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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林行止專欄 | By 林行止 2009-09-07
大法官的笛子往哪裏送？
一、
曾接受本報訪問的當代大儒、一九九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耶．仙，在剛出版的《正義的概念》（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中，舉了一個正義難求的例子。
有三個同樣渴望得到一支笛子的小孩，小明的理由是他最窮，捨笛子以外，根本沒有其他玩具；大明則以三人之中，只有他會吹笛而應當歸其所有；家明的理由聽來更為充分，因為他曾參與笛子的製作。
這只是一樁生活小事，笛主大可以憑他對三個小孩的不同喜好程度，作出最符合本身意願或最符合客觀現實的送贈，可是笛主是「胸」中樓閣型的「知識分子」，他循「正義哲學」思考取捨，愈想愈難作出決定。
根據經濟權利平等主義亦即正統社會主義的主張，笛子該送小明，因為他最應該受幫助，而且笛子是他唯一的玩具，其他二人沒有笛子，還有別的東西可以玩耍；若依自由學派（右傾保守主義）的思路，笛子便該送給花了時間、用了工夫製造此物的家明，因為有付出的當有回報是鼓勵人們努力工作的最佳辦法；然而，功利享樂派（Utilitarian Hedonist）卻會以為，此笛非大明莫屬，因為是三人之中唯一得物有所用，他既能從中獲得最大樂趣、展示才能，並有可能產生界外利益（其他人欣賞他的吹奏）……。源於不同的意識取向，笛主莫之能決，我們現在身處的所謂「公義社會」（Just Society），缺乏一套統一價值取向，他遂為無法作出最適決定而苦惱，最後也許要從《聖經》尋求「合理」處置。
阿瑪耶．仙筆下的笛主，若有專制國家的思維，笛子給誰的問題根本不存在，因為家庭背景最「紅」的孩子肯定可得笛子！如今香港夾在過去英式價值觀念與若干年後將與中國融合一體的考量，道德意向前迴後盪，笛主的困惑更深，也許只有放棄送贈笛子的權利，才不致心力交瘁。
二、
回歸十二、三年，香港政、經、社各個層面都在醞釀變化或已起變化，在這情形下，香港面貌不致全非，主要是依靠法治精神這塊磐石巍然未動，雖然期間發生多次試圖動搖其根本的「釋法」擾攘，不再「不動如山」，但總算把持得住而屹立不倒。
這塊磐石的守護者付出了極大努力，立足其上享受新主人信誓旦旦甚至白紙黑字答允的「美好舊日子」的人們，莫不異口同聲對他讚譽有嘉。按照常理，這位沐浴在一片歌頌聲中的守護者，自當盡其在我、站穩崗位，堅定不移地繼續擔當他的角色；可是，他卻在「身體健康全身沒有病痛」的狀況下急流勇退—大前提是以司法系統的人事部署為原由，再以本身進退有時、當有優游歲月為考慮，李大法官申請退休的理由兼具情理，外人實在不必說三道四，然而，香港像笛主般愛揣度思考的人多的是，他們紛紛從北方傳來見微知著的訊息中領略弦歌雅意。
《基本法》的最後解釋權在人大常委手裏，用香港慣用語言，是人大常委對香港小憲法具有覆核權，過去香港經歷了三次人大「釋法」，算是有驚無險，唯香港司法當局的「肉『裁』砧板上」的無助特性已全面暴露；作一個淺俗的比喻，香港司法女神已被斬去一手，另一手迄今為止尚能運作，只要別再做出促使北京出手「釋」法（除有解釋之意，尚有「杯酒『釋』兵權」的含義），香港司法仍有可為。
可是，三權不可分立論及立法司法合作論（姑勿論「司法政治化」），早已不再是「潤物細無聲」，雖不至於是風吹雨打式的進犯，漸趨「埋身」則彰彰明甚。站在北京的立場，「五十年不變」絕非一切不變，而是必須在其操控下有秩序地變，唯有如此，才能穩渡到五十年後的一國大統。上述論調以至建立第二個權力中心論，皆為中央全面接收香港應有的部署，而執中扼要，有計劃地插手司法人員特別是法官聘用、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及司法覆核委員會委員的委任，便是關鍵所在，只要在這些重要部門安插一些足以反映「上意」的人，香港司法便會慢慢新加坡化—表面上維持英國法治傳統、香港司法制度亦延續不輟，但中國和特區政府他日在法律上穩操勝券。新加坡政府從來不曾敗訴，特區政府的裁決卻多次為「司法覆核」所推翻，對不諳法治底蘊的人，這是必須予以糾正的。退一步看，無神論者的中共與建基於基督精神的西方法治，先天失調；形而上的不調協，有機會當然要修之改之。
這種無形變化，必會使那些執於司法必須絕對嚴明有序不受政治影響者意興闌珊！
三、
一九九七年五月下旬，臨時立法會通過「候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支持候任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委任李國能為香港特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動議」時，就此重要人事任命，筆者發表一些議論（均收在台北遠景社的《忠黨報國》一書），其中提出了二點「隱憂」，大體來說，筆者擔心李氏出身於為了世系綿延而必須經常與權力當局妥協的香港世家，加上他比較年輕（四十八歲，為歷任此職者最年輕的一位），「來日方長」，可能較易向權力來源靠攏甚至「叩頭」，結果無法貫徹英國法治「昭彰公義使市民的權利與自由獲得保障」的特色……。
事實證明，李國能不負所託。
回歸以來，港人的權利與自由度並無太大倒退，這一方面當然與北京仍然執意力保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大方針有關，一方面則與李大法官持正不阿力保法治原則有關。香港的社會價值觀念正不斷改變，在不知所措的大氛圍下，李大法官堅守過去源自英國的法制，加上一份承傳自基督精神的道德勇氣，使他進退有度，是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委以重任的人選中，最孚眾望第一人。
香港人應向李國能大法官致敬！
信報財經新聞 戴天 2009-09-07
不離一個謀字
也許確如魯迅在其《隱士》一文中所說：「非隱士的心目中的隱士，是聲聞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這種人物，人間是不會知道的」。
不過，古往今來，姑且不論其真假，許許多多所謂隱士，卻聲名大噪、為世所知。見於古籍，如皇甫謐《高士傳序》，就有「洪崖先生，創高道於上皇之代：許由善卷不降於唐虞之朝」等語，則似乎在三皇、五帝的時代，高隱之士就出現了。《後漢書．逸民傳序》亦稱，舜時有隱逸之人。而據說在孔子之世，由於「孔子稱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高士傳序》），其「名單」中便有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楚狂接輿等隱士。
但儘管上古之世的隱士，真假難辨，「姑妄言之」，有關隱士的種切，卻「史不絕書」，而其中有的，更幾乎就是人所稱頌及效法的楷模。如《舊唐書．隱士傳序》，即認為某些隱士，為求寧靜與淡泊，而「放情肆志，逍遙泉石，無意於出處之間」；《隨書．隱逸傳序》，也對於不想獻媚求進，或不甘為五斗米折腰，無視於名利的隱士，認為其「安苦節，甘賤貧」，「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等等。
然而，這也只是隱士所謂息貪立懦，有助於激濁揚清，挽救政風與士風的美好一面。更多的時候，似乎也有更多的所謂隱士，如《舊唐書．隱逸傳序》所說，是「身在江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托薜蘿以射利，假崖壑以釣名」；亦即為了官位，故意以隱居相標榜，以博當權者的注視，並以此特殊的方式，而進入仕途，以期名利雙收。也不管孔子是否曾「稱舉逸民」，且認為如此一來，「天下之人歸心焉」。但自秦漢以降，歷朝列代的統治者，為了爭取民心，提高民意，總也裝模作樣，似乎求賢若渴，會找些隱士出來當官，以致而有「凡中賢之主，未嘗不聘岩穴之隱，追遯世之民」現象。
或曰：史書與一些典籍，之所以為某些真正的高士與隱逸立傳，似不無間接針砭不良士風與政風之意。但好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當隱逸之風與名利相結合，而為人主者，亦以此為籠絡和收買之資，則以隱逸為手段，有隱逸之名而無隱逸之實，務求晉爵加官的所謂隱士，也就大有人在，且其花樣更是百出了。亦因此，所謂隱逸，在某些人，充其量是精心設計、刻意盤算的騙局，其汲汲求名、孜孜求利，與世俗或出仕之人相較，只有過之而無不及。所謂「翩然一隻雲中鶴，飛來飛去宰相家」，正是這類所謂隱士的寫照。而唐人左偃有句云：「謀隱謀官兩無成」，也清楚說明，無論是謀隱還是謀官，都離不開一個謀字。既然必須「謀」，那就是「假隱士名，以詭祿仕」，何足道哉了！
信報財經新聞 By 楊我(新聞工作者) 2009-09-07
從頭條新聞看報紙立場
「武警大哥，唔好保護我！」這句帶有黑色幽默的話，已成為傳媒行家的潮語。
三名香港記者在新疆採訪時遭武警拳打腳踢，其中無電視記者林子豪更被武警用槍指嚇，最終當然舉手投降，其中兩人被反綁雙手跪在路邊。幸好有線電視記者把一些場面拍下，全世界都在看。
請武警不要保護記者
記者被扣押三小時後獲釋，林子豪引述一位高級武警指揮官說，當時懷疑他們在偷拍，雖然記者都出示了採訪證，但武警認為證件可以偽冒，因為那些採訪證十分容易買到。烏魯木齊的新聞辦反應算快了，當晚便召開記者會解畫，在林子豪和眾多傳媒面前睜大眼說：「武警是在保護記者。」並且指摘被毆打的記者不是在進行正常採訪。
「打記者等於保護記者」的謬論在最後新聞播出，正在趕截稿死線的報館行家登時嘩然，齊齊在 Facebook 與 MSN 表態，「唔好保護我」、「愛你等於打你」、「打記者用力、抵擋暴徒無力」……精句紛紛湧現，有行家更聯想到周星馳的無厘頭論調，笑談間不無悲哀。大家都祝願在內地採訪的行家們多多保重，提防暴徒針筒之餘，也望武警和公安們手下留情，「千祈唔好打面」。
無、亞視、now 和有線等電視台都把武警打記者放在頭條，至於報館呢？透過「慧科訊業」（Wisers）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現代都市人不能沒有互聯網，行家則不能沒有「慧科訊業」。根據公司網頁資料介紹，慧科始於一九九二年，原是中文大學一個學術研究項目，核心技術是「採集資訊作內容管理」，一九九八年進行商業化，推出WiseNews 搜尋系統，目前已有超過一千五百個機構提供新聞及各類資訊，形成強大的資料庫。
就像網上搜索器一樣，慧科搜索改變了新聞和學術界的「搵料」方式，行家想知道近十年發生的新聞大事，已毋須到資料室翻看那些雜亂發黃的報紙，只要按幾個掣，就知道大事的發生日期與細節，省下許多編採時間。
看報章的頭條新聞，就能窺探城市的思想脈絡，慧科提供每天報章的頭條新聞作對比，從選材與報道角度去分析，就會發現這個小城是如此「精神分裂」，就算面對五一二汶川大地震、二○○八年奧運開幕、香港記者被公安屈藏毒、李國能提早辭官、新疆騷動記者被打等重大事件上，翌日的報紙頭條總會有不同。
在一般工作日裏，慧科把十八份香港報紙的頭條新聞一拼貼出，當中三份是英文報，三份是中文免費報，兩份是財經報，其餘十份是綜合性報紙。去年五月十二日四川發生八級大地震，死傷程度絕對是國際級重大新聞，應是翌日頭條的首選，但《香港商報》卻是〈內地四月ＣＰＩ漲 8.5% 仍高企 準備金率再增0.5點遏通脹〉，而《太陽報》則選擇〈相隔四日悲傷母親節╱母女同地吊頸亡〉。
至於今年八月中，now 電視台記者在成都採訪維權人士譚作人受審案，卻在酒店內被「無證」（無法出示證件）公安屈藏毒，軟禁六小時，打壓新聞自由及公平審訊的用意彰彰甚明，影響深遠。翌日兩份英文報章均把此新聞放在頭條，但中文報章只有《明報》、《都市日報》和《AM730》放頭，而《蘋果日報》竟把報道安排在國際兩岸版面，彷彿認為事件與港人無關。
只需取悅目標讀者群
至於近日新疆騷動再起，此等大事發生於國慶六十周年前夕，全世界都關注，就算香港記者沒有被打，都該放在最前吧？然而，上周六全港十三份中文報章裏，有七份以此為頭條，其中《大公報》標題是〈烏警放催淚彈 嚴防衍生騷亂〉，整篇報道超過一千字，當然以「和諧」為主調，絕口不提記者被打，引言更稱〈烏市目前局勢可控，市況漸趨平靜〉，真是信不信由你。
其他報章的頭條選材包括有康文署公園搜捕福鱷、消防員跑四百米救女傷者、北上消費港客急升、內地調高ＱＦＩＩ額度令恒指大漲等等，對於這些新聞把新疆的騷動壓下，不知讀者有何看法。
說到底，報紙都是消費品，只需取悅目標讀者群即可，頭條相異沒什麼大不了。因投入保釣運動而喪失博士學位的台灣文人劉大任，○七年七月在《台灣壹週刊》專欄文章〈王建民現象〉裏，講述台灣的棒球將王建民在美國球壇打出好成績，以當地報紙的處理報道手法，就能解讀報紙背後的意識形態，結論是：「報紙似乎將『立場』的重要性，置於『公器』之上，甚至連體育運動消息的報道，都免不了摻雜這種色彩。」 是的，文人辦報的年代早已結束，報紙是商品不是公器，不求公信力，但求立場夠鮮明，能吸引讀者和爭到廣告就好，讀者們，明白了沒有？
報紙電視化勢難改
早前指壹傳媒原定於九月在網上推出動畫新聞片，據聞老闆黎智英早前看過試片後極不滿意，恐怕以目前質素的影片「一播出街即死」，已將計劃推遲最少兩個月。對於影片面世日期一拖再拖，內部人早料有此一，坦然說：「已經一推再推三推，推到去堆田區。不斷話 try，做到 dry。」籌備經年，從 try 到 dry，老闆近日請來在八十年代帶出香港電影「新浪潮」的導演譚家明作旗手，指導製作人員重整影片質素。
譚大導剪片功力深厚，作品具有強烈個人風格，三年前推出的《父子》亦屢獲大獎，他雖年屆六十一歲，但仍在城大的創意學院當副教授，可見未與時代脫節，或許真的能為壹電視帶來新希望，值得期待。
另一方面，《蘋果》將於短期內推出官方 iPhone 程式，方便讀者看報兼報料。iPhone 是潮人恩物，用戶愈來愈多，手機有強大攝錄功能，若《蘋果》能從中殺出一條血路，說不定能搶佔先機。
數月前一位曾經跟隨黎智英打天下、現於電子傳媒擔任高層的前輩認為，他指黎智英以往的業務都已有人創立，他只是看到現存行業的缺點和潛力，大刀闊斧把粗石修飾成精雕細啄的寶石，還迫令同行跟風改進，創立佐丹奴如是，辦報紙雜誌亦然。然而報紙「電視化」、「手機化」的傾向已不可逆轉，暫時連門兒都沒有，是由零開始的創業過程，一旦稍為成功，人家又能迅速跟上，故他並不看好報業搞電視的前景。
前輩所說的話，亦是全球報業將要面對的困境，報紙電視化的成敗得失，所有行家都在看。
學習欲望之重拾 陳載澧 2009-09-03 信報
我們都知道，學問不可能灌輸，孩子們要學懂建構知識。但在紛紜的資訊被塑建成形之前，他要面對的是一種渾茫的狀態；因此，他便須具備「學習的欲望」，才可能留在那朦朧境域一段時間，鍥而不捨地摸索。
這種欲望本來是與生俱有，是人類在生存、繁殖以外最強的本能欲望，他們賴以在漫長的進化過程裏得以代代存活。我們在小時的所以能在跌跌碰碰中學懂走路、在一片噪音裏學懂講話，憑的就是這種探索未知、尋找方向的欲望。
問題是，人們總像是到達某種年齡後，便丟失了這種本能。它的丟失，大部分是由於體制教育的介入。基於種種原因，對孩子們的學習引進了考試、評分等外加動機（extrinsic motivation），結果是把學習的內發動力嚴重削弱，甚或摧毀。
這災難的來源分兩種。其一是直接的顛覆—考核的取向愈是因問責等壓力而追求客觀、可比，其內容便愈無意義。余秋雨在〈十萬進士〉一文裏，便提到科學試題從隋唐的辭賦經典、宋代的時務策論，發展到明清時了無意義的八股文章，便是一例。到了現代，最客觀可比的是選擇題，連電腦也可批閱，但其量度的也與應試者的真正能力無多少關係。考試的方式也難免決定教與學的內容，而內容既乏意義，孩子們學習的內發動力亦隨之消失。
其二則是間接的顛覆—外加的動機往往會埋掩或削戕內發的動力。以下的故事或可說明：一天，一位孤僻老人住處的鄰近空地來了一群小孩，天天在那兒打球，喧鬧不堪。老人心生一計，小孩每天打球便給他們零用錢獎勵，但幾天後便訴說自己經濟困難，逐漸把金額削減，最後更無奈地說沒法給錢了。孩子們深心不忿，說不願免費打球，呼嘯而去，於是老人便重獲清靜……孩子們就是忘記了自己本來不必有任何獎賞都喜愛打球。這雖是故事一宗，但其要點欲已被 Deci 等認知心理學家以實驗反覆驗證—外加動機確可使人忘卻內發的動力。
另一方面，考試與評核雖對真正的學習不利，但卻擔負着推動社會階層流動的功能，誰也想不到辦法可取代它；也正因如此，它承受的問責壓力便極大，客觀與可比性更是必須，在可見將來似乎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善。事情既牽連了社會的整體，那窒息性的壓力便層層相因，更首尾相接—學生說是老師相迫，老師則認定是校長指令，校長又感到是當局的取向，當局則辯稱是家長、民眾及輿論的壓力，後者又聲言是樣樣為了孩子……。
唯一的希望是全民上下的覺悟，了解到考試評核雖未可取締，卻有着本質的矛盾，不宜再無限地擴張其籠罩的範圍，容許另有較充裕的自主空間，讓源於內發動力的學習行為得以發生。
溫州街到溫州街 林文月
從溫州街七十四巷鄭先生的家到溫州街十八巷的臺先生家，中間僅隔一條辛亥路，步調快的話，大約七、八分鐘便可走到，即使漫步，最多也費不了一刻鐘的時間。但那一條車輛飆馳的道路，卻使兩位上了年紀的老師視為畏途而互不往來頗有年矣！早年的溫州街是沒有被切割的，臺灣大學的許多教員宿舍便散布其間。我們的許多老師都住在那一帶。閒時，他們經常會散步，穿過幾條人跡稀少的巷弄，互相登門造訪，談天說理。時光流逝，臺北市的人口大增，市容劇變，而我們的老師也都年紀在八十歲以上了，辛亥路遂成為咫尺天涯，鄭先生和臺先生平時以電話互相問安或傳遞消息；偶爾見面，反而是在更遠的各種餐館，兩位各由學生攙扶接送，筵席上比鄰而坐，常見到他們神情愉快地談笑。
三年前仲春的某日午後，我授完課順道去拜訪鄭先生。當時《清晝堂詩集》甫出版，鄭先生掩不住喜悅之情，叫我在客廳稍候，說要到書房去取一本已題簽好的送給我。他緩緩從沙發椅中起身，一邊念叨著：「近來，我的雙腿更衰弱沒力氣了。」然後，小心地蹭蹬地在自己家的走廊上移步。望著那身穿著中式藍布衫的單薄背影，我不禁又一次深刻地感慨歲月擲人而去的悲哀與無奈！
《清晝堂詩集》共收鄭先生八十二歲以前的各體古詩千餘首，並親為之註解，合計四八八頁，頗有一些沈甸甸的重量。我從他微顫的手中接到那本設計極其清雅的詩集，感激又敬佩地分享著老師新出書的喜悅。我明白這本書從整理，謄寫，到校對、殺青，費時甚久；老師是十分珍視此詩集的出版，有意以此傳世的。
見我也掩不住興奮地翻閱書頁，鄭先生用商量的語氣問我：「我想親自送一本給臺先生。你哪天有空，開車送我去臺先生家好嗎？」封面有臺先生工整的隸書題字，鄭先生在自序末段寫著：「老友臺靜農先生，久已聲明謝絕為人題為書簽，見於他所著《龍坡雜文》〈我與書藝〉篇中，這次為我破例，尤為感謝。」但我當然明白，想把新出版的詩集親自送到臺先生手中，豈是僅止於感謝的心理而已；陶潛詩云：「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何況，這是蘊藏了鄭先生大半生心血的書，他內心必然迫不及待地要與老友分享那成果的吧！
我們當時便給臺先生打電話，約好就在那個星期日的上午十時，由我駕車接鄭先生去臺先生的家。其所以挑選星期日上午，一來是放假日子人車較少，開車安全些；再則是鄭先生家裏有人在，不必擔心空屋無人看管。
記得那是一個春陽和煦的星期日上午。出門前，我先打電話給鄭先生，請他準備好。我依時到溫州街七十四巷，把車子停放於門口，下車與鄭先生的女婿顧崇豪共同扶他上車，再繞到駕駛座位上。鄭先生依然是那一襲藍布衫，手中謹慎地捧著詩集。他雖然戴著深度近視眼鏡，可是記性特別好，從車子一發動，便指揮我如何左轉右轉駛出曲折而狹窄的溫州街；其實，那些巷弄對我而言，也是極其熟悉的。在辛亥路的南側停了一會兒，等交通號誌變綠燈後，本擬直駛到對面的溫州街，但是鄭先生問：「現在過了辛亥路沒有？」又告訴我：「過了辛亥路，你就右轉，到了巷子底再左轉，然後順著下去就可以到臺先生家了。」我有些遲疑，這不是我平常走的路線，但老師的語氣十分肯定，就像許多年前教我們課時一般，便只好依循他的指示駕駛。結果竟走到一個禁止右轉的巷道，遂不得不退回原路，重新依照我所認識的路線行駛。鄭先生得悉自己的指揮有誤，連聲向我道歉。「不是您的記性不好，是近年來臺北的交通變化太大。您說的是從前的走法；如今許多巷道都有限制，不准隨便左轉或右轉的。」我用安慰的語氣說。「唉，好些年沒來看臺先生，路竟然都不認得走了。」他有些感慨的樣子，習慣地用右手掌摩挲著光禿的前額說。「其實，是您的記性太好，記得從前的路啊。」我又追添一句安慰的話，心中一陣酸楚，不知這樣的安慰妥當與否？
崇豪在鄭先生上車後即給臺先生打了電話，所以車轉入溫州街十八巷時，遠遠便望見臺先生已經站在門口等候著。由於我小心慢駛，又改道耽誤時間，性急的臺先生大概已等候許久了吧？十八巷內兩側都停放著私家小轎車，我無法在只容得一輛車通行的巷子裏下車，故只好將右側車門打開，請臺先生扶鄭先生先行下車，再繼續開往前面去找停車處。車輪慢慢滑動，從照後鏡裏瞥見身材魁梧的臺先生正小心攙扶著清瘦而微僂的鄭先生跨過門檻。那是一個有趣的形象對比，也是頗令人感覺溫馨的一個鏡頭。臺先生比鄭先生年長四歲，不過，從外表看起來，鄭先生步履蹣跚，反而顯得蒼老些。
待我停妥車子，推開虛掩的大門進入書房時，兩位老師都已端坐在各自適當的位置上了——臺先生穩坐在書桌前的籐椅上，鄭先生則淺坐在對面的另一張藤椅上。兩人夾著一張寬大的桌面相對晤談著；那上面除雜陳的書籍、硯臺、筆墨，和茶杯、菸灰缸外，中央清出的一塊空間正攤開著《清晝堂詩集》。臺先生前前後後地翻動書頁，急急地誦讀幾行詩句，隨即又看看封面看看封底，時則又音聲宏亮地讚賞：「哈啊，這句子好，這句子好！」鄭先生前傾著身子，背部微駝，從厚重的鏡片後瞇起雙眼盯視臺先生。他不大言語，鼻孔裏時時發出輕微的喀嗯喀嗯聲。那，是他高興或專注的時候常有的表情，譬如在讀一篇學生的佳作時，或轉別人談說一些趣事時；而今，他正十分在意老友臺先生對於他甫出版詩集的看法。我忽然完全明白了，古人所謂「奇文共欣賞」，便是眼前這樣一幕情景。
我安靜地靠牆坐在稍遠處，啜飲杯中微涼的茶，想要超然而客觀地欣賞那一幕情景，卻終於無法不融入兩位老師的感應世界裏，似乎也分享得他們的喜悅與友誼，也終於禁不住地眼角溫熱濕潤起來。
日後，臺先生曾有一詩讚賞《清晝堂詩集》：
千首詩成南渡後，
精深雋雅自堪傳。
詩家更見開新例，
不用他人作鄭箋。
鄭先生的千首詩固然精深雋雅，而臺先生此詩中用「鄭箋」的典故，更是神來之筆，實在是巧妙極了。
其實，兩位老師所談並不多，有時甚至會話中斷入，而呈現一種留白似的時空。大概他們平常時有電話聯繫互道消息，見面反而沒有什麼特別新鮮的話題了吧？抑或許是相知太深，許多想法盡在不言中，此時無聲勝有聲嗎？
約莫半個小時左右的會面晤談。鄭先生說：「那我走了。」「也好。」臺先生回答得也簡短。
回鄭先生家的方式一如去臺先生家時。先請臺先生給崇豪、秉書夫婦打電話，所以開車到達溫州街七十四巷時，他們兩位已等候在門口；這次沒有下車，目送鄭先生被他的女兒和女婿護迎入家門後，便踩足油門駛回自己的家。待返抵自己的家後，我忽然冒出一頭大汗來。覺得自己膽子真是大，竟然敢承諾接送一位眼力不佳，行動不甚靈活的八十餘歲老先生於擁擠緊張的臺北市區中；但是，又彷佛完成了一件大事情而心情十分輕鬆愉快起來。
那一次，可能是鄭先生和臺先生的最後一次相訪晤對。
鄭先生的雙腿後來愈形衰弱，而原來硬朗的臺先生竟忽然罹患惡疾，纏綿病榻九個月之後，於去秋逝世。
