，是靠倒政府出來的嗎？」無疑就是把清晰的平等要求，消解為純粹破壞性、反社會的行為。他也說，「社會上仍然存在許多問題，但我們不能期望政府改變一切事情」。諷刺的是，這兩句說話正好提醒，歷史告訴我們，未來經常都是靠「倒」現在的政府而改變的，而我們當然不能期望政府改變一切事情，尤其當那是個腐敗和非民主政府的時候。正如梁永泰所言「未來的世界，由你們去創造」，這定當是《將臨的起義》一班作者最能認同的話。
明報
健吾 2009-11-14
年輕人，靠自己？
突破機構的梁永泰先生看着眼底下的香港有着有增無減的怨氣，如果時間是屬於「年輕一代」的一邊，問青年「人」：未來是不是靠倒曾而來？梁先生一文引起網上一些不大不小的討論：「社會上仍然存在許多問題，但我們不能期望政府改變一切事情……青年人，香港的出路是要靠自己……青年人，苦難與困境，是鍛煉我們生命的最佳機會。我們的父母在戰亂長大，是我們的榜樣。我們這一代面對歷史重大的變遷，付上代價。未來的世界，則由你們去創造。生於安逸而長於憂患是困難重重。但我仍然相信，是你們帶領香港進入更美好的未來， 你們就是我們的未來。」
我記得，在中文課的時候，老師叫我不要寫「青年人」，因為青年應一定是人，正如母親一定是雌性，不需要強調「雌性母親」一樣。但我也由心感謝梁先生，至少，他當「我們」是人。但是，我以為，一個叫突破的機構，是知道面對窒息的、不平的、不合理的現象，用一己之力突破現狀，是會鼓勵青年「人」多點創意地去求出路，多於苦口婆心的勸戒的。
青年「人」窘境是大家都沒有出路
立法會辯論《施政報告》，李卓人議員提及Ｙ世代的出路問題。他說： 「什麼是Ｙ世代，是1980 年代出身的人。」我想，很有趣，因為他所指的Ｙ世代，對我所認知，不是以出身年份作計算，而是以出生年份作定調的。Ｘ世代是後Baby Boomer，Ｙ世代其實是1981 年打後10 年至15 年，而現在國內談得很火的青少年現象叫90 後。議員把我們在報章上說過的觀點，炒成一碟語氣激昂，鏗鏘有力的演辭。他說：「主席，最後我都想談一談年輕人的問題，即是Ｙ世代的問題，三無世代：無階梯、無前景、無穩定。為什麼他們會搞成這樣子？不是因為他們不努力，為什麼？就是我們這一代，我們現在這一群四仔時代：屋仔、車仔、老婆仔、ＢＢ仔。我們上晒岸啦，全部四仔啦，我們而家四仔年代的人，就全部位高權重，完全不理會Ｙ世代。」
李卓人議員的語氣激昂，陳述了一條簡單的社會學道理：制度是制度建立者去維護自己的權利的。我相信梁永泰先生也知道，青年「人」現在的窘境，不只是有人有怨氣，是大家都沒有出路。舉一個簡單得很的例子，在政府工作，有不少年輕的都是求穩定求無風浪，不望發達只望自己生活平平淡淡完了的人，有些人努力辛勤，為什麼可以連續六七年，都是合約員工，不提供長期服務的職位？是什麼原因？是因為我們的時間很便宜，不值得人去珍惜嗎？抑或是上層的公務員，都習慣用制度去保護自己，以肥上瘦下的思考方式去面對問題？
「你們」決定要怎樣處理這個社會？
在這種社會不平事的「世代討論」中，我們常常聽到「你們」和「我們」，我80 後生，勉強稱我為「我們」吧。我們有些人會倒曾，有些人會沉迷濫藥，有些人覺得香港很迷失，這兒很絕望，很迷惘。至少，有很多我的學生跟我說，他們都有失眠問題，不是他們通宵達旦地嬉戲，而是不能入睡，有人已經有30 個不同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可以做什麼。（剩下兩個是國內生，他們說因為國內的學生大都背城借一來香港讀書，所以不會想太多。）面對一天一天家人和朋友的無形壓力，他們天天都覺得抖不過氣。我看着他們，我不禁問一個問題，既得利益者總會嘗試用baby talk 去說： 「年輕人，靠自己」，「認清香港優勢」， 「知道自己的價值」，「不要以為倒曾（也許可以解讀成反對、抗爭）可以做到什麼」。他們不知道現在他們得到這些東西，有些人都不是因為他們能力很強，只是時代給他們機會而已。至少，我認識不少比我更有才華，認識更多事情的人，每天回去都看着一個又一個比自己白癡無知沒視野沒有國際概念、不進步不理解社會不知道世界要什麼的上司，為了一份工，就得唯命是從的工作，而且三天兩夜仍要聽着那些「這一代年輕人被動、沒主見、沒有深度、只愛在網上耍嘴皮子」這些批評，恍似社會變成今時今日的地步，是跟「他們」沒有關係似的。
李卓人議員，對，你們上位了，那你可以告訴我，「你們」決定要怎樣處理這個社會？你告訴我，你們想怎樣？你可以叫「你們」的朋友，以至你們的上一代仍在發光發熱的社會賢達們，集體離開這個香港，好等我們真的有權去決定香港的未來嗎？
假如周秀娜是第四代學者
P02 |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 | By 沈旭暉 2009-11-08 明報
第四代公式系列 假如周秀娜是第四代學者……
上月，筆者在中文大學一個高桌晚宴演講，題目是「香港威尼斯化的未來」，席間難免觸及第四代香港人的灰暗前路。有同學問目前有誰在第四代能另辟蹊徑，我沖口而出，倒不如研究周秀娜。當夜，和中大一名高層聊天，他說不少改革派同僚真的十分欣賞「周秀娜精神」。於是，報章安排了這個對談。我原來並不知道她怎樣家傳戶曉，直到友人得悉這對談後反應空前，女友在Facebook 看見對談照片而發脾氣中，我才知道「周秀娜」這符號確實充滿可塑性。既然媒體把她梳理了千百遍，她的intensive moment 又不屬於你我他，大家倒不如去除她的藝人身分，幻想她是一個掙扎求存的第四代學者。那樣我們會恍然，她做的暗合社會科學章法，同時也在嘗試建構新規範。也就是和我們嘗試做的一樣。
文 沈旭暉 攝影葉漢華
建構規範（Norm Construction）「經濟差了，我們的生存空間才大了」
周秀娜（Chrissie）是十歲來港的新移民，沒有特別家庭背景，身高不足以當傳統模特兒，中五畢業，第一份工作是售貨員。今天，她卻成了「?模」這個品種的代言人，過程不可能沒有計算。問她這品種的來由，她出乎意料地學術，第一句就說出「結構性原因」：「其實這個品種一直存在，不過應該因為去年開始經濟差了，我們的生存空間才大了。」問題是，這個一直存在的品種，以往產生不了周秀娜。用學術話語包裝，她懂得建構規範：由於加入娛樂圈的舊平台被壟斷了，唯有?模是生態尚待開發的處女地，但她們不是正統模特兒，「大家做的東西不同，受注目程度不高，我們以往不受media 注意的。」由於她的背景只能當?模，?模偏偏「以往不受media 注視」（即她不能入門），於是，她唯有改造社會規範，讓社會注視?模，結果她不但入了門，更開始明白只要通過行動取得定義成功?模的話語權，短期內，她就可以設定遊戲規則。這些規範不但讓後來者效法，也能防止傳統模特兒「降呢」競爭，對此她也有意識： 「其實我哋無得爭嘅，正統貴吖嘛，呵呵。」
——按同一邏輯，假如Chrissie 是學者，她大概會因為自己的先天背景選擇研究新移民來入門，命名這門研究為「田野新移民學」，以「身為新移民」和「第一人稱參與」為規範，再以在街道飾演新移民非法勞工來觀察社會反應等出位行徑為個案研究，讓主流學術人難以競爭。
市場壁壘（Entry Barrier）「如果早知道這麼多人閙，我會照出，而且double」
製造規範後，她有清晰意志保持市場優勢，為後來者製造市場壁壘——我們應這樣理解牙膏寫真、攬枕和科大演講。「寫真其實在日本很流行。大家認識我，因為水著、比堅尼封面、旅遊書，問我介不介意，我當然不介意。我覺得性感可以分好多種，我一定要自己過到自己嗰關，也要食到大家的潮流。」她意識到要不斷嘗試新元素，但不知道哪些新元素會成功，直到出現攬枕：「我沒想過這麼多人出來閙咯，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如果一早知道這麼多人閙，我一定會照出，而且程度double。」有人以為門檻就是寫真、攬枕，就是 AV 與偶像之間俘虜宅男的灰色地帶，其實，她成功製造的門檻，應是社會回響。「寫真、攬枕之後，很奇怪，我才發現做了這些以後，做什麼也有人閙。我到科大講 talk，我預了，無論講得多好、多差，都一定有人勁閙，有了既定形象，覺得：你就是這樣啦。」換句話說，這些都是計算之內。她目前似乎還在提高門檻，於是她會crossover 不同行業的人，把她引起的爭議燃燒到不同行頭——直到自己轉型成功。
——假如她是學者，她大概會在入行後搞一個國際新移民性工作研討會，以公共知識分子身分挺身而出控訴資本主義全球化壓逼各地新移民，把與會者組織起來，得到媒體注視後，婦女團體和國際左翼基金會會開始賞識提供經費。有了經費，再集團式請助手做個案訪談，後來者只有投靠門下，開始「屈機」，正統學界會另眼相看。
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我怕之後的路，會因為其他人知道而更加難行」
媒體眼中的 Chrissie 十分強硬，但她身上反映的，還有一股不安全感，因為她明白?模之路不能持久。「數年後仲用攬枕？Out 咗啦！」她坦言現在已開始轉型，特別是拍電影：「人人都有野心的。當你做一份工作的時候，認識的人愈多，工作範疇愈多，你就希望不會永遠停留在這個位，否則再做下去也沒有意思。」她強調入行無心插柳，現在卻變得有部署，因為她覺得「這個圈子比大家所接觸到的更講求速度感（學界可考慮加入「速度感」為專有名詞），成件事情太快，大家認識我，才短短一年」，令她有危機感。「其實，我怕的不是別人不認識我。我怕的是之後的路，會因為其他人認識我而更加難行。」二十四歲的人意識到這個危機，並不簡單，不少身邊四、五十歲的前輩曾經風光，不懂知所進退，就是不能看穿。她自言會以兩、三年確定自己能否轉型成功，「如果我真的做了一段時間，自己也覺得不進步、不適合，我不會留，不會在這裡『藕』。」至於什麼是成功，「如果有一日我在街，人家不是話周秀娜你好靚，而是說你做戲很掂，我就覺得成功了。」然後，她以kawaii 聲說了一句「我真系好中意睇你做戲㗎」，闡明自己「神級」的終極追求。
——她對答很懂避重就輕，例如問她是否覺得走紅增加權力，她立刻補充說「恰恰相反，不會揀飲擇食」。但自言假如不是藝人也一定以同樣心態工作的她，不像沒有權力欲： 「就算單是做waitress，或者sales，我都一定要做最top 嗰個，然後我要做經理，然後入股份入間公司，我要做老細！呵呵。」假如她是學者，到了這階段，她大概會出版田野新移民研究期刊鞏固實力，轉型為與國際接軌的學院派，然後參與管理層、公民社會、媒體運作；假如不久她發現能力不足以當國際學者，則會全身轉型到其他身分，而把學術主次更換。
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我喜歡娛樂圈夠虛偽」
相對於不少娛樂圈中人，Chrissie 主打的形象，是真。她坐下來第一句單刀直入，「可唔可以唔好咁深」，似乎科大陰影猶在，笑說「佢咁講嘢令我一時load 唔到」。問她喜歡娛樂圈什麼，她直接的說「我鍾意娛樂圈夠虛偽」：「其實我沒有你們說的這麼強悍、堅強，大佬啊，我二十四歲咋，你估我三十四咩。但我行出來，都要虛偽地行出來，開心面對大家，這就是娛樂圈。」然而，她的真，當然也是規範內的真：畢竟她承認最初入行時，不時被壓榨，很多東西都「啃了」，這和她的形象是矛盾的。她也承認這點。
有文化界朋友打趣說，「我欣賞周秀娜，因為她是偉大的思想家，在香港一百年也沒有出一個！面對批評她露肉的指摘時，她曾經表示：女人就應該以成為男人性幻想為目的。短短一句，包含的信息量已經是壓倒性的了，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 清楚明白；宏大敘事（GrandNarrative）的完整程度，更在第二、三代香港人中都是罕見的。李小良沒有讀懂周秀娜。」當然，這是戲謔，但她起碼對自己的定位和理念，都完全清晰。她明白界別首要功能是帶給人娛樂，潛台詞是私人生活也要為別人帶來娛樂。她的死忠粉絲，不少是被上司或老師責罵半句就要在MSN 狀況欄公告天下的宅男，她自己則成熟得多：「我明白到被批評、被騷擾是娛樂圈生存必經的，一定不能避免，唯有接受，只是希望保護身邊人。如果喊，點解要睇你？娛樂圈要娛樂啊！」
—— 我們不會期待Chrissie 說關注達爾富爾饑荒或高鐵。但這不代表她沒有個人思想。假如她捍衛娛樂專業，也足以成為一家之言。假如她是學者，到了穩固事業基礎後，大概是組織專業學會的理想人選，從而提倡社會科學學術研究精神，那樣的一生，也可算修成正果。如此目標自然距離現狀極遠，大家不知道她數年後會否打回原型，她自己也知道「現在不是成功，只是在跑道上on yourmark」。所以她的最後承諾，雖然明顯是line to take，但感覺倒也比特區政府的政綱踏實：「我一定會讓大家看到周秀娜的另外一面。」
第四代的軀殼．第二代的靈魂
經理人Roy 被稱為「周秀娜的製造人」，但他倆都強調一切以Chrissie 本人性格為藍本，她不是扯線公仔。想不到的是，Roy 也是《四代香港人》讀者，對自己製造的周秀娜現象，也有世代論的見解：「許多人都說，現在的年輕人沒有想法。我信他們確實沒有以前那麼艱苦，但我看到他們也有自己的東西，只不過不是以前的那一套方式、不是呂大樂說的第二、第三代那些。他們沒有很宏大的藍圖，不是要改變世界，因為沒有了空間給他們改變世界。所以我們要給他們support，只要我們給他們幫助，他們便能帶很多自己的想法出來。」諷刺的是，周秀娜的圈子還能遇上Roy，更多第四代香港人碰上的，卻是曹仁超一類「我要你們一世打我工」的人。
其實不提上述公式，不斷創新轉型、目標為本、不輕易抱怨、工餘情願進修日文而不休息娛樂、知所進退而又充滿危機感，這些，曾幾何時是香港人的成功之道。但時至今日，第四代香港人一方面面對種種結構性困局，不獲上代人理解，產生種種怨憤，另一方面又沒有同樣的EQ 與AQ，周秀娜才顯得突出。和她對談前一小時，剛收到美國智庫Brookings 當訪問學者的邀請，這對我而言的感覺，大概像她拍一部國際電影。在這思維下聽周秀娜的話，忽然發現其實把她的東西decode 為學術語言後，竟是似曾相識。由是觀之，Chrissie 雖然擁有第四代的軀殼，卻裝著第二和第四代的靈魂。當她剛告訴我明年月歷以「時代女性」為主軸，而且會把德蘭修女、戴安娜王妃、瑪麗蓮夢露等名女人金句印在她身旁，我起先想：「唔系呀化」。但在今天世代失衡的香港，其實她比官場、社交界常見的樣板傑出女性更有條件這樣做，因為她有如此自覺：「我覺得要令人們認識，就要有自己獨特的一套。雖然出來做嘢，要顧及社會和其他人感受，但希望在這個範疇裡面可以堅持自己想法，而不是跟從別人的羊群心理。」這樣的視野，加上年輕的特權，才是第四代應有的人生。
Ming Pao Daily News
P03 | 周日話題 | By 安徒 2009-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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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學遇上周秀娜
加文：多謝你的電郵。首先恭喜你今年大學新聞系畢業。那次碰面，你說你有興趣畢業後繼續進修文化研究，研究?模現象，還為此搶先登記，去科大旁聽周秀娜出席的那場講座。這椿本是學院尋常活動，甚料事前事後都引發大量討論。證明文化研究這玩意，絕不與時代脫節。其實，?模現象要分析和研究的角度的確有很多，包括這場在大學上演，媒體熱烈炒作的事件，本身就可以獨立出來研究。研究的對象不單是作為?模的周秀娜，而是如何從周秀娜出席科大論壇這件事，分析當代媒體特質和大學的角色和位置。文化研究的分析角度，正好大派用場。
文安徒
回想事件的起初階段，是?模寫真在書展售賣，有人強烈反對，認為是低俗色情文化入侵書展，破壞正當的文化推廣，有礙推動健康的讀書風氣。當時的反?模行動，是以「反低俗」的形象出現，因為?模被認為是低俗文化的化身。香港當時突然多了很多熱愛文化，更會「瞓身」捍衛「正當文化」之士。
開學之後，傳來科大邀請周秀娜參加一場分析周秀娜現象的講座，又再掀起波瀾。但你細心留意，反對聲音一方面抱怨大學竟將課堂開放讓低俗文化入侵，「沾汙」學術殿堂的神聖，但更多的是質疑周秀娜再次利用機會，以到大學參與學術活動而乘機「升呢」。當其時，論者既狠狠批評周秀娜，但也激烈批評科大，哀嘆科大竟淪陷成為低俗文化商品宣傳推廣、大搞公關的地方。香港當時多了很多熱愛學術，肯維護學術殿堂尊嚴的人。
一大堆在這一階段出現的批評，都是出于一種捍衛「正當文化」、「學術殿堂的聲譽」的立場，傳媒輿論以反對「鄙俗」、反對「商業操作干擾學術」的姿態出現，儼然是一場反對低俗，維護文化聖地的「反精神汙染運動」前奏。
一刻天堂一刻地獄
可是，當講座完成之後，你會發覺傳媒的調子快速地轉變。除了把那短短二十分鐘的對話內容，作一些斷章取義的切割之外，報道和評論的焦點完全放在周秀娜的應對、儀容、裝扮之上，以及教授的幾句說話，幾條問題，有否令到周秀娜明白。但究竟那場講座講了什麼，學者分析的內容是什麼，媒體上出現的評論竟然對此毫無興趣。
不過，令人更為驚奇的是，經此一役，評論很快從尖刻指斥周秀娜「露底」、「獻丑」，又突然掉轉槍頭，大力批評教授用語如何不當、深奧、「扮嘢」、傲慢、歧視，甚至竊笑為一場「鬧劇」，最過分的是還有人形容為一個「局」，用心在羞辱周秀娜，消費周秀娜……於是，一夜之間，一場醞釀幾個月的「反靚模╱反低俗運動」，迅速轉變為一場「反精英╱反學院運動」，揶揄、嘲弄的對象變成大學教授，學者變成壓迫者，受害者反是周秀娜。對周秀娜同情之聲鵲起，繼而讚譽周秀娜大方得體、「有腦」、真誠……成為丑角的反是大學、是學術用語、是精英姿態、是偽善的同情、是學問的空洞無聊、是知識的無關痛癢，是故作深奧的「廢噏」……
那一把先前熱愛「正當文化」、維護「學術殿堂神聖」的聲音消失無蹤，連教授在講壇上講學術語言都受批判，也不聞愛護「學府尊嚴」者聲援。如果你看見這個情況，還會以為香港真有那麼一個以學院為象徵的「高雅文化」堡壘，和世俗的「流行文化」文化相互對立，兩者之間還有那麼一段有待收窄的「鴻溝」，那我想你還是值得看看文化研究的入門書籍。它們會教曉你，這些所謂「鴻溝」原來是那麼脆弱、那麼人為，這種虛假對立在今天又是怎樣的只是一堆幻影。
商品邏輯的支配
事實上，自從John Fiske 在八十年代末提出要瞭解the popular（庶民╱普及）的實際操作，文化研究界已經放棄了所謂「雅俗對立」或「高低文化」的二分，遑論要打破兩者的「鴻溝」，因為在商品邏輯支配一切的前提下，精英和庶民都已無法獨力自制自己的文化。大學要搞公關、排名，古典音樂變成手機鈴聲，庶民品味要電視機來餵養。於是，文化研究要做的，反應是去瞭解庶民在日常生活，實際上是如何接收文化、利用文化，並以此為基礎，去看文化（商品）的生產、流通、消費的各個環節是如何進行。庶民又是如何在自己生活經驗的基礎上，挪用各式的文化資源，產生對自己相關的意義。
John Fiske 的洞見也在於指出，庶民永遠都是按各種不同甚至矛盾的需要而選擇性地利用文化商品，而文化產品的生產者所努力要做的，就是令其產品符合各種哪怕是相互矛盾的需要。這就幫助了我們去瞭解，為什麼在周秀娜到訪科大的事件中， 「周秀娜」和「學院」兩者，都同時遭逢「一刻天堂、一刻地獄」的經驗。
並非「小農DNA 」發作
香港人只愛學術榮譽，卻不理會學術實際操作規則應如何，並非源自什麼不懂紳士風雅文化的「小農DNA」，也不止是攀龍附鳳的文化劣根性，而是非常精彩的說明瞭，商品邏輯已經如何全面支配了（包括大學學院在內）的公共領域，以及庶民對「大學」這東西的觀感。也就是說，無論你是如何熱愛學術的純潔和神聖，阻擋?模「入侵校園」，其實你也跳不出一種邏輯宿命，你的行動也只是在保護「大學」這商品的品牌，而非樹立一種「抗衡文化」（counter- culture），使學院能以非商品的學術邏輯實現其自主性運作。因為今天的大學，除了是一種文憑價值的品牌一樣，它就再什麼也不是。所以，除了嘴巴說說，從來就沒有人準備為維護學術自主性挺身而出。
可是，以商品支配大學的庶民常識，卻同時埋藏著庶民對學院的妒恨，隨時爆發。於是，一個一度被視為低俗色情文化代表的周秀娜，在科大一行所得的，正好不是因為沾了一點學術味道而「升呢」，變得高雅了。吊詭地，她反而迅速地變成是庶民們寄托其對學院（以致背後的一切權力精英）的不滿、挫折、怨懟的載具。
如果暑假結束之前，「周秀娜」這形象是簡單的色情慾望所投射的符徵，從而引發出道德主義者投射其衛道潔癖的反向慾望，那麼「後科大」的「周秀娜」，就變相形成另一種多少有點抗拒意味的符號，讓庶民（特別是當中充滿學校生活挫敗經驗的青年學子）投射其受學術精英考核規訓所欺凌的夢魘。
那究竟周秀娜是「升呢」了還是「降呢」了？哪一個才是真正的「周秀娜」？當然，你去問任何做文化產品行銷的，他都會說這些問題雖然很「廢」，但卻很實際，因為社會大衆的確又不時會為這些升升降降、真真假假而折騰，而消費。
加文，你在大學所受的正統新聞學訓練，教你如何做一個理想中的傳媒工作者，維護資訊的公平開放、監察權力、維護正義，我想你一定受益良多。可是，任何一個在今日媒體環境有過工作經驗的人都知道，媒體並非理想的公共空間，意見和消息的溝通並非時常不被扭曲，因為新聞也變得商品化，評論也變得商品化。
John Fiske 他老人家研究了不少娛樂、消閑類的普及文化，對新聞的庶民化╱普及化，對新聞操作如何在商業邏輯和提供庶民愉悅之間的游走，反而著墨並未太多。但是，作為一種庶民文化的新聞傳媒學（popular journalism），在很多正統新聞學院之外的學科，包括文化研究，都已成為顯學。
香港事實上是研究庶民（民粹）主義新聞學的好地方，因為和一個冥頑不靈的權力集團（power bloc）相並存活的，必然是無處不在，大量難以「理性」收復，來自各種庶民慾望的湍流暗湧，這也就the popular。它們能載舟，亦會無情地覆舟。它們有時姿態正氣凜然地反對「道德水平下降」，但轉頭又會指摘「道德偽善」，一刻臭鬥異見者破壞繁榮安定，一刻又會聲討權力集團，撻伐精英學究。這是民粹躁動，這也是反抗無力下暫時逃逸的快感泉源。新聞和評論，目的很多時就是提供這些快感。
加文，我知道你是一個有抱負的好學青年，不是只想趕學術浪頭，所以向你推薦一些好像過氣了的經典，例如John Fiske。你從香港的例子，或會研究出經典如何會被誤讀、錯誤地挪用（或者拋棄），又或者會得出洞見，深化那些大師的未竟之業。不過，我以為在當下香港，這種重拾經典，認真觀照當下現實的做法，正是一種「基進的處境化」進路，一種讓文化研究真正能在本土落地生根，有益社群、業界的明智選擇。
祝你學業猛進！
P.S.
如果再有人取笑你說話用「jargons」，請你有禮貌的請他轉用「人話」（或「中文」），那些叫「學術用語」不叫「jargons」。
第四代公式系列 假如周秀娜是第四代學者……
上月，筆者在中文大學一個高桌晚宴演講，題目是「香港威尼斯化的未來」，席間難免觸及第四代香港人的灰暗前路。有同學問目前有誰在第四代能另辟蹊徑，我沖口而出，倒不如研究周秀娜。當夜，和中大一名高層聊天，他說不少改革派同僚真的十分欣賞「周秀娜精神」。於是，報章安排了這個對談。我原來並不知道她怎樣家傳戶曉，直到友人得悉這對談後反應空前，女友在Facebook 看見對談照片而發脾氣中，我才知道「周秀娜」這符號確實充滿可塑性。既然媒體把她梳理了千百遍，她的intensive moment 又不屬於你我他，大家倒不如去除她的藝人身分，幻想她是一個掙扎求存的第四代學者。那樣我們會恍然，她做的暗合社會科學章法，同時也在嘗試建構新規範。也就是和我們嘗試做的一樣。
文 沈旭暉 攝影葉漢華
建構規範（Norm Construction）「經濟差了，我們的生存空間才大了」
周秀娜（Chrissie）是十歲來港的新移民，沒有特別家庭背景，身高不足以當傳統模特兒，中五畢業，第一份工作是售貨員。今天，她卻成了「?模」這個品種的代言人，過程不可能沒有計算。問她這品種的來由，她出乎意料地學術，第一句就說出「結構性原因」：「其實這個品種一直存在，不過應該因為去年開始經濟差了，我們的生存空間才大了。」問題是，這個一直存在的品種，以往產生不了周秀娜。用學術話語包裝，她懂得建構規範：由於加入娛樂圈的舊平台被壟斷了，唯有?模是生態尚待開發的處女地，但她們不是正統模特兒，「大家做的東西不同，受注目程度不高，我們以往不受media 注意的。」由於她的背景只能當?模，?模偏偏「以往不受media 注視」（即她不能入門），於是，她唯有改造社會規範，讓社會注視?模，結果她不但入了門，更開始明白只要通過行動取得定義成功?模的話語權，短期內，她就可以設定遊戲規則。這些規範不但讓後來者效法，也能防止傳統模特兒「降呢」競爭，對此她也有意識： 「其實我哋無得爭嘅，正統貴吖嘛，呵呵。」
——按同一邏輯，假如Chrissie 是學者，她大概會因為自己的先天背景選擇研究新移民來入門，命名這門研究為「田野新移民學」，以「身為新移民」和「第一人稱參與」為規範，再以在街道飾演新移民非法勞工來觀察社會反應等出位行徑為個案研究，讓主流學術人難以競爭。
市場壁壘（Entry Barrier）「如果早知道這麼多人閙，我會照出，而且double」
製造規範後，她有清晰意志保持市場優勢，為後來者製造市場壁壘——我們應這樣理解牙膏寫真、攬枕和科大演講。「寫真其實在日本很流行。大家認識我，因為水著、比堅尼封面、旅遊書，問我介不介意，我當然不介意。我覺得性感可以分好多種，我一定要自己過到自己嗰關，也要食到大家的潮流。」她意識到要不斷嘗試新元素，但不知道哪些新元素會成功，直到出現攬枕：「我沒想過這麼多人出來閙咯，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如果一早知道這麼多人閙，我一定會照出，而且程度double。」有人以為門檻就是寫真、攬枕，就是 AV 與偶像之間俘虜宅男的灰色地帶，其實，她成功製造的門檻，應是社會回響。「寫真、攬枕之後，很奇怪，我才發現做了這些以後，做什麼也有人閙。我到科大講 talk，我預了，無論講得多好、多差，都一定有人勁閙，有了既定形象，覺得：你就是這樣啦。」換句話說，這些都是計算之內。她目前似乎還在提高門檻，於是她會crossover 不同行業的人，把她引起的爭議燃燒到不同行頭——直到自己轉型成功。
——假如她是學者，她大概會在入行後搞一個國際新移民性工作研討會，以公共知識分子身分挺身而出控訴資本主義全球化壓逼各地新移民，把與會者組織起來，得到媒體注視後，婦女團體和國際左翼基金會會開始賞識提供經費。有了經費，再集團式請助手做個案訪談，後來者只有投靠門下，開始「屈機」，正統學界會另眼相看。
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我怕之後的路，會因為其他人知道而更加難行」
媒體眼中的 Chrissie 十分強硬，但她身上反映的，還有一股不安全感，因為她明白?模之路不能持久。「數年後仲用攬枕？Out 咗啦！」她坦言現在已開始轉型，特別是拍電影：「人人都有野心的。當你做一份工作的時候，認識的人愈多，工作範疇愈多，你就希望不會永遠停留在這個位，否則再做下去也沒有意思。」她強調入行無心插柳，現在卻變得有部署，因為她覺得「這個圈子比大家所接觸到的更講求速度感（學界可考慮加入「速度感」為專有名詞），成件事情太快，大家認識我，才短短一年」，令她有危機感。「其實，我怕的不是別人不認識我。我怕的是之後的路，會因為其他人認識我而更加難行。」二十四歲的人意識到這個危機，並不簡單，不少身邊四、五十歲的前輩曾經風光，不懂知所進退，就是不能看穿。她自言會以兩、三年確定自己能否轉型成功，「如果我真的做了一段時間，自己也覺得不進步、不適合，我不會留，不會在這裡『藕』。」至於什麼是成功，「如果有一日我在街，人家不是話周秀娜你好靚，而是說你做戲很掂，我就覺得成功了。」然後，她以kawaii 聲說了一句「我真系好中意睇你做戲㗎」，闡明自己「神級」的終極追求。
——她對答很懂避重就輕，例如問她是否覺得走紅增加權力，她立刻補充說「恰恰相反，不會揀飲擇食」。但自言假如不是藝人也一定以同樣心態工作的她，不像沒有權力欲： 「就算單是做waitress，或者sales，我都一定要做最top 嗰個，然後我要做經理，然後入股份入間公司，我要做老細！呵呵。」假如她是學者，到了這階段，她大概會出版田野新移民研究期刊鞏固實力，轉型為與國際接軌的學院派，然後參與管理層、公民社會、媒體運作；假如不久她發現能力不足以當國際學者，則會全身轉型到其他身分，而把學術主次更換。
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我喜歡娛樂圈夠虛偽」
相對於不少娛樂圈中人，Chrissie 主打的形象，是真。她坐下來第一句單刀直入，「可唔可以唔好咁深」，似乎科大陰影猶在，笑說「佢咁講嘢令我一時load 唔到」。問她喜歡娛樂圈什麼，她直接的說「我鍾意娛樂圈夠虛偽」：「其實我沒有你們說的這麼強悍、堅強，大佬啊，我二十四歲咋，你估我三十四咩。但我行出來，都要虛偽地行出來，開心面對大家，這就是娛樂圈。」然而，她的真，當然也是規範內的真：畢竟她承認最初入行時，不時被壓榨，很多東西都「啃了」，這和她的形象是矛盾的。她也承認這點。
有文化界朋友打趣說，「我欣賞周秀娜，因為她是偉大的思想家，在香港一百年也沒有出一個！面對批評她露肉的指摘時，她曾經表示：女人就應該以成為男人性幻想為目的。短短一句，包含的信息量已經是壓倒性的了，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 清楚明白；宏大敘事（GrandNarrative）的完整程度，更在第二、三代香港人中都是罕見的。李小良沒有讀懂周秀娜。」當然，這是戲謔，但她起碼對自己的定位和理念，都完全清晰。她明白界別首要功能是帶給人娛樂，潛台詞是私人生活也要為別人帶來娛樂。她的死忠粉絲，不少是被上司或老師責罵半句就要在MSN 狀況欄公告天下的宅男，她自己則成熟得多：「我明白到被批評、被騷擾是娛樂圈生存必經的，一定不能避免，唯有接受，只是希望保護身邊人。如果喊，點解要睇你？娛樂圈要娛樂啊！」
—— 我們不會期待Chrissie 說關注達爾富爾饑荒或高鐵。但這不代表她沒有個人思想。假如她捍衛娛樂專業，也足以成為一家之言。假如她是學者，到了穩固事業基礎後，大概是組織專業學會的理想人選，從而提倡社會科學學術研究精神，那樣的一生，也可算修成正果。如此目標自然距離現狀極遠，大家不知道她數年後會否打回原型，她自己也知道「現在不是成功，只是在跑道上on yourmark」。所以她的最後承諾，雖然明顯是line to take，但感覺倒也比特區政府的政綱踏實：「我一定會讓大家看到周秀娜的另外一面。」
第四代的軀殼．第二代的靈魂
經理人Roy 被稱為「周秀娜的製造人」，但他倆都強調一切以Chrissie 本人性格為藍本，她不是扯線公仔。想不到的是，Roy 也是《四代香港人》讀者，對自己製造的周秀娜現象，也有世代論的見解：「許多人都說，現在的年輕人沒有想法。我信他們確實沒有以前那麼艱苦，但我看到他們也有自己的東西，只不過不是以前的那一套方式、不是呂大樂說的第二、第三代那些。他們沒有很宏大的藍圖，不是要改變世界，因為沒有了空間給他們改變世界。所以我們要給他們support，只要我們給他們幫助，他們便能帶很多自己的想法出來。」諷刺的是，周秀娜的圈子還能遇上Roy，更多第四代香港人碰上的，卻是曹仁超一類「我要你們一世打我工」的人。
其實不提上述公式，不斷創新轉型、目標為本、不輕易抱怨、工餘情願進修日文而不休息娛樂、知所進退而又充滿危機感，這些，曾幾何時是香港人的成功之道。但時至今日，第四代香港人一方面面對種種結構性困局，不獲上代人理解，產生種種怨憤，另一方面又沒有同樣的EQ 與AQ，周秀娜才顯得突出。和她對談前一小時，剛收到美國智庫Brookings 當訪問學者的邀請，這對我而言的感覺，大概像她拍一部國際電影。在這思維下聽周秀娜的話，忽然發現其實把她的東西decode 為學術語言後，竟是似曾相識。由是觀之，Chrissie 雖然擁有第四代的軀殼，卻裝著第二和第四代的靈魂。當她剛告訴我明年月歷以「時代女性」為主軸，而且會把德蘭修女、戴安娜王妃、瑪麗蓮夢露等名女人金句印在她身旁，我起先想：「唔系呀化」。但在今天世代失衡的香港，其實她比官場、社交界常見的樣板傑出女性更有條件這樣做，因為她有如此自覺：「我覺得要令人們認識，就要有自己獨特的一套。雖然出來做嘢，要顧及社會和其他人感受，但希望在這個範疇裡面可以堅持自己想法，而不是跟從別人的羊群心理。」這樣的視野，加上年輕的特權，才是第四代應有的人生。
Ming Pao Daily News
P03 | 周日話題 | By 安徒 2009-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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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學遇上周秀娜
加文：多謝你的電郵。首先恭喜你今年大學新聞系畢業。那次碰面，你說你有興趣畢業後繼續進修文化研究，研究?模現象，還為此搶先登記，去科大旁聽周秀娜出席的那場講座。這椿本是學院尋常活動，甚料事前事後都引發大量討論。證明文化研究這玩意，絕不與時代脫節。其實，?模現象要分析和研究的角度的確有很多，包括這場在大學上演，媒體熱烈炒作的事件，本身就可以獨立出來研究。研究的對象不單是作為?模的周秀娜，而是如何從周秀娜出席科大論壇這件事，分析當代媒體特質和大學的角色和位置。文化研究的分析角度，正好大派用場。
文安徒
回想事件的起初階段，是?模寫真在書展售賣，有人強烈反對，認為是低俗色情文化入侵書展，破壞正當的文化推廣，有礙推動健康的讀書風氣。當時的反?模行動，是以「反低俗」的形象出現，因為?模被認為是低俗文化的化身。香港當時突然多了很多熱愛文化，更會「瞓身」捍衛「正當文化」之士。
開學之後，傳來科大邀請周秀娜參加一場分析周秀娜現象的講座，又再掀起波瀾。但你細心留意，反對聲音一方面抱怨大學竟將課堂開放讓低俗文化入侵，「沾汙」學術殿堂的神聖，但更多的是質疑周秀娜再次利用機會，以到大學參與學術活動而乘機「升呢」。當其時，論者既狠狠批評周秀娜，但也激烈批評科大，哀嘆科大竟淪陷成為低俗文化商品宣傳推廣、大搞公關的地方。香港當時多了很多熱愛學術，肯維護學術殿堂尊嚴的人。
一大堆在這一階段出現的批評，都是出于一種捍衛「正當文化」、「學術殿堂的聲譽」的立場，傳媒輿論以反對「鄙俗」、反對「商業操作干擾學術」的姿態出現，儼然是一場反對低俗，維護文化聖地的「反精神汙染運動」前奏。
一刻天堂一刻地獄
可是，當講座完成之後，你會發覺傳媒的調子快速地轉變。除了把那短短二十分鐘的對話內容，作一些斷章取義的切割之外，報道和評論的焦點完全放在周秀娜的應對、儀容、裝扮之上，以及教授的幾句說話，幾條問題，有否令到周秀娜明白。但究竟那場講座講了什麼，學者分析的內容是什麼，媒體上出現的評論竟然對此毫無興趣。
不過，令人更為驚奇的是，經此一役，評論很快從尖刻指斥周秀娜「露底」、「獻丑」，又突然掉轉槍頭，大力批評教授用語如何不當、深奧、「扮嘢」、傲慢、歧視，甚至竊笑為一場「鬧劇」，最過分的是還有人形容為一個「局」，用心在羞辱周秀娜，消費周秀娜……於是，一夜之間，一場醞釀幾個月的「反靚模╱反低俗運動」，迅速轉變為一場「反精英╱反學院運動」，揶揄、嘲弄的對象變成大學教授，學者變成壓迫者，受害者反是周秀娜。對周秀娜同情之聲鵲起，繼而讚譽周秀娜大方得體、「有腦」、真誠……成為丑角的反是大學、是學術用語、是精英姿態、是偽善的同情、是學問的空洞無聊、是知識的無關痛癢，是故作深奧的「廢噏」……
那一把先前熱愛「正當文化」、維護「學術殿堂神聖」的聲音消失無蹤，連教授在講壇上講學術語言都受批判，也不聞愛護「學府尊嚴」者聲援。如果你看見這個情況，還會以為香港真有那麼一個以學院為象徵的「高雅文化」堡壘，和世俗的「流行文化」文化相互對立，兩者之間還有那麼一段有待收窄的「鴻溝」，那我想你還是值得看看文化研究的入門書籍。它們會教曉你，這些所謂「鴻溝」原來是那麼脆弱、那麼人為，這種虛假對立在今天又是怎樣的只是一堆幻影。
商品邏輯的支配
事實上，自從John Fiske 在八十年代末提出要瞭解the popular（庶民╱普及）的實際操作，文化研究界已經放棄了所謂「雅俗對立」或「高低文化」的二分，遑論要打破兩者的「鴻溝」，因為在商品邏輯支配一切的前提下，精英和庶民都已無法獨力自制自己的文化。大學要搞公關、排名，古典音樂變成手機鈴聲，庶民品味要電視機來餵養。於是，文化研究要做的，反應是去瞭解庶民在日常生活，實際上是如何接收文化、利用文化，並以此為基礎，去看文化（商品）的生產、流通、消費的各個環節是如何進行。庶民又是如何在自己生活經驗的基礎上，挪用各式的文化資源，產生對自己相關的意義。
John Fiske 的洞見也在於指出，庶民永遠都是按各種不同甚至矛盾的需要而選擇性地利用文化商品，而文化產品的生產者所努力要做的，就是令其產品符合各種哪怕是相互矛盾的需要。這就幫助了我們去瞭解，為什麼在周秀娜到訪科大的事件中， 「周秀娜」和「學院」兩者，都同時遭逢「一刻天堂、一刻地獄」的經驗。
並非「小農DNA 」發作
香港人只愛學術榮譽，卻不理會學術實際操作規則應如何，並非源自什麼不懂紳士風雅文化的「小農DNA」，也不止是攀龍附鳳的文化劣根性，而是非常精彩的說明瞭，商品邏輯已經如何全面支配了（包括大學學院在內）的公共領域，以及庶民對「大學」這東西的觀感。也就是說，無論你是如何熱愛學術的純潔和神聖，阻擋?模「入侵校園」，其實你也跳不出一種邏輯宿命，你的行動也只是在保護「大學」這商品的品牌，而非樹立一種「抗衡文化」（counter- culture），使學院能以非商品的學術邏輯實現其自主性運作。因為今天的大學，除了是一種文憑價值的品牌一樣，它就再什麼也不是。所以，除了嘴巴說說，從來就沒有人準備為維護學術自主性挺身而出。
可是，以商品支配大學的庶民常識，卻同時埋藏著庶民對學院的妒恨，隨時爆發。於是，一個一度被視為低俗色情文化代表的周秀娜，在科大一行所得的，正好不是因為沾了一點學術味道而「升呢」，變得高雅了。吊詭地，她反而迅速地變成是庶民們寄托其對學院（以致背後的一切權力精英）的不滿、挫折、怨懟的載具。
如果暑假結束之前，「周秀娜」這形象是簡單的色情慾望所投射的符徵，從而引發出道德主義者投射其衛道潔癖的反向慾望，那麼「後科大」的「周秀娜」，就變相形成另一種多少有點抗拒意味的符號，讓庶民（特別是當中充滿學校生活挫敗經驗的青年學子）投射其受學術精英考核規訓所欺凌的夢魘。
那究竟周秀娜是「升呢」了還是「降呢」了？哪一個才是真正的「周秀娜」？當然，你去問任何做文化產品行銷的，他都會說這些問題雖然很「廢」，但卻很實際，因為社會大衆的確又不時會為這些升升降降、真真假假而折騰，而消費。
加文，你在大學所受的正統新聞學訓練，教你如何做一個理想中的傳媒工作者，維護資訊的公平開放、監察權力、維護正義，我想你一定受益良多。可是，任何一個在今日媒體環境有過工作經驗的人都知道，媒體並非理想的公共空間，意見和消息的溝通並非時常不被扭曲，因為新聞也變得商品化，評論也變得商品化。
John Fiske 他老人家研究了不少娛樂、消閑類的普及文化，對新聞的庶民化╱普及化，對新聞操作如何在商業邏輯和提供庶民愉悅之間的游走，反而著墨並未太多。但是，作為一種庶民文化的新聞傳媒學（popular journalism），在很多正統新聞學院之外的學科，包括文化研究，都已成為顯學。
香港事實上是研究庶民（民粹）主義新聞學的好地方，因為和一個冥頑不靈的權力集團（power bloc）相並存活的，必然是無處不在，大量難以「理性」收復，來自各種庶民慾望的湍流暗湧，這也就the popular。它們能載舟，亦會無情地覆舟。它們有時姿態正氣凜然地反對「道德水平下降」，但轉頭又會指摘「道德偽善」，一刻臭鬥異見者破壞繁榮安定，一刻又會聲討權力集團，撻伐精英學究。這是民粹躁動，這也是反抗無力下暫時逃逸的快感泉源。新聞和評論，目的很多時就是提供這些快感。
加文，我知道你是一個有抱負的好學青年，不是只想趕學術浪頭，所以向你推薦一些好像過氣了的經典，例如John Fiske。你從香港的例子，或會研究出經典如何會被誤讀、錯誤地挪用（或者拋棄），又或者會得出洞見，深化那些大師的未竟之業。不過，我以為在當下香港，這種重拾經典，認真觀照當下現實的做法，正是一種「基進的處境化」進路，一種讓文化研究真正能在本土落地生根，有益社群、業界的明智選擇。
祝你學業猛進！
P.S.
