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8日 星期日

關於青少年的未來

A30 | 觀點 | By 梁永泰 2009-11-03

青年人, 未來是靠「倒」政府出來的嗎?

青年Bill 張貼「倒」曾標語,年輕醫生律師夫婦抗議買不到樓,基層與中產青年同時「倒」政府,顯示年輕一代真的有許多怨氣。如果大前研一說的「M 型」社會是真的,那麼M 型的兩邊人都是充滿訴求。

實在是的,堅尼系數顥示香港貧富差距全球最大。數據顯示本地生產總值上升之時,貧窮線以下的市民卻同時增長。申領綜援人口有年輕化和高教育水平化的趨勢,顯示除了老人和單身爸爸媽媽,香港有一種「新貧窮人」。

但解決社會的困難,是靠「倒」政府出來的嗎?曾特首的慳電膽事件,與前梁司長的購車事件不一樣,媒介本應可以扮演開民智守道德的責任,卻放下公平和 Common Law 的精神,甚至落井下石。泛民主派在整個過程之中,一點也不民主,極盡民粹主義,難道美國小布殊的反恐手段,要在香港重演,未審先定罪?

香港政府在近期的政策有失誤,是在所難免。一個由殖民地過渡至港人治港的政府,自有許多嘗試與錯失(Trial and Error)。例如迪士尼公園(如今因上海拍板而前途黯淡)、文化保育太少(如天星的清拆)、高地價及八萬五政策(房屋太貴或驟跌)、工業太單薄(只重旅遊與金融)等。

香港的出路是要靠自己

但我們今天的生活是否比從前好?居者有其屋(不等於要買市區新大屋),學者有其校(由9 年至12 年免費教育),病者有其醫(免費醫療系統),行者有其車(公共交通發達)。社會上仍然存在許多問題,但我們不能期望政府改變一切事情。

青年人,香港的出路是要靠自己,政府的局限就是民間的開始。首先,我們要重視文化,不單是文化產業,而是作個文明的人。香港的出版事業一直蓬勃,因為有言論自由的空間。龍應台的《大江大海》,只有在香港可以出版。香港的電影有其原創性,連荷李活也要抄《無間道》。如果未來要大搞文化產業與創意工業,我們就要有廣闊的知識面和綜合能力,這是日本電影大師宮崎駿和久石讓的忠告。在此,通識教育可以是個好平台。

香港有何優勢?香港青年人面對國內龐大的人口(包括青年人),如何比併?在未來會否被邊緣化?我想, 未來是與我們同在(The future is on our side)。其一,香港人的城市生活經驗,對中國有參考價值。中國正在城市化,全國人口的50%,會從農村轉移至城市;城市的活力,可以參考香港的文化商場與國際研討。其二,是文化並兼,我們生下來就是文化交錯,有助中國面向世界,有助美國認識東方。其三,香港有法治精神,有文明的靈性與道德,這是本港教會辦學和宗教團體的成果。其四,香港的公務員比較清廉,有效率、重視溝通,尋求共識,市民又勇於表達。這些東西可以多發揮。

青年人,苦難與困境,是鍛煉我們生命的最佳機會。我們的父母在戰亂長大,是我們的榜樣。我們這一代面對歷史重大的變遷,付上代價。未來的世界,則由你們去創造。生於安逸而長於憂患是困難重重。但我仍然相信,是你們帶領香港進入更美好的未來,你們就是我們的未來。

作者是突破機構總幹事


A30 | MP+觀點 | 來函 | By 鍾耀斌 2009-11-05

「創意」是「不去排除所有的可能性」

本人一向是突破機構的支持者,但對近日總幹事所發表的文章感到有點莫名,故撰此文回應,希望湊湊熱鬧,引發更多青年工作者的討論。

我不嘗試去猜想梁的寫作動機,但字裏行間給人的感覺就是「倒」政府是不當的行徑,我們,特別是年輕人,應避免這樣想、這樣做,否則就是給媒體愚弄了。所引用的例證包括現今社會跟過往比較已是「居者有其屋」、「學者有其校」、「病者有其醫」、「行者有其車」,口吻有點像當年羅太告誡年輕人最不該批評政府一樣。看到這裏,我心裏委實有點不舒服,梁是開展香港創意的一位表表者,為什麼要撰文去排除這個能改變現象的一種合法可能性呢?這些現象包括貧富懸殊、就業問題、文化保育、政改停滯,以及高地價政策等。

