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普 語言背後的帝國主義？
近日廣州發起「撐粵語運動」，萬人齊上街，大喊別具創意的粵語口號。廣州市民無懼當局打壓，對本地語言珍而重之，挺身捍衛令人動容。「粵普之爭」，不自今日始。在香港，幾年前教育界已有人倡議「普教中」方案，認為以普通話教學可令學生中文能力有長足進步。筆者發覺，無論在香港或大陸，不少人對普通話有所誤解，以為其乃中文之正宗或地位較崇高。筆者以研究人員的身份，從語言學角度談談粵普的語言性質問題。
文/ 曾曉華劍橋大學碩士研究生
何來「主從說」?
傳統文人研究語言，往往把廣東話和普通話，分別定性為「方言」和「共同語」，認為兩種語言處於「主從」的關係。這種階層分類（hierarchicalclassification）遺下不少問題，因為它意味着兩種語言屬母子關係（parental relationship，即粵語由普通話衍生出來），或兩種語言有地位高下之分（即普通話較粵語優越）——很明顯，以上兩種詮釋皆不成立。
其實， 「粵語方言論」帶有很重的政治意味。論者彷彿站在中央皇朝的台階來看問題，所以才會認為說廣東話的人既屬國土之內， 粵語自是「地『方』之『言』」。從語系分類來看，我們很容易發現「粵語方言論」為何不能成立。觀乎世界上不同的語言，有為人熟悉的兩大語系，包括約佔全球人口一半的印歐語系（Indo-European family） ，以及約佔四分之一人口的漢藏語系（Sino-Tibetan family）。而印歐語系系統又有不同分支，如德語語系（Germanic）、羅馬語系（Romance） 。英語屬德語語系； 羅馬語系則包括法語（French）、意大利語（Italian）、西班牙語（Spanish）和羅馬尼亞語（Romanian），這組語言是平行（parallel）的。在漢藏語系裏，我們最熟悉的當然是漢語語系（Sinitic），在這系統下有七位成員，包括粵語、北方話（Mandarin）、吳語、閩南語、湘語、客家話和贛語；同樣，這組語言都是平行關係。從這分類可見，粵語和北方話處於同一層級，絕對不是「主從」的關係。若說粵語或吳語是種方言，邏輯上等同說，法語或意大利語是西班牙語的方言——如果後者能成立， 前者方能說得過去。
方言的定義
再談方言（dialect）。社會語言學家一般先確定一種語言，然後着手調查該語言在不同區域的變化（regional variation） 。要知道兩種語言的關係是否方言，可以用一條簡單的原則來測試︰究竟說那些語言的人， 溝通能否無阻？故我們不難理解︰在美國，說北方英語（ 如波士頓） 的白人，聽南部的黑人rap 歌，縱然口音和詞彙上有顯著差異，卻不存在理解問題；在英國，倫敦人聽蘇格蘭人說話也沒有大問題，雖然後者保留了大量我們今天認為保守的中古英語發音。說美國和英國有不同的方言，毫無疑問是成立的。把同一問題放到漢語來， 堅持中國境內有「七大方言」的朋友，不妨問問自己︰你能聽懂別人說客家話或上海話嗎（ 假設你沒有這兩種語言的背景）？
方言調查的範圍，可以小至一個省，例如廣東省內的粵語；可以是一個國家， 例如英國的英語； 甚至是跨國，例如俄羅斯（Russia）、白俄羅斯（Belarus）、哈薩克（Kazakhstan）之間的俄語比較。調查區域變化，主要體驗在語音上——即大家常關注的口音（accent）問題，也有語法上的調查。英國學者Peter Trudgill 在《英倫方言》（The Dialects ofEngland） 裏，便從語音和語法兩方面着手，調查了英國不同地方的人如何說話。例如" long " 一字，英國南部的人一般讀/l .ŋ/ ，但北部如達勒姆（Durham）和紐卡斯爾（Newcastle）的人卻把該字的元音讀成[a] （發音接近"lang "） 。標準英文會說" Ihaven't got any "，個別地方的人會說成" I ain't got none "，又以"Idone it" 代替標準英文的" I did it"、" a man what I know " 代替" aman that I know "。
筆者認為粵語不是普通話之下的方言，卻認為漢語語系的確有方言。該怎麼理解這種說法呢？漢語語系中的各語言是獨立的（雖然個別語言之間有相似的特徵，而且中國語言都採用同一文字系統），但每種語言均存在區域的變化，所以可以說，每種漢語語言有其方言。筆者茲舉兩個例子來說明。電影《唐山大地震》裏，地震後方達的奶奶專程到唐山把孫兒接到濟南，兩婆媳在屋裏為這事談了一晚上，觀眾如果細心點，應能發現兩個人的口音（主要在字的聲調）是不一樣的，因為李元妮徹頭徹尾說有唐山口音的北方話，奶奶是濟南人，說的是濟南的北方話。這就是北方話之間的語音差異。
在香港，我們會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你唔識死呀？」。筆者曾經在湛江聽人說過︰ 「佢真係無有識死。」雖然筆者不會這樣說話，卻無礙筆者理解湛江人的意思。句法上， 「唔識死」跟「無有識死」，分別是「否定詞- 動語- 動語補語」與「否定詞-動詞-名詞」結構，兩者不相同。這就是廣東話方言之間的語法差異。因此，我們可以把唐山北方話和濟南北方話理解為北方話的方言，可以把香港粵語和湛江粵語理解為廣東話的方言。
至於普通話的本質是甚麼呢？根據官方的定義，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這段話其實說得很清楚，普通話主要是由北方話構成的，並且以北京話為基準。
但須留意的是，普通話與北京話並非全同。我們在上文論證了北方話有不同的方言（北京話應為其中之一），普通話的詞彙量，並不等同北京話的詞彙量；普通話的發音，也不全同於北京話發音。好些老北京話的語音特色，並沒有納入普通話之內（例如「波浪」，普通話讀作bōlàng，北京話卻有人讀為pōlàng； 「比較」，普通話讀作bǐjiào，北京則有一讀法為bǐjiǎo）。何況今天的普通話，已經融入很多其他漢語語言（例如把「美女」說成liàngnǚ，即粵語的「靚女」）以及外來語言元素。因此，筆者認為普通話已是一種以北方話為主、並糅合了其他漢語語言特色的混合語言（a hybridisedSinitic language）。
沒甚麼可比
普通話在官方看來，是「現代漢民族用來交際的語言」。這陳述本身就不具任何主觀價值的判斷。部份學者把它看成是「方言」跟「民族共同語」的二元對立，那是後話。把普通話界定為「漢民族」的語言，足見大陸的政治考慮︰普通話時至今天通行全國，學的豈止是漢人？少數民族不說，至少還包括滿、蒙、回、藏等種族。正因如此，普通話在功能上扮演了「通用語」（lingua franca）的角色。綜觀世界的語言現象，通用語的作用是為兩個或更多說不同母語的語言群體，提供一個溝通的媒介。通用語可以是強勢語言，例如遠古時代羅馬帝國在歐洲南征北戰、用以維繫歐洲眾邦土的拉丁文，或者十九世紀因奉行殖民主義而流通的德語和法語，又或者因美利堅經濟和文化強勢帶動的英語。通用語也可以是凡人眼中「不入流」的語言，例如十九世紀廣州賴以跟西方貿易的洋涇濱英語（當時雙方用一些今天看來頗爛的英語來溝通，如「口花臣口夭米其干打」代表"How fashion you makee conta "，意即" How do you calculate？ "），或者今天在巴布亞新畿內亞（Papua New Guinea）裏有一種名為Tok Pisin 的洋涇濱英語。成為通用語的重點在於，語言社群之間有接納該語言作為交際語言的共識。
因此，我們不妨把普通話理解成一種以北京話為主調的通用語。從功能來看，它成為中國境內不同地域的人的溝通途徑。僅此而已。北方話和廣東話，兩種處於同一語系的平行語言，語法雖然相似，但語音、句法和詞彙各有特色。除客觀的語言特徵以外，沒有甚麼情感上的優劣、高下、主從值得比擬。
對等的自覺
這一番論證看似顯淺，何以坊間仍有不少迷思？至少，怎麼連兩種語言的對等關係也缺乏一份自覺？說穿了，不過是民族主義的意識隱隱作祟。強行把普通話和粵語兩種本無母子關係的語言分層，情形如同在東南亞地區，跟說不同語系的人（如馬來人）說，他們的語言較之已通行亞洲的普通話，只屬一小地區人所用，因此也不妨同時把泰語、馬來語（Malay）、泰米爾語（Tamil） 、印尼語（BahasaIndonesian）等也列為「方言」。
但筆者想，即便是再大北京、大漢族的沙文主義者（Chauvinist），也不敢輕易說出以上那段頗有「大中華共榮圈」味道的話來。那麼，相同的邏輯，不同的待遇，是不是只因為前者多鎖上了一道叫「國疆」的大門？
從中國走到世界，再從世界走回中國，抽離國族和疆界，用理性的邏輯來重新思考和審視現狀，筆者相信能有更多良性的辯論空間。屆時，好些所謂「謎團」自能迎刃而解，如「為甚麼美英日德法等強國就有統一的語言，人民不會雞同鴨講，咱們中國人就得各說各話，讓鄉談成為束縛國家發展的繩子，讓方言成為中國一盤散沙的沙子」。有些看似有浩然之氣的大道理，如「保衛廣州話不應與普通話對立起來」，根本不值一哂。畢竟，在殖民地時代，英國人適度尊重香港本土文化，港督沒有下令以英文取締華文報章和電台，中文和英文總算能「和平共處」。從來沒有人要打倒通用語，現在的問題是，像甘茜蓮（Cecilie Gamst Berg）所說的，有人要大搞「語言帝國主義」（language imperialism）。
2010年7月19日 星期一
曹仁超唱淡港股樓
曹仁超唱淡港股樓
恒指今季跌 3000點 豪宅泡沫隨時爆
2010年07月19日
(16人)瀏覽人次：34,633回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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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財經專欄作家兼評論員曹仁超昨日警告，港股今季將見 17000至 18000點，以上周五收市計算，跌幅將超過 3000點。不過，他同時指出，跌市之時亦造就入市的契機，估計港股可於 9月見底回升，首選內銀股及內房股。至於樓市方面，他對本港樓價，尤其豪宅市場憂心忡忡，擔心泡沫會隨時爆煲。
記者：黃武榮
曹仁超出席公開講座時認為， A股於去年 8月份見頂，及後今年 5月初乍現死亡交叉（ 50天線跌穿 250天線）後， A股再跌逾兩成，至本月初 2300點見底。
曹仁超補充指，中國市場屬領先指標，而港美兩地股市則為成熟型股市，走勢相對落後兩至三個月，因此按時間推算，港股預料於 9月份見底，谷底約處 250天線之下 10%至 15%，以現時牛熊線位處 20948計算，恒指將跌至 17000至 18000點水平。
曹氏指出，道指上周五急跌之後， 50天線與 250線僅相距 42點，周內有機會出現死亡交叉，對後市亦是一大利淡訊號。
近期內地企業陸續放榜，他認為，業績理想已反映在股價之上，因此即使公佈盈喜，企業業績甚至勝預期，但很大機會出現「見光死」情況。
滬股有機重見 07高位
放大圖片
港股第三季市況陰雲密佈，恒指有機會再插水。
雖然第三季市況凶險，但他卻不認為現時是熊市，亦不相信中港會出現雙底衰退，預期「十．一」國慶後，中央會推出放鬆銀根措施，投資者宜在 9月伺機入市，把握第四季開展的新升浪。
相對港股，曹氏對 A股市場更為樂觀。「 A股第四季會進牛市第二期，這階段會維持三至五年，而整個牛三，更可能於五至七年內完成，屆時（滬綜指）很大機會重見 07年 6000點以上高位，回報超過 200%。」
揀選策略上，曹仁超指現時只鍾情中資股，「本地股票只係上落市，到最後可能得個桔，但中資股仲係高增長市場，值博率遠勝本地藍籌…現時開始買內銀、內房股，可能買貴咗少少，但 80年代買本地地產，到 90年代高位套現，這種投資模式將會在中資股身上重演…四大銀行買齊都無問題，將來內銀會力拓理財及非利息收入業務，增長潛力十分可觀，回報一、兩倍只是時間問題。」
天水圍樓價飆響警號
樓市方面，曹氏坦言現時有少少驚，「在外國，未見過豪宅會建於地鐵上蓋；而每一次炒到天水圍我就腳軟，家連天水圍樓價都炒高，係咪爆就唔知，但已經係一個警號。」
曹仁超亦透露，其居住的豪宅被內地客瘋狂問價，「 97之後，我未俾經紀騷擾，但家就開始俾人打電話問價，出價仲高過 97年 50%，豪宅已經儍儍哋，爆唔爆要睇政府點處理，如果狂推土地，豪宅及樓市實冧。」
曹仁超對股樓滙睇法
•本港股市：今季跌多 10至 15%，最差為 17000點見底， 9月開始部署買貨
•本港樓市：豪宅被瘋狂炒高，天水圍樓如 97年般上漲，爆泡與否端視政府政策
•內地股市：第四季進入牛市二期，未來三至七年會突破 07年歷史高位
•內地樓市：一線城市房價 4至 5月份已見頂，今年仍有 10至 15%跌幅
•人民幣：今年會升 2%至 3%，最多升 4%
•金價：各種貴金屬中最堅淨，料於 1150至 1300美元徘徊
•外滙：美元短期會反彈，歐元今年會再跌穿 1.2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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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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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圍樓價飆響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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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18日 星期日
小說人生：竹園_董橋
小說人生：竹園
2010年07月18日
四十幾年了，我實在不愛翻讀自己的舊作，出版社再版再印要我增刪要我寫序我盡量婉辭：「要印你們去印，我不沾手，」我說。「到底是潑出去的水！」舊作殊難愜意；新作至少還在掌握之中，可以斟酌，可以修理，安心多了。難怪徐訏愛說他最滿意的作品是目下正在寫的作品。寫作的人也許都該心存這樣的志氣，不然不會進步。這回出版社又要重印我二十四年前一本舊書，我惦念當年台北編印這本書的老朋友，寫了四百字小記追憶故人。看看書中毛筆自題的幾個卷名實在難看，我又悄悄重寫一遍。寫記寫字的時候無意間翻到書裏記胡適的一段舊事，不禁聯想翩躚，悲欣交集，久久兀臬。
胡適留美回國，一到故鄉，母親告訴他說他種的茅竹已經成林了，要他去菜園看看。胡適說他沒有種過竹子，菜園怎麼會有他種的茅竹？母親執意要他去看。胡適走進菜園，只見園中果然長滿茅竹，總有成千株了。母親提醒他說，十二三歲那年一個傍晚，房族裏的春富叔用棒柱挑着一大捆竹子走過，看見胡適站在路旁，遞了一根竹子給他，說是可以做煙管。胡適拿了竹子回家對母親說：「春富叔給我做煙管，我又不會抽煙，不如種在花壇裏罷！」漫漫十多年，那根竹子長得快，旺了一大簇，花壇容不下，母親叫人移到菜園裏去，竟又旺滿一園，還延生到隣家後園去了，難怪胡適記不起也認不出。
我那時借用胡適這段舊事描畫一九四九年前後山河多難文人顛沛的心情，兒時故園種竹的往事反而一筆不寫。記憶中，南洋故園是一幢又大又舊的老宅子，後院依山墾闢，雜樹蒼古，荒草叢生，幾經修繕才慢慢修出情致。山裏運賣雜花果樹的老農是吉昌叔，滿臉皺紋的客家人，胡適故鄉的春富叔一定也是這個樣子。吉昌叔送過小小一盆辣椒樹給我，一個雨季過去，小樹長得太興旺，小盆容不下，趕緊移植到我卧房外的花圃裏，從此又高又壯，油綠的辣椒越生越多，長年不斷，逗得吉昌叔比我還高興。果園四周的青竹我讀初一那年只想沿着籬笆種成一圈竹屏風，沒想到初二暑假已然長成一座竹林，隣家留學回來的公子隔着矮矮的圍牆說他很願意過來跟我一起砍掉那些亂生的竹子。公子姓廖，叫雲山，餘姚人，戰前去過香港讀書，戰後留英讀法律，衣食無憂，終日自在，難得遇上這樣有趣的砍竹差事，他整整陪我操勞了兩天才把竹林修成清幽的竹園。
廖雲山比我大八歲，很快成了我的朋友我的老師，得空敲敲園門隨時進來坐在我卧房外的花棚下跟我聊天。我們聊《三國》，聊《水滸》，聊清朝筆記，聊民初掌故，聊他的留英趣事。我向來尊稱他廖先生，他向來叫我小弟。我上初三那年廖先生還帶着他的女朋友來竹園喝茶吃糕點，我家廚娘漸漸摸清他們的口味，隨時做得出他們愛吃的點心，甜的鹹的中的西的都有。廖先生的女朋友姓孫，四川江安人，父親跟過傅增湘，家裏一大堆藏園老人的字，連孫小姐那手書法也是藏園體，只是下筆顧眄，盈盈自若，跟她的姿容一樣秀媚：長髮是烏墨，明眸是硯池，一臉胭脂暈是端溪佳石的韻致，「不勞顧二娘費心雕琢了」，廖先生一時得意誇口說。「她叫孫小胭，今後你就叫她胭姐好了！」
胭姐人美心善，總是細心體貼大朋友小朋友，我讀完高一轉到萬隆讀英校，臨走全靠她來打點行裝，綉花錦袋裏治傷風肚瀉的成藥叮嚀了三次還不放心，終於要在每包成藥上小字寫明藥效和服法才踏實。
「都看清楚了嗎？」她問我。
「看清楚了。」
「吃了不見好要趕緊看醫生，懂嗎？」
「懂了。」
我去台灣求學那年廖先生和胭姐結了婚住在巴城，江干話別，胭姐摟着我哭了又哭，要我記得寫信報平安。讀大三那年深秋，我忽然收到廖先生來信說胭姐初患傷寒，遽轉骨癌，匆匆仙逝：「天妬紅顏，更妬好人，兩個月不到竟奪她而去，教我如何收拾殘生！」廖先生的信一字一淚，我在宿舍裏哭了好幾個晚上。一天半夜，我朦朦朧朧夢見胭姐來看我，清麗一身白袍徐徐飄到我眼前，她微微一笑美得像一尊白瓷觀音。「胭姐最是疼愛你，得閑到廟裏替她上香資福也好。」廖先生信尾說。我去了，台南那間小廟一片闃寂，我上了香燒了冥鏹坐在天井邊的石櫈上避雨，滿心是竹園花棚下胭姐慈美的笑影。
畢了業我在新加坡越南雲遊了大半年才定居香港。一九六七暴動那年，一天晚上廖先生忽然摸到我家來，乍見我幾乎認不出他了，滿頭白髮，一臉憔悴，低沉的聲音吳腔的國語倒沒變。他說是我老家把我的地址給了他：「南洋最是傷心地，試試遷來這裏住幾年調調身心。」多虧廖先生的幾個戰前英校老同學替他在半山巴炳頓道安頓了住所，他的心情總算平靜多了。真慶幸他家道殷實，不愁生計，人生經歷喪偶大痛還有轉圜的空間，擇地養傷，另覓寄托。香港暴亂漸漸平息，廖先生平日靠兩件事情消磨時光：一是天天到西環一家老商號聊天吃中飯，聽說他家是商號幾十年的大股東，年年分紅；一是跟國語電影圈幾位老朋友交往，搜集資料準備寫一部中國電影史。他是電影專家，外國片中國片都熟，五十年代還投資拍過一部文藝片。