如果再有人取笑你說話用「jargons」，請你有禮貌的請他轉用「人話」（或「中文」），那些叫「學術用語」不叫「jargons」。
2009年11月7日 星期六
校園驗毒不戰而降原因
信報
曾廣海、尹靖廷 2009-11-06
進退失據 校園驗毒不戰而降原因
校園驗毒計劃的原本目的是希望能「監察、遏阻學生的吸毒行為」及可「及早發現、給予輔導」，但幾經轉折，最新出台的《大埔區校園驗毒計劃試行守則》（《守則》） 規定驗尿必須學生及家長雙方同意，兼且抽中驗尿的學生可以拒絕接受測試和可隨時單方面撒回同意。《守則》亦規定「驗尿結果不能轉交警方」。
根據這個安排，如果每間學校有百分之五學生吸毒，及若有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學生不簽署同意書，這百分之五吸毒的學生，相信全部皆可隱藏，學校將無從把他們分辨出來，這非驢非馬的安排不僅達不到計劃的原來目的，而為餘下的八成不吸毒的學生驗毒便成了浪費公帑。
新驗毒方案非驢非馬
對政府原先驗毒方案影響最大的是教會、大律師公會和私隱專員，他們反對的理由是警方的介入不適當、學生的私穩權受到侵犯、家長代表學生簽署同意書違反了《兒童權利公約》。其次是驗毒加大了教師和學校的工作量、影響師生關係，以及擔憂輔導資源不足。
但反觀英國，他們的《學校毒品問題指引》不僅讓校方可以執行強制驗毒，並可在校園內使用緝毒犬及搜身等多種方案，讓學校自由選擇，此外，該指引又建議學校將結果向警方報告。為何英國可執行一個對個人私隱和警權侵擾性這樣高的方案，而香港不能呢？是否英國的相關法例有別於香港？
上述的《指引》指出，根據英國的《濫用藥物法》，「任何機構的管理層（包括學校），若知悉而准許或容忍非法藥物在其管核的場所或處所內販賣、或生產，或吸食，皆屬違法」。雖然英國警方檢控校方的機會不高，但校方為履行上述法律責任，必須按該指引的要求，建立並執行一套「校園毒品處理政策」，並將執行的情況向警方報告。由於學校背負這個刑事責任，因此有權要求學生履行相應的責任，而提供尿液作驗毒可列為該責任的一部分，這就為強制性的校園驗毒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法律依據。
在香港，現行的《危險藥物條例》第三十七條，與英國上述的法例條款是相對應的，但被「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忽略了而沒有列入其報告書內。此外，政府在回應社會人士質疑校園驗毒方案時，亦沒有提出這些條款據理力爭，指出若學生在校內管有並售賣或企圖售賣毒品給同學，如果該學生被警方查出，校方負責人會有刑事責任，除非學校已採取一切的「盡責措施」，包括驗毒計劃，以防止罪案發生。政府沒有採用上述條款作為切入點，為校園驗毒建立法律平台，實乃導致政府面對各方的質疑，一直處於被動狀態的主要原因之一。
至於私隱問題，由於尿液樣本並不是資料，故不受《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規限，尿液測試的結果，才是屬於個人資料，並受該條例所規管。政府在回應私隱專員的質疑信件時，似乎連這點也弄錯了。但要求抽樣選中的學生提交尿液樣本，是否違反現行法例或國際人權公約呢？答案是否定的。
學生同意權不能是無條件
因為校園內的尿液提供者，並不受現行法律保護，筆者在十一月的《信報財經月刊》專文中對此有詳細的論述，並指出學校將個別個案知會警方，是完全合法的。另外，《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五十八條亦規定，個人資料可使用於其他未預先指明的目的，包括警方，只要該目的是為「罪行的防止或偵測」即可。
至於特區政府在《守則》中規定，驗毒必須學生同意，這規定實質上是給予了學生一個等同於「否決權」的「同意權」，因為即使家長、老師及社工同意，若學生不同意，他便可否決所有其他人的意見。讓學生對是否提供尿液樣本有「否決權」，是等同讓有毒癮的學生繼續隱藏，不斷沉淪至難以自拔，不只殘害自己，亦可能導致家人痛苦，甚或危害社會。這本身就是違反了普通法及《兒童權利公約》的規定，即任何有關兒童的決定，必須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最高考慮。
除了錯用法例切入點外，另一個導致特區政府進退失據的原因是，特區官員在處理日益增多，且涉及多個政策部門的複雜社會問題，顯示出力有不逮，對全球正在上升以《人權法》及憲法挑戰政府管治的新趨勢不知所措，校園驗毒的退讓便是一例。
另外的問題是，在整個計劃中，誰是總負責人及最終問責人、如何量度及考核成效，政府全無交代。
反青少年吸毒是一項規模頗為龐大、複雜和長期的社會工程，要取得成功，除了要有強勢的領導外，亦需要一套嚴密的項目管理計劃，明確各相關部門的職責、工作目標、階段性衡量成效的表現指標及工作時間表。但到目前為止，市民見不到這些必須的要素存在。
曾廣海、尹靖廷 2009-11-06
進退失據 校園驗毒不戰而降原因
校園驗毒計劃的原本目的是希望能「監察、遏阻學生的吸毒行為」及可「及早發現、給予輔導」，但幾經轉折，最新出台的《大埔區校園驗毒計劃試行守則》（《守則》） 規定驗尿必須學生及家長雙方同意，兼且抽中驗尿的學生可以拒絕接受測試和可隨時單方面撒回同意。《守則》亦規定「驗尿結果不能轉交警方」。
根據這個安排，如果每間學校有百分之五學生吸毒，及若有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學生不簽署同意書，這百分之五吸毒的學生，相信全部皆可隱藏，學校將無從把他們分辨出來，這非驢非馬的安排不僅達不到計劃的原來目的，而為餘下的八成不吸毒的學生驗毒便成了浪費公帑。
新驗毒方案非驢非馬
對政府原先驗毒方案影響最大的是教會、大律師公會和私隱專員，他們反對的理由是警方的介入不適當、學生的私穩權受到侵犯、家長代表學生簽署同意書違反了《兒童權利公約》。其次是驗毒加大了教師和學校的工作量、影響師生關係，以及擔憂輔導資源不足。
但反觀英國，他們的《學校毒品問題指引》不僅讓校方可以執行強制驗毒，並可在校園內使用緝毒犬及搜身等多種方案，讓學校自由選擇，此外，該指引又建議學校將結果向警方報告。為何英國可執行一個對個人私隱和警權侵擾性這樣高的方案，而香港不能呢？是否英國的相關法例有別於香港？
上述的《指引》指出，根據英國的《濫用藥物法》，「任何機構的管理層（包括學校），若知悉而准許或容忍非法藥物在其管核的場所或處所內販賣、或生產，或吸食，皆屬違法」。雖然英國警方檢控校方的機會不高，但校方為履行上述法律責任，必須按該指引的要求，建立並執行一套「校園毒品處理政策」，並將執行的情況向警方報告。由於學校背負這個刑事責任，因此有權要求學生履行相應的責任，而提供尿液作驗毒可列為該責任的一部分，這就為強制性的校園驗毒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法律依據。
在香港，現行的《危險藥物條例》第三十七條，與英國上述的法例條款是相對應的，但被「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忽略了而沒有列入其報告書內。此外，政府在回應社會人士質疑校園驗毒方案時，亦沒有提出這些條款據理力爭，指出若學生在校內管有並售賣或企圖售賣毒品給同學，如果該學生被警方查出，校方負責人會有刑事責任，除非學校已採取一切的「盡責措施」，包括驗毒計劃，以防止罪案發生。政府沒有採用上述條款作為切入點，為校園驗毒建立法律平台，實乃導致政府面對各方的質疑，一直處於被動狀態的主要原因之一。
至於私隱問題，由於尿液樣本並不是資料，故不受《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規限，尿液測試的結果，才是屬於個人資料，並受該條例所規管。政府在回應私隱專員的質疑信件時，似乎連這點也弄錯了。但要求抽樣選中的學生提交尿液樣本，是否違反現行法例或國際人權公約呢？答案是否定的。
學生同意權不能是無條件
因為校園內的尿液提供者，並不受現行法律保護，筆者在十一月的《信報財經月刊》專文中對此有詳細的論述，並指出學校將個別個案知會警方，是完全合法的。另外，《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五十八條亦規定，個人資料可使用於其他未預先指明的目的，包括警方，只要該目的是為「罪行的防止或偵測」即可。
至於特區政府在《守則》中規定，驗毒必須學生同意，這規定實質上是給予了學生一個等同於「否決權」的「同意權」，因為即使家長、老師及社工同意，若學生不同意，他便可否決所有其他人的意見。讓學生對是否提供尿液樣本有「否決權」，是等同讓有毒癮的學生繼續隱藏，不斷沉淪至難以自拔，不只殘害自己，亦可能導致家人痛苦，甚或危害社會。這本身就是違反了普通法及《兒童權利公約》的規定，即任何有關兒童的決定，必須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最高考慮。
除了錯用法例切入點外，另一個導致特區政府進退失據的原因是，特區官員在處理日益增多，且涉及多個政策部門的複雜社會問題，顯示出力有不逮，對全球正在上升以《人權法》及憲法挑戰政府管治的新趨勢不知所措，校園驗毒的退讓便是一例。
另外的問題是，在整個計劃中，誰是總負責人及最終問責人、如何量度及考核成效，政府全無交代。
反青少年吸毒是一項規模頗為龐大、複雜和長期的社會工程，要取得成功，除了要有強勢的領導外，亦需要一套嚴密的項目管理計劃，明確各相關部門的職責、工作目標、階段性衡量成效的表現指標及工作時間表。但到目前為止，市民見不到這些必須的要素存在。
2009年10月18日 星期日
新移民的貧窮路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12 | 時事評論 | 厚生經營 | By 周永新 2009-10-08
新移民的貧窮路
連續三周談香港貧窮現況，特別是回歸以來，窮人有多少？他們是誰？為什麼要領綜援？說到窮人，不期然想起新移民，如上周指出的，居住香港未夠七年的新移民雖只佔總人口百分之五，但領取綜援的卻佔新移民總數的百分之十或以上，可見新移民貧窮的比例上確實高於一般市民。
回顧香港戰後六十多年歷史，可見貧窮與歷次新移民浪潮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香港人口在一百萬之間，戰爭時走了一半，但和平後人口短時間內回復一百萬以上，以後幾年陸續有大陸難民湧入；至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香港人口急增超過二百萬，大陸難民仍以各種方法逃來香港。
窮得要命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的十多年，是香港戰後最艱難的時期，其中物質的匱乏，實非今天年輕一輩明白的。五十年代，我就讀小學，可舉一個例子說明：一九五二年，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登基，為隆重其事，小學生獲派金屬造的漱口盅一個；我拿回家中，並非放置一處作紀念，真的每天拿來盛水漱口，因金屬造的不易損壞，到我入讀中學時仍常使用。
五十年代的香港居民多窮得要命，那時職位不多，求得一份穩定工作的已十分幸運，多數只做散工，今天不知明天事。難民中也有一些有高學歷和技術的，但多無用武之地，能夠養活一家人已屬「人中龍」，多潦倒終生。
總之一句，那時的新移民多是不折不扣的窮人，政府忙於公共生及食水供應等基本建設，只有國際救援機構為窮人提供「救濟品」等物資援助。
努力打拼
第二輪移民潮要數一九六二年間的「大逃亡」，香港一下子又多了幾十萬人，他們多成為新一代的窮人。面對這數以十萬計的新增窮人，那時政府想到的解決辦法是在荃灣及觀塘兩大區設立新市鎮，一來為這些新移民提供廉價住所，二來也為正在騰飛的人手密集工業提供勞動力。這樣的解決辦法當然有利也有弊，那時的窮人雖總算找到謀生機會，溫飽不成問題，但要改善生活卻必須經年累月的努力，也必須動員全家人在時間和體力上不斷犧牲，日以繼夜的為美好的前景打拼。
到了七十年代，貧窮與新移民的關係呈現了一定的軌：就是說，新移民來了香港，除非擁有特別條件，多要經過十年八年非常艱苦的日子，一般在山邊木屋或板間房棲身，幸運的七、八年可入住公屋；工作方面，以藍領佔絕大多數，薪金普遍偏低，最要命是工作時間長，除工作外就只有時間睡覺。不過，經過十年八年，新移民生活穩定了，逐漸離開貧窮行列，替代他們是另一批從大陸來港的新移民。
記憶猶新的最近一次移民潮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內地居民趁邊防稍為放鬆，大批的冒生命危險偷渡來港，至一九八○年十一月抵壘政策取消後為止，期間來港的新移民約有三、四十萬人。
與之前的新移民一樣，七十年代下半期來港的也多成為社會最底層的窮人，還幸那時香港的工業仍未式微，新移民兩餐是沒有問題的，住則仍是山邊木屋或臨時房屋（八十年代初香港仍有七十多萬木屋居民），但他們與以前新移民不同的地方，是他們要組織家庭並不容易。
七十年代下半期來港的新移民，他們成為永久居民後，帶來的是另類移民模式，也改寫了香港的貧窮。話該怎麼說？首先，這批新移民因冒險偷渡來港，所以以男性居多，年齡集中在三十歲之間。在香港定居後，他們要找尋結婚對象十分困難，一來限於本身較差劣的條件；二來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基於階層和背景的差異不願與他們結婚。結果，這批以男性居多的新移民開始轉向內地尋覓伴侶。
自關於香港前途的《中英聯合聲明》於一九八四年公布後，從內地來港定居的新移民起了根本性的變化：他們不再是自我選擇（self-selective）及排除萬難偷渡來港的年輕伙子，取代的是港人返回內地結婚所生的子女及他們的配偶。八十年代中開始，在羅湖邊境見到的來港定居（單程證）新移民，大多是三、四十歲的婦女和他們的年幼子女。
脫貧無望
就是這樣，新移民不再是補充香港勞動力的生力軍，轉過頭來，他們常是最貧窮的一群，亟需公共資源如教育、房屋、綜援的協助。到九十年代中，開始有言論認為新移民加重社會服務的壓力，特別是綜援，有意見批評新移民來港就是因貪圖福利。
那時，我也提出要正視新移民帶來的影響，但絕非從消極的角度看，而是一旦接納新移民為香港居民，政府就必須協助他們成為社會一員，讓他們作出應有的承擔和貢獻。我得到的答覆是：政府從來不會為新移民制定特定政策，只會對合資格的給予綜援、有住屋困難的編配公屋。政府這樣的態度，顯示官員仍未醒覺新移民的性質起了變化，仍停留在七、八十年代的思維。
結果怎麼樣？社會上積累了一層由新移民組成的貧窮家庭，一大群語言能力、視野、人際交往、自信心處處不如人的新移民子女，一區區由問題多籮籮的新移民家庭組成的社區—社會大眾對新移民的偏見和歧視就這樣慢慢形成！
過往新移民的貧困還有翻身機會，今天新移民卻與貧窮結了不解緣，且一代一代的傳下去。
註釋：官方稱新移民為新來港人士，但我覺得不恰當：香港每天均有數以萬計內地居民來港，但他們不是移民。
P12 | 時事評論 | 厚生經營 | By 周永新 2009-10-08
新移民的貧窮路
連續三周談香港貧窮現況，特別是回歸以來，窮人有多少？他們是誰？為什麼要領綜援？說到窮人，不期然想起新移民，如上周指出的，居住香港未夠七年的新移民雖只佔總人口百分之五，但領取綜援的卻佔新移民總數的百分之十或以上，可見新移民貧窮的比例上確實高於一般市民。
回顧香港戰後六十多年歷史，可見貧窮與歷次新移民浪潮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香港人口在一百萬之間，戰爭時走了一半，但和平後人口短時間內回復一百萬以上，以後幾年陸續有大陸難民湧入；至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香港人口急增超過二百萬，大陸難民仍以各種方法逃來香港。
窮得要命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的十多年，是香港戰後最艱難的時期，其中物質的匱乏，實非今天年輕一輩明白的。五十年代，我就讀小學，可舉一個例子說明：一九五二年，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登基，為隆重其事，小學生獲派金屬造的漱口盅一個；我拿回家中，並非放置一處作紀念，真的每天拿來盛水漱口，因金屬造的不易損壞，到我入讀中學時仍常使用。
五十年代的香港居民多窮得要命，那時職位不多，求得一份穩定工作的已十分幸運，多數只做散工，今天不知明天事。難民中也有一些有高學歷和技術的，但多無用武之地，能夠養活一家人已屬「人中龍」，多潦倒終生。
總之一句，那時的新移民多是不折不扣的窮人，政府忙於公共生及食水供應等基本建設，只有國際救援機構為窮人提供「救濟品」等物資援助。
努力打拼
第二輪移民潮要數一九六二年間的「大逃亡」，香港一下子又多了幾十萬人，他們多成為新一代的窮人。面對這數以十萬計的新增窮人，那時政府想到的解決辦法是在荃灣及觀塘兩大區設立新市鎮，一來為這些新移民提供廉價住所，二來也為正在騰飛的人手密集工業提供勞動力。這樣的解決辦法當然有利也有弊，那時的窮人雖總算找到謀生機會，溫飽不成問題，但要改善生活卻必須經年累月的努力，也必須動員全家人在時間和體力上不斷犧牲，日以繼夜的為美好的前景打拼。
到了七十年代，貧窮與新移民的關係呈現了一定的軌：就是說，新移民來了香港，除非擁有特別條件，多要經過十年八年非常艱苦的日子，一般在山邊木屋或板間房棲身，幸運的七、八年可入住公屋；工作方面，以藍領佔絕大多數，薪金普遍偏低，最要命是工作時間長，除工作外就只有時間睡覺。不過，經過十年八年，新移民生活穩定了，逐漸離開貧窮行列，替代他們是另一批從大陸來港的新移民。
記憶猶新的最近一次移民潮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內地居民趁邊防稍為放鬆，大批的冒生命危險偷渡來港，至一九八○年十一月抵壘政策取消後為止，期間來港的新移民約有三、四十萬人。
與之前的新移民一樣，七十年代下半期來港的也多成為社會最底層的窮人，還幸那時香港的工業仍未式微，新移民兩餐是沒有問題的，住則仍是山邊木屋或臨時房屋（八十年代初香港仍有七十多萬木屋居民），但他們與以前新移民不同的地方，是他們要組織家庭並不容易。
七十年代下半期來港的新移民，他們成為永久居民後，帶來的是另類移民模式，也改寫了香港的貧窮。話該怎麼說？首先，這批新移民因冒險偷渡來港，所以以男性居多，年齡集中在三十歲之間。在香港定居後，他們要找尋結婚對象十分困難，一來限於本身較差劣的條件；二來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基於階層和背景的差異不願與他們結婚。結果，這批以男性居多的新移民開始轉向內地尋覓伴侶。
自關於香港前途的《中英聯合聲明》於一九八四年公布後，從內地來港定居的新移民起了根本性的變化：他們不再是自我選擇（self-selective）及排除萬難偷渡來港的年輕伙子，取代的是港人返回內地結婚所生的子女及他們的配偶。八十年代中開始，在羅湖邊境見到的來港定居（單程證）新移民，大多是三、四十歲的婦女和他們的年幼子女。
脫貧無望
就是這樣，新移民不再是補充香港勞動力的生力軍，轉過頭來，他們常是最貧窮的一群，亟需公共資源如教育、房屋、綜援的協助。到九十年代中，開始有言論認為新移民加重社會服務的壓力，特別是綜援，有意見批評新移民來港就是因貪圖福利。
那時，我也提出要正視新移民帶來的影響，但絕非從消極的角度看，而是一旦接納新移民為香港居民，政府就必須協助他們成為社會一員，讓他們作出應有的承擔和貢獻。我得到的答覆是：政府從來不會為新移民制定特定政策，只會對合資格的給予綜援、有住屋困難的編配公屋。政府這樣的態度，顯示官員仍未醒覺新移民的性質起了變化，仍停留在七、八十年代的思維。
結果怎麼樣？社會上積累了一層由新移民組成的貧窮家庭，一大群語言能力、視野、人際交往、自信心處處不如人的新移民子女，一區區由問題多籮籮的新移民家庭組成的社區—社會大眾對新移民的偏見和歧視就這樣慢慢形成！
過往新移民的貧困還有翻身機會，今天新移民卻與貧窮結了不解緣，且一代一代的傳下去。
註釋：官方稱新移民為新來港人士，但我覺得不恰當：香港每天均有數以萬計內地居民來港，但他們不是移民。
2009年10月17日 星期六
階層流動凝固了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12 | 時事評論 | 厚生經營 | By 周永新 2009-10-15
階層流動凝固了！
此文寫於特首公布《施政報告》前。《施政報告》的內容，日後再討論。總覺得要對《施政報告》作即時回應，除非是新聞一部分，或有參考價值，但要寫成文章，難免流於粗疏。今年《施政報告》，特首早說以經濟為主調，尤以近日談得最多的六大優勢產業，特首答應會有交代（現應已有分曉）；至於民生福利，雖不至空白，但不會如去年的《施政報告》，因生果金引入資產及收入審查而釀成軒然大波。
為了預備《施政報告》，特首於幾個月前即展開諮詢，我透過策發會提出的意見，分三方面，都是自己平日關注的，包括：為長者設立生活保障、增加社會階層流動及制訂長遠人口政策。明知以上三項都不會包括在今次的《施政報告》中，但為了港人現在和長遠的福祉，這三項今次《施政報告》不提，未來也必須有明確的策略。
長者生活艱難
先說為長者設立生活保障。兩周前，我在這裏說過，近年來貧窮長者的數目並沒有增加，這樣又為什麼要討論長者的生活保障？首先，生活保障並不等同貧窮。不是貧窮長者沒有增加，他們就不要生活保障；就如有些僱主認為，薪金不夠食，打工仔可申請綜援，不用訂立最低工資—這樣把生活保障等同貧窮，是觀念混淆，好像生活就是為了生存。
回說長者的生活保障。現在約有十八萬長者領取綜援，政府每年開支達八十二億元；另有五十萬長者領取生果金，政府每年開支約六十億元，加上長者福利服務（如護理院舍及社區支援服務）三十億元的支出，單是透過社會福利署而用於長者的開支，每年達一百七十多億元，還不計算長者公共醫療和房屋開支。
就是有了這麼龐大的支出，仍有不少長者生活艱難—常有長者駝背在路上拾荒的圖片、長者困於籠屋或密不透風板間房的報道、烈日當空下輪候食米的影像—這些說明了什麼？
我無意誇大現今長者的辛酸。我雖對十多年後長者的生活抱樂觀態度，因那時長者多對退休有準備，強積金經過二、三十年也應有一定效果，但從現今到二○二五年，即約十五年間，長者的生活保障仍是亟須關注的課題，政府也必須拿出對策。
簡單來說，未來二十年估計仍有百分之二十（即五個有一個）長者必須倚靠綜援過活，餘下百分之八十，多項研究顯示其中百分之二十生活艱難—他們未必需要倚賴綜援，但要用生果金幫補生活。對這為數約二十萬的長者（隨人口老化而增加），政府能否多走一步？
年輕人前路茫茫
其次是社會階層流動。今天時興懷舊，回憶當中，現今不少成功人士都說，他們成長的年代，也就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期間，家境雖窮，但社會上有的是機會，只要肯搏，不愁沒有出頭日子。
今天情況大不同了：社會好像一潭死水，年輕人抱怨無論怎麼努力，連找一份合適工作也找不到，遑論有前途和薪金合理的職位。香港每年有一萬多名大學畢業生，但蓬勃發展的行業只有金融業（金融海嘯後已有收斂），畢業生想在金融以外尋找職位，猶如大海撈針，寄出幾十封求職信可以完全沒有回音。
此外，政府設立副學士等相關課程後，更加深了莘莘學子的徬徨和無奈。首先，他們得負擔昂貴學費，十多萬元才能完成課程對中產家庭也甚吃力；其次，拿了副學士文憑，本地大學銜接學位課程不易找，出外讀書並非一般家庭可應付。
最要命的是，社會上出現了一群高不成、低不就的青年—要求稍高的職位他們無法攀登，薪金微薄的基層工作他們又不想幹，結果只有無所事事地呆在家中，青年失業率也因此長期居高不下。
大學畢業生又如何？今天大學畢業（包括拿了碩士、博士銜頭的）已非天之驕子，就算找到工作，前途又如何？我在大學任教，負責訓練社工，二、三十年前畢業出來的，經過十年八年，只要安分守己，晉升一級是平常事，從此生活穩定，由基層變為中產，前途坦然和清晰。
大學畢業生原地踏步
今天大學畢業雖未致前路茫茫，但工作超過十年，多仍原地踏步，月薪或許多了幾千元，不要說置業安居了，就是要把讀書時負的債務還清也多力有不逮。他們最感氣餒的是，未來十年、二十年，他們有出人頭地的機會嗎？職業路線圖（career path）存在嗎？他們無法計劃自己的未來，也無法為下一代作打算（結果不結婚，也不生孩子）。
就是這樣，香港過往引以自豪的白手興家故事，或最為人津津樂道的英雄莫問出處的發達史，不是愈來愈變得鳳毛麟角，就是一下子消失了，階層流動驟然凝固。香港曾是冒險者的天堂，雖然這樣的天堂不一定值得留戀，但腳踏實地、誠誠實實工作的普羅大眾，今天卻看不到前景—他們不知道香港如何向前走，更不知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如何更上一層樓，這就是香港現今的悲哀！
至於人口政策，過去多有討論，不再重複。特首《施政報告》發表了，能否激發市民對前景的盼望，下次再談。
P12 | 時事評論 | 厚生經營 | By 周永新 2009-10-15
階層流動凝固了！
此文寫於特首公布《施政報告》前。《施政報告》的內容，日後再討論。總覺得要對《施政報告》作即時回應，除非是新聞一部分，或有參考價值，但要寫成文章，難免流於粗疏。今年《施政報告》，特首早說以經濟為主調，尤以近日談得最多的六大優勢產業，特首答應會有交代（現應已有分曉）；至於民生福利，雖不至空白，但不會如去年的《施政報告》，因生果金引入資產及收入審查而釀成軒然大波。
為了預備《施政報告》，特首於幾個月前即展開諮詢，我透過策發會提出的意見，分三方面，都是自己平日關注的，包括：為長者設立生活保障、增加社會階層流動及制訂長遠人口政策。明知以上三項都不會包括在今次的《施政報告》中，但為了港人現在和長遠的福祉，這三項今次《施政報告》不提，未來也必須有明確的策略。
長者生活艱難
先說為長者設立生活保障。兩周前，我在這裏說過，近年來貧窮長者的數目並沒有增加，這樣又為什麼要討論長者的生活保障？首先，生活保障並不等同貧窮。不是貧窮長者沒有增加，他們就不要生活保障；就如有些僱主認為，薪金不夠食，打工仔可申請綜援，不用訂立最低工資—這樣把生活保障等同貧窮，是觀念混淆，好像生活就是為了生存。
回說長者的生活保障。現在約有十八萬長者領取綜援，政府每年開支達八十二億元；另有五十萬長者領取生果金，政府每年開支約六十億元，加上長者福利服務（如護理院舍及社區支援服務）三十億元的支出，單是透過社會福利署而用於長者的開支，每年達一百七十多億元，還不計算長者公共醫療和房屋開支。
就是有了這麼龐大的支出，仍有不少長者生活艱難—常有長者駝背在路上拾荒的圖片、長者困於籠屋或密不透風板間房的報道、烈日當空下輪候食米的影像—這些說明了什麼？
我無意誇大現今長者的辛酸。我雖對十多年後長者的生活抱樂觀態度，因那時長者多對退休有準備，強積金經過二、三十年也應有一定效果，但從現今到二○二五年，即約十五年間，長者的生活保障仍是亟須關注的課題，政府也必須拿出對策。
簡單來說，未來二十年估計仍有百分之二十（即五個有一個）長者必須倚靠綜援過活，餘下百分之八十，多項研究顯示其中百分之二十生活艱難—他們未必需要倚賴綜援，但要用生果金幫補生活。對這為數約二十萬的長者（隨人口老化而增加），政府能否多走一步？
年輕人前路茫茫
其次是社會階層流動。今天時興懷舊，回憶當中，現今不少成功人士都說，他們成長的年代，也就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期間，家境雖窮，但社會上有的是機會，只要肯搏，不愁沒有出頭日子。
今天情況大不同了：社會好像一潭死水，年輕人抱怨無論怎麼努力，連找一份合適工作也找不到，遑論有前途和薪金合理的職位。香港每年有一萬多名大學畢業生，但蓬勃發展的行業只有金融業（金融海嘯後已有收斂），畢業生想在金融以外尋找職位，猶如大海撈針，寄出幾十封求職信可以完全沒有回音。
此外，政府設立副學士等相關課程後，更加深了莘莘學子的徬徨和無奈。首先，他們得負擔昂貴學費，十多萬元才能完成課程對中產家庭也甚吃力；其次，拿了副學士文憑，本地大學銜接學位課程不易找，出外讀書並非一般家庭可應付。
最要命的是，社會上出現了一群高不成、低不就的青年—要求稍高的職位他們無法攀登，薪金微薄的基層工作他們又不想幹，結果只有無所事事地呆在家中，青年失業率也因此長期居高不下。
大學畢業生又如何？今天大學畢業（包括拿了碩士、博士銜頭的）已非天之驕子，就算找到工作，前途又如何？我在大學任教，負責訓練社工，二、三十年前畢業出來的，經過十年八年，只要安分守己，晉升一級是平常事，從此生活穩定，由基層變為中產，前途坦然和清晰。
大學畢業生原地踏步
今天大學畢業雖未致前路茫茫，但工作超過十年，多仍原地踏步，月薪或許多了幾千元，不要說置業安居了，就是要把讀書時負的債務還清也多力有不逮。他們最感氣餒的是，未來十年、二十年，他們有出人頭地的機會嗎？職業路線圖（career path）存在嗎？他們無法計劃自己的未來，也無法為下一代作打算（結果不結婚，也不生孩子）。
就是這樣，香港過往引以自豪的白手興家故事，或最為人津津樂道的英雄莫問出處的發達史，不是愈來愈變得鳳毛麟角，就是一下子消失了，階層流動驟然凝固。香港曾是冒險者的天堂，雖然這樣的天堂不一定值得留戀，但腳踏實地、誠誠實實工作的普羅大眾，今天卻看不到前景—他們不知道香港如何向前走，更不知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如何更上一層樓，這就是香港現今的悲哀！
至於人口政策，過去多有討論，不再重複。特首《施政報告》發表了，能否激發市民對前景的盼望，下次再談。
財富拍住美國 窮人一樣咁多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08 | 時事評論 | 香島論叢 | By 練乙錚 2009-10-17
財富拍住美國 窮人一樣咁多
今天和大家談談香港的貧窮問題並介紹一個有趣的統計結果。
這方面的討論一直以來很困難，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會上無一公認的「貧窮」定義。香港社福界習慣用相對標準，即首先以住戶為單位按成員人數分組別，每組當中取其入息中位數之一半為該組別之「貧窮線」，該組之內，住戶入息低於此線者即為「貧窮」。按此標準，香港窮人總數為一百二十三萬，佔人口的百分之十七點六。這個定義有一缺點：只量度相對貧窮；故若經濟發展了，實質ＧＤＰ增加了（那怕是成倍增長），如果收入分布結構不變，則貧窮人數百分比也不會變，儘管此時不少「窮人」的購買力即實質收入已經增加（那怕是成倍增加）。這個定義的好處則是比較合乎常情，能照顧到「社會人」的一個特殊心理因素——在與周遭家家戶戶排比之時，大家總免不了要用相對觀點自視視人。
香港政府方面，一直以來刻意避免提及「貧窮」二字；這個習慣，公務員大概都知道，讀者如果不知，可到社署有關綜援的網頁上看看官方文宣、文件——若用瀏覽器試尋文件中的「貧」字或「窮」字，結果會是一個也沒有。在官方詞彙中，一向沒有「窮人」，有的只是「那些在經濟上無法自給自足的人士」這種委婉說法，故政府○五年成立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扶貧委員會」，實在是石破天驚，只可惜委員會寫完一個報告，便於○七年終止運作，不復存在。這個委員會的報告，的確制訂了一套「貧窮指標」，符合指標的人士有兩類，其一是五十九歲及以下、收入低於綜援標準者，其二是「清貧長者」（包括六十歲或以上合綜援資格人士及有醫護及居住困難者）；○七年人數，頭一類六十一萬八千多，第二類約二十萬四千，合共八十二萬二千，佔該年全港人口百分之十二。委員會這個數字，和社福界提出的，相去甚遠。數字後面的主要量度標準是綜援。衡量綜援金額，用的是一個「絕對貧窮」概念，即先就不同人數的住戶，逐一定出一籃子每月「必需品」的數量，再按當時這些物品或服務的市價算出總值，即為該等住戶的綜援金額，此額每年按通脹率調整。以此值定義「貧窮線」，若社會經濟發展了，實質ＧＤＰ（即購物力）上升，如果社會收入分布結構不變，則「貧窮線」下戶口便愈來愈少。扶貧委員會消失之後兩年多，曾蔭權終於開了金口，前天在立會上以綜援金額定義「貧窮」，接近委員會用的「指標」，亦即表示政府終於承認香港有八十多萬「窮人」。這一步很重要，因為此後社福界和政府就貧窮問題「有得傾」，數字不同不重要，反正彼此明白當中分別。
上述哪一個定義比較好，完全主觀，不值得爭拗，在不同的討論中，可用不同的定義，或者兩個並用，亦無不可，反正有學者認為「絕對貧窮」的定義，本質上也非完全「絕對」。大體而言，發達國當中，歐洲多採用相對貧窮定義，美國用絕對，英國則從五十年代起，改絕對為相對。（世銀還有一個定義：每人每日平均收入低於一點二五美元，即為貧窮，但這個定義只適用於發展中國家。）香港在經濟方面，無論是主流意識形態、發展階段、經濟政策、福利政策、政府介入市場程度等，都和美國相似，故政府採取美國官方沿用的貧窮概念，可說十分自然。這個做法，對香港的研究者而言，方便與美國貧窮狀況作比較，卻不利於借鑒歐洲資料；因此，筆者先在港、美之間作一對比。
美國去年人均ＧＤＰ是四萬六千九百美元；若以聯繫率折算，香港的數字則為三萬一千美元，但如果按購買力平價調整，則為四萬四千美元左右，和美國幾乎一樣。但相似之處還不止此。美國自八十年代以來，錄得的處於貧窮線以下人口，經常處於總人口的百分之十至十三左右，近年稍有增加，○八年的數字是百分之十三點二。這與上述香港「扶貧委員會」○七年提供的百分之十二之數，非常接近（注意二者都是用絕對貧窮定義算出）。當然，這個結果，還得看看兩地具體用的貧窮線是否相同，才有意義。
以標準四人戶口為例，○八年美國政府定出的貧窮線是每年收入二萬一千八百三十四美元。香港方面，按最新社署〈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指引〉，無收入四人標準家庭（文件中的例四），綜援總金額為每月九千九百八十一港元，若按購買力平價換算為美元，等於每年二萬一千八百五十七元；以此為香港四人戶口貧窮線，則幾乎和美國的完全相等！是以港、美的富裕程度一樣，政府劃的絕對貧窮線實質上也一樣，而按此線算出的兩地貧窮人士在總人口中所佔比率亦幾乎雷同。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結果，研究者不可不留意。當然，近乎一樣的有關數字底下，也有不少相異之處可堪玩味，惟篇幅所限，另文再談。
P08 | 時事評論 | 香島論叢 | By 練乙錚 2009-10-17
財富拍住美國 窮人一樣咁多
今天和大家談談香港的貧窮問題並介紹一個有趣的統計結果。
這方面的討論一直以來很困難，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會上無一公認的「貧窮」定義。香港社福界習慣用相對標準，即首先以住戶為單位按成員人數分組別，每組當中取其入息中位數之一半為該組別之「貧窮線」，該組之內，住戶入息低於此線者即為「貧窮」。按此標準，香港窮人總數為一百二十三萬，佔人口的百分之十七點六。這個定義有一缺點：只量度相對貧窮；故若經濟發展了，實質ＧＤＰ增加了（那怕是成倍增長），如果收入分布結構不變，則貧窮人數百分比也不會變，儘管此時不少「窮人」的購買力即實質收入已經增加（那怕是成倍增加）。這個定義的好處則是比較合乎常情，能照顧到「社會人」的一個特殊心理因素——在與周遭家家戶戶排比之時，大家總免不了要用相對觀點自視視人。
香港政府方面，一直以來刻意避免提及「貧窮」二字；這個習慣，公務員大概都知道，讀者如果不知，可到社署有關綜援的網頁上看看官方文宣、文件——若用瀏覽器試尋文件中的「貧」字或「窮」字，結果會是一個也沒有。在官方詞彙中，一向沒有「窮人」，有的只是「那些在經濟上無法自給自足的人士」這種委婉說法，故政府○五年成立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扶貧委員會」，實在是石破天驚，只可惜委員會寫完一個報告，便於○七年終止運作，不復存在。這個委員會的報告，的確制訂了一套「貧窮指標」，符合指標的人士有兩類，其一是五十九歲及以下、收入低於綜援標準者，其二是「清貧長者」（包括六十歲或以上合綜援資格人士及有醫護及居住困難者）；○七年人數，頭一類六十一萬八千多，第二類約二十萬四千，合共八十二萬二千，佔該年全港人口百分之十二。委員會這個數字，和社福界提出的，相去甚遠。數字後面的主要量度標準是綜援。衡量綜援金額，用的是一個「絕對貧窮」概念，即先就不同人數的住戶，逐一定出一籃子每月「必需品」的數量，再按當時這些物品或服務的市價算出總值，即為該等住戶的綜援金額，此額每年按通脹率調整。以此值定義「貧窮線」，若社會經濟發展了，實質ＧＤＰ（即購物力）上升，如果社會收入分布結構不變，則「貧窮線」下戶口便愈來愈少。扶貧委員會消失之後兩年多，曾蔭權終於開了金口，前天在立會上以綜援金額定義「貧窮」，接近委員會用的「指標」，亦即表示政府終於承認香港有八十多萬「窮人」。這一步很重要，因為此後社福界和政府就貧窮問題「有得傾」，數字不同不重要，反正彼此明白當中分別。
上述哪一個定義比較好，完全主觀，不值得爭拗，在不同的討論中，可用不同的定義，或者兩個並用，亦無不可，反正有學者認為「絕對貧窮」的定義，本質上也非完全「絕對」。大體而言，發達國當中，歐洲多採用相對貧窮定義，美國用絕對，英國則從五十年代起，改絕對為相對。（世銀還有一個定義：每人每日平均收入低於一點二五美元，即為貧窮，但這個定義只適用於發展中國家。）香港在經濟方面，無論是主流意識形態、發展階段、經濟政策、福利政策、政府介入市場程度等，都和美國相似，故政府採取美國官方沿用的貧窮概念，可說十分自然。這個做法，對香港的研究者而言，方便與美國貧窮狀況作比較，卻不利於借鑒歐洲資料；因此，筆者先在港、美之間作一對比。
美國去年人均ＧＤＰ是四萬六千九百美元；若以聯繫率折算，香港的數字則為三萬一千美元，但如果按購買力平價調整，則為四萬四千美元左右，和美國幾乎一樣。但相似之處還不止此。美國自八十年代以來，錄得的處於貧窮線以下人口，經常處於總人口的百分之十至十三左右，近年稍有增加，○八年的數字是百分之十三點二。這與上述香港「扶貧委員會」○七年提供的百分之十二之數，非常接近（注意二者都是用絕對貧窮定義算出）。當然，這個結果，還得看看兩地具體用的貧窮線是否相同，才有意義。
以標準四人戶口為例，○八年美國政府定出的貧窮線是每年收入二萬一千八百三十四美元。香港方面，按最新社署〈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指引〉，無收入四人標準家庭（文件中的例四），綜援總金額為每月九千九百八十一港元，若按購買力平價換算為美元，等於每年二萬一千八百五十七元；以此為香港四人戶口貧窮線，則幾乎和美國的完全相等！是以港、美的富裕程度一樣，政府劃的絕對貧窮線實質上也一樣，而按此線算出的兩地貧窮人士在總人口中所佔比率亦幾乎雷同。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結果，研究者不可不留意。當然，近乎一樣的有關數字底下，也有不少相異之處可堪玩味，惟篇幅所限，另文再談。
經濟不再是香港最大問題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13 | 時事評論 | 香島論叢 | By 練乙錚 2009-10-15
經濟不再是香港最大問題
從彭定康年代到董建華執政到今天曾蔭權當道，一年一度的施政報告是愈來愈沉悶了。爛並不一定好，平淡亦可顯功夫，但剛發表的這一份，卻的確文如其質、表裏一致，乏善可陳。曾政府喪失了主動能力。經濟上處處呵護財團利益，政治上事事察觀北京顏色，這兩個因素大體上決定了曾氏任內餘下兩年施政中的作為與不作為。論管治特色，曾的兩位前任，一個勇於變革敢於拼搏，一個雄心萬丈壯志凌雲，都能主動進取，但曾特首的特點，則是龜縮，滿足了金和權對他的要求之後，其他人的事，因循怠惰便算。想起溫家寶總理○八年「兩會」閉幕後在一次公開談話中說：「每個人，特別是領導幹部，要有獨立思考、批判思維和創造能力。」不能不替特區政府感到尷尬。
香港現在是一個怎樣的社會呢？論經濟，富甲全中國，人民知識水平也最高；在亞洲，人均ＧＤＰ與東京、新加坡鼎足而立，拋離其他城市甚遠；更由於是中國這個全球增幅最高、增長前景最好的經濟體的一部分，發展機會和潛力可說比全世界任何一個城市都好，這從去年至今世界經歷嚴重金融風暴而香港經濟少有恐慌便可看出。然而，香港人不快樂。在眾多量度世界各地人民快樂程度之類的排名榜上，香港通常排在中間偏後。 一個國家一個城市，和個人一樣，財富達到某種水平之後，再簡單增加，不一定帶來更多快樂更大滿足；這原是大家都知道的邊際效益遞減定律，千真萬確。社會到了這個地步，仍靠慣性甚或一部分人的無止境貪念推動發展，顯然不是最好辦法；這時候，「ＧＤＰ崇拜」後面，是社會動力資源即體力、心力、想像力和特別是管治精英的解決問題能力的錯配。香港的富裕程度到了這個地步了嗎？到了，甚或已經過了頭。誠然，也有調查顯示，經濟仍是最大多數港人的最大顧慮，但便是如此，也可能只是反映特定財富分配機制之下的不均狀況，而與總體財富水平無關。（若香港是一個阿當斯密意義而不是大財團意義上的自由經濟，事實當非如此，但香港「市場經濟」並不接近完美！）在這種情況之下，政府應該做什麼呢？它當然還要在份內管好工商財貿經濟，但它的大部分動力資源，卻應該花在經濟以外的問題上面。政府少出經濟力，還有市場去推動、企業去推動、千千萬萬人的利潤動機去推動，但如果政府不在其他社會問題上帶頭力，升斗市民絕對沒有能力解決。政府重要，目下在香港應該是這個意思。
什麼是今天香港的大問題呢？什麼問題真正需要特首及其他高級官員負起責任去處理呢？
教育問題。意識型態不談，從前香港教育質素很高，不僅出過丘成桐、崔琦、高錕，還訓練出大批當今社會精英，擔負起建設香港、締造「奇跡」的責任而不辱命，差的只是量。今天，量是提高了，但相比亞洲其他地區如台灣、南韓，還差得遠，在一些方面如特殊教育，最近竟還有「縮水」現象。質的方面，更不用提，滿意香港教育的家長，包括名校那些，現在愈來愈少。特首本人應該帶頭重視教育（而不是教育產業）。
人口老化問題。香港的人口「金字塔」早已成為橄欖形，再過二十年，將變成「倒轉三角」，人數最多的年齡組別，將是六十至七十五歲那組。老年人最集中在黃大仙等「老區」，這些區域的人均收入也偏低。對這些人而言，醫療社福服務都是大問題。世界上面臨人口嚴重老化的發達國家，政府如臨大敵，最怕的不是企業老闆請不到人手，而是老年人生活質素下降、壯年因此也百上加斤。香港政府認為只要輸入足夠外勞便可解決人口問題，思維還是商界至上。本應因為人口減少而不成問題的居住問題，卻因為政府為了照顧地產商利益，招引大量大陸資金入市而日益嚴重；無怪香港的「八十後」，將面臨撫養比攀升、擔子愈來愈重，卻要面對地產天價之威脅。
青少年問題。據教協估算，青少年學生食毒比例為百分之四，而且正在高速增長。（相比，六項優勢產業現時僱用人手亦只佔就業人口的百分之十；向青少年賣毒絕對是第一「優勢產業」！）但到目前為止，政府只是準備好搞一個場面哄動而效用堪虞的校園驗毒計劃。除了毒品問題，一般學童健康也愈來愈壞。以肥胖為例，其對青少年一生健康和幸福的影響，不亞於食毒，發生比率則比食毒高得多，世（ＷＴＯ）對此十分重視，屢向各國政府發出警告，一些國家處理得很好（如日本人均ＧＤＰ比中國高十倍，肥胖率卻和中國相若，在５％以下），香港這方面有大問題，但政府並無有關的教育宣傳。
社會流動性問題。施政報告算是關注了一下，但八十八段卻言不及義，談的竟然是考試壓力，可見政府連問題是什麼、存在與否、嚴重不嚴重等基本狀況也未搞清楚。恆處社會上層的精英，顯然不必多花心思及資源去理解社會流動性。
政改問題。不必提了。那是曾蔭權的恥辱。
幾時香港可有一個特首寫一份施政報告告訴市民，ＧＤＰ已不是香港最大最困難問題，政府及高官此後要多花精力面對其他頭痛腳痛心痛事，好哪一天港人快樂得像家裏的菲傭？
註：見○八年三月十八日《人民網》報道文章〈溫家寶談新時期解放思想〉； 例如在Happy Planet Index上的排名，香港今年在一百四十多個國家或地區當中排八十四。
P13 | 時事評論 | 香島論叢 | By 練乙錚 2009-10-15
經濟不再是香港最大問題
從彭定康年代到董建華執政到今天曾蔭權當道，一年一度的施政報告是愈來愈沉悶了。爛並不一定好，平淡亦可顯功夫，但剛發表的這一份，卻的確文如其質、表裏一致，乏善可陳。曾政府喪失了主動能力。經濟上處處呵護財團利益，政治上事事察觀北京顏色，這兩個因素大體上決定了曾氏任內餘下兩年施政中的作為與不作為。論管治特色，曾的兩位前任，一個勇於變革敢於拼搏，一個雄心萬丈壯志凌雲，都能主動進取，但曾特首的特點，則是龜縮，滿足了金和權對他的要求之後，其他人的事，因循怠惰便算。想起溫家寶總理○八年「兩會」閉幕後在一次公開談話中說：「每個人，特別是領導幹部，要有獨立思考、批判思維和創造能力。」不能不替特區政府感到尷尬。
香港現在是一個怎樣的社會呢？論經濟，富甲全中國，人民知識水平也最高；在亞洲，人均ＧＤＰ與東京、新加坡鼎足而立，拋離其他城市甚遠；更由於是中國這個全球增幅最高、增長前景最好的經濟體的一部分，發展機會和潛力可說比全世界任何一個城市都好，這從去年至今世界經歷嚴重金融風暴而香港經濟少有恐慌便可看出。然而，香港人不快樂。在眾多量度世界各地人民快樂程度之類的排名榜上，香港通常排在中間偏後。 一個國家一個城市，和個人一樣，財富達到某種水平之後，再簡單增加，不一定帶來更多快樂更大滿足；這原是大家都知道的邊際效益遞減定律，千真萬確。社會到了這個地步，仍靠慣性甚或一部分人的無止境貪念推動發展，顯然不是最好辦法；這時候，「ＧＤＰ崇拜」後面，是社會動力資源即體力、心力、想像力和特別是管治精英的解決問題能力的錯配。香港的富裕程度到了這個地步了嗎？到了，甚或已經過了頭。誠然，也有調查顯示，經濟仍是最大多數港人的最大顧慮，但便是如此，也可能只是反映特定財富分配機制之下的不均狀況，而與總體財富水平無關。（若香港是一個阿當斯密意義而不是大財團意義上的自由經濟，事實當非如此，但香港「市場經濟」並不接近完美！）在這種情況之下，政府應該做什麼呢？它當然還要在份內管好工商財貿經濟，但它的大部分動力資源，卻應該花在經濟以外的問題上面。政府少出經濟力，還有市場去推動、企業去推動、千千萬萬人的利潤動機去推動，但如果政府不在其他社會問題上帶頭力，升斗市民絕對沒有能力解決。政府重要，目下在香港應該是這個意思。
什麼是今天香港的大問題呢？什麼問題真正需要特首及其他高級官員負起責任去處理呢？
教育問題。意識型態不談，從前香港教育質素很高，不僅出過丘成桐、崔琦、高錕，還訓練出大批當今社會精英，擔負起建設香港、締造「奇跡」的責任而不辱命，差的只是量。今天，量是提高了，但相比亞洲其他地區如台灣、南韓，還差得遠，在一些方面如特殊教育，最近竟還有「縮水」現象。質的方面，更不用提，滿意香港教育的家長，包括名校那些，現在愈來愈少。特首本人應該帶頭重視教育（而不是教育產業）。
人口老化問題。香港的人口「金字塔」早已成為橄欖形，再過二十年，將變成「倒轉三角」，人數最多的年齡組別，將是六十至七十五歲那組。老年人最集中在黃大仙等「老區」，這些區域的人均收入也偏低。對這些人而言，醫療社福服務都是大問題。世界上面臨人口嚴重老化的發達國家，政府如臨大敵，最怕的不是企業老闆請不到人手，而是老年人生活質素下降、壯年因此也百上加斤。香港政府認為只要輸入足夠外勞便可解決人口問題，思維還是商界至上。本應因為人口減少而不成問題的居住問題，卻因為政府為了照顧地產商利益，招引大量大陸資金入市而日益嚴重；無怪香港的「八十後」，將面臨撫養比攀升、擔子愈來愈重，卻要面對地產天價之威脅。
青少年問題。據教協估算，青少年學生食毒比例為百分之四，而且正在高速增長。（相比，六項優勢產業現時僱用人手亦只佔就業人口的百分之十；向青少年賣毒絕對是第一「優勢產業」！）但到目前為止，政府只是準備好搞一個場面哄動而效用堪虞的校園驗毒計劃。除了毒品問題，一般學童健康也愈來愈壞。以肥胖為例，其對青少年一生健康和幸福的影響，不亞於食毒，發生比率則比食毒高得多，世（ＷＴＯ）對此十分重視，屢向各國政府發出警告，一些國家處理得很好（如日本人均ＧＤＰ比中國高十倍，肥胖率卻和中國相若，在５％以下），香港這方面有大問題，但政府並無有關的教育宣傳。
社會流動性問題。施政報告算是關注了一下，但八十八段卻言不及義，談的竟然是考試壓力，可見政府連問題是什麼、存在與否、嚴重不嚴重等基本狀況也未搞清楚。恆處社會上層的精英，顯然不必多花心思及資源去理解社會流動性。
政改問題。不必提了。那是曾蔭權的恥辱。
幾時香港可有一個特首寫一份施政報告告訴市民，ＧＤＰ已不是香港最大最困難問題，政府及高官此後要多花精力面對其他頭痛腳痛心痛事，好哪一天港人快樂得像家裏的菲傭？
註：見○八年三月十八日《人民網》報道文章〈溫家寶談新時期解放思想〉； 例如在Happy Planet Index上的排名，香港今年在一百四十多個國家或地區當中排八十四。
2009年9月20日 星期日
楊榮文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13 | 時事評論 | By 楊榮文 2009-09-09
Highlight Keywords
金融海嘯引發重新定價
新加坡外交部長 楊榮文
尊敬的副校長凱特．朴蕊蒂女士（Kate Pretty）、我的昔日導師納瓦拉南教授（Professor Navaratnam）、親愛的朋友、女士們先生們，劍橋大學在全球經濟陷入許久未見的嚴重衰退之際，慶祝建校八百周年，似乎顯得不吉利。可是縱觀劍橋走過的歷史長河，此次經濟大滑坡只不過是人類發展中的又一次間斷，類似情況劍橋不但多次見證，也參與了不少。這場危機是否會成為世界歷史上一個主要轉折點，我們還不得而知，只有在事態塵埃落定後才能確定。
治病沒有捷徑
倒是這場危機的嚴重性，卻是愈來愈顯著。危機何時觸底、將持續多久，沒人說得準。數以萬計的公司將倒閉，至少上千萬人飯碗不保。原本的金融危機已演變成全面性的經濟危機。對許多國家而言，經濟形勢惡化會引發政治危機。一些國家的政府迫於短期的政治壓力，倉卒做出反應，這反而會使它們的經濟雪上加霜。
《金融時報》去年十二月的一篇評論指美國聯邦儲備局盲目飛行。實際上，所有政府都在低能見度下飛行。市場劇烈動盪，正是因為沒人能確定哪些應對策略會奏效。
為我家人看病的一位老醫生曾經解釋，為什麼要讓疾病走完發病到痊癒整個過程。他說，治病須順應疾病的發展規律，對症下藥，企圖縮短這個過程可能反會加重潛在病因。當中可能需要採取緊急措施，又或許症狀減輕了，但無論如何，要讓病人自身痊癒，隨後他們體內的免疫系統將起變化。
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了解創意性破壞的重要性。一個經濟周期的完結並不會使經濟回復到原來的起點。經濟走下坡時，公司倒閉、員工失業、機構重組改革、政府可能出現更替。在這過程中，資源重新分配，舊事物被新事物取代。
今年逢二百周年冥誕的達爾文深明這一切。生命是一場鬥爭，舊的被新的取而代之，而人類社會是這場鬥爭的一部分。
痛苦過程漫長
我們自問，掙脫舊現實後浮現出來的新現實是什麼？歷史是不可預先決定的。在某個特定時間，存在幾個可能的未來，各自處於局部平衡狀態。而每一次危機，代表從一個局部平衡狀態，過渡到另一個局部平衡狀態之間的一個間斷。而這狀態的變化，僅僅是情景設想的多項可能性中的一項。
未來幾年，無論歷史在充滿各種可能性的空間裏依循哪個軌道運行，資產、生產要素、國家、思想都將經歷大規模的重新定價。
讓我先談經濟的重新定價。當前危機導致許多泡沫破滅，首當其衝的是美國的次優貸款房。全球各地的資產價格急速下滑。單在過去一年，就蒸發了幾十萬億美元的財富，人們無從知道這個痛苦過程還會持續多久。很多個月前，作風一向謹慎的格林斯平說，他往洞裏一望，看到資產價格下滑即將見底；結果出現的卻是鮮為人知的黑暗深淵。只有當資產價格充分下調後，深淵底部才會顯現出來。公共政策足以推動或妨礙這個過程。不幸的是，許多經濟刺激配套將使這方面的調整更加困難，如拯救沒效率的汽車公司可能反倒延長重組過程的痛苦，同時耗費巨額公款。
至於人的重新定價，還要痛苦得多。全球化之後，整個世界成了單一的勞動市場，歐美和日本工人的工資直接或間接地被亞洲和非洲數十億的廉價勞動力壓低。單是中國和印度每年所造就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就比所有發達國家的總和還多。雖然貿易是個正和遊戲，但貿易所帶來的好處卻從未均等分配，因此接下來，許多國家必然面對國內保護主義加劇的壓力。
各國政府往往為了保住員工的工作，而犧牲經濟的長遠利益。我們別誤以為可以故步自封、強行擺脫經濟衰退。一旦超出某個極限，貨幣兌換率就得承受壓力。即使政府企圖制止資產和人力重新定價，國際市場也會強迫我們作出調整。一個過度舉債的國家將被重新定價，其貨幣將貶值，導致所有國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當今世界明顯失衡。七大工業國全陷入經濟衰退。西方消費過多，儲蓄過少，而亞洲則儲蓄過多，消費過少。中國、印度和其他國家的消費理應遠遠超越產值，可是這些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仍然偏低，致使他們還不足以彌補當前全面下滑的全球需求量。這樣的局面，也許再過十年、二十年會扭轉過來，但絕不是接下來短短幾年內辦得到的。而在這個過程中，凱恩斯的節約悖論將蔓延全球，環球經濟可能陷入更長的衰退期。
眼前的這場危機可能需要幾年的時間才會結束，之後世界將出現多極化局面，輪廓將更分明。美國雖然在長遠的將來仍會繼續是全球舉足輕重的強國，但她將不再是世界唯一的超級霸主，權力須與他國分享。由西方列強主導的發達國家世界，必須與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和其他國家分享權力，共同主導世界大局。由此可見，政治領域將伴隨經濟領域重新定價。
大國分權談何容易
自北京舉辦盛大輝煌的奧運開幕式後，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去年八月二十六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評論寫：「這是個歷史性的變革時刻。轉瞬十年後，每個人都會明白這點。幾個世紀以來，權力一直屬於西方的歐洲列強，包括大英帝國。到了二十世紀，權力屬於美國。現在我們必須適應一個新世界，與遠東地區分享權力。我很想知道，我們這些長久以來主宰世界的西方文明（不光是政治與經濟），是否確切明白這究竟意味什麼。這將是一個相當詭異、甚至可能叫人害怕的歷程。」 以上評論是貝理雅於去年八月金融風暴來襲前發表的，今日聽來，更是何其貼切。不過，分享權力談何容易。國際金融機構如布列頓森林機構等，若不大規模重組，環球治理體系內的許多問題將無法有效處理。在美國前總統布殊的倡導下，於去年十一月開啟的二十大工業國峰會是一個必要的新起點，不過這是個過程。
白高敦首相希望四月二日於倫敦召開的第二次會議，可以為環球談判擬出主要架構。誠然，環球機構的改革過程需要好幾年時間來完成。在過渡時期，很多事情都可能出錯。經濟史學家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分析了上世紀經濟大蕭條，認為箇中一個主要導因是，在那個權力轉移跨越大西洋的關鍵時刻，世界卻群龍無首；當時的英國無法行使領導權，而美國則不願意當領導。環球經濟隨之崩潰。
未來幾十年，中美關係將影響世界。說得直白點，美國是中國最重要的出口市場，而中國是美國債券的最重要買家。中國如何和平地進入環球治理體系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挑戰，這將進而使環球體系出現變化。相信就是這個原因，促使美國國務卿希拉莉把東亞列為首次出訪的目的地。
中國的蛻變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發展。關於中國重新崛起的論述很多，不過我想談以下三點。
自覺性
第一點是中國的自覺性。李約瑟（Joseph Needham）在多年前已就這一點寫了不少。中國歷代有為前朝修史的責任。前後二十四史，第一部是司馬遷於公元前一百年前所著的《史記》。之後，後漢為西漢修史，接下來是王莽新朝、三國等等。最後一個朝代清朝建於一六四四年，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而滅亡。時至今日近一個世紀以後，清朝的正史方開始撰寫。我在今年一月參觀巴黎天主教外方傳教會時，一位會說華語、曾在中國和新加坡服務多年的法國牧師告訴我，預計清代正史總共將有九十冊，而其中五冊會是有關中國的基督教傳教會。參觀傳教會時，我也遇到一位研究四川省傳教活動歷史的中國學者。沒有一個國家或文明有這樣的自我傳承意識。
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史，看來要等上好幾百年後才能編撰。李約瑟對中國的自覺性有深邃的洞察力，這也造就了他在中國科學與文明研究方面的出色表現。弔詭的是，中國的自覺性多局限於傳統範疇中的社會和道德成就。是李約瑟讓中國人知道他們對世界作出了令人驚奇的科學與科技貢獻。
不過，中國的自覺性既是個長處也是個弱點。作為長處，它賦予中華民族自信和韌性。中國領導人常說，雖然中國應向世界學習，但必須以自己的方式尋覓通向未來的道路。不過這種自覺性也是一種自負感，使中國的思想和機制很難成為這個多元化世界的主流。可以確定的是，中國無意把外國人轉化為中國人。反之，美國是個相對年輕的國家，深信自己的想法是獨特及最優秀的，想要把每個人「美國化」。當今的全球化軟件，包括各種標準與流行文化，基本上全是美國的，而這正是中美之間根深蒂固的差異。
如果把文化比作人類操作系統，將各種不同文化以更高級的ＨＴＭＬ或ＸＭＬ語言超鏈接起來的，其實是美國文化。即使這個美國文化軟件時至今日仍需要某些修補，但它終究還是美國式的。而中國文化的性質卻非常獨特，所以，即使中國幾乎肯定會在未來幾十年內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我並不認為中國文化軟件有一天能夠將世界統合起來。
城市化
我今天想談的第二點是，中國叫人驚嘆的城市試驗進程。中國城市化的速度與規模，堪稱人類史上前所未見。他們的城市規劃專家自知中國不似美國那樣擁有大片土地任由城區向郊區外擴張，耕地又不及印度來得廣。儘管中國的高速公路網已經比美國還長，但中國人清楚意識到，如果他們的擁車用車量在人均水平上跟美國人一樣，整個地球將會沸騰。中國看到了土地保護與節約能源的需要，正落足心力打造可容納上千萬人、相當於一個大國總人口的超大城市。而這些超大城市，絕非像墨西哥城、拉各斯等雜亂無章發展而成的集合城市，而是為龐大的居住人口精心設計的城市。
中國的共產體制把大量土地重新集中到政府手中，使中國較之其他國家更有條件推動規模龐大的重新發展項目。回顧一九四九年那一場中國革命，爭取的正是土地所用權，這也正是中國與印度的最大差異所在。在印度，一如世界許多其他地方，為大規模發展項目徵地，永遠讓人心力交瘁。
如果說在二十世紀，世界以美國清晰理性的格網式城市規劃馬首是瞻，那二十一世紀裏影響世界的城市發展概念應該來自中國。如此浩瀚的城市化進程，讓中國在文化、政治、體制各方面都面臨重塑。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的農村革命起家，處理城市政治對中共政府來說，挑戰可不小。毛時代的城市人口比率僅百分之二十，今天的中國，百分之四十人口居住在城市裏，而不出幾十年，中國將趕上所有其他發展國家，城市人口將達八、九成之多。今時今日，中國的手機用戶已經超越了世界任何一個地方，互聯網用戶比美國還多。
政治文化
第三點，中國的政治文化。千百年來，中國早已發展出一套特殊的政治文化，足以使一個幅員土地猶如一整個洲般大的國家統一集中由一組官僚精英管轄治理。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的官僚政府正是中國共產黨。在運作正常的情況下，這支官僚政府任人唯賢，對整個國家充滿了強烈使命感。
明清時代規定任何高官都不可在自己出生地方圓四百哩範圍內任職，以免因牽涉地方利益而遭受壓力。這也意味彈丸之地如新加坡，完全不可能由新加坡人治理。剛在幾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恢復了這項條例，實際運作情況也確實如此，無論是省委書記或省長，幾乎所有省級領導都不出自所管轄的同個省份。唯一例外的是自治區，但同省人最高也只能坐上第二把交椅，絕不出任最高領導一職。以此類推的話，英國首相絕非英國人、法國總統絕非法國人、德國總理也不可能是德國人。
隨未來幾十年的城市化進程，中國的政治體制將發生巨變，但由官僚精英掌控整個國家的情況應該不會改變。太多各種國家機能共同主宰整個國家的利益，不得不實行中央集權制。在歷史記憶裏，一個分裂的中國總是帶來紛亂，而一場紛亂很可能持續一段很長時間。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正在較基層地方政府層級推行民主試驗，為濫權舞弊有效把關。但上到省市層級，領導人就得由更高的中央政府在聽取各方意見、經過審慎遴選後點名委任。好比中國式社會主義一樣，中國也會發展出有別於西方自由民主概念的「具中國特色的民主」。而當前的環球危機將使中國領導人更加堅信，以中央主導國家經濟的做法是對的。
全球局勢動盪，致使許多發展中國家紛紛研究起中國體制，反思中國發展經驗能否為良好的治理模式提供借鑑與參考。長久以來主導世界的西方模式，首次面臨強大的競爭者。
我提出這三點，說明要把中國納入新的多極環球體制，過程有多麼棘手繁雜；牽涉的不只是經濟挑戰，也包括政治與文化考驗。但這個過程勢在必行，結果將是一個跟我們熟悉的格局截然不同的世界。發展中國家將不再一味嚮往西方尋求靈感與啟發，今後會把目光轉向中國，也許還有印度。
中國與印度同步重新崛起，這個過程讓人無限心醉。人口總合佔了全球人口四成的這兩個國家，在本質上截然不同：一個奉行倫理、嚴格拘謹；另一個是個民主社會、粗暴喧鬧，或者借用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的話說，「印度人能言好辯」。但是，中印又不約而同地讓我們感受到一股有機的強盛生命力，正在改變許許多多人民的生活。
兩國之間心存疑慮
這兩大古文明得以重逢交錯，同樣好比一齣戲。縱是千山萬水相隔，中印千百年來歷史上的接觸零星延續，大多數時候和平共處。近幾年來，兩國貿易往來大幅增長，使中國躍升為印度最大貿易夥伴國。但當然，我們也沒忘了中國早在英屬印度時代就曾經是英屬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但兩國之間始終心存疑慮。一九六二年中印邊界戰爭印度戰敗後至今耿耿於懷，而中國領導人始終無法全然參透印度當年所承受的創傷究竟有多深。
對我們這些東南亞國家來說，這兩個大國同屬近鄰，東南亞的既得利益取決於兩國之間的和平與合作關係。我想談談一項或許有助於把南亞、東南亞以及東亞重新凝聚起來的計劃，那就是，印度比哈爾邦（Bihar）那爛陀大學（Nalanda University）的重建計劃。
通過中國的歷史記載，世界知道印度曾經有這麼一所古老的佛教大學，好幾個世紀以來吸引了來自亞洲各地的學生深造修行。那爛陀在最鼎盛時期，學子上萬人，大多是僧侶。根據唐朝高僧玄奘在七世紀留下的文字記載，那爛陀校舍輝煌一時，藏書閣共九層樓，佛塔高聳入雲霄。玄奘跋山涉水、歷經艱辛苦難赴印度取經的經歷，經由小說《西遊記》流傳已久，他也確實曾在那爛陀修學好幾年。但不幸的是，大約八百年前，也就是牛津與劍橋相繼成立的那個年代，那爛陀面臨阿富汗侵略者大舉入侵，慘遭摧毀殆盡。
最近，印度政府決定對這所古老的大學進行重建，發展成世俗大學，充當國際合作與交流的平台。當局已在出土遺址不遠處撥出了五百萬畝土地供重建。重建後的大學將延續那爛陀多元領域的特色，弘揚人類的和諧共生、人與自然和諧共存、人與自然生命結合的佛學理念。印度政府委任以阿馬蒂亞森為首的一組顧問團，為那爛陀大學的重建概念與構思提供諮詢，我很榮幸受邀成為顧問團成員。我希望新的那爛陀大學能引領亞洲朝向一個和平而相互理解尊重的新時代，我也希望那爛陀能與劍橋建立密切聯繫。
不可盡信終極方案
一個多極化的世界必定是個紛亂繁雜的世界，不會有哪個單一的價值體系會一枝獨秀將其他體系淹沒。當前的金融危機，導致許多人開始對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本質產生了懷疑。借用法國前總理利昂內爾．若斯潘（Lionel Jospin）的話說，化學純資本主義（chemically-pure capitalism）成了貶義詞。反倒是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價值回升，大家又把書櫃裏塵封已久的《通論》（《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一書翻了出來。《新聞周刊》（Newsweek）最新一期的封面宣告：「你我如今都是社會主義分子。」就連馬克思主義，也再度廣為傳聞。世界各國在尋求對策應對危機的當兒，也對各種思想與文化標準重新定價。萬一失業率偏高的現象長久持續，類似上世紀三十年代極端危險的思潮與意識形態很可能重現。
少了美國的領導，一個多極化世界將輕易引起環球不穩定。人們如今對奧巴馬新政府寄予厚望，期待這支對文化之間微妙差異更為敏感的執政團隊，能讓世界重建秩序、恢復增長。可惜事情往往沒想像中簡單，種種紛亂與迷惑應該還會持續一段相當長時間。重點是，我們不可盡信所謂的絕對、終極的方案，因為恰恰是這些方案，往往才最危險。
面對當前危機，我們也許可從兩位劍橋學子身上得到啟發：達爾文、李約瑟（Needham）。達爾文於一百五十年發表出版的《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標誌人類知識的一大躍進。英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稱之為「The Big Idea」。達爾文的想法確偉大。他的「自然選擇論」，亦是人類知識、社會發展的貼切比喻；人類的思潮與制度就好比生物品種，經歷戰爭、革命、選舉、經濟危機、學術辯論、市場競爭，自然淘汰。我們惟有期待存活下來並日益壯大的「適者」，能把人類文明推向另一高峰。
互敬互重相互學習
沒幾個人能像李約瑟一樣了解中國，正如賽門。溫契斯特（Simon Winchester）在一部關於李約瑟生平事的近著 The Man Who Loved China 中說，李約瑟如果活看到中國今日的巨變，也未必會感到意外。
達爾文和李約瑟都受劍橋傳統風氣薰陶，學會怎麼不失正義感與道德心而能同時秉持懷疑精神。惟有事事抱懷疑態度，才能維持客觀、嚴苛律己、借鑒他人。再靠借正義感與道德心，為更大的社會利益而奮鬥。中國早期就因為貪污腐敗，關閉鎖國，拒絕向外界學習，最終導致國勢頹敗、一蹶不振。一七九三年，清朝乾隆皇帝在接見來訪的英國使節馬戈爾尼（Lord McCartney）時，請他轉告英王喬治三世：「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認為西方沒什麼值得中國學習的。這標示了滿清皇朝衰落的開始。
人類各大文明之間相互交流兼收並蓄的程度，超乎了他們各自的想像，也超乎你我的認知。李約瑟在一九六九年把一系列有關東西方之間歷史性對話文選集結成書，書名是《四海之內》，取自孔子論語里的名言：「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第三世界團結組織鼎盛的五十年代，印度有句話說：「Hindi-Chini, bhai bhai」，意即，印度人和中國人是兄弟。在當前這個紛亂迷惑的年代，我們愈發需要在人性互敬互重的深刻基礎上相互學習、兼收並蓄。
本文為新加坡外交部長楊榮文在今年三月二十七日應邀出席劍橋大學建校八百周年卓越講座發表的演講內容。
P13 | 時事評論 | By 楊榮文 2009-09-09
Highlight Keywords
金融海嘯引發重新定價
新加坡外交部長 楊榮文
尊敬的副校長凱特．朴蕊蒂女士（Kate Pretty）、我的昔日導師納瓦拉南教授（Professor Navaratnam）、親愛的朋友、女士們先生們，劍橋大學在全球經濟陷入許久未見的嚴重衰退之際，慶祝建校八百周年，似乎顯得不吉利。可是縱觀劍橋走過的歷史長河，此次經濟大滑坡只不過是人類發展中的又一次間斷，類似情況劍橋不但多次見證，也參與了不少。這場危機是否會成為世界歷史上一個主要轉折點，我們還不得而知，只有在事態塵埃落定後才能確定。
治病沒有捷徑
倒是這場危機的嚴重性，卻是愈來愈顯著。危機何時觸底、將持續多久，沒人說得準。數以萬計的公司將倒閉，至少上千萬人飯碗不保。原本的金融危機已演變成全面性的經濟危機。對許多國家而言，經濟形勢惡化會引發政治危機。一些國家的政府迫於短期的政治壓力，倉卒做出反應，這反而會使它們的經濟雪上加霜。
《金融時報》去年十二月的一篇評論指美國聯邦儲備局盲目飛行。實際上，所有政府都在低能見度下飛行。市場劇烈動盪，正是因為沒人能確定哪些應對策略會奏效。
為我家人看病的一位老醫生曾經解釋，為什麼要讓疾病走完發病到痊癒整個過程。他說，治病須順應疾病的發展規律，對症下藥，企圖縮短這個過程可能反會加重潛在病因。當中可能需要採取緊急措施，又或許症狀減輕了，但無論如何，要讓病人自身痊癒，隨後他們體內的免疫系統將起變化。
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了解創意性破壞的重要性。一個經濟周期的完結並不會使經濟回復到原來的起點。經濟走下坡時，公司倒閉、員工失業、機構重組改革、政府可能出現更替。在這過程中，資源重新分配，舊事物被新事物取代。
今年逢二百周年冥誕的達爾文深明這一切。生命是一場鬥爭，舊的被新的取而代之，而人類社會是這場鬥爭的一部分。
痛苦過程漫長
我們自問，掙脫舊現實後浮現出來的新現實是什麼？歷史是不可預先決定的。在某個特定時間，存在幾個可能的未來，各自處於局部平衡狀態。而每一次危機，代表從一個局部平衡狀態，過渡到另一個局部平衡狀態之間的一個間斷。而這狀態的變化，僅僅是情景設想的多項可能性中的一項。
未來幾年，無論歷史在充滿各種可能性的空間裏依循哪個軌道運行，資產、生產要素、國家、思想都將經歷大規模的重新定價。
讓我先談經濟的重新定價。當前危機導致許多泡沫破滅，首當其衝的是美國的次優貸款房。全球各地的資產價格急速下滑。單在過去一年，就蒸發了幾十萬億美元的財富，人們無從知道這個痛苦過程還會持續多久。很多個月前，作風一向謹慎的格林斯平說，他往洞裏一望，看到資產價格下滑即將見底；結果出現的卻是鮮為人知的黑暗深淵。只有當資產價格充分下調後，深淵底部才會顯現出來。公共政策足以推動或妨礙這個過程。不幸的是，許多經濟刺激配套將使這方面的調整更加困難，如拯救沒效率的汽車公司可能反倒延長重組過程的痛苦，同時耗費巨額公款。
至於人的重新定價，還要痛苦得多。全球化之後，整個世界成了單一的勞動市場，歐美和日本工人的工資直接或間接地被亞洲和非洲數十億的廉價勞動力壓低。單是中國和印度每年所造就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就比所有發達國家的總和還多。雖然貿易是個正和遊戲，但貿易所帶來的好處卻從未均等分配，因此接下來，許多國家必然面對國內保護主義加劇的壓力。
各國政府往往為了保住員工的工作，而犧牲經濟的長遠利益。我們別誤以為可以故步自封、強行擺脫經濟衰退。一旦超出某個極限，貨幣兌換率就得承受壓力。即使政府企圖制止資產和人力重新定價，國際市場也會強迫我們作出調整。一個過度舉債的國家將被重新定價，其貨幣將貶值，導致所有國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當今世界明顯失衡。七大工業國全陷入經濟衰退。西方消費過多，儲蓄過少，而亞洲則儲蓄過多，消費過少。中國、印度和其他國家的消費理應遠遠超越產值，可是這些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仍然偏低，致使他們還不足以彌補當前全面下滑的全球需求量。這樣的局面，也許再過十年、二十年會扭轉過來，但絕不是接下來短短幾年內辦得到的。而在這個過程中，凱恩斯的節約悖論將蔓延全球，環球經濟可能陷入更長的衰退期。
眼前的這場危機可能需要幾年的時間才會結束，之後世界將出現多極化局面，輪廓將更分明。美國雖然在長遠的將來仍會繼續是全球舉足輕重的強國，但她將不再是世界唯一的超級霸主，權力須與他國分享。由西方列強主導的發達國家世界，必須與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和其他國家分享權力，共同主導世界大局。由此可見，政治領域將伴隨經濟領域重新定價。
大國分權談何容易
自北京舉辦盛大輝煌的奧運開幕式後，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去年八月二十六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評論寫：「這是個歷史性的變革時刻。轉瞬十年後，每個人都會明白這點。幾個世紀以來，權力一直屬於西方的歐洲列強，包括大英帝國。到了二十世紀，權力屬於美國。現在我們必須適應一個新世界，與遠東地區分享權力。我很想知道，我們這些長久以來主宰世界的西方文明（不光是政治與經濟），是否確切明白這究竟意味什麼。這將是一個相當詭異、甚至可能叫人害怕的歷程。」 以上評論是貝理雅於去年八月金融風暴來襲前發表的，今日聽來，更是何其貼切。不過，分享權力談何容易。國際金融機構如布列頓森林機構等，若不大規模重組，環球治理體系內的許多問題將無法有效處理。在美國前總統布殊的倡導下，於去年十一月開啟的二十大工業國峰會是一個必要的新起點，不過這是個過程。
白高敦首相希望四月二日於倫敦召開的第二次會議，可以為環球談判擬出主要架構。誠然，環球機構的改革過程需要好幾年時間來完成。在過渡時期，很多事情都可能出錯。經濟史學家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分析了上世紀經濟大蕭條，認為箇中一個主要導因是，在那個權力轉移跨越大西洋的關鍵時刻，世界卻群龍無首；當時的英國無法行使領導權，而美國則不願意當領導。環球經濟隨之崩潰。
未來幾十年，中美關係將影響世界。說得直白點，美國是中國最重要的出口市場，而中國是美國債券的最重要買家。中國如何和平地進入環球治理體系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挑戰，這將進而使環球體系出現變化。相信就是這個原因，促使美國國務卿希拉莉把東亞列為首次出訪的目的地。
中國的蛻變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發展。關於中國重新崛起的論述很多，不過我想談以下三點。
自覺性
第一點是中國的自覺性。李約瑟（Joseph Needham）在多年前已就這一點寫了不少。中國歷代有為前朝修史的責任。前後二十四史，第一部是司馬遷於公元前一百年前所著的《史記》。之後，後漢為西漢修史，接下來是王莽新朝、三國等等。最後一個朝代清朝建於一六四四年，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而滅亡。時至今日近一個世紀以後，清朝的正史方開始撰寫。我在今年一月參觀巴黎天主教外方傳教會時，一位會說華語、曾在中國和新加坡服務多年的法國牧師告訴我，預計清代正史總共將有九十冊，而其中五冊會是有關中國的基督教傳教會。參觀傳教會時，我也遇到一位研究四川省傳教活動歷史的中國學者。沒有一個國家或文明有這樣的自我傳承意識。
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史，看來要等上好幾百年後才能編撰。李約瑟對中國的自覺性有深邃的洞察力，這也造就了他在中國科學與文明研究方面的出色表現。弔詭的是，中國的自覺性多局限於傳統範疇中的社會和道德成就。是李約瑟讓中國人知道他們對世界作出了令人驚奇的科學與科技貢獻。
不過，中國的自覺性既是個長處也是個弱點。作為長處，它賦予中華民族自信和韌性。中國領導人常說，雖然中國應向世界學習，但必須以自己的方式尋覓通向未來的道路。不過這種自覺性也是一種自負感，使中國的思想和機制很難成為這個多元化世界的主流。可以確定的是，中國無意把外國人轉化為中國人。反之，美國是個相對年輕的國家，深信自己的想法是獨特及最優秀的，想要把每個人「美國化」。當今的全球化軟件，包括各種標準與流行文化，基本上全是美國的，而這正是中美之間根深蒂固的差異。
如果把文化比作人類操作系統，將各種不同文化以更高級的ＨＴＭＬ或ＸＭＬ語言超鏈接起來的，其實是美國文化。即使這個美國文化軟件時至今日仍需要某些修補，但它終究還是美國式的。而中國文化的性質卻非常獨特，所以，即使中國幾乎肯定會在未來幾十年內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我並不認為中國文化軟件有一天能夠將世界統合起來。
城市化
我今天想談的第二點是，中國叫人驚嘆的城市試驗進程。中國城市化的速度與規模，堪稱人類史上前所未見。他們的城市規劃專家自知中國不似美國那樣擁有大片土地任由城區向郊區外擴張，耕地又不及印度來得廣。儘管中國的高速公路網已經比美國還長，但中國人清楚意識到，如果他們的擁車用車量在人均水平上跟美國人一樣，整個地球將會沸騰。中國看到了土地保護與節約能源的需要，正落足心力打造可容納上千萬人、相當於一個大國總人口的超大城市。而這些超大城市，絕非像墨西哥城、拉各斯等雜亂無章發展而成的集合城市，而是為龐大的居住人口精心設計的城市。
中國的共產體制把大量土地重新集中到政府手中，使中國較之其他國家更有條件推動規模龐大的重新發展項目。回顧一九四九年那一場中國革命，爭取的正是土地所用權，這也正是中國與印度的最大差異所在。在印度，一如世界許多其他地方，為大規模發展項目徵地，永遠讓人心力交瘁。
如果說在二十世紀，世界以美國清晰理性的格網式城市規劃馬首是瞻，那二十一世紀裏影響世界的城市發展概念應該來自中國。如此浩瀚的城市化進程，讓中國在文化、政治、體制各方面都面臨重塑。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的農村革命起家，處理城市政治對中共政府來說，挑戰可不小。毛時代的城市人口比率僅百分之二十，今天的中國，百分之四十人口居住在城市裏，而不出幾十年，中國將趕上所有其他發展國家，城市人口將達八、九成之多。今時今日，中國的手機用戶已經超越了世界任何一個地方，互聯網用戶比美國還多。
政治文化
第三點，中國的政治文化。千百年來，中國早已發展出一套特殊的政治文化，足以使一個幅員土地猶如一整個洲般大的國家統一集中由一組官僚精英管轄治理。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的官僚政府正是中國共產黨。在運作正常的情況下，這支官僚政府任人唯賢，對整個國家充滿了強烈使命感。
明清時代規定任何高官都不可在自己出生地方圓四百哩範圍內任職，以免因牽涉地方利益而遭受壓力。這也意味彈丸之地如新加坡，完全不可能由新加坡人治理。剛在幾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恢復了這項條例，實際運作情況也確實如此，無論是省委書記或省長，幾乎所有省級領導都不出自所管轄的同個省份。唯一例外的是自治區，但同省人最高也只能坐上第二把交椅，絕不出任最高領導一職。以此類推的話，英國首相絕非英國人、法國總統絕非法國人、德國總理也不可能是德國人。
隨未來幾十年的城市化進程，中國的政治體制將發生巨變，但由官僚精英掌控整個國家的情況應該不會改變。太多各種國家機能共同主宰整個國家的利益，不得不實行中央集權制。在歷史記憶裏，一個分裂的中國總是帶來紛亂，而一場紛亂很可能持續一段很長時間。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正在較基層地方政府層級推行民主試驗，為濫權舞弊有效把關。但上到省市層級，領導人就得由更高的中央政府在聽取各方意見、經過審慎遴選後點名委任。好比中國式社會主義一樣，中國也會發展出有別於西方自由民主概念的「具中國特色的民主」。而當前的環球危機將使中國領導人更加堅信，以中央主導國家經濟的做法是對的。
全球局勢動盪，致使許多發展中國家紛紛研究起中國體制，反思中國發展經驗能否為良好的治理模式提供借鑑與參考。長久以來主導世界的西方模式，首次面臨強大的競爭者。
我提出這三點，說明要把中國納入新的多極環球體制，過程有多麼棘手繁雜；牽涉的不只是經濟挑戰，也包括政治與文化考驗。但這個過程勢在必行，結果將是一個跟我們熟悉的格局截然不同的世界。發展中國家將不再一味嚮往西方尋求靈感與啟發，今後會把目光轉向中國，也許還有印度。
中國與印度同步重新崛起，這個過程讓人無限心醉。人口總合佔了全球人口四成的這兩個國家，在本質上截然不同：一個奉行倫理、嚴格拘謹；另一個是個民主社會、粗暴喧鬧，或者借用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的話說，「印度人能言好辯」。但是，中印又不約而同地讓我們感受到一股有機的強盛生命力，正在改變許許多多人民的生活。
兩國之間心存疑慮
這兩大古文明得以重逢交錯，同樣好比一齣戲。縱是千山萬水相隔，中印千百年來歷史上的接觸零星延續，大多數時候和平共處。近幾年來，兩國貿易往來大幅增長，使中國躍升為印度最大貿易夥伴國。但當然，我們也沒忘了中國早在英屬印度時代就曾經是英屬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但兩國之間始終心存疑慮。一九六二年中印邊界戰爭印度戰敗後至今耿耿於懷，而中國領導人始終無法全然參透印度當年所承受的創傷究竟有多深。
對我們這些東南亞國家來說，這兩個大國同屬近鄰，東南亞的既得利益取決於兩國之間的和平與合作關係。我想談談一項或許有助於把南亞、東南亞以及東亞重新凝聚起來的計劃，那就是，印度比哈爾邦（Bihar）那爛陀大學（Nalanda University）的重建計劃。
通過中國的歷史記載，世界知道印度曾經有這麼一所古老的佛教大學，好幾個世紀以來吸引了來自亞洲各地的學生深造修行。那爛陀在最鼎盛時期，學子上萬人，大多是僧侶。根據唐朝高僧玄奘在七世紀留下的文字記載，那爛陀校舍輝煌一時，藏書閣共九層樓，佛塔高聳入雲霄。玄奘跋山涉水、歷經艱辛苦難赴印度取經的經歷，經由小說《西遊記》流傳已久，他也確實曾在那爛陀修學好幾年。但不幸的是，大約八百年前，也就是牛津與劍橋相繼成立的那個年代，那爛陀面臨阿富汗侵略者大舉入侵，慘遭摧毀殆盡。
最近，印度政府決定對這所古老的大學進行重建，發展成世俗大學，充當國際合作與交流的平台。當局已在出土遺址不遠處撥出了五百萬畝土地供重建。重建後的大學將延續那爛陀多元領域的特色，弘揚人類的和諧共生、人與自然和諧共存、人與自然生命結合的佛學理念。印度政府委任以阿馬蒂亞森為首的一組顧問團，為那爛陀大學的重建概念與構思提供諮詢，我很榮幸受邀成為顧問團成員。我希望新的那爛陀大學能引領亞洲朝向一個和平而相互理解尊重的新時代，我也希望那爛陀能與劍橋建立密切聯繫。
不可盡信終極方案
一個多極化的世界必定是個紛亂繁雜的世界，不會有哪個單一的價值體系會一枝獨秀將其他體系淹沒。當前的金融危機，導致許多人開始對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本質產生了懷疑。借用法國前總理利昂內爾．若斯潘（Lionel Jospin）的話說，化學純資本主義（chemically-pure capitalism）成了貶義詞。反倒是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價值回升，大家又把書櫃裏塵封已久的《通論》（《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一書翻了出來。《新聞周刊》（Newsweek）最新一期的封面宣告：「你我如今都是社會主義分子。」就連馬克思主義，也再度廣為傳聞。世界各國在尋求對策應對危機的當兒，也對各種思想與文化標準重新定價。萬一失業率偏高的現象長久持續，類似上世紀三十年代極端危險的思潮與意識形態很可能重現。
少了美國的領導，一個多極化世界將輕易引起環球不穩定。人們如今對奧巴馬新政府寄予厚望，期待這支對文化之間微妙差異更為敏感的執政團隊，能讓世界重建秩序、恢復增長。可惜事情往往沒想像中簡單，種種紛亂與迷惑應該還會持續一段相當長時間。重點是，我們不可盡信所謂的絕對、終極的方案，因為恰恰是這些方案，往往才最危險。
面對當前危機，我們也許可從兩位劍橋學子身上得到啟發：達爾文、李約瑟（Needham）。達爾文於一百五十年發表出版的《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標誌人類知識的一大躍進。英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稱之為「The Big Idea」。達爾文的想法確偉大。他的「自然選擇論」，亦是人類知識、社會發展的貼切比喻；人類的思潮與制度就好比生物品種，經歷戰爭、革命、選舉、經濟危機、學術辯論、市場競爭，自然淘汰。我們惟有期待存活下來並日益壯大的「適者」，能把人類文明推向另一高峰。
互敬互重相互學習