回應梁永泰博士

「倒」是個政治上的禁忌,但我想到了孫中山、毛澤東、甘地、曼德拉、馬丁路德金等,他們所用的方法或許有別,但都離不開一個「倒」字,「倒」不一定要指血流成河的革命,它亦可以是「變」的另一種形態,美國民主黨在大選中獲勝,把共和黨推倒,這也是靠人民自身的力量,只要政治制度完善,所有的「倒」也只是政黨的和平更替,又有什麼原因需要避諱呢?

基督教的智慧提醒我們要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祈禱,我同意湯漢主教所提出的呼籲,要為所有在政府裏工作的人祈禱,求天父給他們智慧,但這也不排除用「倒」的方法去解決現今在社會上出現的種種矛盾。我同意梁所指出的,「香港的出路是要靠自己,政府的局限就是民間的開始」,民間的力量是多樣和多元化的,並且具備大量創意,若政府為了保護既得利益者的權利而刻意阻撓,這只會把香港這片美麗的土地賠上,這樣真的非「倒」不可。試想,香港的價值和獨有之處就是在於它的「不同」,若我們不去排除所有的可能性,年輕一代才有真正的希望。

「默默忍受」或是「推倒重來」也是需要付出膽量和勇氣的,是年輕人面對苦難與困境時的考驗與磨練。這裏我不是全盤否定梁的看法,只是想鼓勵在不同的改革道路上,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未來不是單靠『倒』政府出來的」,或許會更鼓勵創意,更有說服力。



Ming Pao Daily News
P03 | 周日話題 | By 吳國偉 2009-11-08

政府「河蟹」出青年的未來? —— 與梁永泰先生商榷

文吳國偉最大福音派非政府機構「突破」現任總幹事梁永泰先生在11 月3 日明報論壇,發表對青年人的「勸勉」,指摘現時香港社會是M 型化後的兩極衝突,社會問題衆多,傳媒泛民卻發動民粹,抹黑慳電膽事件「未審先判」。他又指香港政府所有的政策失誤,都是因為殖民之後,港人治港過程必然有的錯失。梁先生又指今天香港現今的生活比以前好,要求青年人要在政府的「局限」開始,做好自己與國內青年「比並」。他認為香港未來很有優勢:內地城市化要學香港、幫助美國瞭解中國、教會辦學促成香港法治文明靈性道德、優良公務員質素。總的是青年人的未來要靠自己,不要「倒」政府。全篇分析粗糙,張冠李戴,是非不分,粉飾暴政,挾「青年」急求以「反倒曾」(前人「愛董」,今人「愛曾」?)上位,實為通識教育的經典反例。

豈能放過慳電膽事件?

對近日新聞稍有瞭解,又或是今年新任通識科的老師學生,都知道最能表彰「未審先判」精神的,是強推驗毒計劃違反了基本法治原則「無罪推定」。相反,慳電膽事件由政府內部泄出,經傳媒窮追、議員跟進、官員學習如何改善政策,結果避免了不合理加電費和傷害窮困基層市民,實在是少有的善事。曾特首作為首長,處理此項政策的個人情感層次(參見日前田北辰勸特首要感性)、政策能力(社民連議員批評政策出台前的法理基礎)、概念理論能力(經濟日報通識版論慳電不等于環保)、與市民溝通(黃毓民批評特首高官不了解公屋採用光管,沒有鎢絲燈燈座)、危機處理(香港大學民意調查中心指曾蔭權民調評分新低)等等衆多議題,涉及豐富的多角度思考,深入探究,有望達到通識教育「使學生成為對社會有責任感的好公民」的宗旨。然而梁先生居然以「未審先判」來將之勾銷,此中緣由是進行議題探究時,抹殺了政治分析及反省的角度。也許是梁先生的政治立場太支持政府,正好看不見政治參與及批判思考的正面作用。