那幾年他常常約我喝茶吃飯逛書店，說是一想念胭姐就想見見我解解憂。
「竹園花棚下的歲月多麼靜好！」他說。
「見了你我其實更惦念胭姐。」
「她最疼你了，心疼你太早出外。」
「我何嘗不疼她？」
廖先生愛帶我跟電影圈朋友小叙，他說明星杜娟淡裝最像胭姐，都是四川人。我說頂多六分像，廖先生不服氣，送我卷宗裏杜娟一張照片，天台上白衣窄裙嫣然淺笑真的是胭姐！「我沒敢告訴杜小姐，」他說，「陰陽相隔，忌諱。」不料杜娟不久也亡故了。七十年代我客居英倫，先是聽說廖先生回南洋去了，不久聽說心臟病發仙逝了，葬在胭姐墓園裏。我放假回去拜祭，墓園幽篁參天，風一來盡是絮絮的耳語：他們團圓了。
文：董橋
2010年07月18日
四十幾年了，我實在不愛翻讀自己的舊作，出版社再版再印要我增刪要我寫序我盡量婉辭：「要印你們去印，我不沾手，」我說。「到底是潑出去的水！」舊作殊難愜意；新作至少還在掌握之中，可以斟酌，可以修理，安心多了。難怪徐訏愛說他最滿意的作品是目下正在寫的作品。寫作的人也許都該心存這樣的志氣，不然不會進步。這回出版社又要重印我二十四年前一本舊書，我惦念當年台北編印這本書的老朋友，寫了四百字小記追憶故人。看看書中毛筆自題的幾個卷名實在難看，我又悄悄重寫一遍。寫記寫字的時候無意間翻到書裏記胡適的一段舊事，不禁聯想翩躚，悲欣交集，久久兀臬。
胡適留美回國，一到故鄉，母親告訴他說他種的茅竹已經成林了，要他去菜園看看。胡適說他沒有種過竹子，菜園怎麼會有他種的茅竹？母親執意要他去看。胡適走進菜園，只見園中果然長滿茅竹，總有成千株了。母親提醒他說，十二三歲那年一個傍晚，房族裏的春富叔用棒柱挑着一大捆竹子走過，看見胡適站在路旁，遞了一根竹子給他，說是可以做煙管。胡適拿了竹子回家對母親說：「春富叔給我做煙管，我又不會抽煙，不如種在花壇裏罷！」漫漫十多年，那根竹子長得快，旺了一大簇，花壇容不下，母親叫人移到菜園裏去，竟又旺滿一園，還延生到隣家後園去了，難怪胡適記不起也認不出。
我那時借用胡適這段舊事描畫一九四九年前後山河多難文人顛沛的心情，兒時故園種竹的往事反而一筆不寫。記憶中，南洋故園是一幢又大又舊的老宅子，後院依山墾闢，雜樹蒼古，荒草叢生，幾經修繕才慢慢修出情致。山裏運賣雜花果樹的老農是吉昌叔，滿臉皺紋的客家人，胡適故鄉的春富叔一定也是這個樣子。吉昌叔送過小小一盆辣椒樹給我，一個雨季過去，小樹長得太興旺，小盆容不下，趕緊移植到我卧房外的花圃裏，從此又高又壯，油綠的辣椒越生越多，長年不斷，逗得吉昌叔比我還高興。果園四周的青竹我讀初一那年只想沿着籬笆種成一圈竹屏風，沒想到初二暑假已然長成一座竹林，隣家留學回來的公子隔着矮矮的圍牆說他很願意過來跟我一起砍掉那些亂生的竹子。公子姓廖，叫雲山，餘姚人，戰前去過香港讀書，戰後留英讀法律，衣食無憂，終日自在，難得遇上這樣有趣的砍竹差事，他整整陪我操勞了兩天才把竹林修成清幽的竹園。
廖雲山比我大八歲，很快成了我的朋友我的老師，得空敲敲園門隨時進來坐在我卧房外的花棚下跟我聊天。我們聊《三國》，聊《水滸》，聊清朝筆記，聊民初掌故，聊他的留英趣事。我向來尊稱他廖先生，他向來叫我小弟。我上初三那年廖先生還帶着他的女朋友來竹園喝茶吃糕點，我家廚娘漸漸摸清他們的口味，隨時做得出他們愛吃的點心，甜的鹹的中的西的都有。廖先生的女朋友姓孫，四川江安人，父親跟過傅增湘，家裏一大堆藏園老人的字，連孫小姐那手書法也是藏園體，只是下筆顧眄，盈盈自若，跟她的姿容一樣秀媚：長髮是烏墨，明眸是硯池，一臉胭脂暈是端溪佳石的韻致，「不勞顧二娘費心雕琢了」，廖先生一時得意誇口說。「她叫孫小胭，今後你就叫她胭姐好了！」
胭姐人美心善，總是細心體貼大朋友小朋友，我讀完高一轉到萬隆讀英校，臨走全靠她來打點行裝，綉花錦袋裏治傷風肚瀉的成藥叮嚀了三次還不放心，終於要在每包成藥上小字寫明藥效和服法才踏實。
「都看清楚了嗎？」她問我。
「看清楚了。」
「吃了不見好要趕緊看醫生，懂嗎？」
「懂了。」
我去台灣求學那年廖先生和胭姐結了婚住在巴城，江干話別，胭姐摟着我哭了又哭，要我記得寫信報平安。讀大三那年深秋，我忽然收到廖先生來信說胭姐初患傷寒，遽轉骨癌，匆匆仙逝：「天妬紅顏，更妬好人，兩個月不到竟奪她而去，教我如何收拾殘生！」廖先生的信一字一淚，我在宿舍裏哭了好幾個晚上。一天半夜，我朦朦朧朧夢見胭姐來看我，清麗一身白袍徐徐飄到我眼前，她微微一笑美得像一尊白瓷觀音。「胭姐最是疼愛你，得閑到廟裏替她上香資福也好。」廖先生信尾說。我去了，台南那間小廟一片闃寂，我上了香燒了冥鏹坐在天井邊的石櫈上避雨，滿心是竹園花棚下胭姐慈美的笑影。
畢了業我在新加坡越南雲遊了大半年才定居香港。一九六七暴動那年，一天晚上廖先生忽然摸到我家來，乍見我幾乎認不出他了，滿頭白髮，一臉憔悴，低沉的聲音吳腔的國語倒沒變。他說是我老家把我的地址給了他：「南洋最是傷心地，試試遷來這裏住幾年調調身心。」多虧廖先生的幾個戰前英校老同學替他在半山巴炳頓道安頓了住所，他的心情總算平靜多了。真慶幸他家道殷實，不愁生計，人生經歷喪偶大痛還有轉圜的空間，擇地養傷，另覓寄托。香港暴亂漸漸平息，廖先生平日靠兩件事情消磨時光：一是天天到西環一家老商號聊天吃中飯，聽說他家是商號幾十年的大股東，年年分紅；一是跟國語電影圈幾位老朋友交往，搜集資料準備寫一部中國電影史。他是電影專家，外國片中國片都熟，五十年代還投資拍過一部文藝片。
那幾年他常常約我喝茶吃飯逛書店，說是一想念胭姐就想見見我解解憂。
「竹園花棚下的歲月多麼靜好！」他說。
「見了你我其實更惦念胭姐。」
「她最疼你了，心疼你太早出外。」
「我何嘗不疼她？」
廖先生愛帶我跟電影圈朋友小叙，他說明星杜娟淡裝最像胭姐，都是四川人。我說頂多六分像，廖先生不服氣，送我卷宗裏杜娟一張照片，天台上白衣窄裙嫣然淺笑真的是胭姐！「我沒敢告訴杜小姐，」他說，「陰陽相隔，忌諱。」不料杜娟不久也亡故了。七十年代我客居英倫，先是聽說廖先生回南洋去了，不久聽說心臟病發仙逝了，葬在胭姐墓園裏。我放假回去拜祭，墓園幽篁參天，風一來盡是絮絮的耳語：他們團圓了。
文：董橋
2010年6月10日 星期四
2010年5月25日 星期二
一個新加坡人的香港樓市觀
信報財經新聞
P31 | 理財投資 | 專家之言 | By 一帆 2010-05-25
一個新加坡人的香港樓市觀
我因為太太工作的關係，去年搬來香港居住，以前在新加坡、上海和洛杉磯居住過不少時間，所以對各地也頗為瞭解。自居港以來觀察感想幾多，分享一下我的看法，深感一般港人置業之難，生活之不易。
新加坡也是極細的地方，可是一到香港，同樣尺碼的房子，竟比新加坡小了一半。後來聽說香港的公寓分攤了公用面積，可還是一知半解，星洲的私屋建造也相似，地產商也定期向政府勾地，每個屋宇都有大片的綠地，可不見得分攤每戶的居住面積。相對而言，星洲的私屋綠地面積反倒還大些。發展商這樣charge 買家，真是暴利。
星洲的收入和土地與香港相比，香港人為房子付出的要多，而且買到還只是一個鴿子屋（pigeon house）。以前有個美國的穆斯林朋友到香港出差，回來後大歎苦經，香港的屋子細得連祈禱伏地的空間也沒有，我倒略有所悟，難道新加坡屋子頗大是托本地穆斯林的福。坦言，如果不是在香港出生的人，很難習慣這樣的屋子，更遑論美國人。
居屋私樓沒衝突
這麼細的屋子，價格又高，真可謂寸土寸金，買房可要看得非常仔細，所以本人雖然在香港還要住一段時間，可還在躊躇（研究了香港過去的房價走勢像坐過山車，心驚動魄，難怪房子那麼細，因為只是住一下下，高了一定要沽的）。最近看到政府的九招十二式， 才明白原來買房是不能丈量的，wysiwygt（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並不適用於買房這樣如此重要的交易，想一下一個人一生中是否還有其他交易比這個更重要，反而這個卻不受保障（還有就是複雜的金融產品）。前一段時間，有新聞報道發展商們把外牆面積增厚幾十厘米，每套房就要多二十多萬元，如果用來買金子，可以買一兩斤黃金，真是叫人寒心，那些地產商已經是超級富豪了，賺的盆滿缽滿，卻還繼續幹這樣低級的勾當。奇怪的是，香港雖然是法制社會，對這些奸商真是十分客氣，難怪他們想要不發達也不行。
另一個讓我這個新加坡人詫異的，就是香港沒有建造新的居屋，夾屋的尾貨有幾萬人瘋搶。即使美國這樣的自由市場，一片新建公寓也要有些半價的屋子給符合條件的低收入者。新加坡的私屋雖然沒有香港貴，但對於一個剛畢業不久就要結婚的人來說，也還是不菲的，所幸只要你們的收入在8000 坡幣（約4.5 萬港元月薪，好像香港的線要低的多）以下，都可以申請一間公屋，價格是私屋的三分之一左右。
高鐵總站拉高地價
新加坡的房產因為聖陶沙和濱海灣兩個綜合賭場度假村的建設，在過去三年間都大幅上漲過五成，而且星洲的公屋的供應始終不斷，由於九成以上的人擁有屋子，所以對每人來說都是一筆財富增長，而年輕人依然可以申請新的廉價公屋。香港政府不能建居屋，所說的理由是不是太表面化了，好像居屋與私屋勢不兩立，實際上是機制不完善。推港人入私屋市場，年紀輕輕就背上了房債，還怎麼樣展拳腳。且慢，更慘的還有那些連房也供不起的年輕人們！
對香港的歷史我也是有些瞭解的，這樣的房產文化非一日蹙就的。英國人統治時期，香港的發展並沒有什麼規劃，大量的商業、居住堆積在維港兩岸，日積月累房愈細、價愈高，已到了畸形的地步。公屋的機制也沒有整體的考量，以謀求香港人的生活品質和最大福利為目的。
可惜的是，香港回歸十年以後，自己能夠決定，卻還沒有大刀闊斧將港未來發展放到正確的軌道上。最近的高鐵，且不論造價為何如此激高，這總站的選址只會造成地價激高，而讓其他地方如新界喪失發展良機，實在無發展眼光可言，平庸的規劃與超高昂的代價，讓人感到港官僚並非什麼能人，高薪人人可拿。想一下新加坡要在周邊十多國複雜環境中獨立經營，處於美中印利益博弈的格局下，還要獨立掌控貨幣政策，所幸成績不菲，所以儘管官僚薪水很高，倒也物有所值。
當然，英國人半吊子的事還不止於此，功能組別這個「遺產」，似乎是香港民生的對食者，蛋糕只有一塊，商人利益集團擁有veto 的power，難道會讓影響自己利益的決議輕易通過。普選的實現與真正解決香港的一些根本問題休戚相關，真正的能人才能上位，為港人打拚，而非作秀，而長遠來看，民主自由才是香港作為中國一個地區的招牌賣點，而在金融、商業和服務業將受到內地大城市的強力挑戰。
一個居住香港的新加坡人
一帆
P31 | 理財投資 | 專家之言 | By 一帆 2010-05-25
一個新加坡人的香港樓市觀
我因為太太工作的關係，去年搬來香港居住，以前在新加坡、上海和洛杉磯居住過不少時間，所以對各地也頗為瞭解。自居港以來觀察感想幾多，分享一下我的看法，深感一般港人置業之難，生活之不易。
新加坡也是極細的地方，可是一到香港，同樣尺碼的房子，竟比新加坡小了一半。後來聽說香港的公寓分攤了公用面積，可還是一知半解，星洲的私屋建造也相似，地產商也定期向政府勾地，每個屋宇都有大片的綠地，可不見得分攤每戶的居住面積。相對而言，星洲的私屋綠地面積反倒還大些。發展商這樣charge 買家，真是暴利。
星洲的收入和土地與香港相比，香港人為房子付出的要多，而且買到還只是一個鴿子屋（pigeon house）。以前有個美國的穆斯林朋友到香港出差，回來後大歎苦經，香港的屋子細得連祈禱伏地的空間也沒有，我倒略有所悟，難道新加坡屋子頗大是托本地穆斯林的福。坦言，如果不是在香港出生的人，很難習慣這樣的屋子，更遑論美國人。
居屋私樓沒衝突
這麼細的屋子，價格又高，真可謂寸土寸金，買房可要看得非常仔細，所以本人雖然在香港還要住一段時間，可還在躊躇（研究了香港過去的房價走勢像坐過山車，心驚動魄，難怪房子那麼細，因為只是住一下下，高了一定要沽的）。最近看到政府的九招十二式， 才明白原來買房是不能丈量的，wysiwygt（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並不適用於買房這樣如此重要的交易，想一下一個人一生中是否還有其他交易比這個更重要，反而這個卻不受保障（還有就是複雜的金融產品）。前一段時間，有新聞報道發展商們把外牆面積增厚幾十厘米，每套房就要多二十多萬元，如果用來買金子，可以買一兩斤黃金，真是叫人寒心，那些地產商已經是超級富豪了，賺的盆滿缽滿，卻還繼續幹這樣低級的勾當。奇怪的是，香港雖然是法制社會，對這些奸商真是十分客氣，難怪他們想要不發達也不行。
另一個讓我這個新加坡人詫異的，就是香港沒有建造新的居屋，夾屋的尾貨有幾萬人瘋搶。即使美國這樣的自由市場，一片新建公寓也要有些半價的屋子給符合條件的低收入者。新加坡的私屋雖然沒有香港貴，但對於一個剛畢業不久就要結婚的人來說，也還是不菲的，所幸只要你們的收入在8000 坡幣（約4.5 萬港元月薪，好像香港的線要低的多）以下，都可以申請一間公屋，價格是私屋的三分之一左右。
高鐵總站拉高地價
新加坡的房產因為聖陶沙和濱海灣兩個綜合賭場度假村的建設，在過去三年間都大幅上漲過五成，而且星洲的公屋的供應始終不斷，由於九成以上的人擁有屋子，所以對每人來說都是一筆財富增長，而年輕人依然可以申請新的廉價公屋。香港政府不能建居屋，所說的理由是不是太表面化了，好像居屋與私屋勢不兩立，實際上是機制不完善。推港人入私屋市場，年紀輕輕就背上了房債，還怎麼樣展拳腳。且慢，更慘的還有那些連房也供不起的年輕人們！
對香港的歷史我也是有些瞭解的，這樣的房產文化非一日蹙就的。英國人統治時期，香港的發展並沒有什麼規劃，大量的商業、居住堆積在維港兩岸，日積月累房愈細、價愈高，已到了畸形的地步。公屋的機制也沒有整體的考量，以謀求香港人的生活品質和最大福利為目的。
可惜的是，香港回歸十年以後，自己能夠決定，卻還沒有大刀闊斧將港未來發展放到正確的軌道上。最近的高鐵，且不論造價為何如此激高，這總站的選址只會造成地價激高，而讓其他地方如新界喪失發展良機，實在無發展眼光可言，平庸的規劃與超高昂的代價，讓人感到港官僚並非什麼能人，高薪人人可拿。想一下新加坡要在周邊十多國複雜環境中獨立經營，處於美中印利益博弈的格局下，還要獨立掌控貨幣政策，所幸成績不菲，所以儘管官僚薪水很高，倒也物有所值。
當然，英國人半吊子的事還不止於此，功能組別這個「遺產」，似乎是香港民生的對食者，蛋糕只有一塊，商人利益集團擁有veto 的power，難道會讓影響自己利益的決議輕易通過。普選的實現與真正解決香港的一些根本問題休戚相關，真正的能人才能上位，為港人打拚，而非作秀，而長遠來看，民主自由才是香港作為中國一個地區的招牌賣點，而在金融、商業和服務業將受到內地大城市的強力挑戰。
一個居住香港的新加坡人
一帆
2010年5月23日 星期日
父慈子孝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41 | 副刊 | 生命通識 | By 岑逸飛 2010-05-20
父慈子孝
古人說的「父慈子孝」，並不是沒有母親份兒，廣義的「父」包括父母。若要嚴格分工，是父嚴母慈。女性一般較溫柔，適宜扮演慈愛角色，但慈母多敗兒，所以要配個嚴厲父親，慈母嚴父，一陰一陽，雙劍合璧，才不致溺愛子女，縱壞的孩子將來難以在社會自立，一如粵語俗話說是「生骨大頭菜」。
一般理解的「父慈子孝」，是指在一個和睦家庭，父母愛護子女、子女孝順父母，是基於作為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家，注重家庭倫理。在儒家「五倫」的父子一倫，是父母與子女間與生俱來的這種深厚情感。只是時代有變，到了今日香港，「父慈子孝」的本質恐怕亦有變，名稱沒變，招牌一樣，但舊瓶已換了新酒。
古代的「慈」，是慈中有嚴，慈愛感情的流露不失父母應有的尊嚴。古代的「孝」，嚴分尊卑，孝順之餘更要對父母順從和景仰。但如今父母與子女之間，尊卑觀念已淡薄。好的一面，是相互關懷的情況較多出現，尤其子女長大後，變成亦父母亦朋友的關係，打成一片；不好的一面，是感情內涵減少，物質影響抬頭，形成「代溝」。也許因為香港是中西文化交之地，西方文化對倫理親情較少具體理念吧！
「父慈子孝」的物質影響，是金錢因素介入。香港曾有調查顯示，子女對「好父親」的界定，是懂得賺錢便是好父親，這看法令人唏噓。為父的為口奔馳，賺錢養家，固然重要；但金錢可代替他對子女的關懷和愛心嗎？一個少與子女見面、交談，與子女沒有交流的父親，會是好父親嗎？終日沉迷電腦、打機，只顧個人玩樂，視父母養育為當然的子女，又是否算是孝順？
談到孝順，古人其實不主張盲目順從的「愚孝」。《孟子．離婁篇》提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常被人誤解。首先，所謂「不孝有三」是哪三種？按趙歧注釋：「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窮親老，不為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第一種不孝，是一味順從父母，見父母有過錯而不勸說，使他們陷於不義，這正好駁斥了「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的說法。父母是否真的完美不可侵犯？多年來，媒體不斷披露夫妻不和導致忽視照顧子女的案例，以及家庭暴力事件層出不窮，天下不是的父母可多得很，古人早已清楚明白。
第二種不孝，是家境貧窮，父母年老，自己不去當官吃俸祿供養父母。今日應是指不肯積極去找工作，寧願攤開手掌向父母要錢和養活他們，香港這類待業青年多的是。
第三種不孝，是不娶媳婦，傳宗接代，過年過節，無後代為祖先掃墓、祭拜。在今日來說，是到適婚年齡而不肯結婚，或結婚後不肯生育。但若因生理原因而不育，這是天意，與人無尤，不見得孟子會同意以此為借口去討小老婆或包二奶吧？
P41 | 副刊 | 生命通識 | By 岑逸飛 2010-05-20
父慈子孝
古人說的「父慈子孝」，並不是沒有母親份兒，廣義的「父」包括父母。若要嚴格分工，是父嚴母慈。女性一般較溫柔，適宜扮演慈愛角色，但慈母多敗兒，所以要配個嚴厲父親，慈母嚴父，一陰一陽，雙劍合璧，才不致溺愛子女，縱壞的孩子將來難以在社會自立，一如粵語俗話說是「生骨大頭菜」。
一般理解的「父慈子孝」，是指在一個和睦家庭，父母愛護子女、子女孝順父母，是基於作為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家，注重家庭倫理。在儒家「五倫」的父子一倫，是父母與子女間與生俱來的這種深厚情感。只是時代有變，到了今日香港，「父慈子孝」的本質恐怕亦有變，名稱沒變，招牌一樣，但舊瓶已換了新酒。