沒幾個人能像李約瑟一樣了解中國，正如賽門。溫契斯特（Simon Winchester）在一部關於李約瑟生平事的近著 The Man Who Loved China 中說，李約瑟如果活看到中國今日的巨變，也未必會感到意外。
達爾文和李約瑟都受劍橋傳統風氣薰陶，學會怎麼不失正義感與道德心而能同時秉持懷疑精神。惟有事事抱懷疑態度，才能維持客觀、嚴苛律己、借鑒他人。再靠借正義感與道德心，為更大的社會利益而奮鬥。中國早期就因為貪污腐敗，關閉鎖國，拒絕向外界學習，最終導致國勢頹敗、一蹶不振。一七九三年，清朝乾隆皇帝在接見來訪的英國使節馬戈爾尼（Lord McCartney）時，請他轉告英王喬治三世：「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認為西方沒什麼值得中國學習的。這標示了滿清皇朝衰落的開始。
人類各大文明之間相互交流兼收並蓄的程度，超乎了他們各自的想像，也超乎你我的認知。李約瑟在一九六九年把一系列有關東西方之間歷史性對話文選集結成書，書名是《四海之內》，取自孔子論語里的名言：「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第三世界團結組織鼎盛的五十年代，印度有句話說：「Hindi-Chini, bhai bhai」，意即，印度人和中國人是兄弟。在當前這個紛亂迷惑的年代，我們愈發需要在人性互敬互重的深刻基礎上相互學習、兼收並蓄。
本文為新加坡外交部長楊榮文在今年三月二十七日應邀出席劍橋大學建校八百周年卓越講座發表的演講內容。
2009年9月13日 星期日
劉世定《鄉土中國》與鄉土世界
刘世定：《乡土中国》与“乡土”世界
刘世定 2009年2月16日 14:08 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摘 要：《乡土中国》是费孝通教授的一部学术著作,书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概念。本文通过对这些概念的梳理以及与当代社会科学中若干重要理论的比较,探讨了《乡土中国》中的概念是否仅仅属于“乡土中国”的问题。本文认为,费教授提出的若干概念,具有超出“乡土中国”的更广泛的适用性。
关键词： 费孝通; 《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7) 05-0121-10
作者简介：刘世定,男,四川成都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很少有哪部学术著作像费孝通教授的《乡土中国》（注1）那样,在五六万字的规模下容纳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概念。这是一部值得反复研读的著作。
本文是再次阅读费孝通教授的这部著作之后写出的。事实上,这是一篇读书笔记。在本文中,我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概念是否仅仅属于“乡土中国”? 换言之,作为被提炼出来的学术概念,它们的适用边界在哪里? 为了探讨这一问题,首先要做的一项工作是把书中刻画乡土中国的重要学术概念提取出来。略进一步,考证这些概念当中,哪些被费教授仅限于适用“乡土中国”范围,哪些则不限于此。再进一步,我们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若干重要理论和《乡土中国》中的概念对应起来,以加深对前述核心问题的理解。尔后,我们对《乡土中国》中采用的比较方法的不同类型进行探讨,这一探讨涉及概念的提出路径,从而将有助于深化本文核心问题的讨论。
一、刻画乡土中国的若干概念
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把中国乡土社会的特征与其他社会体系特征特别是“西洋社会”的特征加以比较,提出了刻画中国乡土社会的概念。我们将其中比较明显、用语比较精炼的概念找出来,列在了下面。为了使读者对费孝通教授提出的这些概念有原汁原味的、比较清楚的了解,我们不避冗赘之嫌,适当摘录出费教授的一些说明文字,只有当他的说明文字太长时,再采用我们作出的概括。
1.“礼俗社会” 这是在 “乡土本色”一节中相对于“法理社会”而提出的概念。这一对概念,是费教授从TÊnnies 的概念Gemeinschaft和Gesellschaft,以及涂尔干的概念“有机的团结”和“机械的团结”引发出来的。在谈到“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这对概念时,费教授说这是“用我们自己的话说”的。
关于“礼俗社会”,费教授进一步写道:“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小的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 ‘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悦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1]5
2.“面对面的—文盲社会” 这是在“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两节中相对于“借助文字的社会”提出的概念。
费教授说:“乡土社会是个面对面的社会,有话可以当面说明白,不必求助于文字。”[1]15“在乡土社会中”,“文字是多余的”。[1]14 既然文字多余,文盲也就是自然的产物,“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1]12 所以“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1]14 。对于“中国如果是乡土社会,怎么会有文字”这个问题,费教授的回答是:“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 ……不是我们乡下人的东西。”[1]20
3. 差序格局 费教授认为西洋社会中存在一种“团体格局”,而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则存在与之不同的“差序格局”。社会学者对费教授提出的这个概念非常熟悉。
费教授认为,在西洋社会的 “团体格局里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这个架子,每个人结上这个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团体是生活的前提。[1]29“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先规定的。”[1]22 他猜想,这种结构很可能是从初民的部落形态传下来的。[1]29 而“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的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1]23 。“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 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1]25
4. 维系私人的道德 这是相对于“团体道德”而提出的一个概念。
“维系私人的道德”这个概念是从“差序格局”引申出来的。“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1]28 在差序格局中“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1]32 ,“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1]34 —35 。在这样的道德系统中,没有一个不分差序的、如同基督教中那样的兼爱。[1]33 而“在‘团体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是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团体是个超乎个人的‘实在’,不是有形的东西。……它是一束人和人的关系,是一个控制各个人行为的力量,是一种组成分子生活所依赖的对象,是先于任何个人而又不能脱离个人的共同意志……这种‘实在’只能用有形的东西去象征它、表示它。在 ‘团体格局’的社会中才发生笼罩万有的神的观念。”所以,费教授认为:“我们如果要了解西洋的‘团体格局’社会中的道德体系,决不能离开他们的宗教观念的。”[1]30
5. 小家族 这是在和西洋社会中的“家庭”相比较后提出的一个概念。
费教授指出:“在西洋,家庭是团体性的社群”,有严格的团体界限,因此“这个社群能经营的事务也很少,主要的是生育儿女。”但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这社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1]38 。人们“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这基本的家,变成氏族性了”[1]39 。“在西洋的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性质在这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我们的家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1]40
6. 男女有别 这个概念不是指男女之间在生理上的差别,而是行为规范和心理上的隔离。与之相比较的概念是“两性恋爱”,那种两性之间的激动性的情感。
费教授说,乡土社会中为求稳定,“男女间的关系必须有一种安排,使他们之间不发生激动性的感情。那就是男女有别的原则。‘男女有别’是认定男女之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这隔离非但是有形的,所谓男女授受不亲,而且是在心理上的,男女只在行为上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的事业,他们不向对方希望心理上的契合” [1]46 。
7. 礼治秩序 相对照的概念是法治秩序,乃至道德秩序。
按费教授之说,中国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这和法律不同,“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1]52
8. 无讼 相对的概念是司法诉讼体系。
费教授注意到,在中国乡村中的许多纠纷是通过调解而非诉讼来解决的。他从礼治出发来理解这一现象。他写道:“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的守规矩……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的‘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坏事情,父亲得受刑罚,甚至教师也不能辞其咎。教得认真,子弟不会有坏的行为。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1]56 这样就形成了“无讼”的传统。
9. 无为政治 相对于运用横暴权力(压制冲突的权力) 和同意权力(社会契约同意授予的权力)实施统治的有为政治概念。
费教授认为,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通常存在的两类政治权力,即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都有其所不及之处。横暴权力要受到利用权力所能获得的经济剩余以及过度榨取剩余所引起的反抗的约束, “于是在天高皇帝远的距离下,把乡土社会中人民切身的公事让给了同意权力去活动了。可是同意权力却有着一套经济条件的限制。……同意权力是分工体系的产物。分工体系发达,这种权力才能跟着扩大。
乡土社会是个小农经济,在经济上每个农家,除了盐铁之外,必要时很可关门自给。于是我们很可以想象同意权力的范围也可以小到‘关门’的程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乡土社会里的权力结构,虽则名义上可以说是‘专制’‘独裁’的,但是除了自己不想持续的末代皇帝之外,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 [1]64 。
10. 教化权力 相对于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的一个概念。
费教授指出,“要了解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只从……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两个概念去看还是不够的。”横暴权力事实上受到了限制,但乡土社会又不是通常所谓“民主”形式的。“民主形式根据同意权力”,但“基层上所表现出来的却并不完全是许多权利上相等的公民共同参与的政治。这里正是讨论中国基层政治性质的一个谜”。谜底是什么? 他认为,“这里还有一种权力,既不是横暴性质,又不是同意性质;既不是发生于社会冲突,又不是发生于社会合作;它是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是教化性质的权力”。[1]65 这种权力之所以不能归为横暴权力,是因为“横暴权力是发生于社会冲突,是利用来剥削被统治者以获得利益的工具。如果说教化过程是剥削性的,显然也是过分的”[1]67 。它之所以也不能归于同意权力,是因为同意权力的基础是社会契约,“所谓社会契约必先假定个人的意志”,而“被教化者并没有选择的机会”[1]66 。
费教授还谈到一种产生于激烈的社会变迁中,不同于教化权力(他也称为“长老权力”) ,也不同于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的权力——时势权力。他写道,在社会变迁中,旧的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新的方法却又不是现存的,必须有人发明,或是有人向别种文化去学习,输入,还得经过试验,才能被人接受,完成社会变迁的过程。在新旧交替之际,不免有一个惶惑、无所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心理上充满紧张、犹豫和不安。这里发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试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人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和横暴权力并不相同,因为它并不建立在剥削关系之上的;和同意权力又不同,因为它并不是由社会所授权的,和长老权力更不同,因为它并不是根据传统的。它是时势所造成的,无以名之,名之曰时势权力。”他指出,“乡土社会,当它的社会结构能答复人们生活的需要时,是一个最容易安定的社会,因之它也是个很少 ‘领袖’和‘英雄’的社会”。在安定社会中,时势权力最不发达。[1]78 —80
11. 长老统治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教化权力引申出的一个概念,费教授将之对应民主和专制概念。
他说,在中国的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中,“虽则有着不民主的横暴权力,也有着民主的同意权力,但是在这两者之外还有教化权力,后者既非民主又异于不民主的专制,是另有一工的。所以用民主和不民主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社会,都是也都不是,都有些像,但都不确当。一定要给它一个名词的话,我一时想不出比长老统治更好的说法了”[1]70 。
12. 血缘社会 在费教授的分类中,地缘社会是一个可以与之相比较的概念。
费教授指出:“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血缘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1]71 。他认为:“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这并不是说这种社会不发生交易,而是说他们的交易是以人情来维持的,是相互馈赠的方式。”[1]76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1]77
13. 名实分离 这是刻画变迁的乡土社会的一个概念。与之相对的概念应是“名实一致”,不过费教授没有用这个词。
费教授指出,处在变迁和长老权力下的乡土社会,“注释”是一个重要现象。“注释是维持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变动的内容。……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发生极大的分离。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结果不免口是心非。……虚伪在这种情境中不但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名实之间的距离跟着社会变迁速率而增加。……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结果,位与权,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趋向于分离了。”[1]82
以上诸概念的排列顺序,不是按照逻辑关系,而是循着费教授在《乡土中国》一书中的叙述顺序下来的。这些概念刻画了中国乡土社会的诸多方面的特征,内容丰富,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包括进行逻辑上的梳理,不是本文的任务。在这里,只是把它们从书中提取出来加以说明而已。为简明起见,将这些概念列于表1。
二、仅仅是乡土中国的特色吗? 费教授的观点
由于费孝通教授这本书取名为《乡土中国》,其中的许多重要概念也都从中国乡土社会的重要现象入手加以提炼,同时使用了对比方法,对比的概念又提炼于所谓“西洋社会”,因此,若不认真阅读思考,很容易得到这样的印象:从中国乡土社会中提炼出来的这些概念,仅仅是适合于乡土中国特色的,而不能用于西洋社会的描述和分析。
然而,这一印象既不符合费教授的思路,也与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重要进展或动态不相吻合。对此,需要展开进行一些讨论。
费教授在提炼刻画中国乡土社会的概念时充满想象力,但对于这些概念的适用范围却态度谨慎。值得注意的是,费教授至少就其中的某些概念指出过,它们所刻画的现象并非为中国乡土社会所特有而在西洋现代社会中不存在,差异只在于其重要性。下面试举几例:
拿被社会学者谈论颇多的“差序格局”来说,费教授在《乡土中国》中就曾指出,“在西洋现代社会中差序格局同样是存在的”,只不过不似中国传统社会中那样重要罢了。而在西洋社会中非常重要的“团体格局”,也并非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不存在,譬如钱会,“显然是属于团体格局的”。他认为,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本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形式,在概念上可以分得清,在事实上常常可以并存的,可以看得到的不过各有偏胜罢了”[1]36 —37 。
再以“血缘社会”概念为例, 费教授在强调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血缘社会的同时也指出:“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作用,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到现在固然很少社会能够完全抛弃血缘继替,那是以亲属来担负生育的时代不易做到的。”“生育没有社会化之前,血缘作用的强弱似乎是以社会变迁的速率来决定。”[1]71 —72
除了费教授本人直接谈到他所提出的概念的适用范围不限于中国乡土社会的言论之外,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他论述一些概念时所谈的条件,那么便可以对这些概念的适用范围有更深刻的理解。
例如,关于“礼治秩序”的存在,费教授虽然说过“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这样的话,但他也指出,“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礼“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但是在乡土社会中, 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1]50 —51我们看到,他把礼治和传统的效力联系在一起,而传统的效力又和变迁的速率相联系,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只要变迁的速率不至于使任何传统不能存在,那么礼治秩序便或大或小地会存在并发生效力。
又如,关于“无为政治”,费教授虽然强调其在乡土社会政治结构中的重要性,把它和孳生皇权的乡土社会结合起来考虑,作出了如“为了皇权自身的维持,在历史的经验中,找到了‘无为’的生存价值,确立了无为政治的理想”这样的概括,但是若我们更进一步思考他有关“无为政治”存在根据的论述,那就会发现另一番天地。费教授的论述是以政治权力的工具性为基本假定的,在他的假定中,权力之所以引诱人,是人们可以从权力得到利益,最主要的是经济利益。[1]62 正因为“有着这个经济约束”,当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运用的规模扩展到这样的地步,致使其获得的利益不如“无为”所获得的利益之时,前者就让位于后者。[1]64 这便是“找到了‘无为’的生存价值”的深层道理。由此逻辑下去,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在一个并非乡土中国的社会中,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运用的边际规模收益(我们这里借助经济学上常用的“边际”概念。事实上,费教授关于无为政治之适用,就是在“边际”意义上谈的。他说的“在天高皇帝远的距离下”便明显有这样的意思。顺便指出,费教授无疑是了解经济学的“边际”理论的。他谈到利用政治权力谋取经济利益时,举农业民族资源争夺中的驱赶现象为例这样说: “尤其在人口已经很多,劳力可以自足,土地利用已到边际的时候是如此”;他在该书“血缘和地缘”一节中也曾谈到“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族群分裂”[1]73 ) 小于无为政治,那么无为政治便有存在的价值。当然,这只是逻辑结论,那个“如果”是否确在现实中存在,还必须加上其他更具体的考察。不过,从费教授的论证逻辑,我们可以推出,其结论的适用边界并不限于乡土中国。
再如“教化权力”,费教授虽然强调要理解乡土中国基层政治性质之谜的关键是懂得“教化权力”,指出教化性权力在亲子关系里表现得最明显,但同时也指出,它“并不限于亲子关系。凡是文化性的,不是政治性的强制都包含这种权力。文化和政治的区别就在这里: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文化的基础必须是同意的,但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教化过程”[1]68 。这样,就把教化权力的存在条件放到更普遍的范围之中。
至于发生于社会变迁中的“名实分离”,费教授虽然主要讨论的是乡土中国中“维持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变动的内容”的“注释”,但他在分析这种现象时则指出:“名实之间的距离跟着社会变迁速率而增加。在一个完全固定的社会结构里不会发生这距离的,但是事实上完全固定的社会并不存在。在变得很慢的社会中发生了长老权力,这种统治不能容忍反对,社会如果加速的变动时,注释式歪曲原意的办法也就免不了。”[1]82 可以想到,这种对名实分离现象的解释也使这个概念可以跃出乡土中国的范围。
在书中,对有的概念,费教授的确着意强调其和西洋非乡土社会的差异,而未曾讨论它在那样社会中可能的哪怕是解释范围很有限的适用性。一个例子是“小家族”概念。他说:“我提出这个新名词来的原因是在想从结构的原则上去说明中西社会里‘家’的区别。”[1]37 另一个概念是“男女有别”。事实上,《乡土中国》提出的诸重要概念所刻画的社会状态,有的和“西洋社会”差异大些,有的则差异小些;而概念本身的抽象程度也不同,一般而言,抽象程度越低、越具体,其描述的事物范围就越小。因此,费教授提出这些概念时,有的被展延到西洋社会中,有的则限在中国乡土社会中,是很自然的。
三、《乡土中国》中的概念和当代社会科学的某些研究
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某些概念中的某些内容,在另外的学术传统下,以另外的面目作为对当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表2 列出了当代社会科学中的某些重要理论,并和《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刻画中国乡土社会的概念以及刻画其他社会体系的概念相对应。
下面,我们概而述之。
1. 对自然演化的社会秩序的关注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思潮。就现实性而言,有关理论是在对借助政府力量人为建构制度暴露出诸多弊端的情况下重新认识传统、惯习、文化传承等力量在社会秩序维持和延续中作用的产物。就理论思考的推进而言,则是认识到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和理性设计、建构制度的巨大成本后的学术转向。比如,这一领域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哈耶克就强调,人类的文明,有赖于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这种扩展的秩序,不是人类设计形成的结果,而是在无意之间遵循某些传统的、道德的做法而形成的。[2]1
对自然演化的社会秩序的研究,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费教授有关礼治秩序、礼俗社会的概念。不过,当代的研究比费教授走得更远,其重点不是强调在现代社会中那种非人为建构的力量的势弱,而是强调现代市场制度恰恰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
2. 以人们的行动是嵌入在人际关系网中为基本假设和研究视角的当代网络社会学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成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流派之一。由于解释力的广泛有效,其研究领域已经超出传统社会学的边界,进入到经济学等相邻学科。比如,格拉诺维特关于劳动力市场的研究[3] ,怀特关于厂商间关系和市场的研究[4] ,博特关于厂商竞争地位的研究[5] ,乌兹关于金融活动的研究[6] ,都把人际关系作为重要因素引入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这样的概念也为其他学科的一些学者所接受,比如,一些经济学家近年来也开始重视 “network”、“socialcapital ”这样的概念,并试图在自己的学科中为其定位。贝克尔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在他近期的一些著作中,已经正式使用了“network”、 “socialcapital ”概念[7] 。2000 年,世界银行出版了Dasgupta 和Serageldin主编的名为《社会资本》的书,收录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有关论述。[8] 网络社会学的当代发展不仅是使用网络分析技术于人们行为轨迹的描述,而首先在于人的行为假定。“嵌入于人际关系网络”意味着承认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在人的行动中的重要性,也就是承认了广义的“差序格局”(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广义的”差序格局,而具有特定社会规范内容的差序格局,如费教授曾谈到的以自己为中心、距自己最近的是家,然后是家族……那样的一种差序格局,可以称为“狭义”的差序格局) 。这个假设同时放弃了“原子化”个人的假设。[9] 而费教授作为“差序格局”对照的西洋社会“团体格局”中对人的假设,是像一根根独立的柴,其团体则像“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可以看到,这很类似于“原子化”个人的假设。现在,“西洋社会”中的网络社会学家在分析他们自己的社会的时候,已经放弃那样的假设了。
3. 与差序格局相联系,费教授提出“维系私人的道德”概念。对此,我们除了可以沿着上面已经谈到的网络社会学的研究思路进一步引申之外,还可以从在当代社会科学中有着重要影响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来作一些相应讨论。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使经济学家明确意识到制度的建构和运行是有成本的。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建构完全的制度并实施之成为不可能,从而制度——不论是法律层面的制度还是私人合约层面的制度——的不完全性成为一个基本设定和新的研究的起点。问题在于:在不完全的制度下,社会是怎样有秩序地运行的? 遵循交易成本研究思路的经济学家把眼光投向了非正式规范和人格化关系。在人格化关系中,非普适性的、私人间的规范起着重要的作用,形成私人秩序。[10] 这种私人秩序补充着不完全的法律、合约制度,共同影响着社会的运行。
固然,以交易成本概念为其基础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私人间的规范和私人秩序与费教授所说的“维系私人的道德”并不完全相同,它们各自属于不同的学术脉络并在不同的情境中提出。然而有必要看到,当社会科学家们在现代社会的运行中再发现“维系私人的道德”的存在价值时,回观费教授早年的研究并对其进行再研究,不是别有一番意义吗?
4. 在当代法律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 关系合约理论具有重要的地位。Macaulay[11] 、Macneil[12] 、威廉姆森的研究[13] 为这一理论做出奠基性的贡献。这一理论以其更贴近现实社会的法律运行状况而区别于以往流行的古典合约理论(完全合约理论) 和新古典合约理论(承认合约的不完全性,但以完全的法律体系为后盾) ,它把研究注意力引向现实中的法律运行机制。支撑这一理论的一个基本社会事实是,不仅在前工业化社会或工业化中社会中,而且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大量的合约纠纷不是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的,而是通过各种方式私了的,避免诉讼仍是人们在面对违约行为时的一个重要准则。这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费教授相对于诉讼体系而提出的“无讼”概念。自然,这一现象既然为不同的学科和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所关注,也就有来自不同学科传统和学术传统的解释。当代流行的解释强调法律诉讼的成本、完全合约的成本、维系长期关系的价值等,而费教授当年对“无讼”的解释则基于教化准则而生的打官司可耻的观念,是文化解释。我们关心的不是哪一种解释正确,也不认为承续学术上的功利主义传统或文化解释传统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们认为值得关注的是不同解释所预设的前提。
5. 费教授关于乡土中国中的“无为政治”的讨论使人很容易将之归到中国传统政治的一种理想,实则不然,他在对中国社会的考察中发现了它的现实存在基础。我们在上一节中已经说明,费教授指出,国家权力具有工具性,当运用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获得的利益不如“无为”获得的利益时,无为政治便有了现实的存在。这一命题事实上已经超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国家运作的范围。这一洞见至少在当今一些学者阐述的所谓有效率国家规模理论中得到了某种呼应。比如,诺思在其名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曾建构了一个新古典国家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他讨论了有效率政治—经济单位规模的边界,即对民众提供保护的边际成本等于增加的税收。[14]25 他举出了两项与国家规模有关的研究,一项是威特福格尔的治水社会研究,在这项研究中从水利系统的不可分性推出国家经济规模;另一项是弗里德曼关于政府收入类型和国家规模与形式的研究。诺思显然没有注意到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中关于有为政治边界和无为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6. 当代有关政治和经济制度运行研究中的某些前沿问题,如大团体行动中的搭便车困境的克服、制度的博弈分析中共同知识的形成、制度遵从过程的成本降低等,都和对意识形态的再研究有联系。这些研究都可以和费教授有关“教化”的讨论作相关链接。至于和社会结构变迁相联系而对所谓“成功的”意识形态进行的研究,则再现了费教授在“名实分离”讨论中的某些思想。[14]49 —65
7. 费教授有关中国乡土社会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跃出近代以来学者们惯常使用的“民主—专制”的二分框架,而深入于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提取概念,“长老统治”就是这种思考的一个结晶。虽然在今天民主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最强势的意识形态,但政治理论研究中富有活力的一个部分表现出来的意向,是对各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形态寻求统一的基础性理解。我想举公共选择理论为例,这一理论的创始人是以民主政治制度为其具体研究对象的,但他们追究的是对民主制度乃至其他形态的政治制度提供统一的分析,如广义立宪理论就是如此。[15]66 —89当然,这一派的极端抽象的研究和费教授的生动的描述实在是大异情趣,他们关注的问题和采用的方法也不相同,但在研究中试图涵盖更广泛的政治形态这点上却有相通之处。
8. 现代知识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沉默的知识”[16] 。这一概念把被知识界主流思想长期忽视的一类知识提出来,从而扩展了人们对知识的认识范围。这一概念和一系列重要的研究相联系,如学习理论、制度比较、制度变迁和演化、技术创新与组织等。费教授在《乡土中国》中批评那些把农民不识字等同于愚蠢、没有知识的看法,提出和借助文字的社会相对的(有知识含量的) 文盲社会概念,在对知识的理解思路上,以及对知识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上,和现代知识理论有高度吻合。不过,我们不能把费教授描述中国乡土社会中的那种非文字的知识等同于沉默的知识,因为后者是相对于交流的知识而言的,前者则既有沉默的知识也包括部分交流的知识。
也许需要特别声明,我强调了当代社会科学中的某些理论和费教授当年提出的重要概念之间的关系,并非是说费教授早已先驱性地奠定了当代这些理论的基础。从费教授的论述中,我看不出费教授预见到他提出的这些概念有发展成当代这些理论的可能前景,事实上这些理论也不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
我宁可承认这些联系是被我拉扯上的。然而,主要基于中国乡土社会而提出的概念,何以能够和发达的当代“西方”社会中的某些受到关注的理论拉扯上联系,倒是值得思考的。
四、不同类型的比较
《乡土中国》中采用了比较方法来讨论中国乡土社会乃至西洋社会的特质。从“用什么和什么作比较”的角度看,可以分为模型与模型比较、模型与现实比较、现实与现实比较三大类。这三类比较各有不同的特点和功效,不能混淆。
1. 模型与模型比较
比如,费教授对“差序格局” 和“团体格局”的比较就属于模型与模型的比较。因为模型是研究者把他P她所关注的事物的某些特性提炼出来加以构造的,所以,模型与模型的比较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被分别提炼在不同模型中的那些特性的差异和相同点。不过,模型与模型比较得出的结论不能简单地作为现实与现实的比较的结论,除非两个模型分别相当近似地概括了两个待比较的现实的特征。具体而言,在逻辑上,“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的差异,不能简单地作为中国乡土社会和西洋现代社会的差异被接受下来。只有在差序格局基本上把握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而团体格局基本上把握了西洋现代社会的特点时,两个模型比较的结论才能作为现实与现实比较的一种近似而被接受。
2. 模型与现实比较
比如,费教授在将“差序格局”和中国社会现实比较后承认,像钱会那样的组织并不能归到差序格局中去,从而认为在中国社会中也存在“团体格局”;又如,他在将同意的权力—民主以及横暴的权力—专制和中国社会现实比较后发现,在中国社会中存在不能归于前两者而另有一种的体制——长老统治。这些,都是把模型和现实加以比较后的结果。模型与现实比较,是发现原有模型的解释边界、发现新的社会现象并加以理论概括的重要步骤。
3. 现实与现实比较
比如,费教授在作出“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在中国社会和西洋社会中都存在,只不过比重不同的结论之前进行的比较,就是两个社会现实之间的比较。[1]36 —37和模型与模型的比较不同,如果方法得当,这种比较可以得出两个社会之间同异的比较具体的结论。不过,如果没有借助良好的理论模型进行的思考和分析, 现实与现实的比较难免流于肤浅。(当然,在获得现实资料的过程中总不免有观念的介入,所以任何研究者把握的“现实”都是有观念架构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在这里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
区分这三类比较,并了解它们各自的特点,才能使我们不至于把最初提取自某一个社会的概念不加斟酌地认为只属于这个社会,把最初提取自某一个时代的概念天经地义地认为仅是这个时代的特性,也才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个概念、一个模型的适用范围与局限。
五、结语:关于本文标题的一点说明
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兴起。随着这些国家的兴起,社会科学中的概念主要来自目前发达国家的状况将发生改变,将可望有更多的来自这些国家的概念进入社会科学的学术主流。如果这个想法不谬,那么伴随中国的崛起,以中国的经济、政治影响力加之文化底蕴和巨大社会变迁所积累的经验,某些来自乡土中国的学术概念走向世界,应当是不奇怪的。
但本文标题“《乡土中国》与 ‘乡土’世界”要讨论的并不是上面的“可望”,甚至也不是以上述可能性为背景。引导本文的思想是另一个东西:一个科学概念产生的社会或国度,和这个概念所可能适用的范围是两回事;在一个概念产生以后,科学工作所要做的工作之一,是探讨它的适用边界。在这样一个思想引导下再次阅读费教授的《乡土中国》,使我看到了“乡土”世界。
注释：
注1：《乡土中国》是费孝通教授于20 世纪40 年代依据讲课而集成的一部书,最初出版于1947 年。1984 年三联书店决定重印,1985 年再次出版,此后又有其他版本问世。本文依据的是三联书店1985 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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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4 卷第5期 2007 年9 月
刘世定 2009年2月16日 14:08 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摘 要：《乡土中国》是费孝通教授的一部学术著作,书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概念。本文通过对这些概念的梳理以及与当代社会科学中若干重要理论的比较,探讨了《乡土中国》中的概念是否仅仅属于“乡土中国”的问题。本文认为,费教授提出的若干概念,具有超出“乡土中国”的更广泛的适用性。
关键词： 费孝通; 《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7) 05-0121-10
作者简介：刘世定,男,四川成都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很少有哪部学术著作像费孝通教授的《乡土中国》（注1）那样,在五六万字的规模下容纳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概念。这是一部值得反复研读的著作。
本文是再次阅读费孝通教授的这部著作之后写出的。事实上,这是一篇读书笔记。在本文中,我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概念是否仅仅属于“乡土中国”? 换言之,作为被提炼出来的学术概念,它们的适用边界在哪里? 为了探讨这一问题,首先要做的一项工作是把书中刻画乡土中国的重要学术概念提取出来。略进一步,考证这些概念当中,哪些被费教授仅限于适用“乡土中国”范围,哪些则不限于此。再进一步,我们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若干重要理论和《乡土中国》中的概念对应起来,以加深对前述核心问题的理解。尔后,我们对《乡土中国》中采用的比较方法的不同类型进行探讨,这一探讨涉及概念的提出路径,从而将有助于深化本文核心问题的讨论。
一、刻画乡土中国的若干概念
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把中国乡土社会的特征与其他社会体系特征特别是“西洋社会”的特征加以比较,提出了刻画中国乡土社会的概念。我们将其中比较明显、用语比较精炼的概念找出来,列在了下面。为了使读者对费孝通教授提出的这些概念有原汁原味的、比较清楚的了解,我们不避冗赘之嫌,适当摘录出费教授的一些说明文字,只有当他的说明文字太长时,再采用我们作出的概括。
1.“礼俗社会” 这是在 “乡土本色”一节中相对于“法理社会”而提出的概念。这一对概念,是费教授从TÊnnies 的概念Gemeinschaft和Gesellschaft,以及涂尔干的概念“有机的团结”和“机械的团结”引发出来的。在谈到“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这对概念时,费教授说这是“用我们自己的话说”的。
关于“礼俗社会”,费教授进一步写道:“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小的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 ‘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悦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1]5
2.“面对面的—文盲社会” 这是在“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两节中相对于“借助文字的社会”提出的概念。
费教授说:“乡土社会是个面对面的社会,有话可以当面说明白,不必求助于文字。”[1]15“在乡土社会中”,“文字是多余的”。[1]14 既然文字多余,文盲也就是自然的产物,“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1]12 所以“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1]14 。对于“中国如果是乡土社会,怎么会有文字”这个问题,费教授的回答是:“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 ……不是我们乡下人的东西。”[1]20
3. 差序格局 费教授认为西洋社会中存在一种“团体格局”,而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则存在与之不同的“差序格局”。社会学者对费教授提出的这个概念非常熟悉。
费教授认为,在西洋社会的 “团体格局里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这个架子,每个人结上这个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团体是生活的前提。[1]29“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先规定的。”[1]22 他猜想,这种结构很可能是从初民的部落形态传下来的。[1]29 而“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的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1]23 。“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 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1]25
4. 维系私人的道德 这是相对于“团体道德”而提出的一个概念。
“维系私人的道德”这个概念是从“差序格局”引申出来的。“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1]28 在差序格局中“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1]32 ,“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1]34 —35 。在这样的道德系统中,没有一个不分差序的、如同基督教中那样的兼爱。[1]33 而“在‘团体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是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团体是个超乎个人的‘实在’,不是有形的东西。……它是一束人和人的关系,是一个控制各个人行为的力量,是一种组成分子生活所依赖的对象,是先于任何个人而又不能脱离个人的共同意志……这种‘实在’只能用有形的东西去象征它、表示它。在 ‘团体格局’的社会中才发生笼罩万有的神的观念。”所以,费教授认为:“我们如果要了解西洋的‘团体格局’社会中的道德体系,决不能离开他们的宗教观念的。”[1]30
5. 小家族 这是在和西洋社会中的“家庭”相比较后提出的一个概念。
费教授指出:“在西洋,家庭是团体性的社群”,有严格的团体界限,因此“这个社群能经营的事务也很少,主要的是生育儿女。”但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这社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1]38 。人们“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这基本的家,变成氏族性了”[1]39 。“在西洋的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性质在这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我们的家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1]40
6. 男女有别 这个概念不是指男女之间在生理上的差别,而是行为规范和心理上的隔离。与之相比较的概念是“两性恋爱”,那种两性之间的激动性的情感。
费教授说,乡土社会中为求稳定,“男女间的关系必须有一种安排,使他们之间不发生激动性的感情。那就是男女有别的原则。‘男女有别’是认定男女之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这隔离非但是有形的,所谓男女授受不亲,而且是在心理上的,男女只在行为上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的事业,他们不向对方希望心理上的契合” [1]46 。
7. 礼治秩序 相对照的概念是法治秩序,乃至道德秩序。
按费教授之说,中国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这和法律不同,“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1]52
8. 无讼 相对的概念是司法诉讼体系。
费教授注意到,在中国乡村中的许多纠纷是通过调解而非诉讼来解决的。他从礼治出发来理解这一现象。他写道:“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的守规矩……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的‘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坏事情,父亲得受刑罚,甚至教师也不能辞其咎。教得认真,子弟不会有坏的行为。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1]56 这样就形成了“无讼”的传统。
9. 无为政治 相对于运用横暴权力(压制冲突的权力) 和同意权力(社会契约同意授予的权力)实施统治的有为政治概念。
费教授认为,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通常存在的两类政治权力,即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都有其所不及之处。横暴权力要受到利用权力所能获得的经济剩余以及过度榨取剩余所引起的反抗的约束, “于是在天高皇帝远的距离下,把乡土社会中人民切身的公事让给了同意权力去活动了。可是同意权力却有着一套经济条件的限制。……同意权力是分工体系的产物。分工体系发达,这种权力才能跟着扩大。
乡土社会是个小农经济,在经济上每个农家,除了盐铁之外,必要时很可关门自给。于是我们很可以想象同意权力的范围也可以小到‘关门’的程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乡土社会里的权力结构,虽则名义上可以说是‘专制’‘独裁’的,但是除了自己不想持续的末代皇帝之外,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 [1]64 。
10. 教化权力 相对于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的一个概念。
费教授指出,“要了解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只从……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两个概念去看还是不够的。”横暴权力事实上受到了限制,但乡土社会又不是通常所谓“民主”形式的。“民主形式根据同意权力”,但“基层上所表现出来的却并不完全是许多权利上相等的公民共同参与的政治。这里正是讨论中国基层政治性质的一个谜”。谜底是什么? 他认为,“这里还有一种权力,既不是横暴性质,又不是同意性质;既不是发生于社会冲突,又不是发生于社会合作;它是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是教化性质的权力”。[1]65 这种权力之所以不能归为横暴权力,是因为“横暴权力是发生于社会冲突,是利用来剥削被统治者以获得利益的工具。如果说教化过程是剥削性的,显然也是过分的”[1]67 。它之所以也不能归于同意权力,是因为同意权力的基础是社会契约,“所谓社会契约必先假定个人的意志”,而“被教化者并没有选择的机会”[1]66 。
费教授还谈到一种产生于激烈的社会变迁中,不同于教化权力(他也称为“长老权力”) ,也不同于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的权力——时势权力。他写道,在社会变迁中,旧的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新的方法却又不是现存的,必须有人发明,或是有人向别种文化去学习,输入,还得经过试验,才能被人接受,完成社会变迁的过程。在新旧交替之际,不免有一个惶惑、无所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心理上充满紧张、犹豫和不安。这里发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试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人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和横暴权力并不相同,因为它并不建立在剥削关系之上的;和同意权力又不同,因为它并不是由社会所授权的,和长老权力更不同,因为它并不是根据传统的。它是时势所造成的,无以名之,名之曰时势权力。”他指出,“乡土社会,当它的社会结构能答复人们生活的需要时,是一个最容易安定的社会,因之它也是个很少 ‘领袖’和‘英雄’的社会”。在安定社会中,时势权力最不发达。[1]78 —80
11. 长老统治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教化权力引申出的一个概念,费教授将之对应民主和专制概念。
他说,在中国的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中,“虽则有着不民主的横暴权力,也有着民主的同意权力,但是在这两者之外还有教化权力,后者既非民主又异于不民主的专制,是另有一工的。所以用民主和不民主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社会,都是也都不是,都有些像,但都不确当。一定要给它一个名词的话,我一时想不出比长老统治更好的说法了”[1]70 。
12. 血缘社会 在费教授的分类中,地缘社会是一个可以与之相比较的概念。
费教授指出:“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血缘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1]71 。他认为:“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这并不是说这种社会不发生交易,而是说他们的交易是以人情来维持的,是相互馈赠的方式。”[1]76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1]77
13. 名实分离 这是刻画变迁的乡土社会的一个概念。与之相对的概念应是“名实一致”,不过费教授没有用这个词。
费教授指出,处在变迁和长老权力下的乡土社会,“注释”是一个重要现象。“注释是维持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变动的内容。……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发生极大的分离。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结果不免口是心非。……虚伪在这种情境中不但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名实之间的距离跟着社会变迁速率而增加。……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结果,位与权,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趋向于分离了。”[1]82
以上诸概念的排列顺序,不是按照逻辑关系,而是循着费教授在《乡土中国》一书中的叙述顺序下来的。这些概念刻画了中国乡土社会的诸多方面的特征,内容丰富,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包括进行逻辑上的梳理,不是本文的任务。在这里,只是把它们从书中提取出来加以说明而已。为简明起见,将这些概念列于表1。
二、仅仅是乡土中国的特色吗? 费教授的观点
由于费孝通教授这本书取名为《乡土中国》,其中的许多重要概念也都从中国乡土社会的重要现象入手加以提炼,同时使用了对比方法,对比的概念又提炼于所谓“西洋社会”,因此,若不认真阅读思考,很容易得到这样的印象:从中国乡土社会中提炼出来的这些概念,仅仅是适合于乡土中国特色的,而不能用于西洋社会的描述和分析。
然而,这一印象既不符合费教授的思路,也与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重要进展或动态不相吻合。对此,需要展开进行一些讨论。
费教授在提炼刻画中国乡土社会的概念时充满想象力,但对于这些概念的适用范围却态度谨慎。值得注意的是,费教授至少就其中的某些概念指出过,它们所刻画的现象并非为中国乡土社会所特有而在西洋现代社会中不存在,差异只在于其重要性。下面试举几例:
拿被社会学者谈论颇多的“差序格局”来说,费教授在《乡土中国》中就曾指出,“在西洋现代社会中差序格局同样是存在的”,只不过不似中国传统社会中那样重要罢了。而在西洋社会中非常重要的“团体格局”,也并非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不存在,譬如钱会,“显然是属于团体格局的”。他认为,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本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形式,在概念上可以分得清,在事实上常常可以并存的,可以看得到的不过各有偏胜罢了”[1]36 —37 。
再以“血缘社会”概念为例, 费教授在强调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血缘社会的同时也指出:“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作用,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到现在固然很少社会能够完全抛弃血缘继替,那是以亲属来担负生育的时代不易做到的。”“生育没有社会化之前,血缘作用的强弱似乎是以社会变迁的速率来决定。”[1]71 —72
除了费教授本人直接谈到他所提出的概念的适用范围不限于中国乡土社会的言论之外,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他论述一些概念时所谈的条件,那么便可以对这些概念的适用范围有更深刻的理解。
例如,关于“礼治秩序”的存在,费教授虽然说过“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这样的话,但他也指出,“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礼“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但是在乡土社会中, 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1]50 —51我们看到,他把礼治和传统的效力联系在一起,而传统的效力又和变迁的速率相联系,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只要变迁的速率不至于使任何传统不能存在,那么礼治秩序便或大或小地会存在并发生效力。
又如,关于“无为政治”,费教授虽然强调其在乡土社会政治结构中的重要性,把它和孳生皇权的乡土社会结合起来考虑,作出了如“为了皇权自身的维持,在历史的经验中,找到了‘无为’的生存价值,确立了无为政治的理想”这样的概括,但是若我们更进一步思考他有关“无为政治”存在根据的论述,那就会发现另一番天地。费教授的论述是以政治权力的工具性为基本假定的,在他的假定中,权力之所以引诱人,是人们可以从权力得到利益,最主要的是经济利益。[1]62 正因为“有着这个经济约束”,当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运用的规模扩展到这样的地步,致使其获得的利益不如“无为”所获得的利益之时,前者就让位于后者。[1]64 这便是“找到了‘无为’的生存价值”的深层道理。由此逻辑下去,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在一个并非乡土中国的社会中,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运用的边际规模收益(我们这里借助经济学上常用的“边际”概念。事实上,费教授关于无为政治之适用,就是在“边际”意义上谈的。他说的“在天高皇帝远的距离下”便明显有这样的意思。顺便指出,费教授无疑是了解经济学的“边际”理论的。他谈到利用政治权力谋取经济利益时,举农业民族资源争夺中的驱赶现象为例这样说: “尤其在人口已经很多,劳力可以自足,土地利用已到边际的时候是如此”;他在该书“血缘和地缘”一节中也曾谈到“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族群分裂”[1]73 ) 小于无为政治,那么无为政治便有存在的价值。当然,这只是逻辑结论,那个“如果”是否确在现实中存在,还必须加上其他更具体的考察。不过,从费教授的论证逻辑,我们可以推出,其结论的适用边界并不限于乡土中国。
再如“教化权力”,费教授虽然强调要理解乡土中国基层政治性质之谜的关键是懂得“教化权力”,指出教化性权力在亲子关系里表现得最明显,但同时也指出,它“并不限于亲子关系。凡是文化性的,不是政治性的强制都包含这种权力。文化和政治的区别就在这里: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文化的基础必须是同意的,但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教化过程”[1]68 。这样,就把教化权力的存在条件放到更普遍的范围之中。
至于发生于社会变迁中的“名实分离”,费教授虽然主要讨论的是乡土中国中“维持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变动的内容”的“注释”,但他在分析这种现象时则指出:“名实之间的距离跟着社会变迁速率而增加。在一个完全固定的社会结构里不会发生这距离的,但是事实上完全固定的社会并不存在。在变得很慢的社会中发生了长老权力,这种统治不能容忍反对,社会如果加速的变动时,注释式歪曲原意的办法也就免不了。”[1]82 可以想到,这种对名实分离现象的解释也使这个概念可以跃出乡土中国的范围。
在书中,对有的概念,费教授的确着意强调其和西洋非乡土社会的差异,而未曾讨论它在那样社会中可能的哪怕是解释范围很有限的适用性。一个例子是“小家族”概念。他说:“我提出这个新名词来的原因是在想从结构的原则上去说明中西社会里‘家’的区别。”[1]37 另一个概念是“男女有别”。事实上,《乡土中国》提出的诸重要概念所刻画的社会状态,有的和“西洋社会”差异大些,有的则差异小些;而概念本身的抽象程度也不同,一般而言,抽象程度越低、越具体,其描述的事物范围就越小。因此,费教授提出这些概念时,有的被展延到西洋社会中,有的则限在中国乡土社会中,是很自然的。
三、《乡土中国》中的概念和当代社会科学的某些研究
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某些概念中的某些内容,在另外的学术传统下,以另外的面目作为对当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表2 列出了当代社会科学中的某些重要理论,并和《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刻画中国乡土社会的概念以及刻画其他社会体系的概念相对应。
下面,我们概而述之。
1. 对自然演化的社会秩序的关注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思潮。就现实性而言,有关理论是在对借助政府力量人为建构制度暴露出诸多弊端的情况下重新认识传统、惯习、文化传承等力量在社会秩序维持和延续中作用的产物。就理论思考的推进而言,则是认识到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和理性设计、建构制度的巨大成本后的学术转向。比如,这一领域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哈耶克就强调,人类的文明,有赖于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这种扩展的秩序,不是人类设计形成的结果,而是在无意之间遵循某些传统的、道德的做法而形成的。[2]1
对自然演化的社会秩序的研究,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费教授有关礼治秩序、礼俗社会的概念。不过,当代的研究比费教授走得更远,其重点不是强调在现代社会中那种非人为建构的力量的势弱,而是强调现代市场制度恰恰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
2. 以人们的行动是嵌入在人际关系网中为基本假设和研究视角的当代网络社会学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成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流派之一。由于解释力的广泛有效,其研究领域已经超出传统社会学的边界,进入到经济学等相邻学科。比如,格拉诺维特关于劳动力市场的研究[3] ,怀特关于厂商间关系和市场的研究[4] ,博特关于厂商竞争地位的研究[5] ,乌兹关于金融活动的研究[6] ,都把人际关系作为重要因素引入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这样的概念也为其他学科的一些学者所接受,比如,一些经济学家近年来也开始重视 “network”、“socialcapital ”这样的概念,并试图在自己的学科中为其定位。贝克尔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在他近期的一些著作中,已经正式使用了“network”、 “socialcapital ”概念[7] 。2000 年,世界银行出版了Dasgupta 和Serageldin主编的名为《社会资本》的书,收录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有关论述。[8] 网络社会学的当代发展不仅是使用网络分析技术于人们行为轨迹的描述,而首先在于人的行为假定。“嵌入于人际关系网络”意味着承认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在人的行动中的重要性,也就是承认了广义的“差序格局”(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广义的”差序格局,而具有特定社会规范内容的差序格局,如费教授曾谈到的以自己为中心、距自己最近的是家,然后是家族……那样的一种差序格局,可以称为“狭义”的差序格局) 。这个假设同时放弃了“原子化”个人的假设。[9] 而费教授作为“差序格局”对照的西洋社会“团体格局”中对人的假设,是像一根根独立的柴,其团体则像“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可以看到,这很类似于“原子化”个人的假设。现在,“西洋社会”中的网络社会学家在分析他们自己的社会的时候,已经放弃那样的假设了。
3. 与差序格局相联系,费教授提出“维系私人的道德”概念。对此,我们除了可以沿着上面已经谈到的网络社会学的研究思路进一步引申之外,还可以从在当代社会科学中有着重要影响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来作一些相应讨论。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使经济学家明确意识到制度的建构和运行是有成本的。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建构完全的制度并实施之成为不可能,从而制度——不论是法律层面的制度还是私人合约层面的制度——的不完全性成为一个基本设定和新的研究的起点。问题在于:在不完全的制度下,社会是怎样有秩序地运行的? 遵循交易成本研究思路的经济学家把眼光投向了非正式规范和人格化关系。在人格化关系中,非普适性的、私人间的规范起着重要的作用,形成私人秩序。[10] 这种私人秩序补充着不完全的法律、合约制度,共同影响着社会的运行。
固然,以交易成本概念为其基础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私人间的规范和私人秩序与费教授所说的“维系私人的道德”并不完全相同,它们各自属于不同的学术脉络并在不同的情境中提出。然而有必要看到,当社会科学家们在现代社会的运行中再发现“维系私人的道德”的存在价值时,回观费教授早年的研究并对其进行再研究,不是别有一番意义吗?
4. 在当代法律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 关系合约理论具有重要的地位。Macaulay[11] 、Macneil[12] 、威廉姆森的研究[13] 为这一理论做出奠基性的贡献。这一理论以其更贴近现实社会的法律运行状况而区别于以往流行的古典合约理论(完全合约理论) 和新古典合约理论(承认合约的不完全性,但以完全的法律体系为后盾) ,它把研究注意力引向现实中的法律运行机制。支撑这一理论的一个基本社会事实是,不仅在前工业化社会或工业化中社会中,而且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大量的合约纠纷不是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的,而是通过各种方式私了的,避免诉讼仍是人们在面对违约行为时的一个重要准则。这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费教授相对于诉讼体系而提出的“无讼”概念。自然,这一现象既然为不同的学科和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所关注,也就有来自不同学科传统和学术传统的解释。当代流行的解释强调法律诉讼的成本、完全合约的成本、维系长期关系的价值等,而费教授当年对“无讼”的解释则基于教化准则而生的打官司可耻的观念,是文化解释。我们关心的不是哪一种解释正确,也不认为承续学术上的功利主义传统或文化解释传统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们认为值得关注的是不同解释所预设的前提。
5. 费教授关于乡土中国中的“无为政治”的讨论使人很容易将之归到中国传统政治的一种理想,实则不然,他在对中国社会的考察中发现了它的现实存在基础。我们在上一节中已经说明,费教授指出,国家权力具有工具性,当运用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获得的利益不如“无为”获得的利益时,无为政治便有了现实的存在。这一命题事实上已经超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国家运作的范围。这一洞见至少在当今一些学者阐述的所谓有效率国家规模理论中得到了某种呼应。比如,诺思在其名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曾建构了一个新古典国家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他讨论了有效率政治—经济单位规模的边界,即对民众提供保护的边际成本等于增加的税收。[14]25 他举出了两项与国家规模有关的研究,一项是威特福格尔的治水社会研究,在这项研究中从水利系统的不可分性推出国家经济规模;另一项是弗里德曼关于政府收入类型和国家规模与形式的研究。诺思显然没有注意到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中关于有为政治边界和无为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6. 当代有关政治和经济制度运行研究中的某些前沿问题,如大团体行动中的搭便车困境的克服、制度的博弈分析中共同知识的形成、制度遵从过程的成本降低等,都和对意识形态的再研究有联系。这些研究都可以和费教授有关“教化”的讨论作相关链接。至于和社会结构变迁相联系而对所谓“成功的”意识形态进行的研究,则再现了费教授在“名实分离”讨论中的某些思想。[14]49 —65
7. 费教授有关中国乡土社会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跃出近代以来学者们惯常使用的“民主—专制”的二分框架,而深入于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提取概念,“长老统治”就是这种思考的一个结晶。虽然在今天民主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最强势的意识形态,但政治理论研究中富有活力的一个部分表现出来的意向,是对各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形态寻求统一的基础性理解。我想举公共选择理论为例,这一理论的创始人是以民主政治制度为其具体研究对象的,但他们追究的是对民主制度乃至其他形态的政治制度提供统一的分析,如广义立宪理论就是如此。[15]66 —89当然,这一派的极端抽象的研究和费教授的生动的描述实在是大异情趣,他们关注的问题和采用的方法也不相同,但在研究中试图涵盖更广泛的政治形态这点上却有相通之处。
8. 现代知识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沉默的知识”[16] 。这一概念把被知识界主流思想长期忽视的一类知识提出来,从而扩展了人们对知识的认识范围。这一概念和一系列重要的研究相联系,如学习理论、制度比较、制度变迁和演化、技术创新与组织等。费教授在《乡土中国》中批评那些把农民不识字等同于愚蠢、没有知识的看法,提出和借助文字的社会相对的(有知识含量的) 文盲社会概念,在对知识的理解思路上,以及对知识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上,和现代知识理论有高度吻合。不过,我们不能把费教授描述中国乡土社会中的那种非文字的知识等同于沉默的知识,因为后者是相对于交流的知识而言的,前者则既有沉默的知识也包括部分交流的知识。
也许需要特别声明,我强调了当代社会科学中的某些理论和费教授当年提出的重要概念之间的关系,并非是说费教授早已先驱性地奠定了当代这些理论的基础。从费教授的论述中,我看不出费教授预见到他提出的这些概念有发展成当代这些理论的可能前景,事实上这些理论也不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
我宁可承认这些联系是被我拉扯上的。然而,主要基于中国乡土社会而提出的概念,何以能够和发达的当代“西方”社会中的某些受到关注的理论拉扯上联系,倒是值得思考的。
四、不同类型的比较
《乡土中国》中采用了比较方法来讨论中国乡土社会乃至西洋社会的特质。从“用什么和什么作比较”的角度看,可以分为模型与模型比较、模型与现实比较、现实与现实比较三大类。这三类比较各有不同的特点和功效,不能混淆。
1. 模型与模型比较
比如,费教授对“差序格局” 和“团体格局”的比较就属于模型与模型的比较。因为模型是研究者把他P她所关注的事物的某些特性提炼出来加以构造的,所以,模型与模型的比较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被分别提炼在不同模型中的那些特性的差异和相同点。不过,模型与模型比较得出的结论不能简单地作为现实与现实的比较的结论,除非两个模型分别相当近似地概括了两个待比较的现实的特征。具体而言,在逻辑上,“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的差异,不能简单地作为中国乡土社会和西洋现代社会的差异被接受下来。只有在差序格局基本上把握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而团体格局基本上把握了西洋现代社会的特点时,两个模型比较的结论才能作为现实与现实比较的一种近似而被接受。
2. 模型与现实比较
比如,费教授在将“差序格局”和中国社会现实比较后承认,像钱会那样的组织并不能归到差序格局中去,从而认为在中国社会中也存在“团体格局”;又如,他在将同意的权力—民主以及横暴的权力—专制和中国社会现实比较后发现,在中国社会中存在不能归于前两者而另有一种的体制——长老统治。这些,都是把模型和现实加以比较后的结果。模型与现实比较,是发现原有模型的解释边界、发现新的社会现象并加以理论概括的重要步骤。
3. 现实与现实比较
比如,费教授在作出“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在中国社会和西洋社会中都存在,只不过比重不同的结论之前进行的比较,就是两个社会现实之间的比较。[1]36 —37和模型与模型的比较不同,如果方法得当,这种比较可以得出两个社会之间同异的比较具体的结论。不过,如果没有借助良好的理论模型进行的思考和分析, 现实与现实的比较难免流于肤浅。(当然,在获得现实资料的过程中总不免有观念的介入,所以任何研究者把握的“现实”都是有观念架构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在这里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
区分这三类比较,并了解它们各自的特点,才能使我们不至于把最初提取自某一个社会的概念不加斟酌地认为只属于这个社会,把最初提取自某一个时代的概念天经地义地认为仅是这个时代的特性,也才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个概念、一个模型的适用范围与局限。
五、结语:关于本文标题的一点说明
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兴起。随着这些国家的兴起,社会科学中的概念主要来自目前发达国家的状况将发生改变,将可望有更多的来自这些国家的概念进入社会科学的学术主流。如果这个想法不谬,那么伴随中国的崛起,以中国的经济、政治影响力加之文化底蕴和巨大社会变迁所积累的经验,某些来自乡土中国的学术概念走向世界,应当是不奇怪的。
但本文标题“《乡土中国》与 ‘乡土’世界”要讨论的并不是上面的“可望”,甚至也不是以上述可能性为背景。引导本文的思想是另一个东西:一个科学概念产生的社会或国度,和这个概念所可能适用的范围是两回事;在一个概念产生以后,科学工作所要做的工作之一,是探讨它的适用边界。在这样一个思想引导下再次阅读费教授的《乡土中国》,使我看到了“乡土”世界。
注释：
注1：《乡土中国》是费孝通教授于20 世纪40 年代依据讲课而集成的一部书,最初出版于1947 年。1984 年三联书店决定重印,1985 年再次出版,此后又有其他版本问世。本文依据的是三联书店1985 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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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Macaulay. Non-contractual Relations in Business: A Preliminary Study[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28,No.1(Feb.,1963 ) ,55-67.