公祭之日，鄭先生左右由崇豪與秉書扶侍著，一清早便神色悲戚地坐在靈堂的前排席位上。他是公祭開始時第一位趨前行禮的人。那原本單薄的身子更形單薄了，多時沒有穿用的西裝，有如掛在衣架上似的鬆動著。他的步履幾乎沒有著地，全由女兒與女婿架起，危危顛顛地挪移至靈壇前，一路慟哭著，涕淚盈襟，使所有在場的人倍覺痛心。我舉首望見四面牆上滿布的輓聯，鄭先生的一副最是真切感人：
六十年來文酒深交弔影今為後死者
八千里外山川故國傷懷同是不歸人
那一個仲春上午的景象，歷歷猶在目前，實在不能相信一切是真實的事情！
臺先生走後，鄭先生更形落寞寡歡。一次拜訪之際，他告訴我：「臺先生走了，把我的一半也帶走了。」語氣令人愕然。「這話不是誇張。從前，我有什麼事情，總是打電話同臺先生商量；有什麼記不得的事情，打電話給他，即使他也不記得，但總有些線索去打聽。如今，沒有人好商量了！沒有人可以尋問打聽了！」鄭先生彷彿為自己的詩作註解似的，更為他那前面的話作補充。失去六十年文酒深交的悲哀，絲毫沒有掩飾避諱地烙印在他的形容上、回響在他的音聲裏。我試欲找一些安慰的話語，終於也只有惻然陪侍一隅而已。腿力更為衰退的鄭先生，即使居家也須倚賴輪椅，且不得不雇用專人伺候了。在黃昏暗淡的光線下，他陷坐輪椅中，看來十分寂寞而無助。我想起他〈詩人的寂寞〉啟首的幾句話：「千古詩人都是寂寞的，若不是寂寞，他們就寫不出詩來。」鄭先生是詩人，他老年失友，而自己體力又愈形退化，又豈單是寂寞而已？近年來，他談話的內容大部分圍繞著自己老化的生理狀況，又雖然緩慢卻積極地整理著自己的著述文章，可以感知他內心存在著一種不可言喻的又無可奈何的焦慮。
今年暑假開始的時候，我因有遠行，準備了一盒鄭先生喜愛的鬆軟甜點，打電話想徵詢可否登門辭行。豈知接電話的是那一位護佐，她勸阻我說：「你們老師在三天前突然失去了記憶力，躺在床上，不方便會客。」這真是太突然的消息，令我錯愕良久。「這種病很危險嗎？可不可以維持一段時日？會不會很痛苦？」我一連發出了許多疑問，眼前閃現兩周前去探望時雖然衰老但還談說頗有條理的影像，覺得這是老天爺開的玩笑，竟讓記性特好的人忽然喪失記憶。「這種事情很難說，有人可以維持很久，但是也有人很快就不好了。」她以專業的經驗告訴我。
旅次中，我志忑難安，反覆思考著：希望回臺之後還能夠見到我的老師，但是又恐怕體質比較薄弱的鄭先生承受不住長時的病情煎熬；而臺先生纏綿病榻的痛苦記憶又難免重疊出現於腦際。
七月二十八日清晨，我接獲中文系同事柯慶明打給我的長途電話。鄭先生過世了。慶明知道我離臺前最焦慮難安的心事，故他一再重複說：「老師是無疾而終。走得很安詳，很安詳。」
九月初的一個深夜，我回來。次晚，帶了一盒甜點去溫州街七十四巷。秉書與我見面擁泣。她為我細述老師最後的一段生活以及當天的情形。鄭先生果然是走得十分安詳。我環顧那間書籍整齊排列，書畫垂掛牆壁的客廳。一切都沒有改變。也許，鄭先生過世時我沒有在臺北，未及瞻仰遺容，所以親耳聽見，也不能信以為真。有一種感覺，彷彿當我在沙發椅坐定後，老師就會輕咳著、步履維艱地從裏面的書房走出來；雖是步履維艱，卻不必倚賴輪椅的鄭先生。
我辭出如今已經不能看見鄭先生的溫州街七十四巷，信步穿過辛亥路，然後走到對面的溫州街。秋意尚未的臺北夜空，有星光明滅，但周遭四處飄著悶熱的暑氣。我又一次非常非常懷念三年前仲春的那個上午，淚水便禁不住地婆娑而往下流。我在巷道中忽然駐足。溫州街十八巷也不再能見到臺先生了。而且，據說那一幢日式木屋已不存在，如今鋼筋水泥的一大片高樓正在加速建造中；自臺先生過世後，實在不敢再走過那一帶地區。我又緩緩走向前，有時閃身讓車輛通過。
不知道走了多少時間，終於來到溫州街十八巷口。夜色迷濛中，果然矗立著一大排未完工的大廈。我站在約莫是從前六號的遺址。定神凝睇，覺得那粗糙的水泥牆柱之間，當有一間樸質的木屋書齋；又定神凝睇，覺得那木屋書齋之中，當有兩位可敬的師長晤談。於是，我彷彿聽到他們的談笑親切，而且彷彿也感受到春陽煦暖了。
梁高美懿 2009-08-19 信報
化挑戰為良機
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本科課程早前與逸夫書院合辦座談會，邀請恒生銀行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梁高美懿與學生及校友講述她在職場中遇到的挑戰，以及如何將挑戰轉化為機會，為個人日後的事業發展奠下良好基礎。以下是梁女士的講詞中譯本。
我很高興獲邀出席今天的座談會，談談怎樣將挑戰轉為機會，我打算用比較輕鬆的形式，和大家分享一些經驗，看看這些經驗可以怎樣啟發我們，使我們認識清楚身邊的事物及由此引申出來的人生哲理。我會以我曾面對的挑戰作為焦點，相信你們在目前或是將來，也可能遇到類似的挑戰。
拒絕妥協 打破性別歧視
我第一項面對的挑戰，相信是很多女同學都可能遇上的性別歧視（Sexism）。我來自傳統的家庭，父母很疼愛我，但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絕不妥協。當我還小的時候，他們已清楚地對我說：「你結婚以前不能單獨出國，所以別想像哥哥們負笈海外，要唸大學只可以進本地的大學。」 當年香港只有兩所大學，就是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進大學的門檻很高。但我決心要唸大學，並立志投身商界。當時親戚朋友和長輩知悉我的志願後，都覺得我心頭太高。他們說：「你很有志氣，但你是個女孩子」；又或者說：「你是一個中國女性，應該面對現實，免得將來失望。」 在當時來說他們是對的，而且我相信他們的用意是不想我希望太高，失望愈大。畢竟，那時是七十年代，香港仍是個具有濃厚中國傳統的社會。在商業社會中，女性難與男性平起平坐，如果你是中國人，情況尤為顯著。但我並不妥協，我努力唸書，進了大學並取得榮譽學位，我深信這就是我通往成功的鑰匙。
我不想別人過早為我下定論，於是常常提醒自己：不能再受到性別歧視，但事實卻並不如此。我清楚記得第一天到滙豐銀行（HSBC）上班的情形。
七十年代的社會仍是由男性主導。那天，我到接待處說我要向一位總經理報到。接待處的男職員聽我說是新來的，不問情由，便馬上帶我到一個放滿打字機的房間。我在那裏呆等，但沒有人理會我。
過了一段時間，我開始著急了，因為我不想第一次與總經理會面便遲到。我回到接待處，對男職員說：「我應該在十五分鐘前和總經理會面的。」男職員用非常平淡的語氣回答：「總經理是不接見新秘書的」。接下來我費盡唇舌，才可以清楚解釋我是見習行政人員，不是秘書。平心而論，該名男職員並沒有故意「性別歧視」，他只是按照當時的習慣行事及作出假設而已。
當然，今天的滙豐集團已截然不同。現在集團內女性高級管理人員很多，例如在英國的控股公司便有三名女性非執行董事，人力資源部門主管也是一名女將。集團在香港的子公司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是本地發鈔銀行之一，它其中一位副主席也是位女性；在集團總經理這個階層，即董事以下的職級，除了我還有四名女性：其中三位分別在印度、馬來西亞及土耳其的匯豐銀行出任行政總裁，另一位在香港擔任司庫。女性在滙豐這國際性企業已能擔當要職，女性職員現在已不再需要對付性別歧視。這顯示今天其管理層已多元化，也表示它的英國或蘇格蘭紳士時代已經遠去。
抓緊機會切勿妄自菲薄 第二項挑戰是被人妄下斷語（Skepticism），這是別人加之於你的無理據評價。例如接待處男職員對我的反應一樣，他直覺上的評價是所有女性職員只可以擔任秘書工作。另一種是妄自菲薄，就是你低估自己的價值，即低估你可以做到的事、技巧及能力。低估自己使你不能取得應有的成就，而這種情況在男性或女性身上都會發生。
事實上，不論在哪一所機構內，你都會對某些工作感興趣及享受做這工作的過程，有些工作你會不大感興趣。還有的是，隨著時間流逝，人們對工作的熱誠就會減退，除非他們不斷抓到機會去發展、汲取新經驗及面對新挑戰。
在滙豐工作的日子裏，我幸運地遇到幾位能啟發我的上司，因而獲得很多機會去發展、成長及面對不同挑戰。在個人發展方面，我也很幸運地能夠獲得多次機會，說得正確一點，是我能把握機會，抓緊別人放棄的機會，抓緊其他人因為低估自己的能力而放棄了的機會。
舉例說，在我職業生涯早期，我的上司是浦偉士爵士（Sir William Purves）。在座各位可能對他不太熟悉，因為他退休時你們大概才剛剛升讀中學。
浦偉士爵士是位享譽國際、備受敬重的銀行家，他後來成為滙豐集團主席，帶領滙豐成為國際金融機構，他的功勞在集團內外都備受肯定。在集團內，浦偉士爵士眾所周知是一個要求很高的上司及領袖。
當年他是我的直屬上司，我身邊有很多男性同事，不少資歷都比我深，但他們很害怕向浦偉士爵士提出提案、作出請示或直接跟他對話。每當要向浦偉士爵士表達不同意見的時候，他們往往會讓我牽頭，因為他們認為我資歷較淺，又是女性，所以浦偉士爵士會對我寬容一點。但事實卻不是這樣，浦偉士爵士沒有對我特別寬容，也沒有特別嚴厲。他以一貫的作風待我，嚴格而公平。
簡而言之，每當同事說不想與浦偉士爵士打交道，我都非常樂意把握這些黃金機會，與這位樂於扶掖後進的良師和上司交流，並從中向他學習。在過程中，我很快便累積了經驗，亦提升了自信。
我回想這段經歷，目的是要說明，無論做什麼工作，你都要時刻鞭策自己向前進，不要因循守舊，不要讓熱誠冷卻，當面對挑戰時，也不要看輕自己，否則機會便會失諸交臂。
在繼續談下一項挑戰之前，我想先來一個簡單的調查。在座各位有誰是在香港出生及在香港接受教育的？（大部分。）舉手的人當中，誰曾在海外讀書、工作，或在外地逗留超過六個月？（數目也不少。）最後一個問題：剛才兩題都舉手的同學中，誰打算畢業後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嗯……不太多。）大部分都想留在香港工作，對不對？也想過加入恒生？歡迎你們。
放眼全球 工作地無疆界
這便引領我們進入第三項挑戰──「自我隔離」（insularism）。「隔離」可粗略界定為生活經驗的圈子狹小，與圈外其他事物絕緣。最佳的例子便是成長、就學和就業全在一個細小的範圍內完成。如此狹窄的人生路從前十分普遍，但在近年及未來的日子裏，這個模式可能會成為一種負累，尤其是我們今天身處的是一個全球化的商業環境。
以我個人為例，我生於香港，大部分時間住在跑馬地。我在中區的女校嘉諾撒聖心書院唸書，然後進了位處西區但亦很接近中區的香港大學。畢業後，我在美國銀行找到第一份工作，於中區上班，後來轉到滙豐集團，繼續在中區工作，但新舊公司相距僅五分鐘的步行時間（眾笑）。換句話說，我住在香港，過著以香港為中心的生活。
這種日子維持了一段時間，直至我加入滙豐的第七個年頭。一天，浦偉士爵士對我說，要給我機會到澳洲接受磨練，任務是在當地成立澳洲滙豐（HSBC Australia Ltd）。正如我之前所說，有生以來我大部分時間都在香港，所以離開成長的地方到外地工作，是極大的挑戰，何況當時我還要照顧兩名兩歲及三歲的女兒。我的丈夫在香港執業，無意放棄在這裏的工作。因此，除了在外地生活的憂慮外，我還要考慮我的家庭。
經過反覆思量、數夜無眠以及連串的家庭會議之後，我接受了這個機會。我與兩名女兒移居澳洲，丈夫則留在香港繼續他的診所業務，做其「太空人」（註：「太空人」是指一家之主由於家人移居海外，所以要經常為探親而兩地穿梭）。他每隔兩個月左右便坐飛機來看我們，每次逗留約十日，然後再飛回香港。
回望過去，這段日子雖有苦有甜，但我絕無後悔。我和兩名女兒在澳洲相處了三年多。星期一至五是工作天，星期六、日便是我們的快樂時光。我們培養出濃厚的親情；這種親密的關係我們至今仍非常珍惜。
毫無疑問，澳洲的工作擴闊了我的眼界。這些早期的海外工作經驗成為我的事業基礎，為我後來各項需具備國際視野的工作鋪路。
積極面對 化挑戰為機會
你們日後在職業生涯中，或許需要作出一些足以影響一生的決定，例如做哪一類工作及在什麼地方工作。在這些關鍵時刻，我建議你應審慎考慮，不要太快下結論。你要充分考慮該工作機會對你長遠的職業前途有何好處；此外它還有什麼其他吸引的地方，例如可以體驗新的文化。在考慮過所有影響抉擇的因素後，就作出你認為最有利的選擇吧。一旦決定了，你便要努力把工作做好。
你要打破自我隔離的環境，衝出香港對你會有好處，無論是對你的學業、工作或生命，無論是短期或長遠而言，都是如此。你會發現，不管是中國大陸還是其他地方，到處都是可供放眼世界的獨特機會。
以上所談到的，是我過去多年經歷的挑戰和我將之轉為機遇的過程，以下我會談談未來的挑戰──批評（Criticism）。
數星期前，我在報紙上看到一則報道，標題是「誰願意做一所大銀行的總裁？」當然，他們說的不是滙豐或恒生（眾笑），而是一間美資銀行。文章的觀點支持時下一個流行說法，認為做銀行行政總裁是愈來愈吃力不討好，部分是由於今天的銀行大班須應付各式各樣的人，包括股東、分析員、傳媒、監管機構及市民大眾，文章說，銀行總裁跟政治人物一樣，被人民唾棄。
我也看過本地一些文章，指有些銀行家已成為地球上最無視道德（“most amoral”）的其中一群。有些評論更質疑，銀行家除了貪婪之外，還有什麼過人之處？在座的同學可能會問：既然負面評價紛紜，為什麼仍有人像我一樣願意接受銀行總裁的工作，背上重大的責任？
我5月初便會接任為恒生銀行的行政總裁，在目前的金融風暴下，任何一間銀行及銀行的總裁都會受各方面的抨擊。
如以往一樣，我期望可以化挑戰為機會，為一個我啟蒙之地的恒生出一點力。當我年紀比你們還要小的時候，我曾坐在恒生銀行內一間與這演講廳差不多大小的房間，修讀免費的基礎銀行業務課程，聽取多位銀行家講解銀行業及銀行家的工作。我記得課程非常有趣，所以我決定日後在銀行界發展。
今天，我的總裁職位讓我有機會作出貢獻及回饋。恒生銀行是一所有良好根基及管理完善的金融機構，我的責任是確保恒生銀行在香港及內地的業務繼續擴展，並在兼顧策略及利潤的前提下，讓恒生成為名副其實「永恒生長」的銀行。我的責任也包括透過員工向客戶提供高質素的銀行服務，維持銀行的優良聲譽，跟客戶一同成長。
這些工作聽來簡單直接，但在目前經濟低迷環境的挑戰下，實行起來絕不容易。然而，負面的市場情緒正正讓優質金融機構有機會突圍而出，區別出需要政府拯救及不需要協助的銀行，區別出管理完善及不完善的銀行。
接受挑戰 永持開放態度
我在恒生銀行的職責亦包括確保銀行能吸納新一代的人才，秉承四位創辦人的傳統價值觀，維持恒生在零售銀行中的領導地位。我相信部分在座的年輕人，日後可能就是恒生銀行管理層的一員。事實上，儘管現時經濟不景，有些銀行的聲譽又受到影響，我仍衷心希望你們會考慮加入銀行界發展。
我可以大膽對大家說：並非所有銀行職員都是貪得無厭，其實絕大部分都享受與他人共事，着實的提供優質而高效率的服務。我們樂於服務大眾，亦致力在所服務的社區裏創造正面的影響。
以上是我一些親身的體驗，化挑戰為機會的實例。世界在不停的轉變，你們未必會遇到相同的挑戰，我亦不期望你們記得這些實例，但我希望你們可以記着三個忠告： 第一，不要接受他人對你的妄下斷言； 第二，要對自己及自己的能力有信心； 第三，永遠保持開放的態度，接受新挑戰及新事物。
希望這短短的談話，可以讓你們看清楚挑戰的真正意義，是帶給我們新的機會。
謝謝各位。
誰引爆吸毒趨勢？ 曾瑞明 《信報》15/8/2009
沒有能力付出六千元聽爆炸頭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演講，唯有找回他的成名作《引爆趨勢》（The Tipping Point）神交一下。書中談到幾個大流行的成因，例如巴爾的摩的梅毒失控散播、密克羅西尼亞的自殺風潮，和美國的年輕人吸煙問題。我立刻想起現今社會的援交潮、少模潮和濫藥潮。近日，就連那位九十年代我們用她的清純海報包書，伴我們成長闖過會考預科的酒井法子也藏毒，更令我們驚訝這個「毒浪」高不見頂，深不見底。
為何青少年會吸毒這個問題比如何和為何驗毒這「迫切」問題肯定來得根本。白韻琴姐姐解釋，這是因為無線節目差勁，導致青少年不看電視而去援交和吸毒，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陳志雲先生大概可以成為我們的摩西，把無線改頭換面來帶我們走出埃及。但援交和吸毒的，想不是因為對電視節目不滿抗議吧？如果不是，那為什麼要吸毒？官方答案不外乎是朋輩影響、精神壓力、好奇心等。
潮流由20％參與者帶動
葛拉威爾在書中談到青少年為何養成吸煙習慣的那一節，對解答以上問題頗有啟發性。他認為一個潮流興起的80％功勞，都是由20％的參與者帶動的，他稱為少數人法則（The Law of the Few）。而這20％的人則有能力發出令人印象深刻的信息，他稱之為黏性因素（The Stickiness Factor）。青少年吸煙，不是因為他們無知，也不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吸煙危害健康，而是吸煙給他們一種特別深刻的印象，一種令人感覺到成熟了、複雜了（sophistication）的形象。葛拉威爾引述英國心理學家Eysenck的報告，指出那些「中堅級」吸煙者，往往是外向形性格，例如對性的要求大一些，更反叛，更愛冒險，更真誠等等，總之是更特別，更cool。葛拉威爾最後指出這群「中堅級」吸煙者就是那重要的20％，他們的性格吸引了青少年去模仿，並不是吸煙很有型，而是這群吸煙的很有型！性格未必能學足，但吸煙的習慣則額外附送。
「不可一，不可再」、「向毒品說不，向遺憾說不」等口號都集中在說明吸毒這個險是不能冒的，代價會很大。但對於部份真的被毒品吸引，而非因朋輩壓力的人來說，毒品大概就等於渴求冒險的感覺，愈危險才愈有意思，你說這些教育和宣傳豈不是對牛彈琴？
青少年希望與別不同
為了替自願驗毒成效辯護，曾蔭權最近說逃學避檢測已是訊號，這表明了他認為自願驗毒只是為了找出吸毒者。但在他心底中的「成效」究竟是可予以「保護」，可以派社工老師去輔導，還是找到「獵物」，可以交差，則不太清楚。無論如何，這只是在事情發生了的時候予以補救，政府並沒有從源頭開始阻截，甚至連源頭是什麼也不再願意去弄清楚，這與維景酒店一副要封殺所有導致疫症的可能的大龍鳳姿勢大相逕庭。
如果我們把青少年的特質和濫藥吸毒問題放在一起，事情會稍清楚一點。青少年往往希望自己與別不同，特別容易沉悶。社會有沒有就青少年這種氣質予以疏導、轉化，還是壓制？葛拉威爾或會把這視為脈絡的威力（The Power of Context），即社會環境會影響人類行為。
在以家長口吻談論如何幫青少年之前，我們其實有沒有想過他們怎樣看社會？我們有沒有幫助他們，鼓勵他們在現實世界冒險，支持他們與別不同？看官只要想想當老師的最終無可奈可地會把講求個人思考的通識考試化、答案標準化，最終只求幫助他們上大學便可略知一二。十多歲的如果讀書不好、考試不好便好像死路一條（老師說的），社會似乎容不得太多可能性。獅子山下式的力爭上游其實都是一種冒險，人們在那時大概感覺良好，覺得自己和現實很協調，毒品只會阻礙他們。但當現實倒轉是他們人生的障礙時，毒品的確是一種引誘，是沒有可能中的一種可能。「天造之才，不進迷陣」，別忘記很多青年人不再相信自己是天造之才。
正生成功部分原因是「有型」 正生書院的成功，我猜一部份是因為他們給社會的感覺是有型的，他們能夠面對千夫所指，面對鏡頭，這已經比常人多了十分勇氣。另外，一個會考生拿八分沒人理會，正生書院學生就會給追捧狀元的傳媒報導。我們欣賞這群浴火重生的年輕人，不又是因為他們是與別不同？
解構大師德里達（Derrida）曾說毒品的本質是取之於失去真實經驗的享樂，真實經驗如果有趣刺激一點好一點何必沉迷打機何必吸毒？沒錢沒樓沒車的青少年怎樣行街睇戲食飯消耗無盡的精力，而且據說Ｋ仔很便宜？或者白姐姐真的說得對，連電視都這麼悶，我們還有什麼地方給青少年冒險、做夢和有型一番？不要告訴我那是政府打本的迪士尼樂園。我們可以找一個與別不同的英雄英雌告訴青年人除了吸毒還有什麼好做嗎？（不是十誡式的說「不要吸毒」）不要告訴我們是面目模糊的什麼年輕歌手。
善用人力資源填補人口政策空白 《信報》社評15/8/8009
本周統計處發表二○○九年臨時人口數字，顯示本港在年中人口已突破七百萬。由二○○八年年中至本年年中，八萬一千二百人在香港出生，同期死亡人數為三萬九千九百人；持單程證入境人數為四萬一千四百人，移離本港人數則有一萬零七百人，期間香港整體人口增加了三萬零六百人。
統計處推算，香港人口將不斷增加，到二○二五年，人口將超過八百萬。到了二○三六年，本港人口預計可達八百五十七萬。六十五歲或以上人士佔整體人口的比率，將由本年的百分之十二點五九，按年遞增到二○三六年的百分之二十六點三八。即在二十七年間，本港老年人口的升幅將超過百分之一百五十五。根據統計處的推算，在明年，年屆六十或以上年齡組別的人士，將增加五萬五千五百多人。
這個升幅不禁令人關注香港社會人口老化所衍生的問題：長者福利服務、醫療開支和社會保障方面的公共開支將不斷上升，造成未來政府的沉重負擔；更多人步入退休年齡而離開勞動市場，令勞動人口相對持續下降，對香港生產力和競爭力造成負面影響等。這些問題今日已可預見，當局應及早籌謀對策。
早在二○○三年，政府為提升香港的人口質素以配合知識型經濟發展的需求，開始進行人口政策研究，事後當年還擔任政務司司長的曾蔭權，在報告中提出三十三項建議，包括為新來港人士提供培訓、促進教育和人力發展、吸引人才流入、改善老人服務和相關福利政策等。其後前行政長官董建華在《二○○五年施政報告》宣布要落實全面的人口政策，但仍要等到二○○七年，經「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就各項建議作公眾諮詢和研究後，才歸納出二十四項建議。雖然政府在二○○七年底接納該委員會的建議，但卻又要等到下一年四月，才成立「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協調和監督落實各項建議。經過多年的討論和諮詢，當局的結論仍只限於改善教育質素，將香港發展為教育樞紐，吸引人才以加強本港競爭力以及推行醫療改革，令本港醫療制度可以持續發展等。
當局處理人口老化問題的方向，仍擺脫不了急功近利的取態：向外引入「優質人口」，為香港創富；當然，任何社會必須不斷加入不同地方不同文化的移民，才可以保持活力，但在引入外地人才和勞動力之餘，政府卻完全沒有就如何盡量善用已有的人才資源作詳細探討或提出具體措施，實為敗筆。
目前四十五歲以上的中年人，在未來二十年間將先後踏入退休年齡，但以本港的平均預期壽命不斷上升，年屆花甲人士的健康狀況仍非常良好，具有相當的工作能力足以參與經濟和社會活動；他們成長的年代正值香港發展起步，持高學歷和具豐富專業經驗者為數不少。在知識型經濟中，個人的學問、經驗、分析和判斷能力更為重要，在這方面，這些人士不比年輕人遜色，況且他們當中很多也懂得在目前為自己作投資和儲蓄安排，以為將來退休打算；所以將來確實需要社會支援或供養的老年人數未必如預期數目的多，當局確有需要檢討和修訂人口政策，推出有效措施，鼓勵這批人士繼續投入勞動市場而毋須過分依賴引進海外人才。
如果細看統計處的人口推算數字，不難察覺香港人口老化並不是長期持續的問題。以六十至六十四歲年齡組別的人口增長，在二○一八年後便開始下降，到二○二五年更有機會出現負增長，按統計推算的人口狀況趨勢，可能在本世紀四十年代，香港人口老化問題便可能會逆轉。既然如此，當局也就毋須過分庸人自擾了
將軍澳淨土Vs 深圳毒窟？ 無K 之城：一隻大鴕鳥 《明報》15/8/2009
文．黃世澤
中國人的邏輯？
去K 房唱K，已是年輕人相當常見的活動，四十歲以下的人，都肯定每年進過一兩次卡拉OK，對電視屏幕引吭高歌，甚至通宵達旦，已是很平常的社交活動。
儘管唱K 是很平常的活動，但將軍澳居民要唱K 就特別麻煩，非要去觀塘、旺角等地去唱不可，因為將軍澳這個四十萬人口的社區，竟然一間大型卡拉OK 都沒有。曾經有連鎖卡拉OK 集團，嘗試在將軍澳的大型私人屋苑商場設卡拉OK，但因政客強烈反對而作罷。最近有集團在領匯旗下的厚德商場開卡拉OK，遭到西貢區議會絕大多數議員反對，只有何民傑議員，在議會上力排眾議， 支持在厚德商場開設連鎖卡拉OK。
在整件事上，反對最力的民建聯區議員凌文海，在接受傳媒採訪時，回應相當令人側目，指這類娛樂場所在將軍澳出現，會助長歪風，如果青少年要去唱卡拉OK，應該去旺角唱，不應留在將軍澳。凌文海這樣令人側目的回應，正好指出為何大批年輕人，去了深圳吸毒索K 的理由。