既然梁先生的政治分析付之闕如,他對香港進步的評估就可以完全無視現實的複雜性,一句「今天的生活好過以前」,以「大話」(grandnarrative)將過去特區政府的施政失誤再次勾銷。香港如果曾經有「進步」,我們要問的是誰承受政策失誤帶來的傷害,誰又在當中得益?看來梁先生真要好好進修通識科,「香港社會」單元中的「生活質素」,教育局的網上資源也有相關概念的介紹。事實上近期菜園村事件及之前連串重建保育議題,反映的並不是人人認同現在香港的生活比以前進步:多了鐵路,多了大商場,人真的生活得好了嗎?「本土行動」、「獨立媒體」、「八樓」、「批判地理學會」等等新世代公民社會運動響亮地回應了一句「不」!梁先生的政治立場與青年脫節,以至他對「進步」停留于直覺式思考,又如何可以在議題上深入由天星至皇后、由喜帖街到觀塘重建、菜園村以至廣深港鐵路的討論,在思考方法上涵蓋政府角色的多角度思考?

「港式優勢」不切實際

至於梁先生對香港青年的未來,四個所謂優勢都是脫離現實的大話。內地城市化要學香港?深圳創業板一開市市值已超過了有十年曆史的香港創業板。幫助美國瞭解中國?香港的「文化交錯」根本沒有進行「文化對話」更談不上「文化共構」——而且美國有需要經過香港來瞭解中國嗎?教會辦學促成香港法治文明靈性道德?香港基督教右派在學校內違反了多少法治?他們強推福音、「一校一宗教」扼殺了多少自由靈魂?那些教會為爭取多辦幾間戒毒學校,支持明顯違反「無罪推定」的法治支柱的驗毒計劃,又有多少基礎及實例去支持國內的人權及維權運動?香港要有未來,我們要的不是更多的大話,而是做好認識自己的基礎工夫。

一如明光社陣營早前試圖以「道德」對社會文化作出極保守的基督教右派策略性動員,並在當中取得政治利益,作為另一個基督教影響社會的窗口「突破」,同樣借「青年」之名對社會進步力量進行其激進右派的訓斥。公民社會與香港整個教會必須警覺當中的利害,在欣賞教會進行社會服務的同時,也應注意香港教會是否做好先知的位份,面對不公義時要發聲,抵禦危害社會發展的「河蟹」論述。

香港的未來,不是「河蟹」可以營造出來的。香港回歸以來,青年人每每在社會轉變中受損,成為一代「下流」青年。筆者喜見青年人在困局中起來,反對宗教霸權、反對校園驗毒、向中央上書詰難無理打壓維權律師,以至日前「倒」曾。這些青年以純潔心靈為公民社會為社會公義敢於發聲,在他們生命中「trial and error」,在石縫中掙扎出上一代香港人以「搵食」出賣了的主體性。在trial and error 中,青年人需要的支援不是河蟹政治,青年發展要的是在「行動——反思」中深化自己。願上主與他們同在。這些「倒」政府的青年,就是香港的未來,更是香港的現在。

@大公神學工作室 theofrankie@gmail.com

青年人,將臨的起義
黃宇軒 2009-11-08 明報


蕭伯納有句話大意是這樣的:三十歲前不相信共產主義的人是愚昧的,但三十歲後還相信共產主義則是更大的愚昧。這句話,經常被那些曾經激進叛逆、曾經火紅過的成年人拿來合理化他們他朝的選擇。引用這句話的人,潛台詞是,青年人帶點反叛無視建制權威,不過是血氣方剛;不然,就是說青年人都看不清世界的複雜性。然而,將這些說法放于當下,似乎掩蓋了重要的事實:在過去二十年,綜觀全球已發展國家,青年人面對由社會制度加諸身上的挫敗感不斷增加,看來已到了某種臨界點。在許多城市,與其說青年人不再是明日世界的主人,不如說他們就是最被邊緣化的一群,在英國,三分一失業人口是廿五歲或以下的,而西班牙的青年失業率更達至四成。