[12] I.R.Macneil. 关于关系合同的思考[M]PPE.G.FurubotnandR.Richter[ 编]. 新制度经济学[M]. 孙经纬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1
[13] 奥利弗·威廉姆森. 交易费用经济学:合同关系的规制[M]PP陈郁编: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交易费用经济学文选.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1
[14] 道格拉斯·C·诺思.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 陈郁,罗华平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1
[15] 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 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M]. 陈光金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
[16] M.Polanyi.The Tacit Dimension[M]. Garden City: Double day-Anchor.1967
原文出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4 卷第5期 2007 年9 月
2009年9月12日 星期六
新詩
命 戴天
我攤開手掌好比攤開
那張秋海棠的葉子
把命運的秘密公開
這條是黃河充滿激情
這條是長江裝著磅礡
我收起手掌
聽到一聲
骨的呻吟
海子詩全編 西川編 上海三聯
妻子和鱼
海子
我怀抱妻子
就象水儿抱鱼
我一边伸出手去
试着摸到小雨水 并且嘴唇开花
而鱼是哑女人
睡在河水下面
常常在做梦中
独自一人死去
我看不见的水
痛苦新鲜的水
淹过手掌和鱼
流入我的嘴唇
水将合拢
爱我的妻子
小雨后失踪
水将合拢
没有人明白她水上
是妻子水下是鱼
或者水上是鱼
水下是妻子
离开妻子我
自己是一只
装满淡水的口袋
在陆地上行走
思念前生
庄子在水中洗手
洗完了手 手掌上一片寂静
庄子在水中洗身
身子是一匹布
那布上粘满了
水面上漂来漂去的声音
庄子想混入
凝望月亮的野兽
骨头一寸一寸
在肚脐上下
象树枝一样长着
也许庄子就是我
摸一摸树皮
开始对自己的身子
亲切
亲切又苦恼
月亮触到我
仿佛我是光着身子
进出
母亲如门 对我轻轻开着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 劈柴, 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 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 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也愿面朝大海, 春暖花
我攤開手掌好比攤開
那張秋海棠的葉子
把命運的秘密公開
這條是黃河充滿激情
這條是長江裝著磅礡
我收起手掌
聽到一聲
骨的呻吟
海子詩全編 西川編 上海三聯
妻子和鱼
海子
我怀抱妻子
就象水儿抱鱼
我一边伸出手去
试着摸到小雨水 并且嘴唇开花
而鱼是哑女人
睡在河水下面
常常在做梦中
独自一人死去
我看不见的水
痛苦新鲜的水
淹过手掌和鱼
流入我的嘴唇
水将合拢
爱我的妻子
小雨后失踪
水将合拢
没有人明白她水上
是妻子水下是鱼
或者水上是鱼
水下是妻子
离开妻子我
自己是一只
装满淡水的口袋
在陆地上行走
思念前生
庄子在水中洗手
洗完了手 手掌上一片寂静
庄子在水中洗身
身子是一匹布
那布上粘满了
水面上漂来漂去的声音
庄子想混入
凝望月亮的野兽
骨头一寸一寸
在肚脐上下
象树枝一样长着
也许庄子就是我
摸一摸树皮
开始对自己的身子
亲切
亲切又苦恼
月亮触到我
仿佛我是光着身子
进出
母亲如门 对我轻轻开着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 劈柴, 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 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 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也愿面朝大海, 春暖花
2009年9月8日 星期二
濫藥
信報財經月刊
P076-080 | 香港管治 | By 曾廣海 尹靖廷 2009-11-01
校園驗毒計劃揭示的問題 ── 再論香港管治
為什麼一個外國已經廣為使用的自願及強制性並行的校園驗毒計劃，在香港卻受到輿論以至法律界的質疑？外國是如何解決這些法律上的問題？本文將會就私隱及人權的法律問題加以論述，探討政府在這方面的失誤，以及提議一些改善的建議。
《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指出，精神毒品的非法販賣有上升的趨勢，「對人類健康和幸福構成了嚴重威脅，對社會的經濟、文化及政治基礎帶來了不利影響」，因為精神毒品「損害著正當合法的經濟，危及各國的隱定、安全和主權」1。它進一步警告，毒販將「兒童當成毒品消費者市場」，並要求各國「加強行政及立法措施」以阻止毒品擴散。
精神毒品的危害性
香港青少年吸食精神科藥物，特別是俗稱K仔的氯胺酮近年有加速上升的趨勢。根據特區政府《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的最新資料顯示，2009年6月在呈報吸毒的總人數中，二十一歲以下佔24%，其中學生佔37%，這些青少年的平均首次吸毒年齡為十五歲，呈下降趨勢（報章曾報道過年齡只有九歲的首次吸毒者），而K仔在青少年吸食的毒品當中佔83%；2006年至2008年，呈報吸食K仔的青少年數字增加了56%，學校亦是其中的吸食場所。
毒品的禍害是無法估量的，特別是對於青年人，因為他們是未來社會的主人翁、是社會及經濟持續發展的支柱。「一人吸毒、全家受害」，子女吸毒，父母及親人受到折磨。吸食K仔四年，會有七成機會膀胱收縮九成，為社會的醫療開支帶來沉重的負擔。精神毒品的隱蔽性很強，初期吸食者不易被察覺，到症狀顯現，毒癮已成，便較難處理。不少校長及家長皆希望能及早發現，從而對有問題青少年作出輔導。
校園驗毒計劃
針對青少年毒品問題的嚴重性，特首於2007年指派律政司司長黃仁龍領導十個局、署的高級官員組成了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深入研究應對策略及方案。小組於2008年年底發表了一份長達一百八十三頁的報告書，從多方面分析問題的現狀及成因，提出一套頗為全面的策略及建議2。報告書對校園驗毒計劃提出了以「學校為本」的多種驗毒方案，讓學校按本校情況，自行選擇合適的方案。計劃的目的是「監察、遏阻吸毒行為」，以及在毒癮尚淺時「及早發現、給予輔導」3。
報告書建議計劃分為強制及自願兩種：
一、「強制驗毒」：即抽樣選到的學生不管同意與否，皆必須提供尿液樣本作測試；
二、「自願驗毒」：即家長簽署同意書或學生親自同意，即可收取該學生的尿液樣本，若不同意，學校將對之施以適當的制約措施。
最新方案背離了原定目的
但當政府宣佈計劃將於大埔區首先推行時，社會相繼提出反對意見，特別是大律師公會及私隱專員。面對這些批評，政府最終以廣納民意為理由，推出一個「不計學生年齡」，一律要由學生同意及不能將結果交予警方的方案4。這個方案讓染有毒癮的學生繼續隱藏，背離了報告書原先的「監察、遏阻吸毒行為」與「及早發現、給予輔導」的目的，亦有違大多數中學校長的意見5。為什麼一個外國已經廣為使用的自願及強制性並行的校園驗毒計劃，在香港卻受到輿論以至法律界的質疑？外國是如何解決這些法律上的問題？本文將會就私隱及人權的法律問題加以論述，探討政府在這方面的失誤，以及提議一些改善的建議。由於香港的法律及行政體制是源自於英國，英國的判例對香港法院有參考作用，故本文特別選擇英國以作對比。
為何英國可以強制險毒，特區不能？
英國不僅讓校方可以執行強制驗毒，並可讓學校在教育及技能部發布的《學校毒品問題指引》6（《指引》）規定的範圍下，在校園使用輯毒犬搜查學生物品及搜身等多種方案，讓學校自由選擇。此外，《指引》亦建議學校將結果向警方報告。為何英國可執行一個對個人私隱和警權侵擾性這樣高的方案，而香港不能呢？是否英國的相關法例有別於香港？其實不然，因兩地在這方面的法律基本上是相同的，問題是特區政府用錯了法律的切入點。
英國以《刑事法》作為校園驗毒的切入點
《指引》明確指出，根據現行英國法例，「任何機構的管理層（包括學校），若知悉而准許或容忍非法藥物在其管轄的場所或處所內販賣、生產或吸食，皆屬違法」。雖然英國警方檢控校方的機會不高，但校方為履行上述法律責任，必須按《指引》要求，建立並積極執行一套校園毒品處理政策，並將執行的情況向警方報告。由於學校要背負這刑事責任，於是有權要求學生履行相應的責任，在校園內提供尿液，這就為強制性的校園驗毒，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法律切入點。
學校管理層有刑事責任
在香港，現行《危險藥物條例》有多條重要的條款，與英國所用的法例相對應，但被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忽略了，而沒有被列入其報告書內。例如，《危險藥物條例》規定：「任何人不得身為任何場所或處所的擁有人、租客、佔用人或管理人，准許或容忍該場所或處所或其任何部分，開設、經營或使用作為煙窟，或作非法販運或非法製造或儲存危險藥物之用。」7
上述的香港及英國法例，並未有豁免學校這方面的責任，而英國的《指引》更明確指明學校亦受該法例規管。因此，如果學生在校內管有並售賣或企圖售賣毒品給同學，並被警方查出，校方負責人需要負上刑事責任8，除非學校採取「盡責措施」，包括驗毒計劃，以防止罪案發生。但特區政府在整個計劃中用錯了法例作為切入點。報告書顯示，政府只考慮了對涉嫌吸毒人士收取尿液樣本的相關法例，但校園驗毒的學生並非涉嫌吸毒人士，故學生並沒有任何責任提交樣本，因而導致政府一直處於被動局面，承受著各種的「侵權」指責。
尿液樣本與驗尿結果並不受同一法例規管
關於私隱問題，由於尿液樣本並不是資料，故不受《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規限，尿液測試的結果，才是屬於個人資料，並受該條例所規管。政府在回應私隱專員的質疑信件時，似乎將這點也弄錯了9。但要求抽樣選中的學生提交尿液樣本，是否違反現行法例或《國際人權公約》呢？答案是否定的，校園內的尿液提供者，並不受現行法律保護10。只要政府在學校管理的指引中，訂明學校為著履行場地管理人的法律責任，有權在校規中要求學生承擔建設無毒校園的責任，並指明學生參與強制或自願性的驗毒計劃是該責任的一部分。若學生拒絕，學校可跟進該學生為何不履行其責任。
至於尿液測試報告，這是屬於個人資料，收集的目的必須與使用的目的相符，資料收集人必須確保資料的保密性及準確性，讓當事人可知悉上述的安排等。這些皆是香港《個人資料私隱法》的私隱原則，亦是私隱專員於8月給政府的意見書的主要內容。在校園驗毒計劃中，只要學校清楚地將報告書第7.1段的「監察和遏止吸毒、及早介入給予輔導」的目的，及《私隱法》原則的實現方法，寫於各校自訂的《校園驗毒私隱政策╱守則》，學校便可靈活地決定是否將資料交給警方，而不觸犯上述的私隱法。
「免使自我入罪」特權
大律師公會在其意見書中表示，擔心學校將個別個案的資料交與警方，會違反「免使自我入罪」的普通法特權。這特權可讓被告人拒絕提供對可能導致自己入罪的證據，例如吸毒的學生可以不提供尿液，就算提供了，法院亦可將該證供列為「不可接納的證供」11。這個特權實已對提供尿液的學生作出了保護，雖然如此，政府最新的方案，仍將警方剔除於計劃之外。若是將警方剔除，阻嚇作用便會失效。英國的做法是，警方不直接參與驗毒計劃，由學校按個別事件的嚴重性，而自行決定是否將案件交給警方處理12。《指引》亦建議學校與警方合作，設計雙方扮演的角色，制定政策列明於何種情況下將毒品事件知會、諮詢或積極邀請警方參與處理等有關與警方的合作事宜13。特區政府實沒有必要匆匆規定學校不能將驗尿結果交給警方。
「同意權」並非等於「否決權」
特區政府最新的「驗毒必須學生同意」的決定，使原來的驗毒目標難以實現。為何特區政府要作此安排？是否由於大律師公會提出的法理質疑，導致政府退而接受這個極差的方案？其實大律師公會引用英國上議院的一個著名訴訟案Gillick v Norfolk 14及《兒童權利公約》，以指出家長無權代其已達十二歲的子女作出驗毒決定，是有其片面性的。因為它並未有將Gillick案其後的發展及《公約》的多條關於父母的權利列舉於其意見書中15，更未有將外國的法例對兒童達到什麼年齡才可有那些自決權列出16，讓家長能作出有依據的決定（informed decision）。
Gillick案的多數法官認為，父母的監護權是一個「萎縮的權」，隨著兒童的年齡增加而萎縮，而兒童的「同意權」的分量，應該是隨著他的年齡而提高。但 Gillick案亦同意，法院在判決時，要看該名兒童的分析能力是否達到該事件所需要的水平，及他作出的選擇是否符合自身的「最大利益」17。在 Gillick之後有兩個英國案例，澄清Gillick的兒童「同意權」並不應理解為「否決權」18。理由是若父母及醫生的意見是要求兒童服食治療藥物，以免其身體繼續變壞直至死亡，若由於她不同意接受治療而選擇死亡，並否決了所有與她意見不同的人的意見，法官認為這並非Gillick案所建立的法律原則，因Gillick案所指的「同意權」並非等同「否決權」，一個讓兒童可自殘自己身體的「否決權」，並非是兒童的最大利益 19。
但特區政府最新的方案是，不管什麼情況，皆無條件地給予兒童這個實質上是等同於「否決權」的「同意權」，這本身就是違反了普通法及《兒童權利公約》的規定，即任何兒童的決定必須以「兒童的最大利益」20為最高考慮。讓學生對是否提供尿液樣本有「否決權」，是等同讓有毒癮的學生繼續隱藏，不斷沉淪至難以自拔，不僅殘害自己，亦可能導致家人痛苦，甚或危害社會。相信法院並不會同意這是「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何特區政府會反其道而行，給予所有學生，不論年齡，皆可有「絕對否決權」呢？
反觀英國，在與特區相同的法律框架下及歐洲人權法庭的嚴格管轄下，亦只需獲得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即可驗尿，甚至對家長的同意權，英國的《指引》亦指出，「徵求家長同意，並不是一個法律的責任」，只是一個「良好習慣」21。
必須重新檢視首長級官員的管治水平
在校園驗毒計劃推出至今，政府一直處於被動局面，事件揭示出政策官員在處理日益增多且涉及多個政策部門的複雜社會問題力有不逮，對全球正在上升中的以《人權法》及《憲法》挑戰政府管治的新趨勢不知所措。二十一世紀的社會發展趨勢對首長級公務員的要求，除了要他╱她們懂得其管轄的政策範疇事宜外，亦需要他╱ 她們認識國際新的公務改革理論及趨勢、對《行政法》、《私隱法》、《人權法》、《憲法》及基礎經濟學有一定的認識。
校園驗毒計劃涉及一個司、十個局、署。這樣多的首長級官員決定出來的計劃，竟然是不堪一擊，面對各方的質疑，竟然看不到誰人在領軍以面對這些質疑，並從法、理、情上作出強而有力的回應。
在整個計劃中，誰是總負責及最終問責人、哪些局署是支援機構、如何量度成效及如何考核各局署的表現？政府全無交代。反青少年吸毒是一項規模頗為龐大、複雜和長期的社會工程，要取得成功，除了要有強勢的領導外，亦需要一套嚴密的項目管理計劃，明確各相關部門的職責、工作目標、階段性衡量成效的表現指標（performance target）及工作時間表。但到目前為止，市民見不到這些必需的要素存在。
反觀英國，毒品問題是作為一個獨立的部級重要政策（PSA 25）22 來進行規劃，由2001年起訂立三年計劃，財政部給予獨立撥款，今年已是在執行第四個三年計劃。PSA 25內分四大目標，三大「表現指標」，由內政部、教育及技能部、經濟部、醫療部及外交部參與，並規定哪一個部委是哪一組「表現指標」的總負責或次負責。領導性強、問責性清晰。
回歸十二年以來，特區政府的管治是否倒退？能否與時俱進？關鍵之一是在於能否確切認識到本身在管治方面的不足之處。就以校園驗毒計劃而言，現行的法例實已經提供了足夠的法理平台，讓學校按各自情況，實行由「強制」至「家長同意」等的多種驗毒方案，問題是政府是否有決心加強組織及領導，制定較長期的政策，建立清晰的問責框架、表現目標及表現評核制度，調撥足夠的資源，全力挑戰這迫切的社會問題。■
曾廣海為資深公共政策研究員。香港大學工程學士、澳洲國立大學公共政策碩士及法律碩士。
尹靖廷為資深經濟政策研究員。曾任職國際政府機關。香港大學經濟學士及東京上智大學碩士。
註 1 《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前言。 2 《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報告》 3 同上，第7.1段。
註 4 關於大埔區具體的先導計劃可參閱教育局及保安局呈交立法會的文件第CB（2）2424/08-09（01）號文件 5 參閱《香港中學校長會問卷調查報告附件》，2009年 9月。 6 Drugs: Guidance for Schools, 2004, Dep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 UK.
註 7 販運指「包括獲取、供應或以其他形式經營或處理危險藥物，或管有危險藥物作販運」。
8 特區的條例較英國的法例更容易入罪，英國要控方證明學校負責人「知悉而准許」，而特區的法例不用控方證明校方「已知悉」。 9 《驗毒試行計劃完全與法例相符》，政府禁毒署新聞網頁。 10 香港的成文法只保護個人資料及個人通訊不被非法侵犯，但並無成文法保護「私隱」（Privacy）及「侵犯私隱」（Invasion of Privacy），兩者的法律定義並不清晰（見第Chapter 1, Consultation Paper on Civil Liability of Invasion of Privacy, 2004, HK Law Reform Commission）。因此，校園內的尿液取樣並沒有法例禁止，《國際人權公約》第十七條及其相關解釋亦未有指出尿液樣本是歸入私隱的範疇。
註 11 Inadmissible evidence。除非法例規定此權利不適用於某項條款。但相信政府不會立例取取消參與校園驗尿的學生的有關特權。 12 參考註6的Guidance，第4.6段。 13 同上，第6.8段。 14 Gillick v West Norfolk Health Authority〔1986〕AC 112 15 參考《公約》第三及五條 16 對兒童不同年齡的參與決定權，各國有不同規定。英國在不同的法例有不同的界定，約由十二歲至十八歲、蘇格蘭為十四歲或以上、澳洲未有清晰界定，但準備立法界定在十四歲或以上、加拿大安大略省及紐西蘭是十六歲或以上，普遍皆接受除了年齡外，亦須按心智發展水平及能力而定，但大多數普通法國家皆將兒童私隱的自決權定於十二至十六歲或以上（以上為2007年9月資料）。為何特區對學生的驗毒同意權，沒有年齡規定？ 17 參考《公約》第3.2條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hild"。所有涉及兒童權利的爭議訴訟，法院最終判決皆以這條原則為參考。 18 Re R（A Minor）(Worship; Medical Treatment）
註 19 Re W（A Minor）(Medical Treatment: Court's Jurisdiction）〔1993〕, Farm 64 20 對何為「兒童最大利益」，普通法並未有為此對兒童驗毒作出一個普及性的定義。 21 見註6, Appendix 10, p. 120 22 PSA: Public Services Agreement 是英國政府推行的Outcome base的新公共行政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現屆共有三十個PSAs.《減少酒精及毒品危害》是其中之一。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13 | 時事評論 | 平心論政 | By 王永平 2009-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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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打擊青少年吸毒提建議
曾特首在上星期二（七月七日）的立法會答問大會上宣布會加快及加大力度打擊青少年吸毒問題，並會親自率領相關司長及局長督導這方面的工作，這項重要宣布沒有受到傳媒及一眾評論重視。有意見甚至認為特首是藉此轉移目標，避談政改或雷曼等富爭議性問題。
我曾在評論正生書院事件時，提到香港青少年吸毒問題極為嚴重，接近失控，亦質疑政府做得不夠（見刊於二○○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政府須全力處理青少年吸毒問題〉）。所以我非常高興特首今次的決定，並在這篇文章提出一些具體建議，為這個「全民運動」盡一分力。
禁毒小組層級不高
推行政策要有成效，有兩個主要因素：領導決心及有效執行。在打擊青少年吸毒一事上，由律政司司長領導的跨部門專責小組已經提出七十多項建議，涉及多個範疇，顯示特首有決心解決問題。但目前督導、協調和監察落實專責小組的建議，卻是由中級的首長級官員、即禁專員擔任主席的工作小組負責；本來禁毒工作交由禁毒專員處理，是正常的做法，但正常做法就只能按一般的程序和正常的速度進行。
另外，政府各官員按本子辦事，講求排資論輩。由職級屬副署長的禁毒專員主持工作小組會議，參與的其他部門同事，例如來自教育局或警務處，便會是更低一級的官員。因此，較為重要的問題便很難達到共識，遑論解決。
舉一例子，最近正生書院搬遷梅窩得到特首及保安局局長公開支持，但根據我從電視上聽到陳兆焯校長講述他在這件事上接觸政府各部門的經過，我懷疑有多少高層官員在事前知會或過問這件事。
現在特首已發聲，我相信政府會檢討現時的執行架構，確保跨部門的問題能夠盡快得到解決。其中一個政府可考慮的建議是把現在的工作小組升格，由律政司司長或保安局局長擔任主席。禁毒專員會繼續其日常工作，並在每次會議上滙報進展及未能解決的問題，由司、局級官員處理。律政司司長及保安局局長可定期向特首滙報，有需要時，由特首一錘定音，政出必行。
確保執行無礙並不足夠，既然打擊青少年吸毒是需要全民參與，社會和地區的支持及協助至為重要。讓我們參考一個全民運動的成功例子，就是透過中央及分區的撲滅罪行委員會，策劃、組織及統籌政府與市民合力撲滅罪行的活動。
撲滅罪行會成功例子
中央的撲滅罪行委員會由政務司司長任主席，成員包括律政司司長、保安局局長、教育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及非官守成員。十八區內的撲滅罪行委員會由地區人士擔任主席，成員包括當區的民政事務專員、警務處指揮官及教育局代表。這個因應上世紀七十年代罪案上升而成立的官民合作組織，發揮了很重要的社會角色。近兩年的中央撲滅罪行委員會亦有討論青少年吸毒問題，但因其不屬嚴重罪行，所以成員主要是聽取政府的報告。
現在政府設有禁毒常務委員會主席由非官方人士擔任，委員包括社工界、教育界、醫療界等社會人士，向政府提供意見，並協助政府與有關機構合作，爭取社會各界支持禁毒工作。委員會轄下設有教育及宣傳和治療及康復兩個小組委員會。禁毒常務委員會及其小組委員會的成員都是有心的專業人士，亦做出成績，例如近期的電視宣傳片，比過往的更有效力。
特首親身率領抗毒，針對青少年吸毒問題後，這個諮詢架構能否有效地協助特首策劃及推動全民運動？委員會內最高級的官方成員是禁毒專員。根據職位與身份相稱的官僚原則，這個委員會不容易在社會運動上發揮很大的影響力。
例如最近（六月十八日）禁毒常務委員會開完季度會議後，就學校測試毒品講題上，只能「促請學校締造一個關懷學生的環境」及表示「很高興知悉很多學校對預防教育的態度較前開放」；有關正生書院遷往梅窩的建議，委員會表示「原則上支持計劃，希望相關各方保持冷靜，尋求雙贏局面」。
需市民積極支持
因此，我認為政府需要參考撲滅罪行委員會的經驗，考慮設立一個協助特首推動全民救助青少年吸毒運動的高層次委員會。委員會須吸納社會各界（包括宗教界）的領導人物，在短期內籌劃大規模的宣傳教育活動，並且要持久工作，一方面配合政府政策，另一方面透過區議會成立新設架構，聯繫地區人士，爭取區內學校和志願團體的支持。
打擊青少年吸毒所須社會的支持和配合，比撲滅罪行難百倍，這是因為其中涉及太多個人和地區利益。提一個簡單測試：現時大聲疾呼支持正生書院遷入梅窩的外人，有多少個會願意自己住所附近有一所戒毒中心？
要「全民運動」成功，我們需要市民積極支持，關懷及包容犯錯的青少年。除了政府的強力領導外，我們亦需要社會各界領袖，包括不同政黨的支持。這是一個龐大、複雜的社會工程。我認同特首引用鄧小平的名言：摸着石頭過河。但這句名言背後的含意是不要停下來，一步一步地做出成績。所以我在下面會就特首談及在未來幾個月的工作方向，提出一些具體建議，供政府參考。
在毒品測試方面，現在的情況是政府邀請大埔區的中學試行自願校本驗毒計劃。另外，政府承諾盡快在社區推行自願毒品測試服務，以及研究將頭髮驗毒設施引進香港。我在之前一篇文章已詳細解釋在學校測試學生有否吸毒非常重要。香港一些國際學校已經一早引進頭髮驗毒設施。本着「加快、加大力度」的原則，政府有必要在全港中學盡快，例如從明年九月開始，推行全面自願驗毒計劃。既然大埔區的中學願意首先試行計劃，為什麼由政府教育局直接管理的三十多所中學不可以以身作則，同步試行？
政府學校帶頭推行毒品測試有多個好處，一是顯示政府決心；二是官校包括不少名校，有助消除測試學校的負面標籤；三是官校分布各區，加強全民參與，各區支持的意識。
在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下，政府其實沒有必要直接辦學。但既然政府因種種原因不會改變現況，由公務員管理的官校起碼應該率先支持政府的政策。
官校測毒破區域限制
根據我當教育統籌局局長的經驗，我知道官校會有很多理由反對帶頭測試毒品，例如提出計劃應該分區進行、避免分化區內學校等的辯解。但假如連特首都不能夠說服或要求政府自己管理的中學試行自願校本驗毒計劃，其他學校看在眼裏，怎會積極？假如今個學年只有大埔一區試行計劃，政府很難要求全港中學在明年便參與測試。官校今年同步試行有助打破區域限制，有需要時，亦可盡快解決各區學校測試時出現的不同問題，為一年後全面測試作好準備。
相對政府原先計劃在年底諮詢公眾，研究一個或多個示範計劃，我這個建議好像有點急進，但我很希望政府在未來幾個月仔細研究外國，以及本地國際學校測試毒品經驗，突破傳統公務員思維，加快及加大力度推行學校測試毒品計劃。這會是市民衡量政府是否有決心、有能力打贏這場抗毒仗的重要指標。
另一個在短期內增加市民對特首領導信心的指標是，正生書院能否成功遷入梅窩。這件事一日未解決，市民便不會相信政府有能力為自願戒毒的青少年提供更多的康復設施和支援。
當然，解決正生書院搬遷事件只是政府加大力度提供康復服務的開始。我建議政府在未來幾個月全面評估協助吸毒青少年康復的需求，並訂出配合需求的詳細計劃，包括每一個區內所需土地、設施、財政、及與志願團體合作的種種細節。
我期望政府在暑假期間全面策劃加強打擊青少年吸毒的方案，並在特首十月份的施政報告中，提出一系列振奮人心的具體目標和措施。
P076-080 | 香港管治 | By 曾廣海 尹靖廷 2009-11-01
校園驗毒計劃揭示的問題 ── 再論香港管治
為什麼一個外國已經廣為使用的自願及強制性並行的校園驗毒計劃，在香港卻受到輿論以至法律界的質疑？外國是如何解決這些法律上的問題？本文將會就私隱及人權的法律問題加以論述，探討政府在這方面的失誤，以及提議一些改善的建議。
《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指出，精神毒品的非法販賣有上升的趨勢，「對人類健康和幸福構成了嚴重威脅，對社會的經濟、文化及政治基礎帶來了不利影響」，因為精神毒品「損害著正當合法的經濟，危及各國的隱定、安全和主權」1。它進一步警告，毒販將「兒童當成毒品消費者市場」，並要求各國「加強行政及立法措施」以阻止毒品擴散。
精神毒品的危害性
香港青少年吸食精神科藥物，特別是俗稱K仔的氯胺酮近年有加速上升的趨勢。根據特區政府《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的最新資料顯示，2009年6月在呈報吸毒的總人數中，二十一歲以下佔24%，其中學生佔37%，這些青少年的平均首次吸毒年齡為十五歲，呈下降趨勢（報章曾報道過年齡只有九歲的首次吸毒者），而K仔在青少年吸食的毒品當中佔83%；2006年至2008年，呈報吸食K仔的青少年數字增加了56%，學校亦是其中的吸食場所。
毒品的禍害是無法估量的，特別是對於青年人，因為他們是未來社會的主人翁、是社會及經濟持續發展的支柱。「一人吸毒、全家受害」，子女吸毒，父母及親人受到折磨。吸食K仔四年，會有七成機會膀胱收縮九成，為社會的醫療開支帶來沉重的負擔。精神毒品的隱蔽性很強，初期吸食者不易被察覺，到症狀顯現，毒癮已成，便較難處理。不少校長及家長皆希望能及早發現，從而對有問題青少年作出輔導。
校園驗毒計劃
針對青少年毒品問題的嚴重性，特首於2007年指派律政司司長黃仁龍領導十個局、署的高級官員組成了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深入研究應對策略及方案。小組於2008年年底發表了一份長達一百八十三頁的報告書，從多方面分析問題的現狀及成因，提出一套頗為全面的策略及建議2。報告書對校園驗毒計劃提出了以「學校為本」的多種驗毒方案，讓學校按本校情況，自行選擇合適的方案。計劃的目的是「監察、遏阻吸毒行為」，以及在毒癮尚淺時「及早發現、給予輔導」3。
報告書建議計劃分為強制及自願兩種：
一、「強制驗毒」：即抽樣選到的學生不管同意與否，皆必須提供尿液樣本作測試；
二、「自願驗毒」：即家長簽署同意書或學生親自同意，即可收取該學生的尿液樣本，若不同意，學校將對之施以適當的制約措施。
最新方案背離了原定目的
但當政府宣佈計劃將於大埔區首先推行時，社會相繼提出反對意見，特別是大律師公會及私隱專員。面對這些批評，政府最終以廣納民意為理由，推出一個「不計學生年齡」，一律要由學生同意及不能將結果交予警方的方案4。這個方案讓染有毒癮的學生繼續隱藏，背離了報告書原先的「監察、遏阻吸毒行為」與「及早發現、給予輔導」的目的，亦有違大多數中學校長的意見5。為什麼一個外國已經廣為使用的自願及強制性並行的校園驗毒計劃，在香港卻受到輿論以至法律界的質疑？外國是如何解決這些法律上的問題？本文將會就私隱及人權的法律問題加以論述，探討政府在這方面的失誤，以及提議一些改善的建議。由於香港的法律及行政體制是源自於英國，英國的判例對香港法院有參考作用，故本文特別選擇英國以作對比。
為何英國可以強制險毒，特區不能？
英國不僅讓校方可以執行強制驗毒，並可讓學校在教育及技能部發布的《學校毒品問題指引》6（《指引》）規定的範圍下，在校園使用輯毒犬搜查學生物品及搜身等多種方案，讓學校自由選擇。此外，《指引》亦建議學校將結果向警方報告。為何英國可執行一個對個人私隱和警權侵擾性這樣高的方案，而香港不能呢？是否英國的相關法例有別於香港？其實不然，因兩地在這方面的法律基本上是相同的，問題是特區政府用錯了法律的切入點。
英國以《刑事法》作為校園驗毒的切入點
《指引》明確指出，根據現行英國法例，「任何機構的管理層（包括學校），若知悉而准許或容忍非法藥物在其管轄的場所或處所內販賣、生產或吸食，皆屬違法」。雖然英國警方檢控校方的機會不高，但校方為履行上述法律責任，必須按《指引》要求，建立並積極執行一套校園毒品處理政策，並將執行的情況向警方報告。由於學校要背負這刑事責任，於是有權要求學生履行相應的責任，在校園內提供尿液，這就為強制性的校園驗毒，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法律切入點。
學校管理層有刑事責任
在香港，現行《危險藥物條例》有多條重要的條款，與英國所用的法例相對應，但被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忽略了，而沒有被列入其報告書內。例如，《危險藥物條例》規定：「任何人不得身為任何場所或處所的擁有人、租客、佔用人或管理人，准許或容忍該場所或處所或其任何部分，開設、經營或使用作為煙窟，或作非法販運或非法製造或儲存危險藥物之用。」7
上述的香港及英國法例，並未有豁免學校這方面的責任，而英國的《指引》更明確指明學校亦受該法例規管。因此，如果學生在校內管有並售賣或企圖售賣毒品給同學，並被警方查出，校方負責人需要負上刑事責任8，除非學校採取「盡責措施」，包括驗毒計劃，以防止罪案發生。但特區政府在整個計劃中用錯了法例作為切入點。報告書顯示，政府只考慮了對涉嫌吸毒人士收取尿液樣本的相關法例，但校園驗毒的學生並非涉嫌吸毒人士，故學生並沒有任何責任提交樣本，因而導致政府一直處於被動局面，承受著各種的「侵權」指責。
尿液樣本與驗尿結果並不受同一法例規管
關於私隱問題，由於尿液樣本並不是資料，故不受《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規限，尿液測試的結果，才是屬於個人資料，並受該條例所規管。政府在回應私隱專員的質疑信件時，似乎將這點也弄錯了9。但要求抽樣選中的學生提交尿液樣本，是否違反現行法例或《國際人權公約》呢？答案是否定的，校園內的尿液提供者，並不受現行法律保護10。只要政府在學校管理的指引中，訂明學校為著履行場地管理人的法律責任，有權在校規中要求學生承擔建設無毒校園的責任，並指明學生參與強制或自願性的驗毒計劃是該責任的一部分。若學生拒絕，學校可跟進該學生為何不履行其責任。
至於尿液測試報告，這是屬於個人資料，收集的目的必須與使用的目的相符，資料收集人必須確保資料的保密性及準確性，讓當事人可知悉上述的安排等。這些皆是香港《個人資料私隱法》的私隱原則，亦是私隱專員於8月給政府的意見書的主要內容。在校園驗毒計劃中，只要學校清楚地將報告書第7.1段的「監察和遏止吸毒、及早介入給予輔導」的目的，及《私隱法》原則的實現方法，寫於各校自訂的《校園驗毒私隱政策╱守則》，學校便可靈活地決定是否將資料交給警方，而不觸犯上述的私隱法。
「免使自我入罪」特權
大律師公會在其意見書中表示，擔心學校將個別個案的資料交與警方，會違反「免使自我入罪」的普通法特權。這特權可讓被告人拒絕提供對可能導致自己入罪的證據，例如吸毒的學生可以不提供尿液，就算提供了，法院亦可將該證供列為「不可接納的證供」11。這個特權實已對提供尿液的學生作出了保護，雖然如此，政府最新的方案，仍將警方剔除於計劃之外。若是將警方剔除，阻嚇作用便會失效。英國的做法是，警方不直接參與驗毒計劃，由學校按個別事件的嚴重性，而自行決定是否將案件交給警方處理12。《指引》亦建議學校與警方合作，設計雙方扮演的角色，制定政策列明於何種情況下將毒品事件知會、諮詢或積極邀請警方參與處理等有關與警方的合作事宜13。特區政府實沒有必要匆匆規定學校不能將驗尿結果交給警方。
「同意權」並非等於「否決權」
特區政府最新的「驗毒必須學生同意」的決定，使原來的驗毒目標難以實現。為何特區政府要作此安排？是否由於大律師公會提出的法理質疑，導致政府退而接受這個極差的方案？其實大律師公會引用英國上議院的一個著名訴訟案Gillick v Norfolk 14及《兒童權利公約》，以指出家長無權代其已達十二歲的子女作出驗毒決定，是有其片面性的。因為它並未有將Gillick案其後的發展及《公約》的多條關於父母的權利列舉於其意見書中15，更未有將外國的法例對兒童達到什麼年齡才可有那些自決權列出16，讓家長能作出有依據的決定（informed decision）。
Gillick案的多數法官認為，父母的監護權是一個「萎縮的權」，隨著兒童的年齡增加而萎縮，而兒童的「同意權」的分量，應該是隨著他的年齡而提高。但 Gillick案亦同意，法院在判決時，要看該名兒童的分析能力是否達到該事件所需要的水平，及他作出的選擇是否符合自身的「最大利益」17。在 Gillick之後有兩個英國案例，澄清Gillick的兒童「同意權」並不應理解為「否決權」18。理由是若父母及醫生的意見是要求兒童服食治療藥物，以免其身體繼續變壞直至死亡，若由於她不同意接受治療而選擇死亡，並否決了所有與她意見不同的人的意見，法官認為這並非Gillick案所建立的法律原則，因Gillick案所指的「同意權」並非等同「否決權」，一個讓兒童可自殘自己身體的「否決權」，並非是兒童的最大利益 19。
但特區政府最新的方案是，不管什麼情況，皆無條件地給予兒童這個實質上是等同於「否決權」的「同意權」，這本身就是違反了普通法及《兒童權利公約》的規定，即任何兒童的決定必須以「兒童的最大利益」20為最高考慮。讓學生對是否提供尿液樣本有「否決權」，是等同讓有毒癮的學生繼續隱藏，不斷沉淪至難以自拔，不僅殘害自己，亦可能導致家人痛苦，甚或危害社會。相信法院並不會同意這是「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何特區政府會反其道而行，給予所有學生，不論年齡，皆可有「絕對否決權」呢？
反觀英國，在與特區相同的法律框架下及歐洲人權法庭的嚴格管轄下，亦只需獲得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即可驗尿，甚至對家長的同意權，英國的《指引》亦指出，「徵求家長同意，並不是一個法律的責任」，只是一個「良好習慣」21。
必須重新檢視首長級官員的管治水平
在校園驗毒計劃推出至今，政府一直處於被動局面，事件揭示出政策官員在處理日益增多且涉及多個政策部門的複雜社會問題力有不逮，對全球正在上升中的以《人權法》及《憲法》挑戰政府管治的新趨勢不知所措。二十一世紀的社會發展趨勢對首長級公務員的要求，除了要他╱她們懂得其管轄的政策範疇事宜外，亦需要他╱ 她們認識國際新的公務改革理論及趨勢、對《行政法》、《私隱法》、《人權法》、《憲法》及基礎經濟學有一定的認識。
校園驗毒計劃涉及一個司、十個局、署。這樣多的首長級官員決定出來的計劃，竟然是不堪一擊，面對各方的質疑，竟然看不到誰人在領軍以面對這些質疑，並從法、理、情上作出強而有力的回應。
在整個計劃中，誰是總負責及最終問責人、哪些局署是支援機構、如何量度成效及如何考核各局署的表現？政府全無交代。反青少年吸毒是一項規模頗為龐大、複雜和長期的社會工程，要取得成功，除了要有強勢的領導外，亦需要一套嚴密的項目管理計劃，明確各相關部門的職責、工作目標、階段性衡量成效的表現指標（performance target）及工作時間表。但到目前為止，市民見不到這些必需的要素存在。
反觀英國，毒品問題是作為一個獨立的部級重要政策（PSA 25）22 來進行規劃，由2001年起訂立三年計劃，財政部給予獨立撥款，今年已是在執行第四個三年計劃。PSA 25內分四大目標，三大「表現指標」，由內政部、教育及技能部、經濟部、醫療部及外交部參與，並規定哪一個部委是哪一組「表現指標」的總負責或次負責。領導性強、問責性清晰。
回歸十二年以來，特區政府的管治是否倒退？能否與時俱進？關鍵之一是在於能否確切認識到本身在管治方面的不足之處。就以校園驗毒計劃而言，現行的法例實已經提供了足夠的法理平台，讓學校按各自情況，實行由「強制」至「家長同意」等的多種驗毒方案，問題是政府是否有決心加強組織及領導，制定較長期的政策，建立清晰的問責框架、表現目標及表現評核制度，調撥足夠的資源，全力挑戰這迫切的社會問題。■
曾廣海為資深公共政策研究員。香港大學工程學士、澳洲國立大學公共政策碩士及法律碩士。
尹靖廷為資深經濟政策研究員。曾任職國際政府機關。香港大學經濟學士及東京上智大學碩士。
註 1 《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前言。 2 《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報告》 3 同上，第7.1段。
註 4 關於大埔區具體的先導計劃可參閱教育局及保安局呈交立法會的文件第CB（2）2424/08-09（01）號文件 5 參閱《香港中學校長會問卷調查報告附件》，2009年 9月。 6 Drugs: Guidance for Schools, 2004, Dep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 UK.
註 7 販運指「包括獲取、供應或以其他形式經營或處理危險藥物，或管有危險藥物作販運」。
8 特區的條例較英國的法例更容易入罪，英國要控方證明學校負責人「知悉而准許」，而特區的法例不用控方證明校方「已知悉」。 9 《驗毒試行計劃完全與法例相符》，政府禁毒署新聞網頁。 10 香港的成文法只保護個人資料及個人通訊不被非法侵犯，但並無成文法保護「私隱」（Privacy）及「侵犯私隱」（Invasion of Privacy），兩者的法律定義並不清晰（見第Chapter 1, Consultation Paper on Civil Liability of Invasion of Privacy, 2004, HK Law Reform Commission）。因此，校園內的尿液取樣並沒有法例禁止，《國際人權公約》第十七條及其相關解釋亦未有指出尿液樣本是歸入私隱的範疇。
註 11 Inadmissible evidence。除非法例規定此權利不適用於某項條款。但相信政府不會立例取取消參與校園驗尿的學生的有關特權。 12 參考註6的Guidance，第4.6段。 13 同上，第6.8段。 14 Gillick v West Norfolk Health Authority〔1986〕AC 112 15 參考《公約》第三及五條 16 對兒童不同年齡的參與決定權，各國有不同規定。英國在不同的法例有不同的界定，約由十二歲至十八歲、蘇格蘭為十四歲或以上、澳洲未有清晰界定，但準備立法界定在十四歲或以上、加拿大安大略省及紐西蘭是十六歲或以上，普遍皆接受除了年齡外，亦須按心智發展水平及能力而定，但大多數普通法國家皆將兒童私隱的自決權定於十二至十六歲或以上（以上為2007年9月資料）。為何特區對學生的驗毒同意權，沒有年齡規定？ 17 參考《公約》第3.2條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hild"。所有涉及兒童權利的爭議訴訟，法院最終判決皆以這條原則為參考。 18 Re R（A Minor）(Worship; Medical Treatment）
註 19 Re W（A Minor）(Medical Treatment: Court's Jurisdiction）〔1993〕, Farm 64 20 對何為「兒童最大利益」，普通法並未有為此對兒童驗毒作出一個普及性的定義。 21 見註6, Appendix 10, p. 120 22 PSA: Public Services Agreement 是英國政府推行的Outcome base的新公共行政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現屆共有三十個PSAs.《減少酒精及毒品危害》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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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打擊青少年吸毒提建議
曾特首在上星期二（七月七日）的立法會答問大會上宣布會加快及加大力度打擊青少年吸毒問題，並會親自率領相關司長及局長督導這方面的工作，這項重要宣布沒有受到傳媒及一眾評論重視。有意見甚至認為特首是藉此轉移目標，避談政改或雷曼等富爭議性問題。
我曾在評論正生書院事件時，提到香港青少年吸毒問題極為嚴重，接近失控，亦質疑政府做得不夠（見刊於二○○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政府須全力處理青少年吸毒問題〉）。所以我非常高興特首今次的決定，並在這篇文章提出一些具體建議，為這個「全民運動」盡一分力。
禁毒小組層級不高
推行政策要有成效，有兩個主要因素：領導決心及有效執行。在打擊青少年吸毒一事上，由律政司司長領導的跨部門專責小組已經提出七十多項建議，涉及多個範疇，顯示特首有決心解決問題。但目前督導、協調和監察落實專責小組的建議，卻是由中級的首長級官員、即禁專員擔任主席的工作小組負責；本來禁毒工作交由禁毒專員處理，是正常的做法，但正常做法就只能按一般的程序和正常的速度進行。
另外，政府各官員按本子辦事，講求排資論輩。由職級屬副署長的禁毒專員主持工作小組會議，參與的其他部門同事，例如來自教育局或警務處，便會是更低一級的官員。因此，較為重要的問題便很難達到共識，遑論解決。
舉一例子，最近正生書院搬遷梅窩得到特首及保安局局長公開支持，但根據我從電視上聽到陳兆焯校長講述他在這件事上接觸政府各部門的經過，我懷疑有多少高層官員在事前知會或過問這件事。
現在特首已發聲，我相信政府會檢討現時的執行架構，確保跨部門的問題能夠盡快得到解決。其中一個政府可考慮的建議是把現在的工作小組升格，由律政司司長或保安局局長擔任主席。禁毒專員會繼續其日常工作，並在每次會議上滙報進展及未能解決的問題，由司、局級官員處理。律政司司長及保安局局長可定期向特首滙報，有需要時，由特首一錘定音，政出必行。
確保執行無礙並不足夠，既然打擊青少年吸毒是需要全民參與，社會和地區的支持及協助至為重要。讓我們參考一個全民運動的成功例子，就是透過中央及分區的撲滅罪行委員會，策劃、組織及統籌政府與市民合力撲滅罪行的活動。
撲滅罪行會成功例子
中央的撲滅罪行委員會由政務司司長任主席，成員包括律政司司長、保安局局長、教育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及非官守成員。十八區內的撲滅罪行委員會由地區人士擔任主席，成員包括當區的民政事務專員、警務處指揮官及教育局代表。這個因應上世紀七十年代罪案上升而成立的官民合作組織，發揮了很重要的社會角色。近兩年的中央撲滅罪行委員會亦有討論青少年吸毒問題，但因其不屬嚴重罪行，所以成員主要是聽取政府的報告。
現在政府設有禁毒常務委員會主席由非官方人士擔任，委員包括社工界、教育界、醫療界等社會人士，向政府提供意見，並協助政府與有關機構合作，爭取社會各界支持禁毒工作。委員會轄下設有教育及宣傳和治療及康復兩個小組委員會。禁毒常務委員會及其小組委員會的成員都是有心的專業人士，亦做出成績，例如近期的電視宣傳片，比過往的更有效力。
特首親身率領抗毒，針對青少年吸毒問題後，這個諮詢架構能否有效地協助特首策劃及推動全民運動？委員會內最高級的官方成員是禁毒專員。根據職位與身份相稱的官僚原則，這個委員會不容易在社會運動上發揮很大的影響力。
例如最近（六月十八日）禁毒常務委員會開完季度會議後，就學校測試毒品講題上，只能「促請學校締造一個關懷學生的環境」及表示「很高興知悉很多學校對預防教育的態度較前開放」；有關正生書院遷往梅窩的建議，委員會表示「原則上支持計劃，希望相關各方保持冷靜，尋求雙贏局面」。
需市民積極支持
因此，我認為政府需要參考撲滅罪行委員會的經驗，考慮設立一個協助特首推動全民救助青少年吸毒運動的高層次委員會。委員會須吸納社會各界（包括宗教界）的領導人物，在短期內籌劃大規模的宣傳教育活動，並且要持久工作，一方面配合政府政策，另一方面透過區議會成立新設架構，聯繫地區人士，爭取區內學校和志願團體的支持。
打擊青少年吸毒所須社會的支持和配合，比撲滅罪行難百倍，這是因為其中涉及太多個人和地區利益。提一個簡單測試：現時大聲疾呼支持正生書院遷入梅窩的外人，有多少個會願意自己住所附近有一所戒毒中心？
要「全民運動」成功，我們需要市民積極支持，關懷及包容犯錯的青少年。除了政府的強力領導外，我們亦需要社會各界領袖，包括不同政黨的支持。這是一個龐大、複雜的社會工程。我認同特首引用鄧小平的名言：摸着石頭過河。但這句名言背後的含意是不要停下來，一步一步地做出成績。所以我在下面會就特首談及在未來幾個月的工作方向，提出一些具體建議，供政府參考。
在毒品測試方面，現在的情況是政府邀請大埔區的中學試行自願校本驗毒計劃。另外，政府承諾盡快在社區推行自願毒品測試服務，以及研究將頭髮驗毒設施引進香港。我在之前一篇文章已詳細解釋在學校測試學生有否吸毒非常重要。香港一些國際學校已經一早引進頭髮驗毒設施。本着「加快、加大力度」的原則，政府有必要在全港中學盡快，例如從明年九月開始，推行全面自願驗毒計劃。既然大埔區的中學願意首先試行計劃，為什麼由政府教育局直接管理的三十多所中學不可以以身作則，同步試行？
政府學校帶頭推行毒品測試有多個好處，一是顯示政府決心；二是官校包括不少名校，有助消除測試學校的負面標籤；三是官校分布各區，加強全民參與，各區支持的意識。
在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下，政府其實沒有必要直接辦學。但既然政府因種種原因不會改變現況，由公務員管理的官校起碼應該率先支持政府的政策。
官校測毒破區域限制
根據我當教育統籌局局長的經驗，我知道官校會有很多理由反對帶頭測試毒品，例如提出計劃應該分區進行、避免分化區內學校等的辯解。但假如連特首都不能夠說服或要求政府自己管理的中學試行自願校本驗毒計劃，其他學校看在眼裏，怎會積極？假如今個學年只有大埔一區試行計劃，政府很難要求全港中學在明年便參與測試。官校今年同步試行有助打破區域限制，有需要時，亦可盡快解決各區學校測試時出現的不同問題，為一年後全面測試作好準備。
相對政府原先計劃在年底諮詢公眾，研究一個或多個示範計劃，我這個建議好像有點急進，但我很希望政府在未來幾個月仔細研究外國，以及本地國際學校測試毒品經驗，突破傳統公務員思維，加快及加大力度推行學校測試毒品計劃。這會是市民衡量政府是否有決心、有能力打贏這場抗毒仗的重要指標。
另一個在短期內增加市民對特首領導信心的指標是，正生書院能否成功遷入梅窩。這件事一日未解決，市民便不會相信政府有能力為自願戒毒的青少年提供更多的康復設施和支援。
當然，解決正生書院搬遷事件只是政府加大力度提供康復服務的開始。我建議政府在未來幾個月全面評估協助吸毒青少年康復的需求，並訂出配合需求的詳細計劃，包括每一個區內所需土地、設施、財政、及與志願團體合作的種種細節。
我期望政府在暑假期間全面策劃加強打擊青少年吸毒的方案，並在特首十月份的施政報告中，提出一系列振奮人心的具體目標和措施。
文化科--藝術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6 | YZ世代 | YZ世代 | By 李志榮 2009-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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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K的聯想
將「真」字逆時針轉九十度……可變成「十四 K」！
我們的生活裏，黑社會果真無處不在。
2007年10月30日，《成報》頭版報道「住好啲」（G.O.D）推出一件印有「拾肆 K」字樣的 T 恤。兩日後，O 記（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高調搜查「住好啲」，撿走該批T恤，帶走九男九女，包括設計師、店員以及創辦人楊志超。2008年1月17日，警方撤銷指控，事件告一段落。
在事件討論得鬧哄哄期間，一班藝術家亦開始在網上討論得面紅耳熱。楊陽發起一個名為「藝術回應拾肆個蹺蹊」的展覽。展覽過後，她將作品、文章、討論經過結集成書，兩日前終於推出。
「為什麼要這麼久？」 「忙！」她答。「不過事隔兩年仍堅持出書，是希望把這件事推到『政治』的層次。」這件事在藝術圈子內是一件重要的事，值得引文記載。「不過我覺得應稱其作『記錄』而非『書』，它實沒有具備一本『書』的嚴謹和認真。」
申請設14K巴士線
回說展覽，因為這是一個公開的招募，沒有既定的題目，只需藝術工作者對「拾肆 K 事件」作出聯想，繼而創作。作品頗為多元化，例如黃慧妍的行為藝術，她去信九巴，申請一條「14K」路線，並計劃在成功以後，要求九巴在 14K 字上打格仔，以此諷刺警方禁制「拾肆 K」字樣 T 恤。她甚至自己設計路線、草擬計劃書、收集簽名，亦仿製了九巴的站牌和路線圖，玩味十足。
「我大概可以為收集到的藝術品分為三大類：『權力架構的批判與抗爭』系列是直接對『拾肆 K』事件控訴的作品；『再做符號』系列則如黃慧妍的作品，嘗試玩味『拾肆 K』這個符號；『挪用』系列則帶來一些更深層的反思。」楊陽說。
藝術就是顯露社會問題
蔡芷筠的作品名為「Every day in everyway I try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but fail」，她將 A4 紙裏的文字用不同的方法刪去。「楊陽邀請我們作展覽時寫了十四條問題，我在平日工作時老是想解答該些問題，老是想不到答案，在紙上亂畫。後來我想到用十二種不同的方法刪字，用墨水筆塗改，用白紙覆蓋，甚至整頁撕去。你會發現就算我如何將字眼刪走，仍會有字的痕迹留下，這表示有些東西你禁止它、遏制它，未必代表它會消失。有些事情發生了就是發生了。」 就像14K等詞彙，就算壓根兒警方如何禁制它，義安茶莊、和勝豬肉還是一直存在於社區。
不過，一班藝術工作者的觀點又未至於想像中般一面倒痛罵警方的反智行為。瞥見他們的 mass mail 選輯，當然，一些人會支持創作的完全自由，同時，有一些人提問藝術工作者的創作自由應該去到哪一個程度。亦有人走「第三條道路」：「盲目守法的是暴民，盲目破壞是暴匪，兩者均不可取。」事隔兩年，對於當日提問的十四條問題，似乎還未有答案。「不要緊，藝術的爭議性，是沒有其他事物能比得上，尤其當代藝術更甚。我們不需事事都要下結論，藝術本身就是要去顯露社會問題。」
創意工業需策展人
十四條問題，重心有兩個。藝術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是什麼？藝術的創作自由去到哪裏？這兩個宏觀的問題，到今天大家仍然在問。當下，她亦問了自己一個問題：策展人的責任？
「大家都正在問一個問題，究竟有策展人的展覽比較好，還是由藝術工作者自己磨合一個展覽更好。我並不想將策展人的責任放大，亦絕不想將藝術專業化。藝術專業化絕對是藝術的末路，你不能將藝術家困於樊籬裏。但當你說創意工業，所謂工業，就是有一定人數的專業人士，能賴此為生，並提供穩定的高質素服務。就如電影工業，除了導演編劇的創作以外，還有很多人提供不同的周邊服務，例如後期製作、銷售、戲院的營運單位等。我認為策展人可以是藝術界裏的專業人士，可以為創意工業的發展提供動力。」這一次，她決意不稱自己為策展人，而是「發起人」，因為這次展覽非只是一個藝術的活動，而是一次行動。「我固然希望保持展覽的藝術成分，同時亦希望展覽可以走進群眾，回應事件，令公眾了解藝術和社會、文化的密切關係。」不論是發起人還是策展人，她希望令公眾了解到，在藝術、藝術家和公眾之間，是需要一位策展人，這就是策展人的工作所在。
回顧報章雜誌對「拾肆 K 事件」的評論，大家都以住好啲「玩大咗」、「玩過火」形容事件，楊陽不甚同意，藝術並不是「玩」的。
「當下人們皆以為藝術創作是『搞事』、『玩嘢』，但其實藝術一直推動社會價值觀的前進。在這件事上，坊間都曉以大義，以道義道德解說，這不是錯誤。可是藝術家不是思想家，他們需要自由去發問，去回顧各種社會秩序。」對於藝術工作者的創作自由應去到哪一個層次，坊間仍有爭論。楊志超曾否認「拾肆 K」T 恤是嘩眾取寵，試探道德底線，他更向公眾道歉。但嘩眾取寵也好，試探底線也好，這其實無傷大雅，如果沒有藝術創作「叉能住」（challenge）社會，太過循規蹈矩的生活，只會太「波擰」（b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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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K的聯想