有時候，年輕人有些娛樂消閒嗜好，與長輩不同是不足為怪，畢竟在娛樂消閒習慣上與年輕人同步的長輩只是少數。長輩總會懷疑新型消閒活動耽誤學業，甚至染上不良習慣。照策略而言，卡拉OK 開設在社區應是好事，畢竟社區仍在家長教師易於監察和掌握範圍下，若然子女慣於在社區內的設施活動，就算有可能有壞分子乘機擴張勢力，也能夠迅速知道和干預，防患於未然。
但中國人的邏輯是如此好笑，對於他們不接受的事物，他們只求不在視線範圍內出現，而不會認真考慮以策略性放寬和管制的手段，在滿足年輕人訴求之餘，又能防範一些他們會擔心的問題。
基於這種斬腳趾避沙蟲的心理，結果區議員好像「做了事」一樣，阻止一個又一個卡拉OK 開業，而年輕人反而有理由，以陪同學玩為理由，去了其他鞭長莫及的地方玩，最初可能是旺角、觀塘一帶，但久而久之就真的去了深圳、東莞等地。
同樣的情，亦出現在衛道之士對馬會的立場，黃成智為了反對全季增加五天賽馬日，不惜在立法會門口絕食抗議，表面上義正詞嚴，但事實上，他以至他的支持，只不過不想見到任何賭博出現於他們眼前，但有更多人去了澳門賭博而變成病態賭徒，根本不在他們關注的重點。這類只求眼不見為淨的所謂道德人士，就令任何以理性方法，將一些消閒娛樂的副作用減低的做法都根本不可能實現。這種病態現象，根本成了香港政治文化病，不論泛民還是親建制陣營，這種問題都普遍存在。
傳媒胡亂蒙太奇
而傳媒經常在報道時，把一些偏見在沒有證據支持下，當成事實來報道，令公眾把一些不相關的事聯想到一起，就令部分不大了解年輕人需要的上一代，只會更陷入恐慌之中，加強他們的盲目反對，但對理性討論事件一點幫助也沒有。
就像亞洲電視在七月廿九日晚間六點新聞對厚德商場卡拉OK 事件的報道，簡直是惡劣示範，在報道中，指有社工擔心，在厚德商場開設卡拉OK，有可能加劇將軍澳區內毒品問題，又羅列了不少毒品問題的統計數字，但整個報道片段中，既沒有點名指明引用哪一位社工的言論，就連外展社工的訪問片段也沒有播，更加沒有解釋，卡拉OK 與毒品問題如何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畢竟，區內至今尚未有一間卡拉OK，卻早已存在「嚴重」的毒品問題。事實上，亞洲電視的報道，在未有嚴謹的論據支持下，把偏見當成真理來處理，而公眾認為，電子傳媒的公信力比較高，這令不少反對卡拉OK 開設的人，更加認為他們理直氣壯，但他們忽略了整篇報道的粗疏以及有欠專業的地方，結果就令討論更加無解。
而政黨追求政治正確，恐怕失去選票， 亦不敢去支持設立卡拉OK 的主張，最終激怒將軍澳的年輕人，有年輕人組織Facebook 群組，以群眾運動抗衡議員們的聲音。
清除不道德的老鼠
為何一個個天造之材，都進了深圳毒販所設的迷陣，現時社區政策的決策者，他們根本不求實質解決或把問題控制在可接受水平，而是只求滿足自己在道德上的優越感，不惜以禁絕他們不想見東西的手段，以接近伊朗的思維方式，清除他們眼前認為不合符道德的東西，以及把他們的偏見當成真理來宣揚，如何把問題實質解決不在他們考慮之列。而年輕人迫於無奈下，就只好去其他香港以外的地方，在沒有監督和控制下，墮入一個又一個的迷陣。本來有助控制社會問題的工具，像社區內的卡拉OK、馬會統統變成過街老鼠，而真正的敵人，特別香港境外那些，就可以輕輕放過，反正有人已經滿足了自己的道德優越感。
如果這種只求滿足自己，不求實際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仍然主導香港的各級議會的話，不要說卡拉OK，日後對援交問題，互聯網內容管制的立法一定愈來愈保守荒謬，甚至水平直迫伊朗和塔利班，但實際上問題不會得到解決，皆因香港太小，搭港鐵便可以到香港鞭長莫及的內地，坐船就可以到澳門，結果縱容問題惡化，除了讓政客拿來撈取選票，真看不到對社會問題有何實質幫助。
《散文不說謊？》 梁文道 《蘋果》 2009年08月02日
當我們說一部電影是導演的自傳，或者說它很有「自傳色彩」的時候，我們究竟在說甚麼呢？
比如《童年往事》，當年大家初看這部片子，就說它拍出了侯孝賢的少年經歷。除去導演在訪談提供的線索不論，我們如何可能知道它是侯孝賢的親身經歷呢？我們認識他嗎？我是他的小學同學？是他兒時住處的鄰居？還是他曾親口向我保證戲裏面有大量往事的真實寫照？不，我們根本沒有任何證據能夠支持《童年往事》是一齣自傳的判斷。
同樣地，一切被人稱作有「自傳」風格的文藝作品也都會帶來這種知識上的困境。例如董啟章的那些小說，尤其近作《同代人》裏節選的那些篇章，少數朋友能夠在裏頭發現一些同代人的遭遇和事蹟，甚至自己說過的一句話。可是我們有權力去宣佈董啟章所寫的全是真的？這批文字是「自傳」嗎？顯然沒有。
這種問題的答案，也許恰恰就在用來形容自傳式作品的那些詞語。「自傳色彩」、「自傳風格」，豈不正好說明了自傳無非是種色彩，是種風格，是種修辭的效果？文本之外，再無它物可以支援我們評斷一部作品是不是自傳；但文本以內的技法，某種喃喃耳語的腔調，過度描寫的細節，甜美而憂鬱的情緒，卻能不停誘惑觀者，令他願意把眼前所見讀作自傳。換句話說，自傳其實只是效果。當我們說一本小說有作者的「自傳色彩」，我們真正要說的只是它產生了自傳的效果。
可是，假如我們面對的不是小說，不是詩，不是一齣戲劇，而是一篇散文的時候，自傳的問題就會變得更加複雜，無法再沿前述思路順利穿越那座映像重叠如無數鏡面組成的迷宮般大廳了。
香港書展結束之後，我馬上去了台南，參加一年一度的台灣文壇盛事「全國文學營」。我負責散文組的第一節課，立刻就要遇上定義散文的難題。到底甚麼叫做散文呢？它如此曖昧，妾身未明，在西方世界幾乎就要跌出文學的範疇。
就拿英語文學來說吧，自從 E.B. White等少數幾個巨匠之後，我就沒再聽過有哪一位作家是單憑散文成名了。我不敢肯定邱吉爾是不是最後一個靠散文拿到諾貝爾獎的作家。但我能感到藍姆和蒙田那道偉大傳統正經漸漸淡出，再也沒有一個有自尊的作家甘於只寫散文，除非他以散文體專注書寫旅遊經驗成為「旅遊文學家」如 Bill Bryson，或者開發某個哲理課題變成大眾思想家如艾倫．德．波頓。假如你寫散文，你一定要把它寫成一本書，圍繞一個主題，章次分明。有一個大題目，但文章不組織成序，是不夠深度的表現；連題目都沒有，雜集成書，則根本沒人會看。小說家和詩人能出散文集，我們會說它是美妙的副產品；艾柯能出散文集，大家會把它當成文學和文化評論。但拜託，就是不要說一個人是散文家，一部集子是散文集。在「虛構」和「非虛構」的書籍分類法主宰了整個出版市場的時代，隱隱約約地，我們感到只有虛構的才夠格叫做文學，散文將和食譜、歷史，甚至「寫真」一齊進入非虛構的雜燴集團。
就算起周作人於地下，也許嚴肅的評論者也要說「他只會寫一堆雜文」。不過還好，華文文學是散文的最後樂土，像我這種形跡可疑的作者因此還能混進「文壇」，起碼在一個文學營裏找到「散文組」棲身。
然而，是誰規定散文不得虛構？按照古制，不是韻文的就叫散文，即便《紅樓夢》在這個意義上也是散文體作品呀。一定是在現代中文文學誕生的某一時刻，在傳統文類秩序消解，詩、小說、戲劇和散文等西式四大文類創建的那一剎那，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趨勢，將散文排出虛構的世界。我關心的，不是散文的文學地位；起碼在華文世界裏面，非虛構的散文還能忝列文學殿堂；而是關於散文讀寫的奇怪默契。比方說，當一個散文作者寫下「我殺了人」這四個字時，我們必須相信他真殺了人；因為它不是一句詩，不是一個角色的台詞，而是一個作者的真實告白。
生命的兩種選擇 施永青 《AM730》13/7/09
我少年的時候，物資貧乏，沒有甚麼玩具可言，閒時喜歡去海邊或附近山溪捉點小魚小蝦之類回家飼養。這種經驗使我很早就察覺到生命的基本需要是自由地活下去，但不同的個體在自由與活著之間，有時會作出不同的取捨。
我把捉回來的小魚養在舊面盆裡，餵以冷飯菜渣。有些魚會吃，有些會不吃。肯吃的，我知道牠會活下去，不肯吃的，我知道牠已選擇不想活了。
我起初只知道人會自殺，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才明白，原來其他生命也會選擇自殺的。我見那些不肯吃的魚，會拼命地在面盆裡四處游動，像是在尋找出路。當牠們發覺走投無路之後，牠們會不惜跳離水面跌落在硬地上，我把牠們放回水裡，牠們仍會一跳再跳，好像真的在找死。即使那些不再跳的，也會四處亂撞，撞到頭崩額裂，直到死亡為止。
我把牠們的這種行為，視作生命的一種基本選擇──不自由，無寧死。即使不是高等生物，在自我意識還不成熟的情況下，仍會有這種選擇。由此可見，追求自由乃生命本體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我在觀察這些被捉回來飼養的小魚的時候，還看到生命本質的另一面，就是要設法活著。我看到有些捉回來時已受傷的小魚，也會開口吃我餵飼的食物。我知道只要牠肯吃，就表示牠還想活下去，表示牠的求生意志還很強。果然，沒有多久，牠的傷勢就逐漸復元，而且愈長愈大。牠們似乎並沒有因被困在舊面盆裡而放棄要爭取活下去的努力。
魚是一種未有思想意識的動物，不會讀過斐多菲關於自由可貴的詩，我們很難以人類的道德價值去認為：選擇為自由而不惜放棄生命的魚是高尚的；而那些苟且偷生的魚則是卑微的。這兩種截然不同的選擇，都屬生命本體的一陰一陽，有量子力學中同樣的不可測性，但兩者皆應像生命一樣被尊重。
引申到我們社會裡，有人會覺得現有的建制，限制了他的自由發展，故奮起反抗，非與建制鬥過你死我活不可。但社會上亦有人選擇活著，那就只好接受現實，逐漸調節自己，以適應環境。
我年輕時非常激進，對於不讓人民民主參與的建制非常不滿，認為有骨氣的人都應行動起來，去改造這個不合理的建制。我甚至會視那些不願一起行動的人背叛了人民的利益，成了建制的勾結者。
然而，我日漸發覺，我身邊的人之中，接受建制的始終都是多數；中大最近的民調就顯示，參加七一遊行與沒有參加遊行的市民，對建制的取向迥異。選擇接受建制的人，只不過像養在面盆裡的魚那樣，選擇活下去吧了。他們的選擇，一樣應該被尊重。追求活著與追求自由都是生命的組成部分，難言輕重。
這一方水土 蔣芸 《蘋果》 2009年07月12日
不記得擔任過多少屆青年文學獎的評審了，高級、初級、散文、小說都做過，城市大學、香港大學都進去過，曾在無課的教室，走廊的通道，有限的空間裡與其他評審去討論爭辯，研究名次過，也曾挽着一大叠稿件回來挑燈夜讀，反覆細看，剔出又放入，只怕有一天突然冒出一個文壇後起之秀，十分牙擦的宣佈：當年呀，本人曾在文學獎中落選……。那意思是評審不識貨，看走了他這一尾漏網之魚。不能說沒有壓力吧。
網上作業取代一切的年代，還有人肯老老實實去看一本書，去讀一首詩，去寫一篇文章嗎？還有人誠誠懇懇向內心去追尋去思索去等待靈感的湧現，並且把它化為文字嗎？年輕時，頭上一大片無窮無際的天空，現實世界裡，排山倒海的物質誘惑，有多少人會想到這一方水土上流連？只怕是行到水窮處啊。
這不是一條容易走的道路，難以理解之餘還帶點瘋狂，年輕的生命，風花雪月，日夜顛倒，無窮無盡的野心與夢想，有什麼不好去染指，才不會如此靜態的去守候、等待，為了一些感覺，為了一些字句，為了一些看不見摸不着的，無法急功近利的所謂創作而走上這一條寂寞的道路，水窮處的時候太漫長了，何時才可以坐看雲起呢?
我總是帶着這一份憐惜之心來讀這些參選的作品，今年的感覺更深刻，也許高級組的作者比較有年紀，生活經驗也較豐富，技巧也較高，時時有叫人驚喜的發現，有時忍不住讚嘆一聲：老實說，我寫不出。
這難道不是一條艱難的道路嗎？它的回報又是什麼？金錢財富名譽地位都離它很遠，一般人認為唔等駛的事；欣賞生命中每一天，發生在你周遭的，大部份人忽略的；特殊的聲音、顏色、氣味、你明白到心靈的充實遠比物質的富裕更重要，你終於才會懂得生命中什麼經驗都對你有用，不但不能等閒錯過，還要永遠心懷感激。因為有了一分這樣的體會，就多了一分成熟，當你珍惜生命中的生澀歲月激情歲月之後，你也會感激歲月漸漸帶給你一些深度一些凝鍊，這不只是在文字上的運用，而是有些什麼不知何時已來到你的心魂之中，你已是自己的主人，你也在學着如何捕捉這些感覺，你哪裡肯去忽略它，你會比別人更纖細敏銳，這樣，你才有資格談其他。
眼淚也流過，心也傷過，春花秋月都欣賞過了，喜怒哀樂都嘗遍了，山山水水都遊歷過了，千帆都過盡了，卻只有因為這一份熱愛，永永遠遠在提醒着你還有一個角落，還有一分水土，還有一角天涯，還有細細碎碎的旋律，還有一首歌，還有夢想與激情，叫你還要去追尋去跟隨；這一切仍然值得叫你一片痴心付予，仍然能叫你又關心又冷漠，你忍不住會說：太陽底下啊……
對比學習 龐永欣 明報 9/7/09
Geoff Colvin （2008） 寫過一本名為Talent is Overrated的書，談到人們常誤以為有成就者都是天才。他舉了若干實例，如音樂家莫札特、投資家巴菲特等，都是無法證實他們天資特厚，只知道他們多得到家庭悉心栽培，不然就是早年的成就並不顯著。心理學家亦曾以人們的IQ 和日後的成就作比較，發現兩者關係不大。
又有人以為記憶力強就代表天生聰明，如棋王可以蒙眼同時下棋多達29 局，但非凡記憶力只是長期訓練所致，亦僅限於某領域內。在一般事務上棋王的記憶力只屬一般。
有意識、自覺的學習（Deliberate Practice）才重要。傑出成就者大都知道好表現的關鍵點在哪裏， 並有針對地反覆練習。笑匠Chris Rock 獲獎無數，但台上每分鐘的表演均經精心設計和練習。高球手活士亦經常花大量氣力練習某些擊球的方法。
進行「對比」學習也是好辦法。據說發明家和作家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看雜誌時常給精彩的文章先做筆記，數天後拿回筆記用自己的方式重寫，然後與原文比較，看看別人哪裏優勝、自己哪裏犯錯。他又發現自己的詞彙不夠豐富，就嘗試把雜誌文章用詩歌方式改寫，再由詩歌寫回文章，與原文比較，看看有沒有進步。
我們見某人身手不凡，思考靈活，好的意念像信手拈來，常以為是天賦。Colvin 說這是「誤會」，世間上沒有這麼多天才，也沒有「即學即用」的專家。值得一提的是富蘭克林學習寫作時，正在印刷廠工作，上述事情全在公餘進行，可見決心學習的力量大過不利的環境。
《刁民濫權官僚擺款 難為入境處》
鄭經翰 信報2009-04-17
泰國又動亂，適逢復活節假期，作為港人遊旅熱點的曼谷和芭堤雅，自然不乏港人旅行，據報人數高達八千人。汲取了上次泰國動盪港人滯留泰國的教訓，政府一早作好準備，假期開始時既已發出旅遊警告，又通過手機短訊與港人保持聯絡，更在軍隊鎮壓開始後，立即強烈勸籲港人切勿前赴泰國旅行。可是聽者藐藐，不少人仍然在動亂開始後冒險前往泰國，其中一個因由，就是大安旨意，認定萬一出事，政府必定派專機前赴泰國接載港人返港。
傳媒鮮有報道旅行社劣行
這種刁民心態實要不得，可說是濫用了香港居民的特權。其實，上次政府已發出了旅遊警告，只是港人一意孤行，滯留泰國可說是咎由自取。其後，政府怯於輿情，改變初衷，包機前往曼谷營救港人，結果不但乘客不足，有人至今甚至仍拒絕支付機票費用，借口就是抗議政府營救太遲，而政府居然不敢據理追討。
說所有堅持前往泰國旅行的港人是刁民可能不公道，因為不少擔心安全的港人都想取消旅行，但很多旅行社卻不肯退款，或者改以其他行程和改期代替，致使難得有假期和請假旅行艱難又收入有限的打工仔不甘損失，被迫起行。
奇怪的是，對於這些唯利是圖、罔顧客人安危的旅行社，本港傳媒輿論鮮有批評，連有關資訊的報道也不詳盡，印象所及，只有電視台才列出願意和不願意退款的旅行社名單。究其原因，就是廣告令愈來愈少的傳媒向錢看，不敢得罪現時份屬廣告大客戶的旅行社，可見本港的所謂新聞自由也是有價的。
刁民濫權，最吃苦頭的其實是入境事務處，因為無端增添了不少額外工作，而最近經濟及發展局副局長蘇錦樑被揭發濫用特權，用卡片代替入息報表，向入境事務處為其菲傭申請續期，出來解畫有酌情權的入境事務處也成為箭靶，遭受傳媒輿論大事鞭撻，可說是典型的黑狗得食、白狗當災。
蘇錦樑事件源於問責制
平情而論，蘇錦樑並非濫用特權，只是喜歡擺弄官威而已，結果惹人反感，相信是氣在心頭的入境處同僚向傳媒報料，教他不能不公開道歉謝罪。從報載的資料看，蘇錦樑並無要求優先處理，也依足條例交齊有關文件，只是沒有入息證明，故此以卡片代替，以為自己的官階收入資料公開，可作證明。有說蘇錦樑可用糧單證明，嚴格而言，要稅單才合規格，新上任的副局長，顯然還未有稅單。不過，擺官威明顯不對，備受批評也理所當然，但誅連任勞任怨的入境事務處，指斥他們官官相，卻不盡不實，不敢苟同。
眾所周知，入境處是本港有數效率最高的政府部門之一，出入境之方便和快捷，西方最先進的國家如美加也遠有不及，但也因為效率高，卻往往教人得寸進尺，成為任意批評指摘的對象。譬如說，港人罔顧旅遊警告前往動盪中的泰國旅行，需要額外工作的便是入境處的員工。暫免外傭稅兩年，政策上的失誤引致的行政混亂和麻煩，也全都是入境處額外的工作。對於蘇錦樑的申請，入境處酌情予以方便，但經常予以方便的又豈止蘇錦樑一人，至少也包括傳媒其後揭發的范徐麗泰和葉劉淑儀。
事實上，所有立法會議員都有特權，也曾經受惠於入境處行使的酌情權。立法會議員出入境可以使用特別通道和享用貴賓室固然不在話下，早前全港更換智能身份證和新特區護照，為了優惠議員，入境處也特別安排他們優先換領，難道他們又是行使特權，以及入境處拍他們馬屁嗎？何以批評人家用特權的立法會議員，只看見人家眼中的沙粒，卻不見自己眼中的棟樑呢？還有，議員為市民出頭，經常要求政府部門酌情處理，何以入境處酌情辦事，卻成為眾矢之的呢？可見大家其實是雙重標準，對人不對事。
說到底，蘇錦樑事件關鍵之處，其實不在濫用特權，而在問責制本身，因為大眾市民對不用公開甄選單憑民建聯的政黨關係，便可扶搖直上的特權深惡痛絕，早已心存不滿，蘇錦樑稍有差池，社會大眾自然大興問罪之師了。
今次事件最值得反省的地方，是擴大政治任命制實施以來，普羅市民包括公務員在內仍然對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委任有很大意見。最近港大民調顯示公眾對他們的認知度幾近於零，而相信是入境處同僚報料的蘇錦樑事件，也顯示公務員普遍存在不滿情緒，在在說明政治任命制度存在缺漏，值得政府認真檢討。
對於特權，我個人認為難以根絕，但可以行使特權的人一定要自律自重，知行所止，因為公職人員可以享用特權，全因為方便工作而已，如果非因公務而享用特權，便難逃濫用特權之指摘。
俞宗怡雙黃線上車招非議
濫權和擺官威又豈止政治任命新貴，最近立法會展開梁展文事件調查聆訊，當事人之一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也牽涉入一項濫用特權之指摘。事緣俞宗怡有天晚上與下屬到銅鑼灣富臨飯店用膳，乘載的ＡＭ車公然泊在門前的雙黃線上。有記者向部門查詢，獲告知政府ＡＭ車有特權。富臨門前經常有人非法泊車，本來也不是什麼大事，但做官卻必須謹言慎行、以身作則，否則便會招人話柄。以ＡＭ車有特權來解說其實並不合理，因為一如警車和救護車必要時可不依交通規例行車，ＡＭ車可停泊在雙黃線，也只限於公事而已。
當晚俞宗怡明顯是與下屬私人用膳，與公務無關，嚴格而言，也應效法同僚曾德成連ＡＭ車也不坐，下班後及私人活動時間都乘的士。如今公然行使特權，明顯是假公濟私，又豈能不招人非議呢？同理，梁展文雖然依足條例有權申請擔任新世界集團高職，但瓜田李下，這種賊佬試沙煲的行為實在不敢恭維，也連累公務員的整體聲譽，梁展文只要稍為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著想，便應有所不為。由是觀之，問責高官與高級公務員一言一行，公眾矚目，影響政府威信，又豈能不戒之慎之？
《課本種種》程介明 17/4/2009 信報
最近有新聞報道有關課本的價錢，教育局與出版商意見不一。忽然想起：課本這回事，對於中國人來說，幾乎是教育與上學的同義詞。華人世界人人會唱的「讀書郎」，頭一句就是「小嘛小兒郎阿郎，背那書包上學堂……」（這首歌，非常完整地代表了華人的教育觀，本欄提過，此處不贅）。
還記得很多年以前，一所非常專業的幼兒園，不用課本，但是孩子的讀寫都發展的非常快。豈料不少家長還是不放心，質疑為什麼這所學校沒有書包，甚至有家長認為「沒有書包，就是沒有讀書的概念，誤導學生」；「人家都有書包，唯獨我們沒有書包，孩子會覺得自卑」。
結果為了避免糾纏，這所學校終於採用了一隻布袋小書包，裏面裝上不太重要的基本故事書，算是解決了問題。也是很多年前，在公共汽車聽到兩位幼兒媽媽的對話：「你的孩子有多少本書？」「只有十一本。隔壁張太他孩子有二十三本呢！」
昔日課本令人懷念
到底在學生的學習起的是什麼作用？一直以來很少人過問，大家都大概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不言而喻的。
的確，有些課本是令人懷念的。五十歲以上的人，不會不記得古老的數學課本 New Geometry 和Essential Algebra，至今還令許多數學家和數學教師懷念；甚至有教師懷疑，經過了幾十年重重的改革，到底今天的數學課本是否比當年的數學課本好？
當年的英文，很多人都是經歷過牛津的英文課本，是經過改編的 The Oxford English for Malaya，裏面的插圖都是馬來背景與人物。還有 Brighter Grammer，至今還有人懷念。當年南洋的上海書局出版的中文課本，也是獨步天下；聽前輩說，是葉聖陶等一般學者專心為小學生編的，對於內容、語言、文字的學習進度，都非常講究。
大概一直到七十年代末，課本是相當穩定而不變的。因此有買賣舊書的習慣。每年暑假，家長就帶孩子到中環荷里活道附近的書店，人山人海地購買課本；也不排隊，就是拿書單擠到前面配書；因為供應可以短缺，因此有點搶購的味道，買不到舊書只好買新書；有時候新書也售罄，只好等再版，整個暑假就只好乾急。
後來，一放面是課程常有改動，另一方面是出版商也有新一套的經營手法，於是課本經常改動，賣舊書逐漸愈來愈困難。同時，課本也愈來愈貴、愈來愈重；從黑白的變成彩色的；從小開本變成大開本；從普通的樸素紙張，變為重磅的優質紙張；從純粹的印刷品，演變成為多媒體的內容；從單一的學生用書，演變成為學生、教師、圖書館，以及課內、課外、教學、自學、評估過方面都要兼顧的綜合體。
存亡掙扎愈趨明顯
我們念書的時候，用過藤書包，小小一隻；後來時興背的書包；再後來慢慢變成背包；從小背包變成大背包；終於要動用手拉箱。那種演變，是非常戲劇化的。於是常常有關於書包重量的議論，有關於課本重量的批評。
但是情況不斷在變。不能說課本的年代已經過去，但是課本的存亡掙扎，愈來愈明顯。課本的出現，是因為學生的學習，需要有一個合理的安排，才能循序漸進，學生的所學，才會有所累積。而這些學生學習的組織、進度、層次、覆蓋，不是每一個教師都可以容易做到的。也因此，課本也許不會一下子消亡。
事實上，看看今天的課本，已經不是直線型的安排內容，而是綜合許多條學生學習的線索，照顧多方面的要求，立體地形成一個三維的綜合體。這種綜合體，需要一隊人馬花上幾年的時間，才能完成。
然而，就是這些學習的組織、進度、層次、覆蓋，愈來愈復雜，而且愈來愈需要按照學生的特點因材施教、因人而異；靠一套課本、一種安排、一種風格去面對多元多變的學生，愈來愈困難。學校和教師就經常處於兩難的狀態之中：既不想沒有課本，但是又想擺脫課本的束縛。
課本的出現，還在於當時教師幾乎是知識唯一的來源、課本幾乎是知識唯一的載體。當年，在許多比較貧困的家庭，父母不識字，課本幾乎是家庭唯一的文字載體。現在，學生獲得知識的來源，多樣而充裕；他們接觸的知識量，往往超過教師。在這種情況下，課程的意義變了，教師的角色變了，課本的意義也變了。但是只是在悄悄地變，沒有人指出這種變化，家長們也許懵然不覺，教師則是被動地在變。
考慮因素比以前多