金融危機到來後,政府在今年初急急推出四千元大學生實習計劃,正好暴露了在資本主義起伏之時,政府非常害怕剛投入勞動力市場的青年人首當其沖,進入失業大軍。這種舉措,呼應了過去十年,歐洲青年失業率升至百分之二十,各國政府與資本家不斷創造短期,臨時、實習等彈性職位,企圖部分吸納這些勞動力的情況。然而這些勉強找到工作的青年人,面對的不過是活在惶恐中的生活。在英國,已有人用「IPOD 一代」來形容這些青年,缺乏保障(Insecure)、備受壓力(Pressured)、被收重稅(Overtaxed)與周身債(Debt- ridden)。

這些形容詞,又何嘗不可放在香港青年人身上?特別是在考試制度中失利,無法接受大學教育的青年人,被強迫進入政府所「創作」的資歷架構層級中,消費其他的證書、文憑等,積下更多債務。這些所謂促進終身學習的修辭,真正指向的會否就是只有終身學習,別無其他? 在法國,社會科學學者把這些青年稱為「不穩的一代」(Génération Précaire),指他們實際上賺得的金錢,還遠比二次大戰後成長的一代人少,而且更缺乏安全感。而後來我們都知道,那一代人對社會制度的不滿,後來都爆發于上世紀六○年代末一系列的街頭示威中。那麼,當下的不穩的一代呢?

希臘大選左翼壓倒勝利

剛過去不久十月希臘大選,左翼社會主義運動黨(PASOK)獲得史無前例的壓倒性勝利;這次選舉結果,其實深受○八年底雅典一場大規模示威行動影響。而那次影響力遍及整個歐洲,青年人衝擊警察與政府的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可謂象徵了千禧年以來青年對前境徹底失望的憤怒。若我們回望過去數年,同類型的衝擊權威,癱瘓整個城市的暴力行動,都曾在法國、智利和西班牙發生,甚至持續上數月。不同的只是,觸動這些青年人神經的關鍵事件各異而已,例如在希臘,○八年十二月六日警察槍殺一名十五歲學生,是直接導致一系列反政府行動的導火線。但同時連結著這些行動的,都是青年普遍對當下勞動狀況與社會結構的極度厭惡,這些情緒並沒有讓他們成為爭取更好待遇的壓力團體,而是讓他們進一步提出有關公義平等的普遍訴求。讓人意外的可能是,把這些行動力量積聚起來的,竟是一本不到一百四十頁的書。一九六七年,德博(GuyDebord) 發表了《奇觀社會》(The society of thespectacle)一書,延伸了馬克思異化(alienation)的概念,論述現代消費社會如何利用奇觀磨滅人性。這本不到一百三十頁的小書一石激起千重浪,成為了青年發動一九六八運動的重要思想資源。四十年後,一班法國大學生自稱為隱形委員會(theInvisible Committee),跟隨德博的步伐,寫下《將臨的起義》(The Coming Insurrection)一書。他們刻意模仿德博的筆觸,批判過去三十年全球資本主義不斷引發的各種危機,開宗明義在書首寫道「不論從哪角度來看,當下,都是沒出路可言的」,並呼吁讀者直接行動,對剝削者實行無政府主義式的抵抗,帶來將臨的起義。