古代的「慈」，是慈中有嚴，慈愛感情的流露不失父母應有的尊嚴。古代的「孝」，嚴分尊卑，孝順之餘更要對父母順從和景仰。但如今父母與子女之間，尊卑觀念已淡薄。好的一面，是相互關懷的情況較多出現，尤其子女長大後，變成亦父母亦朋友的關係，打成一片；不好的一面，是感情內涵減少，物質影響抬頭，形成「代溝」。也許因為香港是中西文化交之地，西方文化對倫理親情較少具體理念吧！
「父慈子孝」的物質影響，是金錢因素介入。香港曾有調查顯示，子女對「好父親」的界定，是懂得賺錢便是好父親，這看法令人唏噓。為父的為口奔馳，賺錢養家，固然重要；但金錢可代替他對子女的關懷和愛心嗎？一個少與子女見面、交談，與子女沒有交流的父親，會是好父親嗎？終日沉迷電腦、打機，只顧個人玩樂，視父母養育為當然的子女，又是否算是孝順？
談到孝順，古人其實不主張盲目順從的「愚孝」。《孟子．離婁篇》提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常被人誤解。首先，所謂「不孝有三」是哪三種？按趙歧注釋：「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窮親老，不為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第一種不孝，是一味順從父母，見父母有過錯而不勸說，使他們陷於不義，這正好駁斥了「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的說法。父母是否真的完美不可侵犯？多年來，媒體不斷披露夫妻不和導致忽視照顧子女的案例，以及家庭暴力事件層出不窮，天下不是的父母可多得很，古人早已清楚明白。
第二種不孝，是家境貧窮，父母年老，自己不去當官吃俸祿供養父母。今日應是指不肯積極去找工作，寧願攤開手掌向父母要錢和養活他們，香港這類待業青年多的是。
第三種不孝，是不娶媳婦，傳宗接代，過年過節，無後代為祖先掃墓、祭拜。在今日來說，是到適婚年齡而不肯結婚，或結婚後不肯生育。但若因生理原因而不育，這是天意，與人無尤，不見得孟子會同意以此為借口去討小老婆或包二奶吧？
2010年5月18日 星期二
我們對於住屋問題的三種態度＿梁振英
明報
A14 | 港聞 | 筆陣 | By 梁振英 2010-05-14
我們對於住屋問題的三種態度：自住的、投資的、投機的
【編者按：應否復建居屋，是近期公眾高度關注的政策議題，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多次表明不傾向復建，但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在本報筆陣專欄羅列大量事實和論據，力陳政府有責任協助市民置業安居，本報全文刊出，歡迎政府當局回應。】
房屋問題，政府正徵求社會的意見。我們必須正確界定問題的本質，然後釐清幾個根本概念。
看香港的住屋和樓價問題，投資者、投機者和想買樓換樓自住的人，各有不同的態度。
提4 點意見與田北辰商榷
第一種態度是：買樓是投資，政府不應介入，因此不應復建居屋，房屋是否自置，政府不必上心。代表這種態度的一篇典型文章，是自由黨中常委田北辰在2009 年12 月1 日《信報》發表的〈建居屋助人致富是哪門道理？〉文章說： 「我一直對居屋政策有很大保留。房委會動用公帑興建居屋，並以市價折讓價售予合資格家庭。他朝物業升值，居屋業主能補地價出售單位獲利，變相用公帑補貼業主賺錢，根本是本末倒置……。中國人置業的目的，從來都是希望將來資產升值，永不升值的投資，肯定無人問津。」
我提四點意見：
（一） 我認為居屋業主沒有因為居屋政策致富。一個居屋單位的賣價不過是三幾百萬元，賣了居屋，還清按揭，補完地價，居屋業主一家從此露天蓆地，也不過是一二百萬元的身家。資產淨值十億八億的商人，不計自己住的物業價值，在香港大概可以剛剛攀得上個「富」字。200 萬元的400 倍才是8 億，500 倍是10 億，居屋小業主靠居屋致富？10 劃未有0.01 撇。居屋業主充其量是小康。香港共有30 幾萬個居屋業主，如果居屋計劃，可以每年讓一萬幾千戶香港家庭「致富」，我們更應該大力推動。如果1976 年麥理浩總督沒有推行居屋計劃，香港今天的30 幾萬戶居屋戶只是公屋租戶，我認為不值得恭喜。
（二） 田北辰先生的核心論點是： 「用公帑……市價折讓價……賺錢」。我認為：退一萬步說，如果居屋業主因此賺錢，香港不少其他人因政府的其他土地補貼政策也賺錢。
大家知道香港有3 個大規模的工業，而且有30 年歷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工業是什麼？香港有些工廠，用地面積大，而且需要在低密度的環境中生產，在私人市場經營不划算，因此為了「工業多元化」，政府在工業提供廉價土地，地價約200 元一方呎，是居屋一呎樓面價錢的零頭。如果這些土地用作高密度廠房，政府賣的地價肯定會更高。又如果以200元一呎賣給香港人建屋自住，肯定會很受歡迎。工業補貼地價我贊成，因為有明確的社會目標，和以較低地價賣居屋給香港人沒有分別。在工業經營的企業，都是牟利企業，這些企業家比買居屋的小家庭，是誰賺了錢致了富？
再者，幾十年前，不少特殊工業用地、公共交通用地和其他公共事業用地，政府收的地價往往低於政府開發土地的成本。後來香港社會發展，土地有價，不少這些土地已經成為地產項目。不少原來的廠商成為地產公司，連公司的名稱也沒有改，不少公共事業公司被地產公司收購，成為地產公司的附屬。為什麼地產公司要收購公共事業公司和公共交通公司？如果不是為了土地的開發潛質，為了什麼？將這些土地改變為房地產用途，根據地契的條款，有些要補地價，有些不必補地價，地產商賺的利潤，有沒有政府當年低價批地的成分？我認為有。
（三） 不少廠家幾十年前在港九新界買入工業用地，有些地點當年是不毛之地，今天有高速公路和大橋直達，橋和路是公帑修建的，大家免費使用，廠房周圍建滿公屋居屋，提供工廠需要的勞動力。因為有了這些用公帑的建設，今天這些工業用地，即使仍然用作廠房，不變成地產項目，價值比幾十年前漲十幾二十倍，裏面有沒有政府公帑的作用？我認為有。有沒有令廠家致富？有。香港和台灣大陸不同，沒有實行孫中山先生「漲價歸公」的思想，沒有資本增值稅，更沒有土地增值稅，這十幾二十倍的增值，廠家連稅也不必交，富了，我們反對不反對？沒有反對。代表工商界和代表真正富人的人，沒有道理為了小市民、小家庭買作自住的居屋升了點值而興問： 「助人致富是哪門道理？」
如果居屋家庭真的「致富」，香港社會在其他擁有土地樓房利益的人致富的同時，稍為均富一點，有何不好？
（四） 在土地樓房問題上，政府有不同名目的補貼和鼓勵措施。政府以象徵式價格向房屋協會批出土地，房協推出長者安居樂計劃，建設了位於牛頭角和將軍澳的彩頤居和樂頤居兩個長者屋苑，提供576 個單位。這些專門為長者設計的單位，設施非常完備，包括按摩池、平台花園、泳池、綜合醫療診所（有中醫、西醫、牙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註診）、便利店、餐廳、圖書館、工藝陶瓷室、中樂室連卡拉OK、美容室、理髮室及健身室等。單位以「長期租約」形式租出，長者只需一次過或分期繳付一筆租住權費，即可長期居住，毋須再交租。房協不牟利，政府以象徵式價格批地，長者有沒有受「公帑補貼」？有。但我很支持。
此外，香港政府在1997 年3 月成立按揭證券公司，由政府通過外匯基金全資擁有，其中一個核心任務就是「促進更多人士在香港置業」。從1999 年3 月至今，該公司推出了旨在「協助更多市民擁有自置物業」的按揭保險計劃，核准貸款銀行可獲高達30%的保險，使銀行能夠造高達物業估價95%的按揭貸款而毋須承擔額外信貸風險。在此保險計劃下，市民只需付出物業估價的5%（如估價不足，則加上市價與估價的差價）作為首期，就可以「上車」做業主，大大降低了置業的門檻。2008 一年，該公司接獲21,477 宗申請，總金額達500 億元，已提取的按揭貸款額達204 億港元，市場滲透率為16%。
為銀行提供保險，讓銀行能夠造95%按揭貸款，協助更多市民擁有自置物業，是有明顯社會目標的公共政策行為。推行至今，市民反應積極，亦未聽到有反對聲音。要社會上所有人都能夠擁有自住物業是不現實的，但我們不能因此說政府不應該協助市民置業安居。如果我們真的認為政府不應協助市民置業安居，大抵按揭證券公司也要停辦，就讓銀行以商業考慮決定貸款成數好了。
投資人vs.住屋人對自置物業看法迥異
社會應該以什麼態度，看待房屋和買樓自住問題？將房屋純粹看成投資的投資人和將房屋看作置業安居的住屋人，對問題的看法南轅北轍。投資人會說：為什麼兩年前樓價較低、樓市較靜的時候你偏不買，要等到今天才抱怨樓市太熱、樓價太高？住屋人會說： 「我兩年前不知道今年會結婚。」「我們兩年前不知道今年生孩子。」「我兩年前BB 剛出生，嬰兒放在客廳，現在孩子兩歲了……」「我兩年前還未儲夠錢上車……」
投資人會用種種程式算出租樓和買樓在投資回報上沒有差別： 「你可以租樓，然後用買樓的首期買地產公司的股票，一樣可以分享到地產的升值。」住屋人會說： 「孩子上學了，我不想家住得離學校太遠，不想每兩年到處找學校附近的租盤，不想和業主打交道，不想每次打口釘掛幅畫都要想起業主。」
投資人心中想的是第二個單位，第三個單位……；住屋人談的是唯一甚至是第一個單位。投資人的一切標準歸於這個符號： 「$」；住屋人求的是歸宿、穩定、歸屬感和麥理浩總督1976 年說的「安全感」。投資人看的是回報；住屋人看的是紀律性儲蓄。
投資人會以為未來幾個月，歐洲經濟有潛在危機，世界各地的政府也有可能退市，因此利率可能上調，經濟基調也可能變壞，樓價回落，大家就可以「趁低吸納」，住屋問題就可以緩解。住屋人說： 「發生這種情，我會擔心失業，擔心減薪，就算我拿的是鐵飯碗，加息會抵消樓價下跌的好處，我還是沒有足夠能力供樓。」
投資人不明白為什麼會有人買居屋，為什麼有人願意接受產權較低流通性的居屋，為什麼在漲價之後出售，要將漲價部分以補地價方式和政府分享。住屋人說： 「我一家人住居屋住得很好，我家不必住出租公屋，不必和私人業主打交道，我們『升呢』。」
投資人不明白為什麼過去十多年，香港雖然經歷經濟上的大起伏，每年的住宅單位買賣合約總數，變化比想像中小（見圖一）。
這兩種人之間，沒有共同語言。
住屋問題的本質遠比「民生必需」複雜
除投資外，香港的住宅也經常是炒賣的對象。談炒樓不得不談住屋的本質。
住屋固然是民生必需，但香港的住屋問題的本質，比「民生必需」四個字複雜得多。
在衣食住行當中，香港人住的開支最大，而且相比其他已發展社會，條件甚差，因此是老大難的民生問題。房屋問題再度成為熱門政策議題，不完全是輿論炒作。香港人並沒有要求政府在衣食行問題上介入市場，沒有要求政府資助買小房車作代步之用，因為公共交通工具固定、可靠，而且政府對車船費有各種各樣的機制規範。
嬰兒奶粉是必需品，傳媒不時報道指大陸居民到新界北區的商店搜購奶粉，這些搜購沒有引起太大的關注，因為貨倉裏有存貨可以補充，價格再漲下去，入口商就會空運新貨來港，幾天內就可以把問題平息。不過，如果我們假設：香港嬰兒用的奶粉，只能在香港生產，需時3 至5 年，而且完全不能由境外生產商補充，某天奶粉供不應求，有人趁機入市，搜購和囤積奶粉，造成更嚴重的短缺和價格暴漲的問題，大家想想，政府可以坐視不理嗎？在這情下，如果政府介入奶粉的訂價，並補助低下階層家庭買奶粉，有人會說這是違反市場經濟原則嗎？有人會問： 「你為什麼不早幾個月買，偏要等到今天缺貨時才買」嗎？
房地產就有這個特質。香港人需要的房屋，只能在香港建造，完全不能靠入口，而且建造周期長。我們的房屋，絕大部分是高層，加上近年各種城規和環保等要求增多，建造期長達3 年以上。外國的小洋房，不必打樁，不必安裝電梯，磚石結構加上木的屋頂支撐，1 年就可以交貨。香港樓房供應的滯後時間長，加深了供求的不平衡。由於這些特質，房屋不僅是必需品，房屋的民生敏感度比嬰兒奶粉更大。因為這個特質，各國政府對房屋的政策，都有特殊處理，不能簡單一句「市場力量」就可以解決或預防問題。
供應不可即時加大，減少需求又如何？在外國，甲城樓價貴就搬去乙城，乙城貴則再搬到丙城，這種現象，比比皆是。在英美等國，大城市的樓價高，不僅市民外移，大中型企業連同員工集體搬往外圍城市的例子極多。香港樓價高，往哪裏搬？可以搬去深圳番禺的有幾家人？香港有這個限制，幅員廣大國家和地區有緩衝能力，香港沒有。
也是資本主義的澳洲嚴限外籍非居民炒賣樓房
最近有一則新聞，值得引述，這事發生在澳洲。澳洲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近年的經濟發展得相當不錯。
2010 年4 月24 日，澳洲政府宣布：就外國人的投資規則，作重大收緊。此後，外籍非居民，如投資澳洲房地產，只可增加澳洲的住房總量（即買地建樓），而臨時居民買現樓，只可作自住用途，否則受法律制裁。有關限制相當嚴苛，其中一條是： 「已經得到許可買樓的臨時居民，必須在離開澳洲之前強制性賣出物業」。助理庫務部長說： 「政府要確保臨時居民和外籍非居民合法地投資澳洲房地產，符合社會的期望，而且又不為澳洲人的住房需求造成壓力」。這是澳洲政府對國民買屋需要的保障。對澳洲政府來說，澳洲並不願意看見由於外國人買澳洲住宅，造成價格上漲，令到澳洲人買不起。澳洲政府不會說： 「外國人買了澳洲的住宅，總要租出去，本國人買不起，租樓也可以嘛！」這個例子說明（一）住宅不是一般商品。在工、商、住、舖四種樓房中，別的不管，只管住宅，外人止步。（二）租樓住和買樓住確有分別。
炒家的推波助瀾，是香港住宅價格波動的另一個主因。香港人炒樓比歐美澳日更普遍，資金更多。縱觀全球，近年只有新加坡的炒風接近香港，只有大陸的炒風超過香港。
香港有20 萬個私人住宅單位出租，當中有地產商，更多的是擁有一兩個單位的投資者。這些投資者為租戶提供租盤，長期持有，有正面的社會功能。但炒樓是另一碼事。
炒樓的影響是什麼？
炒家不必要特強的預見力，只是在價格持續上升一段時間後，隨大潮入市。炒家簽了正式買賣合同，付了10%樓價作為訂金，就可以換來繳付尾數、正式成交前的3 個6 個月的空間，善價而沽。沽不出去怎樣辦？近來利息低、租金升，銀根鬆動，借錢買樓收租仍有可為。於是沽不出去的話就付尾數，成交，然後租出去。
目前炒家佔多少？地產代理界說約佔所有買家的10%。2010 年4 月6 日稅務局長表示，稅局以電腦檢視和跟進房地產炒家，發現2007 至08 年可能涉及炒賣而需跟進的個案有6700 個，2008 至09 年則有4300 個，每個個案可能涉及多於一宗的物業買賣。我們又不妨用下面的辦法推想一下：如果香港境內外出現某種情，使得有40 億元資金在香港住宅樓市掃貨，用40 億元作為10%的訂金，就可以買下價值400 億元的住宅樓。400 億元是多少？大概等於全港空置二手住宅樓的兩成和兩成新落成的單位，造成樓盤貨源短缺的現象。
這種情在1997 年出現過。1997 年的炒風極為劇烈，當年住宅單位的買賣合同有17 萬宗，1996 年有13萬宗，兩年相差4 萬宗，等於2009 年住宅樓買賣合同宗數的37%（見圖一）。
香港不想管炒家也無增值稅中間階層是弱者
炒家是什麼人？大家身邊都會有親友，手上有三五百萬元，今天用幾十萬買這個單位，下星期再用幾十萬買另一個單位，香港有這種閒錢的人極多，也是我們社會的一種特色。
比起買樓自住的人，炒家有什麼特點？一是手上有餘錢；二是敢冒風險；三是下手快。樓市上升，由於炒家已對目標大型屋的各座各單位的情瞭如指掌，有時甚至可以不看單位的內部裝修，光憑經紀的介紹就簽訂臨時買賣合約。經紀做炒家的生意要比自住買家快，在這種市下，買樓自住的市民抱怨的不僅是樓價高，而是和炒家之間的不對稱的競爭。
炒家造成的另一個影響是退市快。香港的私人住宅單位，平均每10 年轉手一次（見2010 年4 月30 日「筆陣」），絕大多數自住業主不會隨市價變化出出入入，因為總要有地方住。炒家好市時追價追貨，跌市時拋貨止蝕，因此加大了價格的波幅。
為什麼要在炒家和外地買家問題上許多筆墨？在我們這個社會，大家不想管炒家，不想收資本增值稅，也不想限制外地買家。因此我們就更應該多些考慮香港人在這種環境中的置業安居需要，中間階層在這種環境中是絕對的弱者。
有種說法認為，中間階層家庭想買樓買不起，我們可以通過增加賣地，降低樓價，使得這階層的人買得起。我認為有兩個問題要考慮：（一）居屋的訂價約為市價七成，要中間階層家庭負擔得起，私樓價格要降低三成，這是不是我們希望見到的結果？（二）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積相當小，樓價下跌，有樓的人會換樓，現有業主換樓的出價能力會比第一次置業的中間階層家庭強，單憑增加私人住宅用地供應，是否可以協助中間階層上車，大有疑問。
由於生產需時，地產的供應矛盾經常出現，不是供不應求就是供過於求，因此價格的波動，比大多數商品要大。世界上的主要房地產市場、地產公司、地產投資基金等賺錢和蝕錢的幅度都很大，連銀行也往往因房地產貸款而倒閉。美國盛產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再加入各種各樣的專家，發明各種各樣的預測程式，但住宅和商業樓宇的市場大幅波動，仍然造成個人、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巨大損失。
政府不能在房屋問題無角色但「托價」和「壓價」力量不大
政府出台房屋政策，碰上跌市，如何是好？任何大政策，都有可能在出台之時，碰上外界因素而遭挫折。政府固然應該謹之慎之，應該對地產市場，對已經擁有物業的人小心保護，但沒有一個地產市場可以永遠平穩發展，這是地產市場的本性。
大家可以看新加坡在過去17 年的經驗。新加坡重建局的數字顯示（圖二），當地私人住宅價格指數從1993 年第一季度至1996 年第二季度之間，由80 點升至180 點，再在1996 至1998 年兩三年間回跌至100 點。其間新加坡元對港元匯率下跌16.6%。以港元計，這兩三年間的新加坡私人樓價下跌54%。比起1996 年第二季度的歷史高峰，新加坡樓價下跌後，何時「重見家鄉」，答案是12 年後的2008 年第一季度。新加坡的大跌市，和政府的房屋政策有沒有關係？沒有。跌市前新加坡政府沒有房屋政策上的大動作。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席捲亞洲，由於資本急速流走造成銀根緊縮，東南亞各國與香港無一倖免。1997、98年香港的按揭貸款利率上升至9%和11.25%，樓市受壓。