舉個例子。以往的語文課本，一個學期就是那二、三十篇範文，意思是寫文章就要寫成這樣。於是就要精教精讀，離不開作者生平、主題思想、詞語解釋等等。我們幾十年的語文教學就是這樣過來的。單獨來說，這樣精選的範文是無罪的。但是現在要考慮的因素比以前多了：學生的來源的心理準備不一樣了，他們不一定就是為考試、升學而學習，我們也不希望他們為升學而學習；語文要面對的挑戰比以前多得多了，學習語文不但是為了寫文章，還要能夠廣泛地使用、靈活地溝通、有力地表達，因此學習語文需要非常廣泛地接觸多樣的文字、多媒體的製作。
我們對於學生學習的過程的認識也不一樣了，他們需要在應用中才能學好，需要非常大量的閱讀，需要超越一篇篇的文章去立體地閱讀整本的書，需要學會集體創作和綜合製作，等等。課本，只能夠在一部分的學習活動中發揮作用。
就是面臨的調整最大。如何選擇課本，本身就需要很專業的判斷；如何商用課本，但又不囿於課本的架構；如何在使用一套課本的同時，又可以按照需要改動教學內容；如何不把學習生活局限在課本，而把課本變成學生靈活學習的槓桿等，都會對教師提出許多新的專業期望。因此，關鍵也許不再是課本如何演變，而是教師的專業素質如何提高。
《一隻手撮着一個鮮紅的饅頭…》練乙錚 09年6月1日 信報
蘸人血的饅頭，患絕症的人吃了，能起死回生，此古老中國迷信的二十一世紀版，今天由自稱「三個代表」的中共兜售，幫忙推銷者也能沾利。版本說：二十年經濟高速發展，首先歸功八九六四天安門上衝鋒槍和坦克履帶打出來的、壓出來的活人血。就是這麼露骨、明白，就怕你聽沒見、記不深。內地黨員、海外華商當中，迷此信者愈來愈多，還有大量的愛國分子，更是信得狂熱、徹底。
筆者學經濟，平日留意政治，喜歡歷史，從來不曾聽說屠殺可以提高生產力。大屠殺直接毀滅人本資源，間接破壞社會資本，造成社群、族群對立；種下的矛盾種籽，影響廣泛深遠，何可提高生產力？可疑的例子不是沒有，但都經不起推敲，筆者舉兩段二十世紀的歷史，打破迷信、說明問題。例一是智利右派軍事獨裁者皮諾切（Augusto Pinochet）一九七三年領導政變，從民選左派總統阿連特（Salvador Allende）手上奪權，其後大開殺戒，屠殺反對派二千多人，受迫害者無數。例二是台灣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二例當中，屠殺發生之後，經濟都出現高速增長，但增長的原因絕對不是屠殺。
先談智利那一筆。阿連特是世界上首位由民主選舉產生的馬克思主義總統，但他七○年上台之時，首輪投票只是以36：35：27之比險勝其他對手；智利憲法規定，首輪勝者票數不過半，次輪便由國會議員就得票最高的兩位候選人投票，選出總統。由此可見，阿連特的支持度其實不算高。由於智利總統一任六年、不能連任，故他上台後，社會主義政策推得十分急，兩年之間，已實行大型企業和土地國有化、全民醫保、全民教育、小童免費喝牛奶……，等等，搞得有聲有色，更因為國企大幅膨漲，全國失業率很快從雙位數跌至百分之四不到。但是，後果如何，稍懂經濟的人都可預料：七二年，國內通脹從百分之二十二急升至百分之一百四十，政府不得不實施價格管制；外債則不斷增加，智利無力償還，更無法應付當時出現的石油危機；市面一片蕭條，社會主義之下，產業工人、運輸工人都一起罷工，家庭主婦也帶了鍋子敲敲打打到街上示威。社會主義在智利失去人心，是短短兩年間的事。七三年，一連串政變及動盪之後，皮諾切取得權力，阿連特則自殺身亡。皮諾切上台後，系統地屠殺左派政敵，但那是全然不必的，因為阿連特的社會主義政策已經證明失敗，智利當時完全可以通過民主政治機制在經濟上改轅易轍。而事實上，儘管皮諾切的確推行了一些正確的經濟政策和必須的體制改革，但在他的獨裁管治下（一九七三—一九九），智利的實質經濟增長率一直跑輸拉丁美洲平均，而在他執政之前那四分一世紀的平均則和拉美看齊；九○年，皮諾切下台，智利重新民主化，實質經濟增長率才大步超前，人均ＧＤＰ水平馬上拋離拉美所有其他國家，包括墨西哥、阿根廷、巴西。還有一點是，皮諾切政權非常貪腐，他本人尤甚，他去世之時，弊案纏身，其家人亦然；九○年他下野之後，智利內政日漸修明，○六年德國「透明國際」一百七十九個國家清廉排名榜上，智利排二十二，僅次美、日、比、法。
台灣的那段歷史，國人都很清楚，這裏只述扼要。國民黨統治時期，雖有四七年的二．二八屠殺事件，但台灣的政治民主化，早在四十年代便開始。四六年，台灣進行首屆鄉鎮民代普選；五○年起，從村、里長到省議員，都已由普選產生，缺點是基本上一黨專政，到七十年代後期才有「黨外」參選。台灣經濟五十年代韓戰時期開始上軌道，頭十年還比較慢，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三十年裏，實質ＧＤＰ年增幅卻平均超過百分之九；其經濟進入成熟期，更是在七九年推動「十大經濟建設」之後，亦即與開放黨禁報禁幾乎同時發生，與二．二八屠殺則相去甚遠；因此可以說，台灣的經濟發展與民主化是相當同步的，這才是「台灣經驗」的重要特色。二．二八大屠殺有沒有經濟效益呢？筆者認為沒有。當初，也許能導致社會「穩定」，但高壓已經足以達致那種穩定，完全不必屠殺，國民黨治下的台灣政府這麼多年來也沒敢說二．二八有助經濟發展（共產黨也沒敢插咀！），反而是當年屠殺種下的族群仇恨，後來浮現為台灣的不穩定因素，其政、經負面影響於今為烈。
兩個例子，在在說明屠殺不利經濟、不利廉政、不利社會長治久安，更和高增長率沒有關係；正確的經濟和社會政策、和諧（和而不同）的政治，才是落後國發展經濟的靈丹妙藥。中國近二十年經濟增長冠全球，要歸功於本身的改革開放政策及世界上特別是西方國家領導的全球化經營策略和自由貿易。但中國的發展不健康，其中一個大缺點便是貪腐愈來愈嚴重；八九民運提出反官倒、反貪腐、言論自由、輿論監督，本來就是對症下藥，是社會的自療機制在產生作用；如果當年民運的要求能夠達到，中國這二十年來的發展只會更好更健康。六四屠殺，對中國經濟而言，絕對是無可補救的重大損失。共產黨說話不一定假，但有需要的時候，它總有本事把假話說成真一樣；「屠殺提高中國生產力」，就是一例。
魯迅的短篇小說〈藥〉，講清末政府鎮壓革命黨，劊子手康大叔殺了革命黨人夏瑜，把他的鮮血蘸了饅頭賣給老栓治他小兒子的癆病，這種迷信當然不能把病人治好，劊子手卻從中漁利。想不到，奉魯迅為革命大旗手的共產黨、讀魯迅的書長大的左派愛國人士，今天竟然幹起販賣同一迷信的勾當，而且還把清末政府和康大叔的角色合二為一都挑起來了，把六四天安門學生群眾的熱血，蘸在經濟發展的饅頭上，賣給大家吃。
「包好，包好！這樣的趁熱吃下。這樣的人血饅頭，什麼癆病都包好！」 「這是與眾不同的。你想，趁熱的拿來，趁熱的吃下。」
信報財經新聞
P10 | 時事評論 | 林行止專欄 | By 林行止 2009-06-24
稀有但不受歡迎 獨裁者又少一人
筆者的「壞習慣」是《經濟學人》到手時第一時間閱讀的不是世界大事分析而是「訃聞」，這篇只佔一頁（並附相片）的短文由作者群供稿再由二名編輯改寫潤飾，可讀性極高（去年底還出了一本《訃聞結集》〔Book of Obituaries〕），醉心英文寫作的人，相信可從中學到不少技法；不過，學好英文猶其餘事，重要的是明白如何蓋棺論死者的功過─既非諛墓亦不打死老虎─才稱公允；這類文章真不易寫。偉人不可能沒有缺點、凡天俗子亦有值得一記的優點；堅守這二項「宗旨」，令《經人》的「訃聞」有益有建設性。
去周的「訃聞」記加蓬的獨裁者邦高，這位統治加蓬四十二年的獨夫六月八日以七十四歲（生於一九三五年）的高齡（該國男性平均壽命不足五十二歲）病逝；這篇「訃聞」把這位真正貫徹「朕即國家」視國庫為私人戶口的獨裁者的荒唐（淫）行徑，寫得活龍活現，讀起來沒有半點哀思而是有點看鬧劇的滑稽感覺。一句話，軍人出身（空軍中尉、以機長〔Captain〕職級退役）的邦高緊緊控制軍權，其領導的加蓬民主黨高高在上、一黨專政（九十年代曾出現反對黨，很快被他成功統戰而成為「忠誠反對派」）；邦高是狂熱的親法分子，一切以法國馬首是瞻，說正確但蹩腳的法文，衣飲食莫不法式是尚，以人均計加蓬是全球消耗法國香檳最多的國家。把國家的天然資源石油（證實藏量三十二億桶）、木材和錳礦的開發權賣給前宗主國，法國於是成為最大既得利益國，派兵駐紮首都，「電召即至」，為邦高敉平數次叛亂進而保住財源。
筆者對邦高的興趣，非自今期《經人》始，早在一九九一年，便為七月號的《信報月刊》寫了一篇〈深挖內幕加鹽加醋的雜誌〉，其中一節「指揮受賄 奏錯國歌」，主角正是加蓬這位世界最資深的民選獨裁總統邦高；這篇拙文收在台北遠景社的《閒讀閒筆》，九六年出版至今雖曾「三刷」，但相信香港讀者尤其是年輕一代未之見，由於內容並未過時，可與這篇「訃聞」併讀的原文如下─ 這一期的《間諜》（ＳＰＹ；按因和紐約聞人特朗普打官司而於二十世紀末停刊）還有一篇精彩絕倫的文章。這篇長文由退休美國新聞處高官 Fred Shaver 執筆，描述他在中非小國加蓬（Gabon）共和國美國使館當文化參贊所見「趣事」，令到我這個對加蓬毫無認識的人，亦讀得津津有味。在 Shaver 筆下，加蓬總統邦高（El Hadj Omar Bongo）好色無能，加蓬則可說是個烏龍之國，而在獨立三十年後，法國仍在此前殖民地駐三萬大軍（加蓬人口約八十萬），實際仍控制這個國家。
Shaver 的故事始於他為新任大使安排向總統呈上任國書，樂隊指揮來向他要美國國歌樂譜，這不算奇，令作者憂慮不已的是這位指揮剛從監獄釋放，他被囚的原因是一連奏錯二次國歌，一次以葡萄牙國歌歡迎英國大使，一次則以北韓國歌迎接到訪的南韓總統，後一次內有蹺蹊，邦高總統大怒，追究責任，將他繫獄；他為加蓬唯一軍樂指揮，到了要歡迎美國大使，不得不將他釋放。惟他出獄後已成小富，因為據說北韓特務給了他一筆錢才有這種貽笑國際效果。
在呈國書儀式上，當大使將 Shaver 介紹給邦高總統時，他突有所悟地說：「啊！文化參贊，你會派人來教我的官員說英語嗎？」在這種場合，Shaver 只有滿口應承，以後的發展牽涉到美國外交界的傾軋，不必細表；經過九個月的公文往還，美國國務院終於送出一套「語言實驗儀器」給加蓬，但邦高指明要一位女性導師，Shaver 幾經辛苦，說服時在加蓬服務的「和平工作團」（Peace Corp.）的隊員出任新職，哪知邦高的目的在和「白種女性做愛」，結果當然搞出漫天風雨；不過，這位導師現在仍在總統府教英文！
加蓬於一九五七年發現石油，成為黑色非洲最富裕的國家，其錳礦（Manganese）佔世界已知蘊藏量三成，同時有豐富的鈾和鐵礦；七十年代後期，全國普查顯示其人口約六十萬，以此人口計算，其人均毛產值太高，不符合「窮國」標準，不能接受國際機構的經援，因此邦高總統在八十年代把人口提升到一百二十萬，「沖淡」了人均毛產值！
只有四呎十吋高的邦高總統，四吋高高跟鞋，這令他在檢閱儀仗隊時十分「異相」；邦高嗜杯中物，經常在官式場合醉得東歪西倒。
這類對美國外交關係不利的文章，只有《間諜》樂於刊登。正是這類對國家、大企業、大明星、大作家……作不留餘地的揭露，才使《間諜》趣味盎然，令人手不釋卷（unputdownable）……。
十多二十年來，邦高在法國的「小心保護」下緊握大權，一連多屆在大選中勝出，九十年代「收編」了反對黨後，其得票率更屆屆上升、直追被美國推翻前的伊拉克總統侯賽因（得票率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邦高與加蓬真的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國防部外交部財政部等要職，皆由他委派家族成員出掌；當西方傳媒指責他貪污及內舉不避親任用親友時，他宣稱加蓬文根本沒有貪污和裙帶關係這些字……。邦高的好色令他要美國供應女教習，當時他仍年輕，「不難理解」，但○四年加蓬首都舉行「人道小姐」（Miss Humanity）選美，已近七十的他竟看中秘魯小姐並把她誘入總統府寢宮……，此事在國際間引起軒然大波，但加蓬人民認為他們「親愛的領袖」有「嚐新」的權利，遂不了了之。
筆者對獨裁者治國之道並無研究，對他們的「趣聞逸事」則頗有興趣，看對其荒誕不經行狀的記述，最是賞心樂事（烏干達前狂人阿敏又是一例）。其實在民智未開的落後國家當獨夫，尤其是在一人一票下仍能做不倒翁式獨夫，都有過人之處，他們視國家財富為家產，當人民為家僕，享盡人間榮華富貴，真是太寫意過癮，遠勝天天為處理、擺平這樣那樣的困難及提防政敵的暗箭而煩惱的大國獨裁者多矣！
邦高魂歸法蘭西，他的繼任人是否獨裁者，筆者不知道，知道的是在民主思潮席捲全球（中國除外）及民智因資訊發達而大開之下，當獨夫的難度日高……。世上的獨夫又少一人，他們真是愈來愈有孤家寡人的寂寞了。
信報財經新聞
P12 | 時事評論 | 林行止專欄 | By 林行止 2009-06-23
美國不足範式 世局愈來愈亂
阿當．史密斯的資本主義沒有問題，正在緩慢復蘇的世界經濟唯有走這條路才能起死回生、再上層樓；然而，「美式資本主義」的可行性甚至可說有害性，已廣泛受學者和論者的質疑。
這是個大題目，也許應簡略地從頭說起。
西方人選擇忘記中國曾是世上最富裕國家的事實，不過，史書清楚記載，在一百九十年前，中國的國民生產毛值佔世界總值三分之一，可惜當時中國軍力與經濟發展不相稱，西方的堅船利炮迫使中國對外開放，殖民者的盤削和不平等貿易條約，加上美國和歐洲的科技革命處於成熟期，中國的國力及經濟從此頹落疲弱；到新中國成立後的一九五○年，中國經濟產出只佔世界ＧＤＰ百分之五。短短不足二百年，變化之大，中國衰落之快，真的教人不敢想像。
掠奪─開發─殖民地天然資源之外，西方強國都藉輸出賺取外，可是，在沒有工業產品出口或海外市場對工業產品缺乏需求的時候，當年西方國家的頭號強權英國竟然強行向中國輸出鴉片，這段歷史中國人尤其是香港人知道得最清楚……。和中國人一樣，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人民早已不相信西方國家是為了改善殖民地人民的物質生活而向她們輸出西方明文，因為「利他主義」在國與國之間從來不曾存在。自由貿易在理論上非常可取，可是，西方國家的做法，令人明白這套理論被政客騎劫，早已成為利己策略的張本，自由貿易理論何時應用，端視是否對本國經濟最有利而定（請參考○七年七月本欄的「地球本來不是平的」系列；收遠景版《次按驟變》）。遠的且別去說，即使在今天，英美歐諸國一方面大幅度津貼本國農業（以交換農民的選票），一方面限制發展中國家農作物─她們唯一的出口貨─進口；在這樣做的同時，最近在意大利召開的Ｇ二十峰會還義正詞嚴地鼓吹自由貿易！
和自由貿易一樣，自由市場理念在理論上亦無懈可擊，可是，它亦成為西方國家榨取發展中國家的藉口。高舉自由市場的大纛，西方企業揮銀彈攻陷發展中世界，它們勾結當地政府，低價收購落後國家的礦山、油田、農地，同時利用她們的廉價勞工興辦工廠，缺乏市場及管理技巧的本地工業因此很難升級很易受淘汰；不但如此，西方資金還隨意地借給這些國家修橋築路建水壩，當她們無力還款時，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便義無反顧地介入，把這類損耗「社會化」，意味債務國不會破產（債權人一定可討回貸款），在這些國際機構斡旋下，其債務由人民集體負責。
美國對金融危機的反應，進一步令世人看清其自私自利和雙重標準的偽善面目。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美國和受其操控的國際貨幣基金迫使有關國家提高利率、削減政府及私人開支、增加儲蓄及減少消費，同時責成有關當局嚴格監管銀行，而且不允許把問題銀行「國有化」；可是，美國在應付這場次按風暴引致的金融海嘯，採用的處方完全不同，同病異藥，令人不勝駭異；自去年中以來，以美國為首西方國家的政府開支大幅增加、財赤繼續膨脹、信貸無限量供應、利率已低至零、大規模注資尋且成為大股東等於變相把問題銀行「國有化」，而且想盡辦法鼓勵人民消費。事隔十年的類似困難，美國竟然採取二種迥然不同的策略，而國基會和世銀毫無異議，這個世界還有公道？
戰後以來，美國在自由世界獨領風騷，金融業更是美資的天下，世人對華爾街銀行家調配金融資源和風險管理有無比信心，但經歷金融海嘯，拜資訊公開、透明及傳媒「挖糞」的獨特功夫，華爾街金融業不按牌理出牌、利用監管寬鬆的漏洞亂搞一通以及從業員貪婪無厭損公益自肥的醜陋行徑，得以大白於天下，傳統上人們對華爾街銀行家的尊敬（甚至敬畏）度由是跌至冰點以下。這種現實，令不少發展中國家再亦不放心讓美國金融業牽鼻子走，亞洲國家紛紛建立本國的金融中心（世界五大銀行中有三家是中國銀行），正是對華爾街信心漸失的表徵。如今中國和印度都以自己的方式和辦法規劃本國經濟，而且成效甚著，那從經濟快速增長可見。
正如諾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史特格利茲（J.E. Stiglitz）在七月號《名利場》的文章〈華爾街的有毒訊息〉斷言：「美國式資本主義已失光采！」事實正是如此，在這種情形，美國財長打「重建世界金融秩序」的旗幟四處推銷其金融策略已難收預期效果，非常明顯，美國在世界金融上的中流砥柱地位（a pivotal role）正在慢慢退化中！
戰後以還，西方經濟蓬勃發展（共產國家走資後經濟亦高速向前），根本原因在政治以人民意念（民主政制）為主導、經濟以市場（自由市場）為依歸的政策收宏效；當前這場由華爾街一手促成的金融海嘯，即使未把這種根基摧毀，卻已引起發達以至發展中國家官民的疑慮甚至疑懼，動搖了美式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可以肯定的是，在經濟範疇美國已失領導地位，但多元發展意味混亂及失序的投機將甚於過去。不過，由於氣勢大不如前的美國仍是世界第一軍事強權，而「五角大樓及商業綜合體」是世界愈亂得益愈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這意味世界政經前景變幻莫測，危機隱伏已是常態。
西方國家能向中國硬銷鴉片及強詞奪理偷換概念地把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等理論作對自己最有利的運用，歸根到底，是有軍事力量的支持，十九世紀的英國（和法國）以至二十世紀的美國，俱為超級軍事強權，因此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能予取予攜……。中國的和平崛起，若無足以匹配的軍力為後盾，在言文層次（包括去周在俄羅斯召開的上海合作組織及金磚四國會議）肯定可以非常風光，但在實際層面仍得隨美國音樂起舞！
信報財經新聞
P12 | 時事評論 | 林行止專欄 | By 林行止 2009-05-08
盛衰循環不可免豐年之後是荒年
造成經濟起伏（升降）循環的成因，大體來說，經濟學家的看法可歸納為下述五種。
純貨幣說（Purely Monetary Theory）指出貨幣流量（Flow of Money）的變動令經濟盛衰交替，因此，只要能夠有效地控制貨幣流量，經濟不會大幅波動，循環便不會出現。這即是說，保持貨幣無限量供應，經濟便可永享繁榮。顯而易見，這種理論早為經濟學家唾棄，因為貨幣無限量供應會造成惡性膨脹，結果經濟不是繁榮昌盛而是為通脹所徹底摧毀。美國政府應付「金融海嘯」的手法，極可能蹈此覆轍。
過度投資說（Over-investment Theory）認為在好景或利率偏低時，工商界為了適應市場殷切的需求，會輕易作過度擴張、過分投資，而當銀行或投資者為避免承擔高風險而收縮投資時，衰退便接踵而至。據這一派學者的分析，由於從投資到真正產出，有一段時間差，因此在市場要求殷切時進行投資，到有產品應市時，由於市場需求受種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可能已陷萎縮，結果形成生產過剩，衰退便不可避免。
消費不足說（Under-Consumption Theory）亦稱過度儲蓄論。這一派的結論是，消費者因不同理由（當前是次按風暴引致的金融海嘯，一般是缺乏福利特別退休保障及沒有醫療保險的社會），傾向於積穀防飢，或在經濟蕭條中損失慘重以致無力消費，令消費追不上供應，即消費者的支出無法吸納已進行生產的消費品，等於市場積壓大量存貨，廠商被迫停產、失業率高升，經濟衰退隨之出現。凱恩斯的財政政策便是針對這種情況，而且證實有效，可惜它只可以「江湖救急」，有長期負面副作用，最後必會把經濟根基搞垮！面對「金融海嘯」導致「總合需求不足」的困局，凱恩斯學說又成「顯學」，每個國家都向市場「注資」以刺激經濟，經濟下挫之勢放緩稍後甚且會回升，但其後遺症才教人心驚膽戰，因為惡性通脹遲早必至！
心理因素說（Psychological Theory）認為人類對前景的心態時喜時悲，即對前景的預期有時樂觀有時悲觀，樂觀時大事消費，甚至先使未來錢（尤其是未來沒有的錢）。事實上，這種做法並非非理性，因為人們普遍相信經濟會持續增長，收入隨之不斷增加，以未來所賺支付欠債，綽有餘裕，因此盡情消費，經濟遂欣欣向榮、蓬勃繁榮。可是，當消費者對前景有悲觀預期時，經濟便會掉頭跌入衰退深淵，預期未來的收入變成沒有收入，個人進而整個國家經濟便陷入水深火熱中。
創新說（Innovation Theory）為大名鼎鼎的熊彼德（J. Schumpeter, 1883-1950）所創，他指出受市場歡迎的創新發明，必會引起業界跟風，因而有大量投資，而投資活動帶旺經濟，銀行信用隨之膨脹；到了投資活動進入收成期，即創新的產品上市，廠商有收入，開始償還銀行負債，如此時沒有進一步的創新發明，信用便會逐步收縮，經濟活動趨於緩和，經濟亦就盛極而衰。
此外，我們當然不可忘記英國經濟學名家哲逢士（W. S. Jevons; 1835-1882）的「農作物收成論」（Harvest Theory），在農業社會，此說是具有很大說服力；由於農作物的豐收歉收，與氣候變化有關，因此該學派亦涉及對太陽黑子循環的研究，因為太陽黑子的出現與天氣好壞有直接關係。不過，由於農業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已不重要，這種學說當然被時代淘汰—但亦不是徹底淘汰，因為農作物豐收歉收，仍對商品期貨價格升沉有一定影響。
經濟循環研究是經濟學的一支重要流派，很多著名經濟學家如米賽斯（L. E. von Mises, 1881-1973）、海耶克（F. A. von Hayek, 1899-1992）、祈連（L. R. Klein, 1920-）、赫伯拉（G. Haberler, 1900-1995）、古柏民（T. C. Koopmans, 1910-1985）、盧卡斯（R. E. Lucas, 1937-）以至森穆遜（P. A. Samuelson, 1915-）等，均曾在這方面下過苦功，且各有所成；而不論從哪一角度看，以「經濟生機的長波」（The long waves in economic life）聞名的蘇聯經濟學家康特拉狄夫（N. D. Kondratieff，生於一八九二年；一般辭書都說他於一九三一年去世，保爾格萊夫經濟學大辭典比較謹慎，在這個年份之前加上問號；據十多年前戈爾巴喬夫時期為他翻案時的資料，他正確的終年是一九三七年）這方面的研究亦大有所成，他根據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八年的經濟數據，推斷資本主義不會因為經濟蕭條而淪亡，並堅信資本主義會在盛衰交替中不斷向前發展（康特拉狄夫自稱受「蘇聯〔烏克蘭〕有史以來最偉大經濟學家」屠岡．巴寧諾夫斯基〔M. I. Tugan-Baranovsky, 1865-1919〕的影響）。這種論證與馬克思資本主義必亡的教條不同，斯大林一怒之下，把他充軍西伯利亞……。
商業（經濟）循環困擾世人，由來已久，經濟學家致力把之「馴伏」，至二十年代奧國學派（代表人物有米賽斯等）始有所成，而四十年代凱恩斯在《通論》（一九三六年出版）中提出的財政政策，目的在從上帝之手奪回主宰經濟的大權……。可惜搞來搞去，循環揮之不去。如今政府─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政府和中國─都用「霹靂手段」試圖令經濟不致陷入衰退循環，事實的確收到一定效果，可是天下並無沒有循環的經濟，意味所有落重藥的國家稍後都要為拖緩衰退的出現付出沉重代價！ ‧從《聖經》的「七個豐年」說經濟循環．二之二