將「真」字逆時針轉九十度……可變成「十四 K」！
我們的生活裏，黑社會果真無處不在。
2007年10月30日，《成報》頭版報道「住好啲」（G.O.D）推出一件印有「拾肆 K」字樣的 T 恤。兩日後，O 記（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高調搜查「住好啲」，撿走該批T恤，帶走九男九女，包括設計師、店員以及創辦人楊志超。2008年1月17日，警方撤銷指控，事件告一段落。
在事件討論得鬧哄哄期間，一班藝術家亦開始在網上討論得面紅耳熱。楊陽發起一個名為「藝術回應拾肆個蹺蹊」的展覽。展覽過後，她將作品、文章、討論經過結集成書，兩日前終於推出。
「為什麼要這麼久？」 「忙！」她答。「不過事隔兩年仍堅持出書，是希望把這件事推到『政治』的層次。」這件事在藝術圈子內是一件重要的事，值得引文記載。「不過我覺得應稱其作『記錄』而非『書』，它實沒有具備一本『書』的嚴謹和認真。」
申請設14K巴士線
回說展覽，因為這是一個公開的招募，沒有既定的題目，只需藝術工作者對「拾肆 K 事件」作出聯想，繼而創作。作品頗為多元化，例如黃慧妍的行為藝術，她去信九巴，申請一條「14K」路線，並計劃在成功以後，要求九巴在 14K 字上打格仔，以此諷刺警方禁制「拾肆 K」字樣 T 恤。她甚至自己設計路線、草擬計劃書、收集簽名，亦仿製了九巴的站牌和路線圖，玩味十足。
「我大概可以為收集到的藝術品分為三大類：『權力架構的批判與抗爭』系列是直接對『拾肆 K』事件控訴的作品；『再做符號』系列則如黃慧妍的作品，嘗試玩味『拾肆 K』這個符號；『挪用』系列則帶來一些更深層的反思。」楊陽說。
藝術就是顯露社會問題
蔡芷筠的作品名為「Every day in everyway I try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but fail」，她將 A4 紙裏的文字用不同的方法刪去。「楊陽邀請我們作展覽時寫了十四條問題，我在平日工作時老是想解答該些問題，老是想不到答案，在紙上亂畫。後來我想到用十二種不同的方法刪字，用墨水筆塗改，用白紙覆蓋，甚至整頁撕去。你會發現就算我如何將字眼刪走，仍會有字的痕迹留下，這表示有些東西你禁止它、遏制它，未必代表它會消失。有些事情發生了就是發生了。」 就像14K等詞彙，就算壓根兒警方如何禁制它，義安茶莊、和勝豬肉還是一直存在於社區。
不過，一班藝術工作者的觀點又未至於想像中般一面倒痛罵警方的反智行為。瞥見他們的 mass mail 選輯，當然，一些人會支持創作的完全自由，同時，有一些人提問藝術工作者的創作自由應該去到哪一個程度。亦有人走「第三條道路」：「盲目守法的是暴民，盲目破壞是暴匪，兩者均不可取。」事隔兩年，對於當日提問的十四條問題，似乎還未有答案。「不要緊，藝術的爭議性，是沒有其他事物能比得上，尤其當代藝術更甚。我們不需事事都要下結論，藝術本身就是要去顯露社會問題。」
創意工業需策展人
十四條問題，重心有兩個。藝術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是什麼？藝術的創作自由去到哪裏？這兩個宏觀的問題，到今天大家仍然在問。當下，她亦問了自己一個問題：策展人的責任？
「大家都正在問一個問題，究竟有策展人的展覽比較好，還是由藝術工作者自己磨合一個展覽更好。我並不想將策展人的責任放大，亦絕不想將藝術專業化。藝術專業化絕對是藝術的末路，你不能將藝術家困於樊籬裏。但當你說創意工業，所謂工業，就是有一定人數的專業人士，能賴此為生，並提供穩定的高質素服務。就如電影工業，除了導演編劇的創作以外，還有很多人提供不同的周邊服務，例如後期製作、銷售、戲院的營運單位等。我認為策展人可以是藝術界裏的專業人士，可以為創意工業的發展提供動力。」這一次，她決意不稱自己為策展人，而是「發起人」，因為這次展覽非只是一個藝術的活動，而是一次行動。「我固然希望保持展覽的藝術成分，同時亦希望展覽可以走進群眾，回應事件，令公眾了解藝術和社會、文化的密切關係。」不論是發起人還是策展人，她希望令公眾了解到，在藝術、藝術家和公眾之間，是需要一位策展人，這就是策展人的工作所在。
回顧報章雜誌對「拾肆 K 事件」的評論，大家都以住好啲「玩大咗」、「玩過火」形容事件，楊陽不甚同意，藝術並不是「玩」的。
「當下人們皆以為藝術創作是『搞事』、『玩嘢』，但其實藝術一直推動社會價值觀的前進。在這件事上，坊間都曉以大義，以道義道德解說，這不是錯誤。可是藝術家不是思想家，他們需要自由去發問，去回顧各種社會秩序。」對於藝術工作者的創作自由應去到哪一個層次，坊間仍有爭論。楊志超曾否認「拾肆 K」T 恤是嘩眾取寵，試探道德底線，他更向公眾道歉。但嘩眾取寵也好，試探底線也好，這其實無傷大雅，如果沒有藝術創作「叉能住」（challenge）社會，太過循規蹈矩的生活，只會太「波擰」（boring）。
青少年問題
2009-05-19暴風青年 李志榮 信報
benlei.cw@hkej.com
1988年，劉國昌拍攝了電影《童黨》，引起不少關注。約二十年後，他執導電影《圍．城》，同樣探討童黨、群體暴力等議題。
對於兩代青年，他有這樣的觀察：「青少年問題十年如一，離不開家庭、學校與成長的迷惘……二十年前童黨問題多圍繞黑社會，現在的組織則一盤散沙，不懂是非，比以前更任性。」 當我們談及童黨，總離不開「群體暴力」。青少年暴力是一個普世的問題，不同國家、不同年代，有關暴力的新聞屢見不鮮。和以往比較，YZ世代的暴力問題，形式上沒有多大分別，只是幾十年間，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更多的研究，更深入的了解。
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學系馮麗姝博士日前發表了「有教無『戾』—校園欺『零』計劃」的研究報告，研究針對校園暴力，從2006年開始，每年從五千名學生中揀選情況嚴重的攻擊者和受害者，針對各類別的特性，進行小組治療。
「和幾十年前相比，所謂青少年暴力問題，形式上沒有多大的分別。只是，過往我們將問題過分簡化，草草將攻擊行為直接判斷為欺凌行為。我們將攻擊和欺凌劃上等號，而將牽涉的青少年二分為施暴者和受害人，這不足以理解問題的核心。」馮博士認為，攻擊者分為兩種：「操控型攻擊者」和「反應型攻擊者」。在發動暴力攻擊之前，「操控型攻擊者」會經過理性考慮和冷靜周密的計劃。反之，「反應型攻擊者」的暴力攻擊，往往是反射式行為。這是因為他們曲解了外在的訊息，而他們本身控制情緒的能力亦比較低。前者發動攻擊，通常都為了得到好處或利益，而後者則只純為保護自己或報復。
逍遙法外的攻擊者
若以馮博士的分類方法觀察，十八歲的阿雞偏向屬於「操控型攻擊者」。阿雞分享，她最「激」的一次群毆經歷。那次她有份協助「吹雞」，集齊二十多人，一同襲擊四名女生。毆鬥中被襲的女生，其中兩名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可是她自己則絲毫未損。「我咁醒，梗係識得企位！」阿雞記得當時她避開四名被襲的女生，只在旁協助襲擊。她自稱，參與毆鬥這麼久，從未試過嚴重受傷，也未試過受襲。「我小時候好乖，只是到小學四、五年級時落街玩，認識了邨童，便開始同人『嘈交』。」阿雞亦說，一直以來只是在中學一年級試過比其他人欺負。「我們那班級的同學，在學校中最惡，沒有人敢惹我們。」 馮博士說，「操控型攻擊者」比較喜歡聯群結黨，恃強凌弱。因為他們懂得計劃，行事都比較小心，會懂得避免惹上麻煩。馮博士接觸過一些學生，會於學校一些老師比較少經過的地方襲擊同學，並找兩個在老師心目中形象良好的學生「把風」。故這些攻擊者，通常都會「逍遙法外」。
欺凌行為始作俑者
馮博士認為，「操控型攻擊者」的攻擊，才是真真正正的欺凌行為，亦是群體暴力行為的始作俑者。這些欺凌者有一個普遍的特徵，他們通常都比較自負，以為自己較醒目，能逃避法眼，並以為被欺凌的人愚蠢、呆笨，以此奚落他人。
十四歲的阿屎同樣有「操控型攻擊者」的特質，不同於阿雞，他沒有直接參與毆鬥，只是在旁觀看。認知上，阿屎知道旁觀者亦有危險。「有人嚟梗係各自散水，但好少被人發現。我哋會喺後樓梯、天台先動手，我哋呢啲醒目仔嚟架嘛！」 「我淨係睇，有鬼（警察）來咪話唔知。那裏沒有閉路電視，沒有事的！」除了袖手旁觀，阿屎亦會在旁參與調侃，用粗言穢語「串」被襲擊的人。「我串人嘅例子唔出得街喎……咪『調理農務系』五隻字囉！有時會串下，『你明知咁仲做，做嘢唔經大腦！大陸啲人都文明過你啦！』（未試過動手？）傻架，無啦啦做乜嘢打埋一份？打人唔痛咩！」 青協做了一個有關群暴行為的調查，訪問荃灣及葵青區的青年，在一百四十七名曾親身目睹群暴的青少年當中，有64%（九十四人）不作任何舉動並繼續觀看。
旁觀他人之痛苦
社工分享道，他們接觸參與群暴的青少年中，真正動手者少，反而這類旁觀者的數目則較多。法律上，這些在旁吶喊助威的青少年，亦有機會被指煽動他人侵害他人身體，罪名不比親手襲擊他人者輕。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鄭慧婷教授指，這些在旁吶喊助威的青年，所作的行為等同暴力。「他們在那一幫童黨中，是作為支援的角色。」鄭教授認為，每一幫年輕人都有他們的群體規範（norms），青年動手會得到群體其他成員的認同。反之，若然他們在攻擊過程中離開，則違反了群體規範。另外，這亦反映了青年對暴力的態度。一些參與集體毆鬥的青年只是經朋友互相介紹而認識，本身並不屬於同一群體。他們在毆鬥時搖旗吶喊，顯然不是受到群眾壓力。鄭教授認為青少年未必認為暴力是錯誤的事，反認為借暴力解決問題屬正常不過的邏輯，這彰顯了他們的價值觀。
處理不同類型的攻擊者，應該有不同的方法。馮麗姝博士認為，對於「反應型攻擊者」，若老師、家長予以嚴懲，但不解決問題，只會使問題惡化。「若老師分不出攻擊者是反應型，他們通常都會覺得攻擊者的藉口一派胡言。因為攻擊者在襲擊之前，已經曲解了外間訊息，他們只是將這些錯誤的訊息複述一次。久而久之，攻擊者認為老師不諒解他們，他們亦很容易被黑社會招攬，做違法的事。」 對於「操控型攻擊者」，馮博士強調，不應在群眾面前直斥其非。「暴力對於他們來說，是建立地位的工具。在公眾場合『奚落』他們，只會引來狡辯，並不能令他們信服。」 阿雞與阿屎早前參與了青協與蘭桂坊扶輪社合辦，名為「生命密碼」的計劃。這個計劃旨在透過學員親身體驗、義工的「身教」，與及社交技巧訓練，改變青年的價值觀，減少他們參與群暴行為。阿雞與阿屎參與了歷奇訓練營，從中訓練社交技巧，並受訓當「犬隻訓練員」，學習照顧犬隻，強化個人的同理心。他們亦參與了「模擬法庭」的活動，透過模擬打官司，明白暴力行為的社會責任。
活動的義工之一 Sandy 分享到，初接觸阿雞，感到無從入手。起初也觀察到學員情緒不穩，甚至見過學員打鬥。但相處久了，發現她們其實具好奇心，而且很細心。「我們相識不到三個月，她們已經為我慶祝生日。」 「那天朋友聚會，阿雞買了生日蛋糕，唱過生日歌以後，阿雞一手拿起紙碟，將一大片蛋糕『掃』在紙碟上。我疑惑為什麼她這樣貪心。她卻跟我說，『這是給你的，我驚你搶不到蛋糕！』阿雞其實比我想像中醒目而且細心。」Sandy 表示。
正如馮博士的研究指出，「操控型攻擊者」在Band 1至 Band 3的學校均會找得到，他們可以是心思細密且聰敏的學生，一改大眾以為在較差組別才有暴力學生的觀念。「『操控型攻擊者』通常比較聰明，我更見過有女生是風紀，只是他們將天賦用於欺負別人身上。」信青協與蘭桂坊扶輪社合辦的「生命密碼計劃」，透過各項歷奇活動及社交技巧訓練，讓年輕人重新正視群暴行為。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10 | 時事評論 | By 曹啟樂 2009-03-28
禁毒工作學校獨力難支
歌星在日本藏毒被捕，學生吸毒趨年輕化，引發社會高度關注，一眾負責高官或諮詢組織迅速回應，紛紛發表言論及推出措施。如黃仁龍司長領導的青少年毒品小組發表報告，表示禁毒工作以學校角色至為重要，教師接受培訓可執行檢毒任務；禁毒專員指出毒品問題屬全港性，吸毒學生背景呈多樣化；禁毒事務委員會主席贊同學校實施強制性毒品測試。一時間眾口一詞，都指向學校於禁毒工作上應負的責任。
早前，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在該局網頁撰文，表示該局已協助學校推行禁毒教育，不在少數，並謂會繼續配合、支持云云。
教師難負測毒重任
事實上，學校多年以來，一直配合政府打擊毒禍的政策，試問哪一所學校沒有舉辦過有關講座，在課堂內沒有向學生說明毒品之害？以筆者任教的中學為例，在學生吸毒案件爆發的兩周後，已安排警民關係組代表在早會上闡明學生須知事項，從警方口中亦得知，他們會走訪區內每所中學，向學生解說毒禍。當有懷疑個案時，教師會即時通知校長，視乎情況盡快轉介社工或警方。
然而，問題出現了，老師既非專業醫護人員，並不具備相關認知去辨別，乃至跟進個案。如果假設老師參加兩三天的課程，就能夠充當醫護角色，可以分辨精神不振學童是否吸毒，可以親自動手去執行頭髮檢毒測試，懂得判別毒品種類，知悉戒毒方法等，事情未免想得太天真。說得輕點是抬舉了老師，是強他們所難，說得重點是侵犯醫護專業！一般教師被賦予醫護應有的重責，是否合適、公道，又是否帶來實效？
誠然，自從教育普及後，教師已不再是教書匠，其功能與角色變得多元化，是輔導員、帶領活動者、環保促進者、升學就業指導員、家長教育員。在人口劇減、縮班殺校危機威脅下，更要撰寫各類計劃、申請撥款方案、對外聯繫、舉辦宣傳推廣活動等。基層教師勉力而辦，身心俱疲，但校內人手沒有增加，新的任務卻接踵而至。筆者認為，一些跨專業的工作是無可避免，而教師經由培訓及經驗累積是可應付的，但始終有一定的限制，也應該要設一個界限，否則對教師、對事主（學生、家長）而言，都是壞事。
鼓勵推一校一醫護
十多年前教育界有感普及教育後的學生情緒、行為、學習問題複雜，非教師獨力能應付，於是聯同社福界向當局爭取落實「一校一社工」計劃，終獲成功，之後更因成效顯著而推廣到小學。實行多年以來，教育與社工界默契建立，在預防與根治方面，在個別與小組輔導，以至家長教育方面，提供專業支援。繼而政府推出學習心理學家計劃，雖然不是每間學校均獲分配（大型辦學團體屬下學校數目眾多，能享有此項服務，個別辦學團體要自行組合至特定數目，才獲分配），但服務亦能惠及一定數目學生。這都是成功的先例，其經驗可供「駐校醫護」借鑑。
事實上，駐校醫護早已在內地、台灣和日本等地實施，連澳門近年也啟動了（一所九百名學生以內的學校至少獲調配一名護士）。在本港，由理工大學推動的校本護士促進健康計劃亦於少數小學試行，據知成果不俗，這雖然是民間層次醫生、護士與個別辦學團體間的合作，但可證明不同專業足以產生正面的協同效應。
近年社會更為關注學童健康問題，例如過胖、營養失衡引致各種病症、少女瘦身潮流、流感肆虐，以至上體育課、實驗課導致的意外等等，由預防到對治，已經偏離了現行學校常規編制教職員所能處理的範疇，「一校一醫護」倘能推行，對學童身心健康定有促進。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所謂「擒賊先擒王」，警方明知毒品來源在內地鄰近地區（如深圳），為何中港雙方不可以加強合作，重力打擊毒販？並於海關設置「抽查」制度，堵截毒源，積極檢控，遏止歪風。以中港警方的能耐，如高調從事有關工作，可收立竿見影之效。費解的是至今未能看到這類行動，有關委員會或主責官員的言論亦少提此事，只強調學校的責任，是否本末倒置，抑或捨難取易，有關方面應有個交代。
現在社會有一種趨勢，總視學校教育為解決青少年問題的萬應靈丹，認為教師只須接受培訓，便可化身為各類專家，化解不同問題，這種思維實在於事無補，應予改變！
教育評議會執委
璆琦 2009-03-05 信報
廿一世紀殺人網絡
「虛擬世界是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場所，但如何認真對待有點虛無飄渺，立例？很困難！我們認同科技的虛擬性的同時，必須接受虛擬世界已成為真實世界。」──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梁旭明 衍生這篇文章，源於早前一則「網絡世界殺人事件」。
「The world would be a better place without you!」（你消失了，世界會更美好。）MySpace 交友網站一句狠心留言，奪去了一名十三歲少女 Megan Meier 的命。
美國一名母親，在女兒和女同學鬧翻後，為替女兒報復，竟在社交網站 MySpace 假扮少年跟 Megan 戀愛，再把她拋棄，Megan 不堪刺激，上吊身亡。外國媒體紛紛以大標題「MySpace Suicide Hoax」（自殺騙局）來報道這悲劇，一個存在於虛擬世界的人物，竟成功在現實世界行兇殺人。
洛杉磯聯邦大陪審團破天荒引用原來作為打擊電腦欺詐行為（Web bullying）的法例起訴這名母親，最高可入獄二十年。不過，「罪犯」最後無罪釋放。
事件引起各界關注，有人成立 The Megan Meier Foundation，向學校和家長埋手，教育和鼓勵年輕網友避免網絡欺詐行為，甚至建議立例防止事件發生。
另外，據報英國一個名不經傳的小鎮 Bridgend，在十三個月內竟有十七名青年自殺身亡，不少死者是社交網站 Bebo 的登記用戶。英國警方曾懷疑那批年輕事主為了追求在網上「永生」，試圖相繼模仿友人自殺，以獲其他網友為他們設立紀念網頁（death networking）。
網絡力量的驚人威力，可能很多先知都預測不到！
虛擬世界的力量不能小覷，君不見隔一段時間便有「機迷」在玩 online game 期間被「網絡文雀」偷走武器而輕生！到底，是青少年意志薄弱，還是這股來自虛擬世界的拉力太強呢？
互聯網橫空降世以來，世上就愈來愈多御宅族。活躍在虛擬世界的溫室少年，狂玩「模擬人生」。
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網絡的出現、交友群族網如 ICQ、MSN、MySpace、Facebook 層出不窮，令網絡友誼像無機生物一樣繁衍，這神奇的特點令一班從來未見過面（或者根本不存在）的人，互相滲入對方的生活。只需一個電子郵件地址就可註冊，你就可以建立一個網絡形象。黃夏蕙可以叫自己做李嘉欣；八両金隨時是香港情聖。
網上情聖擁三「女友」
「年輕一族的感情交流都喜在網絡玩樂氣氛中宣洩，減少與非遊戲族類（如家人）真正的『交心』，人與人的關係困在封閉空間。」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梁旭明談到網絡文化對年輕人影響時如是說。
阿傑（十五歲），自詡為「電車版金城武」，網齡三年，每日至少花十小時上網。現實世界從沒戀愛經驗的他，在網絡世界卻是個情聖，同時間擁有三個「女友」。
阿傑指自己朋友不多，平時很少說話，但他在 Facebook 就非常「有面」，有近六百個「朋友」，大部分都是素未謀面的。網絡交友網站，正好給予像阿傑這種有迴避型人格障礙又沒自信的人士一個避難所。
《經濟學人》日前發表了一篇有關 Facebook 的調查報告，指出雖然平均每一個用戶有一百二十個「朋友」，但當中女用戶只有六個「朋友」保持經常溝通，而男性更只有四位「真正朋友」。Facebook 看似擴闊了使用者的社交網絡，但原來大部分都是霧水情緣。更甚的時，當 Facebook 可以使人與那四至六個經常往來的朋友溝通聯絡，還會讓人有動力去約會和朋友見面嗎？
「我覺得自己好似對網絡產生依賴症，試過裝病、逃學，躲在家打機上網，有時情緒會很激動。有試過幾日冇講嘢，之後覺得自己好似啞咗。」阿傑說，在網絡上與朋輩，甚至陌生人可以暢所欲言；但回到現實世界，他們與雙親或師長卻相對無言。
這是廿一世紀青少年電車族的寫照。梁旭明認為，沉迷上網，會令青少年交流緩慢，甚至恐懼直接對話，就像阿傑的例子。
對於這股網絡新勢力，梁旭明特別點出兩個值得注意的現象。第一，科技令人與人溝通時，需要透過中介媒體輔助，例如發手機短訊、玩 Facebook，令現實的關係變得疏離，說話全變成了文字；第二，科技改變了青少年的社交活動性質，例如在快餐店內，經常看到一班青少年相約打連線遊戲機，身體親近，但缺乏溝通。
「Facebook、MSN 都在營造一種 cutie culture，你不開心我送你一盆花，笑就打：>。人與人之間感情的交流，全部由玩票中宣洩，甚至將自己幼稚化。虛擬與現實的關係愈來愈糢糊，但現實生活與虛擬世界的解決問題方式不同，令人心理愈來愈變得脆弱。」梁旭明說。
36萬「迷網」一族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聯同多個團體在2月中，訪問了三千九百三十五名十至十八歲青少年，了解他們的上網習慣。結果顯示有大概35％的受訪者有上網成癮的徵狀，15.5％的受訪者沒有上網時更不能集中精神，情緒欠佳及精神暴躁。
其中，沉迷網絡遊戲是上網成癮的一個很大原因。打機成癮至欲罷不能的個案，也成為了社工眼中嚴重的青少年問題。
精神病醫生丁錫全認為：「網絡遊戲對青少年影響十分深遠，問題值得正視。沉迷上網會令青少年朋友在成長以後，容易出現各種精神問題，如因自卑而產生抑鬱症，甚至有可能自殺。」 E culture有多厲害？去年繼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 Facebook 開帳戶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也創下中共最高領導人紀錄，與網友進行了交流。胡主席坦言，互聯網是了解民情、滙聚民智的一個重要渠道。
「網絡文化已把人的價值觀、思維和邏輯都改變，你認同不認同都好，都得承認虛擬世界是需要認真對待的場所，也必須接受虛擬世界現實化，或現實世界虛擬化！」梁旭明說。
benlei.cw@hkej.com
1988年，劉國昌拍攝了電影《童黨》，引起不少關注。約二十年後，他執導電影《圍．城》，同樣探討童黨、群體暴力等議題。
對於兩代青年，他有這樣的觀察：「青少年問題十年如一，離不開家庭、學校與成長的迷惘……二十年前童黨問題多圍繞黑社會，現在的組織則一盤散沙，不懂是非，比以前更任性。」 當我們談及童黨，總離不開「群體暴力」。青少年暴力是一個普世的問題，不同國家、不同年代，有關暴力的新聞屢見不鮮。和以往比較，YZ世代的暴力問題，形式上沒有多大分別，只是幾十年間，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更多的研究，更深入的了解。
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學系馮麗姝博士日前發表了「有教無『戾』—校園欺『零』計劃」的研究報告，研究針對校園暴力，從2006年開始，每年從五千名學生中揀選情況嚴重的攻擊者和受害者，針對各類別的特性，進行小組治療。
「和幾十年前相比，所謂青少年暴力問題，形式上沒有多大的分別。只是，過往我們將問題過分簡化，草草將攻擊行為直接判斷為欺凌行為。我們將攻擊和欺凌劃上等號，而將牽涉的青少年二分為施暴者和受害人，這不足以理解問題的核心。」馮博士認為，攻擊者分為兩種：「操控型攻擊者」和「反應型攻擊者」。在發動暴力攻擊之前，「操控型攻擊者」會經過理性考慮和冷靜周密的計劃。反之，「反應型攻擊者」的暴力攻擊，往往是反射式行為。這是因為他們曲解了外在的訊息，而他們本身控制情緒的能力亦比較低。前者發動攻擊，通常都為了得到好處或利益，而後者則只純為保護自己或報復。
逍遙法外的攻擊者
若以馮博士的分類方法觀察，十八歲的阿雞偏向屬於「操控型攻擊者」。阿雞分享，她最「激」的一次群毆經歷。那次她有份協助「吹雞」，集齊二十多人，一同襲擊四名女生。毆鬥中被襲的女生，其中兩名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可是她自己則絲毫未損。「我咁醒，梗係識得企位！」阿雞記得當時她避開四名被襲的女生，只在旁協助襲擊。她自稱，參與毆鬥這麼久，從未試過嚴重受傷，也未試過受襲。「我小時候好乖，只是到小學四、五年級時落街玩，認識了邨童，便開始同人『嘈交』。」阿雞亦說，一直以來只是在中學一年級試過比其他人欺負。「我們那班級的同學，在學校中最惡，沒有人敢惹我們。」 馮博士說，「操控型攻擊者」比較喜歡聯群結黨，恃強凌弱。因為他們懂得計劃，行事都比較小心，會懂得避免惹上麻煩。馮博士接觸過一些學生，會於學校一些老師比較少經過的地方襲擊同學，並找兩個在老師心目中形象良好的學生「把風」。故這些攻擊者，通常都會「逍遙法外」。
欺凌行為始作俑者
馮博士認為，「操控型攻擊者」的攻擊，才是真真正正的欺凌行為，亦是群體暴力行為的始作俑者。這些欺凌者有一個普遍的特徵，他們通常都比較自負，以為自己較醒目，能逃避法眼，並以為被欺凌的人愚蠢、呆笨，以此奚落他人。
十四歲的阿屎同樣有「操控型攻擊者」的特質，不同於阿雞，他沒有直接參與毆鬥，只是在旁觀看。認知上，阿屎知道旁觀者亦有危險。「有人嚟梗係各自散水，但好少被人發現。我哋會喺後樓梯、天台先動手，我哋呢啲醒目仔嚟架嘛！」 「我淨係睇，有鬼（警察）來咪話唔知。那裏沒有閉路電視，沒有事的！」除了袖手旁觀，阿屎亦會在旁參與調侃，用粗言穢語「串」被襲擊的人。「我串人嘅例子唔出得街喎……咪『調理農務系』五隻字囉！有時會串下，『你明知咁仲做，做嘢唔經大腦！大陸啲人都文明過你啦！』（未試過動手？）傻架，無啦啦做乜嘢打埋一份？打人唔痛咩！」 青協做了一個有關群暴行為的調查，訪問荃灣及葵青區的青年，在一百四十七名曾親身目睹群暴的青少年當中，有64%（九十四人）不作任何舉動並繼續觀看。
旁觀他人之痛苦
社工分享道，他們接觸參與群暴的青少年中，真正動手者少，反而這類旁觀者的數目則較多。法律上，這些在旁吶喊助威的青少年，亦有機會被指煽動他人侵害他人身體，罪名不比親手襲擊他人者輕。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鄭慧婷教授指，這些在旁吶喊助威的青年，所作的行為等同暴力。「他們在那一幫童黨中，是作為支援的角色。」鄭教授認為，每一幫年輕人都有他們的群體規範（norms），青年動手會得到群體其他成員的認同。反之，若然他們在攻擊過程中離開，則違反了群體規範。另外，這亦反映了青年對暴力的態度。一些參與集體毆鬥的青年只是經朋友互相介紹而認識，本身並不屬於同一群體。他們在毆鬥時搖旗吶喊，顯然不是受到群眾壓力。鄭教授認為青少年未必認為暴力是錯誤的事，反認為借暴力解決問題屬正常不過的邏輯，這彰顯了他們的價值觀。
處理不同類型的攻擊者，應該有不同的方法。馮麗姝博士認為，對於「反應型攻擊者」，若老師、家長予以嚴懲，但不解決問題，只會使問題惡化。「若老師分不出攻擊者是反應型，他們通常都會覺得攻擊者的藉口一派胡言。因為攻擊者在襲擊之前，已經曲解了外間訊息，他們只是將這些錯誤的訊息複述一次。久而久之，攻擊者認為老師不諒解他們，他們亦很容易被黑社會招攬，做違法的事。」 對於「操控型攻擊者」，馮博士強調，不應在群眾面前直斥其非。「暴力對於他們來說，是建立地位的工具。在公眾場合『奚落』他們，只會引來狡辯，並不能令他們信服。」 阿雞與阿屎早前參與了青協與蘭桂坊扶輪社合辦，名為「生命密碼」的計劃。這個計劃旨在透過學員親身體驗、義工的「身教」，與及社交技巧訓練，改變青年的價值觀，減少他們參與群暴行為。阿雞與阿屎參與了歷奇訓練營，從中訓練社交技巧，並受訓當「犬隻訓練員」，學習照顧犬隻，強化個人的同理心。他們亦參與了「模擬法庭」的活動，透過模擬打官司，明白暴力行為的社會責任。
活動的義工之一 Sandy 分享到，初接觸阿雞，感到無從入手。起初也觀察到學員情緒不穩，甚至見過學員打鬥。但相處久了，發現她們其實具好奇心，而且很細心。「我們相識不到三個月，她們已經為我慶祝生日。」 「那天朋友聚會，阿雞買了生日蛋糕，唱過生日歌以後，阿雞一手拿起紙碟，將一大片蛋糕『掃』在紙碟上。我疑惑為什麼她這樣貪心。她卻跟我說，『這是給你的，我驚你搶不到蛋糕！』阿雞其實比我想像中醒目而且細心。」Sandy 表示。
正如馮博士的研究指出，「操控型攻擊者」在Band 1至 Band 3的學校均會找得到，他們可以是心思細密且聰敏的學生，一改大眾以為在較差組別才有暴力學生的觀念。「『操控型攻擊者』通常比較聰明，我更見過有女生是風紀，只是他們將天賦用於欺負別人身上。」信青協與蘭桂坊扶輪社合辦的「生命密碼計劃」，透過各項歷奇活動及社交技巧訓練，讓年輕人重新正視群暴行為。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10 | 時事評論 | By 曹啟樂 2009-03-28
禁毒工作學校獨力難支
歌星在日本藏毒被捕，學生吸毒趨年輕化，引發社會高度關注，一眾負責高官或諮詢組織迅速回應，紛紛發表言論及推出措施。如黃仁龍司長領導的青少年毒品小組發表報告，表示禁毒工作以學校角色至為重要，教師接受培訓可執行檢毒任務；禁毒專員指出毒品問題屬全港性，吸毒學生背景呈多樣化；禁毒事務委員會主席贊同學校實施強制性毒品測試。一時間眾口一詞，都指向學校於禁毒工作上應負的責任。
早前，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在該局網頁撰文，表示該局已協助學校推行禁毒教育，不在少數，並謂會繼續配合、支持云云。
教師難負測毒重任
事實上，學校多年以來，一直配合政府打擊毒禍的政策，試問哪一所學校沒有舉辦過有關講座，在課堂內沒有向學生說明毒品之害？以筆者任教的中學為例，在學生吸毒案件爆發的兩周後，已安排警民關係組代表在早會上闡明學生須知事項，從警方口中亦得知，他們會走訪區內每所中學，向學生解說毒禍。當有懷疑個案時，教師會即時通知校長，視乎情況盡快轉介社工或警方。
然而，問題出現了，老師既非專業醫護人員，並不具備相關認知去辨別，乃至跟進個案。如果假設老師參加兩三天的課程，就能夠充當醫護角色，可以分辨精神不振學童是否吸毒，可以親自動手去執行頭髮檢毒測試，懂得判別毒品種類，知悉戒毒方法等，事情未免想得太天真。說得輕點是抬舉了老師，是強他們所難，說得重點是侵犯醫護專業！一般教師被賦予醫護應有的重責，是否合適、公道，又是否帶來實效？
誠然，自從教育普及後，教師已不再是教書匠，其功能與角色變得多元化，是輔導員、帶領活動者、環保促進者、升學就業指導員、家長教育員。在人口劇減、縮班殺校危機威脅下，更要撰寫各類計劃、申請撥款方案、對外聯繫、舉辦宣傳推廣活動等。基層教師勉力而辦，身心俱疲，但校內人手沒有增加，新的任務卻接踵而至。筆者認為，一些跨專業的工作是無可避免，而教師經由培訓及經驗累積是可應付的，但始終有一定的限制，也應該要設一個界限，否則對教師、對事主（學生、家長）而言，都是壞事。
鼓勵推一校一醫護
十多年前教育界有感普及教育後的學生情緒、行為、學習問題複雜，非教師獨力能應付，於是聯同社福界向當局爭取落實「一校一社工」計劃，終獲成功，之後更因成效顯著而推廣到小學。實行多年以來，教育與社工界默契建立，在預防與根治方面，在個別與小組輔導，以至家長教育方面，提供專業支援。繼而政府推出學習心理學家計劃，雖然不是每間學校均獲分配（大型辦學團體屬下學校數目眾多，能享有此項服務，個別辦學團體要自行組合至特定數目，才獲分配），但服務亦能惠及一定數目學生。這都是成功的先例，其經驗可供「駐校醫護」借鑑。
事實上，駐校醫護早已在內地、台灣和日本等地實施，連澳門近年也啟動了（一所九百名學生以內的學校至少獲調配一名護士）。在本港，由理工大學推動的校本護士促進健康計劃亦於少數小學試行，據知成果不俗，這雖然是民間層次醫生、護士與個別辦學團體間的合作，但可證明不同專業足以產生正面的協同效應。
近年社會更為關注學童健康問題，例如過胖、營養失衡引致各種病症、少女瘦身潮流、流感肆虐，以至上體育課、實驗課導致的意外等等，由預防到對治，已經偏離了現行學校常規編制教職員所能處理的範疇，「一校一醫護」倘能推行，對學童身心健康定有促進。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所謂「擒賊先擒王」，警方明知毒品來源在內地鄰近地區（如深圳），為何中港雙方不可以加強合作，重力打擊毒販？並於海關設置「抽查」制度，堵截毒源，積極檢控，遏止歪風。以中港警方的能耐，如高調從事有關工作，可收立竿見影之效。費解的是至今未能看到這類行動，有關委員會或主責官員的言論亦少提此事，只強調學校的責任，是否本末倒置，抑或捨難取易，有關方面應有個交代。
現在社會有一種趨勢，總視學校教育為解決青少年問題的萬應靈丹，認為教師只須接受培訓，便可化身為各類專家，化解不同問題，這種思維實在於事無補，應予改變！
教育評議會執委
璆琦 2009-03-05 信報
廿一世紀殺人網絡
「虛擬世界是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場所，但如何認真對待有點虛無飄渺，立例？很困難！我們認同科技的虛擬性的同時，必須接受虛擬世界已成為真實世界。」──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梁旭明 衍生這篇文章，源於早前一則「網絡世界殺人事件」。
「The world would be a better place without you!」（你消失了，世界會更美好。）MySpace 交友網站一句狠心留言，奪去了一名十三歲少女 Megan Meier 的命。
美國一名母親，在女兒和女同學鬧翻後，為替女兒報復，竟在社交網站 MySpace 假扮少年跟 Megan 戀愛，再把她拋棄，Megan 不堪刺激，上吊身亡。外國媒體紛紛以大標題「MySpace Suicide Hoax」（自殺騙局）來報道這悲劇，一個存在於虛擬世界的人物，竟成功在現實世界行兇殺人。
洛杉磯聯邦大陪審團破天荒引用原來作為打擊電腦欺詐行為（Web bullying）的法例起訴這名母親，最高可入獄二十年。不過，「罪犯」最後無罪釋放。
事件引起各界關注，有人成立 The Megan Meier Foundation，向學校和家長埋手，教育和鼓勵年輕網友避免網絡欺詐行為，甚至建議立例防止事件發生。
另外，據報英國一個名不經傳的小鎮 Bridgend，在十三個月內竟有十七名青年自殺身亡，不少死者是社交網站 Bebo 的登記用戶。英國警方曾懷疑那批年輕事主為了追求在網上「永生」，試圖相繼模仿友人自殺，以獲其他網友為他們設立紀念網頁（death networking）。
網絡力量的驚人威力，可能很多先知都預測不到！
虛擬世界的力量不能小覷，君不見隔一段時間便有「機迷」在玩 online game 期間被「網絡文雀」偷走武器而輕生！到底，是青少年意志薄弱，還是這股來自虛擬世界的拉力太強呢？
互聯網橫空降世以來，世上就愈來愈多御宅族。活躍在虛擬世界的溫室少年，狂玩「模擬人生」。
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網絡的出現、交友群族網如 ICQ、MSN、MySpace、Facebook 層出不窮，令網絡友誼像無機生物一樣繁衍，這神奇的特點令一班從來未見過面（或者根本不存在）的人，互相滲入對方的生活。只需一個電子郵件地址就可註冊，你就可以建立一個網絡形象。黃夏蕙可以叫自己做李嘉欣；八両金隨時是香港情聖。
網上情聖擁三「女友」
「年輕一族的感情交流都喜在網絡玩樂氣氛中宣洩，減少與非遊戲族類（如家人）真正的『交心』，人與人的關係困在封閉空間。」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梁旭明談到網絡文化對年輕人影響時如是說。
阿傑（十五歲），自詡為「電車版金城武」，網齡三年，每日至少花十小時上網。現實世界從沒戀愛經驗的他，在網絡世界卻是個情聖，同時間擁有三個「女友」。
阿傑指自己朋友不多，平時很少說話，但他在 Facebook 就非常「有面」，有近六百個「朋友」，大部分都是素未謀面的。網絡交友網站，正好給予像阿傑這種有迴避型人格障礙又沒自信的人士一個避難所。
《經濟學人》日前發表了一篇有關 Facebook 的調查報告，指出雖然平均每一個用戶有一百二十個「朋友」，但當中女用戶只有六個「朋友」保持經常溝通，而男性更只有四位「真正朋友」。Facebook 看似擴闊了使用者的社交網絡，但原來大部分都是霧水情緣。更甚的時，當 Facebook 可以使人與那四至六個經常往來的朋友溝通聯絡，還會讓人有動力去約會和朋友見面嗎？
「我覺得自己好似對網絡產生依賴症，試過裝病、逃學，躲在家打機上網，有時情緒會很激動。有試過幾日冇講嘢，之後覺得自己好似啞咗。」阿傑說，在網絡上與朋輩，甚至陌生人可以暢所欲言；但回到現實世界，他們與雙親或師長卻相對無言。
這是廿一世紀青少年電車族的寫照。梁旭明認為，沉迷上網，會令青少年交流緩慢，甚至恐懼直接對話，就像阿傑的例子。
對於這股網絡新勢力，梁旭明特別點出兩個值得注意的現象。第一，科技令人與人溝通時，需要透過中介媒體輔助，例如發手機短訊、玩 Facebook，令現實的關係變得疏離，說話全變成了文字；第二，科技改變了青少年的社交活動性質，例如在快餐店內，經常看到一班青少年相約打連線遊戲機，身體親近，但缺乏溝通。
「Facebook、MSN 都在營造一種 cutie culture，你不開心我送你一盆花，笑就打：>。人與人之間感情的交流，全部由玩票中宣洩，甚至將自己幼稚化。虛擬與現實的關係愈來愈糢糊，但現實生活與虛擬世界的解決問題方式不同，令人心理愈來愈變得脆弱。」梁旭明說。
36萬「迷網」一族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聯同多個團體在2月中，訪問了三千九百三十五名十至十八歲青少年，了解他們的上網習慣。結果顯示有大概35％的受訪者有上網成癮的徵狀，15.5％的受訪者沒有上網時更不能集中精神，情緒欠佳及精神暴躁。
其中，沉迷網絡遊戲是上網成癮的一個很大原因。打機成癮至欲罷不能的個案，也成為了社工眼中嚴重的青少年問題。
精神病醫生丁錫全認為：「網絡遊戲對青少年影響十分深遠，問題值得正視。沉迷上網會令青少年朋友在成長以後，容易出現各種精神問題，如因自卑而產生抑鬱症，甚至有可能自殺。」 E culture有多厲害？去年繼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 Facebook 開帳戶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也創下中共最高領導人紀錄，與網友進行了交流。胡主席坦言，互聯網是了解民情、滙聚民智的一個重要渠道。
「網絡文化已把人的價值觀、思維和邏輯都改變，你認同不認同都好，都得承認虛擬世界是需要認真對待的場所，也必須接受虛擬世界現實化，或現實世界虛擬化！」梁旭明說。
2009年7月27日 星期一
2009年7月26日 星期日
2009年7月24日 星期五
2009年7月13日 星期一
材料
林行止專欄 | By 林行止 2009-09-07
大法官的笛子往哪裏送？
一、
曾接受本報訪問的當代大儒、一九九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耶．仙，在剛出版的《正義的概念》（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中，舉了一個正義難求的例子。
有三個同樣渴望得到一支笛子的小孩，小明的理由是他最窮，捨笛子以外，根本沒有其他玩具；大明則以三人之中，只有他會吹笛而應當歸其所有；家明的理由聽來更為充分，因為他曾參與笛子的製作。
這只是一樁生活小事，笛主大可以憑他對三個小孩的不同喜好程度，作出最符合本身意願或最符合客觀現實的送贈，可是笛主是「胸」中樓閣型的「知識分子」，他循「正義哲學」思考取捨，愈想愈難作出決定。
根據經濟權利平等主義亦即正統社會主義的主張，笛子該送小明，因為他最應該受幫助，而且笛子是他唯一的玩具，其他二人沒有笛子，還有別的東西可以玩耍；若依自由學派（右傾保守主義）的思路，笛子便該送給花了時間、用了工夫製造此物的家明，因為有付出的當有回報是鼓勵人們努力工作的最佳辦法；然而，功利享樂派（Utilitarian Hedonist）卻會以為，此笛非大明莫屬，因為是三人之中唯一得物有所用，他既能從中獲得最大樂趣、展示才能，並有可能產生界外利益（其他人欣賞他的吹奏）……。源於不同的意識取向，笛主莫之能決，我們現在身處的所謂「公義社會」（Just Society），缺乏一套統一價值取向，他遂為無法作出最適決定而苦惱，最後也許要從《聖經》尋求「合理」處置。
阿瑪耶．仙筆下的笛主，若有專制國家的思維，笛子給誰的問題根本不存在，因為家庭背景最「紅」的孩子肯定可得笛子！如今香港夾在過去英式價值觀念與若干年後將與中國融合一體的考量，道德意向前迴後盪，笛主的困惑更深，也許只有放棄送贈笛子的權利，才不致心力交瘁。
二、
回歸十二、三年，香港政、經、社各個層面都在醞釀變化或已起變化，在這情形下，香港面貌不致全非，主要是依靠法治精神這塊磐石巍然未動，雖然期間發生多次試圖動搖其根本的「釋法」擾攘，不再「不動如山」，但總算把持得住而屹立不倒。
這塊磐石的守護者付出了極大努力，立足其上享受新主人信誓旦旦甚至白紙黑字答允的「美好舊日子」的人們，莫不異口同聲對他讚譽有嘉。按照常理，這位沐浴在一片歌頌聲中的守護者，自當盡其在我、站穩崗位，堅定不移地繼續擔當他的角色；可是，他卻在「身體健康全身沒有病痛」的狀況下急流勇退—大前提是以司法系統的人事部署為原由，再以本身進退有時、當有優游歲月為考慮，李大法官申請退休的理由兼具情理，外人實在不必說三道四，然而，香港像笛主般愛揣度思考的人多的是，他們紛紛從北方傳來見微知著的訊息中領略弦歌雅意。
《基本法》的最後解釋權在人大常委手裏，用香港慣用語言，是人大常委對香港小憲法具有覆核權，過去香港經歷了三次人大「釋法」，算是有驚無險，唯香港司法當局的「肉『裁』砧板上」的無助特性已全面暴露；作一個淺俗的比喻，香港司法女神已被斬去一手，另一手迄今為止尚能運作，只要別再做出促使北京出手「釋」法（除有解釋之意，尚有「杯酒『釋』兵權」的含義），香港司法仍有可為。
可是，三權不可分立論及立法司法合作論（姑勿論「司法政治化」），早已不再是「潤物細無聲」，雖不至於是風吹雨打式的進犯，漸趨「埋身」則彰彰明甚。站在北京的立場，「五十年不變」絕非一切不變，而是必須在其操控下有秩序地變，唯有如此，才能穩渡到五十年後的一國大統。上述論調以至建立第二個權力中心論，皆為中央全面接收香港應有的部署，而執中扼要，有計劃地插手司法人員特別是法官聘用、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及司法覆核委員會委員的委任，便是關鍵所在，只要在這些重要部門安插一些足以反映「上意」的人，香港司法便會慢慢新加坡化—表面上維持英國法治傳統、香港司法制度亦延續不輟，但中國和特區政府他日在法律上穩操勝券。新加坡政府從來不曾敗訴，特區政府的裁決卻多次為「司法覆核」所推翻，對不諳法治底蘊的人，這是必須予以糾正的。退一步看，無神論者的中共與建基於基督精神的西方法治，先天失調；形而上的不調協，有機會當然要修之改之。
這種無形變化，必會使那些執於司法必須絕對嚴明有序不受政治影響者意興闌珊！
三、
一九九七年五月下旬，臨時立法會通過「候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支持候任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委任李國能為香港特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動議」時，就此重要人事任命，筆者發表一些議論（均收在台北遠景社的《忠黨報國》一書），其中提出了二點「隱憂」，大體來說，筆者擔心李氏出身於為了世系綿延而必須經常與權力當局妥協的香港世家，加上他比較年輕（四十八歲，為歷任此職者最年輕的一位），「來日方長」，可能較易向權力來源靠攏甚至「叩頭」，結果無法貫徹英國法治「昭彰公義使市民的權利與自由獲得保障」的特色……。
事實證明，李國能不負所託。
回歸以來，港人的權利與自由度並無太大倒退，這一方面當然與北京仍然執意力保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大方針有關，一方面則與李大法官持正不阿力保法治原則有關。香港的社會價值觀念正不斷改變，在不知所措的大氛圍下，李大法官堅守過去源自英國的法制，加上一份承傳自基督精神的道德勇氣，使他進退有度，是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委以重任的人選中，最孚眾望第一人。
香港人應向李國能大法官致敬！
信報財經新聞 戴天 2009-09-07
不離一個謀字
也許確如魯迅在其《隱士》一文中所說：「非隱士的心目中的隱士，是聲聞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這種人物，人間是不會知道的」。
不過，古往今來，姑且不論其真假，許許多多所謂隱士，卻聲名大噪、為世所知。見於古籍，如皇甫謐《高士傳序》，就有「洪崖先生，創高道於上皇之代：許由善卷不降於唐虞之朝」等語，則似乎在三皇、五帝的時代，高隱之士就出現了。《後漢書．逸民傳序》亦稱，舜時有隱逸之人。而據說在孔子之世，由於「孔子稱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高士傳序》），其「名單」中便有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楚狂接輿等隱士。
但儘管上古之世的隱士，真假難辨，「姑妄言之」，有關隱士的種切，卻「史不絕書」，而其中有的，更幾乎就是人所稱頌及效法的楷模。如《舊唐書．隱士傳序》，即認為某些隱士，為求寧靜與淡泊，而「放情肆志，逍遙泉石，無意於出處之間」；《隨書．隱逸傳序》，也對於不想獻媚求進，或不甘為五斗米折腰，無視於名利的隱士，認為其「安苦節，甘賤貧」，「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等等。
然而，這也只是隱士所謂息貪立懦，有助於激濁揚清，挽救政風與士風的美好一面。更多的時候，似乎也有更多的所謂隱士，如《舊唐書．隱逸傳序》所說，是「身在江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托薜蘿以射利，假崖壑以釣名」；亦即為了官位，故意以隱居相標榜，以博當權者的注視，並以此特殊的方式，而進入仕途，以期名利雙收。也不管孔子是否曾「稱舉逸民」，且認為如此一來，「天下之人歸心焉」。但自秦漢以降，歷朝列代的統治者，為了爭取民心，提高民意，總也裝模作樣，似乎求賢若渴，會找些隱士出來當官，以致而有「凡中賢之主，未嘗不聘岩穴之隱，追遯世之民」現象。
或曰：史書與一些典籍，之所以為某些真正的高士與隱逸立傳，似不無間接針砭不良士風與政風之意。但好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當隱逸之風與名利相結合，而為人主者，亦以此為籠絡和收買之資，則以隱逸為手段，有隱逸之名而無隱逸之實，務求晉爵加官的所謂隱士，也就大有人在，且其花樣更是百出了。亦因此，所謂隱逸，在某些人，充其量是精心設計、刻意盤算的騙局，其汲汲求名、孜孜求利，與世俗或出仕之人相較，只有過之而無不及。所謂「翩然一隻雲中鶴，飛來飛去宰相家」，正是這類所謂隱士的寫照。而唐人左偃有句云：「謀隱謀官兩無成」，也清楚說明，無論是謀隱還是謀官，都離不開一個謀字。既然必須「謀」，那就是「假隱士名，以詭祿仕」，何足道哉了！
信報財經新聞 By 楊我(新聞工作者) 2009-09-07
從頭條新聞看報紙立場
「武警大哥，唔好保護我！」這句帶有黑色幽默的話，已成為傳媒行家的潮語。
三名香港記者在新疆採訪時遭武警拳打腳踢，其中無電視記者林子豪更被武警用槍指嚇，最終當然舉手投降，其中兩人被反綁雙手跪在路邊。幸好有線電視記者把一些場面拍下，全世界都在看。
請武警不要保護記者
記者被扣押三小時後獲釋，林子豪引述一位高級武警指揮官說，當時懷疑他們在偷拍，雖然記者都出示了採訪證，但武警認為證件可以偽冒，因為那些採訪證十分容易買到。烏魯木齊的新聞辦反應算快了，當晚便召開記者會解畫，在林子豪和眾多傳媒面前睜大眼說：「武警是在保護記者。」並且指摘被毆打的記者不是在進行正常採訪。
「打記者等於保護記者」的謬論在最後新聞播出，正在趕截稿死線的報館行家登時嘩然，齊齊在 Facebook 與 MSN 表態，「唔好保護我」、「愛你等於打你」、「打記者用力、抵擋暴徒無力」……精句紛紛湧現，有行家更聯想到周星馳的無厘頭論調，笑談間不無悲哀。大家都祝願在內地採訪的行家們多多保重，提防暴徒針筒之餘，也望武警和公安們手下留情，「千祈唔好打面」。
無、亞視、now 和有線等電視台都把武警打記者放在頭條，至於報館呢？透過「慧科訊業」（Wisers）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現代都市人不能沒有互聯網，行家則不能沒有「慧科訊業」。根據公司網頁資料介紹，慧科始於一九九二年，原是中文大學一個學術研究項目，核心技術是「採集資訊作內容管理」，一九九八年進行商業化，推出WiseNews 搜尋系統，目前已有超過一千五百個機構提供新聞及各類資訊，形成強大的資料庫。
就像網上搜索器一樣，慧科搜索改變了新聞和學術界的「搵料」方式，行家想知道近十年發生的新聞大事，已毋須到資料室翻看那些雜亂發黃的報紙，只要按幾個掣，就知道大事的發生日期與細節，省下許多編採時間。
看報章的頭條新聞，就能窺探城市的思想脈絡，慧科提供每天報章的頭條新聞作對比，從選材與報道角度去分析，就會發現這個小城是如此「精神分裂」，就算面對五一二汶川大地震、二○○八年奧運開幕、香港記者被公安屈藏毒、李國能提早辭官、新疆騷動記者被打等重大事件上，翌日的報紙頭條總會有不同。
在一般工作日裏，慧科把十八份香港報紙的頭條新聞一拼貼出，當中三份是英文報，三份是中文免費報，兩份是財經報，其餘十份是綜合性報紙。去年五月十二日四川發生八級大地震，死傷程度絕對是國際級重大新聞，應是翌日頭條的首選，但《香港商報》卻是〈內地四月ＣＰＩ漲 8.5% 仍高企 準備金率再增0.5點遏通脹〉，而《太陽報》則選擇〈相隔四日悲傷母親節╱母女同地吊頸亡〉。
至於今年八月中，now 電視台記者在成都採訪維權人士譚作人受審案，卻在酒店內被「無證」（無法出示證件）公安屈藏毒，軟禁六小時，打壓新聞自由及公平審訊的用意彰彰甚明，影響深遠。翌日兩份英文報章均把此新聞放在頭條，但中文報章只有《明報》、《都市日報》和《AM730》放頭，而《蘋果日報》竟把報道安排在國際兩岸版面，彷彿認為事件與港人無關。
只需取悅目標讀者群
至於近日新疆騷動再起，此等大事發生於國慶六十周年前夕，全世界都關注，就算香港記者沒有被打，都該放在最前吧？然而，上周六全港十三份中文報章裏，有七份以此為頭條，其中《大公報》標題是〈烏警放催淚彈 嚴防衍生騷亂〉，整篇報道超過一千字，當然以「和諧」為主調，絕口不提記者被打，引言更稱〈烏市目前局勢可控，市況漸趨平靜〉，真是信不信由你。
其他報章的頭條選材包括有康文署公園搜捕福鱷、消防員跑四百米救女傷者、北上消費港客急升、內地調高ＱＦＩＩ額度令恒指大漲等等，對於這些新聞把新疆的騷動壓下，不知讀者有何看法。
說到底，報紙都是消費品，只需取悅目標讀者群即可，頭條相異沒什麼大不了。因投入保釣運動而喪失博士學位的台灣文人劉大任，○七年七月在《台灣壹週刊》專欄文章〈王建民現象〉裏，講述台灣的棒球將王建民在美國球壇打出好成績，以當地報紙的處理報道手法，就能解讀報紙背後的意識形態，結論是：「報紙似乎將『立場』的重要性，置於『公器』之上，甚至連體育運動消息的報道，都免不了摻雜這種色彩。」 是的，文人辦報的年代早已結束，報紙是商品不是公器，不求公信力，但求立場夠鮮明，能吸引讀者和爭到廣告就好，讀者們，明白了沒有？
報紙電視化勢難改
早前指壹傳媒原定於九月在網上推出動畫新聞片，據聞老闆黎智英早前看過試片後極不滿意，恐怕以目前質素的影片「一播出街即死」，已將計劃推遲最少兩個月。對於影片面世日期一拖再拖，內部人早料有此一，坦然說：「已經一推再推三推，推到去堆田區。不斷話 try，做到 dry。」籌備經年，從 try 到 dry，老闆近日請來在八十年代帶出香港電影「新浪潮」的導演譚家明作旗手，指導製作人員重整影片質素。
譚大導剪片功力深厚，作品具有強烈個人風格，三年前推出的《父子》亦屢獲大獎，他雖年屆六十一歲，但仍在城大的創意學院當副教授，可見未與時代脫節，或許真的能為壹電視帶來新希望，值得期待。
另一方面，《蘋果》將於短期內推出官方 iPhone 程式，方便讀者看報兼報料。iPhone 是潮人恩物，用戶愈來愈多，手機有強大攝錄功能，若《蘋果》能從中殺出一條血路，說不定能搶佔先機。
數月前一位曾經跟隨黎智英打天下、現於電子傳媒擔任高層的前輩認為，他指黎智英以往的業務都已有人創立，他只是看到現存行業的缺點和潛力，大刀闊斧把粗石修飾成精雕細啄的寶石，還迫令同行跟風改進，創立佐丹奴如是，辦報紙雜誌亦然。然而報紙「電視化」、「手機化」的傾向已不可逆轉，暫時連門兒都沒有，是由零開始的創業過程，一旦稍為成功，人家又能迅速跟上，故他並不看好報業搞電視的前景。
前輩所說的話，亦是全球報業將要面對的困境，報紙電視化的成敗得失，所有行家都在看。
學習欲望之重拾 陳載澧 2009-09-03 信報
我們都知道，學問不可能灌輸，孩子們要學懂建構知識。但在紛紜的資訊被塑建成形之前，他要面對的是一種渾茫的狀態；因此，他便須具備「學習的欲望」，才可能留在那朦朧境域一段時間，鍥而不捨地摸索。
這種欲望本來是與生俱有，是人類在生存、繁殖以外最強的本能欲望，他們賴以在漫長的進化過程裏得以代代存活。我們在小時的所以能在跌跌碰碰中學懂走路、在一片噪音裏學懂講話，憑的就是這種探索未知、尋找方向的欲望。
問題是，人們總像是到達某種年齡後，便丟失了這種本能。它的丟失，大部分是由於體制教育的介入。基於種種原因，對孩子們的學習引進了考試、評分等外加動機（extrinsic motivation），結果是把學習的內發動力嚴重削弱，甚或摧毀。
這災難的來源分兩種。其一是直接的顛覆—考核的取向愈是因問責等壓力而追求客觀、可比，其內容便愈無意義。余秋雨在〈十萬進士〉一文裏，便提到科學試題從隋唐的辭賦經典、宋代的時務策論，發展到明清時了無意義的八股文章，便是一例。到了現代，最客觀可比的是選擇題，連電腦也可批閱，但其量度的也與應試者的真正能力無多少關係。考試的方式也難免決定教與學的內容，而內容既乏意義，孩子們學習的內發動力亦隨之消失。
其二則是間接的顛覆—外加的動機往往會埋掩或削戕內發的動力。以下的故事或可說明：一天，一位孤僻老人住處的鄰近空地來了一群小孩，天天在那兒打球，喧鬧不堪。老人心生一計，小孩每天打球便給他們零用錢獎勵，但幾天後便訴說自己經濟困難，逐漸把金額削減，最後更無奈地說沒法給錢了。孩子們深心不忿，說不願免費打球，呼嘯而去，於是老人便重獲清靜……孩子們就是忘記了自己本來不必有任何獎賞都喜愛打球。這雖是故事一宗，但其要點欲已被 Deci 等認知心理學家以實驗反覆驗證—外加動機確可使人忘卻內發的動力。
另一方面，考試與評核雖對真正的學習不利，但卻擔負着推動社會階層流動的功能，誰也想不到辦法可取代它；也正因如此，它承受的問責壓力便極大，客觀與可比性更是必須，在可見將來似乎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善。事情既牽連了社會的整體，那窒息性的壓力便層層相因，更首尾相接—學生說是老師相迫，老師則認定是校長指令，校長又感到是當局的取向，當局則辯稱是家長、民眾及輿論的壓力，後者又聲言是樣樣為了孩子……。
唯一的希望是全民上下的覺悟，了解到考試評核雖未可取締，卻有着本質的矛盾，不宜再無限地擴張其籠罩的範圍，容許另有較充裕的自主空間，讓源於內發動力的學習行為得以發生。
溫州街到溫州街 林文月
從溫州街七十四巷鄭先生的家到溫州街十八巷的臺先生家，中間僅隔一條辛亥路，步調快的話，大約七、八分鐘便可走到，即使漫步，最多也費不了一刻鐘的時間。但那一條車輛飆馳的道路，卻使兩位上了年紀的老師視為畏途而互不往來頗有年矣！早年的溫州街是沒有被切割的，臺灣大學的許多教員宿舍便散布其間。我們的許多老師都住在那一帶。閒時，他們經常會散步，穿過幾條人跡稀少的巷弄，互相登門造訪，談天說理。時光流逝，臺北市的人口大增，市容劇變，而我們的老師也都年紀在八十歲以上了，辛亥路遂成為咫尺天涯，鄭先生和臺先生平時以電話互相問安或傳遞消息；偶爾見面，反而是在更遠的各種餐館，兩位各由學生攙扶接送，筵席上比鄰而坐，常見到他們神情愉快地談笑。
三年前仲春的某日午後，我授完課順道去拜訪鄭先生。當時《清晝堂詩集》甫出版，鄭先生掩不住喜悅之情，叫我在客廳稍候，說要到書房去取一本已題簽好的送給我。他緩緩從沙發椅中起身，一邊念叨著：「近來，我的雙腿更衰弱沒力氣了。」然後，小心地蹭蹬地在自己家的走廊上移步。望著那身穿著中式藍布衫的單薄背影，我不禁又一次深刻地感慨歲月擲人而去的悲哀與無奈！
《清晝堂詩集》共收鄭先生八十二歲以前的各體古詩千餘首，並親為之註解，合計四八八頁，頗有一些沈甸甸的重量。我從他微顫的手中接到那本設計極其清雅的詩集，感激又敬佩地分享著老師新出書的喜悅。我明白這本書從整理，謄寫，到校對、殺青，費時甚久；老師是十分珍視此詩集的出版，有意以此傳世的。