1997 年下半年開始衝擊亞洲經濟的，不叫「亞洲房地產海嘯」，叫「亞洲金融海嘯」。香港、新加坡、韓國、台灣、泰國、馬來西亞等無一倖免。1996 年香港的按揭年利率是10.5%，1998 年上升至11.25%，之後的幅度是2%至9%。香港政府的房屋政策不會影響利率走勢，即使我們堅決不協助市民買樓自住，如果利率上升至1998 年的11.25%，樓價一樣會應聲倒地。
政府協助香港市民置業，有沒有責任風險？我認為政府提供補貼促成社會目標，沒有強迫接受，無可厚非。在工業經營的廠戶在接受低地價的資助後，有沒有倒閉或破產的？當然有，包括30 年前做急凍點心的，做鵝肝醬的都是例子。廠戶向工業公司申請前，要做好風險評估，準備好資金。同樣道理，向政府借錢、向按揭公司借錢買樓自住的業主也一樣。由於亞洲金融海嘯造成的大跌市，新加坡有沒有大比例的負資產？有，從圖二的數據中大家可以推算。
香港政府不能在房屋問題上沒有角色，建出租公屋，停建復建居屋，停止或恢復置業貸款，以至最起碼的增加住宅用地供應量，都可以被視為對樓價有影響的動作。地價高，有人說政府有高地價政策；地價回落，有人說政府賤賣土地。市民大眾和「市場人士」對政府房屋政策的「托價」和「壓價」的力量愈盲目相信，政府的房屋和土地政策空間就愈少，市場以外積聚的住屋壓力就愈大。
規劃長遠房屋供求不能完全交託市場
接我想談點對青年家庭置業自住的看法。青年人不應好高騖遠，我完全同意，因此我不贊成大陸的青年人，在考慮買第一套房時，要買大面積的新單位，一步到位，買不起就抱怨社會。但我認為應該深入了解香港年輕家庭的置業需要。今天新一代的青年人，也許每個月可以供得起上車盤，但兩口子首期是問題。家境寬裕的父母往往「墊支」首期，然後讓年輕人克勤克儉，每月按時向銀行供款。還款能力是一個門檻，首期也是門檻。香港的大學生之中，有五六成人家住公屋，家境並不寬裕，有多少人可以靠父母「墊支」首期？香港只有兩成青年人上大學，其餘八成青年人收入更低，加薪機會不比大學生好，這批人的人數更多，又如何負擔上車盤？
青年人碰上的另外一個問題是爬升問題，大學生從師兄師姐口中知道離校五六年後的進程並不樂觀。我們二三十歲那個年頭，加薪快，晉升機會好，躊躇滿志。今天情大大不同。這個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要綜合解決，但我們應該知道今時和往日的不同。
30 多萬居屋業主中，大多數人買的是安居，升值固然好，但不是買居屋的主要動機。更重要的是，香港社會穩定，經濟向上發展，樓價升值，愈多中間階層和社會的上層一齊分享到這種成果愈好，這不僅是公平問題，是為了香港長期穩定繁榮的務實的政治需要。
估計長遠房屋需求，規劃長遠房屋供應，全世界的資本主義社會都要做，這是城市規劃和社會規劃的一個重要內容，不能完全交託市場。有了長遠規劃，因時制宜，因地制宜，靈活進退，是不二之途。【樓市和住房之五】
A14 | 港聞 | 筆陣 | By 梁振英 2010-05-14
我們對於住屋問題的三種態度：自住的、投資的、投機的
【編者按：應否復建居屋，是近期公眾高度關注的政策議題，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多次表明不傾向復建，但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在本報筆陣專欄羅列大量事實和論據，力陳政府有責任協助市民置業安居，本報全文刊出，歡迎政府當局回應。】
房屋問題，政府正徵求社會的意見。我們必須正確界定問題的本質，然後釐清幾個根本概念。
看香港的住屋和樓價問題，投資者、投機者和想買樓換樓自住的人，各有不同的態度。
提4 點意見與田北辰商榷
第一種態度是：買樓是投資，政府不應介入，因此不應復建居屋，房屋是否自置，政府不必上心。代表這種態度的一篇典型文章，是自由黨中常委田北辰在2009 年12 月1 日《信報》發表的〈建居屋助人致富是哪門道理？〉文章說： 「我一直對居屋政策有很大保留。房委會動用公帑興建居屋，並以市價折讓價售予合資格家庭。他朝物業升值，居屋業主能補地價出售單位獲利，變相用公帑補貼業主賺錢，根本是本末倒置……。中國人置業的目的，從來都是希望將來資產升值，永不升值的投資，肯定無人問津。」
我提四點意見：
（一） 我認為居屋業主沒有因為居屋政策致富。一個居屋單位的賣價不過是三幾百萬元，賣了居屋，還清按揭，補完地價，居屋業主一家從此露天蓆地，也不過是一二百萬元的身家。資產淨值十億八億的商人，不計自己住的物業價值，在香港大概可以剛剛攀得上個「富」字。200 萬元的400 倍才是8 億，500 倍是10 億，居屋小業主靠居屋致富？10 劃未有0.01 撇。居屋業主充其量是小康。香港共有30 幾萬個居屋業主，如果居屋計劃，可以每年讓一萬幾千戶香港家庭「致富」，我們更應該大力推動。如果1976 年麥理浩總督沒有推行居屋計劃，香港今天的30 幾萬戶居屋戶只是公屋租戶，我認為不值得恭喜。
（二） 田北辰先生的核心論點是： 「用公帑……市價折讓價……賺錢」。我認為：退一萬步說，如果居屋業主因此賺錢，香港不少其他人因政府的其他土地補貼政策也賺錢。
大家知道香港有3 個大規模的工業，而且有30 年歷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工業是什麼？香港有些工廠，用地面積大，而且需要在低密度的環境中生產，在私人市場經營不划算，因此為了「工業多元化」，政府在工業提供廉價土地，地價約200 元一方呎，是居屋一呎樓面價錢的零頭。如果這些土地用作高密度廠房，政府賣的地價肯定會更高。又如果以200元一呎賣給香港人建屋自住，肯定會很受歡迎。工業補貼地價我贊成，因為有明確的社會目標，和以較低地價賣居屋給香港人沒有分別。在工業經營的企業，都是牟利企業，這些企業家比買居屋的小家庭，是誰賺了錢致了富？
再者，幾十年前，不少特殊工業用地、公共交通用地和其他公共事業用地，政府收的地價往往低於政府開發土地的成本。後來香港社會發展，土地有價，不少這些土地已經成為地產項目。不少原來的廠商成為地產公司，連公司的名稱也沒有改，不少公共事業公司被地產公司收購，成為地產公司的附屬。為什麼地產公司要收購公共事業公司和公共交通公司？如果不是為了土地的開發潛質，為了什麼？將這些土地改變為房地產用途，根據地契的條款，有些要補地價，有些不必補地價，地產商賺的利潤，有沒有政府當年低價批地的成分？我認為有。
（三） 不少廠家幾十年前在港九新界買入工業用地，有些地點當年是不毛之地，今天有高速公路和大橋直達，橋和路是公帑修建的，大家免費使用，廠房周圍建滿公屋居屋，提供工廠需要的勞動力。因為有了這些用公帑的建設，今天這些工業用地，即使仍然用作廠房，不變成地產項目，價值比幾十年前漲十幾二十倍，裏面有沒有政府公帑的作用？我認為有。有沒有令廠家致富？有。香港和台灣大陸不同，沒有實行孫中山先生「漲價歸公」的思想，沒有資本增值稅，更沒有土地增值稅，這十幾二十倍的增值，廠家連稅也不必交，富了，我們反對不反對？沒有反對。代表工商界和代表真正富人的人，沒有道理為了小市民、小家庭買作自住的居屋升了點值而興問： 「助人致富是哪門道理？」
如果居屋家庭真的「致富」，香港社會在其他擁有土地樓房利益的人致富的同時，稍為均富一點，有何不好？
（四） 在土地樓房問題上，政府有不同名目的補貼和鼓勵措施。政府以象徵式價格向房屋協會批出土地，房協推出長者安居樂計劃，建設了位於牛頭角和將軍澳的彩頤居和樂頤居兩個長者屋苑，提供576 個單位。這些專門為長者設計的單位，設施非常完備，包括按摩池、平台花園、泳池、綜合醫療診所（有中醫、西醫、牙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註診）、便利店、餐廳、圖書館、工藝陶瓷室、中樂室連卡拉OK、美容室、理髮室及健身室等。單位以「長期租約」形式租出，長者只需一次過或分期繳付一筆租住權費，即可長期居住，毋須再交租。房協不牟利，政府以象徵式價格批地，長者有沒有受「公帑補貼」？有。但我很支持。
此外，香港政府在1997 年3 月成立按揭證券公司，由政府通過外匯基金全資擁有，其中一個核心任務就是「促進更多人士在香港置業」。從1999 年3 月至今，該公司推出了旨在「協助更多市民擁有自置物業」的按揭保險計劃，核准貸款銀行可獲高達30%的保險，使銀行能夠造高達物業估價95%的按揭貸款而毋須承擔額外信貸風險。在此保險計劃下，市民只需付出物業估價的5%（如估價不足，則加上市價與估價的差價）作為首期，就可以「上車」做業主，大大降低了置業的門檻。2008 一年，該公司接獲21,477 宗申請，總金額達500 億元，已提取的按揭貸款額達204 億港元，市場滲透率為16%。
為銀行提供保險，讓銀行能夠造95%按揭貸款，協助更多市民擁有自置物業，是有明顯社會目標的公共政策行為。推行至今，市民反應積極，亦未聽到有反對聲音。要社會上所有人都能夠擁有自住物業是不現實的，但我們不能因此說政府不應該協助市民置業安居。如果我們真的認為政府不應協助市民置業安居，大抵按揭證券公司也要停辦，就讓銀行以商業考慮決定貸款成數好了。
投資人vs.住屋人對自置物業看法迥異
社會應該以什麼態度，看待房屋和買樓自住問題？將房屋純粹看成投資的投資人和將房屋看作置業安居的住屋人，對問題的看法南轅北轍。投資人會說：為什麼兩年前樓價較低、樓市較靜的時候你偏不買，要等到今天才抱怨樓市太熱、樓價太高？住屋人會說： 「我兩年前不知道今年會結婚。」「我們兩年前不知道今年生孩子。」「我兩年前BB 剛出生，嬰兒放在客廳，現在孩子兩歲了……」「我兩年前還未儲夠錢上車……」
投資人會用種種程式算出租樓和買樓在投資回報上沒有差別： 「你可以租樓，然後用買樓的首期買地產公司的股票，一樣可以分享到地產的升值。」住屋人會說： 「孩子上學了，我不想家住得離學校太遠，不想每兩年到處找學校附近的租盤，不想和業主打交道，不想每次打口釘掛幅畫都要想起業主。」
投資人心中想的是第二個單位，第三個單位……；住屋人談的是唯一甚至是第一個單位。投資人的一切標準歸於這個符號： 「$」；住屋人求的是歸宿、穩定、歸屬感和麥理浩總督1976 年說的「安全感」。投資人看的是回報；住屋人看的是紀律性儲蓄。
投資人會以為未來幾個月，歐洲經濟有潛在危機，世界各地的政府也有可能退市，因此利率可能上調，經濟基調也可能變壞，樓價回落，大家就可以「趁低吸納」，住屋問題就可以緩解。住屋人說： 「發生這種情，我會擔心失業，擔心減薪，就算我拿的是鐵飯碗，加息會抵消樓價下跌的好處，我還是沒有足夠能力供樓。」
投資人不明白為什麼會有人買居屋，為什麼有人願意接受產權較低流通性的居屋，為什麼在漲價之後出售，要將漲價部分以補地價方式和政府分享。住屋人說： 「我一家人住居屋住得很好，我家不必住出租公屋，不必和私人業主打交道，我們『升呢』。」
投資人不明白為什麼過去十多年，香港雖然經歷經濟上的大起伏，每年的住宅單位買賣合約總數，變化比想像中小（見圖一）。
這兩種人之間，沒有共同語言。
住屋問題的本質遠比「民生必需」複雜
除投資外，香港的住宅也經常是炒賣的對象。談炒樓不得不談住屋的本質。
住屋固然是民生必需，但香港的住屋問題的本質，比「民生必需」四個字複雜得多。
在衣食住行當中，香港人住的開支最大，而且相比其他已發展社會，條件甚差，因此是老大難的民生問題。房屋問題再度成為熱門政策議題，不完全是輿論炒作。香港人並沒有要求政府在衣食行問題上介入市場，沒有要求政府資助買小房車作代步之用，因為公共交通工具固定、可靠，而且政府對車船費有各種各樣的機制規範。
嬰兒奶粉是必需品，傳媒不時報道指大陸居民到新界北區的商店搜購奶粉，這些搜購沒有引起太大的關注，因為貨倉裏有存貨可以補充，價格再漲下去，入口商就會空運新貨來港，幾天內就可以把問題平息。不過，如果我們假設：香港嬰兒用的奶粉，只能在香港生產，需時3 至5 年，而且完全不能由境外生產商補充，某天奶粉供不應求，有人趁機入市，搜購和囤積奶粉，造成更嚴重的短缺和價格暴漲的問題，大家想想，政府可以坐視不理嗎？在這情下，如果政府介入奶粉的訂價，並補助低下階層家庭買奶粉，有人會說這是違反市場經濟原則嗎？有人會問： 「你為什麼不早幾個月買，偏要等到今天缺貨時才買」嗎？
房地產就有這個特質。香港人需要的房屋，只能在香港建造，完全不能靠入口，而且建造周期長。我們的房屋，絕大部分是高層，加上近年各種城規和環保等要求增多，建造期長達3 年以上。外國的小洋房，不必打樁，不必安裝電梯，磚石結構加上木的屋頂支撐，1 年就可以交貨。香港樓房供應的滯後時間長，加深了供求的不平衡。由於這些特質，房屋不僅是必需品，房屋的民生敏感度比嬰兒奶粉更大。因為這個特質，各國政府對房屋的政策，都有特殊處理，不能簡單一句「市場力量」就可以解決或預防問題。
供應不可即時加大，減少需求又如何？在外國，甲城樓價貴就搬去乙城，乙城貴則再搬到丙城，這種現象，比比皆是。在英美等國，大城市的樓價高，不僅市民外移，大中型企業連同員工集體搬往外圍城市的例子極多。香港樓價高，往哪裏搬？可以搬去深圳番禺的有幾家人？香港有這個限制，幅員廣大國家和地區有緩衝能力，香港沒有。
也是資本主義的澳洲嚴限外籍非居民炒賣樓房
最近有一則新聞，值得引述，這事發生在澳洲。澳洲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近年的經濟發展得相當不錯。
2010 年4 月24 日，澳洲政府宣布：就外國人的投資規則，作重大收緊。此後，外籍非居民，如投資澳洲房地產，只可增加澳洲的住房總量（即買地建樓），而臨時居民買現樓，只可作自住用途，否則受法律制裁。有關限制相當嚴苛，其中一條是： 「已經得到許可買樓的臨時居民，必須在離開澳洲之前強制性賣出物業」。助理庫務部長說： 「政府要確保臨時居民和外籍非居民合法地投資澳洲房地產，符合社會的期望，而且又不為澳洲人的住房需求造成壓力」。這是澳洲政府對國民買屋需要的保障。對澳洲政府來說，澳洲並不願意看見由於外國人買澳洲住宅，造成價格上漲，令到澳洲人買不起。澳洲政府不會說： 「外國人買了澳洲的住宅，總要租出去，本國人買不起，租樓也可以嘛！」這個例子說明（一）住宅不是一般商品。在工、商、住、舖四種樓房中，別的不管，只管住宅，外人止步。（二）租樓住和買樓住確有分別。
炒家的推波助瀾，是香港住宅價格波動的另一個主因。香港人炒樓比歐美澳日更普遍，資金更多。縱觀全球，近年只有新加坡的炒風接近香港，只有大陸的炒風超過香港。
香港有20 萬個私人住宅單位出租，當中有地產商，更多的是擁有一兩個單位的投資者。這些投資者為租戶提供租盤，長期持有，有正面的社會功能。但炒樓是另一碼事。
炒樓的影響是什麼？
炒家不必要特強的預見力，只是在價格持續上升一段時間後，隨大潮入市。炒家簽了正式買賣合同，付了10%樓價作為訂金，就可以換來繳付尾數、正式成交前的3 個6 個月的空間，善價而沽。沽不出去怎樣辦？近來利息低、租金升，銀根鬆動，借錢買樓收租仍有可為。於是沽不出去的話就付尾數，成交，然後租出去。
目前炒家佔多少？地產代理界說約佔所有買家的10%。2010 年4 月6 日稅務局長表示，稅局以電腦檢視和跟進房地產炒家，發現2007 至08 年可能涉及炒賣而需跟進的個案有6700 個，2008 至09 年則有4300 個，每個個案可能涉及多於一宗的物業買賣。我們又不妨用下面的辦法推想一下：如果香港境內外出現某種情，使得有40 億元資金在香港住宅樓市掃貨，用40 億元作為10%的訂金，就可以買下價值400 億元的住宅樓。400 億元是多少？大概等於全港空置二手住宅樓的兩成和兩成新落成的單位，造成樓盤貨源短缺的現象。
這種情在1997 年出現過。1997 年的炒風極為劇烈，當年住宅單位的買賣合同有17 萬宗，1996 年有13萬宗，兩年相差4 萬宗，等於2009 年住宅樓買賣合同宗數的37%（見圖一）。
香港不想管炒家也無增值稅中間階層是弱者
炒家是什麼人？大家身邊都會有親友，手上有三五百萬元，今天用幾十萬買這個單位，下星期再用幾十萬買另一個單位，香港有這種閒錢的人極多，也是我們社會的一種特色。
比起買樓自住的人，炒家有什麼特點？一是手上有餘錢；二是敢冒風險；三是下手快。樓市上升，由於炒家已對目標大型屋的各座各單位的情瞭如指掌，有時甚至可以不看單位的內部裝修，光憑經紀的介紹就簽訂臨時買賣合約。經紀做炒家的生意要比自住買家快，在這種市下，買樓自住的市民抱怨的不僅是樓價高，而是和炒家之間的不對稱的競爭。
炒家造成的另一個影響是退市快。香港的私人住宅單位，平均每10 年轉手一次（見2010 年4 月30 日「筆陣」），絕大多數自住業主不會隨市價變化出出入入，因為總要有地方住。炒家好市時追價追貨，跌市時拋貨止蝕，因此加大了價格的波幅。
為什麼要在炒家和外地買家問題上許多筆墨？在我們這個社會，大家不想管炒家，不想收資本增值稅，也不想限制外地買家。因此我們就更應該多些考慮香港人在這種環境中的置業安居需要，中間階層在這種環境中是絕對的弱者。
有種說法認為，中間階層家庭想買樓買不起，我們可以通過增加賣地，降低樓價，使得這階層的人買得起。我認為有兩個問題要考慮：（一）居屋的訂價約為市價七成，要中間階層家庭負擔得起，私樓價格要降低三成，這是不是我們希望見到的結果？（二）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積相當小，樓價下跌，有樓的人會換樓，現有業主換樓的出價能力會比第一次置業的中間階層家庭強，單憑增加私人住宅用地供應，是否可以協助中間階層上車，大有疑問。
由於生產需時，地產的供應矛盾經常出現，不是供不應求就是供過於求，因此價格的波動，比大多數商品要大。世界上的主要房地產市場、地產公司、地產投資基金等賺錢和蝕錢的幅度都很大，連銀行也往往因房地產貸款而倒閉。美國盛產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再加入各種各樣的專家，發明各種各樣的預測程式，但住宅和商業樓宇的市場大幅波動，仍然造成個人、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巨大損失。
政府不能在房屋問題無角色但「托價」和「壓價」力量不大
政府出台房屋政策，碰上跌市，如何是好？任何大政策，都有可能在出台之時，碰上外界因素而遭挫折。政府固然應該謹之慎之，應該對地產市場，對已經擁有物業的人小心保護，但沒有一個地產市場可以永遠平穩發展，這是地產市場的本性。