大法官的笛子往哪裏送？
一、
曾接受本報訪問的當代大儒、一九九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耶．仙，在剛出版的《正義的概念》（Amartya Sen :《The Idea of Justice》）中，舉了一個正義難求的例子。
有三個同樣渴望得到一支笛子的小孩，小明的理由是他最窮，捨笛子以外，根本沒有其他玩具；大明則以三人之中，只有他會吹笛而應當歸其所有；家明的理由聽來更為充分，因為他曾參與笛子的製作。
這只是一樁生活小事，笛主大可以憑他對三個小孩的不同喜好程度，作出最符合本身意願或最符合客觀現實的送贈，可是笛主是「胸」中樓閣型的「知識分子」，他循「正義哲學」思考取捨，愈想愈難作出決定。
根據經濟權利平等主義亦即正統社會主義的主張，笛子該送小明，因為他最應該受幫助，而且笛子是他唯一的玩具，其他二人沒有笛子，還有別的東西可以玩耍；若依自由學派（右傾保守主義）的思路，笛子便該送給花了時間、用了工夫製造此物的家明，因為有付出的當有回報是鼓勵人們努力工作的最佳辦法；然而，功利享樂派（Utilitarian Hedonist）卻會以為，此笛非大明莫屬，因為是三人之中唯一得物有所用，他既能從中獲得最大樂趣、展示才能，並有可能產生界外利益（其他人欣賞他的吹奏）……。源於不同的意識取向，笛主莫之能決，我們現在身處的所謂「公義社會」（Just Society），缺乏一套統一價值取向，他遂為無法作出最適決定而苦惱，最後也許要從《聖經》尋求「合理」處置。
阿瑪耶．仙筆下的笛主，若有專制國家的思維，笛子給誰的問題根本不存在，因為家庭背景最「紅」的孩子肯定可得笛子！如今香港夾在過去英式價值觀念與若干年後將與中國融合一體的考量，道德意向前迴後盪，笛主的困惑更深，也許只有放棄送贈笛子的權利，才不致心力交瘁。
二、
回歸十二、三年，香港政、經、社各個層面都在醞釀變化或已起變化，在這情形下，香港面貌不致全非，主要是依靠法治精神這塊磐石巍然未動，雖然期間發生多次試圖動搖其根本的「釋法」擾攘，不再「不動如山」，但總算把持得住而屹立不倒。
這塊磐石的守護者付出了極大努力，立足其上享受新主人信誓旦旦甚至白紙黑字答允的「美好舊日子」的人們，莫不異口同聲對他讚譽有嘉。按照常理，這位沐浴在一片歌頌聲中的守護者，自當盡其在我、站穩崗位，堅定不移地繼續擔當他的角色；可是，他卻在「身體健康全身沒有病痛」的狀況下急流勇退—大前提是以司法系統的人事部署為原由，再以本身進退有時、當有優游歲月為考慮，李大法官申請退休的理由兼具情理，外人實在不必說三道四，然而，香港像笛主般愛揣度思考的人多的是，他們紛紛從北方傳來見微知著的訊息中領略弦歌雅意。
《基本法》的最後解釋權在人大常委手裏，用香港慣用語言，是人大常委對香港小憲法具有覆核權，過去香港經歷了三次人大「釋法」，算是有驚無險，唯香港司法當局的「肉『裁』砧板上」的無助特性已全面暴露；作一個淺俗的比喻，香港司法女神已被斬去一手，另一手迄今為止尚能運作，只要別再做出促使北京出手「釋」法（除有解釋之意，尚有「杯酒『釋』兵權」的含義），香港司法仍有可為。
可是，三權不可分立論及立法司法合作論（姑勿論「司法政治化」），早已不再是「潤物細無聲」，雖不至於是風吹雨打式的進犯，漸趨「埋身」則彰彰明甚。站在北京的立場，「五十年不變」絕非一切不變，而是必須在其操控下有秩序地變，唯有如此，才能穩渡到五十年後的一國大統。上述論調以至建立第二個權力中心論，皆為中央全面接收香港應有的部署，而執中扼要，有計劃地插手司法人員特別是法官聘用、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及司法覆核委員會委員的委任，便是關鍵所在，只要在這些重要部門安插一些足以反映「上意」的人，香港司法便會慢慢新加坡化—表面上維持英國法治傳統、香港司法制度亦延續不輟，但中國和特區政府他日在法律上穩操勝券。新加坡政府從來不曾敗訴，特區政府的裁決卻多次為「司法覆核」所推翻，對不諳法治底蘊的人，這是必須予以糾正的。退一步看，無神論者的中共與建基於基督精神的西方法治，先天失調；形而上的不調協，有機會當然要修之改之。
這種無形變化，必會使那些執於司法必須絕對嚴明有序不受政治影響者意興闌珊！
三、
一九九七年五月下旬，臨時立法會通過「候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支持候任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委任李國能為香港特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動議」時，就此重要人事任命，筆者發表一些議論（均收在台北遠景社的《忠黨報國》一書），其中提出了二點「隱憂」，大體來說，筆者擔心李氏出身於為了世系綿延而必須經常與權力當局妥協的香港世家，加上他比較年輕（四十八歲，為歷任此職者最年輕的一位），「來日方長」，可能較易向權力來源靠攏甚至「叩頭」，結果無法貫徹英國法治「昭彰公義使市民的權利與自由獲得保障」的特色……。
事實證明，李國能不負所託。
回歸以來，港人的權利與自由度並無太大倒退，這一方面當然與北京仍然執意力保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大方針有關，一方面則與李大法官持正不阿力保法治原則有關。香港的社會價值觀念正不斷改變，在不知所措的大氛圍下，李大法官堅守過去源自英國的法制，加上一份承傳自基督精神的道德勇氣，使他進退有度，是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委以重任的人選中，最孚眾望第一人。
香港人應向李國能大法官致敬！
信報財經新聞 戴天 2009-09-07
不離一個謀字
也許確如魯迅在其《隱士》一文中所說：「非隱士的心目中的隱士，是聲聞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這種人物，人間是不會知道的」。
不過，古往今來，姑且不論其真假，許許多多所謂隱士，卻聲名大噪、為世所知。見於古籍，如皇甫謐《高士傳序》，就有「洪崖先生，創高道於上皇之代：許由善卷不降於唐虞之朝」等語，則似乎在三皇、五帝的時代，高隱之士就出現了。《後漢書．逸民傳序》亦稱，舜時有隱逸之人。而據說在孔子之世，由於「孔子稱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高士傳序》），其「名單」中便有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楚狂接輿等隱士。
但儘管上古之世的隱士，真假難辨，「姑妄言之」，有關隱士的種切，卻「史不絕書」，而其中有的，更幾乎就是人所稱頌及效法的楷模。如《舊唐書．隱士傳序》，即認為某些隱士，為求寧靜與淡泊，而「放情肆志，逍遙泉石，無意於出處之間」；《隨書．隱逸傳序》，也對於不想獻媚求進，或不甘為五斗米折腰，無視於名利的隱士，認為其「安苦節，甘賤貧」，「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等等。
然而，這也只是隱士所謂息貪立懦，有助於激濁揚清，挽救政風與士風的美好一面。更多的時候，似乎也有更多的所謂隱士，如《舊唐書．隱逸傳序》所說，是「身在江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托薜蘿以射利，假崖壑以釣名」；亦即為了官位，故意以隱居相標榜，以博當權者的注視，並以此特殊的方式，而進入仕途，以期名利雙收。也不管孔子是否曾「稱舉逸民」，且認為如此一來，「天下之人歸心焉」。但自秦漢以降，歷朝列代的統治者，為了爭取民心，提高民意，總也裝模作樣，似乎求賢若渴，會找些隱士出來當官，以致而有「凡中賢之主，未嘗不聘岩穴之隱，追遯世之民」現象。
或曰：史書與一些典籍，之所以為某些真正的高士與隱逸立傳，似不無間接針砭不良士風與政風之意。但好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當隱逸之風與名利相結合，而為人主者，亦以此為籠絡和收買之資，則以隱逸為手段，有隱逸之名而無隱逸之實，務求晉爵加官的所謂隱士，也就大有人在，且其花樣更是百出了。亦因此，所謂隱逸，在某些人，充其量是精心設計、刻意盤算的騙局，其汲汲求名、孜孜求利，與世俗或出仕之人相較，只有過之而無不及。所謂「翩然一隻雲中鶴，飛來飛去宰相家」，正是這類所謂隱士的寫照。而唐人左偃有句云：「謀隱謀官兩無成」，也清楚說明，無論是謀隱還是謀官，都離不開一個謀字。既然必須「謀」，那就是「假隱士名，以詭祿仕」，何足道哉了！
信報財經新聞 By 楊我(新聞工作者) 2009-09-07
從頭條新聞看報紙立場
「武警大哥，唔好保護我！」這句帶有黑色幽默的話，已成為傳媒行家的潮語。
三名香港記者在新疆採訪時遭武警拳打腳踢，其中無電視記者林子豪更被武警用槍指嚇，最終當然舉手投降，其中兩人被反綁雙手跪在路邊。幸好有線電視記者把一些場面拍下，全世界都在看。
請武警不要保護記者
記者被扣押三小時後獲釋，林子豪引述一位高級武警指揮官說，當時懷疑他們在偷拍，雖然記者都出示了採訪證，但武警認為證件可以偽冒，因為那些採訪證十分容易買到。烏魯木齊的新聞辦反應算快了，當晚便召開記者會解畫，在林子豪和眾多傳媒面前睜大眼說：「武警是在保護記者。」並且指摘被毆打的記者不是在進行正常採訪。
「打記者等於保護記者」的謬論在最後新聞播出，正在趕截稿死線的報館行家登時嘩然，齊齊在 Facebook 與 MSN 表態，「唔好保護我」、「愛你等於打你」、「打記者用力、抵擋暴徒無力」……精句紛紛湧現，有行家更聯想到周星馳的無厘頭論調，笑談間不無悲哀。大家都祝願在內地採訪的行家們多多保重，提防暴徒針筒之餘，也望武警和公安們手下留情，「千祈唔好打面」。
無、亞視、now 和有線等電視台都把武警打記者放在頭條，至於報館呢？透過「慧科訊業」（Wisers）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現代都市人不能沒有互聯網，行家則不能沒有「慧科訊業」。根據公司網頁資料介紹，慧科始於一九九二年，原是中文大學一個學術研究項目，核心技術是「採集資訊作內容管理」，一九九八年進行商業化，推出WiseNews 搜尋系統，目前已有超過一千五百個機構提供新聞及各類資訊，形成強大的資料庫。
就像網上搜索器一樣，慧科搜索改變了新聞和學術界的「搵料」方式，行家想知道近十年發生的新聞大事，已毋須到資料室翻看那些雜亂發黃的報紙，只要按幾個掣，就知道大事的發生日期與細節，省下許多編採時間。
看報章的頭條新聞，就能窺探城市的思想脈絡，慧科提供每天報章的頭條新聞作對比，從選材與報道角度去分析，就會發現這個小城是如此「精神分裂」，就算面對五一二汶川大地震、二○○八年奧運開幕、香港記者被公安屈藏毒、李國能提早辭官、新疆騷動記者被打等重大事件上，翌日的報紙頭條總會有不同。
在一般工作日裏，慧科把十八份香港報紙的頭條新聞一拼貼出，當中三份是英文報，三份是中文免費報，兩份是財經報，其餘十份是綜合性報紙。去年五月十二日四川發生八級大地震，死傷程度絕對是國際級重大新聞，應是翌日頭條的首選，但《香港商報》卻是〈內地四月ＣＰＩ漲 8.5% 仍高企 準備金率再增0.5點遏通脹〉，而《太陽報》則選擇〈相隔四日悲傷母親節╱母女同地吊頸亡〉。
至於今年八月中，now 電視台記者在成都採訪維權人士譚作人受審案，卻在酒店內被「無證」（無法出示證件）公安屈藏毒，軟禁六小時，打壓新聞自由及公平審訊的用意彰彰甚明，影響深遠。翌日兩份英文報章均把此新聞放在頭條，但中文報章只有《明報》、《都市日報》和《AM730》放頭，而《蘋果日報》竟把報道安排在國際兩岸版面，彷彿認為事件與港人無關。
只需取悅目標讀者群
至於近日新疆騷動再起，此等大事發生於國慶六十周年前夕，全世界都關注，就算香港記者沒有被打，都該放在最前吧？然而，上周六全港十三份中文報章裏，有七份以此為頭條，其中《大公報》標題是〈烏警放催淚彈 嚴防衍生騷亂〉，整篇報道超過一千字，當然以「和諧」為主調，絕口不提記者被打，引言更稱〈烏市目前局勢可控，市況漸趨平靜〉，真是信不信由你。
其他報章的頭條選材包括有康文署公園搜捕福鱷、消防員跑四百米救女傷者、北上消費港客急升、內地調高ＱＦＩＩ額度令恒指大漲等等，對於這些新聞把新疆的騷動壓下，不知讀者有何看法。
說到底，報紙都是消費品，只需取悅目標讀者群即可，頭條相異沒什麼大不了。因投入保釣運動而喪失博士學位的台灣文人劉大任，○七年七月在《台灣壹週刊》專欄文章〈王建民現象〉裏，講述台灣的棒球將王建民在美國球壇打出好成績，以當地報紙的處理報道手法，就能解讀報紙背後的意識形態，結論是：「報紙似乎將『立場』的重要性，置於『公器』之上，甚至連體育運動消息的報道，都免不了摻雜這種色彩。」 是的，文人辦報的年代早已結束，報紙是商品不是公器，不求公信力，但求立場夠鮮明，能吸引讀者和爭到廣告就好，讀者們，明白了沒有？
報紙電視化勢難改
早前指壹傳媒原定於九月在網上推出動畫新聞片，據聞老闆黎智英早前看過試片後極不滿意，恐怕以目前質素的影片「一播出街即死」，已將計劃推遲最少兩個月。對於影片面世日期一拖再拖，內部人早料有此一，坦然說：「已經一推再推三推，推到去堆田區。不斷話 try，做到 dry。」籌備經年，從 try 到 dry，老闆近日請來在八十年代帶出香港電影「新浪潮」的導演譚家明作旗手，指導製作人員重整影片質素。
譚大導剪片功力深厚，作品具有強烈個人風格，三年前推出的《父子》亦屢獲大獎，他雖年屆六十一歲，但仍在城大的創意學院當副教授，可見未與時代脫節，或許真的能為壹電視帶來新希望，值得期待。
另一方面，《蘋果》將於短期內推出官方 iPhone 程式，方便讀者看報兼報料。iPhone 是潮人恩物，用戶愈來愈多，手機有強大攝錄功能，若《蘋果》能從中殺出一條血路，說不定能搶佔先機。
數月前一位曾經跟隨黎智英打天下、現於電子傳媒擔任高層的前輩認為，他指黎智英以往的業務都已有人創立，他只是看到現存行業的缺點和潛力，大刀闊斧把粗石修飾成精雕細啄的寶石，還迫令同行跟風改進，創立佐丹奴如是，辦報紙雜誌亦然。然而報紙「電視化」、「手機化」的傾向已不可逆轉，暫時連門兒都沒有，是由零開始的創業過程，一旦稍為成功，人家又能迅速跟上，故他並不看好報業搞電視的前景。
前輩所說的話，亦是全球報業將要面對的困境，報紙電視化的成敗得失，所有行家都在看。
學習欲望之重拾 陳載澧 2009-09-03 信報
我們都知道，學問不可能灌輸，孩子們要學懂建構知識。但在紛紜的資訊被塑建成形之前，他要面對的是一種渾茫的狀態；因此，他便須具備「學習的欲望」，才可能留在那朦朧境域一段時間，鍥而不捨地摸索。
這種欲望本來是與生俱有，是人類在生存、繁殖以外最強的本能欲望，他們賴以在漫長的進化過程裏得以代代存活。我們在小時的所以能在跌跌碰碰中學懂走路、在一片噪音裏學懂講話，憑的就是這種探索未知、尋找方向的欲望。
問題是，人們總像是到達某種年齡後，便丟失了這種本能。它的丟失，大部分是由於體制教育的介入。基於種種原因，對孩子們的學習引進了考試、評分等外加動機（extrinsic motivation），結果是把學習的內發動力嚴重削弱，甚或摧毀。
這災難的來源分兩種。其一是直接的顛覆—考核的取向愈是因問責等壓力而追求客觀、可比，其內容便愈無意義。余秋雨在〈十萬進士〉一文裏，便提到科學試題從隋唐的辭賦經典、宋代的時務策論，發展到明清時了無意義的八股文章，便是一例。到了現代，最客觀可比的是選擇題，連電腦也可批閱，但其量度的也與應試者的真正能力無多少關係。考試的方式也難免決定教與學的內容，而內容既乏意義，孩子們學習的內發動力亦隨之消失。
其二則是間接的顛覆—外加的動機往往會埋掩或削戕內發的動力。以下的故事或可說明：一天，一位孤僻老人住處的鄰近空地來了一群小孩，天天在那兒打球，喧鬧不堪。老人心生一計，小孩每天打球便給他們零用錢獎勵，但幾天後便訴說自己經濟困難，逐漸把金額削減，最後更無奈地說沒法給錢了。孩子們深心不忿，說不願免費打球，呼嘯而去，於是老人便重獲清靜……孩子們就是忘記了自己本來不必有任何獎賞都喜愛打球。這雖是故事一宗，但其要點欲已被 Deci 等認知心理學家以實驗反覆驗證—外加動機確可使人忘卻內發的動力。
另一方面，考試與評核雖對真正的學習不利，但卻擔負着推動社會階層流動的功能，誰也想不到辦法可取代它；也正因如此，它承受的問責壓力便極大，客觀與可比性更是必須，在可見將來似乎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善。事情既牽連了社會的整體，那窒息性的壓力便層層相因，更首尾相接—學生說是老師相迫，老師則認定是校長指令，校長又感到是當局的取向，當局則辯稱是家長、民眾及輿論的壓力，後者又聲言是樣樣為了孩子……。
唯一的希望是全民上下的覺悟，了解到考試評核雖未可取締，卻有着本質的矛盾，不宜再無限地擴張其籠罩的範圍，容許另有較充裕的自主空間，讓源於內發動力的學習行為得以發生。
溫州街到溫州街 林文月
從溫州街七十四巷鄭先生的家到溫州街十八巷的臺先生家，中間僅隔一條辛亥路，步調快的話，大約七、八分鐘便可走到，即使漫步，最多也費不了一刻鐘的時間。但那一條車輛飆馳的道路，卻使兩位上了年紀的老師視為畏途而互不往來頗有年矣！早年的溫州街是沒有被切割的，臺灣大學的許多教員宿舍便散布其間。我們的許多老師都住在那一帶。閒時，他們經常會散步，穿過幾條人跡稀少的巷弄，互相登門造訪，談天說理。時光流逝，臺北市的人口大增，市容劇變，而我們的老師也都年紀在八十歲以上了，辛亥路遂成為咫尺天涯，鄭先生和臺先生平時以電話互相問安或傳遞消息；偶爾見面，反而是在更遠的各種餐館，兩位各由學生攙扶接送，筵席上比鄰而坐，常見到他們神情愉快地談笑。
三年前仲春的某日午後，我授完課順道去拜訪鄭先生。當時《清晝堂詩集》甫出版，鄭先生掩不住喜悅之情，叫我在客廳稍候，說要到書房去取一本已題簽好的送給我。他緩緩從沙發椅中起身，一邊念叨著：「近來，我的雙腿更衰弱沒力氣了。」然後，小心地蹭蹬地在自己家的走廊上移步。望著那身穿著中式藍布衫的單薄背影，我不禁又一次深刻地感慨歲月擲人而去的悲哀與無奈！
《清晝堂詩集》共收鄭先生八十二歲以前的各體古詩千餘首，並親為之註解，合計四八八頁，頗有一些沈甸甸的重量。我從他微顫的手中接到那本設計極其清雅的詩集，感激又敬佩地分享著老師新出書的喜悅。我明白這本書從整理，謄寫，到校對、殺青，費時甚久；老師是十分珍視此詩集的出版，有意以此傳世的。
見我也掩不住興奮地翻閱書頁，鄭先生用商量的語氣問我：「我想親自送一本給臺先生。你哪天有空，開車送我去臺先生家好嗎？」封面有臺先生工整的隸書題字，鄭先生在自序末段寫著：「老友臺靜農先生，久已聲明謝絕為人題為書簽，見於他所著《龍坡雜文》〈我與書藝〉篇中，這次為我破例，尤為感謝。」但我當然明白，想把新出版的詩集親自送到臺先生手中，豈是僅止於感謝的心理而已；陶潛詩云：「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何況，這是蘊藏了鄭先生大半生心血的書，他內心必然迫不及待地要與老友分享那成果的吧！
我們當時便給臺先生打電話，約好就在那個星期日的上午十時，由我駕車接鄭先生去臺先生的家。其所以挑選星期日上午，一來是放假日子人車較少，開車安全些；再則是鄭先生家裏有人在，不必擔心空屋無人看管。
記得那是一個春陽和煦的星期日上午。出門前，我先打電話給鄭先生，請他準備好。我依時到溫州街七十四巷，把車子停放於門口，下車與鄭先生的女婿顧崇豪共同扶他上車，再繞到駕駛座位上。鄭先生依然是那一襲藍布衫，手中謹慎地捧著詩集。他雖然戴著深度近視眼鏡，可是記性特別好，從車子一發動，便指揮我如何左轉右轉駛出曲折而狹窄的溫州街；其實，那些巷弄對我而言，也是極其熟悉的。在辛亥路的南側停了一會兒，等交通號誌變綠燈後，本擬直駛到對面的溫州街，但是鄭先生問：「現在過了辛亥路沒有？」又告訴我：「過了辛亥路，你就右轉，到了巷子底再左轉，然後順著下去就可以到臺先生家了。」我有些遲疑，這不是我平常走的路線，但老師的語氣十分肯定，就像許多年前教我們課時一般，便只好依循他的指示駕駛。結果竟走到一個禁止右轉的巷道，遂不得不退回原路，重新依照我所認識的路線行駛。鄭先生得悉自己的指揮有誤，連聲向我道歉。「不是您的記性不好，是近年來臺北的交通變化太大。您說的是從前的走法；如今許多巷道都有限制，不准隨便左轉或右轉的。」我用安慰的語氣說。「唉，好些年沒來看臺先生，路竟然都不認得走了。」他有些感慨的樣子，習慣地用右手掌摩挲著光禿的前額說。「其實，是您的記性太好，記得從前的路啊。」我又追添一句安慰的話，心中一陣酸楚，不知這樣的安慰妥當與否？
崇豪在鄭先生上車後即給臺先生打了電話，所以車轉入溫州街十八巷時，遠遠便望見臺先生已經站在門口等候著。由於我小心慢駛，又改道耽誤時間，性急的臺先生大概已等候許久了吧？十八巷內兩側都停放著私家小轎車，我無法在只容得一輛車通行的巷子裏下車，故只好將右側車門打開，請臺先生扶鄭先生先行下車，再繼續開往前面去找停車處。車輪慢慢滑動，從照後鏡裏瞥見身材魁梧的臺先生正小心攙扶著清瘦而微僂的鄭先生跨過門檻。那是一個有趣的形象對比，也是頗令人感覺溫馨的一個鏡頭。臺先生比鄭先生年長四歲，不過，從外表看起來，鄭先生步履蹣跚，反而顯得蒼老些。
待我停妥車子，推開虛掩的大門進入書房時，兩位老師都已端坐在各自適當的位置上了——臺先生穩坐在書桌前的籐椅上，鄭先生則淺坐在對面的另一張藤椅上。兩人夾著一張寬大的桌面相對晤談著；那上面除雜陳的書籍、硯臺、筆墨，和茶杯、菸灰缸外，中央清出的一塊空間正攤開著《清晝堂詩集》。臺先生前前後後地翻動書頁，急急地誦讀幾行詩句，隨即又看看封面看看封底，時則又音聲宏亮地讚賞：「哈啊，這句子好，這句子好！」鄭先生前傾著身子，背部微駝，從厚重的鏡片後瞇起雙眼盯視臺先生。他不大言語，鼻孔裏時時發出輕微的喀嗯喀嗯聲。那，是他高興或專注的時候常有的表情，譬如在讀一篇學生的佳作時，或轉別人談說一些趣事時；而今，他正十分在意老友臺先生對於他甫出版詩集的看法。我忽然完全明白了，古人所謂「奇文共欣賞」，便是眼前這樣一幕情景。
我安靜地靠牆坐在稍遠處，啜飲杯中微涼的茶，想要超然而客觀地欣賞那一幕情景，卻終於無法不融入兩位老師的感應世界裏，似乎也分享得他們的喜悅與友誼，也終於禁不住地眼角溫熱濕潤起來。
日後，臺先生曾有一詩讚賞《清晝堂詩集》：
千首詩成南渡後，
精深雋雅自堪傳。
詩家更見開新例，
不用他人作鄭箋。
鄭先生的千首詩固然精深雋雅，而臺先生此詩中用「鄭箋」的典故，更是神來之筆，實在是巧妙極了。
其實，兩位老師所談並不多，有時甚至會話中斷入，而呈現一種留白似的時空。大概他們平常時有電話聯繫互道消息，見面反而沒有什麼特別新鮮的話題了吧？抑或許是相知太深，許多想法盡在不言中，此時無聲勝有聲嗎？
約莫半個小時左右的會面晤談。鄭先生說：「那我走了。」「也好。」臺先生回答得也簡短。
回鄭先生家的方式一如去臺先生家時。先請臺先生給崇豪、秉書夫婦打電話，所以開車到達溫州街七十四巷時，他們兩位已等候在門口；這次沒有下車，目送鄭先生被他的女兒和女婿護迎入家門後，便踩足油門駛回自己的家。待返抵自己的家後，我忽然冒出一頭大汗來。覺得自己膽子真是大，竟然敢承諾接送一位眼力不佳，行動不甚靈活的八十餘歲老先生於擁擠緊張的臺北市區中；但是，又彷佛完成了一件大事情而心情十分輕鬆愉快起來。
那一次，可能是鄭先生和臺先生的最後一次相訪晤對。
鄭先生的雙腿後來愈形衰弱，而原來硬朗的臺先生竟忽然罹患惡疾，纏綿病榻九個月之後，於去秋逝世。
公祭之日，鄭先生左右由崇豪與秉書扶侍著，一清早便神色悲戚地坐在靈堂的前排席位上。他是公祭開始時第一位趨前行禮的人。那原本單薄的身子更形單薄了，多時沒有穿用的西裝，有如掛在衣架上似的鬆動著。他的步履幾乎沒有著地，全由女兒與女婿架起，危危顛顛地挪移至靈壇前，一路慟哭著，涕淚盈襟，使所有在場的人倍覺痛心。我舉首望見四面牆上滿布的輓聯，鄭先生的一副最是真切感人：
六十年來文酒深交弔影今為後死者