見我也掩不住興奮地翻閱書頁，鄭先生用商量的語氣問我：「我想親自送一本給臺先生。你哪天有空，開車送我去臺先生家好嗎？」封面有臺先生工整的隸書題字，鄭先生在自序末段寫著：「老友臺靜農先生，久已聲明謝絕為人題為書簽，見於他所著《龍坡雜文》〈我與書藝〉篇中，這次為我破例，尤為感謝。」但我當然明白，想把新出版的詩集親自送到臺先生手中，豈是僅止於感謝的心理而已；陶潛詩云：「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何況，這是蘊藏了鄭先生大半生心血的書，他內心必然迫不及待地要與老友分享那成果的吧！
我們當時便給臺先生打電話，約好就在那個星期日的上午十時，由我駕車接鄭先生去臺先生的家。其所以挑選星期日上午，一來是放假日子人車較少，開車安全些；再則是鄭先生家裏有人在，不必擔心空屋無人看管。
記得那是一個春陽和煦的星期日上午。出門前，我先打電話給鄭先生，請他準備好。我依時到溫州街七十四巷，把車子停放於門口，下車與鄭先生的女婿顧崇豪共同扶他上車，再繞到駕駛座位上。鄭先生依然是那一襲藍布衫，手中謹慎地捧著詩集。他雖然戴著深度近視眼鏡，可是記性特別好，從車子一發動，便指揮我如何左轉右轉駛出曲折而狹窄的溫州街；其實，那些巷弄對我而言，也是極其熟悉的。在辛亥路的南側停了一會兒，等交通號誌變綠燈後，本擬直駛到對面的溫州街，但是鄭先生問：「現在過了辛亥路沒有？」又告訴我：「過了辛亥路，你就右轉，到了巷子底再左轉，然後順著下去就可以到臺先生家了。」我有些遲疑，這不是我平常走的路線，但老師的語氣十分肯定，就像許多年前教我們課時一般，便只好依循他的指示駕駛。結果竟走到一個禁止右轉的巷道，遂不得不退回原路，重新依照我所認識的路線行駛。鄭先生得悉自己的指揮有誤，連聲向我道歉。「不是您的記性不好，是近年來臺北的交通變化太大。您說的是從前的走法；如今許多巷道都有限制，不准隨便左轉或右轉的。」我用安慰的語氣說。「唉，好些年沒來看臺先生，路竟然都不認得走了。」他有些感慨的樣子，習慣地用右手掌摩挲著光禿的前額說。「其實，是您的記性太好，記得從前的路啊。」我又追添一句安慰的話，心中一陣酸楚，不知這樣的安慰妥當與否？
崇豪在鄭先生上車後即給臺先生打了電話，所以車轉入溫州街十八巷時，遠遠便望見臺先生已經站在門口等候著。由於我小心慢駛，又改道耽誤時間，性急的臺先生大概已等候許久了吧？十八巷內兩側都停放著私家小轎車，我無法在只容得一輛車通行的巷子裏下車，故只好將右側車門打開，請臺先生扶鄭先生先行下車，再繼續開往前面去找停車處。車輪慢慢滑動，從照後鏡裏瞥見身材魁梧的臺先生正小心攙扶著清瘦而微僂的鄭先生跨過門檻。那是一個有趣的形象對比，也是頗令人感覺溫馨的一個鏡頭。臺先生比鄭先生年長四歲，不過，從外表看起來，鄭先生步履蹣跚，反而顯得蒼老些。
待我停妥車子，推開虛掩的大門進入書房時，兩位老師都已端坐在各自適當的位置上了——臺先生穩坐在書桌前的籐椅上，鄭先生則淺坐在對面的另一張藤椅上。兩人夾著一張寬大的桌面相對晤談著；那上面除雜陳的書籍、硯臺、筆墨，和茶杯、菸灰缸外，中央清出的一塊空間正攤開著《清晝堂詩集》。臺先生前前後後地翻動書頁，急急地誦讀幾行詩句，隨即又看看封面看看封底，時則又音聲宏亮地讚賞：「哈啊，這句子好，這句子好！」鄭先生前傾著身子，背部微駝，從厚重的鏡片後瞇起雙眼盯視臺先生。他不大言語，鼻孔裏時時發出輕微的喀嗯喀嗯聲。那，是他高興或專注的時候常有的表情，譬如在讀一篇學生的佳作時，或轉別人談說一些趣事時；而今，他正十分在意老友臺先生對於他甫出版詩集的看法。我忽然完全明白了，古人所謂「奇文共欣賞」，便是眼前這樣一幕情景。
我安靜地靠牆坐在稍遠處，啜飲杯中微涼的茶，想要超然而客觀地欣賞那一幕情景，卻終於無法不融入兩位老師的感應世界裏，似乎也分享得他們的喜悅與友誼，也終於禁不住地眼角溫熱濕潤起來。
日後，臺先生曾有一詩讚賞《清晝堂詩集》：
千首詩成南渡後，
精深雋雅自堪傳。
詩家更見開新例，
不用他人作鄭箋。
鄭先生的千首詩固然精深雋雅，而臺先生此詩中用「鄭箋」的典故，更是神來之筆，實在是巧妙極了。
其實，兩位老師所談並不多，有時甚至會話中斷入，而呈現一種留白似的時空。大概他們平常時有電話聯繫互道消息，見面反而沒有什麼特別新鮮的話題了吧？抑或許是相知太深，許多想法盡在不言中，此時無聲勝有聲嗎？
約莫半個小時左右的會面晤談。鄭先生說：「那我走了。」「也好。」臺先生回答得也簡短。
回鄭先生家的方式一如去臺先生家時。先請臺先生給崇豪、秉書夫婦打電話，所以開車到達溫州街七十四巷時，他們兩位已等候在門口；這次沒有下車，目送鄭先生被他的女兒和女婿護迎入家門後，便踩足油門駛回自己的家。待返抵自己的家後，我忽然冒出一頭大汗來。覺得自己膽子真是大，竟然敢承諾接送一位眼力不佳，行動不甚靈活的八十餘歲老先生於擁擠緊張的臺北市區中；但是，又彷佛完成了一件大事情而心情十分輕鬆愉快起來。
那一次，可能是鄭先生和臺先生的最後一次相訪晤對。
鄭先生的雙腿後來愈形衰弱，而原來硬朗的臺先生竟忽然罹患惡疾，纏綿病榻九個月之後，於去秋逝世。
公祭之日，鄭先生左右由崇豪與秉書扶侍著，一清早便神色悲戚地坐在靈堂的前排席位上。他是公祭開始時第一位趨前行禮的人。那原本單薄的身子更形單薄了，多時沒有穿用的西裝，有如掛在衣架上似的鬆動著。他的步履幾乎沒有著地，全由女兒與女婿架起，危危顛顛地挪移至靈壇前，一路慟哭著，涕淚盈襟，使所有在場的人倍覺痛心。我舉首望見四面牆上滿布的輓聯，鄭先生的一副最是真切感人：
六十年來文酒深交弔影今為後死者
八千里外山川故國傷懷同是不歸人
那一個仲春上午的景象，歷歷猶在目前，實在不能相信一切是真實的事情！
臺先生走後，鄭先生更形落寞寡歡。一次拜訪之際，他告訴我：「臺先生走了，把我的一半也帶走了。」語氣令人愕然。「這話不是誇張。從前，我有什麼事情，總是打電話同臺先生商量；有什麼記不得的事情，打電話給他，即使他也不記得，但總有些線索去打聽。如今，沒有人好商量了！沒有人可以尋問打聽了！」鄭先生彷彿為自己的詩作註解似的，更為他那前面的話作補充。失去六十年文酒深交的悲哀，絲毫沒有掩飾避諱地烙印在他的形容上、回響在他的音聲裏。我試欲找一些安慰的話語，終於也只有惻然陪侍一隅而已。腿力更為衰退的鄭先生，即使居家也須倚賴輪椅，且不得不雇用專人伺候了。在黃昏暗淡的光線下，他陷坐輪椅中，看來十分寂寞而無助。我想起他〈詩人的寂寞〉啟首的幾句話：「千古詩人都是寂寞的，若不是寂寞，他們就寫不出詩來。」鄭先生是詩人，他老年失友，而自己體力又愈形退化，又豈單是寂寞而已？近年來，他談話的內容大部分圍繞著自己老化的生理狀況，又雖然緩慢卻積極地整理著自己的著述文章，可以感知他內心存在著一種不可言喻的又無可奈何的焦慮。
今年暑假開始的時候，我因有遠行，準備了一盒鄭先生喜愛的鬆軟甜點，打電話想徵詢可否登門辭行。豈知接電話的是那一位護佐，她勸阻我說：「你們老師在三天前突然失去了記憶力，躺在床上，不方便會客。」這真是太突然的消息，令我錯愕良久。「這種病很危險嗎？可不可以維持一段時日？會不會很痛苦？」我一連發出了許多疑問，眼前閃現兩周前去探望時雖然衰老但還談說頗有條理的影像，覺得這是老天爺開的玩笑，竟讓記性特好的人忽然喪失記憶。「這種事情很難說，有人可以維持很久，但是也有人很快就不好了。」她以專業的經驗告訴我。
旅次中，我志忑難安，反覆思考著：希望回臺之後還能夠見到我的老師，但是又恐怕體質比較薄弱的鄭先生承受不住長時的病情煎熬；而臺先生纏綿病榻的痛苦記憶又難免重疊出現於腦際。
七月二十八日清晨，我接獲中文系同事柯慶明打給我的長途電話。鄭先生過世了。慶明知道我離臺前最焦慮難安的心事，故他一再重複說：「老師是無疾而終。走得很安詳，很安詳。」
九月初的一個深夜，我回來。次晚，帶了一盒甜點去溫州街七十四巷。秉書與我見面擁泣。她為我細述老師最後的一段生活以及當天的情形。鄭先生果然是走得十分安詳。我環顧那間書籍整齊排列，書畫垂掛牆壁的客廳。一切都沒有改變。也許，鄭先生過世時我沒有在臺北，未及瞻仰遺容，所以親耳聽見，也不能信以為真。有一種感覺，彷彿當我在沙發椅坐定後，老師就會輕咳著、步履維艱地從裏面的書房走出來；雖是步履維艱，卻不必倚賴輪椅的鄭先生。
我辭出如今已經不能看見鄭先生的溫州街七十四巷，信步穿過辛亥路，然後走到對面的溫州街。秋意尚未的臺北夜空，有星光明滅，但周遭四處飄著悶熱的暑氣。我又一次非常非常懷念三年前仲春的那個上午，淚水便禁不住地婆娑而往下流。我在巷道中忽然駐足。溫州街十八巷也不再能見到臺先生了。而且，據說那一幢日式木屋已不存在，如今鋼筋水泥的一大片高樓正在加速建造中；自臺先生過世後，實在不敢再走過那一帶地區。我又緩緩走向前，有時閃身讓車輛通過。
不知道走了多少時間，終於來到溫州街十八巷口。夜色迷濛中，果然矗立著一大排未完工的大廈。我站在約莫是從前六號的遺址。定神凝睇，覺得那粗糙的水泥牆柱之間，當有一間樸質的木屋書齋；又定神凝睇，覺得那木屋書齋之中，當有兩位可敬的師長晤談。於是，我彷彿聽到他們的談笑親切，而且彷彿也感受到春陽煦暖了。
梁高美懿 2009-08-19 信報
化挑戰為良機
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本科課程早前與逸夫書院合辦座談會，邀請恒生銀行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梁高美懿與學生及校友講述她在職場中遇到的挑戰，以及如何將挑戰轉化為機會，為個人日後的事業發展奠下良好基礎。以下是梁女士的講詞中譯本。
我很高興獲邀出席今天的座談會，談談怎樣將挑戰轉為機會，我打算用比較輕鬆的形式，和大家分享一些經驗，看看這些經驗可以怎樣啟發我們，使我們認識清楚身邊的事物及由此引申出來的人生哲理。我會以我曾面對的挑戰作為焦點，相信你們在目前或是將來，也可能遇到類似的挑戰。
拒絕妥協 打破性別歧視
我第一項面對的挑戰，相信是很多女同學都可能遇上的性別歧視（Sexism）。我來自傳統的家庭，父母很疼愛我，但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絕不妥協。當我還小的時候，他們已清楚地對我說：「你結婚以前不能單獨出國，所以別想像哥哥們負笈海外，要唸大學只可以進本地的大學。」 當年香港只有兩所大學，就是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進大學的門檻很高。但我決心要唸大學，並立志投身商界。當時親戚朋友和長輩知悉我的志願後，都覺得我心頭太高。他們說：「你很有志氣，但你是個女孩子」；又或者說：「你是一個中國女性，應該面對現實，免得將來失望。」 在當時來說他們是對的，而且我相信他們的用意是不想我希望太高，失望愈大。畢竟，那時是七十年代，香港仍是個具有濃厚中國傳統的社會。在商業社會中，女性難與男性平起平坐，如果你是中國人，情況尤為顯著。但我並不妥協，我努力唸書，進了大學並取得榮譽學位，我深信這就是我通往成功的鑰匙。
我不想別人過早為我下定論，於是常常提醒自己：不能再受到性別歧視，但事實卻並不如此。我清楚記得第一天到滙豐銀行（HSBC）上班的情形。
七十年代的社會仍是由男性主導。那天，我到接待處說我要向一位總經理報到。接待處的男職員聽我說是新來的，不問情由，便馬上帶我到一個放滿打字機的房間。我在那裏呆等，但沒有人理會我。
過了一段時間，我開始著急了，因為我不想第一次與總經理會面便遲到。我回到接待處，對男職員說：「我應該在十五分鐘前和總經理會面的。」男職員用非常平淡的語氣回答：「總經理是不接見新秘書的」。接下來我費盡唇舌，才可以清楚解釋我是見習行政人員，不是秘書。平心而論，該名男職員並沒有故意「性別歧視」，他只是按照當時的習慣行事及作出假設而已。
當然，今天的滙豐集團已截然不同。現在集團內女性高級管理人員很多，例如在英國的控股公司便有三名女性非執行董事，人力資源部門主管也是一名女將。集團在香港的子公司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是本地發鈔銀行之一，它其中一位副主席也是位女性；在集團總經理這個階層，即董事以下的職級，除了我還有四名女性：其中三位分別在印度、馬來西亞及土耳其的匯豐銀行出任行政總裁，另一位在香港擔任司庫。女性在滙豐這國際性企業已能擔當要職，女性職員現在已不再需要對付性別歧視。這顯示今天其管理層已多元化，也表示它的英國或蘇格蘭紳士時代已經遠去。
抓緊機會切勿妄自菲薄 第二項挑戰是被人妄下斷語（Skepticism），這是別人加之於你的無理據評價。例如接待處男職員對我的反應一樣，他直覺上的評價是所有女性職員只可以擔任秘書工作。另一種是妄自菲薄，就是你低估自己的價值，即低估你可以做到的事、技巧及能力。低估自己使你不能取得應有的成就，而這種情況在男性或女性身上都會發生。
事實上，不論在哪一所機構內，你都會對某些工作感興趣及享受做這工作的過程，有些工作你會不大感興趣。還有的是，隨著時間流逝，人們對工作的熱誠就會減退，除非他們不斷抓到機會去發展、汲取新經驗及面對新挑戰。
在滙豐工作的日子裏，我幸運地遇到幾位能啟發我的上司，因而獲得很多機會去發展、成長及面對不同挑戰。在個人發展方面，我也很幸運地能夠獲得多次機會，說得正確一點，是我能把握機會，抓緊別人放棄的機會，抓緊其他人因為低估自己的能力而放棄了的機會。
舉例說，在我職業生涯早期，我的上司是浦偉士爵士（Sir William Purves）。在座各位可能對他不太熟悉，因為他退休時你們大概才剛剛升讀中學。
浦偉士爵士是位享譽國際、備受敬重的銀行家，他後來成為滙豐集團主席，帶領滙豐成為國際金融機構，他的功勞在集團內外都備受肯定。在集團內，浦偉士爵士眾所周知是一個要求很高的上司及領袖。
當年他是我的直屬上司，我身邊有很多男性同事，不少資歷都比我深，但他們很害怕向浦偉士爵士提出提案、作出請示或直接跟他對話。每當要向浦偉士爵士表達不同意見的時候，他們往往會讓我牽頭，因為他們認為我資歷較淺，又是女性，所以浦偉士爵士會對我寬容一點。但事實卻不是這樣，浦偉士爵士沒有對我特別寬容，也沒有特別嚴厲。他以一貫的作風待我，嚴格而公平。
簡而言之，每當同事說不想與浦偉士爵士打交道，我都非常樂意把握這些黃金機會，與這位樂於扶掖後進的良師和上司交流，並從中向他學習。在過程中，我很快便累積了經驗，亦提升了自信。
我回想這段經歷，目的是要說明，無論做什麼工作，你都要時刻鞭策自己向前進，不要因循守舊，不要讓熱誠冷卻，當面對挑戰時，也不要看輕自己，否則機會便會失諸交臂。
在繼續談下一項挑戰之前，我想先來一個簡單的調查。在座各位有誰是在香港出生及在香港接受教育的？（大部分。）舉手的人當中，誰曾在海外讀書、工作，或在外地逗留超過六個月？（數目也不少。）最後一個問題：剛才兩題都舉手的同學中，誰打算畢業後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嗯……不太多。）大部分都想留在香港工作，對不對？也想過加入恒生？歡迎你們。
放眼全球 工作地無疆界
這便引領我們進入第三項挑戰──「自我隔離」（insularism）。「隔離」可粗略界定為生活經驗的圈子狹小，與圈外其他事物絕緣。最佳的例子便是成長、就學和就業全在一個細小的範圍內完成。如此狹窄的人生路從前十分普遍，但在近年及未來的日子裏，這個模式可能會成為一種負累，尤其是我們今天身處的是一個全球化的商業環境。
以我個人為例，我生於香港，大部分時間住在跑馬地。我在中區的女校嘉諾撒聖心書院唸書，然後進了位處西區但亦很接近中區的香港大學。畢業後，我在美國銀行找到第一份工作，於中區上班，後來轉到滙豐集團，繼續在中區工作，但新舊公司相距僅五分鐘的步行時間（眾笑）。換句話說，我住在香港，過著以香港為中心的生活。
這種日子維持了一段時間，直至我加入滙豐的第七個年頭。一天，浦偉士爵士對我說，要給我機會到澳洲接受磨練，任務是在當地成立澳洲滙豐（HSBC Australia Ltd）。正如我之前所說，有生以來我大部分時間都在香港，所以離開成長的地方到外地工作，是極大的挑戰，何況當時我還要照顧兩名兩歲及三歲的女兒。我的丈夫在香港執業，無意放棄在這裏的工作。因此，除了在外地生活的憂慮外，我還要考慮我的家庭。
經過反覆思量、數夜無眠以及連串的家庭會議之後，我接受了這個機會。我與兩名女兒移居澳洲，丈夫則留在香港繼續他的診所業務，做其「太空人」（註：「太空人」是指一家之主由於家人移居海外，所以要經常為探親而兩地穿梭）。他每隔兩個月左右便坐飛機來看我們，每次逗留約十日，然後再飛回香港。
回望過去，這段日子雖有苦有甜，但我絕無後悔。我和兩名女兒在澳洲相處了三年多。星期一至五是工作天，星期六、日便是我們的快樂時光。我們培養出濃厚的親情；這種親密的關係我們至今仍非常珍惜。
毫無疑問，澳洲的工作擴闊了我的眼界。這些早期的海外工作經驗成為我的事業基礎，為我後來各項需具備國際視野的工作鋪路。
積極面對 化挑戰為機會
你們日後在職業生涯中，或許需要作出一些足以影響一生的決定，例如做哪一類工作及在什麼地方工作。在這些關鍵時刻，我建議你應審慎考慮，不要太快下結論。你要充分考慮該工作機會對你長遠的職業前途有何好處；此外它還有什麼其他吸引的地方，例如可以體驗新的文化。在考慮過所有影響抉擇的因素後，就作出你認為最有利的選擇吧。一旦決定了，你便要努力把工作做好。
你要打破自我隔離的環境，衝出香港對你會有好處，無論是對你的學業、工作或生命，無論是短期或長遠而言，都是如此。你會發現，不管是中國大陸還是其他地方，到處都是可供放眼世界的獨特機會。
以上所談到的，是我過去多年經歷的挑戰和我將之轉為機遇的過程，以下我會談談未來的挑戰──批評（Criticism）。
數星期前，我在報紙上看到一則報道，標題是「誰願意做一所大銀行的總裁？」當然，他們說的不是滙豐或恒生（眾笑），而是一間美資銀行。文章的觀點支持時下一個流行說法，認為做銀行行政總裁是愈來愈吃力不討好，部分是由於今天的銀行大班須應付各式各樣的人，包括股東、分析員、傳媒、監管機構及市民大眾，文章說，銀行總裁跟政治人物一樣，被人民唾棄。
我也看過本地一些文章，指有些銀行家已成為地球上最無視道德（“most amoral”）的其中一群。有些評論更質疑，銀行家除了貪婪之外，還有什麼過人之處？在座的同學可能會問：既然負面評價紛紜，為什麼仍有人像我一樣願意接受銀行總裁的工作，背上重大的責任？
我5月初便會接任為恒生銀行的行政總裁，在目前的金融風暴下，任何一間銀行及銀行的總裁都會受各方面的抨擊。
如以往一樣，我期望可以化挑戰為機會，為一個我啟蒙之地的恒生出一點力。當我年紀比你們還要小的時候，我曾坐在恒生銀行內一間與這演講廳差不多大小的房間，修讀免費的基礎銀行業務課程，聽取多位銀行家講解銀行業及銀行家的工作。我記得課程非常有趣，所以我決定日後在銀行界發展。
今天，我的總裁職位讓我有機會作出貢獻及回饋。恒生銀行是一所有良好根基及管理完善的金融機構，我的責任是確保恒生銀行在香港及內地的業務繼續擴展，並在兼顧策略及利潤的前提下，讓恒生成為名副其實「永恒生長」的銀行。我的責任也包括透過員工向客戶提供高質素的銀行服務，維持銀行的優良聲譽，跟客戶一同成長。
這些工作聽來簡單直接，但在目前經濟低迷環境的挑戰下，實行起來絕不容易。然而，負面的市場情緒正正讓優質金融機構有機會突圍而出，區別出需要政府拯救及不需要協助的銀行，區別出管理完善及不完善的銀行。
接受挑戰 永持開放態度
我在恒生銀行的職責亦包括確保銀行能吸納新一代的人才，秉承四位創辦人的傳統價值觀，維持恒生在零售銀行中的領導地位。我相信部分在座的年輕人，日後可能就是恒生銀行管理層的一員。事實上，儘管現時經濟不景，有些銀行的聲譽又受到影響，我仍衷心希望你們會考慮加入銀行界發展。
我可以大膽對大家說：並非所有銀行職員都是貪得無厭，其實絕大部分都享受與他人共事，着實的提供優質而高效率的服務。我們樂於服務大眾，亦致力在所服務的社區裏創造正面的影響。
以上是我一些親身的體驗，化挑戰為機會的實例。世界在不停的轉變，你們未必會遇到相同的挑戰，我亦不期望你們記得這些實例，但我希望你們可以記着三個忠告： 第一，不要接受他人對你的妄下斷言； 第二，要對自己及自己的能力有信心； 第三，永遠保持開放的態度，接受新挑戰及新事物。
希望這短短的談話，可以讓你們看清楚挑戰的真正意義，是帶給我們新的機會。
謝謝各位。
誰引爆吸毒趨勢？ 曾瑞明 《信報》15/8/2009
沒有能力付出六千元聽爆炸頭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演講，唯有找回他的成名作《引爆趨勢》（The Tipping Point）神交一下。書中談到幾個大流行的成因，例如巴爾的摩的梅毒失控散播、密克羅西尼亞的自殺風潮，和美國的年輕人吸煙問題。我立刻想起現今社會的援交潮、少模潮和濫藥潮。近日，就連那位九十年代我們用她的清純海報包書，伴我們成長闖過會考預科的酒井法子也藏毒，更令我們驚訝這個「毒浪」高不見頂，深不見底。
為何青少年會吸毒這個問題比如何和為何驗毒這「迫切」問題肯定來得根本。白韻琴姐姐解釋，這是因為無線節目差勁，導致青少年不看電視而去援交和吸毒，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陳志雲先生大概可以成為我們的摩西，把無線改頭換面來帶我們走出埃及。但援交和吸毒的，想不是因為對電視節目不滿抗議吧？如果不是，那為什麼要吸毒？官方答案不外乎是朋輩影響、精神壓力、好奇心等。
潮流由20％參與者帶動
葛拉威爾在書中談到青少年為何養成吸煙習慣的那一節，對解答以上問題頗有啟發性。他認為一個潮流興起的80％功勞，都是由20％的參與者帶動的，他稱為少數人法則（The Law of the Few）。而這20％的人則有能力發出令人印象深刻的信息，他稱之為黏性因素（The Stickiness Factor）。青少年吸煙，不是因為他們無知，也不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吸煙危害健康，而是吸煙給他們一種特別深刻的印象，一種令人感覺到成熟了、複雜了（sophistication）的形象。葛拉威爾引述英國心理學家Eysenck的報告，指出那些「中堅級」吸煙者，往往是外向形性格，例如對性的要求大一些，更反叛，更愛冒險，更真誠等等，總之是更特別，更cool。葛拉威爾最後指出這群「中堅級」吸煙者就是那重要的20％，他們的性格吸引了青少年去模仿，並不是吸煙很有型，而是這群吸煙的很有型！性格未必能學足，但吸煙的習慣則額外附送。
「不可一，不可再」、「向毒品說不，向遺憾說不」等口號都集中在說明吸毒這個險是不能冒的，代價會很大。但對於部份真的被毒品吸引，而非因朋輩壓力的人來說，毒品大概就等於渴求冒險的感覺，愈危險才愈有意思，你說這些教育和宣傳豈不是對牛彈琴？
青少年希望與別不同
為了替自願驗毒成效辯護，曾蔭權最近說逃學避檢測已是訊號，這表明了他認為自願驗毒只是為了找出吸毒者。但在他心底中的「成效」究竟是可予以「保護」，可以派社工老師去輔導，還是找到「獵物」，可以交差，則不太清楚。無論如何，這只是在事情發生了的時候予以補救，政府並沒有從源頭開始阻截，甚至連源頭是什麼也不再願意去弄清楚，這與維景酒店一副要封殺所有導致疫症的可能的大龍鳳姿勢大相逕庭。
如果我們把青少年的特質和濫藥吸毒問題放在一起，事情會稍清楚一點。青少年往往希望自己與別不同，特別容易沉悶。社會有沒有就青少年這種氣質予以疏導、轉化，還是壓制？葛拉威爾或會把這視為脈絡的威力（The Power of Context），即社會環境會影響人類行為。
在以家長口吻談論如何幫青少年之前，我們其實有沒有想過他們怎樣看社會？我們有沒有幫助他們，鼓勵他們在現實世界冒險，支持他們與別不同？看官只要想想當老師的最終無可奈可地會把講求個人思考的通識考試化、答案標準化，最終只求幫助他們上大學便可略知一二。十多歲的如果讀書不好、考試不好便好像死路一條（老師說的），社會似乎容不得太多可能性。獅子山下式的力爭上游其實都是一種冒險，人們在那時大概感覺良好，覺得自己和現實很協調，毒品只會阻礙他們。但當現實倒轉是他們人生的障礙時，毒品的確是一種引誘，是沒有可能中的一種可能。「天造之才，不進迷陣」，別忘記很多青年人不再相信自己是天造之才。
正生成功部分原因是「有型」 正生書院的成功，我猜一部份是因為他們給社會的感覺是有型的，他們能夠面對千夫所指，面對鏡頭，這已經比常人多了十分勇氣。另外，一個會考生拿八分沒人理會，正生書院學生就會給追捧狀元的傳媒報導。我們欣賞這群浴火重生的年輕人，不又是因為他們是與別不同？
解構大師德里達（Derrida）曾說毒品的本質是取之於失去真實經驗的享樂，真實經驗如果有趣刺激一點好一點何必沉迷打機何必吸毒？沒錢沒樓沒車的青少年怎樣行街睇戲食飯消耗無盡的精力，而且據說Ｋ仔很便宜？或者白姐姐真的說得對，連電視都這麼悶，我們還有什麼地方給青少年冒險、做夢和有型一番？不要告訴我那是政府打本的迪士尼樂園。我們可以找一個與別不同的英雄英雌告訴青年人除了吸毒還有什麼好做嗎？（不是十誡式的說「不要吸毒」）不要告訴我們是面目模糊的什麼年輕歌手。
善用人力資源填補人口政策空白 《信報》社評15/8/8009
本周統計處發表二○○九年臨時人口數字，顯示本港在年中人口已突破七百萬。由二○○八年年中至本年年中，八萬一千二百人在香港出生，同期死亡人數為三萬九千九百人；持單程證入境人數為四萬一千四百人，移離本港人數則有一萬零七百人，期間香港整體人口增加了三萬零六百人。
統計處推算，香港人口將不斷增加，到二○二五年，人口將超過八百萬。到了二○三六年，本港人口預計可達八百五十七萬。六十五歲或以上人士佔整體人口的比率，將由本年的百分之十二點五九，按年遞增到二○三六年的百分之二十六點三八。即在二十七年間，本港老年人口的升幅將超過百分之一百五十五。根據統計處的推算，在明年，年屆六十或以上年齡組別的人士，將增加五萬五千五百多人。
這個升幅不禁令人關注香港社會人口老化所衍生的問題：長者福利服務、醫療開支和社會保障方面的公共開支將不斷上升，造成未來政府的沉重負擔；更多人步入退休年齡而離開勞動市場，令勞動人口相對持續下降，對香港生產力和競爭力造成負面影響等。這些問題今日已可預見，當局應及早籌謀對策。
早在二○○三年，政府為提升香港的人口質素以配合知識型經濟發展的需求，開始進行人口政策研究，事後當年還擔任政務司司長的曾蔭權，在報告中提出三十三項建議，包括為新來港人士提供培訓、促進教育和人力發展、吸引人才流入、改善老人服務和相關福利政策等。其後前行政長官董建華在《二○○五年施政報告》宣布要落實全面的人口政策，但仍要等到二○○七年，經「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就各項建議作公眾諮詢和研究後，才歸納出二十四項建議。雖然政府在二○○七年底接納該委員會的建議，但卻又要等到下一年四月，才成立「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協調和監督落實各項建議。經過多年的討論和諮詢，當局的結論仍只限於改善教育質素，將香港發展為教育樞紐，吸引人才以加強本港競爭力以及推行醫療改革，令本港醫療制度可以持續發展等。
當局處理人口老化問題的方向，仍擺脫不了急功近利的取態：向外引入「優質人口」，為香港創富；當然，任何社會必須不斷加入不同地方不同文化的移民，才可以保持活力，但在引入外地人才和勞動力之餘，政府卻完全沒有就如何盡量善用已有的人才資源作詳細探討或提出具體措施，實為敗筆。
目前四十五歲以上的中年人，在未來二十年間將先後踏入退休年齡，但以本港的平均預期壽命不斷上升，年屆花甲人士的健康狀況仍非常良好，具有相當的工作能力足以參與經濟和社會活動；他們成長的年代正值香港發展起步，持高學歷和具豐富專業經驗者為數不少。在知識型經濟中，個人的學問、經驗、分析和判斷能力更為重要，在這方面，這些人士不比年輕人遜色，況且他們當中很多也懂得在目前為自己作投資和儲蓄安排，以為將來退休打算；所以將來確實需要社會支援或供養的老年人數未必如預期數目的多，當局確有需要檢討和修訂人口政策，推出有效措施，鼓勵這批人士繼續投入勞動市場而毋須過分依賴引進海外人才。
如果細看統計處的人口推算數字，不難察覺香港人口老化並不是長期持續的問題。以六十至六十四歲年齡組別的人口增長，在二○一八年後便開始下降，到二○二五年更有機會出現負增長，按統計推算的人口狀況趨勢，可能在本世紀四十年代，香港人口老化問題便可能會逆轉。既然如此，當局也就毋須過分庸人自擾了
將軍澳淨土Vs 深圳毒窟？ 無K 之城：一隻大鴕鳥 《明報》15/8/2009
文．黃世澤
中國人的邏輯？
去K 房唱K，已是年輕人相當常見的活動，四十歲以下的人，都肯定每年進過一兩次卡拉OK，對電視屏幕引吭高歌，甚至通宵達旦，已是很平常的社交活動。
儘管唱K 是很平常的活動，但將軍澳居民要唱K 就特別麻煩，非要去觀塘、旺角等地去唱不可，因為將軍澳這個四十萬人口的社區，竟然一間大型卡拉OK 都沒有。曾經有連鎖卡拉OK 集團，嘗試在將軍澳的大型私人屋苑商場設卡拉OK，但因政客強烈反對而作罷。最近有集團在領匯旗下的厚德商場開卡拉OK，遭到西貢區議會絕大多數議員反對，只有何民傑議員，在議會上力排眾議， 支持在厚德商場開設連鎖卡拉OK。
在整件事上，反對最力的民建聯區議員凌文海，在接受傳媒採訪時，回應相當令人側目，指這類娛樂場所在將軍澳出現，會助長歪風，如果青少年要去唱卡拉OK，應該去旺角唱，不應留在將軍澳。凌文海這樣令人側目的回應，正好指出為何大批年輕人，去了深圳吸毒索K 的理由。
有時候，年輕人有些娛樂消閒嗜好，與長輩不同是不足為怪，畢竟在娛樂消閒習慣上與年輕人同步的長輩只是少數。長輩總會懷疑新型消閒活動耽誤學業，甚至染上不良習慣。照策略而言，卡拉OK 開設在社區應是好事，畢竟社區仍在家長教師易於監察和掌握範圍下，若然子女慣於在社區內的設施活動，就算有可能有壞分子乘機擴張勢力，也能夠迅速知道和干預，防患於未然。
但中國人的邏輯是如此好笑，對於他們不接受的事物，他們只求不在視線範圍內出現，而不會認真考慮以策略性放寬和管制的手段，在滿足年輕人訴求之餘，又能防範一些他們會擔心的問題。
基於這種斬腳趾避沙蟲的心理，結果區議員好像「做了事」一樣，阻止一個又一個卡拉OK 開業，而年輕人反而有理由，以陪同學玩為理由，去了其他鞭長莫及的地方玩，最初可能是旺角、觀塘一帶，但久而久之就真的去了深圳、東莞等地。
同樣的情，亦出現在衛道之士對馬會的立場，黃成智為了反對全季增加五天賽馬日，不惜在立法會門口絕食抗議，表面上義正詞嚴，但事實上，他以至他的支持，只不過不想見到任何賭博出現於他們眼前，但有更多人去了澳門賭博而變成病態賭徒，根本不在他們關注的重點。這類只求眼不見為淨的所謂道德人士，就令任何以理性方法，將一些消閒娛樂的副作用減低的做法都根本不可能實現。這種病態現象，根本成了香港政治文化病，不論泛民還是親建制陣營，這種問題都普遍存在。
傳媒胡亂蒙太奇
而傳媒經常在報道時，把一些偏見在沒有證據支持下，當成事實來報道，令公眾把一些不相關的事聯想到一起，就令部分不大了解年輕人需要的上一代，只會更陷入恐慌之中，加強他們的盲目反對，但對理性討論事件一點幫助也沒有。
就像亞洲電視在七月廿九日晚間六點新聞對厚德商場卡拉OK 事件的報道，簡直是惡劣示範，在報道中，指有社工擔心，在厚德商場開設卡拉OK，有可能加劇將軍澳區內毒品問題，又羅列了不少毒品問題的統計數字，但整個報道片段中，既沒有點名指明引用哪一位社工的言論，就連外展社工的訪問片段也沒有播，更加沒有解釋，卡拉OK 與毒品問題如何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畢竟，區內至今尚未有一間卡拉OK，卻早已存在「嚴重」的毒品問題。事實上，亞洲電視的報道，在未有嚴謹的論據支持下，把偏見當成真理來處理，而公眾認為，電子傳媒的公信力比較高，這令不少反對卡拉OK 開設的人，更加認為他們理直氣壯，但他們忽略了整篇報道的粗疏以及有欠專業的地方，結果就令討論更加無解。
而政黨追求政治正確，恐怕失去選票， 亦不敢去支持設立卡拉OK 的主張，最終激怒將軍澳的年輕人，有年輕人組織Facebook 群組，以群眾運動抗衡議員們的聲音。
清除不道德的老鼠
為何一個個天造之材，都進了深圳毒販所設的迷陣，現時社區政策的決策者，他們根本不求實質解決或把問題控制在可接受水平，而是只求滿足自己在道德上的優越感，不惜以禁絕他們不想見東西的手段，以接近伊朗的思維方式，清除他們眼前認為不合符道德的東西，以及把他們的偏見當成真理來宣揚，如何把問題實質解決不在他們考慮之列。而年輕人迫於無奈下，就只好去其他香港以外的地方，在沒有監督和控制下，墮入一個又一個的迷陣。本來有助控制社會問題的工具，像社區內的卡拉OK、馬會統統變成過街老鼠，而真正的敵人，特別香港境外那些，就可以輕輕放過，反正有人已經滿足了自己的道德優越感。
如果這種只求滿足自己，不求實際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仍然主導香港的各級議會的話，不要說卡拉OK，日後對援交問題，互聯網內容管制的立法一定愈來愈保守荒謬，甚至水平直迫伊朗和塔利班，但實際上問題不會得到解決，皆因香港太小，搭港鐵便可以到香港鞭長莫及的內地，坐船就可以到澳門，結果縱容問題惡化，除了讓政客拿來撈取選票，真看不到對社會問題有何實質幫助。
《散文不說謊？》 梁文道 《蘋果》 2009年08月02日
當我們說一部電影是導演的自傳，或者說它很有「自傳色彩」的時候，我們究竟在說甚麼呢？
比如《童年往事》，當年大家初看這部片子，就說它拍出了侯孝賢的少年經歷。除去導演在訪談提供的線索不論，我們如何可能知道它是侯孝賢的親身經歷呢？我們認識他嗎？我是他的小學同學？是他兒時住處的鄰居？還是他曾親口向我保證戲裏面有大量往事的真實寫照？不，我們根本沒有任何證據能夠支持《童年往事》是一齣自傳的判斷。
同樣地，一切被人稱作有「自傳」風格的文藝作品也都會帶來這種知識上的困境。例如董啟章的那些小說，尤其近作《同代人》裏節選的那些篇章，少數朋友能夠在裏頭發現一些同代人的遭遇和事蹟，甚至自己說過的一句話。可是我們有權力去宣佈董啟章所寫的全是真的？這批文字是「自傳」嗎？顯然沒有。
這種問題的答案，也許恰恰就在用來形容自傳式作品的那些詞語。「自傳色彩」、「自傳風格」，豈不正好說明了自傳無非是種色彩，是種風格，是種修辭的效果？文本之外，再無它物可以支援我們評斷一部作品是不是自傳；但文本以內的技法，某種喃喃耳語的腔調，過度描寫的細節，甜美而憂鬱的情緒，卻能不停誘惑觀者，令他願意把眼前所見讀作自傳。換句話說，自傳其實只是效果。當我們說一本小說有作者的「自傳色彩」，我們真正要說的只是它產生了自傳的效果。
可是，假如我們面對的不是小說，不是詩，不是一齣戲劇，而是一篇散文的時候，自傳的問題就會變得更加複雜，無法再沿前述思路順利穿越那座映像重叠如無數鏡面組成的迷宮般大廳了。
香港書展結束之後，我馬上去了台南，參加一年一度的台灣文壇盛事「全國文學營」。我負責散文組的第一節課，立刻就要遇上定義散文的難題。到底甚麼叫做散文呢？它如此曖昧，妾身未明，在西方世界幾乎就要跌出文學的範疇。
就拿英語文學來說吧，自從 E.B. White等少數幾個巨匠之後，我就沒再聽過有哪一位作家是單憑散文成名了。我不敢肯定邱吉爾是不是最後一個靠散文拿到諾貝爾獎的作家。但我能感到藍姆和蒙田那道偉大傳統正經漸漸淡出，再也沒有一個有自尊的作家甘於只寫散文，除非他以散文體專注書寫旅遊經驗成為「旅遊文學家」如 Bill Bryson，或者開發某個哲理課題變成大眾思想家如艾倫．德．波頓。假如你寫散文，你一定要把它寫成一本書，圍繞一個主題，章次分明。有一個大題目，但文章不組織成序，是不夠深度的表現；連題目都沒有，雜集成書，則根本沒人會看。小說家和詩人能出散文集，我們會說它是美妙的副產品；艾柯能出散文集，大家會把它當成文學和文化評論。但拜託，就是不要說一個人是散文家，一部集子是散文集。在「虛構」和「非虛構」的書籍分類法主宰了整個出版市場的時代，隱隱約約地，我們感到只有虛構的才夠格叫做文學，散文將和食譜、歷史，甚至「寫真」一齊進入非虛構的雜燴集團。
就算起周作人於地下，也許嚴肅的評論者也要說「他只會寫一堆雜文」。不過還好，華文文學是散文的最後樂土，像我這種形跡可疑的作者因此還能混進「文壇」，起碼在一個文學營裏找到「散文組」棲身。
然而，是誰規定散文不得虛構？按照古制，不是韻文的就叫散文，即便《紅樓夢》在這個意義上也是散文體作品呀。一定是在現代中文文學誕生的某一時刻，在傳統文類秩序消解，詩、小說、戲劇和散文等西式四大文類創建的那一剎那，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趨勢，將散文排出虛構的世界。我關心的，不是散文的文學地位；起碼在華文世界裏面，非虛構的散文還能忝列文學殿堂；而是關於散文讀寫的奇怪默契。比方說，當一個散文作者寫下「我殺了人」這四個字時，我們必須相信他真殺了人；因為它不是一句詩，不是一個角色的台詞，而是一個作者的真實告白。
生命的兩種選擇 施永青 《AM730》13/7/09
我少年的時候，物資貧乏，沒有甚麼玩具可言，閒時喜歡去海邊或附近山溪捉點小魚小蝦之類回家飼養。這種經驗使我很早就察覺到生命的基本需要是自由地活下去，但不同的個體在自由與活著之間，有時會作出不同的取捨。
我把捉回來的小魚養在舊面盆裡，餵以冷飯菜渣。有些魚會吃，有些會不吃。肯吃的，我知道牠會活下去，不肯吃的，我知道牠已選擇不想活了。
我起初只知道人會自殺，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才明白，原來其他生命也會選擇自殺的。我見那些不肯吃的魚，會拼命地在面盆裡四處游動，像是在尋找出路。當牠們發覺走投無路之後，牠們會不惜跳離水面跌落在硬地上，我把牠們放回水裡，牠們仍會一跳再跳，好像真的在找死。即使那些不再跳的，也會四處亂撞，撞到頭崩額裂，直到死亡為止。
我把牠們的這種行為，視作生命的一種基本選擇──不自由，無寧死。即使不是高等生物，在自我意識還不成熟的情況下，仍會有這種選擇。由此可見，追求自由乃生命本體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我在觀察這些被捉回來飼養的小魚的時候，還看到生命本質的另一面，就是要設法活著。我看到有些捉回來時已受傷的小魚，也會開口吃我餵飼的食物。我知道只要牠肯吃，就表示牠還想活下去，表示牠的求生意志還很強。果然，沒有多久，牠的傷勢就逐漸復元，而且愈長愈大。牠們似乎並沒有因被困在舊面盆裡而放棄要爭取活下去的努力。
魚是一種未有思想意識的動物，不會讀過斐多菲關於自由可貴的詩，我們很難以人類的道德價值去認為：選擇為自由而不惜放棄生命的魚是高尚的；而那些苟且偷生的魚則是卑微的。這兩種截然不同的選擇，都屬生命本體的一陰一陽，有量子力學中同樣的不可測性，但兩者皆應像生命一樣被尊重。
引申到我們社會裡，有人會覺得現有的建制，限制了他的自由發展，故奮起反抗，非與建制鬥過你死我活不可。但社會上亦有人選擇活著，那就只好接受現實，逐漸調節自己，以適應環境。
我年輕時非常激進，對於不讓人民民主參與的建制非常不滿，認為有骨氣的人都應行動起來，去改造這個不合理的建制。我甚至會視那些不願一起行動的人背叛了人民的利益，成了建制的勾結者。
然而，我日漸發覺，我身邊的人之中，接受建制的始終都是多數；中大最近的民調就顯示，參加七一遊行與沒有參加遊行的市民，對建制的取向迥異。選擇接受建制的人，只不過像養在面盆裡的魚那樣，選擇活下去吧了。他們的選擇，一樣應該被尊重。追求活著與追求自由都是生命的組成部分，難言輕重。
這一方水土 蔣芸 《蘋果》 2009年07月12日
不記得擔任過多少屆青年文學獎的評審了，高級、初級、散文、小說都做過，城市大學、香港大學都進去過，曾在無課的教室，走廊的通道，有限的空間裡與其他評審去討論爭辯，研究名次過，也曾挽着一大叠稿件回來挑燈夜讀，反覆細看，剔出又放入，只怕有一天突然冒出一個文壇後起之秀，十分牙擦的宣佈：當年呀，本人曾在文學獎中落選……。那意思是評審不識貨，看走了他這一尾漏網之魚。不能說沒有壓力吧。
網上作業取代一切的年代，還有人肯老老實實去看一本書，去讀一首詩，去寫一篇文章嗎？還有人誠誠懇懇向內心去追尋去思索去等待靈感的湧現，並且把它化為文字嗎？年輕時，頭上一大片無窮無際的天空，現實世界裡，排山倒海的物質誘惑，有多少人會想到這一方水土上流連？只怕是行到水窮處啊。
這不是一條容易走的道路，難以理解之餘還帶點瘋狂，年輕的生命，風花雪月，日夜顛倒，無窮無盡的野心與夢想，有什麼不好去染指，才不會如此靜態的去守候、等待，為了一些感覺，為了一些字句，為了一些看不見摸不着的，無法急功近利的所謂創作而走上這一條寂寞的道路，水窮處的時候太漫長了，何時才可以坐看雲起呢?
我總是帶着這一份憐惜之心來讀這些參選的作品，今年的感覺更深刻，也許高級組的作者比較有年紀，生活經驗也較豐富，技巧也較高，時時有叫人驚喜的發現，有時忍不住讚嘆一聲：老實說，我寫不出。
這難道不是一條艱難的道路嗎？它的回報又是什麼？金錢財富名譽地位都離它很遠，一般人認為唔等駛的事；欣賞生命中每一天，發生在你周遭的，大部份人忽略的；特殊的聲音、顏色、氣味、你明白到心靈的充實遠比物質的富裕更重要，你終於才會懂得生命中什麼經驗都對你有用，不但不能等閒錯過，還要永遠心懷感激。因為有了一分這樣的體會，就多了一分成熟，當你珍惜生命中的生澀歲月激情歲月之後，你也會感激歲月漸漸帶給你一些深度一些凝鍊，這不只是在文字上的運用，而是有些什麼不知何時已來到你的心魂之中，你已是自己的主人，你也在學着如何捕捉這些感覺，你哪裡肯去忽略它，你會比別人更纖細敏銳，這樣，你才有資格談其他。
眼淚也流過，心也傷過，春花秋月都欣賞過了，喜怒哀樂都嘗遍了，山山水水都遊歷過了，千帆都過盡了，卻只有因為這一份熱愛，永永遠遠在提醒着你還有一個角落，還有一分水土，還有一角天涯，還有細細碎碎的旋律，還有一首歌，還有夢想與激情，叫你還要去追尋去跟隨；這一切仍然值得叫你一片痴心付予，仍然能叫你又關心又冷漠，你忍不住會說：太陽底下啊……
對比學習 龐永欣 明報 9/7/09
Geoff Colvin （2008） 寫過一本名為Talent is Overrated的書，談到人們常誤以為有成就者都是天才。他舉了若干實例，如音樂家莫札特、投資家巴菲特等，都是無法證實他們天資特厚，只知道他們多得到家庭悉心栽培，不然就是早年的成就並不顯著。心理學家亦曾以人們的IQ 和日後的成就作比較，發現兩者關係不大。
又有人以為記憶力強就代表天生聰明，如棋王可以蒙眼同時下棋多達29 局，但非凡記憶力只是長期訓練所致，亦僅限於某領域內。在一般事務上棋王的記憶力只屬一般。
有意識、自覺的學習（Deliberate Practice）才重要。傑出成就者大都知道好表現的關鍵點在哪裏， 並有針對地反覆練習。笑匠Chris Rock 獲獎無數，但台上每分鐘的表演均經精心設計和練習。高球手活士亦經常花大量氣力練習某些擊球的方法。
進行「對比」學習也是好辦法。據說發明家和作家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看雜誌時常給精彩的文章先做筆記，數天後拿回筆記用自己的方式重寫，然後與原文比較，看看別人哪裏優勝、自己哪裏犯錯。他又發現自己的詞彙不夠豐富，就嘗試把雜誌文章用詩歌方式改寫，再由詩歌寫回文章，與原文比較，看看有沒有進步。
我們見某人身手不凡，思考靈活，好的意念像信手拈來，常以為是天賦。Colvin 說這是「誤會」，世間上沒有這麼多天才，也沒有「即學即用」的專家。值得一提的是富蘭克林學習寫作時，正在印刷廠工作，上述事情全在公餘進行，可見決心學習的力量大過不利的環境。
《刁民濫權官僚擺款 難為入境處》
鄭經翰 信報2009-04-17
泰國又動亂，適逢復活節假期，作為港人遊旅熱點的曼谷和芭堤雅，自然不乏港人旅行，據報人數高達八千人。汲取了上次泰國動盪港人滯留泰國的教訓，政府一早作好準備，假期開始時既已發出旅遊警告，又通過手機短訊與港人保持聯絡，更在軍隊鎮壓開始後，立即強烈勸籲港人切勿前赴泰國旅行。可是聽者藐藐，不少人仍然在動亂開始後冒險前往泰國，其中一個因由，就是大安旨意，認定萬一出事，政府必定派專機前赴泰國接載港人返港。
傳媒鮮有報道旅行社劣行
這種刁民心態實要不得，可說是濫用了香港居民的特權。其實，上次政府已發出了旅遊警告，只是港人一意孤行，滯留泰國可說是咎由自取。其後，政府怯於輿情，改變初衷，包機前往曼谷營救港人，結果不但乘客不足，有人至今甚至仍拒絕支付機票費用，借口就是抗議政府營救太遲，而政府居然不敢據理追討。
說所有堅持前往泰國旅行的港人是刁民可能不公道，因為不少擔心安全的港人都想取消旅行，但很多旅行社卻不肯退款，或者改以其他行程和改期代替，致使難得有假期和請假旅行艱難又收入有限的打工仔不甘損失，被迫起行。
奇怪的是，對於這些唯利是圖、罔顧客人安危的旅行社，本港傳媒輿論鮮有批評，連有關資訊的報道也不詳盡，印象所及，只有電視台才列出願意和不願意退款的旅行社名單。究其原因，就是廣告令愈來愈少的傳媒向錢看，不敢得罪現時份屬廣告大客戶的旅行社，可見本港的所謂新聞自由也是有價的。
刁民濫權，最吃苦頭的其實是入境事務處，因為無端增添了不少額外工作，而最近經濟及發展局副局長蘇錦樑被揭發濫用特權，用卡片代替入息報表，向入境事務處為其菲傭申請續期，出來解畫有酌情權的入境事務處也成為箭靶，遭受傳媒輿論大事鞭撻，可說是典型的黑狗得食、白狗當災。
蘇錦樑事件源於問責制
平情而論，蘇錦樑並非濫用特權，只是喜歡擺弄官威而已，結果惹人反感，相信是氣在心頭的入境處同僚向傳媒報料，教他不能不公開道歉謝罪。從報載的資料看，蘇錦樑並無要求優先處理，也依足條例交齊有關文件，只是沒有入息證明，故此以卡片代替，以為自己的官階收入資料公開，可作證明。有說蘇錦樑可用糧單證明，嚴格而言，要稅單才合規格，新上任的副局長，顯然還未有稅單。不過，擺官威明顯不對，備受批評也理所當然，但誅連任勞任怨的入境事務處，指斥他們官官相，卻不盡不實，不敢苟同。
眾所周知，入境處是本港有數效率最高的政府部門之一，出入境之方便和快捷，西方最先進的國家如美加也遠有不及，但也因為效率高，卻往往教人得寸進尺，成為任意批評指摘的對象。譬如說，港人罔顧旅遊警告前往動盪中的泰國旅行，需要額外工作的便是入境處的員工。暫免外傭稅兩年，政策上的失誤引致的行政混亂和麻煩，也全都是入境處額外的工作。對於蘇錦樑的申請，入境處酌情予以方便，但經常予以方便的又豈止蘇錦樑一人，至少也包括傳媒其後揭發的范徐麗泰和葉劉淑儀。
事實上，所有立法會議員都有特權，也曾經受惠於入境處行使的酌情權。立法會議員出入境可以使用特別通道和享用貴賓室固然不在話下，早前全港更換智能身份證和新特區護照，為了優惠議員，入境處也特別安排他們優先換領，難道他們又是行使特權，以及入境處拍他們馬屁嗎？何以批評人家用特權的立法會議員，只看見人家眼中的沙粒，卻不見自己眼中的棟樑呢？還有，議員為市民出頭，經常要求政府部門酌情處理，何以入境處酌情辦事，卻成為眾矢之的呢？可見大家其實是雙重標準，對人不對事。
說到底，蘇錦樑事件關鍵之處，其實不在濫用特權，而在問責制本身，因為大眾市民對不用公開甄選單憑民建聯的政黨關係，便可扶搖直上的特權深惡痛絕，早已心存不滿，蘇錦樑稍有差池，社會大眾自然大興問罪之師了。
今次事件最值得反省的地方，是擴大政治任命制實施以來，普羅市民包括公務員在內仍然對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委任有很大意見。最近港大民調顯示公眾對他們的認知度幾近於零，而相信是入境處同僚報料的蘇錦樑事件，也顯示公務員普遍存在不滿情緒，在在說明政治任命制度存在缺漏，值得政府認真檢討。
對於特權，我個人認為難以根絕，但可以行使特權的人一定要自律自重，知行所止，因為公職人員可以享用特權，全因為方便工作而已，如果非因公務而享用特權，便難逃濫用特權之指摘。
俞宗怡雙黃線上車招非議
濫權和擺官威又豈止政治任命新貴，最近立法會展開梁展文事件調查聆訊，當事人之一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也牽涉入一項濫用特權之指摘。事緣俞宗怡有天晚上與下屬到銅鑼灣富臨飯店用膳，乘載的ＡＭ車公然泊在門前的雙黃線上。有記者向部門查詢，獲告知政府ＡＭ車有特權。富臨門前經常有人非法泊車，本來也不是什麼大事，但做官卻必須謹言慎行、以身作則，否則便會招人話柄。以ＡＭ車有特權來解說其實並不合理，因為一如警車和救護車必要時可不依交通規例行車，ＡＭ車可停泊在雙黃線，也只限於公事而已。
當晚俞宗怡明顯是與下屬私人用膳，與公務無關，嚴格而言，也應效法同僚曾德成連ＡＭ車也不坐，下班後及私人活動時間都乘的士。如今公然行使特權，明顯是假公濟私，又豈能不招人非議呢？同理，梁展文雖然依足條例有權申請擔任新世界集團高職，但瓜田李下，這種賊佬試沙煲的行為實在不敢恭維，也連累公務員的整體聲譽，梁展文只要稍為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著想，便應有所不為。由是觀之，問責高官與高級公務員一言一行，公眾矚目，影響政府威信，又豈能不戒之慎之？
《課本種種》程介明 17/4/2009 信報
最近有新聞報道有關課本的價錢，教育局與出版商意見不一。忽然想起：課本這回事，對於中國人來說，幾乎是教育與上學的同義詞。華人世界人人會唱的「讀書郎」，頭一句就是「小嘛小兒郎阿郎，背那書包上學堂……」（這首歌，非常完整地代表了華人的教育觀，本欄提過，此處不贅）。
還記得很多年以前，一所非常專業的幼兒園，不用課本，但是孩子的讀寫都發展的非常快。豈料不少家長還是不放心，質疑為什麼這所學校沒有書包，甚至有家長認為「沒有書包，就是沒有讀書的概念，誤導學生」；「人家都有書包，唯獨我們沒有書包，孩子會覺得自卑」。
結果為了避免糾纏，這所學校終於採用了一隻布袋小書包，裏面裝上不太重要的基本故事書，算是解決了問題。也是很多年前，在公共汽車聽到兩位幼兒媽媽的對話：「你的孩子有多少本書？」「只有十一本。隔壁張太他孩子有二十三本呢！」
昔日課本令人懷念
到底在學生的學習起的是什麼作用？一直以來很少人過問，大家都大概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不言而喻的。
的確，有些課本是令人懷念的。五十歲以上的人，不會不記得古老的數學課本 New Geometry 和Essential Algebra，至今還令許多數學家和數學教師懷念；甚至有教師懷疑，經過了幾十年重重的改革，到底今天的數學課本是否比當年的數學課本好？
當年的英文，很多人都是經歷過牛津的英文課本，是經過改編的 The Oxford English for Malaya，裏面的插圖都是馬來背景與人物。還有 Brighter Grammer，至今還有人懷念。當年南洋的上海書局出版的中文課本，也是獨步天下；聽前輩說，是葉聖陶等一般學者專心為小學生編的，對於內容、語言、文字的學習進度，都非常講究。
大概一直到七十年代末，課本是相當穩定而不變的。因此有買賣舊書的習慣。每年暑假，家長就帶孩子到中環荷里活道附近的書店，人山人海地購買課本；也不排隊，就是拿書單擠到前面配書；因為供應可以短缺，因此有點搶購的味道，買不到舊書只好買新書；有時候新書也售罄，只好等再版，整個暑假就只好乾急。
後來，一放面是課程常有改動，另一方面是出版商也有新一套的經營手法，於是課本經常改動，賣舊書逐漸愈來愈困難。同時，課本也愈來愈貴、愈來愈重；從黑白的變成彩色的；從小開本變成大開本；從普通的樸素紙張，變為重磅的優質紙張；從純粹的印刷品，演變成為多媒體的內容；從單一的學生用書，演變成為學生、教師、圖書館，以及課內、課外、教學、自學、評估過方面都要兼顧的綜合體。
存亡掙扎愈趨明顯
我們念書的時候，用過藤書包，小小一隻；後來時興背的書包；再後來慢慢變成背包；從小背包變成大背包；終於要動用手拉箱。那種演變，是非常戲劇化的。於是常常有關於書包重量的議論，有關於課本重量的批評。
但是情況不斷在變。不能說課本的年代已經過去，但是課本的存亡掙扎，愈來愈明顯。課本的出現，是因為學生的學習，需要有一個合理的安排，才能循序漸進，學生的所學，才會有所累積。而這些學生學習的組織、進度、層次、覆蓋，不是每一個教師都可以容易做到的。也因此，課本也許不會一下子消亡。
事實上，看看今天的課本，已經不是直線型的安排內容，而是綜合許多條學生學習的線索，照顧多方面的要求，立體地形成一個三維的綜合體。這種綜合體，需要一隊人馬花上幾年的時間，才能完成。
然而，就是這些學習的組織、進度、層次、覆蓋，愈來愈復雜，而且愈來愈需要按照學生的特點因材施教、因人而異；靠一套課本、一種安排、一種風格去面對多元多變的學生，愈來愈困難。學校和教師就經常處於兩難的狀態之中：既不想沒有課本，但是又想擺脫課本的束縛。
課本的出現，還在於當時教師幾乎是知識唯一的來源、課本幾乎是知識唯一的載體。當年，在許多比較貧困的家庭，父母不識字，課本幾乎是家庭唯一的文字載體。現在，學生獲得知識的來源，多樣而充裕；他們接觸的知識量，往往超過教師。在這種情況下，課程的意義變了，教師的角色變了，課本的意義也變了。但是只是在悄悄地變，沒有人指出這種變化，家長們也許懵然不覺，教師則是被動地在變。
考慮因素比以前多
舉個例子。以往的語文課本，一個學期就是那二、三十篇範文，意思是寫文章就要寫成這樣。於是就要精教精讀，離不開作者生平、主題思想、詞語解釋等等。我們幾十年的語文教學就是這樣過來的。單獨來說，這樣精選的範文是無罪的。但是現在要考慮的因素比以前多了：學生的來源的心理準備不一樣了，他們不一定就是為考試、升學而學習，我們也不希望他們為升學而學習；語文要面對的挑戰比以前多得多了，學習語文不但是為了寫文章，還要能夠廣泛地使用、靈活地溝通、有力地表達，因此學習語文需要非常廣泛地接觸多樣的文字、多媒體的製作。
我們對於學生學習的過程的認識也不一樣了，他們需要在應用中才能學好，需要非常大量的閱讀，需要超越一篇篇的文章去立體地閱讀整本的書，需要學會集體創作和綜合製作，等等。課本，只能夠在一部分的學習活動中發揮作用。
就是面臨的調整最大。如何選擇課本，本身就需要很專業的判斷；如何商用課本，但又不囿於課本的架構；如何在使用一套課本的同時，又可以按照需要改動教學內容；如何不把學習生活局限在課本，而把課本變成學生靈活學習的槓桿等，都會對教師提出許多新的專業期望。因此，關鍵也許不再是課本如何演變，而是教師的專業素質如何提高。
《一隻手撮着一個鮮紅的饅頭…》練乙錚 09年6月1日 信報
蘸人血的饅頭，患絕症的人吃了，能起死回生，此古老中國迷信的二十一世紀版，今天由自稱「三個代表」的中共兜售，幫忙推銷者也能沾利。版本說：二十年經濟高速發展，首先歸功八九六四天安門上衝鋒槍和坦克履帶打出來的、壓出來的活人血。就是這麼露骨、明白，就怕你聽沒見、記不深。內地黨員、海外華商當中，迷此信者愈來愈多，還有大量的愛國分子，更是信得狂熱、徹底。
筆者學經濟，平日留意政治，喜歡歷史，從來不曾聽說屠殺可以提高生產力。大屠殺直接毀滅人本資源，間接破壞社會資本，造成社群、族群對立；種下的矛盾種籽，影響廣泛深遠，何可提高生產力？可疑的例子不是沒有，但都經不起推敲，筆者舉兩段二十世紀的歷史，打破迷信、說明問題。例一是智利右派軍事獨裁者皮諾切（Augusto Pinochet）一九七三年領導政變，從民選左派總統阿連特（Salvador Allende）手上奪權，其後大開殺戒，屠殺反對派二千多人，受迫害者無數。例二是台灣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二例當中，屠殺發生之後，經濟都出現高速增長，但增長的原因絕對不是屠殺。
先談智利那一筆。阿連特是世界上首位由民主選舉產生的馬克思主義總統，但他七○年上台之時，首輪投票只是以36：35：27之比險勝其他對手；智利憲法規定，首輪勝者票數不過半，次輪便由國會議員就得票最高的兩位候選人投票，選出總統。由此可見，阿連特的支持度其實不算高。由於智利總統一任六年、不能連任，故他上台後，社會主義政策推得十分急，兩年之間，已實行大型企業和土地國有化、全民醫保、全民教育、小童免費喝牛奶……，等等，搞得有聲有色，更因為國企大幅膨漲，全國失業率很快從雙位數跌至百分之四不到。但是，後果如何，稍懂經濟的人都可預料：七二年，國內通脹從百分之二十二急升至百分之一百四十，政府不得不實施價格管制；外債則不斷增加，智利無力償還，更無法應付當時出現的石油危機；市面一片蕭條，社會主義之下，產業工人、運輸工人都一起罷工，家庭主婦也帶了鍋子敲敲打打到街上示威。社會主義在智利失去人心，是短短兩年間的事。七三年，一連串政變及動盪之後，皮諾切取得權力，阿連特則自殺身亡。皮諾切上台後，系統地屠殺左派政敵，但那是全然不必的，因為阿連特的社會主義政策已經證明失敗，智利當時完全可以通過民主政治機制在經濟上改轅易轍。而事實上，儘管皮諾切的確推行了一些正確的經濟政策和必須的體制改革，但在他的獨裁管治下（一九七三—一九九），智利的實質經濟增長率一直跑輸拉丁美洲平均，而在他執政之前那四分一世紀的平均則和拉美看齊；九○年，皮諾切下台，智利重新民主化，實質經濟增長率才大步超前，人均ＧＤＰ水平馬上拋離拉美所有其他國家，包括墨西哥、阿根廷、巴西。還有一點是，皮諾切政權非常貪腐，他本人尤甚，他去世之時，弊案纏身，其家人亦然；九○年他下野之後，智利內政日漸修明，○六年德國「透明國際」一百七十九個國家清廉排名榜上，智利排二十二，僅次美、日、比、法。
台灣的那段歷史，國人都很清楚，這裏只述扼要。國民黨統治時期，雖有四七年的二．二八屠殺事件，但台灣的政治民主化，早在四十年代便開始。四六年，台灣進行首屆鄉鎮民代普選；五○年起，從村、里長到省議員，都已由普選產生，缺點是基本上一黨專政，到七十年代後期才有「黨外」參選。台灣經濟五十年代韓戰時期開始上軌道，頭十年還比較慢，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三十年裏，實質ＧＤＰ年增幅卻平均超過百分之九；其經濟進入成熟期，更是在七九年推動「十大經濟建設」之後，亦即與開放黨禁報禁幾乎同時發生，與二．二八屠殺則相去甚遠；因此可以說，台灣的經濟發展與民主化是相當同步的，這才是「台灣經驗」的重要特色。二．二八大屠殺有沒有經濟效益呢？筆者認為沒有。當初，也許能導致社會「穩定」，但高壓已經足以達致那種穩定，完全不必屠殺，國民黨治下的台灣政府這麼多年來也沒敢說二．二八有助經濟發展（共產黨也沒敢插咀！），反而是當年屠殺種下的族群仇恨，後來浮現為台灣的不穩定因素，其政、經負面影響於今為烈。