思想在歷史上從來都可以是危險的,當權者比任何人都清楚。因此這書出版不久,引發了幾浪的青年運動,法國政府去年十一月就在Tarnac 拘捕和起訴了九名學生,指他們「疑似」該書作者,並策劃恐怖活動。這次拘捕,引來法國幾乎所有公共知識分子的聲援,也加速了這些「危險思想」在歐美散播,牽起行動,最有實際政治結果的就是上述希臘大選結果「向左轉」。《將臨的起義》無疑用震動人心的詞藻道出了許多真實。左翼經濟學家們早就預言,資本主義發展有其周期,也稱康德拉捷夫長波(Kondratievwave),當下去工業化讓低技術勞動大幅消失于已發展國家,過剩的勞動力與資本如何被吸納,是天曉得的問題。同時社會學家RichardSennett 也提出,剩下的工作變得過度彈性化,讓有工作的人也全沒依靠可言(這一點,許寶強教授多番在報章論及)。誰還敢跟青年人繼續說往日美麗的謊言?

圍禮賓府行動打破謊言

在這種脈絡下看,在網上發動群衆十一月一日包圍禮賓府的青年人,發動的就是為了打破謊言的行動。用策劃者Bill 的說法,他與同代朋友的親身經歷,讓他們完全無法理解當權者常掛在口邊的「知識型經濟」和「終身學習」所謂何物。「咩野副學士,都系政府搞出嚟等失業率唔好咁高,邊個高官仔女會讀?有無認受性?」「我想做電工之嘛,有牌有經驗,仲點進修?」短短兩句話,道出的真實遠比政府有關知識型經濟的文件多。也只有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才能明白當天為何有比參加者多數倍以上的警察在守候他們;當《將臨的起義》被翻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霍士新聞頻道的主持人Glenn Beck 在節目中,用了整整七分鐘怒責那是最危險的書。當真相被道出,自然是要千方百計封殺的,這是我們看Matrix 就能知曉的事。《將臨的起義》還沒被譯成中文,但那種情緒已來到我城。縱然傳媒都只報道說這是一次「倒曾」行動,但只要稍到他們的facebook 群組一看,就會見到他們第一項理念就是要批判曾蔭權漠視貧富懸殊:這是從所謂「失落的第四代」出發,伸張開來的公義綱領,恰恰呼應著歐洲各國青年的行動。

社會學學者孔誥烽曾在一篇題為「論說六七」的文章中分析,六七年「暴動」的回憶經常被不同社會力量重構,所有提出公義,針對不平等的行動都不知不覺被恐左的意識消融,「一切激進思想與行動,都被視為破壞繁榮安定,理應予以清除的毒素」。在當下的歷史情景,青年人再次提出公義,針對抵抗不平等的社會,遙遙呼應著其他城市的直接行動,不難想像,也很快會被多重社會力量重構。突破機構總幹事梁永泰日前在報章撰文質問這班青年人, 「解決社會的困難,是靠倒政府出來的嗎?」無疑就是把清晰的平等要求,消解為純粹破壞性、反社會的行為。他也說,「社會上仍然存在許多問題,但我們不能期望政府改變一切事情」。諷刺的是,這兩句說話正好提醒,歷史告訴我們,未來經常都是靠「倒」現在的政府而改變的,而我們當然不能期望政府改變一切事情,尤其當那是個腐敗和非民主政府的時候。正如梁永泰所言「未來的世界,由你們去創造」,這定當是《將臨的起義》一班作者最能認同的話。

明報
健吾 2009-11-14

年輕人,靠自己?

突破機構的梁永泰先生看着眼底下的香港有着有增無減的怨氣,如果時間是屬於「年輕一代」的一邊,問青年「人」:未來是不是靠倒曾而來?梁先生一文引起網上一些不大不小的討論:「社會上仍然存在許多問題,但我們不能期望政府改變一切事情……青年人,香港的出路是要靠自己……青年人,苦難與困境,是鍛煉我們生命的最佳機會。我們的父母在戰亂長大,是我們的榜樣。我們這一代面對歷史重大的變遷,付上代價。未來的世界,則由你們去創造。生於安逸而長於憂患是困難重重。但我仍然相信,是你們帶領香港進入更美好的未來, 你們就是我們的未來。」