八千里外山川故國傷懷同是不歸人
那一個仲春上午的景象，歷歷猶在目前，實在不能相信一切是真實的事情！
臺先生走後，鄭先生更形落寞寡歡。一次拜訪之際，他告訴我：「臺先生走了，把我的一半也帶走了。」語氣令人愕然。「這話不是誇張。從前，我有什麼事情，總是打電話同臺先生商量；有什麼記不得的事情，打電話給他，即使他也不記得，但總有些線索去打聽。如今，沒有人好商量了！沒有人可以尋問打聽了！」鄭先生彷彿為自己的詩作註解似的，更為他那前面的話作補充。失去六十年文酒深交的悲哀，絲毫沒有掩飾避諱地烙印在他的形容上、回響在他的音聲裏。我試欲找一些安慰的話語，終於也只有惻然陪侍一隅而已。腿力更為衰退的鄭先生，即使居家也須倚賴輪椅，且不得不雇用專人伺候了。在黃昏暗淡的光線下，他陷坐輪椅中，看來十分寂寞而無助。我想起他〈詩人的寂寞〉啟首的幾句話：「千古詩人都是寂寞的，若不是寂寞，他們就寫不出詩來。」鄭先生是詩人，他老年失友，而自己體力又愈形退化，又豈單是寂寞而已？近年來，他談話的內容大部分圍繞著自己老化的生理狀況，又雖然緩慢卻積極地整理著自己的著述文章，可以感知他內心存在著一種不可言喻的又無可奈何的焦慮。
今年暑假開始的時候，我因有遠行，準備了一盒鄭先生喜愛的鬆軟甜點，打電話想徵詢可否登門辭行。豈知接電話的是那一位護佐，她勸阻我說：「你們老師在三天前突然失去了記憶力，躺在床上，不方便會客。」這真是太突然的消息，令我錯愕良久。「這種病很危險嗎？可不可以維持一段時日？會不會很痛苦？」我一連發出了許多疑問，眼前閃現兩周前去探望時雖然衰老但還談說頗有條理的影像，覺得這是老天爺開的玩笑，竟讓記性特好的人忽然喪失記憶。「這種事情很難說，有人可以維持很久，但是也有人很快就不好了。」她以專業的經驗告訴我。
旅次中，我志忑難安，反覆思考著：希望回臺之後還能夠見到我的老師，但是又恐怕體質比較薄弱的鄭先生承受不住長時的病情煎熬；而臺先生纏綿病榻的痛苦記憶又難免重疊出現於腦際。
七月二十八日清晨，我接獲中文系同事柯慶明打給我的長途電話。鄭先生過世了。慶明知道我離臺前最焦慮難安的心事，故他一再重複說：「老師是無疾而終。走得很安詳，很安詳。」
九月初的一個深夜，我回來。次晚，帶了一盒甜點去溫州街七十四巷。秉書與我見面擁泣。她為我細述老師最後的一段生活以及當天的情形。鄭先生果然是走得十分安詳。我環顧那間書籍整齊排列，書畫垂掛牆壁的客廳。一切都沒有改變。也許，鄭先生過世時我沒有在臺北，未及瞻仰遺容，所以親耳聽見，也不能信以為真。有一種感覺，彷彿當我在沙發椅坐定後，老師就會輕咳著、步履維艱地從裏面的書房走出來；雖是步履維艱，卻不必倚賴輪椅的鄭先生。
我辭出如今已經不能看見鄭先生的溫州街七十四巷，信步穿過辛亥路，然後走到對面的溫州街。秋意尚未的臺北夜空，有星光明滅，但周遭四處飄著悶熱的暑氣。我又一次非常非常懷念三年前仲春的那個上午，淚水便禁不住地婆娑而往下流。我在巷道中忽然駐足。溫州街十八巷也不再能見到臺先生了。而且，據說那一幢日式木屋已不存在，如今鋼筋水泥的一大片高樓正在加速建造中；自臺先生過世後，實在不敢再走過那一帶地區。我又緩緩走向前，有時閃身讓車輛通過。
不知道走了多少時間，終於來到溫州街十八巷口。夜色迷濛中，果然矗立著一大排未完工的大廈。我站在約莫是從前六號的遺址。定神凝睇，覺得那粗糙的水泥牆柱之間，當有一間樸質的木屋書齋；又定神凝睇，覺得那木屋書齋之中，當有兩位可敬的師長晤談。於是，我彷彿聽到他們的談笑親切，而且彷彿也感受到春陽煦暖了。
梁高美懿 2009-08-19 信報
化挑戰為良機
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本科課程早前與逸夫書院合辦座談會，邀請恒生銀行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梁高美懿與學生及校友講述她在職場中遇到的挑戰，以及如何將挑戰轉化為機會，為個人日後的事業發展奠下良好基礎。以下是梁女士的講詞中譯本。
我很高興獲邀出席今天的座談會，談談怎樣將挑戰轉為機會，我打算用比較輕鬆的形式，和大家分享一些經驗，看看這些經驗可以怎樣啟發我們，使我們認識清楚身邊的事物及由此引申出來的人生哲理。我會以我曾面對的挑戰作為焦點，相信你們在目前或是將來，也可能遇到類似的挑戰。
拒絕妥協 打破性別歧視
我第一項面對的挑戰，相信是很多女同學都可能遇上的性別歧視（Sexism）。我來自傳統的家庭，父母很疼愛我，但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絕不妥協。當我還小的時候，他們已清楚地對我說：「你結婚以前不能單獨出國，所以別想像哥哥們負笈海外，要唸大學只可以進本地的大學。」 當年香港只有兩所大學，就是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進大學的門檻很高。但我決心要唸大學，並立志投身商界。當時親戚朋友和長輩知悉我的志願後，都覺得我心頭太高。他們說：「你很有志氣，但你是個女孩子」；又或者說：「你是一個中國女性，應該面對現實，免得將來失望。」 在當時來說他們是對的，而且我相信他們的用意是不想我希望太高，失望愈大。畢竟，那時是七十年代，香港仍是個具有濃厚中國傳統的社會。在商業社會中，女性難與男性平起平坐，如果你是中國人，情況尤為顯著。但我並不妥協，我努力唸書，進了大學並取得榮譽學位，我深信這就是我通往成功的鑰匙。
我不想別人過早為我下定論，於是常常提醒自己：不能再受到性別歧視，但事實卻並不如此。我清楚記得第一天到滙豐銀行（HSBC）上班的情形。
七十年代的社會仍是由男性主導。那天，我到接待處說我要向一位總經理報到。接待處的男職員聽我說是新來的，不問情由，便馬上帶我到一個放滿打字機的房間。我在那裏呆等，但沒有人理會我。
過了一段時間，我開始著急了，因為我不想第一次與總經理會面便遲到。我回到接待處，對男職員說：「我應該在十五分鐘前和總經理會面的。」男職員用非常平淡的語氣回答：「總經理是不接見新秘書的」。接下來我費盡唇舌，才可以清楚解釋我是見習行政人員，不是秘書。平心而論，該名男職員並沒有故意「性別歧視」，他只是按照當時的習慣行事及作出假設而已。
當然，今天的滙豐集團已截然不同。現在集團內女性高級管理人員很多，例如在英國的控股公司便有三名女性非執行董事，人力資源部門主管也是一名女將。集團在香港的子公司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是本地發鈔銀行之一，它其中一位副主席也是位女性；在集團總經理這個階層，即董事以下的職級，除了我還有四名女性：其中三位分別在印度、馬來西亞及土耳其的匯豐銀行出任行政總裁，另一位在香港擔任司庫。女性在滙豐這國際性企業已能擔當要職，女性職員現在已不再需要對付性別歧視。這顯示今天其管理層已多元化，也表示它的英國或蘇格蘭紳士時代已經遠去。
抓緊機會切勿妄自菲薄 第二項挑戰是被人妄下斷語（Skepticism），這是別人加之於你的無理據評價。例如接待處男職員對我的反應一樣，他直覺上的評價是所有女性職員只可以擔任秘書工作。另一種是妄自菲薄，就是你低估自己的價值，即低估你可以做到的事、技巧及能力。低估自己使你不能取得應有的成就，而這種情況在男性或女性身上都會發生。
事實上，不論在哪一所機構內，你都會對某些工作感興趣及享受做這工作的過程，有些工作你會不大感興趣。還有的是，隨著時間流逝，人們對工作的熱誠就會減退，除非他們不斷抓到機會去發展、汲取新經驗及面對新挑戰。
在滙豐工作的日子裏，我幸運地遇到幾位能啟發我的上司，因而獲得很多機會去發展、成長及面對不同挑戰。在個人發展方面，我也很幸運地能夠獲得多次機會，說得正確一點，是我能把握機會，抓緊別人放棄的機會，抓緊其他人因為低估自己的能力而放棄了的機會。
舉例說，在我職業生涯早期，我的上司是浦偉士爵士（Sir William Purves）。在座各位可能對他不太熟悉，因為他退休時你們大概才剛剛升讀中學。
浦偉士爵士是位享譽國際、備受敬重的銀行家，他後來成為滙豐集團主席，帶領滙豐成為國際金融機構，他的功勞在集團內外都備受肯定。在集團內，浦偉士爵士眾所周知是一個要求很高的上司及領袖。
當年他是我的直屬上司，我身邊有很多男性同事，不少資歷都比我深，但他們很害怕向浦偉士爵士提出提案、作出請示或直接跟他對話。每當要向浦偉士爵士表達不同意見的時候，他們往往會讓我牽頭，因為他們認為我資歷較淺，又是女性，所以浦偉士爵士會對我寬容一點。但事實卻不是這樣，浦偉士爵士沒有對我特別寬容，也沒有特別嚴厲。他以一貫的作風待我，嚴格而公平。
簡而言之，每當同事說不想與浦偉士爵士打交道，我都非常樂意把握這些黃金機會，與這位樂於扶掖後進的良師和上司交流，並從中向他學習。在過程中，我很快便累積了經驗，亦提升了自信。
我回想這段經歷，目的是要說明，無論做什麼工作，你都要時刻鞭策自己向前進，不要因循守舊，不要讓熱誠冷卻，當面對挑戰時，也不要看輕自己，否則機會便會失諸交臂。
在繼續談下一項挑戰之前，我想先來一個簡單的調查。在座各位有誰是在香港出生及在香港接受教育的？（大部分。）舉手的人當中，誰曾在海外讀書、工作，或在外地逗留超過六個月？（數目也不少。）最後一個問題：剛才兩題都舉手的同學中，誰打算畢業後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嗯……不太多。）大部分都想留在香港工作，對不對？也想過加入恒生？歡迎你們。
放眼全球 工作地無疆界
這便引領我們進入第三項挑戰──「自我隔離」（insularism）。「隔離」可粗略界定為生活經驗的圈子狹小，與圈外其他事物絕緣。最佳的例子便是成長、就學和就業全在一個細小的範圍內完成。如此狹窄的人生路從前十分普遍，但在近年及未來的日子裏，這個模式可能會成為一種負累，尤其是我們今天身處的是一個全球化的商業環境。
以我個人為例，我生於香港，大部分時間住在跑馬地。我在中區的女校嘉諾撒聖心書院唸書，然後進了位處西區但亦很接近中區的香港大學。畢業後，我在美國銀行找到第一份工作，於中區上班，後來轉到滙豐集團，繼續在中區工作，但新舊公司相距僅五分鐘的步行時間（眾笑）。換句話說，我住在香港，過著以香港為中心的生活。
這種日子維持了一段時間，直至我加入滙豐的第七個年頭。一天，浦偉士爵士對我說，要給我機會到澳洲接受磨練，任務是在當地成立澳洲滙豐（HSBC Australia Ltd）。正如我之前所說，有生以來我大部分時間都在香港，所以離開成長的地方到外地工作，是極大的挑戰，何況當時我還要照顧兩名兩歲及三歲的女兒。我的丈夫在香港執業，無意放棄在這裏的工作。因此，除了在外地生活的憂慮外，我還要考慮我的家庭。
經過反覆思量、數夜無眠以及連串的家庭會議之後，我接受了這個機會。我與兩名女兒移居澳洲，丈夫則留在香港繼續他的診所業務，做其「太空人」（註：「太空人」是指一家之主由於家人移居海外，所以要經常為探親而兩地穿梭）。他每隔兩個月左右便坐飛機來看我們，每次逗留約十日，然後再飛回香港。
回望過去，這段日子雖有苦有甜，但我絕無後悔。我和兩名女兒在澳洲相處了三年多。星期一至五是工作天，星期六、日便是我們的快樂時光。我們培養出濃厚的親情；這種親密的關係我們至今仍非常珍惜。
毫無疑問，澳洲的工作擴闊了我的眼界。這些早期的海外工作經驗成為我的事業基礎，為我後來各項需具備國際視野的工作鋪路。
積極面對 化挑戰為機會
你們日後在職業生涯中，或許需要作出一些足以影響一生的決定，例如做哪一類工作及在什麼地方工作。在這些關鍵時刻，我建議你應審慎考慮，不要太快下結論。你要充分考慮該工作機會對你長遠的職業前途有何好處；此外它還有什麼其他吸引的地方，例如可以體驗新的文化。在考慮過所有影響抉擇的因素後，就作出你認為最有利的選擇吧。一旦決定了，你便要努力把工作做好。
你要打破自我隔離的環境，衝出香港對你會有好處，無論是對你的學業、工作或生命，無論是短期或長遠而言，都是如此。你會發現，不管是中國大陸還是其他地方，到處都是可供放眼世界的獨特機會。
以上所談到的，是我過去多年經歷的挑戰和我將之轉為機遇的過程，以下我會談談未來的挑戰──批評（Criticism）。
數星期前，我在報紙上看到一則報道，標題是「誰願意做一所大銀行的總裁？」當然，他們說的不是滙豐或恒生（眾笑），而是一間美資銀行。文章的觀點支持時下一個流行說法，認為做銀行行政總裁是愈來愈吃力不討好，部分是由於今天的銀行大班須應付各式各樣的人，包括股東、分析員、傳媒、監管機構及市民大眾，文章說，銀行總裁跟政治人物一樣，被人民唾棄。
我也看過本地一些文章，指有些銀行家已成為地球上最無視道德（“most amoral”）的其中一群。有些評論更質疑，銀行家除了貪婪之外，還有什麼過人之處？在座的同學可能會問：既然負面評價紛紜，為什麼仍有人像我一樣願意接受銀行總裁的工作，背上重大的責任？
我5月初便會接任為恒生銀行的行政總裁，在目前的金融風暴下，任何一間銀行及銀行的總裁都會受各方面的抨擊。
如以往一樣，我期望可以化挑戰為機會，為一個我啟蒙之地的恒生出一點力。當我年紀比你們還要小的時候，我曾坐在恒生銀行內一間與這演講廳差不多大小的房間，修讀免費的基礎銀行業務課程，聽取多位銀行家講解銀行業及銀行家的工作。我記得課程非常有趣，所以我決定日後在銀行界發展。
今天，我的總裁職位讓我有機會作出貢獻及回饋。恒生銀行是一所有良好根基及管理完善的金融機構，我的責任是確保恒生銀行在香港及內地的業務繼續擴展，並在兼顧策略及利潤的前提下，讓恒生成為名副其實「永恒生長」的銀行。我的責任也包括透過員工向客戶提供高質素的銀行服務，維持銀行的優良聲譽，跟客戶一同成長。
這些工作聽來簡單直接，但在目前經濟低迷環境的挑戰下，實行起來絕不容易。然而，負面的市場情緒正正讓優質金融機構有機會突圍而出，區別出需要政府拯救及不需要協助的銀行，區別出管理完善及不完善的銀行。
接受挑戰 永持開放態度
我在恒生銀行的職責亦包括確保銀行能吸納新一代的人才，秉承四位創辦人的傳統價值觀，維持恒生在零售銀行中的領導地位。我相信部分在座的年輕人，日後可能就是恒生銀行管理層的一員。事實上，儘管現時經濟不景，有些銀行的聲譽又受到影響，我仍衷心希望你們會考慮加入銀行界發展。
我可以大膽對大家說：並非所有銀行職員都是貪得無厭，其實絕大部分都享受與他人共事，着實的提供優質而高效率的服務。我們樂於服務大眾，亦致力在所服務的社區裏創造正面的影響。
以上是我一些親身的體驗，化挑戰為機會的實例。世界在不停的轉變，你們未必會遇到相同的挑戰，我亦不期望你們記得這些實例，但我希望你們可以記着三個忠告： 第一，不要接受他人對你的妄下斷言； 第二，要對自己及自己的能力有信心； 第三，永遠保持開放的態度，接受新挑戰及新事物。
希望這短短的談話，可以讓你們看清楚挑戰的真正意義，是帶給我們新的機會。
謝謝各位。
誰引爆吸毒趨勢？ 曾瑞明 《信報》15/8/2009
沒有能力付出六千元聽爆炸頭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演講，唯有找回他的成名作《引爆趨勢》（The Tipping Point）神交一下。書中談到幾個大流行的成因，例如巴爾的摩的梅毒失控散播、密克羅西尼亞的自殺風潮，和美國的年輕人吸煙問題。我立刻想起現今社會的援交潮、少模潮和濫藥潮。近日，就連那位九十年代我們用她的清純海報包書，伴我們成長闖過會考預科的酒井法子也藏毒，更令我們驚訝這個「毒浪」高不見頂，深不見底。
為何青少年會吸毒這個問題比如何和為何驗毒這「迫切」問題肯定來得根本。白韻琴姐姐解釋，這是因為無線節目差勁，導致青少年不看電視而去援交和吸毒，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陳志雲先生大概可以成為我們的摩西，把無線改頭換面來帶我們走出埃及。但援交和吸毒的，想不是因為對電視節目不滿抗議吧？如果不是，那為什麼要吸毒？官方答案不外乎是朋輩影響、精神壓力、好奇心等。
潮流由20％參與者帶動
葛拉威爾在書中談到青少年為何養成吸煙習慣的那一節，對解答以上問題頗有啟發性。他認為一個潮流興起的80％功勞，都是由20％的參與者帶動的，他稱為少數人法則（The Law of the Few）。而這20％的人則有能力發出令人印象深刻的信息，他稱之為黏性因素（The Stickiness Factor）。青少年吸煙，不是因為他們無知，也不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吸煙危害健康，而是吸煙給他們一種特別深刻的印象，一種令人感覺到成熟了、複雜了（sophistication）的形象。葛拉威爾引述英國心理學家Eysenck的報告，指出那些「中堅級」吸煙者，往往是外向形性格，例如對性的要求大一些，更反叛，更愛冒險，更真誠等等，總之是更特別，更cool。葛拉威爾最後指出這群「中堅級」吸煙者就是那重要的20％，他們的性格吸引了青少年去模仿，並不是吸煙很有型，而是這群吸煙的很有型！性格未必能學足，但吸煙的習慣則額外附送。
「不可一，不可再」、「向毒品說不，向遺憾說不」等口號都集中在說明吸毒這個險是不能冒的，代價會很大。但對於部份真的被毒品吸引，而非因朋輩壓力的人來說，毒品大概就等於渴求冒險的感覺，愈危險才愈有意思，你說這些教育和宣傳豈不是對牛彈琴？
青少年希望與別不同
為了替自願驗毒成效辯護，曾蔭權最近說逃學避檢測已是訊號，這表明了他認為自願驗毒只是為了找出吸毒者。但在他心底中的「成效」究竟是可予以「保護」，可以派社工老師去輔導，還是找到「獵物」，可以交差，則不太清楚。無論如何，這只是在事情發生了的時候予以補救，政府並沒有從源頭開始阻截，甚至連源頭是什麼也不再願意去弄清楚，這與維景酒店一副要封殺所有導致疫症的可能的大龍鳳姿勢大相逕庭。
如果我們把青少年的特質和濫藥吸毒問題放在一起，事情會稍清楚一點。青少年往往希望自己與別不同，特別容易沉悶。社會有沒有就青少年這種氣質予以疏導、轉化，還是壓制？葛拉威爾或會把這視為脈絡的威力（The Power of Context），即社會環境會影響人類行為。
在以家長口吻談論如何幫青少年之前，我們其實有沒有想過他們怎樣看社會？我們有沒有幫助他們，鼓勵他們在現實世界冒險，支持他們與別不同？看官只要想想當老師的最終無可奈可地會把講求個人思考的通識考試化、答案標準化，最終只求幫助他們上大學便可略知一二。十多歲的如果讀書不好、考試不好便好像死路一條（老師說的），社會似乎容不得太多可能性。獅子山下式的力爭上游其實都是一種冒險，人們在那時大概感覺良好，覺得自己和現實很協調，毒品只會阻礙他們。但當現實倒轉是他們人生的障礙時，毒品的確是一種引誘，是沒有可能中的一種可能。「天造之才，不進迷陣」，別忘記很多青年人不再相信自己是天造之才。
正生成功部分原因是「有型」 正生書院的成功，我猜一部份是因為他們給社會的感覺是有型的，他們能夠面對千夫所指，面對鏡頭，這已經比常人多了十分勇氣。另外，一個會考生拿八分沒人理會，正生書院學生就會給追捧狀元的傳媒報導。我們欣賞這群浴火重生的年輕人，不又是因為他們是與別不同？
解構大師德里達（Derrida）曾說毒品的本質是取之於失去真實經驗的享樂，真實經驗如果有趣刺激一點好一點何必沉迷打機何必吸毒？沒錢沒樓沒車的青少年怎樣行街睇戲食飯消耗無盡的精力，而且據說Ｋ仔很便宜？或者白姐姐真的說得對，連電視都這麼悶，我們還有什麼地方給青少年冒險、做夢和有型一番？不要告訴我那是政府打本的迪士尼樂園。我們可以找一個與別不同的英雄英雌告訴青年人除了吸毒還有什麼好做嗎？（不是十誡式的說「不要吸毒」）不要告訴我們是面目模糊的什麼年輕歌手。
善用人力資源填補人口政策空白 《信報》社評15/8/8009
本周統計處發表二○○九年臨時人口數字，顯示本港在年中人口已突破七百萬。由二○○八年年中至本年年中，八萬一千二百人在香港出生，同期死亡人數為三萬九千九百人；持單程證入境人數為四萬一千四百人，移離本港人數則有一萬零七百人，期間香港整體人口增加了三萬零六百人。
統計處推算，香港人口將不斷增加，到二○二五年，人口將超過八百萬。到了二○三六年，本港人口預計可達八百五十七萬。六十五歲或以上人士佔整體人口的比率，將由本年的百分之十二點五九，按年遞增到二○三六年的百分之二十六點三八。即在二十七年間，本港老年人口的升幅將超過百分之一百五十五。根據統計處的推算，在明年，年屆六十或以上年齡組別的人士，將增加五萬五千五百多人。
這個升幅不禁令人關注香港社會人口老化所衍生的問題：長者福利服務、醫療開支和社會保障方面的公共開支將不斷上升，造成未來政府的沉重負擔；更多人步入退休年齡而離開勞動市場，令勞動人口相對持續下降，對香港生產力和競爭力造成負面影響等。這些問題今日已可預見，當局應及早籌謀對策。
早在二○○三年，政府為提升香港的人口質素以配合知識型經濟發展的需求，開始進行人口政策研究，事後當年還擔任政務司司長的曾蔭權，在報告中提出三十三項建議，包括為新來港人士提供培訓、促進教育和人力發展、吸引人才流入、改善老人服務和相關福利政策等。其後前行政長官董建華在《二○○五年施政報告》宣布要落實全面的人口政策，但仍要等到二○○七年，經「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就各項建議作公眾諮詢和研究後，才歸納出二十四項建議。雖然政府在二○○七年底接納該委員會的建議，但卻又要等到下一年四月，才成立「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協調和監督落實各項建議。經過多年的討論和諮詢，當局的結論仍只限於改善教育質素，將香港發展為教育樞紐，吸引人才以加強本港競爭力以及推行醫療改革，令本港醫療制度可以持續發展等。
當局處理人口老化問題的方向，仍擺脫不了急功近利的取態：向外引入「優質人口」，為香港創富；當然，任何社會必須不斷加入不同地方不同文化的移民，才可以保持活力，但在引入外地人才和勞動力之餘，政府卻完全沒有就如何盡量善用已有的人才資源作詳細探討或提出具體措施，實為敗筆。
目前四十五歲以上的中年人，在未來二十年間將先後踏入退休年齡，但以本港的平均預期壽命不斷上升，年屆花甲人士的健康狀況仍非常良好，具有相當的工作能力足以參與經濟和社會活動；他們成長的年代正值香港發展起步，持高學歷和具豐富專業經驗者為數不少。在知識型經濟中，個人的學問、經驗、分析和判斷能力更為重要，在這方面，這些人士不比年輕人遜色，況且他們當中很多也懂得在目前為自己作投資和儲蓄安排，以為將來退休打算；所以將來確實需要社會支援或供養的老年人數未必如預期數目的多，當局確有需要檢討和修訂人口政策，推出有效措施，鼓勵這批人士繼續投入勞動市場而毋須過分依賴引進海外人才。
如果細看統計處的人口推算數字，不難察覺香港人口老化並不是長期持續的問題。以六十至六十四歲年齡組別的人口增長，在二○一八年後便開始下降，到二○二五年更有機會出現負增長，按統計推算的人口狀況趨勢，可能在本世紀四十年代，香港人口老化問題便可能會逆轉。既然如此，當局也就毋須過分庸人自擾了
將軍澳淨土Vs 深圳毒窟？ 無K 之城：一隻大鴕鳥 《明報》15/8/2009
文．黃世澤
中國人的邏輯？
去K 房唱K，已是年輕人相當常見的活動，四十歲以下的人，都肯定每年進過一兩次卡拉OK，對電視屏幕引吭高歌，甚至通宵達旦，已是很平常的社交活動。
儘管唱K 是很平常的活動，但將軍澳居民要唱K 就特別麻煩，非要去觀塘、旺角等地去唱不可，因為將軍澳這個四十萬人口的社區，竟然一間大型卡拉OK 都沒有。曾經有連鎖卡拉OK 集團，嘗試在將軍澳的大型私人屋苑商場設卡拉OK，但因政客強烈反對而作罷。最近有集團在領匯旗下的厚德商場開卡拉OK，遭到西貢區議會絕大多數議員反對，只有何民傑議員，在議會上力排眾議， 支持在厚德商場開設連鎖卡拉OK。
在整件事上，反對最力的民建聯區議員凌文海，在接受傳媒採訪時，回應相當令人側目，指這類娛樂場所在將軍澳出現，會助長歪風，如果青少年要去唱卡拉OK，應該去旺角唱，不應留在將軍澳。凌文海這樣令人側目的回應，正好指出為何大批年輕人，去了深圳吸毒索K 的理由。