大家可以看新加坡在過去17 年的經驗。新加坡重建局的數字顯示（圖二），當地私人住宅價格指數從1993 年第一季度至1996 年第二季度之間，由80 點升至180 點，再在1996 至1998 年兩三年間回跌至100 點。其間新加坡元對港元匯率下跌16.6%。以港元計，這兩三年間的新加坡私人樓價下跌54%。比起1996 年第二季度的歷史高峰，新加坡樓價下跌後，何時「重見家鄉」，答案是12 年後的2008 年第一季度。新加坡的大跌市，和政府的房屋政策有沒有關係？沒有。跌市前新加坡政府沒有房屋政策上的大動作。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席捲亞洲，由於資本急速流走造成銀根緊縮，東南亞各國與香港無一倖免。1997、98年香港的按揭貸款利率上升至9%和11.25%，樓市受壓。
1997 年下半年開始衝擊亞洲經濟的，不叫「亞洲房地產海嘯」，叫「亞洲金融海嘯」。香港、新加坡、韓國、台灣、泰國、馬來西亞等無一倖免。1996 年香港的按揭年利率是10.5%，1998 年上升至11.25%，之後的幅度是2%至9%。香港政府的房屋政策不會影響利率走勢，即使我們堅決不協助市民買樓自住，如果利率上升至1998 年的11.25%，樓價一樣會應聲倒地。
政府協助香港市民置業，有沒有責任風險？我認為政府提供補貼促成社會目標，沒有強迫接受，無可厚非。在工業經營的廠戶在接受低地價的資助後，有沒有倒閉或破產的？當然有，包括30 年前做急凍點心的，做鵝肝醬的都是例子。廠戶向工業公司申請前，要做好風險評估，準備好資金。同樣道理，向政府借錢、向按揭公司借錢買樓自住的業主也一樣。由於亞洲金融海嘯造成的大跌市，新加坡有沒有大比例的負資產？有，從圖二的數據中大家可以推算。
香港政府不能在房屋問題上沒有角色，建出租公屋，停建復建居屋，停止或恢復置業貸款，以至最起碼的增加住宅用地供應量，都可以被視為對樓價有影響的動作。地價高，有人說政府有高地價政策；地價回落，有人說政府賤賣土地。市民大眾和「市場人士」對政府房屋政策的「托價」和「壓價」的力量愈盲目相信，政府的房屋和土地政策空間就愈少，市場以外積聚的住屋壓力就愈大。
規劃長遠房屋供求不能完全交託市場
接我想談點對青年家庭置業自住的看法。青年人不應好高騖遠，我完全同意，因此我不贊成大陸的青年人，在考慮買第一套房時，要買大面積的新單位，一步到位，買不起就抱怨社會。但我認為應該深入了解香港年輕家庭的置業需要。今天新一代的青年人，也許每個月可以供得起上車盤，但兩口子首期是問題。家境寬裕的父母往往「墊支」首期，然後讓年輕人克勤克儉，每月按時向銀行供款。還款能力是一個門檻，首期也是門檻。香港的大學生之中，有五六成人家住公屋，家境並不寬裕，有多少人可以靠父母「墊支」首期？香港只有兩成青年人上大學，其餘八成青年人收入更低，加薪機會不比大學生好，這批人的人數更多，又如何負擔上車盤？
青年人碰上的另外一個問題是爬升問題，大學生從師兄師姐口中知道離校五六年後的進程並不樂觀。我們二三十歲那個年頭，加薪快，晉升機會好，躊躇滿志。今天情大大不同。這個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要綜合解決，但我們應該知道今時和往日的不同。
30 多萬居屋業主中，大多數人買的是安居，升值固然好，但不是買居屋的主要動機。更重要的是，香港社會穩定，經濟向上發展，樓價升值，愈多中間階層和社會的上層一齊分享到這種成果愈好，這不僅是公平問題，是為了香港長期穩定繁榮的務實的政治需要。
估計長遠房屋需求，規劃長遠房屋供應，全世界的資本主義社會都要做，這是城市規劃和社會規劃的一個重要內容，不能完全交託市場。有了長遠規劃，因時制宜，因地制宜，靈活進退，是不二之途。【樓市和住房之五】
最低工資：看資方代表的數據＿梁振英
明報
A14 | 港聞 | 筆陣 | By 梁振英 2010-05-07
最低工資：看資方代表的數據
“幾個月下來，我仔細看過所有資方代表的公開報告，裏面的數字，沒有說服我。”
今天談最低工資問題，下周五續談房屋和樓價問題。
特區政府決定立法制定最低工資，並於去年初成立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委員會於4 天前結束收集意見工作。過去半年，社會各界，尤其是勞資雙方，就最低工資水平的釐定方式和水平有極大分歧。
政府為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訂下工作準則和職權範圍： 「以數據為依歸的原則，在確保防止工資過低、減少低薪職位流失，和維持本港整體經濟發展及競爭力等各關鍵層面取得適當平衡的前提」下；就設定法定最低工資的恰當機制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並按此機制，向行政長官建議法定最低工資的水平。委員會亦要研究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對本港經濟可能帶來的影響，特別是對低薪行業和中小型企業的薪酬水平、就業情及經濟競爭力等的影響；並諮詢持份者的意見。
勞方要求較易明資方數據較複雜
委員會以數據為依歸，因此勞資兩方的代表和支持者也提出不少數據。
勞方的要求比較容易明白：一個工人一個月工作200 小時，時薪20 元，每月收入就是4000 元；時薪30 元，每月則收入6000 元。4000 元或6000 元一個月可以換取怎樣的生活，除少數太過脫離群眾的人外，大家總可以想像一下。
資方的數據則較為複雜，歸納起來，可分為三類：一是以全港工資中位數或平均數的某個百分比，作為最低工資的水平；二是以僱主的承受能力作為論據；三是預言實施最低工資之後，不同水平的工資會造成多大範圍的失業。
就最低工資水平問題，幾個月前，我在網誌上寫了一篇「請以數字說服我」。其後凡有這方面的數據，我一定仔細分析。部分數據，有點像我們念入門統計學時，老師用牙膏廣告作的告誡： 「十個牙醫九個用XXX 牌牙膏」。造物者將人的腦袋放在眼睛後面、兩隻耳朵之間，大概也有這個用意。
自由黨去年10 月11 日，公開提出以下的數據作為論點：
「若本港最低工資訂於時薪24 元水平，月薪（即24 元X 8 小時X 26 日）為4992 元，已等於現時本港平均工資（統計處第二季：11,063 元）的45%，但根據立法會秘書處的資料顯示，除了個別國家/地區（法國）在制訂最低工資時，會超越上述水平外，其餘均是遠低於該水平，若以今日的最新情比較，差距更大，故最低工資是不可訂於高於24 元的水平，才可避免削弱香港的競爭力。」
首先要指出的是：自由黨用的「現時本港平均工資11,063 元」，不是全港所有受薪人士的平均工資，而只是「經理級與專業僱員」以下的平均工資。用這個數算出24 元一小時， 「等於現時本港平均工資的45%」，顯然不符合實際情。
香港的高低收入極為懸殊，如果以全港平均工資，而不是「經理級與專業僱員」以下的平均工資作為基準，最低工資應遠遠超過24 元一小時，我相信大多數勞方代表願意重新考慮以此辦法計算。
再者，我認為將法定最低工資訂在全社會的平均工資的某一個百分比，僅是其中一個參數，不是唯一的參數。每個社會的收入分佈不同，物價水平不同，因此以上述的45%的界線，作為支持最低工資不能超過24 元一小時的論據，是以偏概全的做法。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的意見書則公開提出：
「委員會可參考世界各地的最低工資所佔其當地工資中位數的百分比作一比較。若建議的最低工資金額佔工資中位數的百分比過高（例如超過50%）或過低（例如低過40%），就需要考慮應否作出微調。」
香港的收入分佈極為懸殊，370 萬的工作人口的工作收入中位數，僅是每月1 萬元，因此即使將最低工資訂在中位數的50%，只有每月5000 元，這個水平，顯然不能達至立法的本意。
資方代表公開報告的數字沒有說服我
在資方的承受能力問題上，立法會飲食界張宇人議員在3 月下旬公開提出： 「若將最低工資訂為20 元， 『殺傷力不大』。若訂在20 元以上，對就業、職位、競爭力及長遠投資都有影響」。什麼是殺傷力？殺傷力有多大？兩個月後，張議員在5 月3 日上載到個人網站的《香港飲食業最低工資調查報告》的第48 頁，列出受訪對象認為不同最低工資水平對總薪酬開支的影響。這些統計數字清楚說明，受訪的僱主認為：如果最低工資訂為時薪20 元，超過八成的僱主表示薪酬開支增加少於5%，幾乎全部僱主表示薪酬開支將增加少於10%。薪酬是資方的成本的一部分，薪酬佔餐飲業的總開支多少？據資方的說法是30%，工聯會表示僅為15%，我們姑且用20%。薪酬加少於10%，即總經營開支增加少於2%，這2%大抵就是張宇人議員口中的「殺傷力不大」的意思。張宇人議員其後正式提議將最低工資訂於24 元，據張議員自己做的上述問卷調查顯示，如果是24 元，57.7%的僱主的薪酬開支增加不多於5%（按我上面的假設，總經營開支增加少於1%），另外33%的僱主總經營開支增加的幅度是在1％至4%之間。這些數字比較具體說明了張宇人議員口中的「殺傷力」。搞得滿城風雨的廿蚊廿四蚊的殺傷力，用張議員自己的報告，說來說去，就是經營總開支的1％至4%。
政府最近公布的工資指數顯示：幾個大行業的工資繼續下跌。2009 年第三季度的工資指數比一年前下跌，中式酒樓跌5%，其他酒樓跌3%，快餐店跌4%，如果餐飲業的所有級別的僱員，都加3％至5%，只不過回復到2008 年第三季的水平，這也是對張議員口中「殺傷力」的一種驗證。
在失業問題上，前天報章報道： 「一直反對」最低工資的科大經濟系教授雷鼎鳴認為： 最低工資應為「零」，因為香港勞工較多「可替代」，例如以機器代替，加上每日有百多名新來港人士提供低廉勞動力，故最低工資水平愈高，便會推高失業率。雷鼎鳴教授指出： 「現時很難有數據去評估最低工資對本港失業率的確實影響，但他說，假設最低工資訂在時薪25 元水平，16 萬低於這薪酬水平的僱員中，估計有6 萬人生計受影響，僱主給多了工資、但會減少人手，增加留職員工的工作量，保持公司運作。」
首先，香港每天百多名新來港人士，不是全部投入職場，當中包括大批的青少年兒童。其次，對最低工資反應激烈的飲食業，僱用的低薪工人多是售點心員和清潔工等，用機器、減少人手，可行嗎？雷教授沒有說清楚6萬人「生計受影響」，是什麼影響，是失業嗎？如果是失業數字，近四成人因此失業，合理嗎？
在最低工資導致失業這個問題上，自由黨在2009 年10月11 日公布的最低工資民意調查結果指出：
「在計及牽涉的員工總數後，假如最低工資訂於24 元時薪，以全港逾27 萬間中小企而言，因此而失去工作（遭裁掉或撤換）的低技術僱員將近3.6 萬人，等於整體3,495,300 就業人口1%。若最低工資的水平訂於工會要求稍低的時薪32 元，令高逾17 萬名低技術僱員飯碗不保。」17 萬這個數怎樣算出？
報告中的表二有「總裁員/改請員工人數」，有「累計受影響人口」，然後就是17 萬人「飯碗不保」的結論，這結論是否合理先不說，就計算程式也應該有清楚的交代。
幾個月下來，我仔細看過所有資方代表的公開報告，裏面的數字，沒有說服我。
梁振英行政會議召集人www.cyleung.hk
A14 | 港聞 | 筆陣 | By 梁振英 2010-05-07
最低工資：看資方代表的數據
“幾個月下來，我仔細看過所有資方代表的公開報告，裏面的數字，沒有說服我。”
今天談最低工資問題，下周五續談房屋和樓價問題。
特區政府決定立法制定最低工資，並於去年初成立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委員會於4 天前結束收集意見工作。過去半年，社會各界，尤其是勞資雙方，就最低工資水平的釐定方式和水平有極大分歧。
政府為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訂下工作準則和職權範圍： 「以數據為依歸的原則，在確保防止工資過低、減少低薪職位流失，和維持本港整體經濟發展及競爭力等各關鍵層面取得適當平衡的前提」下；就設定法定最低工資的恰當機制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並按此機制，向行政長官建議法定最低工資的水平。委員會亦要研究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對本港經濟可能帶來的影響，特別是對低薪行業和中小型企業的薪酬水平、就業情及經濟競爭力等的影響；並諮詢持份者的意見。
勞方要求較易明資方數據較複雜
委員會以數據為依歸，因此勞資兩方的代表和支持者也提出不少數據。
勞方的要求比較容易明白：一個工人一個月工作200 小時，時薪20 元，每月收入就是4000 元；時薪30 元，每月則收入6000 元。4000 元或6000 元一個月可以換取怎樣的生活，除少數太過脫離群眾的人外，大家總可以想像一下。
資方的數據則較為複雜，歸納起來，可分為三類：一是以全港工資中位數或平均數的某個百分比，作為最低工資的水平；二是以僱主的承受能力作為論據；三是預言實施最低工資之後，不同水平的工資會造成多大範圍的失業。
就最低工資水平問題，幾個月前，我在網誌上寫了一篇「請以數字說服我」。其後凡有這方面的數據，我一定仔細分析。部分數據，有點像我們念入門統計學時，老師用牙膏廣告作的告誡： 「十個牙醫九個用XXX 牌牙膏」。造物者將人的腦袋放在眼睛後面、兩隻耳朵之間，大概也有這個用意。
自由黨去年10 月11 日，公開提出以下的數據作為論點：
「若本港最低工資訂於時薪24 元水平，月薪（即24 元X 8 小時X 26 日）為4992 元，已等於現時本港平均工資（統計處第二季：11,063 元）的45%，但根據立法會秘書處的資料顯示，除了個別國家/地區（法國）在制訂最低工資時，會超越上述水平外，其餘均是遠低於該水平，若以今日的最新情比較，差距更大，故最低工資是不可訂於高於24 元的水平，才可避免削弱香港的競爭力。」
首先要指出的是：自由黨用的「現時本港平均工資11,063 元」，不是全港所有受薪人士的平均工資，而只是「經理級與專業僱員」以下的平均工資。用這個數算出24 元一小時， 「等於現時本港平均工資的45%」，顯然不符合實際情。
香港的高低收入極為懸殊，如果以全港平均工資，而不是「經理級與專業僱員」以下的平均工資作為基準，最低工資應遠遠超過24 元一小時，我相信大多數勞方代表願意重新考慮以此辦法計算。
再者，我認為將法定最低工資訂在全社會的平均工資的某一個百分比，僅是其中一個參數，不是唯一的參數。每個社會的收入分佈不同，物價水平不同，因此以上述的45%的界線，作為支持最低工資不能超過24 元一小時的論據，是以偏概全的做法。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的意見書則公開提出：
「委員會可參考世界各地的最低工資所佔其當地工資中位數的百分比作一比較。若建議的最低工資金額佔工資中位數的百分比過高（例如超過50%）或過低（例如低過40%），就需要考慮應否作出微調。」
香港的收入分佈極為懸殊，370 萬的工作人口的工作收入中位數，僅是每月1 萬元，因此即使將最低工資訂在中位數的50%，只有每月5000 元，這個水平，顯然不能達至立法的本意。
資方代表公開報告的數字沒有說服我
在資方的承受能力問題上，立法會飲食界張宇人議員在3 月下旬公開提出： 「若將最低工資訂為20 元， 『殺傷力不大』。若訂在20 元以上，對就業、職位、競爭力及長遠投資都有影響」。什麼是殺傷力？殺傷力有多大？兩個月後，張議員在5 月3 日上載到個人網站的《香港飲食業最低工資調查報告》的第48 頁，列出受訪對象認為不同最低工資水平對總薪酬開支的影響。這些統計數字清楚說明，受訪的僱主認為：如果最低工資訂為時薪20 元，超過八成的僱主表示薪酬開支增加少於5%，幾乎全部僱主表示薪酬開支將增加少於10%。薪酬是資方的成本的一部分，薪酬佔餐飲業的總開支多少？據資方的說法是30%，工聯會表示僅為15%，我們姑且用20%。薪酬加少於10%，即總經營開支增加少於2%，這2%大抵就是張宇人議員口中的「殺傷力不大」的意思。張宇人議員其後正式提議將最低工資訂於24 元，據張議員自己做的上述問卷調查顯示，如果是24 元，57.7%的僱主的薪酬開支增加不多於5%（按我上面的假設，總經營開支增加少於1%），另外33%的僱主總經營開支增加的幅度是在1％至4%之間。這些數字比較具體說明了張宇人議員口中的「殺傷力」。搞得滿城風雨的廿蚊廿四蚊的殺傷力，用張議員自己的報告，說來說去，就是經營總開支的1％至4%。
政府最近公布的工資指數顯示：幾個大行業的工資繼續下跌。2009 年第三季度的工資指數比一年前下跌，中式酒樓跌5%，其他酒樓跌3%，快餐店跌4%，如果餐飲業的所有級別的僱員，都加3％至5%，只不過回復到2008 年第三季的水平，這也是對張議員口中「殺傷力」的一種驗證。
在失業問題上，前天報章報道： 「一直反對」最低工資的科大經濟系教授雷鼎鳴認為： 最低工資應為「零」，因為香港勞工較多「可替代」，例如以機器代替，加上每日有百多名新來港人士提供低廉勞動力，故最低工資水平愈高，便會推高失業率。雷鼎鳴教授指出： 「現時很難有數據去評估最低工資對本港失業率的確實影響，但他說，假設最低工資訂在時薪25 元水平，16 萬低於這薪酬水平的僱員中，估計有6 萬人生計受影響，僱主給多了工資、但會減少人手，增加留職員工的工作量，保持公司運作。」
首先，香港每天百多名新來港人士，不是全部投入職場，當中包括大批的青少年兒童。其次，對最低工資反應激烈的飲食業，僱用的低薪工人多是售點心員和清潔工等，用機器、減少人手，可行嗎？雷教授沒有說清楚6萬人「生計受影響」，是什麼影響，是失業嗎？如果是失業數字，近四成人因此失業，合理嗎？
在最低工資導致失業這個問題上，自由黨在2009 年10月11 日公布的最低工資民意調查結果指出：
「在計及牽涉的員工總數後，假如最低工資訂於24 元時薪，以全港逾27 萬間中小企而言，因此而失去工作（遭裁掉或撤換）的低技術僱員將近3.6 萬人，等於整體3,495,300 就業人口1%。若最低工資的水平訂於工會要求稍低的時薪32 元，令高逾17 萬名低技術僱員飯碗不保。」17 萬這個數怎樣算出？
報告中的表二有「總裁員/改請員工人數」，有「累計受影響人口」，然後就是17 萬人「飯碗不保」的結論，這結論是否合理先不說，就計算程式也應該有清楚的交代。
幾個月下來，我仔細看過所有資方代表的公開報告，裏面的數字，沒有說服我。
梁振英行政會議召集人www.cyleung.hk
美麗妖魔化 自我形象之迷思
信報財經新聞
P43 | 副刊 | 城市專題 | By 劉妙賢 2010-05-18
美麗妖魔化 自我形象之迷思