兩個例子，在在說明屠殺不利經濟、不利廉政、不利社會長治久安，更和高增長率沒有關係；正確的經濟和社會政策、和諧（和而不同）的政治，才是落後國發展經濟的靈丹妙藥。中國近二十年經濟增長冠全球，要歸功於本身的改革開放政策及世界上特別是西方國家領導的全球化經營策略和自由貿易。但中國的發展不健康，其中一個大缺點便是貪腐愈來愈嚴重；八九民運提出反官倒、反貪腐、言論自由、輿論監督，本來就是對症下藥，是社會的自療機制在產生作用；如果當年民運的要求能夠達到，中國這二十年來的發展只會更好更健康。六四屠殺，對中國經濟而言，絕對是無可補救的重大損失。共產黨說話不一定假，但有需要的時候，它總有本事把假話說成真一樣；「屠殺提高中國生產力」，就是一例。
魯迅的短篇小說〈藥〉，講清末政府鎮壓革命黨，劊子手康大叔殺了革命黨人夏瑜，把他的鮮血蘸了饅頭賣給老栓治他小兒子的癆病，這種迷信當然不能把病人治好，劊子手卻從中漁利。想不到，奉魯迅為革命大旗手的共產黨、讀魯迅的書長大的左派愛國人士，今天竟然幹起販賣同一迷信的勾當，而且還把清末政府和康大叔的角色合二為一都挑起來了，把六四天安門學生群眾的熱血，蘸在經濟發展的饅頭上，賣給大家吃。
「包好，包好！這樣的趁熱吃下。這樣的人血饅頭，什麼癆病都包好！」 「這是與眾不同的。你想，趁熱的拿來，趁熱的吃下。」
信報財經新聞
P10 | 時事評論 | 林行止專欄 | By 林行止 2009-06-24
稀有但不受歡迎 獨裁者又少一人
筆者的「壞習慣」是《經濟學人》到手時第一時間閱讀的不是世界大事分析而是「訃聞」，這篇只佔一頁（並附相片）的短文由作者群供稿再由二名編輯改寫潤飾，可讀性極高（去年底還出了一本《訃聞結集》〔Book of Obituaries〕），醉心英文寫作的人，相信可從中學到不少技法；不過，學好英文猶其餘事，重要的是明白如何蓋棺論死者的功過─既非諛墓亦不打死老虎─才稱公允；這類文章真不易寫。偉人不可能沒有缺點、凡天俗子亦有值得一記的優點；堅守這二項「宗旨」，令《經人》的「訃聞」有益有建設性。
去周的「訃聞」記加蓬的獨裁者邦高，這位統治加蓬四十二年的獨夫六月八日以七十四歲（生於一九三五年）的高齡（該國男性平均壽命不足五十二歲）病逝；這篇「訃聞」把這位真正貫徹「朕即國家」視國庫為私人戶口的獨裁者的荒唐（淫）行徑，寫得活龍活現，讀起來沒有半點哀思而是有點看鬧劇的滑稽感覺。一句話，軍人出身（空軍中尉、以機長〔Captain〕職級退役）的邦高緊緊控制軍權，其領導的加蓬民主黨高高在上、一黨專政（九十年代曾出現反對黨，很快被他成功統戰而成為「忠誠反對派」）；邦高是狂熱的親法分子，一切以法國馬首是瞻，說正確但蹩腳的法文，衣飲食莫不法式是尚，以人均計加蓬是全球消耗法國香檳最多的國家。把國家的天然資源石油（證實藏量三十二億桶）、木材和錳礦的開發權賣給前宗主國，法國於是成為最大既得利益國，派兵駐紮首都，「電召即至」，為邦高敉平數次叛亂進而保住財源。
筆者對邦高的興趣，非自今期《經人》始，早在一九九一年，便為七月號的《信報月刊》寫了一篇〈深挖內幕加鹽加醋的雜誌〉，其中一節「指揮受賄 奏錯國歌」，主角正是加蓬這位世界最資深的民選獨裁總統邦高；這篇拙文收在台北遠景社的《閒讀閒筆》，九六年出版至今雖曾「三刷」，但相信香港讀者尤其是年輕一代未之見，由於內容並未過時，可與這篇「訃聞」併讀的原文如下─ 這一期的《間諜》（ＳＰＹ；按因和紐約聞人特朗普打官司而於二十世紀末停刊）還有一篇精彩絕倫的文章。這篇長文由退休美國新聞處高官 Fred Shaver 執筆，描述他在中非小國加蓬（Gabon）共和國美國使館當文化參贊所見「趣事」，令到我這個對加蓬毫無認識的人，亦讀得津津有味。在 Shaver 筆下，加蓬總統邦高（El Hadj Omar Bongo）好色無能，加蓬則可說是個烏龍之國，而在獨立三十年後，法國仍在此前殖民地駐三萬大軍（加蓬人口約八十萬），實際仍控制這個國家。
Shaver 的故事始於他為新任大使安排向總統呈上任國書，樂隊指揮來向他要美國國歌樂譜，這不算奇，令作者憂慮不已的是這位指揮剛從監獄釋放，他被囚的原因是一連奏錯二次國歌，一次以葡萄牙國歌歡迎英國大使，一次則以北韓國歌迎接到訪的南韓總統，後一次內有蹺蹊，邦高總統大怒，追究責任，將他繫獄；他為加蓬唯一軍樂指揮，到了要歡迎美國大使，不得不將他釋放。惟他出獄後已成小富，因為據說北韓特務給了他一筆錢才有這種貽笑國際效果。
在呈國書儀式上，當大使將 Shaver 介紹給邦高總統時，他突有所悟地說：「啊！文化參贊，你會派人來教我的官員說英語嗎？」在這種場合，Shaver 只有滿口應承，以後的發展牽涉到美國外交界的傾軋，不必細表；經過九個月的公文往還，美國國務院終於送出一套「語言實驗儀器」給加蓬，但邦高指明要一位女性導師，Shaver 幾經辛苦，說服時在加蓬服務的「和平工作團」（Peace Corp.）的隊員出任新職，哪知邦高的目的在和「白種女性做愛」，結果當然搞出漫天風雨；不過，這位導師現在仍在總統府教英文！
加蓬於一九五七年發現石油，成為黑色非洲最富裕的國家，其錳礦（Manganese）佔世界已知蘊藏量三成，同時有豐富的鈾和鐵礦；七十年代後期，全國普查顯示其人口約六十萬，以此人口計算，其人均毛產值太高，不符合「窮國」標準，不能接受國際機構的經援，因此邦高總統在八十年代把人口提升到一百二十萬，「沖淡」了人均毛產值！
只有四呎十吋高的邦高總統，四吋高高跟鞋，這令他在檢閱儀仗隊時十分「異相」；邦高嗜杯中物，經常在官式場合醉得東歪西倒。
這類對美國外交關係不利的文章，只有《間諜》樂於刊登。正是這類對國家、大企業、大明星、大作家……作不留餘地的揭露，才使《間諜》趣味盎然，令人手不釋卷（unputdownable）……。
十多二十年來，邦高在法國的「小心保護」下緊握大權，一連多屆在大選中勝出，九十年代「收編」了反對黨後，其得票率更屆屆上升、直追被美國推翻前的伊拉克總統侯賽因（得票率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邦高與加蓬真的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國防部外交部財政部等要職，皆由他委派家族成員出掌；當西方傳媒指責他貪污及內舉不避親任用親友時，他宣稱加蓬文根本沒有貪污和裙帶關係這些字……。邦高的好色令他要美國供應女教習，當時他仍年輕，「不難理解」，但○四年加蓬首都舉行「人道小姐」（Miss Humanity）選美，已近七十的他竟看中秘魯小姐並把她誘入總統府寢宮……，此事在國際間引起軒然大波，但加蓬人民認為他們「親愛的領袖」有「嚐新」的權利，遂不了了之。
筆者對獨裁者治國之道並無研究，對他們的「趣聞逸事」則頗有興趣，看對其荒誕不經行狀的記述，最是賞心樂事（烏干達前狂人阿敏又是一例）。其實在民智未開的落後國家當獨夫，尤其是在一人一票下仍能做不倒翁式獨夫，都有過人之處，他們視國家財富為家產，當人民為家僕，享盡人間榮華富貴，真是太寫意過癮，遠勝天天為處理、擺平這樣那樣的困難及提防政敵的暗箭而煩惱的大國獨裁者多矣！
邦高魂歸法蘭西，他的繼任人是否獨裁者，筆者不知道，知道的是在民主思潮席捲全球（中國除外）及民智因資訊發達而大開之下，當獨夫的難度日高……。世上的獨夫又少一人，他們真是愈來愈有孤家寡人的寂寞了。
信報財經新聞
P12 | 時事評論 | 林行止專欄 | By 林行止 2009-06-23
美國不足範式 世局愈來愈亂
阿當．史密斯的資本主義沒有問題，正在緩慢復蘇的世界經濟唯有走這條路才能起死回生、再上層樓；然而，「美式資本主義」的可行性甚至可說有害性，已廣泛受學者和論者的質疑。
這是個大題目，也許應簡略地從頭說起。
西方人選擇忘記中國曾是世上最富裕國家的事實，不過，史書清楚記載，在一百九十年前，中國的國民生產毛值佔世界總值三分之一，可惜當時中國軍力與經濟發展不相稱，西方的堅船利炮迫使中國對外開放，殖民者的盤削和不平等貿易條約，加上美國和歐洲的科技革命處於成熟期，中國的國力及經濟從此頹落疲弱；到新中國成立後的一九五○年，中國經濟產出只佔世界ＧＤＰ百分之五。短短不足二百年，變化之大，中國衰落之快，真的教人不敢想像。
掠奪─開發─殖民地天然資源之外，西方強國都藉輸出賺取外，可是，在沒有工業產品出口或海外市場對工業產品缺乏需求的時候，當年西方國家的頭號強權英國竟然強行向中國輸出鴉片，這段歷史中國人尤其是香港人知道得最清楚……。和中國人一樣，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人民早已不相信西方國家是為了改善殖民地人民的物質生活而向她們輸出西方明文，因為「利他主義」在國與國之間從來不曾存在。自由貿易在理論上非常可取，可是，西方國家的做法，令人明白這套理論被政客騎劫，早已成為利己策略的張本，自由貿易理論何時應用，端視是否對本國經濟最有利而定（請參考○七年七月本欄的「地球本來不是平的」系列；收遠景版《次按驟變》）。遠的且別去說，即使在今天，英美歐諸國一方面大幅度津貼本國農業（以交換農民的選票），一方面限制發展中國家農作物─她們唯一的出口貨─進口；在這樣做的同時，最近在意大利召開的Ｇ二十峰會還義正詞嚴地鼓吹自由貿易！
和自由貿易一樣，自由市場理念在理論上亦無懈可擊，可是，它亦成為西方國家榨取發展中國家的藉口。高舉自由市場的大纛，西方企業揮銀彈攻陷發展中世界，它們勾結當地政府，低價收購落後國家的礦山、油田、農地，同時利用她們的廉價勞工興辦工廠，缺乏市場及管理技巧的本地工業因此很難升級很易受淘汰；不但如此，西方資金還隨意地借給這些國家修橋築路建水壩，當她們無力還款時，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便義無反顧地介入，把這類損耗「社會化」，意味債務國不會破產（債權人一定可討回貸款），在這些國際機構斡旋下，其債務由人民集體負責。
美國對金融危機的反應，進一步令世人看清其自私自利和雙重標準的偽善面目。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美國和受其操控的國際貨幣基金迫使有關國家提高利率、削減政府及私人開支、增加儲蓄及減少消費，同時責成有關當局嚴格監管銀行，而且不允許把問題銀行「國有化」；可是，美國在應付這場次按風暴引致的金融海嘯，採用的處方完全不同，同病異藥，令人不勝駭異；自去年中以來，以美國為首西方國家的政府開支大幅增加、財赤繼續膨脹、信貸無限量供應、利率已低至零、大規模注資尋且成為大股東等於變相把問題銀行「國有化」，而且想盡辦法鼓勵人民消費。事隔十年的類似困難，美國竟然採取二種迥然不同的策略，而國基會和世銀毫無異議，這個世界還有公道？
戰後以來，美國在自由世界獨領風騷，金融業更是美資的天下，世人對華爾街銀行家調配金融資源和風險管理有無比信心，但經歷金融海嘯，拜資訊公開、透明及傳媒「挖糞」的獨特功夫，華爾街金融業不按牌理出牌、利用監管寬鬆的漏洞亂搞一通以及從業員貪婪無厭損公益自肥的醜陋行徑，得以大白於天下，傳統上人們對華爾街銀行家的尊敬（甚至敬畏）度由是跌至冰點以下。這種現實，令不少發展中國家再亦不放心讓美國金融業牽鼻子走，亞洲國家紛紛建立本國的金融中心（世界五大銀行中有三家是中國銀行），正是對華爾街信心漸失的表徵。如今中國和印度都以自己的方式和辦法規劃本國經濟，而且成效甚著，那從經濟快速增長可見。
正如諾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史特格利茲（J.E. Stiglitz）在七月號《名利場》的文章〈華爾街的有毒訊息〉斷言：「美國式資本主義已失光采！」事實正是如此，在這種情形，美國財長打「重建世界金融秩序」的旗幟四處推銷其金融策略已難收預期效果，非常明顯，美國在世界金融上的中流砥柱地位（a pivotal role）正在慢慢退化中！
戰後以還，西方經濟蓬勃發展（共產國家走資後經濟亦高速向前），根本原因在政治以人民意念（民主政制）為主導、經濟以市場（自由市場）為依歸的政策收宏效；當前這場由華爾街一手促成的金融海嘯，即使未把這種根基摧毀，卻已引起發達以至發展中國家官民的疑慮甚至疑懼，動搖了美式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可以肯定的是，在經濟範疇美國已失領導地位，但多元發展意味混亂及失序的投機將甚於過去。不過，由於氣勢大不如前的美國仍是世界第一軍事強權，而「五角大樓及商業綜合體」是世界愈亂得益愈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這意味世界政經前景變幻莫測，危機隱伏已是常態。
西方國家能向中國硬銷鴉片及強詞奪理偷換概念地把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等理論作對自己最有利的運用，歸根到底，是有軍事力量的支持，十九世紀的英國（和法國）以至二十世紀的美國，俱為超級軍事強權，因此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能予取予攜……。中國的和平崛起，若無足以匹配的軍力為後盾，在言文層次（包括去周在俄羅斯召開的上海合作組織及金磚四國會議）肯定可以非常風光，但在實際層面仍得隨美國音樂起舞！
信報財經新聞
P12 | 時事評論 | 林行止專欄 | By 林行止 2009-05-08
盛衰循環不可免豐年之後是荒年
造成經濟起伏（升降）循環的成因，大體來說，經濟學家的看法可歸納為下述五種。
純貨幣說（Purely Monetary Theory）指出貨幣流量（Flow of Money）的變動令經濟盛衰交替，因此，只要能夠有效地控制貨幣流量，經濟不會大幅波動，循環便不會出現。這即是說，保持貨幣無限量供應，經濟便可永享繁榮。顯而易見，這種理論早為經濟學家唾棄，因為貨幣無限量供應會造成惡性膨脹，結果經濟不是繁榮昌盛而是為通脹所徹底摧毀。美國政府應付「金融海嘯」的手法，極可能蹈此覆轍。
過度投資說（Over-investment Theory）認為在好景或利率偏低時，工商界為了適應市場殷切的需求，會輕易作過度擴張、過分投資，而當銀行或投資者為避免承擔高風險而收縮投資時，衰退便接踵而至。據這一派學者的分析，由於從投資到真正產出，有一段時間差，因此在市場要求殷切時進行投資，到有產品應市時，由於市場需求受種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可能已陷萎縮，結果形成生產過剩，衰退便不可避免。
消費不足說（Under-Consumption Theory）亦稱過度儲蓄論。這一派的結論是，消費者因不同理由（當前是次按風暴引致的金融海嘯，一般是缺乏福利特別退休保障及沒有醫療保險的社會），傾向於積穀防飢，或在經濟蕭條中損失慘重以致無力消費，令消費追不上供應，即消費者的支出無法吸納已進行生產的消費品，等於市場積壓大量存貨，廠商被迫停產、失業率高升，經濟衰退隨之出現。凱恩斯的財政政策便是針對這種情況，而且證實有效，可惜它只可以「江湖救急」，有長期負面副作用，最後必會把經濟根基搞垮！面對「金融海嘯」導致「總合需求不足」的困局，凱恩斯學說又成「顯學」，每個國家都向市場「注資」以刺激經濟，經濟下挫之勢放緩稍後甚且會回升，但其後遺症才教人心驚膽戰，因為惡性通脹遲早必至！
心理因素說（Psychological Theory）認為人類對前景的心態時喜時悲，即對前景的預期有時樂觀有時悲觀，樂觀時大事消費，甚至先使未來錢（尤其是未來沒有的錢）。事實上，這種做法並非非理性，因為人們普遍相信經濟會持續增長，收入隨之不斷增加，以未來所賺支付欠債，綽有餘裕，因此盡情消費，經濟遂欣欣向榮、蓬勃繁榮。可是，當消費者對前景有悲觀預期時，經濟便會掉頭跌入衰退深淵，預期未來的收入變成沒有收入，個人進而整個國家經濟便陷入水深火熱中。
創新說（Innovation Theory）為大名鼎鼎的熊彼德（J. Schumpeter, 1883-1950）所創，他指出受市場歡迎的創新發明，必會引起業界跟風，因而有大量投資，而投資活動帶旺經濟，銀行信用隨之膨脹；到了投資活動進入收成期，即創新的產品上市，廠商有收入，開始償還銀行負債，如此時沒有進一步的創新發明，信用便會逐步收縮，經濟活動趨於緩和，經濟亦就盛極而衰。
此外，我們當然不可忘記英國經濟學名家哲逢士（W. S. Jevons; 1835-1882）的「農作物收成論」（Harvest Theory），在農業社會，此說是具有很大說服力；由於農作物的豐收歉收，與氣候變化有關，因此該學派亦涉及對太陽黑子循環的研究，因為太陽黑子的出現與天氣好壞有直接關係。不過，由於農業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已不重要，這種學說當然被時代淘汰—但亦不是徹底淘汰，因為農作物豐收歉收，仍對商品期貨價格升沉有一定影響。
經濟循環研究是經濟學的一支重要流派，很多著名經濟學家如米賽斯（L. E. von Mises, 1881-1973）、海耶克（F. A. von Hayek, 1899-1992）、祈連（L. R. Klein, 1920-）、赫伯拉（G. Haberler, 1900-1995）、古柏民（T. C. Koopmans, 1910-1985）、盧卡斯（R. E. Lucas, 1937-）以至森穆遜（P. A. Samuelson, 1915-）等，均曾在這方面下過苦功，且各有所成；而不論從哪一角度看，以「經濟生機的長波」（The long waves in economic life）聞名的蘇聯經濟學家康特拉狄夫（N. D. Kondratieff，生於一八九二年；一般辭書都說他於一九三一年去世，保爾格萊夫經濟學大辭典比較謹慎，在這個年份之前加上問號；據十多年前戈爾巴喬夫時期為他翻案時的資料，他正確的終年是一九三七年）這方面的研究亦大有所成，他根據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八年的經濟數據，推斷資本主義不會因為經濟蕭條而淪亡，並堅信資本主義會在盛衰交替中不斷向前發展（康特拉狄夫自稱受「蘇聯〔烏克蘭〕有史以來最偉大經濟學家」屠岡．巴寧諾夫斯基〔M. I. Tugan-Baranovsky, 1865-1919〕的影響）。這種論證與馬克思資本主義必亡的教條不同，斯大林一怒之下，把他充軍西伯利亞……。
商業（經濟）循環困擾世人，由來已久，經濟學家致力把之「馴伏」，至二十年代奧國學派（代表人物有米賽斯等）始有所成，而四十年代凱恩斯在《通論》（一九三六年出版）中提出的財政政策，目的在從上帝之手奪回主宰經濟的大權……。可惜搞來搞去，循環揮之不去。如今政府─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政府和中國─都用「霹靂手段」試圖令經濟不致陷入衰退循環，事實的確收到一定效果，可是天下並無沒有循環的經濟，意味所有落重藥的國家稍後都要為拖緩衰退的出現付出沉重代價！ ‧從《聖經》的「七個豐年」說經濟循環．二之二
大法官的笛子往哪裏送？
一、
曾接受本報訪問的當代大儒、一九九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耶．仙，在剛出版的《正義的概念》（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中，舉了一個正義難求的例子。
有三個同樣渴望得到一支笛子的小孩，小明的理由是他最窮，捨笛子以外，根本沒有其他玩具；大明則以三人之中，只有他會吹笛而應當歸其所有；家明的理由聽來更為充分，因為他曾參與笛子的製作。
這只是一樁生活小事，笛主大可以憑他對三個小孩的不同喜好程度，作出最符合本身意願或最符合客觀現實的送贈，可是笛主是「胸」中樓閣型的「知識分子」，他循「正義哲學」思考取捨，愈想愈難作出決定。
根據經濟權利平等主義亦即正統社會主義的主張，笛子該送小明，因為他最應該受幫助，而且笛子是他唯一的玩具，其他二人沒有笛子，還有別的東西可以玩耍；若依自由學派（右傾保守主義）的思路，笛子便該送給花了時間、用了工夫製造此物的家明，因為有付出的當有回報是鼓勵人們努力工作的最佳辦法；然而，功利享樂派（Utilitarian Hedonist）卻會以為，此笛非大明莫屬，因為是三人之中唯一得物有所用，他既能從中獲得最大樂趣、展示才能，並有可能產生界外利益（其他人欣賞他的吹奏）……。源於不同的意識取向，笛主莫之能決，我們現在身處的所謂「公義社會」（Just Society），缺乏一套統一價值取向，他遂為無法作出最適決定而苦惱，最後也許要從《聖經》尋求「合理」處置。
阿瑪耶．仙筆下的笛主，若有專制國家的思維，笛子給誰的問題根本不存在，因為家庭背景最「紅」的孩子肯定可得笛子！如今香港夾在過去英式價值觀念與若干年後將與中國融合一體的考量，道德意向前迴後盪，笛主的困惑更深，也許只有放棄送贈笛子的權利，才不致心力交瘁。
二、
回歸十二、三年，香港政、經、社各個層面都在醞釀變化或已起變化，在這情形下，香港面貌不致全非，主要是依靠法治精神這塊磐石巍然未動，雖然期間發生多次試圖動搖其根本的「釋法」擾攘，不再「不動如山」，但總算把持得住而屹立不倒。
這塊磐石的守護者付出了極大努力，立足其上享受新主人信誓旦旦甚至白紙黑字答允的「美好舊日子」的人們，莫不異口同聲對他讚譽有嘉。按照常理，這位沐浴在一片歌頌聲中的守護者，自當盡其在我、站穩崗位，堅定不移地繼續擔當他的角色；可是，他卻在「身體健康全身沒有病痛」的狀況下急流勇退—大前提是以司法系統的人事部署為原由，再以本身進退有時、當有優游歲月為考慮，李大法官申請退休的理由兼具情理，外人實在不必說三道四，然而，香港像笛主般愛揣度思考的人多的是，他們紛紛從北方傳來見微知著的訊息中領略弦歌雅意。
《基本法》的最後解釋權在人大常委手裏，用香港慣用語言，是人大常委對香港小憲法具有覆核權，過去香港經歷了三次人大「釋法」，算是有驚無險，唯香港司法當局的「肉『裁』砧板上」的無助特性已全面暴露；作一個淺俗的比喻，香港司法女神已被斬去一手，另一手迄今為止尚能運作，只要別再做出促使北京出手「釋」法（除有解釋之意，尚有「杯酒『釋』兵權」的含義），香港司法仍有可為。
可是，三權不可分立論及立法司法合作論（姑勿論「司法政治化」），早已不再是「潤物細無聲」，雖不至於是風吹雨打式的進犯，漸趨「埋身」則彰彰明甚。站在北京的立場，「五十年不變」絕非一切不變，而是必須在其操控下有秩序地變，唯有如此，才能穩渡到五十年後的一國大統。上述論調以至建立第二個權力中心論，皆為中央全面接收香港應有的部署，而執中扼要，有計劃地插手司法人員特別是法官聘用、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及司法覆核委員會委員的委任，便是關鍵所在，只要在這些重要部門安插一些足以反映「上意」的人，香港司法便會慢慢新加坡化—表面上維持英國法治傳統、香港司法制度亦延續不輟，但中國和特區政府他日在法律上穩操勝券。新加坡政府從來不曾敗訴，特區政府的裁決卻多次為「司法覆核」所推翻，對不諳法治底蘊的人，這是必須予以糾正的。退一步看，無神論者的中共與建基於基督精神的西方法治，先天失調；形而上的不調協，有機會當然要修之改之。
這種無形變化，必會使那些執於司法必須絕對嚴明有序不受政治影響者意興闌珊！
三、
一九九七年五月下旬，臨時立法會通過「候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支持候任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委任李國能為香港特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動議」時，就此重要人事任命，筆者發表一些議論（均收在台北遠景社的《忠黨報國》一書），其中提出了二點「隱憂」，大體來說，筆者擔心李氏出身於為了世系綿延而必須經常與權力當局妥協的香港世家，加上他比較年輕（四十八歲，為歷任此職者最年輕的一位），「來日方長」，可能較易向權力來源靠攏甚至「叩頭」，結果無法貫徹英國法治「昭彰公義使市民的權利與自由獲得保障」的特色……。
事實證明，李國能不負所託。
回歸以來，港人的權利與自由度並無太大倒退，這一方面當然與北京仍然執意力保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大方針有關，一方面則與李大法官持正不阿力保法治原則有關。香港的社會價值觀念正不斷改變，在不知所措的大氛圍下，李大法官堅守過去源自英國的法制，加上一份承傳自基督精神的道德勇氣，使他進退有度，是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委以重任的人選中，最孚眾望第一人。
香港人應向李國能大法官致敬！
信報財經新聞 戴天 2009-09-07
不離一個謀字
也許確如魯迅在其《隱士》一文中所說：「非隱士的心目中的隱士，是聲聞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這種人物，人間是不會知道的」。
不過，古往今來，姑且不論其真假，許許多多所謂隱士，卻聲名大噪、為世所知。見於古籍，如皇甫謐《高士傳序》，就有「洪崖先生，創高道於上皇之代：許由善卷不降於唐虞之朝」等語，則似乎在三皇、五帝的時代，高隱之士就出現了。《後漢書．逸民傳序》亦稱，舜時有隱逸之人。而據說在孔子之世，由於「孔子稱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高士傳序》），其「名單」中便有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楚狂接輿等隱士。
但儘管上古之世的隱士，真假難辨，「姑妄言之」，有關隱士的種切，卻「史不絕書」，而其中有的，更幾乎就是人所稱頌及效法的楷模。如《舊唐書．隱士傳序》，即認為某些隱士，為求寧靜與淡泊，而「放情肆志，逍遙泉石，無意於出處之間」；《隨書．隱逸傳序》，也對於不想獻媚求進，或不甘為五斗米折腰，無視於名利的隱士，認為其「安苦節，甘賤貧」，「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等等。
然而，這也只是隱士所謂息貪立懦，有助於激濁揚清，挽救政風與士風的美好一面。更多的時候，似乎也有更多的所謂隱士，如《舊唐書．隱逸傳序》所說，是「身在江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托薜蘿以射利，假崖壑以釣名」；亦即為了官位，故意以隱居相標榜，以博當權者的注視，並以此特殊的方式，而進入仕途，以期名利雙收。也不管孔子是否曾「稱舉逸民」，且認為如此一來，「天下之人歸心焉」。但自秦漢以降，歷朝列代的統治者，為了爭取民心，提高民意，總也裝模作樣，似乎求賢若渴，會找些隱士出來當官，以致而有「凡中賢之主，未嘗不聘岩穴之隱，追遯世之民」現象。
或曰：史書與一些典籍，之所以為某些真正的高士與隱逸立傳，似不無間接針砭不良士風與政風之意。但好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當隱逸之風與名利相結合，而為人主者，亦以此為籠絡和收買之資，則以隱逸為手段，有隱逸之名而無隱逸之實，務求晉爵加官的所謂隱士，也就大有人在，且其花樣更是百出了。亦因此，所謂隱逸，在某些人，充其量是精心設計、刻意盤算的騙局，其汲汲求名、孜孜求利，與世俗或出仕之人相較，只有過之而無不及。所謂「翩然一隻雲中鶴，飛來飛去宰相家」，正是這類所謂隱士的寫照。而唐人左偃有句云：「謀隱謀官兩無成」，也清楚說明，無論是謀隱還是謀官，都離不開一個謀字。既然必須「謀」，那就是「假隱士名，以詭祿仕」，何足道哉了！
信報財經新聞 By 楊我(新聞工作者) 2009-09-07
從頭條新聞看報紙立場
「武警大哥，唔好保護我！」這句帶有黑色幽默的話，已成為傳媒行家的潮語。
三名香港記者在新疆採訪時遭武警拳打腳踢，其中無電視記者林子豪更被武警用槍指嚇，最終當然舉手投降，其中兩人被反綁雙手跪在路邊。幸好有線電視記者把一些場面拍下，全世界都在看。
請武警不要保護記者
記者被扣押三小時後獲釋，林子豪引述一位高級武警指揮官說，當時懷疑他們在偷拍，雖然記者都出示了採訪證，但武警認為證件可以偽冒，因為那些採訪證十分容易買到。烏魯木齊的新聞辦反應算快了，當晚便召開記者會解畫，在林子豪和眾多傳媒面前睜大眼說：「武警是在保護記者。」並且指摘被毆打的記者不是在進行正常採訪。
「打記者等於保護記者」的謬論在最後新聞播出，正在趕截稿死線的報館行家登時嘩然，齊齊在 Facebook 與 MSN 表態，「唔好保護我」、「愛你等於打你」、「打記者用力、抵擋暴徒無力」……精句紛紛湧現，有行家更聯想到周星馳的無厘頭論調，笑談間不無悲哀。大家都祝願在內地採訪的行家們多多保重，提防暴徒針筒之餘，也望武警和公安們手下留情，「千祈唔好打面」。
無、亞視、now 和有線等電視台都把武警打記者放在頭條，至於報館呢？透過「慧科訊業」（Wisers）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現代都市人不能沒有互聯網，行家則不能沒有「慧科訊業」。根據公司網頁資料介紹，慧科始於一九九二年，原是中文大學一個學術研究項目，核心技術是「採集資訊作內容管理」，一九九八年進行商業化，推出WiseNews 搜尋系統，目前已有超過一千五百個機構提供新聞及各類資訊，形成強大的資料庫。
就像網上搜索器一樣，慧科搜索改變了新聞和學術界的「搵料」方式，行家想知道近十年發生的新聞大事，已毋須到資料室翻看那些雜亂發黃的報紙，只要按幾個掣，就知道大事的發生日期與細節，省下許多編採時間。
看報章的頭條新聞，就能窺探城市的思想脈絡，慧科提供每天報章的頭條新聞作對比，從選材與報道角度去分析，就會發現這個小城是如此「精神分裂」，就算面對五一二汶川大地震、二○○八年奧運開幕、香港記者被公安屈藏毒、李國能提早辭官、新疆騷動記者被打等重大事件上，翌日的報紙頭條總會有不同。
在一般工作日裏，慧科把十八份香港報紙的頭條新聞一拼貼出，當中三份是英文報，三份是中文免費報，兩份是財經報，其餘十份是綜合性報紙。去年五月十二日四川發生八級大地震，死傷程度絕對是國際級重大新聞，應是翌日頭條的首選，但《香港商報》卻是〈內地四月ＣＰＩ漲 8.5% 仍高企 準備金率再增0.5點遏通脹〉，而《太陽報》則選擇〈相隔四日悲傷母親節╱母女同地吊頸亡〉。
至於今年八月中，now 電視台記者在成都採訪維權人士譚作人受審案，卻在酒店內被「無證」（無法出示證件）公安屈藏毒，軟禁六小時，打壓新聞自由及公平審訊的用意彰彰甚明，影響深遠。翌日兩份英文報章均把此新聞放在頭條，但中文報章只有《明報》、《都市日報》和《AM730》放頭，而《蘋果日報》竟把報道安排在國際兩岸版面，彷彿認為事件與港人無關。
只需取悅目標讀者群
至於近日新疆騷動再起，此等大事發生於國慶六十周年前夕，全世界都關注，就算香港記者沒有被打，都該放在最前吧？然而，上周六全港十三份中文報章裏，有七份以此為頭條，其中《大公報》標題是〈烏警放催淚彈 嚴防衍生騷亂〉，整篇報道超過一千字，當然以「和諧」為主調，絕口不提記者被打，引言更稱〈烏市目前局勢可控，市況漸趨平靜〉，真是信不信由你。
其他報章的頭條選材包括有康文署公園搜捕福鱷、消防員跑四百米救女傷者、北上消費港客急升、內地調高ＱＦＩＩ額度令恒指大漲等等，對於這些新聞把新疆的騷動壓下，不知讀者有何看法。
說到底，報紙都是消費品，只需取悅目標讀者群即可，頭條相異沒什麼大不了。因投入保釣運動而喪失博士學位的台灣文人劉大任，○七年七月在《台灣壹週刊》專欄文章〈王建民現象〉裏，講述台灣的棒球將王建民在美國球壇打出好成績，以當地報紙的處理報道手法，就能解讀報紙背後的意識形態，結論是：「報紙似乎將『立場』的重要性，置於『公器』之上，甚至連體育運動消息的報道，都免不了摻雜這種色彩。」 是的，文人辦報的年代早已結束，報紙是商品不是公器，不求公信力，但求立場夠鮮明，能吸引讀者和爭到廣告就好，讀者們，明白了沒有？
報紙電視化勢難改
早前指壹傳媒原定於九月在網上推出動畫新聞片，據聞老闆黎智英早前看過試片後極不滿意，恐怕以目前質素的影片「一播出街即死」，已將計劃推遲最少兩個月。對於影片面世日期一拖再拖，內部人早料有此一，坦然說：「已經一推再推三推，推到去堆田區。不斷話 try，做到 dry。」籌備經年，從 try 到 dry，老闆近日請來在八十年代帶出香港電影「新浪潮」的導演譚家明作旗手，指導製作人員重整影片質素。
譚大導剪片功力深厚，作品具有強烈個人風格，三年前推出的《父子》亦屢獲大獎，他雖年屆六十一歲，但仍在城大的創意學院當副教授，可見未與時代脫節，或許真的能為壹電視帶來新希望，值得期待。
另一方面，《蘋果》將於短期內推出官方 iPhone 程式，方便讀者看報兼報料。iPhone 是潮人恩物，用戶愈來愈多，手機有強大攝錄功能，若《蘋果》能從中殺出一條血路，說不定能搶佔先機。
數月前一位曾經跟隨黎智英打天下、現於電子傳媒擔任高層的前輩認為，他指黎智英以往的業務都已有人創立，他只是看到現存行業的缺點和潛力，大刀闊斧把粗石修飾成精雕細啄的寶石，還迫令同行跟風改進，創立佐丹奴如是，辦報紙雜誌亦然。然而報紙「電視化」、「手機化」的傾向已不可逆轉，暫時連門兒都沒有，是由零開始的創業過程，一旦稍為成功，人家又能迅速跟上，故他並不看好報業搞電視的前景。
前輩所說的話，亦是全球報業將要面對的困境，報紙電視化的成敗得失，所有行家都在看。
學習欲望之重拾 陳載澧 2009-09-03 信報
我們都知道，學問不可能灌輸，孩子們要學懂建構知識。但在紛紜的資訊被塑建成形之前，他要面對的是一種渾茫的狀態；因此，他便須具備「學習的欲望」，才可能留在那朦朧境域一段時間，鍥而不捨地摸索。
這種欲望本來是與生俱有，是人類在生存、繁殖以外最強的本能欲望，他們賴以在漫長的進化過程裏得以代代存活。我們在小時的所以能在跌跌碰碰中學懂走路、在一片噪音裏學懂講話，憑的就是這種探索未知、尋找方向的欲望。
問題是，人們總像是到達某種年齡後，便丟失了這種本能。它的丟失，大部分是由於體制教育的介入。基於種種原因，對孩子們的學習引進了考試、評分等外加動機（extrinsic motivation），結果是把學習的內發動力嚴重削弱，甚或摧毀。
這災難的來源分兩種。其一是直接的顛覆—考核的取向愈是因問責等壓力而追求客觀、可比，其內容便愈無意義。余秋雨在〈十萬進士〉一文裏，便提到科學試題從隋唐的辭賦經典、宋代的時務策論，發展到明清時了無意義的八股文章，便是一例。到了現代，最客觀可比的是選擇題，連電腦也可批閱，但其量度的也與應試者的真正能力無多少關係。考試的方式也難免決定教與學的內容，而內容既乏意義，孩子們學習的內發動力亦隨之消失。
其二則是間接的顛覆—外加的動機往往會埋掩或削戕內發的動力。以下的故事或可說明：一天，一位孤僻老人住處的鄰近空地來了一群小孩，天天在那兒打球，喧鬧不堪。老人心生一計，小孩每天打球便給他們零用錢獎勵，但幾天後便訴說自己經濟困難，逐漸把金額削減，最後更無奈地說沒法給錢了。孩子們深心不忿，說不願免費打球，呼嘯而去，於是老人便重獲清靜……孩子們就是忘記了自己本來不必有任何獎賞都喜愛打球。這雖是故事一宗，但其要點欲已被 Deci 等認知心理學家以實驗反覆驗證—外加動機確可使人忘卻內發的動力。
另一方面，考試與評核雖對真正的學習不利，但卻擔負着推動社會階層流動的功能，誰也想不到辦法可取代它；也正因如此，它承受的問責壓力便極大，客觀與可比性更是必須，在可見將來似乎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善。事情既牽連了社會的整體，那窒息性的壓力便層層相因，更首尾相接—學生說是老師相迫，老師則認定是校長指令，校長又感到是當局的取向，當局則辯稱是家長、民眾及輿論的壓力，後者又聲言是樣樣為了孩子……。
唯一的希望是全民上下的覺悟，了解到考試評核雖未可取締，卻有着本質的矛盾，不宜再無限地擴張其籠罩的範圍，容許另有較充裕的自主空間，讓源於內發動力的學習行為得以發生。
溫州街到溫州街 林文月
從溫州街七十四巷鄭先生的家到溫州街十八巷的臺先生家，中間僅隔一條辛亥路，步調快的話，大約七、八分鐘便可走到，即使漫步，最多也費不了一刻鐘的時間。但那一條車輛飆馳的道路，卻使兩位上了年紀的老師視為畏途而互不往來頗有年矣！早年的溫州街是沒有被切割的，臺灣大學的許多教員宿舍便散布其間。我們的許多老師都住在那一帶。閒時，他們經常會散步，穿過幾條人跡稀少的巷弄，互相登門造訪，談天說理。時光流逝，臺北市的人口大增，市容劇變，而我們的老師也都年紀在八十歲以上了，辛亥路遂成為咫尺天涯，鄭先生和臺先生平時以電話互相問安或傳遞消息；偶爾見面，反而是在更遠的各種餐館，兩位各由學生攙扶接送，筵席上比鄰而坐，常見到他們神情愉快地談笑。
三年前仲春的某日午後，我授完課順道去拜訪鄭先生。當時《清晝堂詩集》甫出版，鄭先生掩不住喜悅之情，叫我在客廳稍候，說要到書房去取一本已題簽好的送給我。他緩緩從沙發椅中起身，一邊念叨著：「近來，我的雙腿更衰弱沒力氣了。」然後，小心地蹭蹬地在自己家的走廊上移步。望著那身穿著中式藍布衫的單薄背影，我不禁又一次深刻地感慨歲月擲人而去的悲哀與無奈！
《清晝堂詩集》共收鄭先生八十二歲以前的各體古詩千餘首，並親為之註解，合計四八八頁，頗有一些沈甸甸的重量。我從他微顫的手中接到那本設計極其清雅的詩集，感激又敬佩地分享著老師新出書的喜悅。我明白這本書從整理，謄寫，到校對、殺青，費時甚久；老師是十分珍視此詩集的出版，有意以此傳世的。
見我也掩不住興奮地翻閱書頁，鄭先生用商量的語氣問我：「我想親自送一本給臺先生。你哪天有空，開車送我去臺先生家好嗎？」封面有臺先生工整的隸書題字，鄭先生在自序末段寫著：「老友臺靜農先生，久已聲明謝絕為人題為書簽，見於他所著《龍坡雜文》〈我與書藝〉篇中，這次為我破例，尤為感謝。」但我當然明白，想把新出版的詩集親自送到臺先生手中，豈是僅止於感謝的心理而已；陶潛詩云：「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何況，這是蘊藏了鄭先生大半生心血的書，他內心必然迫不及待地要與老友分享那成果的吧！
我們當時便給臺先生打電話，約好就在那個星期日的上午十時，由我駕車接鄭先生去臺先生的家。其所以挑選星期日上午，一來是放假日子人車較少，開車安全些；再則是鄭先生家裏有人在，不必擔心空屋無人看管。
記得那是一個春陽和煦的星期日上午。出門前，我先打電話給鄭先生，請他準備好。我依時到溫州街七十四巷，把車子停放於門口，下車與鄭先生的女婿顧崇豪共同扶他上車，再繞到駕駛座位上。鄭先生依然是那一襲藍布衫，手中謹慎地捧著詩集。他雖然戴著深度近視眼鏡，可是記性特別好，從車子一發動，便指揮我如何左轉右轉駛出曲折而狹窄的溫州街；其實，那些巷弄對我而言，也是極其熟悉的。在辛亥路的南側停了一會兒，等交通號誌變綠燈後，本擬直駛到對面的溫州街，但是鄭先生問：「現在過了辛亥路沒有？」又告訴我：「過了辛亥路，你就右轉，到了巷子底再左轉，然後順著下去就可以到臺先生家了。」我有些遲疑，這不是我平常走的路線，但老師的語氣十分肯定，就像許多年前教我們課時一般，便只好依循他的指示駕駛。結果竟走到一個禁止右轉的巷道，遂不得不退回原路，重新依照我所認識的路線行駛。鄭先生得悉自己的指揮有誤，連聲向我道歉。「不是您的記性不好，是近年來臺北的交通變化太大。您說的是從前的走法；如今許多巷道都有限制，不准隨便左轉或右轉的。」我用安慰的語氣說。「唉，好些年沒來看臺先生，路竟然都不認得走了。」他有些感慨的樣子，習慣地用右手掌摩挲著光禿的前額說。「其實，是您的記性太好，記得從前的路啊。」我又追添一句安慰的話，心中一陣酸楚，不知這樣的安慰妥當與否？
崇豪在鄭先生上車後即給臺先生打了電話，所以車轉入溫州街十八巷時，遠遠便望見臺先生已經站在門口等候著。由於我小心慢駛，又改道耽誤時間，性急的臺先生大概已等候許久了吧？十八巷內兩側都停放著私家小轎車，我無法在只容得一輛車通行的巷子裏下車，故只好將右側車門打開，請臺先生扶鄭先生先行下車，再繼續開往前面去找停車處。車輪慢慢滑動，從照後鏡裏瞥見身材魁梧的臺先生正小心攙扶著清瘦而微僂的鄭先生跨過門檻。那是一個有趣的形象對比，也是頗令人感覺溫馨的一個鏡頭。臺先生比鄭先生年長四歲，不過，從外表看起來，鄭先生步履蹣跚，反而顯得蒼老些。
待我停妥車子，推開虛掩的大門進入書房時，兩位老師都已端坐在各自適當的位置上了——臺先生穩坐在書桌前的籐椅上，鄭先生則淺坐在對面的另一張藤椅上。兩人夾著一張寬大的桌面相對晤談著；那上面除雜陳的書籍、硯臺、筆墨，和茶杯、菸灰缸外，中央清出的一塊空間正攤開著《清晝堂詩集》。臺先生前前後後地翻動書頁，急急地誦讀幾行詩句，隨即又看看封面看看封底，時則又音聲宏亮地讚賞：「哈啊，這句子好，這句子好！」鄭先生前傾著身子，背部微駝，從厚重的鏡片後瞇起雙眼盯視臺先生。他不大言語，鼻孔裏時時發出輕微的喀嗯喀嗯聲。那，是他高興或專注的時候常有的表情，譬如在讀一篇學生的佳作時，或轉別人談說一些趣事時；而今，他正十分在意老友臺先生對於他甫出版詩集的看法。我忽然完全明白了，古人所謂「奇文共欣賞」，便是眼前這樣一幕情景。
我安靜地靠牆坐在稍遠處，啜飲杯中微涼的茶，想要超然而客觀地欣賞那一幕情景，卻終於無法不融入兩位老師的感應世界裏，似乎也分享得他們的喜悅與友誼，也終於禁不住地眼角溫熱濕潤起來。
日後，臺先生曾有一詩讚賞《清晝堂詩集》：
千首詩成南渡後，
精深雋雅自堪傳。
詩家更見開新例，
不用他人作鄭箋。
鄭先生的千首詩固然精深雋雅，而臺先生此詩中用「鄭箋」的典故，更是神來之筆，實在是巧妙極了。
其實，兩位老師所談並不多，有時甚至會話中斷入，而呈現一種留白似的時空。大概他們平常時有電話聯繫互道消息，見面反而沒有什麼特別新鮮的話題了吧？抑或許是相知太深，許多想法盡在不言中，此時無聲勝有聲嗎？
約莫半個小時左右的會面晤談。鄭先生說：「那我走了。」「也好。」臺先生回答得也簡短。
回鄭先生家的方式一如去臺先生家時。先請臺先生給崇豪、秉書夫婦打電話，所以開車到達溫州街七十四巷時，他們兩位已等候在門口；這次沒有下車，目送鄭先生被他的女兒和女婿護迎入家門後，便踩足油門駛回自己的家。待返抵自己的家後，我忽然冒出一頭大汗來。覺得自己膽子真是大，竟然敢承諾接送一位眼力不佳，行動不甚靈活的八十餘歲老先生於擁擠緊張的臺北市區中；但是，又彷佛完成了一件大事情而心情十分輕鬆愉快起來。
那一次，可能是鄭先生和臺先生的最後一次相訪晤對。
鄭先生的雙腿後來愈形衰弱，而原來硬朗的臺先生竟忽然罹患惡疾，纏綿病榻九個月之後，於去秋逝世。
公祭之日，鄭先生左右由崇豪與秉書扶侍著，一清早便神色悲戚地坐在靈堂的前排席位上。他是公祭開始時第一位趨前行禮的人。那原本單薄的身子更形單薄了，多時沒有穿用的西裝，有如掛在衣架上似的鬆動著。他的步履幾乎沒有著地，全由女兒與女婿架起，危危顛顛地挪移至靈壇前，一路慟哭著，涕淚盈襟，使所有在場的人倍覺痛心。我舉首望見四面牆上滿布的輓聯，鄭先生的一副最是真切感人：
六十年來文酒深交弔影今為後死者
八千里外山川故國傷懷同是不歸人
那一個仲春上午的景象，歷歷猶在目前，實在不能相信一切是真實的事情！
臺先生走後，鄭先生更形落寞寡歡。一次拜訪之際，他告訴我：「臺先生走了，把我的一半也帶走了。」語氣令人愕然。「這話不是誇張。從前，我有什麼事情，總是打電話同臺先生商量；有什麼記不得的事情，打電話給他，即使他也不記得，但總有些線索去打聽。如今，沒有人好商量了！沒有人可以尋問打聽了！」鄭先生彷彿為自己的詩作註解似的，更為他那前面的話作補充。失去六十年文酒深交的悲哀，絲毫沒有掩飾避諱地烙印在他的形容上、回響在他的音聲裏。我試欲找一些安慰的話語，終於也只有惻然陪侍一隅而已。腿力更為衰退的鄭先生，即使居家也須倚賴輪椅，且不得不雇用專人伺候了。在黃昏暗淡的光線下，他陷坐輪椅中，看來十分寂寞而無助。我想起他〈詩人的寂寞〉啟首的幾句話：「千古詩人都是寂寞的，若不是寂寞，他們就寫不出詩來。」鄭先生是詩人，他老年失友，而自己體力又愈形退化，又豈單是寂寞而已？近年來，他談話的內容大部分圍繞著自己老化的生理狀況，又雖然緩慢卻積極地整理著自己的著述文章，可以感知他內心存在著一種不可言喻的又無可奈何的焦慮。
今年暑假開始的時候，我因有遠行，準備了一盒鄭先生喜愛的鬆軟甜點，打電話想徵詢可否登門辭行。豈知接電話的是那一位護佐，她勸阻我說：「你們老師在三天前突然失去了記憶力，躺在床上，不方便會客。」這真是太突然的消息，令我錯愕良久。「這種病很危險嗎？可不可以維持一段時日？會不會很痛苦？」我一連發出了許多疑問，眼前閃現兩周前去探望時雖然衰老但還談說頗有條理的影像，覺得這是老天爺開的玩笑，竟讓記性特好的人忽然喪失記憶。「這種事情很難說，有人可以維持很久，但是也有人很快就不好了。」她以專業的經驗告訴我。
旅次中，我志忑難安，反覆思考著：希望回臺之後還能夠見到我的老師，但是又恐怕體質比較薄弱的鄭先生承受不住長時的病情煎熬；而臺先生纏綿病榻的痛苦記憶又難免重疊出現於腦際。
七月二十八日清晨，我接獲中文系同事柯慶明打給我的長途電話。鄭先生過世了。慶明知道我離臺前最焦慮難安的心事，故他一再重複說：「老師是無疾而終。走得很安詳，很安詳。」
九月初的一個深夜，我回來。次晚，帶了一盒甜點去溫州街七十四巷。秉書與我見面擁泣。她為我細述老師最後的一段生活以及當天的情形。鄭先生果然是走得十分安詳。我環顧那間書籍整齊排列，書畫垂掛牆壁的客廳。一切都沒有改變。也許，鄭先生過世時我沒有在臺北，未及瞻仰遺容，所以親耳聽見，也不能信以為真。有一種感覺，彷彿當我在沙發椅坐定後，老師就會輕咳著、步履維艱地從裏面的書房走出來；雖是步履維艱，卻不必倚賴輪椅的鄭先生。
我辭出如今已經不能看見鄭先生的溫州街七十四巷，信步穿過辛亥路，然後走到對面的溫州街。秋意尚未的臺北夜空，有星光明滅，但周遭四處飄著悶熱的暑氣。我又一次非常非常懷念三年前仲春的那個上午，淚水便禁不住地婆娑而往下流。我在巷道中忽然駐足。溫州街十八巷也不再能見到臺先生了。而且，據說那一幢日式木屋已不存在，如今鋼筋水泥的一大片高樓正在加速建造中；自臺先生過世後，實在不敢再走過那一帶地區。我又緩緩走向前，有時閃身讓車輛通過。
不知道走了多少時間，終於來到溫州街十八巷口。夜色迷濛中，果然矗立著一大排未完工的大廈。我站在約莫是從前六號的遺址。定神凝睇，覺得那粗糙的水泥牆柱之間，當有一間樸質的木屋書齋；又定神凝睇，覺得那木屋書齋之中，當有兩位可敬的師長晤談。於是，我彷彿聽到他們的談笑親切，而且彷彿也感受到春陽煦暖了。
梁高美懿 2009-08-19 信報
化挑戰為良機
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本科課程早前與逸夫書院合辦座談會，邀請恒生銀行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梁高美懿與學生及校友講述她在職場中遇到的挑戰，以及如何將挑戰轉化為機會，為個人日後的事業發展奠下良好基礎。以下是梁女士的講詞中譯本。
我很高興獲邀出席今天的座談會，談談怎樣將挑戰轉為機會，我打算用比較輕鬆的形式，和大家分享一些經驗，看看這些經驗可以怎樣啟發我們，使我們認識清楚身邊的事物及由此引申出來的人生哲理。我會以我曾面對的挑戰作為焦點，相信你們在目前或是將來，也可能遇到類似的挑戰。
拒絕妥協 打破性別歧視
我第一項面對的挑戰，相信是很多女同學都可能遇上的性別歧視（Sexism）。我來自傳統的家庭，父母很疼愛我，但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絕不妥協。當我還小的時候，他們已清楚地對我說：「你結婚以前不能單獨出國，所以別想像哥哥們負笈海外，要唸大學只可以進本地的大學。」 當年香港只有兩所大學，就是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進大學的門檻很高。但我決心要唸大學，並立志投身商界。當時親戚朋友和長輩知悉我的志願後，都覺得我心頭太高。他們說：「你很有志氣，但你是個女孩子」；又或者說：「你是一個中國女性，應該面對現實，免得將來失望。」 在當時來說他們是對的，而且我相信他們的用意是不想我希望太高，失望愈大。畢竟，那時是七十年代，香港仍是個具有濃厚中國傳統的社會。在商業社會中，女性難與男性平起平坐，如果你是中國人，情況尤為顯著。但我並不妥協，我努力唸書，進了大學並取得榮譽學位，我深信這就是我通往成功的鑰匙。
我不想別人過早為我下定論，於是常常提醒自己：不能再受到性別歧視，但事實卻並不如此。我清楚記得第一天到滙豐銀行（HSBC）上班的情形。
七十年代的社會仍是由男性主導。那天，我到接待處說我要向一位總經理報到。接待處的男職員聽我說是新來的，不問情由，便馬上帶我到一個放滿打字機的房間。我在那裏呆等，但沒有人理會我。
過了一段時間，我開始著急了，因為我不想第一次與總經理會面便遲到。我回到接待處，對男職員說：「我應該在十五分鐘前和總經理會面的。」男職員用非常平淡的語氣回答：「總經理是不接見新秘書的」。接下來我費盡唇舌，才可以清楚解釋我是見習行政人員，不是秘書。平心而論，該名男職員並沒有故意「性別歧視」，他只是按照當時的習慣行事及作出假設而已。
當然，今天的滙豐集團已截然不同。現在集團內女性高級管理人員很多，例如在英國的控股公司便有三名女性非執行董事，人力資源部門主管也是一名女將。集團在香港的子公司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是本地發鈔銀行之一，它其中一位副主席也是位女性；在集團總經理這個階層，即董事以下的職級，除了我還有四名女性：其中三位分別在印度、馬來西亞及土耳其的匯豐銀行出任行政總裁，另一位在香港擔任司庫。女性在滙豐這國際性企業已能擔當要職，女性職員現在已不再需要對付性別歧視。這顯示今天其管理層已多元化，也表示它的英國或蘇格蘭紳士時代已經遠去。
抓緊機會切勿妄自菲薄 第二項挑戰是被人妄下斷語（Skepticism），這是別人加之於你的無理據評價。例如接待處男職員對我的反應一樣，他直覺上的評價是所有女性職員只可以擔任秘書工作。另一種是妄自菲薄，就是你低估自己的價值，即低估你可以做到的事、技巧及能力。低估自己使你不能取得應有的成就，而這種情況在男性或女性身上都會發生。
事實上，不論在哪一所機構內，你都會對某些工作感興趣及享受做這工作的過程，有些工作你會不大感興趣。還有的是，隨著時間流逝，人們對工作的熱誠就會減退，除非他們不斷抓到機會去發展、汲取新經驗及面對新挑戰。
在滙豐工作的日子裏，我幸運地遇到幾位能啟發我的上司，因而獲得很多機會去發展、成長及面對不同挑戰。在個人發展方面，我也很幸運地能夠獲得多次機會，說得正確一點，是我能把握機會，抓緊別人放棄的機會，抓緊其他人因為低估自己的能力而放棄了的機會。
舉例說，在我職業生涯早期，我的上司是浦偉士爵士（Sir William Purves）。在座各位可能對他不太熟悉，因為他退休時你們大概才剛剛升讀中學。
浦偉士爵士是位享譽國際、備受敬重的銀行家，他後來成為滙豐集團主席，帶領滙豐成為國際金融機構，他的功勞在集團內外都備受肯定。在集團內，浦偉士爵士眾所周知是一個要求很高的上司及領袖。
當年他是我的直屬上司，我身邊有很多男性同事，不少資歷都比我深，但他們很害怕向浦偉士爵士提出提案、作出請示或直接跟他對話。每當要向浦偉士爵士表達不同意見的時候，他們往往會讓我牽頭，因為他們認為我資歷較淺，又是女性，所以浦偉士爵士會對我寬容一點。但事實卻不是這樣，浦偉士爵士沒有對我特別寬容，也沒有特別嚴厲。他以一貫的作風待我，嚴格而公平。
簡而言之，每當同事說不想與浦偉士爵士打交道，我都非常樂意把握這些黃金機會，與這位樂於扶掖後進的良師和上司交流，並從中向他學習。在過程中，我很快便累積了經驗，亦提升了自信。
我回想這段經歷，目的是要說明，無論做什麼工作，你都要時刻鞭策自己向前進，不要因循守舊，不要讓熱誠冷卻，當面對挑戰時，也不要看輕自己，否則機會便會失諸交臂。
在繼續談下一項挑戰之前，我想先來一個簡單的調查。在座各位有誰是在香港出生及在香港接受教育的？（大部分。）舉手的人當中，誰曾在海外讀書、工作，或在外地逗留超過六個月？（數目也不少。）最後一個問題：剛才兩題都舉手的同學中，誰打算畢業後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嗯……不太多。）大部分都想留在香港工作，對不對？也想過加入恒生？歡迎你們。
放眼全球 工作地無疆界
這便引領我們進入第三項挑戰──「自我隔離」（insularism）。「隔離」可粗略界定為生活經驗的圈子狹小，與圈外其他事物絕緣。最佳的例子便是成長、就學和就業全在一個細小的範圍內完成。如此狹窄的人生路從前十分普遍，但在近年及未來的日子裏，這個模式可能會成為一種負累，尤其是我們今天身處的是一個全球化的商業環境。
以我個人為例，我生於香港，大部分時間住在跑馬地。我在中區的女校嘉諾撒聖心書院唸書，然後進了位處西區但亦很接近中區的香港大學。畢業後，我在美國銀行找到第一份工作，於中區上班，後來轉到滙豐集團，繼續在中區工作，但新舊公司相距僅五分鐘的步行時間（眾笑）。換句話說，我住在香港，過著以香港為中心的生活。
這種日子維持了一段時間，直至我加入滙豐的第七個年頭。一天，浦偉士爵士對我說，要給我機會到澳洲接受磨練，任務是在當地成立澳洲滙豐（HSBC Australia Ltd）。正如我之前所說，有生以來我大部分時間都在香港，所以離開成長的地方到外地工作，是極大的挑戰，何況當時我還要照顧兩名兩歲及三歲的女兒。我的丈夫在香港執業，無意放棄在這裏的工作。因此，除了在外地生活的憂慮外，我還要考慮我的家庭。
經過反覆思量、數夜無眠以及連串的家庭會議之後，我接受了這個機會。我與兩名女兒移居澳洲，丈夫則留在香港繼續他的診所業務，做其「太空人」（註：「太空人」是指一家之主由於家人移居海外，所以要經常為探親而兩地穿梭）。他每隔兩個月左右便坐飛機來看我們，每次逗留約十日，然後再飛回香港。
回望過去，這段日子雖有苦有甜，但我絕無後悔。我和兩名女兒在澳洲相處了三年多。星期一至五是工作天，星期六、日便是我們的快樂時光。我們培養出濃厚的親情；這種親密的關係我們至今仍非常珍惜。
毫無疑問，澳洲的工作擴闊了我的眼界。這些早期的海外工作經驗成為我的事業基礎，為我後來各項需具備國際視野的工作鋪路。
積極面對 化挑戰為機會
你們日後在職業生涯中，或許需要作出一些足以影響一生的決定，例如做哪一類工作及在什麼地方工作。在這些關鍵時刻，我建議你應審慎考慮，不要太快下結論。你要充分考慮該工作機會對你長遠的職業前途有何好處；此外它還有什麼其他吸引的地方，例如可以體驗新的文化。在考慮過所有影響抉擇的因素後，就作出你認為最有利的選擇吧。一旦決定了，你便要努力把工作做好。
你要打破自我隔離的環境，衝出香港對你會有好處，無論是對你的學業、工作或生命，無論是短期或長遠而言，都是如此。你會發現，不管是中國大陸還是其他地方，到處都是可供放眼世界的獨特機會。
以上所談到的，是我過去多年經歷的挑戰和我將之轉為機遇的過程，以下我會談談未來的挑戰──批評（Criticism）。
數星期前，我在報紙上看到一則報道，標題是「誰願意做一所大銀行的總裁？」當然，他們說的不是滙豐或恒生（眾笑），而是一間美資銀行。文章的觀點支持時下一個流行說法，認為做銀行行政總裁是愈來愈吃力不討好，部分是由於今天的銀行大班須應付各式各樣的人，包括股東、分析員、傳媒、監管機構及市民大眾，文章說，銀行總裁跟政治人物一樣，被人民唾棄。
我也看過本地一些文章，指有些銀行家已成為地球上最無視道德（“most amoral”）的其中一群。有些評論更質疑，銀行家除了貪婪之外，還有什麼過人之處？在座的同學可能會問：既然負面評價紛紜，為什麼仍有人像我一樣願意接受銀行總裁的工作，背上重大的責任？
我5月初便會接任為恒生銀行的行政總裁，在目前的金融風暴下，任何一間銀行及銀行的總裁都會受各方面的抨擊。
如以往一樣，我期望可以化挑戰為機會，為一個我啟蒙之地的恒生出一點力。當我年紀比你們還要小的時候，我曾坐在恒生銀行內一間與這演講廳差不多大小的房間，修讀免費的基礎銀行業務課程，聽取多位銀行家講解銀行業及銀行家的工作。我記得課程非常有趣，所以我決定日後在銀行界發展。
今天，我的總裁職位讓我有機會作出貢獻及回饋。恒生銀行是一所有良好根基及管理完善的金融機構，我的責任是確保恒生銀行在香港及內地的業務繼續擴展，並在兼顧策略及利潤的前提下，讓恒生成為名副其實「永恒生長」的銀行。我的責任也包括透過員工向客戶提供高質素的銀行服務，維持銀行的優良聲譽，跟客戶一同成長。
這些工作聽來簡單直接，但在目前經濟低迷環境的挑戰下，實行起來絕不容易。然而，負面的市場情緒正正讓優質金融機構有機會突圍而出，區別出需要政府拯救及不需要協助的銀行，區別出管理完善及不完善的銀行。
接受挑戰 永持開放態度
我在恒生銀行的職責亦包括確保銀行能吸納新一代的人才，秉承四位創辦人的傳統價值觀，維持恒生在零售銀行中的領導地位。我相信部分在座的年輕人，日後可能就是恒生銀行管理層的一員。事實上，儘管現時經濟不景，有些銀行的聲譽又受到影響，我仍衷心希望你們會考慮加入銀行界發展。
我可以大膽對大家說：並非所有銀行職員都是貪得無厭，其實絕大部分都享受與他人共事，着實的提供優質而高效率的服務。我們樂於服務大眾，亦致力在所服務的社區裏創造正面的影響。