有時候，年輕人有些娛樂消閒嗜好，與長輩不同是不足為怪，畢竟在娛樂消閒習慣上與年輕人同步的長輩只是少數。長輩總會懷疑新型消閒活動耽誤學業，甚至染上不良習慣。照策略而言，卡拉OK 開設在社區應是好事，畢竟社區仍在家長教師易於監察和掌握範圍下，若然子女慣於在社區內的設施活動，就算有可能有壞分子乘機擴張勢力，也能夠迅速知道和干預，防患於未然。
但中國人的邏輯是如此好笑，對於他們不接受的事物，他們只求不在視線範圍內出現，而不會認真考慮以策略性放寬和管制的手段，在滿足年輕人訴求之餘，又能防範一些他們會擔心的問題。
基於這種斬腳趾避沙蟲的心理，結果區議員好像「做了事」一樣，阻止一個又一個卡拉OK 開業，而年輕人反而有理由，以陪同學玩為理由，去了其他鞭長莫及的地方玩，最初可能是旺角、觀塘一帶，但久而久之就真的去了深圳、東莞等地。
同樣的情，亦出現在衛道之士對馬會的立場，黃成智為了反對全季增加五天賽馬日，不惜在立法會門口絕食抗議，表面上義正詞嚴，但事實上，他以至他的支持，只不過不想見到任何賭博出現於他們眼前，但有更多人去了澳門賭博而變成病態賭徒，根本不在他們關注的重點。這類只求眼不見為淨的所謂道德人士，就令任何以理性方法，將一些消閒娛樂的副作用減低的做法都根本不可能實現。這種病態現象，根本成了香港政治文化病，不論泛民還是親建制陣營，這種問題都普遍存在。
傳媒胡亂蒙太奇
而傳媒經常在報道時，把一些偏見在沒有證據支持下，當成事實來報道，令公眾把一些不相關的事聯想到一起，就令部分不大了解年輕人需要的上一代，只會更陷入恐慌之中，加強他們的盲目反對，但對理性討論事件一點幫助也沒有。
就像亞洲電視在七月廿九日晚間六點新聞對厚德商場卡拉OK 事件的報道，簡直是惡劣示範，在報道中，指有社工擔心，在厚德商場開設卡拉OK，有可能加劇將軍澳區內毒品問題，又羅列了不少毒品問題的統計數字，但整個報道片段中，既沒有點名指明引用哪一位社工的言論，就連外展社工的訪問片段也沒有播，更加沒有解釋，卡拉OK 與毒品問題如何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畢竟，區內至今尚未有一間卡拉OK，卻早已存在「嚴重」的毒品問題。事實上，亞洲電視的報道，在未有嚴謹的論據支持下，把偏見當成真理來處理，而公眾認為，電子傳媒的公信力比較高，這令不少反對卡拉OK 開設的人，更加認為他們理直氣壯，但他們忽略了整篇報道的粗疏以及有欠專業的地方，結果就令討論更加無解。
而政黨追求政治正確，恐怕失去選票， 亦不敢去支持設立卡拉OK 的主張，最終激怒將軍澳的年輕人，有年輕人組織Facebook 群組，以群眾運動抗衡議員們的聲音。
清除不道德的老鼠
為何一個個天造之材，都進了深圳毒販所設的迷陣，現時社區政策的決策者，他們根本不求實質解決或把問題控制在可接受水平，而是只求滿足自己在道德上的優越感，不惜以禁絕他們不想見東西的手段，以接近伊朗的思維方式，清除他們眼前認為不合符道德的東西，以及把他們的偏見當成真理來宣揚，如何把問題實質解決不在他們考慮之列。而年輕人迫於無奈下，就只好去其他香港以外的地方，在沒有監督和控制下，墮入一個又一個的迷陣。本來有助控制社會問題的工具，像社區內的卡拉OK、馬會統統變成過街老鼠，而真正的敵人，特別香港境外那些，就可以輕輕放過，反正有人已經滿足了自己的道德優越感。
如果這種只求滿足自己，不求實際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仍然主導香港的各級議會的話，不要說卡拉OK，日後對援交問題，互聯網內容管制的立法一定愈來愈保守荒謬，甚至水平直迫伊朗和塔利班，但實際上問題不會得到解決，皆因香港太小，搭港鐵便可以到香港鞭長莫及的內地，坐船就可以到澳門，結果縱容問題惡化，除了讓政客拿來撈取選票，真看不到對社會問題有何實質幫助。
《散文不說謊？》 梁文道 《蘋果》 2009年08月02日
當我們說一部電影是導演的自傳，或者說它很有「自傳色彩」的時候，我們究竟在說甚麼呢？
比如《童年往事》，當年大家初看這部片子，就說它拍出了侯孝賢的少年經歷。除去導演在訪談提供的線索不論，我們如何可能知道它是侯孝賢的親身經歷呢？我們認識他嗎？我是他的小學同學？是他兒時住處的鄰居？還是他曾親口向我保證戲裏面有大量往事的真實寫照？不，我們根本沒有任何證據能夠支持《童年往事》是一齣自傳的判斷。
同樣地，一切被人稱作有「自傳」風格的文藝作品也都會帶來這種知識上的困境。例如董啟章的那些小說，尤其近作《同代人》裏節選的那些篇章，少數朋友能夠在裏頭發現一些同代人的遭遇和事蹟，甚至自己說過的一句話。可是我們有權力去宣佈董啟章所寫的全是真的？這批文字是「自傳」嗎？顯然沒有。
這種問題的答案，也許恰恰就在用來形容自傳式作品的那些詞語。「自傳色彩」、「自傳風格」，豈不正好說明了自傳無非是種色彩，是種風格，是種修辭的效果？文本之外，再無它物可以支援我們評斷一部作品是不是自傳；但文本以內的技法，某種喃喃耳語的腔調，過度描寫的細節，甜美而憂鬱的情緒，卻能不停誘惑觀者，令他願意把眼前所見讀作自傳。換句話說，自傳其實只是效果。當我們說一本小說有作者的「自傳色彩」，我們真正要說的只是它產生了自傳的效果。
可是，假如我們面對的不是小說，不是詩，不是一齣戲劇，而是一篇散文的時候，自傳的問題就會變得更加複雜，無法再沿前述思路順利穿越那座映像重叠如無數鏡面組成的迷宮般大廳了。
香港書展結束之後，我馬上去了台南，參加一年一度的台灣文壇盛事「全國文學營」。我負責散文組的第一節課，立刻就要遇上定義散文的難題。到底甚麼叫做散文呢？它如此曖昧，妾身未明，在西方世界幾乎就要跌出文學的範疇。
就拿英語文學來說吧，自從 E.B. White等少數幾個巨匠之後，我就沒再聽過有哪一位作家是單憑散文成名了。我不敢肯定邱吉爾是不是最後一個靠散文拿到諾貝爾獎的作家。但我能感到藍姆和蒙田那道偉大傳統正經漸漸淡出，再也沒有一個有自尊的作家甘於只寫散文，除非他以散文體專注書寫旅遊經驗成為「旅遊文學家」如 Bill Bryson，或者開發某個哲理課題變成大眾思想家如艾倫．德．波頓。假如你寫散文，你一定要把它寫成一本書，圍繞一個主題，章次分明。有一個大題目，但文章不組織成序，是不夠深度的表現；連題目都沒有，雜集成書，則根本沒人會看。小說家和詩人能出散文集，我們會說它是美妙的副產品；艾柯能出散文集，大家會把它當成文學和文化評論。但拜託，就是不要說一個人是散文家，一部集子是散文集。在「虛構」和「非虛構」的書籍分類法主宰了整個出版市場的時代，隱隱約約地，我們感到只有虛構的才夠格叫做文學，散文將和食譜、歷史，甚至「寫真」一齊進入非虛構的雜燴集團。
就算起周作人於地下，也許嚴肅的評論者也要說「他只會寫一堆雜文」。不過還好，華文文學是散文的最後樂土，像我這種形跡可疑的作者因此還能混進「文壇」，起碼在一個文學營裏找到「散文組」棲身。
然而，是誰規定散文不得虛構？按照古制，不是韻文的就叫散文，即便《紅樓夢》在這個意義上也是散文體作品呀。一定是在現代中文文學誕生的某一時刻，在傳統文類秩序消解，詩、小說、戲劇和散文等西式四大文類創建的那一剎那，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趨勢，將散文排出虛構的世界。我關心的，不是散文的文學地位；起碼在華文世界裏面，非虛構的散文還能忝列文學殿堂；而是關於散文讀寫的奇怪默契。比方說，當一個散文作者寫下「我殺了人」這四個字時，我們必須相信他真殺了人；因為它不是一句詩，不是一個角色的台詞，而是一個作者的真實告白。
生命的兩種選擇 施永青 《AM730》13/7/09
我少年的時候，物資貧乏，沒有甚麼玩具可言，閒時喜歡去海邊或附近山溪捉點小魚小蝦之類回家飼養。這種經驗使我很早就察覺到生命的基本需要是自由地活下去，但不同的個體在自由與活著之間，有時會作出不同的取捨。
我把捉回來的小魚養在舊面盆裡，餵以冷飯菜渣。有些魚會吃，有些會不吃。肯吃的，我知道牠會活下去，不肯吃的，我知道牠已選擇不想活了。
我起初只知道人會自殺，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才明白，原來其他生命也會選擇自殺的。我見那些不肯吃的魚，會拼命地在面盆裡四處游動，像是在尋找出路。當牠們發覺走投無路之後，牠們會不惜跳離水面跌落在硬地上，我把牠們放回水裡，牠們仍會一跳再跳，好像真的在找死。即使那些不再跳的，也會四處亂撞，撞到頭崩額裂，直到死亡為止。
我把牠們的這種行為，視作生命的一種基本選擇──不自由，無寧死。即使不是高等生物，在自我意識還不成熟的情況下，仍會有這種選擇。由此可見，追求自由乃生命本體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我在觀察這些被捉回來飼養的小魚的時候，還看到生命本質的另一面，就是要設法活著。我看到有些捉回來時已受傷的小魚，也會開口吃我餵飼的食物。我知道只要牠肯吃，就表示牠還想活下去，表示牠的求生意志還很強。果然，沒有多久，牠的傷勢就逐漸復元，而且愈長愈大。牠們似乎並沒有因被困在舊面盆裡而放棄要爭取活下去的努力。
魚是一種未有思想意識的動物，不會讀過斐多菲關於自由可貴的詩，我們很難以人類的道德價值去認為：選擇為自由而不惜放棄生命的魚是高尚的；而那些苟且偷生的魚則是卑微的。這兩種截然不同的選擇，都屬生命本體的一陰一陽，有量子力學中同樣的不可測性，但兩者皆應像生命一樣被尊重。
引申到我們社會裡，有人會覺得現有的建制，限制了他的自由發展，故奮起反抗，非與建制鬥過你死我活不可。但社會上亦有人選擇活著，那就只好接受現實，逐漸調節自己，以適應環境。
我年輕時非常激進，對於不讓人民民主參與的建制非常不滿，認為有骨氣的人都應行動起來，去改造這個不合理的建制。我甚至會視那些不願一起行動的人背叛了人民的利益，成了建制的勾結者。
然而，我日漸發覺，我身邊的人之中，接受建制的始終都是多數；中大最近的民調就顯示，參加七一遊行與沒有參加遊行的市民，對建制的取向迥異。選擇接受建制的人，只不過像養在面盆裡的魚那樣，選擇活下去吧了。他們的選擇，一樣應該被尊重。追求活著與追求自由都是生命的組成部分，難言輕重。
這一方水土 蔣芸 《蘋果》 2009年07月12日
不記得擔任過多少屆青年文學獎的評審了，高級、初級、散文、小說都做過，城市大學、香港大學都進去過，曾在無課的教室，走廊的通道，有限的空間裡與其他評審去討論爭辯，研究名次過，也曾挽着一大叠稿件回來挑燈夜讀，反覆細看，剔出又放入，只怕有一天突然冒出一個文壇後起之秀，十分牙擦的宣佈：當年呀，本人曾在文學獎中落選……。那意思是評審不識貨，看走了他這一尾漏網之魚。不能說沒有壓力吧。
網上作業取代一切的年代，還有人肯老老實實去看一本書，去讀一首詩，去寫一篇文章嗎？還有人誠誠懇懇向內心去追尋去思索去等待靈感的湧現，並且把它化為文字嗎？年輕時，頭上一大片無窮無際的天空，現實世界裡，排山倒海的物質誘惑，有多少人會想到這一方水土上流連？只怕是行到水窮處啊。
這不是一條容易走的道路，難以理解之餘還帶點瘋狂，年輕的生命，風花雪月，日夜顛倒，無窮無盡的野心與夢想，有什麼不好去染指，才不會如此靜態的去守候、等待，為了一些感覺，為了一些字句，為了一些看不見摸不着的，無法急功近利的所謂創作而走上這一條寂寞的道路，水窮處的時候太漫長了，何時才可以坐看雲起呢?
我總是帶着這一份憐惜之心來讀這些參選的作品，今年的感覺更深刻，也許高級組的作者比較有年紀，生活經驗也較豐富，技巧也較高，時時有叫人驚喜的發現，有時忍不住讚嘆一聲：老實說，我寫不出。
這難道不是一條艱難的道路嗎？它的回報又是什麼？金錢財富名譽地位都離它很遠，一般人認為唔等駛的事；欣賞生命中每一天，發生在你周遭的，大部份人忽略的；特殊的聲音、顏色、氣味、你明白到心靈的充實遠比物質的富裕更重要，你終於才會懂得生命中什麼經驗都對你有用，不但不能等閒錯過，還要永遠心懷感激。因為有了一分這樣的體會，就多了一分成熟，當你珍惜生命中的生澀歲月激情歲月之後，你也會感激歲月漸漸帶給你一些深度一些凝鍊，這不只是在文字上的運用，而是有些什麼不知何時已來到你的心魂之中，你已是自己的主人，你也在學着如何捕捉這些感覺，你哪裡肯去忽略它，你會比別人更纖細敏銳，這樣，你才有資格談其他。
眼淚也流過，心也傷過，春花秋月都欣賞過了，喜怒哀樂都嘗遍了，山山水水都遊歷過了，千帆都過盡了，卻只有因為這一份熱愛，永永遠遠在提醒着你還有一個角落，還有一分水土，還有一角天涯，還有細細碎碎的旋律，還有一首歌，還有夢想與激情，叫你還要去追尋去跟隨；這一切仍然值得叫你一片痴心付予，仍然能叫你又關心又冷漠，你忍不住會說：太陽底下啊……
對比學習 龐永欣 明報 9/7/09
Geoff Colvin （2008） 寫過一本名為Talent is Overrated的書，談到人們常誤以為有成就者都是天才。他舉了若干實例，如音樂家莫札特、投資家巴菲特等，都是無法證實他們天資特厚，只知道他們多得到家庭悉心栽培，不然就是早年的成就並不顯著。心理學家亦曾以人們的IQ 和日後的成就作比較，發現兩者關係不大。
又有人以為記憶力強就代表天生聰明，如棋王可以蒙眼同時下棋多達29 局，但非凡記憶力只是長期訓練所致，亦僅限於某領域內。在一般事務上棋王的記憶力只屬一般。
有意識、自覺的學習（Deliberate Practice）才重要。傑出成就者大都知道好表現的關鍵點在哪裏， 並有針對地反覆練習。笑匠Chris Rock 獲獎無數，但台上每分鐘的表演均經精心設計和練習。高球手活士亦經常花大量氣力練習某些擊球的方法。
進行「對比」學習也是好辦法。據說發明家和作家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看雜誌時常給精彩的文章先做筆記，數天後拿回筆記用自己的方式重寫，然後與原文比較，看看別人哪裏優勝、自己哪裏犯錯。他又發現自己的詞彙不夠豐富，就嘗試把雜誌文章用詩歌方式改寫，再由詩歌寫回文章，與原文比較，看看有沒有進步。
我們見某人身手不凡，思考靈活，好的意念像信手拈來，常以為是天賦。Colvin 說這是「誤會」，世間上沒有這麼多天才，也沒有「即學即用」的專家。值得一提的是富蘭克林學習寫作時，正在印刷廠工作，上述事情全在公餘進行，可見決心學習的力量大過不利的環境。
《刁民濫權官僚擺款 難為入境處》
鄭經翰 信報2009-04-17
泰國又動亂，適逢復活節假期，作為港人遊旅熱點的曼谷和芭堤雅，自然不乏港人旅行，據報人數高達八千人。汲取了上次泰國動盪港人滯留泰國的教訓，政府一早作好準備，假期開始時既已發出旅遊警告，又通過手機短訊與港人保持聯絡，更在軍隊鎮壓開始後，立即強烈勸籲港人切勿前赴泰國旅行。可是聽者藐藐，不少人仍然在動亂開始後冒險前往泰國，其中一個因由，就是大安旨意，認定萬一出事，政府必定派專機前赴泰國接載港人返港。
傳媒鮮有報道旅行社劣行
這種刁民心態實要不得，可說是濫用了香港居民的特權。其實，上次政府已發出了旅遊警告，只是港人一意孤行，滯留泰國可說是咎由自取。其後，政府怯於輿情，改變初衷，包機前往曼谷營救港人，結果不但乘客不足，有人至今甚至仍拒絕支付機票費用，借口就是抗議政府營救太遲，而政府居然不敢據理追討。
說所有堅持前往泰國旅行的港人是刁民可能不公道，因為不少擔心安全的港人都想取消旅行，但很多旅行社卻不肯退款，或者改以其他行程和改期代替，致使難得有假期和請假旅行艱難又收入有限的打工仔不甘損失，被迫起行。
奇怪的是，對於這些唯利是圖、罔顧客人安危的旅行社，本港傳媒輿論鮮有批評，連有關資訊的報道也不詳盡，印象所及，只有電視台才列出願意和不願意退款的旅行社名單。究其原因，就是廣告令愈來愈少的傳媒向錢看，不敢得罪現時份屬廣告大客戶的旅行社，可見本港的所謂新聞自由也是有價的。
刁民濫權，最吃苦頭的其實是入境事務處，因為無端增添了不少額外工作，而最近經濟及發展局副局長蘇錦樑被揭發濫用特權，用卡片代替入息報表，向入境事務處為其菲傭申請續期，出來解畫有酌情權的入境事務處也成為箭靶，遭受傳媒輿論大事鞭撻，可說是典型的黑狗得食、白狗當災。
蘇錦樑事件源於問責制
平情而論，蘇錦樑並非濫用特權，只是喜歡擺弄官威而已，結果惹人反感，相信是氣在心頭的入境處同僚向傳媒報料，教他不能不公開道歉謝罪。從報載的資料看，蘇錦樑並無要求優先處理，也依足條例交齊有關文件，只是沒有入息證明，故此以卡片代替，以為自己的官階收入資料公開，可作證明。有說蘇錦樑可用糧單證明，嚴格而言，要稅單才合規格，新上任的副局長，顯然還未有稅單。不過，擺官威明顯不對，備受批評也理所當然，但誅連任勞任怨的入境事務處，指斥他們官官相，卻不盡不實，不敢苟同。
眾所周知，入境處是本港有數效率最高的政府部門之一，出入境之方便和快捷，西方最先進的國家如美加也遠有不及，但也因為效率高，卻往往教人得寸進尺，成為任意批評指摘的對象。譬如說，港人罔顧旅遊警告前往動盪中的泰國旅行，需要額外工作的便是入境處的員工。暫免外傭稅兩年，政策上的失誤引致的行政混亂和麻煩，也全都是入境處額外的工作。對於蘇錦樑的申請，入境處酌情予以方便，但經常予以方便的又豈止蘇錦樑一人，至少也包括傳媒其後揭發的范徐麗泰和葉劉淑儀。
事實上，所有立法會議員都有特權，也曾經受惠於入境處行使的酌情權。立法會議員出入境可以使用特別通道和享用貴賓室固然不在話下，早前全港更換智能身份證和新特區護照，為了優惠議員，入境處也特別安排他們優先換領，難道他們又是行使特權，以及入境處拍他們馬屁嗎？何以批評人家用特權的立法會議員，只看見人家眼中的沙粒，卻不見自己眼中的棟樑呢？還有，議員為市民出頭，經常要求政府部門酌情處理，何以入境處酌情辦事，卻成為眾矢之的呢？可見大家其實是雙重標準，對人不對事。
說到底，蘇錦樑事件關鍵之處，其實不在濫用特權，而在問責制本身，因為大眾市民對不用公開甄選單憑民建聯的政黨關係，便可扶搖直上的特權深惡痛絕，早已心存不滿，蘇錦樑稍有差池，社會大眾自然大興問罪之師了。
今次事件最值得反省的地方，是擴大政治任命制實施以來，普羅市民包括公務員在內仍然對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委任有很大意見。最近港大民調顯示公眾對他們的認知度幾近於零，而相信是入境處同僚報料的蘇錦樑事件，也顯示公務員普遍存在不滿情緒，在在說明政治任命制度存在缺漏，值得政府認真檢討。
對於特權，我個人認為難以根絕，但可以行使特權的人一定要自律自重，知行所止，因為公職人員可以享用特權，全因為方便工作而已，如果非因公務而享用特權，便難逃濫用特權之指摘。
俞宗怡雙黃線上車招非議
濫權和擺官威又豈止政治任命新貴，最近立法會展開梁展文事件調查聆訊，當事人之一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也牽涉入一項濫用特權之指摘。事緣俞宗怡有天晚上與下屬到銅鑼灣富臨飯店用膳，乘載的ＡＭ車公然泊在門前的雙黃線上。有記者向部門查詢，獲告知政府ＡＭ車有特權。富臨門前經常有人非法泊車，本來也不是什麼大事，但做官卻必須謹言慎行、以身作則，否則便會招人話柄。以ＡＭ車有特權來解說其實並不合理，因為一如警車和救護車必要時可不依交通規例行車，ＡＭ車可停泊在雙黃線，也只限於公事而已。
當晚俞宗怡明顯是與下屬私人用膳，與公務無關，嚴格而言，也應效法同僚曾德成連ＡＭ車也不坐，下班後及私人活動時間都乘的士。如今公然行使特權，明顯是假公濟私，又豈能不招人非議呢？同理，梁展文雖然依足條例有權申請擔任新世界集團高職，但瓜田李下，這種賊佬試沙煲的行為實在不敢恭維，也連累公務員的整體聲譽，梁展文只要稍為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著想，便應有所不為。由是觀之，問責高官與高級公務員一言一行，公眾矚目，影響政府威信，又豈能不戒之慎之？
《課本種種》程介明 17/4/2009 信報
最近有新聞報道有關課本的價錢，教育局與出版商意見不一。忽然想起：課本這回事，對於中國人來說，幾乎是教育與上學的同義詞。華人世界人人會唱的「讀書郎」，頭一句就是「小嘛小兒郎阿郎，背那書包上學堂……」（這首歌，非常完整地代表了華人的教育觀，本欄提過，此處不贅）。
還記得很多年以前，一所非常專業的幼兒園，不用課本，但是孩子的讀寫都發展的非常快。豈料不少家長還是不放心，質疑為什麼這所學校沒有書包，甚至有家長認為「沒有書包，就是沒有讀書的概念，誤導學生」；「人家都有書包，唯獨我們沒有書包，孩子會覺得自卑」。
結果為了避免糾纏，這所學校終於採用了一隻布袋小書包，裏面裝上不太重要的基本故事書，算是解決了問題。也是很多年前，在公共汽車聽到兩位幼兒媽媽的對話：「你的孩子有多少本書？」「只有十一本。隔壁張太他孩子有二十三本呢！」
昔日課本令人懷念
到底在學生的學習起的是什麼作用？一直以來很少人過問，大家都大概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不言而喻的。
的確，有些課本是令人懷念的。五十歲以上的人，不會不記得古老的數學課本 New Geometry 和Essential Algebra，至今還令許多數學家和數學教師懷念；甚至有教師懷疑，經過了幾十年重重的改革，到底今天的數學課本是否比當年的數學課本好？
當年的英文，很多人都是經歷過牛津的英文課本，是經過改編的 The Oxford English for Malaya，裏面的插圖都是馬來背景與人物。還有 Brighter Grammer，至今還有人懷念。當年南洋的上海書局出版的中文課本，也是獨步天下；聽前輩說，是葉聖陶等一般學者專心為小學生編的，對於內容、語言、文字的學習進度，都非常講究。
大概一直到七十年代末，課本是相當穩定而不變的。因此有買賣舊書的習慣。每年暑假，家長就帶孩子到中環荷里活道附近的書店，人山人海地購買課本；也不排隊，就是拿書單擠到前面配書；因為供應可以短缺，因此有點搶購的味道，買不到舊書只好買新書；有時候新書也售罄，只好等再版，整個暑假就只好乾急。
後來，一放面是課程常有改動，另一方面是出版商也有新一套的經營手法，於是課本經常改動，賣舊書逐漸愈來愈困難。同時，課本也愈來愈貴、愈來愈重；從黑白的變成彩色的；從小開本變成大開本；從普通的樸素紙張，變為重磅的優質紙張；從純粹的印刷品，演變成為多媒體的內容；從單一的學生用書，演變成為學生、教師、圖書館，以及課內、課外、教學、自學、評估過方面都要兼顧的綜合體。
存亡掙扎愈趨明顯
我們念書的時候，用過藤書包，小小一隻；後來時興背的書包；再後來慢慢變成背包；從小背包變成大背包；終於要動用手拉箱。那種演變，是非常戲劇化的。於是常常有關於書包重量的議論，有關於課本重量的批評。
但是情況不斷在變。不能說課本的年代已經過去，但是課本的存亡掙扎，愈來愈明顯。課本的出現，是因為學生的學習，需要有一個合理的安排，才能循序漸進，學生的所學，才會有所累積。而這些學生學習的組織、進度、層次、覆蓋，不是每一個教師都可以容易做到的。也因此，課本也許不會一下子消亡。
事實上，看看今天的課本，已經不是直線型的安排內容，而是綜合許多條學生學習的線索，照顧多方面的要求，立體地形成一個三維的綜合體。這種綜合體，需要一隊人馬花上幾年的時間，才能完成。
然而，就是這些學習的組織、進度、層次、覆蓋，愈來愈復雜，而且愈來愈需要按照學生的特點因材施教、因人而異；靠一套課本、一種安排、一種風格去面對多元多變的學生，愈來愈困難。學校和教師就經常處於兩難的狀態之中：既不想沒有課本，但是又想擺脫課本的束縛。
課本的出現，還在於當時教師幾乎是知識唯一的來源、課本幾乎是知識唯一的載體。當年，在許多比較貧困的家庭，父母不識字，課本幾乎是家庭唯一的文字載體。現在，學生獲得知識的來源，多樣而充裕；他們接觸的知識量，往往超過教師。在這種情況下，課程的意義變了，教師的角色變了，課本的意義也變了。但是只是在悄悄地變，沒有人指出這種變化，家長們也許懵然不覺，教師則是被動地在變。
考慮因素比以前多
舉個例子。以往的語文課本，一個學期就是那二、三十篇範文，意思是寫文章就要寫成這樣。於是就要精教精讀，離不開作者生平、主題思想、詞語解釋等等。我們幾十年的語文教學就是這樣過來的。單獨來說，這樣精選的範文是無罪的。但是現在要考慮的因素比以前多了：學生的來源的心理準備不一樣了，他們不一定就是為考試、升學而學習，我們也不希望他們為升學而學習；語文要面對的挑戰比以前多得多了，學習語文不但是為了寫文章，還要能夠廣泛地使用、靈活地溝通、有力地表達，因此學習語文需要非常廣泛地接觸多樣的文字、多媒體的製作。