激瘦模特兒因厭食症死亡的消息尚未夠震撼，身邊女性朋友不時為嘴饞而懊惱，揚言「斷食」數天才能彌補貪食的「罪過」，有些更誇張說恨不得有厭食症，彷彿體型與美好的一切畫上了等號。這種對體型的追求更取代其他因素，成為構成自我形象的重要部分，臨床心理學家指出，自我形象差是導致飲食失調的其中一個高危因素。
根據香港飲食失調康復會資料顯示，很多人都想追求一個單一的「瘦削」身型標準，加上媒體推波助瀾，不斷暗示「身型等同於自我價值」、「瘦了就會得到自信、愛情、工作及朋友」等誤導訊息，使很多人對自己的體型不滿，以為擁有瘦削身型就等於美麗和成功，生活上的種種問題也可迎刃而解。二十多歲的Mary曾患上厭食症，體重最輕時只有六十多磅，瀕臨死亡邊緣，她不諱言自己亦曾被媒體打造的女性形象所迷惑，「以前認為瘦就能擁有一切，結果卻什麼也得不到，甚至幾乎死去」。這些經歷讓她明白身型不應與自我形象、自我價值等掛，她強調身體的線條不能決定人生的一切。
超現實身型標準
媒體追捧瘦削體型形象所引致的災難性心理及生理健康問題，已惹起不少人關注，如曾登上《時尚》（Vogue）雜誌封面的加拿大超模Coco Rocha，她揚言絕對不減重，不介意設計師嫌她四十七公斤「太胖」而失去走秀機會；德國最暢銷女性雜誌Brigitte去年宣布不再刊登「零碼」模特兒照片；早前英國超級名模Kate Moss發表崇尚骨感身材的座右銘後，立即遭到各方媒體及組織的痛批，甚至她代言的服飾品牌也認為這番言論有損企業形象。縱使如此，這種扭曲了的身體形象早已深入民心，不少人為達到這要求而使自我形象低落，甚至患上飲食失調症。
早前基督女青年會發表調查報告指出，九十後女生對自己體格與外表的滿意度不合格，顯示女生自我形象低落。香港飲食失調康復會臨床心理學家余文蕙表示，組成自我形象的範圍很闊，包含了個人能力、外表、社交上受歡迎程度，也可以是他人對自己的看法，以及自己對自己的看法等，而身體形象是對自己看法的一部分。在「社教化」過程中，家人、朋輩與媒體均對自我形象建立的影響甚深，「自我形象會隨經歷、朋友的態度或批評，以及個人對自己的看法而變，引致較差的自我形象或身體形象的原因有很多，自我形象差是導致飲食失調的其中一個高危因素」。
「從社會認知理論上來看，如何看待自己並不一定全靠自己想像，很多時是視乎他們如何看自己。如這人很漂亮，得到很多稱讚，受人歡迎，有不少人追求，他們就會跟這個『好』的標準去做，很多時這標準未必是自己親身體驗過，只是看到他人的『好』結果才跟做。」正如國際時尚圈崇尚只穿零號碼衣服的紙片模特兒，她們骨瘦如柴的形象「深入民心」，法國現在約有四萬名婦女患上厭食症，連前任總統舒拉克的長女也受到此症折磨了逾二十年。
認知被媒體扭曲
媒體追捧骨瘦如柴的女性形象已是老生常談，引起的不只是減肥傷身的問題，對尚未完全建立正面自我形象的青春期少女來說，影響的可能是她們整個人生。調查結果指少女根本沒有足夠能力去分析網絡資訊的對錯，這有機會扭曲了她們在體態與外表等方面的認知，對她們的成長與發育有深遠的影響。余文蕙說︰「社會風行的瘦削身型已被內化，亦不斷強化這標準，即大眾十分認同媒體打造的身體形象，更將之變為自我價值標準。我們會因遭受周遭壓力而想瘦身，有研究證明，當你愈看纖體廣告便愈相信其內容，對體型不滿的指數也會愈高，部分人會將這標準與自己比較，他們會認為既然他人可以瘦，我也可以一樣，引發他們對體型的不滿，而去減肥。」在余文蕙接觸的飲食失調患者中大都有同一個想法：「她們認為瘦了，就會得到他人的認同欣賞，因此十分重自己體型，再加上身邊的人也認同這體型指標，她們這想法就更加得到認同，促使她們去減肥，當這想法極端發展時，便會產生極端行為。」從事女性雜誌記者透露，媒體打造的女性形象是超乎現實的，模特兒的身型雖然夠瘦，不過很多時是瘦得胸臀也沒有，要靠電腦軟件為相片「加工」，才有「玲瓏浮凸」的效果。Mary說雖然明知廣告相是「執」過，不是真實的，即使當時的她擁有身高1.66米、體重100磅的標準身材，也期望自己與宣傳照上的體態看齊。
歪風傷害整個家庭
事實上，她們根本難以達到被媒體「神化」了的女性形象要求，當她們愈將自己與傳媒報道的女性比較，其自我形象愈低，愈嘗試改善自己去符合傳媒報道的女性形象，其自我形象愈負面，愈易產生自卑感。有時太管束自己去符合「目標」，便會引發龐大壓力與負面情緒，嚴重可演變至進食失調，患上厭食症、暴食症等。根據香港飲食失調康復會的資料顯示，很多進食失調患者均有扭曲的自我形象和自我評價，認為身型及外表代表了一切。
對進食失調患者來說，失去進食興趣、暴食或扣喉等，固然為生理與心理帶來痛苦和傷害，不過同時受影響的卻不止患者一人，家人在照顧患者過程中亦承受極大壓力，當中有四成甚至出現精神及情緒問題。當父母發現子女患病時，在心痛之餘，亦感到自責或自怨自艾，他們出於緊與關心希望子女盡快恢復正常飲食，卻觸發更多磨擦，Mary說當時最常上演的是「飲桌上的戰爭」，每餐都在為進食多少而爭吵，關係變得愈來愈差；有位母親說在女兒厭食症發病時，每天都過得提心吊膽，「假若半夜聽到拉水聲，我就會將耳朵放在門邊偷偷打量她是否又在扣喉；假若她的電話接不通，我又緊張地以為她是在街上暈倒，不省人事……我自己亦有工作，白天上班強顏歡笑地面對龐大的工作壓力，晚上又要面對一個『瘋子』，我的精神快要崩潰了」。母親為女兒的厭食症行為羞愧得無地自容，她感到極度無助和絕望，甚至已經準備好「遺書」以及想好「解脫」方法。幸好這位母親得到社工與專業人士的協助與支持，還有一班同病相憐的父母鼓勵與關心，才讓她克服一個又一個的挑戰。
「自己之前真的做錯了，只在意身型方面，得到一個好大的教訓。」Mary回想患厭食症時，最遺憾是對不起父母，因個人關係至整個家庭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之中，不斷的衝突差點斷送了親子之間的感情，即使最在乎的學業也不得不暫停，社交生活、健康等亦一併失去，這全是為了「瘦便能得到一切」的扭曲自我形象，十分不值。Mary已克服了這段自我價值扭曲之路，她現在不會再特別留意他人的身型，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體型，這是天生的，「我仍然會對自己的體型緊，不過是在於健康方面，體型不可以過分瘦，也不會向兩極發展，要從中取得平衡」。
當被問及對自己身型的滿意度時，她一陣沉默後才釋然一笑，「其實體型還可以fit多少少，我覺得是缺乏運動的關係。不過我不會再跌回之前的世界，因為我有了新的自我價值觀」。每個人建立自信的立足點都不同，不須靠外表和身型來提升自信心、證明自己能力或爭取別人認同，「自我形象是從多方面來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長，視乎以何角度來看待自己」。
專家指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自我形象，亦沒有好壞之分，重要的是什麼形象才適合自己。這很大程度取決於一個人對自己的認識、了解及對自我價值觀的認同，胡亂模仿其他人，可能只會令自己的形象更為模糊。若能以積極正面的態度，對自己的優缺點皆能肯定及接受，有足夠的自信心及自尊，便能發掘到一個適合自己的形象。
文劉妙賢
P43 | 副刊 | 城市專題 | By 劉妙賢 2010-05-18
美麗妖魔化 自我形象之迷思
激瘦模特兒因厭食症死亡的消息尚未夠震撼，身邊女性朋友不時為嘴饞而懊惱，揚言「斷食」數天才能彌補貪食的「罪過」，有些更誇張說恨不得有厭食症，彷彿體型與美好的一切畫上了等號。這種對體型的追求更取代其他因素，成為構成自我形象的重要部分，臨床心理學家指出，自我形象差是導致飲食失調的其中一個高危因素。
根據香港飲食失調康復會資料顯示，很多人都想追求一個單一的「瘦削」身型標準，加上媒體推波助瀾，不斷暗示「身型等同於自我價值」、「瘦了就會得到自信、愛情、工作及朋友」等誤導訊息，使很多人對自己的體型不滿，以為擁有瘦削身型就等於美麗和成功，生活上的種種問題也可迎刃而解。二十多歲的Mary曾患上厭食症，體重最輕時只有六十多磅，瀕臨死亡邊緣，她不諱言自己亦曾被媒體打造的女性形象所迷惑，「以前認為瘦就能擁有一切，結果卻什麼也得不到，甚至幾乎死去」。這些經歷讓她明白身型不應與自我形象、自我價值等掛，她強調身體的線條不能決定人生的一切。
超現實身型標準
媒體追捧瘦削體型形象所引致的災難性心理及生理健康問題，已惹起不少人關注，如曾登上《時尚》（Vogue）雜誌封面的加拿大超模Coco Rocha，她揚言絕對不減重，不介意設計師嫌她四十七公斤「太胖」而失去走秀機會；德國最暢銷女性雜誌Brigitte去年宣布不再刊登「零碼」模特兒照片；早前英國超級名模Kate Moss發表崇尚骨感身材的座右銘後，立即遭到各方媒體及組織的痛批，甚至她代言的服飾品牌也認為這番言論有損企業形象。縱使如此，這種扭曲了的身體形象早已深入民心，不少人為達到這要求而使自我形象低落，甚至患上飲食失調症。
早前基督女青年會發表調查報告指出，九十後女生對自己體格與外表的滿意度不合格，顯示女生自我形象低落。香港飲食失調康復會臨床心理學家余文蕙表示，組成自我形象的範圍很闊，包含了個人能力、外表、社交上受歡迎程度，也可以是他人對自己的看法，以及自己對自己的看法等，而身體形象是對自己看法的一部分。在「社教化」過程中，家人、朋輩與媒體均對自我形象建立的影響甚深，「自我形象會隨經歷、朋友的態度或批評，以及個人對自己的看法而變，引致較差的自我形象或身體形象的原因有很多，自我形象差是導致飲食失調的其中一個高危因素」。
「從社會認知理論上來看，如何看待自己並不一定全靠自己想像，很多時是視乎他們如何看自己。如這人很漂亮，得到很多稱讚，受人歡迎，有不少人追求，他們就會跟這個『好』的標準去做，很多時這標準未必是自己親身體驗過，只是看到他人的『好』結果才跟做。」正如國際時尚圈崇尚只穿零號碼衣服的紙片模特兒，她們骨瘦如柴的形象「深入民心」，法國現在約有四萬名婦女患上厭食症，連前任總統舒拉克的長女也受到此症折磨了逾二十年。
認知被媒體扭曲
媒體追捧骨瘦如柴的女性形象已是老生常談，引起的不只是減肥傷身的問題，對尚未完全建立正面自我形象的青春期少女來說，影響的可能是她們整個人生。調查結果指少女根本沒有足夠能力去分析網絡資訊的對錯，這有機會扭曲了她們在體態與外表等方面的認知，對她們的成長與發育有深遠的影響。余文蕙說︰「社會風行的瘦削身型已被內化，亦不斷強化這標準，即大眾十分認同媒體打造的身體形象，更將之變為自我價值標準。我們會因遭受周遭壓力而想瘦身，有研究證明，當你愈看纖體廣告便愈相信其內容，對體型不滿的指數也會愈高，部分人會將這標準與自己比較，他們會認為既然他人可以瘦，我也可以一樣，引發他們對體型的不滿，而去減肥。」在余文蕙接觸的飲食失調患者中大都有同一個想法：「她們認為瘦了，就會得到他人的認同欣賞，因此十分重自己體型，再加上身邊的人也認同這體型指標，她們這想法就更加得到認同，促使她們去減肥，當這想法極端發展時，便會產生極端行為。」從事女性雜誌記者透露，媒體打造的女性形象是超乎現實的，模特兒的身型雖然夠瘦，不過很多時是瘦得胸臀也沒有，要靠電腦軟件為相片「加工」，才有「玲瓏浮凸」的效果。Mary說雖然明知廣告相是「執」過，不是真實的，即使當時的她擁有身高1.66米、體重100磅的標準身材，也期望自己與宣傳照上的體態看齊。
歪風傷害整個家庭
事實上，她們根本難以達到被媒體「神化」了的女性形象要求，當她們愈將自己與傳媒報道的女性比較，其自我形象愈低，愈嘗試改善自己去符合傳媒報道的女性形象，其自我形象愈負面，愈易產生自卑感。有時太管束自己去符合「目標」，便會引發龐大壓力與負面情緒，嚴重可演變至進食失調，患上厭食症、暴食症等。根據香港飲食失調康復會的資料顯示，很多進食失調患者均有扭曲的自我形象和自我評價，認為身型及外表代表了一切。
對進食失調患者來說，失去進食興趣、暴食或扣喉等，固然為生理與心理帶來痛苦和傷害，不過同時受影響的卻不止患者一人，家人在照顧患者過程中亦承受極大壓力，當中有四成甚至出現精神及情緒問題。當父母發現子女患病時，在心痛之餘，亦感到自責或自怨自艾，他們出於緊與關心希望子女盡快恢復正常飲食，卻觸發更多磨擦，Mary說當時最常上演的是「飲桌上的戰爭」，每餐都在為進食多少而爭吵，關係變得愈來愈差；有位母親說在女兒厭食症發病時，每天都過得提心吊膽，「假若半夜聽到拉水聲，我就會將耳朵放在門邊偷偷打量她是否又在扣喉；假若她的電話接不通，我又緊張地以為她是在街上暈倒，不省人事……我自己亦有工作，白天上班強顏歡笑地面對龐大的工作壓力，晚上又要面對一個『瘋子』，我的精神快要崩潰了」。母親為女兒的厭食症行為羞愧得無地自容，她感到極度無助和絕望，甚至已經準備好「遺書」以及想好「解脫」方法。幸好這位母親得到社工與專業人士的協助與支持，還有一班同病相憐的父母鼓勵與關心，才讓她克服一個又一個的挑戰。
「自己之前真的做錯了，只在意身型方面，得到一個好大的教訓。」Mary回想患厭食症時，最遺憾是對不起父母，因個人關係至整個家庭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之中，不斷的衝突差點斷送了親子之間的感情，即使最在乎的學業也不得不暫停，社交生活、健康等亦一併失去，這全是為了「瘦便能得到一切」的扭曲自我形象，十分不值。Mary已克服了這段自我價值扭曲之路，她現在不會再特別留意他人的身型，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體型，這是天生的，「我仍然會對自己的體型緊，不過是在於健康方面，體型不可以過分瘦，也不會向兩極發展，要從中取得平衡」。
當被問及對自己身型的滿意度時，她一陣沉默後才釋然一笑，「其實體型還可以fit多少少，我覺得是缺乏運動的關係。不過我不會再跌回之前的世界，因為我有了新的自我價值觀」。每個人建立自信的立足點都不同，不須靠外表和身型來提升自信心、證明自己能力或爭取別人認同，「自我形象是從多方面來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長，視乎以何角度來看待自己」。
專家指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自我形象，亦沒有好壞之分，重要的是什麼形象才適合自己。這很大程度取決於一個人對自己的認識、了解及對自我價值觀的認同，胡亂模仿其他人，可能只會令自己的形象更為模糊。若能以積極正面的態度，對自己的優缺點皆能肯定及接受，有足夠的自信心及自尊，便能發掘到一個適合自己的形象。
文劉妙賢
2010年5月6日 星期四
2010年5月3日 星期一
再論香港的社會流動性_雷鼎鳴
信報財經新聞
P15 | 時事評論 | By 雷鼎鳴 2010-05-03
再論香港的社會流動性
拙文「社會流動與機會平等」三月二十九日在本報發表後，引來了傅景華和葉兆輝「誰比誰更有機會向上流動」（四月十六日）及黃培烽「與雷鼎鳴商榷社會流動」（四月二十二日）兩篇評論。兩文所用語調，似乎是要對拙文稍作批評，但細讀內容，我倒覺得他們的論據只是印證了我的觀點。既是如此，我當然也不用作什麼「反駁」。對香港社會流動性問題，有些觀點及新的論據，我還未說清楚，這裏可趁機作些補充。
我在拙文中根據一九九六至二○○六年的數據寫過這段總結性的話：「香港社會還是有點社會流動性！不過，十年才有這種變化，速度可算頗為緩慢。」傅葉二人大作中一開始便引用了這段說話的上半截「香港社會還是有點流動性」，但卻刪掉下半截，並說所引的一句未能反映我們認識到的實況，接他們又再引述港大經濟系James Vere的研究，論證香港近年流動性偏低。這種行文方式使人摸不頭腦，Vere的結果不是與我的一致嗎？
我對Vere的結果十分熟悉，其中沒有超出多年來我對這問題的認知。這毫不奇怪，只要是認真的學者，用正確方法分析能夠反映真實世界的客觀數據，所得的結論不會互相矛盾。但他的結果顯然有異於某些團體或傳媒一些不夠謹慎的論據。
貧者愈貧 富者愈富﹖
社會上一個流行的說法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幾乎在任何社會任何時期，我們都可輕易找到一些比前更富的富人及比前更窮的窮人，但若要確立「貧者愈貧」一說，我們起碼要證明收入下降的窮人比例上要高於收入上升的窮人。我在上述拙文中曾用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比較過一九九六及二○○六年不同住戶人均收入（即住戶收入除以該住戶人數）組群的人數，發現實質收入六千元以下的組群人數比例全面下跌，六千元以上的則上升。
邏輯上，這已經證明了「貧者愈貧」是過甚其辭的說法。不過，低收入人數比例下跌不夠快，所以我認為近年來社會流動太過緩慢。
黃培烽文章中有提過最低收入的百分之十人口的入息中位數有所下降，並以此作為「貧者愈貧」的佐證。黃用的是客觀數據，我用的也是客觀數據，二者不可能矛盾。在治學中，我們經常都會發現一些暫未能解的謎團，我們的天職便是找出其中答案。上述矛盾其實並不難解。
我在三月二十二日「香港貧富懸殊是否在惡化」一文早已提供了答案。從二○○○年開始，每周工作二十小時以下的part-time人數不斷上升，到去年已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八。多了這批人，個人就業收入偏低的人數，不可避免地會增加，但這並不是「貧者愈貧」的徵兆，多了他們的額外收入，住戶人均收入理應上升。我相信黃培烽稍作思索便可明白此點。
我對香港社會流動性的一個主要觀點是，經濟增長愈快，向上流動性便愈暢順，反之則窒礙不通。近年香港每戶平均名義ＧＤＰ停滯不前，正是使人感到流動性慢的主因。在Vere的結果中，二○○五至○八年流動性雖慢，但也稍有改善，正好印證我的假說。二○○五至○八年，正是香港回歸後的主要經濟增長期，所以流動性才稍好。
收入與地位多相稱
要確立一個假說，我們常要從不同的角度提供論證。過去十年，我開過九次「香港經濟」的課，學生除考試外，必要寫一篇有證據為基礎的研究論文報告，很多學生都喜歡用歷年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作計量經濟分析。今年我說服一組學生集中研究青年人的社會流動，根據他們整理出的數據，我同樣得到經濟增長低會拖慢流動性的結論。
一九八六年二十一至三十歲的青年人，到一九九六年便變成三十一至四十歲，我算過他們的實質平均收入，這十年間上升了百分之一百一十六。這個增幅包含了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動力，也包含了每個人因經驗累積得以升職的因素。