我記得,在中文課的時候,老師叫我不要寫「青年人」,因為青年應一定是人,正如母親一定是雌性,不需要強調「雌性母親」一樣。但我也由心感謝梁先生,至少,他當「我們」是人。但是,我以為,一個叫突破的機構,是知道面對窒息的、不平的、不合理的現象,用一己之力突破現狀,是會鼓勵青年「人」多點創意地去求出路,多於苦口婆心的勸戒的。

青年「人」窘境是大家都沒有出路

立法會辯論《施政報告》,李卓人議員提及Y世代的出路問題。他說: 「什麼是Y世代,是1980 年代出身的人。」我想,很有趣,因為他所指的Y世代,對我所認知,不是以出身年份作計算,而是以出生年份作定調的。X世代是後Baby Boomer,Y世代其實是1981 年打後10 年至15 年,而現在國內談得很火的青少年現象叫90 後。議員把我們在報章上說過的觀點,炒成一碟語氣激昂,鏗鏘有力的演辭。他說:「主席,最後我都想談一談年輕人的問題,即是Y世代的問題,三無世代:無階梯、無前景、無穩定。為什麼他們會搞成這樣子?不是因為他們不努力,為什麼?就是我們這一代,我們現在這一群四仔時代:屋仔、車仔、老婆仔、BB仔。我們上晒岸啦,全部四仔啦,我們而家四仔年代的人,就全部位高權重,完全不理會Y世代。」

李卓人議員的語氣激昂,陳述了一條簡單的社會學道理:制度是制度建立者去維護自己的權利的。我相信梁永泰先生也知道,青年「人」現在的窘境,不只是有人有怨氣,是大家都沒有出路。舉一個簡單得很的例子,在政府工作,有不少年輕的都是求穩定求無風浪,不望發達只望自己生活平平淡淡完了的人,有些人努力辛勤,為什麼可以連續六七年,都是合約員工,不提供長期服務的職位?是什麼原因?是因為我們的時間很便宜,不值得人去珍惜嗎?抑或是上層的公務員,都習慣用制度去保護自己,以肥上瘦下的思考方式去面對問題?

「你們」決定要怎樣處理這個社會?

在這種社會不平事的「世代討論」中,我們常常聽到「你們」和「我們」,我80 後生,勉強稱我為「我們」吧。我們有些人會倒曾,有些人會沉迷濫藥,有些人覺得香港很迷失,這兒很絕望,很迷惘。至少,有很多我的學生跟我說,他們都有失眠問題,不是他們通宵達旦地嬉戲,而是不能入睡,有人已經有30 個不同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可以做什麼。(剩下兩個是國內生,他們說因為國內的學生大都背城借一來香港讀書,所以不會想太多。)面對一天一天家人和朋友的無形壓力,他們天天都覺得抖不過氣。我看着他們,我不禁問一個問題,既得利益者總會嘗試用baby talk 去說: 「年輕人,靠自己」,「認清香港優勢」, 「知道自己的價值」,「不要以為倒曾(也許可以解讀成反對、抗爭)可以做到什麼」。他們不知道現在他們得到這些東西,有些人都不是因為他們能力很強,只是時代給他們機會而已。至少,我認識不少比我更有才華,認識更多事情的人,每天回去都看着一個又一個比自己白癡無知沒視野沒有國際概念、不進步不理解社會不知道世界要什麼的上司,為了一份工,就得唯命是從的工作,而且三天兩夜仍要聽着那些「這一代年輕人被動、沒主見、沒有深度、只愛在網上耍嘴皮子」這些批評,恍似社會變成今時今日的地步,是跟「他們」沒有關係似的。

李卓人議員,對,你們上位了,那你可以告訴我,「你們」決定要怎樣處理這個社會?你告訴我,你們想怎樣?你可以叫「你們」的朋友,以至你們的上一代仍在發光發熱的社會賢達們,集體離開這個香港,好等我們真的有權去決定香港的未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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