以上是我一些親身的體驗，化挑戰為機會的實例。世界在不停的轉變，你們未必會遇到相同的挑戰，我亦不期望你們記得這些實例，但我希望你們可以記着三個忠告： 第一，不要接受他人對你的妄下斷言； 第二，要對自己及自己的能力有信心； 第三，永遠保持開放的態度，接受新挑戰及新事物。
希望這短短的談話，可以讓你們看清楚挑戰的真正意義，是帶給我們新的機會。
謝謝各位。
誰引爆吸毒趨勢？ 曾瑞明 《信報》15/8/2009
沒有能力付出六千元聽爆炸頭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演講，唯有找回他的成名作《引爆趨勢》（The Tipping Point）神交一下。書中談到幾個大流行的成因，例如巴爾的摩的梅毒失控散播、密克羅西尼亞的自殺風潮，和美國的年輕人吸煙問題。我立刻想起現今社會的援交潮、少模潮和濫藥潮。近日，就連那位九十年代我們用她的清純海報包書，伴我們成長闖過會考預科的酒井法子也藏毒，更令我們驚訝這個「毒浪」高不見頂，深不見底。
為何青少年會吸毒這個問題比如何和為何驗毒這「迫切」問題肯定來得根本。白韻琴姐姐解釋，這是因為無線節目差勁，導致青少年不看電視而去援交和吸毒，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陳志雲先生大概可以成為我們的摩西，把無線改頭換面來帶我們走出埃及。但援交和吸毒的，想不是因為對電視節目不滿抗議吧？如果不是，那為什麼要吸毒？官方答案不外乎是朋輩影響、精神壓力、好奇心等。
潮流由20％參與者帶動
葛拉威爾在書中談到青少年為何養成吸煙習慣的那一節，對解答以上問題頗有啟發性。他認為一個潮流興起的80％功勞，都是由20％的參與者帶動的，他稱為少數人法則（The Law of the Few）。而這20％的人則有能力發出令人印象深刻的信息，他稱之為黏性因素（The Stickiness Factor）。青少年吸煙，不是因為他們無知，也不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吸煙危害健康，而是吸煙給他們一種特別深刻的印象，一種令人感覺到成熟了、複雜了（sophistication）的形象。葛拉威爾引述英國心理學家Eysenck的報告，指出那些「中堅級」吸煙者，往往是外向形性格，例如對性的要求大一些，更反叛，更愛冒險，更真誠等等，總之是更特別，更cool。葛拉威爾最後指出這群「中堅級」吸煙者就是那重要的20％，他們的性格吸引了青少年去模仿，並不是吸煙很有型，而是這群吸煙的很有型！性格未必能學足，但吸煙的習慣則額外附送。
「不可一，不可再」、「向毒品說不，向遺憾說不」等口號都集中在說明吸毒這個險是不能冒的，代價會很大。但對於部份真的被毒品吸引，而非因朋輩壓力的人來說，毒品大概就等於渴求冒險的感覺，愈危險才愈有意思，你說這些教育和宣傳豈不是對牛彈琴？
青少年希望與別不同
為了替自願驗毒成效辯護，曾蔭權最近說逃學避檢測已是訊號，這表明了他認為自願驗毒只是為了找出吸毒者。但在他心底中的「成效」究竟是可予以「保護」，可以派社工老師去輔導，還是找到「獵物」，可以交差，則不太清楚。無論如何，這只是在事情發生了的時候予以補救，政府並沒有從源頭開始阻截，甚至連源頭是什麼也不再願意去弄清楚，這與維景酒店一副要封殺所有導致疫症的可能的大龍鳳姿勢大相逕庭。
如果我們把青少年的特質和濫藥吸毒問題放在一起，事情會稍清楚一點。青少年往往希望自己與別不同，特別容易沉悶。社會有沒有就青少年這種氣質予以疏導、轉化，還是壓制？葛拉威爾或會把這視為脈絡的威力（The Power of Context），即社會環境會影響人類行為。
在以家長口吻談論如何幫青少年之前，我們其實有沒有想過他們怎樣看社會？我們有沒有幫助他們，鼓勵他們在現實世界冒險，支持他們與別不同？看官只要想想當老師的最終無可奈可地會把講求個人思考的通識考試化、答案標準化，最終只求幫助他們上大學便可略知一二。十多歲的如果讀書不好、考試不好便好像死路一條（老師說的），社會似乎容不得太多可能性。獅子山下式的力爭上游其實都是一種冒險，人們在那時大概感覺良好，覺得自己和現實很協調，毒品只會阻礙他們。但當現實倒轉是他們人生的障礙時，毒品的確是一種引誘，是沒有可能中的一種可能。「天造之才，不進迷陣」，別忘記很多青年人不再相信自己是天造之才。
正生成功部分原因是「有型」 正生書院的成功，我猜一部份是因為他們給社會的感覺是有型的，他們能夠面對千夫所指，面對鏡頭，這已經比常人多了十分勇氣。另外，一個會考生拿八分沒人理會，正生書院學生就會給追捧狀元的傳媒報導。我們欣賞這群浴火重生的年輕人，不又是因為他們是與別不同？
解構大師德里達（Derrida）曾說毒品的本質是取之於失去真實經驗的享樂，真實經驗如果有趣刺激一點好一點何必沉迷打機何必吸毒？沒錢沒樓沒車的青少年怎樣行街睇戲食飯消耗無盡的精力，而且據說Ｋ仔很便宜？或者白姐姐真的說得對，連電視都這麼悶，我們還有什麼地方給青少年冒險、做夢和有型一番？不要告訴我那是政府打本的迪士尼樂園。我們可以找一個與別不同的英雄英雌告訴青年人除了吸毒還有什麼好做嗎？（不是十誡式的說「不要吸毒」）不要告訴我們是面目模糊的什麼年輕歌手。
善用人力資源填補人口政策空白 《信報》社評15/8/8009
本周統計處發表二○○九年臨時人口數字，顯示本港在年中人口已突破七百萬。由二○○八年年中至本年年中，八萬一千二百人在香港出生，同期死亡人數為三萬九千九百人；持單程證入境人數為四萬一千四百人，移離本港人數則有一萬零七百人，期間香港整體人口增加了三萬零六百人。
統計處推算，香港人口將不斷增加，到二○二五年，人口將超過八百萬。到了二○三六年，本港人口預計可達八百五十七萬。六十五歲或以上人士佔整體人口的比率，將由本年的百分之十二點五九，按年遞增到二○三六年的百分之二十六點三八。即在二十七年間，本港老年人口的升幅將超過百分之一百五十五。根據統計處的推算，在明年，年屆六十或以上年齡組別的人士，將增加五萬五千五百多人。
這個升幅不禁令人關注香港社會人口老化所衍生的問題：長者福利服務、醫療開支和社會保障方面的公共開支將不斷上升，造成未來政府的沉重負擔；更多人步入退休年齡而離開勞動市場，令勞動人口相對持續下降，對香港生產力和競爭力造成負面影響等。這些問題今日已可預見，當局應及早籌謀對策。
早在二○○三年，政府為提升香港的人口質素以配合知識型經濟發展的需求，開始進行人口政策研究，事後當年還擔任政務司司長的曾蔭權，在報告中提出三十三項建議，包括為新來港人士提供培訓、促進教育和人力發展、吸引人才流入、改善老人服務和相關福利政策等。其後前行政長官董建華在《二○○五年施政報告》宣布要落實全面的人口政策，但仍要等到二○○七年，經「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就各項建議作公眾諮詢和研究後，才歸納出二十四項建議。雖然政府在二○○七年底接納該委員會的建議，但卻又要等到下一年四月，才成立「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協調和監督落實各項建議。經過多年的討論和諮詢，當局的結論仍只限於改善教育質素，將香港發展為教育樞紐，吸引人才以加強本港競爭力以及推行醫療改革，令本港醫療制度可以持續發展等。
當局處理人口老化問題的方向，仍擺脫不了急功近利的取態：向外引入「優質人口」，為香港創富；當然，任何社會必須不斷加入不同地方不同文化的移民，才可以保持活力，但在引入外地人才和勞動力之餘，政府卻完全沒有就如何盡量善用已有的人才資源作詳細探討或提出具體措施，實為敗筆。
目前四十五歲以上的中年人，在未來二十年間將先後踏入退休年齡，但以本港的平均預期壽命不斷上升，年屆花甲人士的健康狀況仍非常良好，具有相當的工作能力足以參與經濟和社會活動；他們成長的年代正值香港發展起步，持高學歷和具豐富專業經驗者為數不少。在知識型經濟中，個人的學問、經驗、分析和判斷能力更為重要，在這方面，這些人士不比年輕人遜色，況且他們當中很多也懂得在目前為自己作投資和儲蓄安排，以為將來退休打算；所以將來確實需要社會支援或供養的老年人數未必如預期數目的多，當局確有需要檢討和修訂人口政策，推出有效措施，鼓勵這批人士繼續投入勞動市場而毋須過分依賴引進海外人才。
如果細看統計處的人口推算數字，不難察覺香港人口老化並不是長期持續的問題。以六十至六十四歲年齡組別的人口增長，在二○一八年後便開始下降，到二○二五年更有機會出現負增長，按統計推算的人口狀況趨勢，可能在本世紀四十年代，香港人口老化問題便可能會逆轉。既然如此，當局也就毋須過分庸人自擾了
將軍澳淨土Vs 深圳毒窟？ 無K 之城：一隻大鴕鳥 《明報》15/8/2009
文．黃世澤
中國人的邏輯？
去K 房唱K，已是年輕人相當常見的活動，四十歲以下的人，都肯定每年進過一兩次卡拉OK，對電視屏幕引吭高歌，甚至通宵達旦，已是很平常的社交活動。
儘管唱K 是很平常的活動，但將軍澳居民要唱K 就特別麻煩，非要去觀塘、旺角等地去唱不可，因為將軍澳這個四十萬人口的社區，竟然一間大型卡拉OK 都沒有。曾經有連鎖卡拉OK 集團，嘗試在將軍澳的大型私人屋苑商場設卡拉OK，但因政客強烈反對而作罷。最近有集團在領匯旗下的厚德商場開卡拉OK，遭到西貢區議會絕大多數議員反對，只有何民傑議員，在議會上力排眾議， 支持在厚德商場開設連鎖卡拉OK。
在整件事上，反對最力的民建聯區議員凌文海，在接受傳媒採訪時，回應相當令人側目，指這類娛樂場所在將軍澳出現，會助長歪風，如果青少年要去唱卡拉OK，應該去旺角唱，不應留在將軍澳。凌文海這樣令人側目的回應，正好指出為何大批年輕人，去了深圳吸毒索K 的理由。
有時候，年輕人有些娛樂消閒嗜好，與長輩不同是不足為怪，畢竟在娛樂消閒習慣上與年輕人同步的長輩只是少數。長輩總會懷疑新型消閒活動耽誤學業，甚至染上不良習慣。照策略而言，卡拉OK 開設在社區應是好事，畢竟社區仍在家長教師易於監察和掌握範圍下，若然子女慣於在社區內的設施活動，就算有可能有壞分子乘機擴張勢力，也能夠迅速知道和干預，防患於未然。
但中國人的邏輯是如此好笑，對於他們不接受的事物，他們只求不在視線範圍內出現，而不會認真考慮以策略性放寬和管制的手段，在滿足年輕人訴求之餘，又能防範一些他們會擔心的問題。
基於這種斬腳趾避沙蟲的心理，結果區議員好像「做了事」一樣，阻止一個又一個卡拉OK 開業，而年輕人反而有理由，以陪同學玩為理由，去了其他鞭長莫及的地方玩，最初可能是旺角、觀塘一帶，但久而久之就真的去了深圳、東莞等地。
同樣的情，亦出現在衛道之士對馬會的立場，黃成智為了反對全季增加五天賽馬日，不惜在立法會門口絕食抗議，表面上義正詞嚴，但事實上，他以至他的支持，只不過不想見到任何賭博出現於他們眼前，但有更多人去了澳門賭博而變成病態賭徒，根本不在他們關注的重點。這類只求眼不見為淨的所謂道德人士，就令任何以理性方法，將一些消閒娛樂的副作用減低的做法都根本不可能實現。這種病態現象，根本成了香港政治文化病，不論泛民還是親建制陣營，這種問題都普遍存在。
傳媒胡亂蒙太奇
而傳媒經常在報道時，把一些偏見在沒有證據支持下，當成事實來報道，令公眾把一些不相關的事聯想到一起，就令部分不大了解年輕人需要的上一代，只會更陷入恐慌之中，加強他們的盲目反對，但對理性討論事件一點幫助也沒有。
就像亞洲電視在七月廿九日晚間六點新聞對厚德商場卡拉OK 事件的報道，簡直是惡劣示範，在報道中，指有社工擔心，在厚德商場開設卡拉OK，有可能加劇將軍澳區內毒品問題，又羅列了不少毒品問題的統計數字，但整個報道片段中，既沒有點名指明引用哪一位社工的言論，就連外展社工的訪問片段也沒有播，更加沒有解釋，卡拉OK 與毒品問題如何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畢竟，區內至今尚未有一間卡拉OK，卻早已存在「嚴重」的毒品問題。事實上，亞洲電視的報道，在未有嚴謹的論據支持下，把偏見當成真理來處理，而公眾認為，電子傳媒的公信力比較高，這令不少反對卡拉OK 開設的人，更加認為他們理直氣壯，但他們忽略了整篇報道的粗疏以及有欠專業的地方，結果就令討論更加無解。
而政黨追求政治正確，恐怕失去選票， 亦不敢去支持設立卡拉OK 的主張，最終激怒將軍澳的年輕人，有年輕人組織Facebook 群組，以群眾運動抗衡議員們的聲音。
清除不道德的老鼠
為何一個個天造之材，都進了深圳毒販所設的迷陣，現時社區政策的決策者，他們根本不求實質解決或把問題控制在可接受水平，而是只求滿足自己在道德上的優越感，不惜以禁絕他們不想見東西的手段，以接近伊朗的思維方式，清除他們眼前認為不合符道德的東西，以及把他們的偏見當成真理來宣揚，如何把問題實質解決不在他們考慮之列。而年輕人迫於無奈下，就只好去其他香港以外的地方，在沒有監督和控制下，墮入一個又一個的迷陣。本來有助控制社會問題的工具，像社區內的卡拉OK、馬會統統變成過街老鼠，而真正的敵人，特別香港境外那些，就可以輕輕放過，反正有人已經滿足了自己的道德優越感。
如果這種只求滿足自己，不求實際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仍然主導香港的各級議會的話，不要說卡拉OK，日後對援交問題，互聯網內容管制的立法一定愈來愈保守荒謬，甚至水平直迫伊朗和塔利班，但實際上問題不會得到解決，皆因香港太小，搭港鐵便可以到香港鞭長莫及的內地，坐船就可以到澳門，結果縱容問題惡化，除了讓政客拿來撈取選票，真看不到對社會問題有何實質幫助。
《散文不說謊？》 梁文道 《蘋果》 2009年08月02日
當我們說一部電影是導演的自傳，或者說它很有「自傳色彩」的時候，我們究竟在說甚麼呢？
比如《童年往事》，當年大家初看這部片子，就說它拍出了侯孝賢的少年經歷。除去導演在訪談提供的線索不論，我們如何可能知道它是侯孝賢的親身經歷呢？我們認識他嗎？我是他的小學同學？是他兒時住處的鄰居？還是他曾親口向我保證戲裏面有大量往事的真實寫照？不，我們根本沒有任何證據能夠支持《童年往事》是一齣自傳的判斷。
同樣地，一切被人稱作有「自傳」風格的文藝作品也都會帶來這種知識上的困境。例如董啟章的那些小說，尤其近作《同代人》裏節選的那些篇章，少數朋友能夠在裏頭發現一些同代人的遭遇和事蹟，甚至自己說過的一句話。可是我們有權力去宣佈董啟章所寫的全是真的？這批文字是「自傳」嗎？顯然沒有。
這種問題的答案，也許恰恰就在用來形容自傳式作品的那些詞語。「自傳色彩」、「自傳風格」，豈不正好說明了自傳無非是種色彩，是種風格，是種修辭的效果？文本之外，再無它物可以支援我們評斷一部作品是不是自傳；但文本以內的技法，某種喃喃耳語的腔調，過度描寫的細節，甜美而憂鬱的情緒，卻能不停誘惑觀者，令他願意把眼前所見讀作自傳。換句話說，自傳其實只是效果。當我們說一本小說有作者的「自傳色彩」，我們真正要說的只是它產生了自傳的效果。
可是，假如我們面對的不是小說，不是詩，不是一齣戲劇，而是一篇散文的時候，自傳的問題就會變得更加複雜，無法再沿前述思路順利穿越那座映像重叠如無數鏡面組成的迷宮般大廳了。
香港書展結束之後，我馬上去了台南，參加一年一度的台灣文壇盛事「全國文學營」。我負責散文組的第一節課，立刻就要遇上定義散文的難題。到底甚麼叫做散文呢？它如此曖昧，妾身未明，在西方世界幾乎就要跌出文學的範疇。
就拿英語文學來說吧，自從 E.B. White等少數幾個巨匠之後，我就沒再聽過有哪一位作家是單憑散文成名了。我不敢肯定邱吉爾是不是最後一個靠散文拿到諾貝爾獎的作家。但我能感到藍姆和蒙田那道偉大傳統正經漸漸淡出，再也沒有一個有自尊的作家甘於只寫散文，除非他以散文體專注書寫旅遊經驗成為「旅遊文學家」如 Bill Bryson，或者開發某個哲理課題變成大眾思想家如艾倫．德．波頓。假如你寫散文，你一定要把它寫成一本書，圍繞一個主題，章次分明。有一個大題目，但文章不組織成序，是不夠深度的表現；連題目都沒有，雜集成書，則根本沒人會看。小說家和詩人能出散文集，我們會說它是美妙的副產品；艾柯能出散文集，大家會把它當成文學和文化評論。但拜託，就是不要說一個人是散文家，一部集子是散文集。在「虛構」和「非虛構」的書籍分類法主宰了整個出版市場的時代，隱隱約約地，我們感到只有虛構的才夠格叫做文學，散文將和食譜、歷史，甚至「寫真」一齊進入非虛構的雜燴集團。
就算起周作人於地下，也許嚴肅的評論者也要說「他只會寫一堆雜文」。不過還好，華文文學是散文的最後樂土，像我這種形跡可疑的作者因此還能混進「文壇」，起碼在一個文學營裏找到「散文組」棲身。
然而，是誰規定散文不得虛構？按照古制，不是韻文的就叫散文，即便《紅樓夢》在這個意義上也是散文體作品呀。一定是在現代中文文學誕生的某一時刻，在傳統文類秩序消解，詩、小說、戲劇和散文等西式四大文類創建的那一剎那，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趨勢，將散文排出虛構的世界。我關心的，不是散文的文學地位；起碼在華文世界裏面，非虛構的散文還能忝列文學殿堂；而是關於散文讀寫的奇怪默契。比方說，當一個散文作者寫下「我殺了人」這四個字時，我們必須相信他真殺了人；因為它不是一句詩，不是一個角色的台詞，而是一個作者的真實告白。
生命的兩種選擇 施永青 《AM730》13/7/09
我少年的時候，物資貧乏，沒有甚麼玩具可言，閒時喜歡去海邊或附近山溪捉點小魚小蝦之類回家飼養。這種經驗使我很早就察覺到生命的基本需要是自由地活下去，但不同的個體在自由與活著之間，有時會作出不同的取捨。
我把捉回來的小魚養在舊面盆裡，餵以冷飯菜渣。有些魚會吃，有些會不吃。肯吃的，我知道牠會活下去，不肯吃的，我知道牠已選擇不想活了。
我起初只知道人會自殺，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才明白，原來其他生命也會選擇自殺的。我見那些不肯吃的魚，會拼命地在面盆裡四處游動，像是在尋找出路。當牠們發覺走投無路之後，牠們會不惜跳離水面跌落在硬地上，我把牠們放回水裡，牠們仍會一跳再跳，好像真的在找死。即使那些不再跳的，也會四處亂撞，撞到頭崩額裂，直到死亡為止。
我把牠們的這種行為，視作生命的一種基本選擇──不自由，無寧死。即使不是高等生物，在自我意識還不成熟的情況下，仍會有這種選擇。由此可見，追求自由乃生命本體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我在觀察這些被捉回來飼養的小魚的時候，還看到生命本質的另一面，就是要設法活著。我看到有些捉回來時已受傷的小魚，也會開口吃我餵飼的食物。我知道只要牠肯吃，就表示牠還想活下去，表示牠的求生意志還很強。果然，沒有多久，牠的傷勢就逐漸復元，而且愈長愈大。牠們似乎並沒有因被困在舊面盆裡而放棄要爭取活下去的努力。
魚是一種未有思想意識的動物，不會讀過斐多菲關於自由可貴的詩，我們很難以人類的道德價值去認為：選擇為自由而不惜放棄生命的魚是高尚的；而那些苟且偷生的魚則是卑微的。這兩種截然不同的選擇，都屬生命本體的一陰一陽，有量子力學中同樣的不可測性，但兩者皆應像生命一樣被尊重。
引申到我們社會裡，有人會覺得現有的建制，限制了他的自由發展，故奮起反抗，非與建制鬥過你死我活不可。但社會上亦有人選擇活著，那就只好接受現實，逐漸調節自己，以適應環境。
我年輕時非常激進，對於不讓人民民主參與的建制非常不滿，認為有骨氣的人都應行動起來，去改造這個不合理的建制。我甚至會視那些不願一起行動的人背叛了人民的利益，成了建制的勾結者。
然而，我日漸發覺，我身邊的人之中，接受建制的始終都是多數；中大最近的民調就顯示，參加七一遊行與沒有參加遊行的市民，對建制的取向迥異。選擇接受建制的人，只不過像養在面盆裡的魚那樣，選擇活下去吧了。他們的選擇，一樣應該被尊重。追求活著與追求自由都是生命的組成部分，難言輕重。
這一方水土 蔣芸 《蘋果》 2009年07月12日
不記得擔任過多少屆青年文學獎的評審了，高級、初級、散文、小說都做過，城市大學、香港大學都進去過，曾在無課的教室，走廊的通道，有限的空間裡與其他評審去討論爭辯，研究名次過，也曾挽着一大叠稿件回來挑燈夜讀，反覆細看，剔出又放入，只怕有一天突然冒出一個文壇後起之秀，十分牙擦的宣佈：當年呀，本人曾在文學獎中落選……。那意思是評審不識貨，看走了他這一尾漏網之魚。不能說沒有壓力吧。
網上作業取代一切的年代，還有人肯老老實實去看一本書，去讀一首詩，去寫一篇文章嗎？還有人誠誠懇懇向內心去追尋去思索去等待靈感的湧現，並且把它化為文字嗎？年輕時，頭上一大片無窮無際的天空，現實世界裡，排山倒海的物質誘惑，有多少人會想到這一方水土上流連？只怕是行到水窮處啊。
這不是一條容易走的道路，難以理解之餘還帶點瘋狂，年輕的生命，風花雪月，日夜顛倒，無窮無盡的野心與夢想，有什麼不好去染指，才不會如此靜態的去守候、等待，為了一些感覺，為了一些字句，為了一些看不見摸不着的，無法急功近利的所謂創作而走上這一條寂寞的道路，水窮處的時候太漫長了，何時才可以坐看雲起呢?
我總是帶着這一份憐惜之心來讀這些參選的作品，今年的感覺更深刻，也許高級組的作者比較有年紀，生活經驗也較豐富，技巧也較高，時時有叫人驚喜的發現，有時忍不住讚嘆一聲：老實說，我寫不出。
這難道不是一條艱難的道路嗎？它的回報又是什麼？金錢財富名譽地位都離它很遠，一般人認為唔等駛的事；欣賞生命中每一天，發生在你周遭的，大部份人忽略的；特殊的聲音、顏色、氣味、你明白到心靈的充實遠比物質的富裕更重要，你終於才會懂得生命中什麼經驗都對你有用，不但不能等閒錯過，還要永遠心懷感激。因為有了一分這樣的體會，就多了一分成熟，當你珍惜生命中的生澀歲月激情歲月之後，你也會感激歲月漸漸帶給你一些深度一些凝鍊，這不只是在文字上的運用，而是有些什麼不知何時已來到你的心魂之中，你已是自己的主人，你也在學着如何捕捉這些感覺，你哪裡肯去忽略它，你會比別人更纖細敏銳，這樣，你才有資格談其他。
眼淚也流過，心也傷過，春花秋月都欣賞過了，喜怒哀樂都嘗遍了，山山水水都遊歷過了，千帆都過盡了，卻只有因為這一份熱愛，永永遠遠在提醒着你還有一個角落，還有一分水土，還有一角天涯，還有細細碎碎的旋律，還有一首歌，還有夢想與激情，叫你還要去追尋去跟隨；這一切仍然值得叫你一片痴心付予，仍然能叫你又關心又冷漠，你忍不住會說：太陽底下啊……
對比學習 龐永欣 明報 9/7/09
Geoff Colvin （2008） 寫過一本名為Talent is Overrated的書，談到人們常誤以為有成就者都是天才。他舉了若干實例，如音樂家莫札特、投資家巴菲特等，都是無法證實他們天資特厚，只知道他們多得到家庭悉心栽培，不然就是早年的成就並不顯著。心理學家亦曾以人們的IQ 和日後的成就作比較，發現兩者關係不大。
又有人以為記憶力強就代表天生聰明，如棋王可以蒙眼同時下棋多達29 局，但非凡記憶力只是長期訓練所致，亦僅限於某領域內。在一般事務上棋王的記憶力只屬一般。
有意識、自覺的學習（Deliberate Practice）才重要。傑出成就者大都知道好表現的關鍵點在哪裏， 並有針對地反覆練習。笑匠Chris Rock 獲獎無數，但台上每分鐘的表演均經精心設計和練習。高球手活士亦經常花大量氣力練習某些擊球的方法。
進行「對比」學習也是好辦法。據說發明家和作家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看雜誌時常給精彩的文章先做筆記，數天後拿回筆記用自己的方式重寫，然後與原文比較，看看別人哪裏優勝、自己哪裏犯錯。他又發現自己的詞彙不夠豐富，就嘗試把雜誌文章用詩歌方式改寫，再由詩歌寫回文章，與原文比較，看看有沒有進步。
我們見某人身手不凡，思考靈活，好的意念像信手拈來，常以為是天賦。Colvin 說這是「誤會」，世間上沒有這麼多天才，也沒有「即學即用」的專家。值得一提的是富蘭克林學習寫作時，正在印刷廠工作，上述事情全在公餘進行，可見決心學習的力量大過不利的環境。
《刁民濫權官僚擺款 難為入境處》
鄭經翰 信報2009-04-17
泰國又動亂，適逢復活節假期，作為港人遊旅熱點的曼谷和芭堤雅，自然不乏港人旅行，據報人數高達八千人。汲取了上次泰國動盪港人滯留泰國的教訓，政府一早作好準備，假期開始時既已發出旅遊警告，又通過手機短訊與港人保持聯絡，更在軍隊鎮壓開始後，立即強烈勸籲港人切勿前赴泰國旅行。可是聽者藐藐，不少人仍然在動亂開始後冒險前往泰國，其中一個因由，就是大安旨意，認定萬一出事，政府必定派專機前赴泰國接載港人返港。
傳媒鮮有報道旅行社劣行
這種刁民心態實要不得，可說是濫用了香港居民的特權。其實，上次政府已發出了旅遊警告，只是港人一意孤行，滯留泰國可說是咎由自取。其後，政府怯於輿情，改變初衷，包機前往曼谷營救港人，結果不但乘客不足，有人至今甚至仍拒絕支付機票費用，借口就是抗議政府營救太遲，而政府居然不敢據理追討。
說所有堅持前往泰國旅行的港人是刁民可能不公道，因為不少擔心安全的港人都想取消旅行，但很多旅行社卻不肯退款，或者改以其他行程和改期代替，致使難得有假期和請假旅行艱難又收入有限的打工仔不甘損失，被迫起行。
奇怪的是，對於這些唯利是圖、罔顧客人安危的旅行社，本港傳媒輿論鮮有批評，連有關資訊的報道也不詳盡，印象所及，只有電視台才列出願意和不願意退款的旅行社名單。究其原因，就是廣告令愈來愈少的傳媒向錢看，不敢得罪現時份屬廣告大客戶的旅行社，可見本港的所謂新聞自由也是有價的。
刁民濫權，最吃苦頭的其實是入境事務處，因為無端增添了不少額外工作，而最近經濟及發展局副局長蘇錦樑被揭發濫用特權，用卡片代替入息報表，向入境事務處為其菲傭申請續期，出來解畫有酌情權的入境事務處也成為箭靶，遭受傳媒輿論大事鞭撻，可說是典型的黑狗得食、白狗當災。
蘇錦樑事件源於問責制
平情而論，蘇錦樑並非濫用特權，只是喜歡擺弄官威而已，結果惹人反感，相信是氣在心頭的入境處同僚向傳媒報料，教他不能不公開道歉謝罪。從報載的資料看，蘇錦樑並無要求優先處理，也依足條例交齊有關文件，只是沒有入息證明，故此以卡片代替，以為自己的官階收入資料公開，可作證明。有說蘇錦樑可用糧單證明，嚴格而言，要稅單才合規格，新上任的副局長，顯然還未有稅單。不過，擺官威明顯不對，備受批評也理所當然，但誅連任勞任怨的入境事務處，指斥他們官官相，卻不盡不實，不敢苟同。
眾所周知，入境處是本港有數效率最高的政府部門之一，出入境之方便和快捷，西方最先進的國家如美加也遠有不及，但也因為效率高，卻往往教人得寸進尺，成為任意批評指摘的對象。譬如說，港人罔顧旅遊警告前往動盪中的泰國旅行，需要額外工作的便是入境處的員工。暫免外傭稅兩年，政策上的失誤引致的行政混亂和麻煩，也全都是入境處額外的工作。對於蘇錦樑的申請，入境處酌情予以方便，但經常予以方便的又豈止蘇錦樑一人，至少也包括傳媒其後揭發的范徐麗泰和葉劉淑儀。
事實上，所有立法會議員都有特權，也曾經受惠於入境處行使的酌情權。立法會議員出入境可以使用特別通道和享用貴賓室固然不在話下，早前全港更換智能身份證和新特區護照，為了優惠議員，入境處也特別安排他們優先換領，難道他們又是行使特權，以及入境處拍他們馬屁嗎？何以批評人家用特權的立法會議員，只看見人家眼中的沙粒，卻不見自己眼中的棟樑呢？還有，議員為市民出頭，經常要求政府部門酌情處理，何以入境處酌情辦事，卻成為眾矢之的呢？可見大家其實是雙重標準，對人不對事。
說到底，蘇錦樑事件關鍵之處，其實不在濫用特權，而在問責制本身，因為大眾市民對不用公開甄選單憑民建聯的政黨關係，便可扶搖直上的特權深惡痛絕，早已心存不滿，蘇錦樑稍有差池，社會大眾自然大興問罪之師了。
今次事件最值得反省的地方，是擴大政治任命制實施以來，普羅市民包括公務員在內仍然對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委任有很大意見。最近港大民調顯示公眾對他們的認知度幾近於零，而相信是入境處同僚報料的蘇錦樑事件，也顯示公務員普遍存在不滿情緒，在在說明政治任命制度存在缺漏，值得政府認真檢討。
對於特權，我個人認為難以根絕，但可以行使特權的人一定要自律自重，知行所止，因為公職人員可以享用特權，全因為方便工作而已，如果非因公務而享用特權，便難逃濫用特權之指摘。
俞宗怡雙黃線上車招非議
濫權和擺官威又豈止政治任命新貴，最近立法會展開梁展文事件調查聆訊，當事人之一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也牽涉入一項濫用特權之指摘。事緣俞宗怡有天晚上與下屬到銅鑼灣富臨飯店用膳，乘載的ＡＭ車公然泊在門前的雙黃線上。有記者向部門查詢，獲告知政府ＡＭ車有特權。富臨門前經常有人非法泊車，本來也不是什麼大事，但做官卻必須謹言慎行、以身作則，否則便會招人話柄。以ＡＭ車有特權來解說其實並不合理，因為一如警車和救護車必要時可不依交通規例行車，ＡＭ車可停泊在雙黃線，也只限於公事而已。
當晚俞宗怡明顯是與下屬私人用膳，與公務無關，嚴格而言，也應效法同僚曾德成連ＡＭ車也不坐，下班後及私人活動時間都乘的士。如今公然行使特權，明顯是假公濟私，又豈能不招人非議呢？同理，梁展文雖然依足條例有權申請擔任新世界集團高職，但瓜田李下，這種賊佬試沙煲的行為實在不敢恭維，也連累公務員的整體聲譽，梁展文只要稍為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著想，便應有所不為。由是觀之，問責高官與高級公務員一言一行，公眾矚目，影響政府威信，又豈能不戒之慎之？
《課本種種》程介明 17/4/2009 信報
最近有新聞報道有關課本的價錢，教育局與出版商意見不一。忽然想起：課本這回事，對於中國人來說，幾乎是教育與上學的同義詞。華人世界人人會唱的「讀書郎」，頭一句就是「小嘛小兒郎阿郎，背那書包上學堂……」（這首歌，非常完整地代表了華人的教育觀，本欄提過，此處不贅）。
還記得很多年以前，一所非常專業的幼兒園，不用課本，但是孩子的讀寫都發展的非常快。豈料不少家長還是不放心，質疑為什麼這所學校沒有書包，甚至有家長認為「沒有書包，就是沒有讀書的概念，誤導學生」；「人家都有書包，唯獨我們沒有書包，孩子會覺得自卑」。
結果為了避免糾纏，這所學校終於採用了一隻布袋小書包，裏面裝上不太重要的基本故事書，算是解決了問題。也是很多年前，在公共汽車聽到兩位幼兒媽媽的對話：「你的孩子有多少本書？」「只有十一本。隔壁張太他孩子有二十三本呢！」
昔日課本令人懷念
到底在學生的學習起的是什麼作用？一直以來很少人過問，大家都大概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不言而喻的。
的確，有些課本是令人懷念的。五十歲以上的人，不會不記得古老的數學課本 New Geometry 和Essential Algebra，至今還令許多數學家和數學教師懷念；甚至有教師懷疑，經過了幾十年重重的改革，到底今天的數學課本是否比當年的數學課本好？
當年的英文，很多人都是經歷過牛津的英文課本，是經過改編的 The Oxford English for Malaya，裏面的插圖都是馬來背景與人物。還有 Brighter Grammer，至今還有人懷念。當年南洋的上海書局出版的中文課本，也是獨步天下；聽前輩說，是葉聖陶等一般學者專心為小學生編的，對於內容、語言、文字的學習進度，都非常講究。
大概一直到七十年代末，課本是相當穩定而不變的。因此有買賣舊書的習慣。每年暑假，家長就帶孩子到中環荷里活道附近的書店，人山人海地購買課本；也不排隊，就是拿書單擠到前面配書；因為供應可以短缺，因此有點搶購的味道，買不到舊書只好買新書；有時候新書也售罄，只好等再版，整個暑假就只好乾急。
後來，一放面是課程常有改動，另一方面是出版商也有新一套的經營手法，於是課本經常改動，賣舊書逐漸愈來愈困難。同時，課本也愈來愈貴、愈來愈重；從黑白的變成彩色的；從小開本變成大開本；從普通的樸素紙張，變為重磅的優質紙張；從純粹的印刷品，演變成為多媒體的內容；從單一的學生用書，演變成為學生、教師、圖書館，以及課內、課外、教學、自學、評估過方面都要兼顧的綜合體。
存亡掙扎愈趨明顯
我們念書的時候，用過藤書包，小小一隻；後來時興背的書包；再後來慢慢變成背包；從小背包變成大背包；終於要動用手拉箱。那種演變，是非常戲劇化的。於是常常有關於書包重量的議論，有關於課本重量的批評。
但是情況不斷在變。不能說課本的年代已經過去，但是課本的存亡掙扎，愈來愈明顯。課本的出現，是因為學生的學習，需要有一個合理的安排，才能循序漸進，學生的所學，才會有所累積。而這些學生學習的組織、進度、層次、覆蓋，不是每一個教師都可以容易做到的。也因此，課本也許不會一下子消亡。
事實上，看看今天的課本，已經不是直線型的安排內容，而是綜合許多條學生學習的線索，照顧多方面的要求，立體地形成一個三維的綜合體。這種綜合體，需要一隊人馬花上幾年的時間，才能完成。
然而，就是這些學習的組織、進度、層次、覆蓋，愈來愈復雜，而且愈來愈需要按照學生的特點因材施教、因人而異；靠一套課本、一種安排、一種風格去面對多元多變的學生，愈來愈困難。學校和教師就經常處於兩難的狀態之中：既不想沒有課本，但是又想擺脫課本的束縛。
課本的出現，還在於當時教師幾乎是知識唯一的來源、課本幾乎是知識唯一的載體。當年，在許多比較貧困的家庭，父母不識字，課本幾乎是家庭唯一的文字載體。現在，學生獲得知識的來源，多樣而充裕；他們接觸的知識量，往往超過教師。在這種情況下，課程的意義變了，教師的角色變了，課本的意義也變了。但是只是在悄悄地變，沒有人指出這種變化，家長們也許懵然不覺，教師則是被動地在變。
考慮因素比以前多
舉個例子。以往的語文課本，一個學期就是那二、三十篇範文，意思是寫文章就要寫成這樣。於是就要精教精讀，離不開作者生平、主題思想、詞語解釋等等。我們幾十年的語文教學就是這樣過來的。單獨來說，這樣精選的範文是無罪的。但是現在要考慮的因素比以前多了：學生的來源的心理準備不一樣了，他們不一定就是為考試、升學而學習，我們也不希望他們為升學而學習；語文要面對的挑戰比以前多得多了，學習語文不但是為了寫文章，還要能夠廣泛地使用、靈活地溝通、有力地表達，因此學習語文需要非常廣泛地接觸多樣的文字、多媒體的製作。
我們對於學生學習的過程的認識也不一樣了，他們需要在應用中才能學好，需要非常大量的閱讀，需要超越一篇篇的文章去立體地閱讀整本的書，需要學會集體創作和綜合製作，等等。課本，只能夠在一部分的學習活動中發揮作用。
就是面臨的調整最大。如何選擇課本，本身就需要很專業的判斷；如何商用課本，但又不囿於課本的架構；如何在使用一套課本的同時，又可以按照需要改動教學內容；如何不把學習生活局限在課本，而把課本變成學生靈活學習的槓桿等，都會對教師提出許多新的專業期望。因此，關鍵也許不再是課本如何演變，而是教師的專業素質如何提高。
《一隻手撮着一個鮮紅的饅頭…》練乙錚 09年6月1日 信報
蘸人血的饅頭，患絕症的人吃了，能起死回生，此古老中國迷信的二十一世紀版，今天由自稱「三個代表」的中共兜售，幫忙推銷者也能沾利。版本說：二十年經濟高速發展，首先歸功八九六四天安門上衝鋒槍和坦克履帶打出來的、壓出來的活人血。就是這麼露骨、明白，就怕你聽沒見、記不深。內地黨員、海外華商當中，迷此信者愈來愈多，還有大量的愛國分子，更是信得狂熱、徹底。
筆者學經濟，平日留意政治，喜歡歷史，從來不曾聽說屠殺可以提高生產力。大屠殺直接毀滅人本資源，間接破壞社會資本，造成社群、族群對立；種下的矛盾種籽，影響廣泛深遠，何可提高生產力？可疑的例子不是沒有，但都經不起推敲，筆者舉兩段二十世紀的歷史，打破迷信、說明問題。例一是智利右派軍事獨裁者皮諾切（Augusto Pinochet）一九七三年領導政變，從民選左派總統阿連特（Salvador Allende）手上奪權，其後大開殺戒，屠殺反對派二千多人，受迫害者無數。例二是台灣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二例當中，屠殺發生之後，經濟都出現高速增長，但增長的原因絕對不是屠殺。
先談智利那一筆。阿連特是世界上首位由民主選舉產生的馬克思主義總統，但他七○年上台之時，首輪投票只是以36：35：27之比險勝其他對手；智利憲法規定，首輪勝者票數不過半，次輪便由國會議員就得票最高的兩位候選人投票，選出總統。由此可見，阿連特的支持度其實不算高。由於智利總統一任六年、不能連任，故他上台後，社會主義政策推得十分急，兩年之間，已實行大型企業和土地國有化、全民醫保、全民教育、小童免費喝牛奶……，等等，搞得有聲有色，更因為國企大幅膨漲，全國失業率很快從雙位數跌至百分之四不到。但是，後果如何，稍懂經濟的人都可預料：七二年，國內通脹從百分之二十二急升至百分之一百四十，政府不得不實施價格管制；外債則不斷增加，智利無力償還，更無法應付當時出現的石油危機；市面一片蕭條，社會主義之下，產業工人、運輸工人都一起罷工，家庭主婦也帶了鍋子敲敲打打到街上示威。社會主義在智利失去人心，是短短兩年間的事。七三年，一連串政變及動盪之後，皮諾切取得權力，阿連特則自殺身亡。皮諾切上台後，系統地屠殺左派政敵，但那是全然不必的，因為阿連特的社會主義政策已經證明失敗，智利當時完全可以通過民主政治機制在經濟上改轅易轍。而事實上，儘管皮諾切的確推行了一些正確的經濟政策和必須的體制改革，但在他的獨裁管治下（一九七三—一九九），智利的實質經濟增長率一直跑輸拉丁美洲平均，而在他執政之前那四分一世紀的平均則和拉美看齊；九○年，皮諾切下台，智利重新民主化，實質經濟增長率才大步超前，人均ＧＤＰ水平馬上拋離拉美所有其他國家，包括墨西哥、阿根廷、巴西。還有一點是，皮諾切政權非常貪腐，他本人尤甚，他去世之時，弊案纏身，其家人亦然；九○年他下野之後，智利內政日漸修明，○六年德國「透明國際」一百七十九個國家清廉排名榜上，智利排二十二，僅次美、日、比、法。
台灣的那段歷史，國人都很清楚，這裏只述扼要。國民黨統治時期，雖有四七年的二．二八屠殺事件，但台灣的政治民主化，早在四十年代便開始。四六年，台灣進行首屆鄉鎮民代普選；五○年起，從村、里長到省議員，都已由普選產生，缺點是基本上一黨專政，到七十年代後期才有「黨外」參選。台灣經濟五十年代韓戰時期開始上軌道，頭十年還比較慢，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三十年裏，實質ＧＤＰ年增幅卻平均超過百分之九；其經濟進入成熟期，更是在七九年推動「十大經濟建設」之後，亦即與開放黨禁報禁幾乎同時發生，與二．二八屠殺則相去甚遠；因此可以說，台灣的經濟發展與民主化是相當同步的，這才是「台灣經驗」的重要特色。二．二八大屠殺有沒有經濟效益呢？筆者認為沒有。當初，也許能導致社會「穩定」，但高壓已經足以達致那種穩定，完全不必屠殺，國民黨治下的台灣政府這麼多年來也沒敢說二．二八有助經濟發展（共產黨也沒敢插咀！），反而是當年屠殺種下的族群仇恨，後來浮現為台灣的不穩定因素，其政、經負面影響於今為烈。
兩個例子，在在說明屠殺不利經濟、不利廉政、不利社會長治久安，更和高增長率沒有關係；正確的經濟和社會政策、和諧（和而不同）的政治，才是落後國發展經濟的靈丹妙藥。中國近二十年經濟增長冠全球，要歸功於本身的改革開放政策及世界上特別是西方國家領導的全球化經營策略和自由貿易。但中國的發展不健康，其中一個大缺點便是貪腐愈來愈嚴重；八九民運提出反官倒、反貪腐、言論自由、輿論監督，本來就是對症下藥，是社會的自療機制在產生作用；如果當年民運的要求能夠達到，中國這二十年來的發展只會更好更健康。六四屠殺，對中國經濟而言，絕對是無可補救的重大損失。共產黨說話不一定假，但有需要的時候，它總有本事把假話說成真一樣；「屠殺提高中國生產力」，就是一例。
魯迅的短篇小說〈藥〉，講清末政府鎮壓革命黨，劊子手康大叔殺了革命黨人夏瑜，把他的鮮血蘸了饅頭賣給老栓治他小兒子的癆病，這種迷信當然不能把病人治好，劊子手卻從中漁利。想不到，奉魯迅為革命大旗手的共產黨、讀魯迅的書長大的左派愛國人士，今天竟然幹起販賣同一迷信的勾當，而且還把清末政府和康大叔的角色合二為一都挑起來了，把六四天安門學生群眾的熱血，蘸在經濟發展的饅頭上，賣給大家吃。
「包好，包好！這樣的趁熱吃下。這樣的人血饅頭，什麼癆病都包好！」 「這是與眾不同的。你想，趁熱的拿來，趁熱的吃下。」
信報財經新聞
P10 | 時事評論 | 林行止專欄 | By 林行止 2009-06-24
稀有但不受歡迎 獨裁者又少一人
筆者的「壞習慣」是《經濟學人》到手時第一時間閱讀的不是世界大事分析而是「訃聞」，這篇只佔一頁（並附相片）的短文由作者群供稿再由二名編輯改寫潤飾，可讀性極高（去年底還出了一本《訃聞結集》〔Book of Obituaries〕），醉心英文寫作的人，相信可從中學到不少技法；不過，學好英文猶其餘事，重要的是明白如何蓋棺論死者的功過─既非諛墓亦不打死老虎─才稱公允；這類文章真不易寫。偉人不可能沒有缺點、凡天俗子亦有值得一記的優點；堅守這二項「宗旨」，令《經人》的「訃聞」有益有建設性。
去周的「訃聞」記加蓬的獨裁者邦高，這位統治加蓬四十二年的獨夫六月八日以七十四歲（生於一九三五年）的高齡（該國男性平均壽命不足五十二歲）病逝；這篇「訃聞」把這位真正貫徹「朕即國家」視國庫為私人戶口的獨裁者的荒唐（淫）行徑，寫得活龍活現，讀起來沒有半點哀思而是有點看鬧劇的滑稽感覺。一句話，軍人出身（空軍中尉、以機長〔Captain〕職級退役）的邦高緊緊控制軍權，其領導的加蓬民主黨高高在上、一黨專政（九十年代曾出現反對黨，很快被他成功統戰而成為「忠誠反對派」）；邦高是狂熱的親法分子，一切以法國馬首是瞻，說正確但蹩腳的法文，衣飲食莫不法式是尚，以人均計加蓬是全球消耗法國香檳最多的國家。把國家的天然資源石油（證實藏量三十二億桶）、木材和錳礦的開發權賣給前宗主國，法國於是成為最大既得利益國，派兵駐紮首都，「電召即至」，為邦高敉平數次叛亂進而保住財源。
筆者對邦高的興趣，非自今期《經人》始，早在一九九一年，便為七月號的《信報月刊》寫了一篇〈深挖內幕加鹽加醋的雜誌〉，其中一節「指揮受賄 奏錯國歌」，主角正是加蓬這位世界最資深的民選獨裁總統邦高；這篇拙文收在台北遠景社的《閒讀閒筆》，九六年出版至今雖曾「三刷」，但相信香港讀者尤其是年輕一代未之見，由於內容並未過時，可與這篇「訃聞」併讀的原文如下─ 這一期的《間諜》（ＳＰＹ；按因和紐約聞人特朗普打官司而於二十世紀末停刊）還有一篇精彩絕倫的文章。這篇長文由退休美國新聞處高官 Fred Shaver 執筆，描述他在中非小國加蓬（Gabon）共和國美國使館當文化參贊所見「趣事」，令到我這個對加蓬毫無認識的人，亦讀得津津有味。在 Shaver 筆下，加蓬總統邦高（El Hadj Omar Bongo）好色無能，加蓬則可說是個烏龍之國，而在獨立三十年後，法國仍在此前殖民地駐三萬大軍（加蓬人口約八十萬），實際仍控制這個國家。
Shaver 的故事始於他為新任大使安排向總統呈上任國書，樂隊指揮來向他要美國國歌樂譜，這不算奇，令作者憂慮不已的是這位指揮剛從監獄釋放，他被囚的原因是一連奏錯二次國歌，一次以葡萄牙國歌歡迎英國大使，一次則以北韓國歌迎接到訪的南韓總統，後一次內有蹺蹊，邦高總統大怒，追究責任，將他繫獄；他為加蓬唯一軍樂指揮，到了要歡迎美國大使，不得不將他釋放。惟他出獄後已成小富，因為據說北韓特務給了他一筆錢才有這種貽笑國際效果。
在呈國書儀式上，當大使將 Shaver 介紹給邦高總統時，他突有所悟地說：「啊！文化參贊，你會派人來教我的官員說英語嗎？」在這種場合，Shaver 只有滿口應承，以後的發展牽涉到美國外交界的傾軋，不必細表；經過九個月的公文往還，美國國務院終於送出一套「語言實驗儀器」給加蓬，但邦高指明要一位女性導師，Shaver 幾經辛苦，說服時在加蓬服務的「和平工作團」（Peace Corp.）的隊員出任新職，哪知邦高的目的在和「白種女性做愛」，結果當然搞出漫天風雨；不過，這位導師現在仍在總統府教英文！
加蓬於一九五七年發現石油，成為黑色非洲最富裕的國家，其錳礦（Manganese）佔世界已知蘊藏量三成，同時有豐富的鈾和鐵礦；七十年代後期，全國普查顯示其人口約六十萬，以此人口計算，其人均毛產值太高，不符合「窮國」標準，不能接受國際機構的經援，因此邦高總統在八十年代把人口提升到一百二十萬，「沖淡」了人均毛產值！
只有四呎十吋高的邦高總統，四吋高高跟鞋，這令他在檢閱儀仗隊時十分「異相」；邦高嗜杯中物，經常在官式場合醉得東歪西倒。
這類對美國外交關係不利的文章，只有《間諜》樂於刊登。正是這類對國家、大企業、大明星、大作家……作不留餘地的揭露，才使《間諜》趣味盎然，令人手不釋卷（unputdownable）……。
十多二十年來，邦高在法國的「小心保護」下緊握大權，一連多屆在大選中勝出，九十年代「收編」了反對黨後，其得票率更屆屆上升、直追被美國推翻前的伊拉克總統侯賽因（得票率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邦高與加蓬真的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國防部外交部財政部等要職，皆由他委派家族成員出掌；當西方傳媒指責他貪污及內舉不避親任用親友時，他宣稱加蓬文根本沒有貪污和裙帶關係這些字……。邦高的好色令他要美國供應女教習，當時他仍年輕，「不難理解」，但○四年加蓬首都舉行「人道小姐」（Miss Humanity）選美，已近七十的他竟看中秘魯小姐並把她誘入總統府寢宮……，此事在國際間引起軒然大波，但加蓬人民認為他們「親愛的領袖」有「嚐新」的權利，遂不了了之。
筆者對獨裁者治國之道並無研究，對他們的「趣聞逸事」則頗有興趣，看對其荒誕不經行狀的記述，最是賞心樂事（烏干達前狂人阿敏又是一例）。其實在民智未開的落後國家當獨夫，尤其是在一人一票下仍能做不倒翁式獨夫，都有過人之處，他們視國家財富為家產，當人民為家僕，享盡人間榮華富貴，真是太寫意過癮，遠勝天天為處理、擺平這樣那樣的困難及提防政敵的暗箭而煩惱的大國獨裁者多矣！
邦高魂歸法蘭西，他的繼任人是否獨裁者，筆者不知道，知道的是在民主思潮席捲全球（中國除外）及民智因資訊發達而大開之下，當獨夫的難度日高……。世上的獨夫又少一人，他們真是愈來愈有孤家寡人的寂寞了。
信報財經新聞
P12 | 時事評論 | 林行止專欄 | By 林行止 2009-06-23
美國不足範式 世局愈來愈亂
阿當．史密斯的資本主義沒有問題，正在緩慢復蘇的世界經濟唯有走這條路才能起死回生、再上層樓；然而，「美式資本主義」的可行性甚至可說有害性，已廣泛受學者和論者的質疑。
這是個大題目，也許應簡略地從頭說起。
西方人選擇忘記中國曾是世上最富裕國家的事實，不過，史書清楚記載，在一百九十年前，中國的國民生產毛值佔世界總值三分之一，可惜當時中國軍力與經濟發展不相稱，西方的堅船利炮迫使中國對外開放，殖民者的盤削和不平等貿易條約，加上美國和歐洲的科技革命處於成熟期，中國的國力及經濟從此頹落疲弱；到新中國成立後的一九五○年，中國經濟產出只佔世界ＧＤＰ百分之五。短短不足二百年，變化之大，中國衰落之快，真的教人不敢想像。
掠奪─開發─殖民地天然資源之外，西方強國都藉輸出賺取外，可是，在沒有工業產品出口或海外市場對工業產品缺乏需求的時候，當年西方國家的頭號強權英國竟然強行向中國輸出鴉片，這段歷史中國人尤其是香港人知道得最清楚……。和中國人一樣，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人民早已不相信西方國家是為了改善殖民地人民的物質生活而向她們輸出西方明文，因為「利他主義」在國與國之間從來不曾存在。自由貿易在理論上非常可取，可是，西方國家的做法，令人明白這套理論被政客騎劫，早已成為利己策略的張本，自由貿易理論何時應用，端視是否對本國經濟最有利而定（請參考○七年七月本欄的「地球本來不是平的」系列；收遠景版《次按驟變》）。遠的且別去說，即使在今天，英美歐諸國一方面大幅度津貼本國農業（以交換農民的選票），一方面限制發展中國家農作物─她們唯一的出口貨─進口；在這樣做的同時，最近在意大利召開的Ｇ二十峰會還義正詞嚴地鼓吹自由貿易！
和自由貿易一樣，自由市場理念在理論上亦無懈可擊，可是，它亦成為西方國家榨取發展中國家的藉口。高舉自由市場的大纛，西方企業揮銀彈攻陷發展中世界，它們勾結當地政府，低價收購落後國家的礦山、油田、農地，同時利用她們的廉價勞工興辦工廠，缺乏市場及管理技巧的本地工業因此很難升級很易受淘汰；不但如此，西方資金還隨意地借給這些國家修橋築路建水壩，當她們無力還款時，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便義無反顧地介入，把這類損耗「社會化」，意味債務國不會破產（債權人一定可討回貸款），在這些國際機構斡旋下，其債務由人民集體負責。
美國對金融危機的反應，進一步令世人看清其自私自利和雙重標準的偽善面目。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美國和受其操控的國際貨幣基金迫使有關國家提高利率、削減政府及私人開支、增加儲蓄及減少消費，同時責成有關當局嚴格監管銀行，而且不允許把問題銀行「國有化」；可是，美國在應付這場次按風暴引致的金融海嘯，採用的處方完全不同，同病異藥，令人不勝駭異；自去年中以來，以美國為首西方國家的政府開支大幅增加、財赤繼續膨脹、信貸無限量供應、利率已低至零、大規模注資尋且成為大股東等於變相把問題銀行「國有化」，而且想盡辦法鼓勵人民消費。事隔十年的類似困難，美國竟然採取二種迥然不同的策略，而國基會和世銀毫無異議，這個世界還有公道？
戰後以來，美國在自由世界獨領風騷，金融業更是美資的天下，世人對華爾街銀行家調配金融資源和風險管理有無比信心，但經歷金融海嘯，拜資訊公開、透明及傳媒「挖糞」的獨特功夫，華爾街金融業不按牌理出牌、利用監管寬鬆的漏洞亂搞一通以及從業員貪婪無厭損公益自肥的醜陋行徑，得以大白於天下，傳統上人們對華爾街銀行家的尊敬（甚至敬畏）度由是跌至冰點以下。這種現實，令不少發展中國家再亦不放心讓美國金融業牽鼻子走，亞洲國家紛紛建立本國的金融中心（世界五大銀行中有三家是中國銀行），正是對華爾街信心漸失的表徵。如今中國和印度都以自己的方式和辦法規劃本國經濟，而且成效甚著，那從經濟快速增長可見。
正如諾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史特格利茲（J.E. Stiglitz）在七月號《名利場》的文章〈華爾街的有毒訊息〉斷言：「美國式資本主義已失光采！」事實正是如此，在這種情形，美國財長打「重建世界金融秩序」的旗幟四處推銷其金融策略已難收預期效果，非常明顯，美國在世界金融上的中流砥柱地位（a pivotal role）正在慢慢退化中！
戰後以還，西方經濟蓬勃發展（共產國家走資後經濟亦高速向前），根本原因在政治以人民意念（民主政制）為主導、經濟以市場（自由市場）為依歸的政策收宏效；當前這場由華爾街一手促成的金融海嘯，即使未把這種根基摧毀，卻已引起發達以至發展中國家官民的疑慮甚至疑懼，動搖了美式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可以肯定的是，在經濟範疇美國已失領導地位，但多元發展意味混亂及失序的投機將甚於過去。不過，由於氣勢大不如前的美國仍是世界第一軍事強權，而「五角大樓及商業綜合體」是世界愈亂得益愈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這意味世界政經前景變幻莫測，危機隱伏已是常態。
西方國家能向中國硬銷鴉片及強詞奪理偷換概念地把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等理論作對自己最有利的運用，歸根到底，是有軍事力量的支持，十九世紀的英國（和法國）以至二十世紀的美國，俱為超級軍事強權，因此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能予取予攜……。中國的和平崛起，若無足以匹配的軍力為後盾，在言文層次（包括去周在俄羅斯召開的上海合作組織及金磚四國會議）肯定可以非常風光，但在實際層面仍得隨美國音樂起舞！
信報財經新聞
P12 | 時事評論 | 林行止專欄 | By 林行止 2009-05-08
盛衰循環不可免豐年之後是荒年
造成經濟起伏（升降）循環的成因，大體來說，經濟學家的看法可歸納為下述五種。
純貨幣說（Purely Monetary Theory）指出貨幣流量（Flow of Money）的變動令經濟盛衰交替，因此，只要能夠有效地控制貨幣流量，經濟不會大幅波動，循環便不會出現。這即是說，保持貨幣無限量供應，經濟便可永享繁榮。顯而易見，這種理論早為經濟學家唾棄，因為貨幣無限量供應會造成惡性膨脹，結果經濟不是繁榮昌盛而是為通脹所徹底摧毀。美國政府應付「金融海嘯」的手法，極可能蹈此覆轍。
過度投資說（Over-investment Theory）認為在好景或利率偏低時，工商界為了適應市場殷切的需求，會輕易作過度擴張、過分投資，而當銀行或投資者為避免承擔高風險而收縮投資時，衰退便接踵而至。據這一派學者的分析，由於從投資到真正產出，有一段時間差，因此在市場要求殷切時進行投資，到有產品應市時，由於市場需求受種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可能已陷萎縮，結果形成生產過剩，衰退便不可避免。
消費不足說（Under-Consumption Theory）亦稱過度儲蓄論。這一派的結論是，消費者因不同理由（當前是次按風暴引致的金融海嘯，一般是缺乏福利特別退休保障及沒有醫療保險的社會），傾向於積穀防飢，或在經濟蕭條中損失慘重以致無力消費，令消費追不上供應，即消費者的支出無法吸納已進行生產的消費品，等於市場積壓大量存貨，廠商被迫停產、失業率高升，經濟衰退隨之出現。凱恩斯的財政政策便是針對這種情況，而且證實有效，可惜它只可以「江湖救急」，有長期負面副作用，最後必會把經濟根基搞垮！面對「金融海嘯」導致「總合需求不足」的困局，凱恩斯學說又成「顯學」，每個國家都向市場「注資」以刺激經濟，經濟下挫之勢放緩稍後甚且會回升，但其後遺症才教人心驚膽戰，因為惡性通脹遲早必至！
心理因素說（Psychological Theory）認為人類對前景的心態時喜時悲，即對前景的預期有時樂觀有時悲觀，樂觀時大事消費，甚至先使未來錢（尤其是未來沒有的錢）。事實上，這種做法並非非理性，因為人們普遍相信經濟會持續增長，收入隨之不斷增加，以未來所賺支付欠債，綽有餘裕，因此盡情消費，經濟遂欣欣向榮、蓬勃繁榮。可是，當消費者對前景有悲觀預期時，經濟便會掉頭跌入衰退深淵，預期未來的收入變成沒有收入，個人進而整個國家經濟便陷入水深火熱中。
創新說（Innovation Theory）為大名鼎鼎的熊彼德（J. Schumpeter, 1883-1950）所創，他指出受市場歡迎的創新發明，必會引起業界跟風，因而有大量投資，而投資活動帶旺經濟，銀行信用隨之膨脹；到了投資活動進入收成期，即創新的產品上市，廠商有收入，開始償還銀行負債，如此時沒有進一步的創新發明，信用便會逐步收縮，經濟活動趨於緩和，經濟亦就盛極而衰。
此外，我們當然不可忘記英國經濟學名家哲逢士（W. S. Jevons; 1835-1882）的「農作物收成論」（Harvest Theory），在農業社會，此說是具有很大說服力；由於農作物的豐收歉收，與氣候變化有關，因此該學派亦涉及對太陽黑子循環的研究，因為太陽黑子的出現與天氣好壞有直接關係。不過，由於農業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已不重要，這種學說當然被時代淘汰—但亦不是徹底淘汰，因為農作物豐收歉收，仍對商品期貨價格升沉有一定影響。
經濟循環研究是經濟學的一支重要流派，很多著名經濟學家如米賽斯（L. E. von Mises, 1881-1973）、海耶克（F. A. von Hayek, 1899-1992）、祈連（L. R. Klein, 1920-）、赫伯拉（G. Haberler, 1900-1995）、古柏民（T. C. Koopmans, 1910-1985）、盧卡斯（R. E. Lucas, 1937-）以至森穆遜（P. A. Samuelson, 1915-）等，均曾在這方面下過苦功，且各有所成；而不論從哪一角度看，以「經濟生機的長波」（The long waves in economic life）聞名的蘇聯經濟學家康特拉狄夫（N. D. Kondratieff，生於一八九二年；一般辭書都說他於一九三一年去世，保爾格萊夫經濟學大辭典比較謹慎，在這個年份之前加上問號；據十多年前戈爾巴喬夫時期為他翻案時的資料，他正確的終年是一九三七年）這方面的研究亦大有所成，他根據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八年的經濟數據，推斷資本主義不會因為經濟蕭條而淪亡，並堅信資本主義會在盛衰交替中不斷向前發展（康特拉狄夫自稱受「蘇聯〔烏克蘭〕有史以來最偉大經濟學家」屠岡．巴寧諾夫斯基〔M. I. Tugan-Baranovsky, 1865-1919〕的影響）。這種論證與馬克思資本主義必亡的教條不同，斯大林一怒之下，把他充軍西伯利亞……。
商業（經濟）循環困擾世人，由來已久，經濟學家致力把之「馴伏」，至二十年代奧國學派（代表人物有米賽斯等）始有所成，而四十年代凱恩斯在《通論》（一九三六年出版）中提出的財政政策，目的在從上帝之手奪回主宰經濟的大權……。可惜搞來搞去，循環揮之不去。如今政府─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政府和中國─都用「霹靂手段」試圖令經濟不致陷入衰退循環，事實的確收到一定效果，可是天下並無沒有循環的經濟，意味所有落重藥的國家稍後都要為拖緩衰退的出現付出沉重代價！ ‧從《聖經》的「七個豐年」說經濟循環．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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