但是，我們若比較一九九六年二十一至三十歲青年人及二○○六年三十一至四十歲市民的平均收入，實質只上升了百分之五十二，遠比十年前的要低。二○○六年二十一至三十歲的平均收入比起十年前同齡的人的收入甚至沒有上升。事實上，一九八六至九六年這十年內ＧＤＰ增長比後十年便快得多。
黃文提到，收入上升雖然是社會流動的重要指標，但也應考慮其他因素，例如社會地位有無變化。此點並無不對，但卻並不重要或有用。第一，人口普查數據是現有質量最好的相關數據，但其包含的資訊卻不足以回答有關地位變動的問題，傅葉二人多次提到的追蹤數據（panel data）才可行，但遠水救不了近火，就算政府現在開始搜集數據，並追蹤被訪組群將來的發展，也要起碼等一、二十年才有效。
第二，歷史上的確有些社會，個人地位與收入無必然關係，但是，在資本主義的香港，關係性卻頗強，知道某人的收入後，我們對其社會地位的高低，雖不能瞭然於胸，但亦知道不少了。
古代中國流動性勝西方
提起社會地位及流動性，我不由記起兩位老師對中國社會流動性的研究，傳統中國社會中最決定地位的是某人是否考科舉而當官。先師柯睿格（Edward Kracke, Jr.）是著名的宋史專家，我在他遽歸道山前修過他最後開的「中國制度」一課，或許算是他關門學生之一。柯師在一九四七年有篇名動學林的論文，他找到宋朝僅存的兩份進士名單，一一四八年的那份有朱熹在（三百三十人中進士，朱熹排名二百七十八），一二五六年的則有文天祥、陸秀夫等人。中國人尊崇祖宗，進士名單中竟有詳列進士祖宗三代的資料。柯師發現，一一四八年的那次科舉，百分之五十六的進士出身平民，祖宗三代中無人做官。一二五六年的進士，亦有百分之五十八是平民出身。這種數據是可遇不可求的追蹤性數據，宋代的高度社會流動性與歐洲中古時期貴族社會的封閉不可同日而語。
另一位，九十三高齡仍健在、依然工作不懈的老師何炳棣在六十年代初更出版過一本劃時代巨著《明清社會史論》，當中根據明清兩代的進士登科錄、進士三代履歷，及同年齡錄等有關一萬五千名進士的資料，論斷出來自三代平民之家的進士佔百分之三十一，普通書香門第的百分之四十，來自有「蔭」可享三品以上官家的百分之六。十八世紀時英國的貴族大地主，其次子幾乎穩可當上議會議員。中國文化中，對以能力為基礎的社會流動性，實在遠勝西方的家庭出身決定論。
檢視過去社會流動性雖然有意義，但總不及想方設法改進現在的流動性來得重要。上文已說過，經濟增長才可保持社會的上移流動性，經濟搞不好，收入分布及機會平等都會出大問題。但在個人的層面上，要幹什麼才可更有機會在社會階梯上爬升？我們總不能單靠政府不靠自己努力而進步。
收入分配及社會流動性是經濟學的大題目，有關論著汗牛充棟。諾貝爾獎得主貝加（Gary Becker）一九六七年在安娜堡密西根大學的渥天斯基講座（Woytinsky Lectures）把收入分配及流動性牢牢地建基於人力資本之上，自此不計其數的理論或實證，都發現教育是影響收入及社會流動的根本性因素。我們若確認此點，要多學什麼才有利於自己的流動？
我見過科大一份文件，是顧問公司對舊生的調查報告，其中一項是問舊生什麼技能對事業上成功最有用，溝通能力、人際關係技巧、分析力幾項最重要，英語能力也上榜。
諳英語幫助極大
我有一組學生用 Probit 方法分析過人口普查數據，發現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條件下，專業、工程及商科的學位最能增加就業機會，理科次之，文科最低，會說英語幫助極大。這些結果沒有新奇，但確認了一般人的印象，其中有一點我們是要注意的：香港是一個沒有天然資源，不能獨自生存的經濟實體，不搞外向型經濟，我們便不了多久。
市場確認了此點，以上較為吃香的技能或學位，多多少少都與外向型經濟有關。不掌握這方面的人力資本，對自己的流動性十分不利。這組學生的研究有另一項結果可能使人稍感意外：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條件下，副學士學位對增加就業的機會，效果還比不上中六，政府將來應該檢討一下副學士的課程，否則大大不利促進社會流動性。
註：在本文中我用過以下學生的部分研究結果：高文強、關家棟、林家煒、趙公亮、方昶禮、梁琮暉及李建鋒。
P15 | 時事評論 | By 雷鼎鳴 2010-05-03
再論香港的社會流動性
拙文「社會流動與機會平等」三月二十九日在本報發表後，引來了傅景華和葉兆輝「誰比誰更有機會向上流動」（四月十六日）及黃培烽「與雷鼎鳴商榷社會流動」（四月二十二日）兩篇評論。兩文所用語調，似乎是要對拙文稍作批評，但細讀內容，我倒覺得他們的論據只是印證了我的觀點。既是如此，我當然也不用作什麼「反駁」。對香港社會流動性問題，有些觀點及新的論據，我還未說清楚，這裏可趁機作些補充。
我在拙文中根據一九九六至二○○六年的數據寫過這段總結性的話：「香港社會還是有點社會流動性！不過，十年才有這種變化，速度可算頗為緩慢。」傅葉二人大作中一開始便引用了這段說話的上半截「香港社會還是有點流動性」，但卻刪掉下半截，並說所引的一句未能反映我們認識到的實況，接他們又再引述港大經濟系James Vere的研究，論證香港近年流動性偏低。這種行文方式使人摸不頭腦，Vere的結果不是與我的一致嗎？
我對Vere的結果十分熟悉，其中沒有超出多年來我對這問題的認知。這毫不奇怪，只要是認真的學者，用正確方法分析能夠反映真實世界的客觀數據，所得的結論不會互相矛盾。但他的結果顯然有異於某些團體或傳媒一些不夠謹慎的論據。
貧者愈貧 富者愈富﹖
社會上一個流行的說法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幾乎在任何社會任何時期，我們都可輕易找到一些比前更富的富人及比前更窮的窮人，但若要確立「貧者愈貧」一說，我們起碼要證明收入下降的窮人比例上要高於收入上升的窮人。我在上述拙文中曾用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比較過一九九六及二○○六年不同住戶人均收入（即住戶收入除以該住戶人數）組群的人數，發現實質收入六千元以下的組群人數比例全面下跌，六千元以上的則上升。
邏輯上，這已經證明了「貧者愈貧」是過甚其辭的說法。不過，低收入人數比例下跌不夠快，所以我認為近年來社會流動太過緩慢。
黃培烽文章中有提過最低收入的百分之十人口的入息中位數有所下降，並以此作為「貧者愈貧」的佐證。黃用的是客觀數據，我用的也是客觀數據，二者不可能矛盾。在治學中，我們經常都會發現一些暫未能解的謎團，我們的天職便是找出其中答案。上述矛盾其實並不難解。
我在三月二十二日「香港貧富懸殊是否在惡化」一文早已提供了答案。從二○○○年開始，每周工作二十小時以下的part-time人數不斷上升，到去年已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八。多了這批人，個人就業收入偏低的人數，不可避免地會增加，但這並不是「貧者愈貧」的徵兆，多了他們的額外收入，住戶人均收入理應上升。我相信黃培烽稍作思索便可明白此點。
我對香港社會流動性的一個主要觀點是，經濟增長愈快，向上流動性便愈暢順，反之則窒礙不通。近年香港每戶平均名義ＧＤＰ停滯不前，正是使人感到流動性慢的主因。在Vere的結果中，二○○五至○八年流動性雖慢，但也稍有改善，正好印證我的假說。二○○五至○八年，正是香港回歸後的主要經濟增長期，所以流動性才稍好。
收入與地位多相稱
要確立一個假說，我們常要從不同的角度提供論證。過去十年，我開過九次「香港經濟」的課，學生除考試外，必要寫一篇有證據為基礎的研究論文報告，很多學生都喜歡用歷年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作計量經濟分析。今年我說服一組學生集中研究青年人的社會流動，根據他們整理出的數據，我同樣得到經濟增長低會拖慢流動性的結論。
一九八六年二十一至三十歲的青年人，到一九九六年便變成三十一至四十歲，我算過他們的實質平均收入，這十年間上升了百分之一百一十六。這個增幅包含了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動力，也包含了每個人因經驗累積得以升職的因素。
但是，我們若比較一九九六年二十一至三十歲青年人及二○○六年三十一至四十歲市民的平均收入，實質只上升了百分之五十二，遠比十年前的要低。二○○六年二十一至三十歲的平均收入比起十年前同齡的人的收入甚至沒有上升。事實上，一九八六至九六年這十年內ＧＤＰ增長比後十年便快得多。
黃文提到，收入上升雖然是社會流動的重要指標，但也應考慮其他因素，例如社會地位有無變化。此點並無不對，但卻並不重要或有用。第一，人口普查數據是現有質量最好的相關數據，但其包含的資訊卻不足以回答有關地位變動的問題，傅葉二人多次提到的追蹤數據（panel data）才可行，但遠水救不了近火，就算政府現在開始搜集數據，並追蹤被訪組群將來的發展，也要起碼等一、二十年才有效。
第二，歷史上的確有些社會，個人地位與收入無必然關係，但是，在資本主義的香港，關係性卻頗強，知道某人的收入後，我們對其社會地位的高低，雖不能瞭然於胸，但亦知道不少了。
古代中國流動性勝西方
提起社會地位及流動性，我不由記起兩位老師對中國社會流動性的研究，傳統中國社會中最決定地位的是某人是否考科舉而當官。先師柯睿格（Edward Kracke, Jr.）是著名的宋史專家，我在他遽歸道山前修過他最後開的「中國制度」一課，或許算是他關門學生之一。柯師在一九四七年有篇名動學林的論文，他找到宋朝僅存的兩份進士名單，一一四八年的那份有朱熹在（三百三十人中進士，朱熹排名二百七十八），一二五六年的則有文天祥、陸秀夫等人。中國人尊崇祖宗，進士名單中竟有詳列進士祖宗三代的資料。柯師發現，一一四八年的那次科舉，百分之五十六的進士出身平民，祖宗三代中無人做官。一二五六年的進士，亦有百分之五十八是平民出身。這種數據是可遇不可求的追蹤性數據，宋代的高度社會流動性與歐洲中古時期貴族社會的封閉不可同日而語。
另一位，九十三高齡仍健在、依然工作不懈的老師何炳棣在六十年代初更出版過一本劃時代巨著《明清社會史論》，當中根據明清兩代的進士登科錄、進士三代履歷，及同年齡錄等有關一萬五千名進士的資料，論斷出來自三代平民之家的進士佔百分之三十一，普通書香門第的百分之四十，來自有「蔭」可享三品以上官家的百分之六。十八世紀時英國的貴族大地主，其次子幾乎穩可當上議會議員。中國文化中，對以能力為基礎的社會流動性，實在遠勝西方的家庭出身決定論。
檢視過去社會流動性雖然有意義，但總不及想方設法改進現在的流動性來得重要。上文已說過，經濟增長才可保持社會的上移流動性，經濟搞不好，收入分布及機會平等都會出大問題。但在個人的層面上，要幹什麼才可更有機會在社會階梯上爬升？我們總不能單靠政府不靠自己努力而進步。
收入分配及社會流動性是經濟學的大題目，有關論著汗牛充棟。諾貝爾獎得主貝加（Gary Becker）一九六七年在安娜堡密西根大學的渥天斯基講座（Woytinsky Lectures）把收入分配及流動性牢牢地建基於人力資本之上，自此不計其數的理論或實證，都發現教育是影響收入及社會流動的根本性因素。我們若確認此點，要多學什麼才有利於自己的流動？
我見過科大一份文件，是顧問公司對舊生的調查報告，其中一項是問舊生什麼技能對事業上成功最有用，溝通能力、人際關係技巧、分析力幾項最重要，英語能力也上榜。
諳英語幫助極大
我有一組學生用 Probit 方法分析過人口普查數據，發現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條件下，專業、工程及商科的學位最能增加就業機會，理科次之，文科最低，會說英語幫助極大。這些結果沒有新奇，但確認了一般人的印象，其中有一點我們是要注意的：香港是一個沒有天然資源，不能獨自生存的經濟實體，不搞外向型經濟，我們便不了多久。
市場確認了此點，以上較為吃香的技能或學位，多多少少都與外向型經濟有關。不掌握這方面的人力資本，對自己的流動性十分不利。這組學生的研究有另一項結果可能使人稍感意外：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條件下，副學士學位對增加就業的機會，效果還比不上中六，政府將來應該檢討一下副學士的課程，否則大大不利促進社會流動性。
註：在本文中我用過以下學生的部分研究結果：高文強、關家棟、林家煒、趙公亮、方昶禮、梁琮暉及李建鋒。
社會流動與機會平等_雷鼎鳴
信報財經新聞
P19 | 時事評論 | By 雷鼎鳴 2010-03-29
社會流動與機會平等
二○○一年一月，美國的一架偵察機在海南島附近與中國一隻軍機相撞，我當時寫過一篇評論文章，今天尚覺頗有啟示。事緣中美雙方為事件展開宣傳戰，美方為了證明中方的王偉是一個魯莽飛行員，曾播出一段錄像，聲稱是美國飛行員在機上所拍。畫面顯示中方飛機飛得很近。中方不甘示弱，也拋出另一套錄像，為中方軍機所拍，美機似有直衝而來的態勢。
這兩段錄像其實都證明不了什麼。中學物理課中有所謂「相對速度」，我們在下雨時開車，可見到雨點衝向車輛。但究竟是汽車衝向雨點還是雨點衝向汽車，本來便沒有什麼分別。我們若以美方軍機的照相機作參考點，那麼便是中方軍機衝向美機。反之，以中方的照相機作參考點，則是美方撞過來了。
此等事物的相對性，可助我們體會不少意識形態爭拗的虛妄。對立的雙方，總覺得對方有不可告人的利益或邪惡立場，自己則是正義的化身。很多時候，雙方都是對自己的觀點深信不疑，正如坐在自己飛機中，自己衝向別人也會見到是別人衝過來。
在學術探討或對社會認知上，我討厭意識形態的爭論。但世上萬物之理又是否只是虛無縹緲地充滿相對性？我們有沒有一把較為絕對的參考座標？我相信是有的，就是凡事皆看客觀證據。在反智的社會，此點尤為必要。
機會平等指標為社會流動
貧富問題無疑是充滿意識形態的。假如我們把收入分配是否均勻作為一目標，我們很容易在歷史經驗中找到大量例子指出它與生產效率及經濟增長有矛盾。中國從「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走到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繼而取得增長上的巨大成功，便正是它選擇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的後果。作為老師，我也絕不會平均主義地把整班學生都給予同一分數，而對不同分數代表的背後努力不屑一顧，因為按照我自己的意識形態，這種平等是不公正的。話雖如此，以效率代替結局上的平等，又不見得是人人接受的道理。若社會的價值觀變得認為均貧比不同人有差異的富裕更加合乎理想，在科學分析上沒有誰可以提出反駁的道理。
平等是否一定與經濟增長有矛盾？假如我們用的是結局上平等的概念，這個矛盾不易避免。但我們談的若是機會上的平等，它與增長卻是可以相輔相成，沒有什麼衝突。不同的意識形態或許都可以較易接受。
量度機會平等的一個重要指標是社會的流動性。很多人認為，近年香港的流動性減慢了。以下我會論證，流動性的快慢與經濟的好壞有密切關係。經濟水平低企或經濟增長速度緩慢，人民往上流動的機會將大大減少。反之，若社會充滿往上流動的機會，人民自會被激勵更加奮發向上，這樣對經濟的產量及人民的收入也大有裨益。
香港近年的社會流動性如何？上周我的文章指出，十多年來香港住戶的平均收入根本停滯不前。在經濟表現平庸的態勢下，社會的流動性或機會平等不可能不受到制約。但實情如何，我們不能靠猜測代替實數的量度，而量度則需要高質的數據庫及合理的方法。
我用的數據是歷年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政府在網上公布了這些數據大量的總體性圖表，但不能滿足嚴肅研究的需要。不過，政府有出售百分之五抽樣的原始數據，價錢三千餘元，頗貴！數據庫中有幾十萬人的全部個人及住戶數據。
以收入組群量度社會流動
量度流動性的一個簡單方法，是把不同收入組群的住戶數目找出來，再看看窮住戶或富住戶的數目是增加還是減少。但用住戶數目有很大的缺點。例如，某住戶月入一萬元但有五個成員，另一住戶月入五千但只有一個成員。究竟哪一戶更富有？近年香港住戶結構急劇變化，平均成員數目大幅下降，我們有必要對此作出調整。
【附表】的數據是把每一戶的總收入及其成員人數都找出來，再算出住戶的人均收入。所用的收入都是實質收入，以一九九六年物價計算。自二○○○年起，香港實施了強積金，僱主每月要把僱員入息的百分之五注入僱員戶口（一千元為上限），這筆數也有必要包括在調整之內。
從附表可見，一九九六年有百分之零點○五的人口分得的收入是零，二○○六年則增至百分之一點一。除此以外，月入六千元以下的每一個收入組群的人數都在減少，但自六千元以上，所有收入組群人數都有增加。換言之，除零收入的細小組群外，人均六千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比例有所減少，中高收入的則上升。香港社會還是有點社會流動性！不過，十年才有這種變化，速度可算頗為緩慢。
附表中不能忽視的一點是零收入的人口比例有所增加。零收入等於自己所屬的住戶沒有任何成員有工作。一九九六年人口普查期間，香港的失業率是百分之二點八，二○○六年是百分之五點二，相差了二點四個百分點，足夠解釋二○○六年百分之一點○一的人屬於零收入的住戶。
一九九六至二○○六年香港經濟增長緩慢，從附表可算出，十年內低收入人口只下降了百分之十一。但在經濟增長較快的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六年之間，五年內個人主要入息在八千元以下的，人數卻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七【註】，流動性孰快孰慢，一目瞭然。
懷舊潮下的記憶失實
上述結果雖在情理之中，但卻與當前流行的一些想法不同。後者一般認為，中間收入的住戶數目減少了，窮的及富的卻都有增加。差別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的論者都沒有使用人口普查中更詳細的原始數據，以致不能對住戶結構所起的變化作出相應的調整。
社會中另一種印象是現在年輕人所得到的機會少了，就算讀到大學，出頭的機會也不多。這個觀點部分可能來自呂大樂抒發感情觀察入微的《四代香港人》，部分來自某些人對當前情況的主觀感覺。