我們對於學生學習的過程的認識也不一樣了，他們需要在應用中才能學好，需要非常大量的閱讀，需要超越一篇篇的文章去立體地閱讀整本的書，需要學會集體創作和綜合製作，等等。課本，只能夠在一部分的學習活動中發揮作用。
就是面臨的調整最大。如何選擇課本，本身就需要很專業的判斷；如何商用課本，但又不囿於課本的架構；如何在使用一套課本的同時，又可以按照需要改動教學內容；如何不把學習生活局限在課本，而把課本變成學生靈活學習的槓桿等，都會對教師提出許多新的專業期望。因此，關鍵也許不再是課本如何演變，而是教師的專業素質如何提高。
《一隻手撮着一個鮮紅的饅頭…》練乙錚 09年6月1日 信報
蘸人血的饅頭，患絕症的人吃了，能起死回生，此古老中國迷信的二十一世紀版，今天由自稱「三個代表」的中共兜售，幫忙推銷者也能沾利。版本說：二十年經濟高速發展，首先歸功八九六四天安門上衝鋒槍和坦克履帶打出來的、壓出來的活人血。就是這麼露骨、明白，就怕你聽沒見、記不深。內地黨員、海外華商當中，迷此信者愈來愈多，還有大量的愛國分子，更是信得狂熱、徹底。
筆者學經濟，平日留意政治，喜歡歷史，從來不曾聽說屠殺可以提高生產力。大屠殺直接毀滅人本資源，間接破壞社會資本，造成社群、族群對立；種下的矛盾種籽，影響廣泛深遠，何可提高生產力？可疑的例子不是沒有，但都經不起推敲，筆者舉兩段二十世紀的歷史，打破迷信、說明問題。例一是智利右派軍事獨裁者皮諾切（Augusto Pinochet）一九七三年領導政變，從民選左派總統阿連特（Salvador Allende）手上奪權，其後大開殺戒，屠殺反對派二千多人，受迫害者無數。例二是台灣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二例當中，屠殺發生之後，經濟都出現高速增長，但增長的原因絕對不是屠殺。
先談智利那一筆。阿連特是世界上首位由民主選舉產生的馬克思主義總統，但他七○年上台之時，首輪投票只是以36：35：27之比險勝其他對手；智利憲法規定，首輪勝者票數不過半，次輪便由國會議員就得票最高的兩位候選人投票，選出總統。由此可見，阿連特的支持度其實不算高。由於智利總統一任六年、不能連任，故他上台後，社會主義政策推得十分急，兩年之間，已實行大型企業和土地國有化、全民醫保、全民教育、小童免費喝牛奶……，等等，搞得有聲有色，更因為國企大幅膨漲，全國失業率很快從雙位數跌至百分之四不到。但是，後果如何，稍懂經濟的人都可預料：七二年，國內通脹從百分之二十二急升至百分之一百四十，政府不得不實施價格管制；外債則不斷增加，智利無力償還，更無法應付當時出現的石油危機；市面一片蕭條，社會主義之下，產業工人、運輸工人都一起罷工，家庭主婦也帶了鍋子敲敲打打到街上示威。社會主義在智利失去人心，是短短兩年間的事。七三年，一連串政變及動盪之後，皮諾切取得權力，阿連特則自殺身亡。皮諾切上台後，系統地屠殺左派政敵，但那是全然不必的，因為阿連特的社會主義政策已經證明失敗，智利當時完全可以通過民主政治機制在經濟上改轅易轍。而事實上，儘管皮諾切的確推行了一些正確的經濟政策和必須的體制改革，但在他的獨裁管治下（一九七三—一九九），智利的實質經濟增長率一直跑輸拉丁美洲平均，而在他執政之前那四分一世紀的平均則和拉美看齊；九○年，皮諾切下台，智利重新民主化，實質經濟增長率才大步超前，人均ＧＤＰ水平馬上拋離拉美所有其他國家，包括墨西哥、阿根廷、巴西。還有一點是，皮諾切政權非常貪腐，他本人尤甚，他去世之時，弊案纏身，其家人亦然；九○年他下野之後，智利內政日漸修明，○六年德國「透明國際」一百七十九個國家清廉排名榜上，智利排二十二，僅次美、日、比、法。
台灣的那段歷史，國人都很清楚，這裏只述扼要。國民黨統治時期，雖有四七年的二．二八屠殺事件，但台灣的政治民主化，早在四十年代便開始。四六年，台灣進行首屆鄉鎮民代普選；五○年起，從村、里長到省議員，都已由普選產生，缺點是基本上一黨專政，到七十年代後期才有「黨外」參選。台灣經濟五十年代韓戰時期開始上軌道，頭十年還比較慢，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三十年裏，實質ＧＤＰ年增幅卻平均超過百分之九；其經濟進入成熟期，更是在七九年推動「十大經濟建設」之後，亦即與開放黨禁報禁幾乎同時發生，與二．二八屠殺則相去甚遠；因此可以說，台灣的經濟發展與民主化是相當同步的，這才是「台灣經驗」的重要特色。二．二八大屠殺有沒有經濟效益呢？筆者認為沒有。當初，也許能導致社會「穩定」，但高壓已經足以達致那種穩定，完全不必屠殺，國民黨治下的台灣政府這麼多年來也沒敢說二．二八有助經濟發展（共產黨也沒敢插咀！），反而是當年屠殺種下的族群仇恨，後來浮現為台灣的不穩定因素，其政、經負面影響於今為烈。
兩個例子，在在說明屠殺不利經濟、不利廉政、不利社會長治久安，更和高增長率沒有關係；正確的經濟和社會政策、和諧（和而不同）的政治，才是落後國發展經濟的靈丹妙藥。中國近二十年經濟增長冠全球，要歸功於本身的改革開放政策及世界上特別是西方國家領導的全球化經營策略和自由貿易。但中國的發展不健康，其中一個大缺點便是貪腐愈來愈嚴重；八九民運提出反官倒、反貪腐、言論自由、輿論監督，本來就是對症下藥，是社會的自療機制在產生作用；如果當年民運的要求能夠達到，中國這二十年來的發展只會更好更健康。六四屠殺，對中國經濟而言，絕對是無可補救的重大損失。共產黨說話不一定假，但有需要的時候，它總有本事把假話說成真一樣；「屠殺提高中國生產力」，就是一例。
魯迅的短篇小說〈藥〉，講清末政府鎮壓革命黨，劊子手康大叔殺了革命黨人夏瑜，把他的鮮血蘸了饅頭賣給老栓治他小兒子的癆病，這種迷信當然不能把病人治好，劊子手卻從中漁利。想不到，奉魯迅為革命大旗手的共產黨、讀魯迅的書長大的左派愛國人士，今天竟然幹起販賣同一迷信的勾當，而且還把清末政府和康大叔的角色合二為一都挑起來了，把六四天安門學生群眾的熱血，蘸在經濟發展的饅頭上，賣給大家吃。
「包好，包好！這樣的趁熱吃下。這樣的人血饅頭，什麼癆病都包好！」 「這是與眾不同的。你想，趁熱的拿來，趁熱的吃下。」
信報財經新聞
P10 | 時事評論 | 林行止專欄 | By 林行止 2009-06-24
稀有但不受歡迎 獨裁者又少一人
筆者的「壞習慣」是《經濟學人》到手時第一時間閱讀的不是世界大事分析而是「訃聞」，這篇只佔一頁（並附相片）的短文由作者群供稿再由二名編輯改寫潤飾，可讀性極高（去年底還出了一本《訃聞結集》〔Book of Obituaries〕），醉心英文寫作的人，相信可從中學到不少技法；不過，學好英文猶其餘事，重要的是明白如何蓋棺論死者的功過─既非諛墓亦不打死老虎─才稱公允；這類文章真不易寫。偉人不可能沒有缺點、凡天俗子亦有值得一記的優點；堅守這二項「宗旨」，令《經人》的「訃聞」有益有建設性。
去周的「訃聞」記加蓬的獨裁者邦高，這位統治加蓬四十二年的獨夫六月八日以七十四歲（生於一九三五年）的高齡（該國男性平均壽命不足五十二歲）病逝；這篇「訃聞」把這位真正貫徹「朕即國家」視國庫為私人戶口的獨裁者的荒唐（淫）行徑，寫得活龍活現，讀起來沒有半點哀思而是有點看鬧劇的滑稽感覺。一句話，軍人出身（空軍中尉、以機長〔Captain〕職級退役）的邦高緊緊控制軍權，其領導的加蓬民主黨高高在上、一黨專政（九十年代曾出現反對黨，很快被他成功統戰而成為「忠誠反對派」）；邦高是狂熱的親法分子，一切以法國馬首是瞻，說正確但蹩腳的法文，衣飲食莫不法式是尚，以人均計加蓬是全球消耗法國香檳最多的國家。把國家的天然資源石油（證實藏量三十二億桶）、木材和錳礦的開發權賣給前宗主國，法國於是成為最大既得利益國，派兵駐紮首都，「電召即至」，為邦高敉平數次叛亂進而保住財源。
筆者對邦高的興趣，非自今期《經人》始，早在一九九一年，便為七月號的《信報月刊》寫了一篇〈深挖內幕加鹽加醋的雜誌〉，其中一節「指揮受賄 奏錯國歌」，主角正是加蓬這位世界最資深的民選獨裁總統邦高；這篇拙文收在台北遠景社的《閒讀閒筆》，九六年出版至今雖曾「三刷」，但相信香港讀者尤其是年輕一代未之見，由於內容並未過時，可與這篇「訃聞」併讀的原文如下─ 這一期的《間諜》（ＳＰＹ；按因和紐約聞人特朗普打官司而於二十世紀末停刊）還有一篇精彩絕倫的文章。這篇長文由退休美國新聞處高官 Fred Shaver 執筆，描述他在中非小國加蓬（Gabon）共和國美國使館當文化參贊所見「趣事」，令到我這個對加蓬毫無認識的人，亦讀得津津有味。在 Shaver 筆下，加蓬總統邦高（El Hadj Omar Bongo）好色無能，加蓬則可說是個烏龍之國，而在獨立三十年後，法國仍在此前殖民地駐三萬大軍（加蓬人口約八十萬），實際仍控制這個國家。
Shaver 的故事始於他為新任大使安排向總統呈上任國書，樂隊指揮來向他要美國國歌樂譜，這不算奇，令作者憂慮不已的是這位指揮剛從監獄釋放，他被囚的原因是一連奏錯二次國歌，一次以葡萄牙國歌歡迎英國大使，一次則以北韓國歌迎接到訪的南韓總統，後一次內有蹺蹊，邦高總統大怒，追究責任，將他繫獄；他為加蓬唯一軍樂指揮，到了要歡迎美國大使，不得不將他釋放。惟他出獄後已成小富，因為據說北韓特務給了他一筆錢才有這種貽笑國際效果。
在呈國書儀式上，當大使將 Shaver 介紹給邦高總統時，他突有所悟地說：「啊！文化參贊，你會派人來教我的官員說英語嗎？」在這種場合，Shaver 只有滿口應承，以後的發展牽涉到美國外交界的傾軋，不必細表；經過九個月的公文往還，美國國務院終於送出一套「語言實驗儀器」給加蓬，但邦高指明要一位女性導師，Shaver 幾經辛苦，說服時在加蓬服務的「和平工作團」（Peace Corp.）的隊員出任新職，哪知邦高的目的在和「白種女性做愛」，結果當然搞出漫天風雨；不過，這位導師現在仍在總統府教英文！
加蓬於一九五七年發現石油，成為黑色非洲最富裕的國家，其錳礦（Manganese）佔世界已知蘊藏量三成，同時有豐富的鈾和鐵礦；七十年代後期，全國普查顯示其人口約六十萬，以此人口計算，其人均毛產值太高，不符合「窮國」標準，不能接受國際機構的經援，因此邦高總統在八十年代把人口提升到一百二十萬，「沖淡」了人均毛產值！
只有四呎十吋高的邦高總統，四吋高高跟鞋，這令他在檢閱儀仗隊時十分「異相」；邦高嗜杯中物，經常在官式場合醉得東歪西倒。
這類對美國外交關係不利的文章，只有《間諜》樂於刊登。正是這類對國家、大企業、大明星、大作家……作不留餘地的揭露，才使《間諜》趣味盎然，令人手不釋卷（unputdownable）……。
十多二十年來，邦高在法國的「小心保護」下緊握大權，一連多屆在大選中勝出，九十年代「收編」了反對黨後，其得票率更屆屆上升、直追被美國推翻前的伊拉克總統侯賽因（得票率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邦高與加蓬真的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國防部外交部財政部等要職，皆由他委派家族成員出掌；當西方傳媒指責他貪污及內舉不避親任用親友時，他宣稱加蓬文根本沒有貪污和裙帶關係這些字……。邦高的好色令他要美國供應女教習，當時他仍年輕，「不難理解」，但○四年加蓬首都舉行「人道小姐」（Miss Humanity）選美，已近七十的他竟看中秘魯小姐並把她誘入總統府寢宮……，此事在國際間引起軒然大波，但加蓬人民認為他們「親愛的領袖」有「嚐新」的權利，遂不了了之。
筆者對獨裁者治國之道並無研究，對他們的「趣聞逸事」則頗有興趣，看對其荒誕不經行狀的記述，最是賞心樂事（烏干達前狂人阿敏又是一例）。其實在民智未開的落後國家當獨夫，尤其是在一人一票下仍能做不倒翁式獨夫，都有過人之處，他們視國家財富為家產，當人民為家僕，享盡人間榮華富貴，真是太寫意過癮，遠勝天天為處理、擺平這樣那樣的困難及提防政敵的暗箭而煩惱的大國獨裁者多矣！
邦高魂歸法蘭西，他的繼任人是否獨裁者，筆者不知道，知道的是在民主思潮席捲全球（中國除外）及民智因資訊發達而大開之下，當獨夫的難度日高……。世上的獨夫又少一人，他們真是愈來愈有孤家寡人的寂寞了。
信報財經新聞
P12 | 時事評論 | 林行止專欄 | By 林行止 2009-06-23
美國不足範式 世局愈來愈亂
阿當．史密斯的資本主義沒有問題，正在緩慢復蘇的世界經濟唯有走這條路才能起死回生、再上層樓；然而，「美式資本主義」的可行性甚至可說有害性，已廣泛受學者和論者的質疑。
這是個大題目，也許應簡略地從頭說起。
西方人選擇忘記中國曾是世上最富裕國家的事實，不過，史書清楚記載，在一百九十年前，中國的國民生產毛值佔世界總值三分之一，可惜當時中國軍力與經濟發展不相稱，西方的堅船利炮迫使中國對外開放，殖民者的盤削和不平等貿易條約，加上美國和歐洲的科技革命處於成熟期，中國的國力及經濟從此頹落疲弱；到新中國成立後的一九五○年，中國經濟產出只佔世界ＧＤＰ百分之五。短短不足二百年，變化之大，中國衰落之快，真的教人不敢想像。
掠奪─開發─殖民地天然資源之外，西方強國都藉輸出賺取外，可是，在沒有工業產品出口或海外市場對工業產品缺乏需求的時候，當年西方國家的頭號強權英國竟然強行向中國輸出鴉片，這段歷史中國人尤其是香港人知道得最清楚……。和中國人一樣，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人民早已不相信西方國家是為了改善殖民地人民的物質生活而向她們輸出西方明文，因為「利他主義」在國與國之間從來不曾存在。自由貿易在理論上非常可取，可是，西方國家的做法，令人明白這套理論被政客騎劫，早已成為利己策略的張本，自由貿易理論何時應用，端視是否對本國經濟最有利而定（請參考○七年七月本欄的「地球本來不是平的」系列；收遠景版《次按驟變》）。遠的且別去說，即使在今天，英美歐諸國一方面大幅度津貼本國農業（以交換農民的選票），一方面限制發展中國家農作物─她們唯一的出口貨─進口；在這樣做的同時，最近在意大利召開的Ｇ二十峰會還義正詞嚴地鼓吹自由貿易！
和自由貿易一樣，自由市場理念在理論上亦無懈可擊，可是，它亦成為西方國家榨取發展中國家的藉口。高舉自由市場的大纛，西方企業揮銀彈攻陷發展中世界，它們勾結當地政府，低價收購落後國家的礦山、油田、農地，同時利用她們的廉價勞工興辦工廠，缺乏市場及管理技巧的本地工業因此很難升級很易受淘汰；不但如此，西方資金還隨意地借給這些國家修橋築路建水壩，當她們無力還款時，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便義無反顧地介入，把這類損耗「社會化」，意味債務國不會破產（債權人一定可討回貸款），在這些國際機構斡旋下，其債務由人民集體負責。
美國對金融危機的反應，進一步令世人看清其自私自利和雙重標準的偽善面目。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美國和受其操控的國際貨幣基金迫使有關國家提高利率、削減政府及私人開支、增加儲蓄及減少消費，同時責成有關當局嚴格監管銀行，而且不允許把問題銀行「國有化」；可是，美國在應付這場次按風暴引致的金融海嘯，採用的處方完全不同，同病異藥，令人不勝駭異；自去年中以來，以美國為首西方國家的政府開支大幅增加、財赤繼續膨脹、信貸無限量供應、利率已低至零、大規模注資尋且成為大股東等於變相把問題銀行「國有化」，而且想盡辦法鼓勵人民消費。事隔十年的類似困難，美國竟然採取二種迥然不同的策略，而國基會和世銀毫無異議，這個世界還有公道？
戰後以來，美國在自由世界獨領風騷，金融業更是美資的天下，世人對華爾街銀行家調配金融資源和風險管理有無比信心，但經歷金融海嘯，拜資訊公開、透明及傳媒「挖糞」的獨特功夫，華爾街金融業不按牌理出牌、利用監管寬鬆的漏洞亂搞一通以及從業員貪婪無厭損公益自肥的醜陋行徑，得以大白於天下，傳統上人們對華爾街銀行家的尊敬（甚至敬畏）度由是跌至冰點以下。這種現實，令不少發展中國家再亦不放心讓美國金融業牽鼻子走，亞洲國家紛紛建立本國的金融中心（世界五大銀行中有三家是中國銀行），正是對華爾街信心漸失的表徵。如今中國和印度都以自己的方式和辦法規劃本國經濟，而且成效甚著，那從經濟快速增長可見。
正如諾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史特格利茲（J.E. Stiglitz）在七月號《名利場》的文章〈華爾街的有毒訊息〉斷言：「美國式資本主義已失光采！」事實正是如此，在這種情形，美國財長打「重建世界金融秩序」的旗幟四處推銷其金融策略已難收預期效果，非常明顯，美國在世界金融上的中流砥柱地位（a pivotal role）正在慢慢退化中！
戰後以還，西方經濟蓬勃發展（共產國家走資後經濟亦高速向前），根本原因在政治以人民意念（民主政制）為主導、經濟以市場（自由市場）為依歸的政策收宏效；當前這場由華爾街一手促成的金融海嘯，即使未把這種根基摧毀，卻已引起發達以至發展中國家官民的疑慮甚至疑懼，動搖了美式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可以肯定的是，在經濟範疇美國已失領導地位，但多元發展意味混亂及失序的投機將甚於過去。不過，由於氣勢大不如前的美國仍是世界第一軍事強權，而「五角大樓及商業綜合體」是世界愈亂得益愈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這意味世界政經前景變幻莫測，危機隱伏已是常態。
西方國家能向中國硬銷鴉片及強詞奪理偷換概念地把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等理論作對自己最有利的運用，歸根到底，是有軍事力量的支持，十九世紀的英國（和法國）以至二十世紀的美國，俱為超級軍事強權，因此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能予取予攜……。中國的和平崛起，若無足以匹配的軍力為後盾，在言文層次（包括去周在俄羅斯召開的上海合作組織及金磚四國會議）肯定可以非常風光，但在實際層面仍得隨美國音樂起舞！
信報財經新聞
P12 | 時事評論 | 林行止專欄 | By 林行止 2009-05-08
盛衰循環不可免豐年之後是荒年
造成經濟起伏（升降）循環的成因，大體來說，經濟學家的看法可歸納為下述五種。
純貨幣說（Purely Monetary Theory）指出貨幣流量（Flow of Money）的變動令經濟盛衰交替，因此，只要能夠有效地控制貨幣流量，經濟不會大幅波動，循環便不會出現。這即是說，保持貨幣無限量供應，經濟便可永享繁榮。顯而易見，這種理論早為經濟學家唾棄，因為貨幣無限量供應會造成惡性膨脹，結果經濟不是繁榮昌盛而是為通脹所徹底摧毀。美國政府應付「金融海嘯」的手法，極可能蹈此覆轍。
過度投資說（Over-investment Theory）認為在好景或利率偏低時，工商界為了適應市場殷切的需求，會輕易作過度擴張、過分投資，而當銀行或投資者為避免承擔高風險而收縮投資時，衰退便接踵而至。據這一派學者的分析，由於從投資到真正產出，有一段時間差，因此在市場要求殷切時進行投資，到有產品應市時，由於市場需求受種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可能已陷萎縮，結果形成生產過剩，衰退便不可避免。
消費不足說（Under-Consumption Theory）亦稱過度儲蓄論。這一派的結論是，消費者因不同理由（當前是次按風暴引致的金融海嘯，一般是缺乏福利特別退休保障及沒有醫療保險的社會），傾向於積穀防飢，或在經濟蕭條中損失慘重以致無力消費，令消費追不上供應，即消費者的支出無法吸納已進行生產的消費品，等於市場積壓大量存貨，廠商被迫停產、失業率高升，經濟衰退隨之出現。凱恩斯的財政政策便是針對這種情況，而且證實有效，可惜它只可以「江湖救急」，有長期負面副作用，最後必會把經濟根基搞垮！面對「金融海嘯」導致「總合需求不足」的困局，凱恩斯學說又成「顯學」，每個國家都向市場「注資」以刺激經濟，經濟下挫之勢放緩稍後甚且會回升，但其後遺症才教人心驚膽戰，因為惡性通脹遲早必至！
心理因素說（Psychological Theory）認為人類對前景的心態時喜時悲，即對前景的預期有時樂觀有時悲觀，樂觀時大事消費，甚至先使未來錢（尤其是未來沒有的錢）。事實上，這種做法並非非理性，因為人們普遍相信經濟會持續增長，收入隨之不斷增加，以未來所賺支付欠債，綽有餘裕，因此盡情消費，經濟遂欣欣向榮、蓬勃繁榮。可是，當消費者對前景有悲觀預期時，經濟便會掉頭跌入衰退深淵，預期未來的收入變成沒有收入，個人進而整個國家經濟便陷入水深火熱中。
創新說（Innovation Theory）為大名鼎鼎的熊彼德（J. Schumpeter, 1883-1950）所創，他指出受市場歡迎的創新發明，必會引起業界跟風，因而有大量投資，而投資活動帶旺經濟，銀行信用隨之膨脹；到了投資活動進入收成期，即創新的產品上市，廠商有收入，開始償還銀行負債，如此時沒有進一步的創新發明，信用便會逐步收縮，經濟活動趨於緩和，經濟亦就盛極而衰。
此外，我們當然不可忘記英國經濟學名家哲逢士（W. S. Jevons; 1835-1882）的「農作物收成論」（Harvest Theory），在農業社會，此說是具有很大說服力；由於農作物的豐收歉收，與氣候變化有關，因此該學派亦涉及對太陽黑子循環的研究，因為太陽黑子的出現與天氣好壞有直接關係。不過，由於農業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已不重要，這種學說當然被時代淘汰—但亦不是徹底淘汰，因為農作物豐收歉收，仍對商品期貨價格升沉有一定影響。
經濟循環研究是經濟學的一支重要流派，很多著名經濟學家如米賽斯（L. E. von Mises, 1881-1973）、海耶克（F. A. von Hayek, 1899-1992）、祈連（L. R. Klein, 1920-）、赫伯拉（G. Haberler, 1900-1995）、古柏民（T. C. Koopmans, 1910-1985）、盧卡斯（R. E. Lucas, 1937-）以至森穆遜（P. A. Samuelson, 1915-）等，均曾在這方面下過苦功，且各有所成；而不論從哪一角度看，以「經濟生機的長波」（The long waves in economic life）聞名的蘇聯經濟學家康特拉狄夫（N. D. Kondratieff，生於一八九二年；一般辭書都說他於一九三一年去世，保爾格萊夫經濟學大辭典比較謹慎，在這個年份之前加上問號；據十多年前戈爾巴喬夫時期為他翻案時的資料，他正確的終年是一九三七年）這方面的研究亦大有所成，他根據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八年的經濟數據，推斷資本主義不會因為經濟蕭條而淪亡，並堅信資本主義會在盛衰交替中不斷向前發展（康特拉狄夫自稱受「蘇聯〔烏克蘭〕有史以來最偉大經濟學家」屠岡．巴寧諾夫斯基〔M. I. Tugan-Baranovsky, 1865-1919〕的影響）。這種論證與馬克思資本主義必亡的教條不同，斯大林一怒之下，把他充軍西伯利亞……。
商業（經濟）循環困擾世人，由來已久，經濟學家致力把之「馴伏」，至二十年代奧國學派（代表人物有米賽斯等）始有所成，而四十年代凱恩斯在《通論》（一九三六年出版）中提出的財政政策，目的在從上帝之手奪回主宰經濟的大權……。可惜搞來搞去，循環揮之不去。如今政府─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政府和中國─都用「霹靂手段」試圖令經濟不致陷入衰退循環，事實的確收到一定效果，可是天下並無沒有循環的經濟，意味所有落重藥的國家稍後都要為拖緩衰退的出現付出沉重代價！ ‧從《聖經》的「七個豐年」說經濟循環．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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