呂大樂認為，嬰兒潮世代的港人（一九四六至六五年出生）因為沒有多受父母規管，所以較自由及較多機會。這一世代時間很長，成長期又處於香港社會高速變化階段，所以各人經驗可能很不同。在我的年代，我看絕大部分根本沒有多少機會。年幼時在家穿膠花幾乎是當時千家萬戶的指定動作。我不少小學同學入讀中學也覺負擔不起。能進入大學的，機會當然很多，但他們只佔人口的幾個百分點，哪及今天近三成的人可入大學？
《歲月神偷》是部很寫實的電影，勾起了我不少回憶，那時的條件的確比現在差得太多。除教育外，創業亦是社會流動的另一途徑。八十年代很多港人到珠三角創業，固然有一些人成功地將中小企變成跨國企業，但更多的是虧了本而變得寂寂無聞。成功背後的動力，總包含敢於冒險的企業家精神及個人努力。
現在的「筍工」是否比從前少呢？我看不見得。現在每年都有醫生、律師畢業，職位肯定不少於幾十年前。現在的會計師行每年招收畢業生的規模，也是當年不能相比的。至於不少大學生的至愛，在投資銀行做事，更是以前沒有的工種。香港社會對不同學位的歧視性，也遠不及從前。我大學本科畢業自世界頂尖名校，讀者可能不知，香港政府當年是不承認這個學位的。說香港以前的機會比現在多，可能只記得以前的好處，而忘記了殖民時期的醜陋處，多少有點失實。
年輕人對前途感茫然原因
不過，現在又的確有不少年輕人對前途感到茫然。原因可能很多，我並不全面地只談幾個。第一，好工雖也不少，但卻被人搶去了。香港大量的中產父母大都對子女教育十分「肉緊」，每逢周末，拖子女到處學琴、補習、運動，暑期又到世界各處參加各種課程，已是香港生活的一部分。這種環境成長的子女，不見得是呂大樂認為注定要失敗的第四代，而是在就業市場中最有競爭力的一批人。投資銀行僱用的，也是他們。近年來港的國內尖子又是另一批競爭力特強的人。草根階層的子女是吃了點虧，但若肯努力，也未必不能追上。
第二，香港沒有天然資源，經濟上的生存必然要倚靠外面。香港的幾個支柱行業，金融、貿易、物流、專業服務全部與全球化關係密切。誰擁有全球化經濟所需的技巧及知識，誰便更有機會成功，否則事業會舉步維艱。但香港青年人中不認同這個判斷的恐怕人數眾多，不少人不願面對世界，寧願「守護」香港。人各有志，這沒有什麼不對，我們應該尊重，但一個必須走外向型經濟的地方能養得活多少堅持內向的人，卻使人疑惑。
第三，香港教育制度問題之多，常使人惱火。現在大學三改四，課程大改革，幾乎每一所大學都要加強語文、溝通能力、領導才能、全球視野、中國文化、批判能力等等有利學生面向世界的課程，但改革成敗未卜，對當前年輕人亦尚未有影響。不過，這也許可彌補來自基層的學生在這些方面所缺乏的背景，有利改善機會上的平等。
註︰過去十年，我有多組互不相識的學生用不同的人口普查數據或不同的方法研究過香港的社會流動性，結果基本與附表相符。我們就算用最新的住戶調查數據，結論也是一樣，但數據質量不及人口普查。又附表結果主要是我的學生方宇陞所做。又我一直避免使用圖表，因為在電子版本中，圖表似會在文章中消失。海外讀者若讀不到附表，可用電郵向我索取。
P19 | 時事評論 | By 雷鼎鳴 2010-03-29
社會流動與機會平等
二○○一年一月，美國的一架偵察機在海南島附近與中國一隻軍機相撞，我當時寫過一篇評論文章，今天尚覺頗有啟示。事緣中美雙方為事件展開宣傳戰，美方為了證明中方的王偉是一個魯莽飛行員，曾播出一段錄像，聲稱是美國飛行員在機上所拍。畫面顯示中方飛機飛得很近。中方不甘示弱，也拋出另一套錄像，為中方軍機所拍，美機似有直衝而來的態勢。
這兩段錄像其實都證明不了什麼。中學物理課中有所謂「相對速度」，我們在下雨時開車，可見到雨點衝向車輛。但究竟是汽車衝向雨點還是雨點衝向汽車，本來便沒有什麼分別。我們若以美方軍機的照相機作參考點，那麼便是中方軍機衝向美機。反之，以中方的照相機作參考點，則是美方撞過來了。
此等事物的相對性，可助我們體會不少意識形態爭拗的虛妄。對立的雙方，總覺得對方有不可告人的利益或邪惡立場，自己則是正義的化身。很多時候，雙方都是對自己的觀點深信不疑，正如坐在自己飛機中，自己衝向別人也會見到是別人衝過來。
在學術探討或對社會認知上，我討厭意識形態的爭論。但世上萬物之理又是否只是虛無縹緲地充滿相對性？我們有沒有一把較為絕對的參考座標？我相信是有的，就是凡事皆看客觀證據。在反智的社會，此點尤為必要。
機會平等指標為社會流動
貧富問題無疑是充滿意識形態的。假如我們把收入分配是否均勻作為一目標，我們很容易在歷史經驗中找到大量例子指出它與生產效率及經濟增長有矛盾。中國從「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走到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繼而取得增長上的巨大成功，便正是它選擇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的後果。作為老師，我也絕不會平均主義地把整班學生都給予同一分數，而對不同分數代表的背後努力不屑一顧，因為按照我自己的意識形態，這種平等是不公正的。話雖如此，以效率代替結局上的平等，又不見得是人人接受的道理。若社會的價值觀變得認為均貧比不同人有差異的富裕更加合乎理想，在科學分析上沒有誰可以提出反駁的道理。
平等是否一定與經濟增長有矛盾？假如我們用的是結局上平等的概念，這個矛盾不易避免。但我們談的若是機會上的平等，它與增長卻是可以相輔相成，沒有什麼衝突。不同的意識形態或許都可以較易接受。
量度機會平等的一個重要指標是社會的流動性。很多人認為，近年香港的流動性減慢了。以下我會論證，流動性的快慢與經濟的好壞有密切關係。經濟水平低企或經濟增長速度緩慢，人民往上流動的機會將大大減少。反之，若社會充滿往上流動的機會，人民自會被激勵更加奮發向上，這樣對經濟的產量及人民的收入也大有裨益。
香港近年的社會流動性如何？上周我的文章指出，十多年來香港住戶的平均收入根本停滯不前。在經濟表現平庸的態勢下，社會的流動性或機會平等不可能不受到制約。但實情如何，我們不能靠猜測代替實數的量度，而量度則需要高質的數據庫及合理的方法。
我用的數據是歷年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政府在網上公布了這些數據大量的總體性圖表，但不能滿足嚴肅研究的需要。不過，政府有出售百分之五抽樣的原始數據，價錢三千餘元，頗貴！數據庫中有幾十萬人的全部個人及住戶數據。
以收入組群量度社會流動
量度流動性的一個簡單方法，是把不同收入組群的住戶數目找出來，再看看窮住戶或富住戶的數目是增加還是減少。但用住戶數目有很大的缺點。例如，某住戶月入一萬元但有五個成員，另一住戶月入五千但只有一個成員。究竟哪一戶更富有？近年香港住戶結構急劇變化，平均成員數目大幅下降，我們有必要對此作出調整。
【附表】的數據是把每一戶的總收入及其成員人數都找出來，再算出住戶的人均收入。所用的收入都是實質收入，以一九九六年物價計算。自二○○○年起，香港實施了強積金，僱主每月要把僱員入息的百分之五注入僱員戶口（一千元為上限），這筆數也有必要包括在調整之內。
從附表可見，一九九六年有百分之零點○五的人口分得的收入是零，二○○六年則增至百分之一點一。除此以外，月入六千元以下的每一個收入組群的人數都在減少，但自六千元以上，所有收入組群人數都有增加。換言之，除零收入的細小組群外，人均六千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比例有所減少，中高收入的則上升。香港社會還是有點社會流動性！不過，十年才有這種變化，速度可算頗為緩慢。
附表中不能忽視的一點是零收入的人口比例有所增加。零收入等於自己所屬的住戶沒有任何成員有工作。一九九六年人口普查期間，香港的失業率是百分之二點八，二○○六年是百分之五點二，相差了二點四個百分點，足夠解釋二○○六年百分之一點○一的人屬於零收入的住戶。
一九九六至二○○六年香港經濟增長緩慢，從附表可算出，十年內低收入人口只下降了百分之十一。但在經濟增長較快的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六年之間，五年內個人主要入息在八千元以下的，人數卻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七【註】，流動性孰快孰慢，一目瞭然。
懷舊潮下的記憶失實
上述結果雖在情理之中，但卻與當前流行的一些想法不同。後者一般認為，中間收入的住戶數目減少了，窮的及富的卻都有增加。差別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的論者都沒有使用人口普查中更詳細的原始數據，以致不能對住戶結構所起的變化作出相應的調整。
社會中另一種印象是現在年輕人所得到的機會少了，就算讀到大學，出頭的機會也不多。這個觀點部分可能來自呂大樂抒發感情觀察入微的《四代香港人》，部分來自某些人對當前情況的主觀感覺。
呂大樂認為，嬰兒潮世代的港人（一九四六至六五年出生）因為沒有多受父母規管，所以較自由及較多機會。這一世代時間很長，成長期又處於香港社會高速變化階段，所以各人經驗可能很不同。在我的年代，我看絕大部分根本沒有多少機會。年幼時在家穿膠花幾乎是當時千家萬戶的指定動作。我不少小學同學入讀中學也覺負擔不起。能進入大學的，機會當然很多，但他們只佔人口的幾個百分點，哪及今天近三成的人可入大學？
《歲月神偷》是部很寫實的電影，勾起了我不少回憶，那時的條件的確比現在差得太多。除教育外，創業亦是社會流動的另一途徑。八十年代很多港人到珠三角創業，固然有一些人成功地將中小企變成跨國企業，但更多的是虧了本而變得寂寂無聞。成功背後的動力，總包含敢於冒險的企業家精神及個人努力。
現在的「筍工」是否比從前少呢？我看不見得。現在每年都有醫生、律師畢業，職位肯定不少於幾十年前。現在的會計師行每年招收畢業生的規模，也是當年不能相比的。至於不少大學生的至愛，在投資銀行做事，更是以前沒有的工種。香港社會對不同學位的歧視性，也遠不及從前。我大學本科畢業自世界頂尖名校，讀者可能不知，香港政府當年是不承認這個學位的。說香港以前的機會比現在多，可能只記得以前的好處，而忘記了殖民時期的醜陋處，多少有點失實。
年輕人對前途感茫然原因
不過，現在又的確有不少年輕人對前途感到茫然。原因可能很多，我並不全面地只談幾個。第一，好工雖也不少，但卻被人搶去了。香港大量的中產父母大都對子女教育十分「肉緊」，每逢周末，拖子女到處學琴、補習、運動，暑期又到世界各處參加各種課程，已是香港生活的一部分。這種環境成長的子女，不見得是呂大樂認為注定要失敗的第四代，而是在就業市場中最有競爭力的一批人。投資銀行僱用的，也是他們。近年來港的國內尖子又是另一批競爭力特強的人。草根階層的子女是吃了點虧，但若肯努力，也未必不能追上。
第二，香港沒有天然資源，經濟上的生存必然要倚靠外面。香港的幾個支柱行業，金融、貿易、物流、專業服務全部與全球化關係密切。誰擁有全球化經濟所需的技巧及知識，誰便更有機會成功，否則事業會舉步維艱。但香港青年人中不認同這個判斷的恐怕人數眾多，不少人不願面對世界，寧願「守護」香港。人各有志，這沒有什麼不對，我們應該尊重，但一個必須走外向型經濟的地方能養得活多少堅持內向的人，卻使人疑惑。
第三，香港教育制度問題之多，常使人惱火。現在大學三改四，課程大改革，幾乎每一所大學都要加強語文、溝通能力、領導才能、全球視野、中國文化、批判能力等等有利學生面向世界的課程，但改革成敗未卜，對當前年輕人亦尚未有影響。不過，這也許可彌補來自基層的學生在這些方面所缺乏的背景，有利改善機會上的平等。
註︰過去十年，我有多組互不相識的學生用不同的人口普查數據或不同的方法研究過香港的社會流動性，結果基本與附表相符。我們就算用最新的住戶調查數據，結論也是一樣，但數據質量不及人口普查。又附表結果主要是我的學生方宇陞所做。又我一直避免使用圖表，因為在電子版本中，圖表似會在文章中消失。海外讀者若讀不到附表，可用電郵向我索取。
香港貧富懸殊是否在惡化_雷鼎鳴
信報財經新聞
P15 | 時事評論 | By 雷鼎鳴 2010-03-22
香港貧富懸殊是否在惡化？
貧富差距長期是香港公共空間的熱門話題。貧富問題從來亦是經濟研究的重要對象，但香港的經濟學家似乎大都不願意對此公開發表意見。學術界的經濟學家主要職責是研究實證經濟學（positive economics），亦即用合理的假設及正確的邏輯導引出一些可以實際驗證的假說，再用這些假說解釋世事。至於這些假說是否符合某些人的喜好或意識形態，則不值得考量，重要的只是它們是否有證據支持而已。
在公共空間有關貧富問題的爭議，卻絕對避不開各種意識形態的干擾，很多實證經濟學家對此深感厭煩，所以不肯涉足。這個取態沒有什麼不對，但把這麼多經濟學上的重要論述藏之名山，總是有點可惜。
平均名義收入不升反跌
分析貧富，必須先界定「平等」的概念。這裏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是結局上的平等，二是機會上的平等。這兩個觀點，我以前曾多有論述，這裏只稍作提點。
在收入分配上，結局上的平等是指大家得到的收入是否差距不致太大。至於達到這些收入背後所作出的努力及付出的代價，並非重要的考慮。機會上的平等，是指社會中有沒有提供充足的途徑，讓每位願意為目標而努力奮鬥的人都有合理的成功機會。今期我集中討論結局上的平等或收入分配上是否足夠均勻，將來再談機會上的平等。
現在的主流看法是香港貧富懸殊不但嚴重，而且不斷惡化，政府必須出手拯市民於水火。此說的一個典型論據是指香港由九七回歸後，實質ＧＤＰ已有四五成的增長，但市民收入的中位數只輕微增長，住戶收入的中位數甚至下降了（例如，一九九六年住戶名義收入中位數是每月一萬七千五百元，但到二○○六年只是一萬七千二百五十元）。
這個論據有它的合理邏輯性。試想，若社會的平均或總體的收入大幅上升了，但是較窮的一半住戶收入仍被束縛在比前更低的水平以下，豈非證明了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我要挑戰這個廣泛流傳的論據。它是一個謬誤，錯的地方不在其邏輯，而是使用它的媒體及其他論者對經濟數據的性質一知半解或不求甚解，張冠李戴了也不知道。
港人的收入自回歸後真的有四五成的增長嗎？從官方正式數字看來，二○○九年的實質總體（不是人均）ＧＤＰ的確比一九九七年的高出百分之四十四點二。但我們大可檢視一下自己周圍的人的收入，在同等資歷的人中，現在的收入真比十多年前高出四成以上嗎？我看機會很低。問題出在哪裏？
這個百分之四十四點二的增幅從何而來？我們應未有忘記，香港從一九九八至二○○四年經歷過一次嚴重的通縮，若以政府計算實質ＧＤＰ所用的平減指數來看，二○○九年物價比一九九七年尚低了百分之十七。若把通縮因素扣除，名義ＧＤＰ在這十二年間只上升了百分之十九點七。在一般情況下，實質ＧＤＰ比名義ＧＤＰ更能反映人民的收入水平，但這回卻非如此。
ＧＤＰ平減指數之所以下降，主要是出口商品與生產用的商品價格下跌，但這些與民生關係不大，市民絕不會感到消費便宜了這麼多。在同一時期，更能反映民生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只是輕微下降了百分之三點一，對名義收入的購買力影響不大。
物價以外，ＧＤＰ的增長部分原因是人口上升了百分之八，但這樣一來，人均收入便被分薄，增長率又再減少。更有甚者，在這段時間內，每個住戶平均人數從三點三人減至二點九人，意味香港的住戶數目大幅上升。我們若把上述種種因素都考慮在內，可輕易算出，二○○九年每個住戶的平均名義收入比一九九七年並未有任何上升，而是下降了百分之二點三四！
貧富差距沒有惡化
換言之，住戶名義收入的中位數是下跌了，但這並沒有意味財富從低收入人士轉到高收入人士手上，而是整體經濟根本停滯不前！香港貧富差距確是很大，但未有惡化。過去十多年經濟停滯，才是未能使更多人脫貧的元兇。
認為貧富差距擴大了的另一論據是，最低收入的百分之五的僱員入息比一九九七年下降了，但最高收入的百分之五人口收入尚有所上升。對於後者，我們應視作好事。社會中有一部分人比前更懂得利用全球化所帶來的機會而提升了自己的收入，值得慶賀。但為什麼位處最低層的百分之五人口似乎收入沒有改善？這才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答案其實頗為簡單，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是現在多了人不是全職工作。例如，去年年底，每周工作少於二十小時的職工，比二○○○年年底急增了百分之八十八。Part-time工作的人增加，低入息的職工自然上升。
第二，政府統計數字中的僱員收入，並未包括僱主對強積金的供款。強積金在二○○○年開始，僱主要把僱員百分之五的薪酬轉移到強積金中，慢慢地自會把僱員每月支取的工資減少百分之五以作補償。
第三，一九九八年至二○○四年香港通縮，物價向下，水降船低，工資也有下調壓力。香港經濟的谷底在二○○三、○四年間，低收入人士入息的谷底也在同一時候。經濟前幾年回升，低收入人士的入息也隨輕微反彈。去年經濟下滑，他們的收入也一度回軟。
基尼系數原地踏步
按上面的論斷，經濟停滯同時也引致了收入分布不動如山。事實是否也大致如此？政府統計處在二○○七年發表了一份《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主題報告，估算了幾種不同的「基尼系數」【註】。若按住戶的稅前收入來算，二○○六年的「基尼系數」是○點五三三，用稅後入息計則是○點五二一。但因為有些住戶得到了大量的房屋醫療等福利，有些則沒有，對此作了調整後，「基尼系數」變成零點四七五。
又因為有些住戶收入高但人數多，有些則收入低但人數也少，單是比較收入不理人數會不公平，所以政府對此再作調整。二○○六年經過這些調整的「基尼系數」最終估算為○點四二七，比一九九六年同樣經過調整的○點四二九還輕微下降了。這兩個統計數字正好印證了用以量度結局平等的「基尼系數」基本上不變，香港的收入分布十年來沒有惡化，而是原地踏步。
收入分布總體無大變，並不等於不同人等的相對收入全部毫無異動。例如，政府數據中有顯示部分大專畢業生月薪只有五千到七千元，這點反映了教育政策失敗，部分副學士課程甚至是學位課程並未能提供社會所需的技能，市場變相不承認這些學歷。政府若不檢討整個制度及增加教育資源，問題恐怕不會解決。
持續增長方能對症下藥
又有一種說法，認為收入分布就算沒有惡化，但財富或資產的分布十餘年間已有巨大變化。這點也許是正確的，但我懷疑中間頗有水分。香港的股票總值十多年來增長了幾倍，至為驚人，但這些升幅主要來自新的公司來港上市集資，買這些股票的也不一定是港人。真正股價的升幅，從九七高峰期的一萬六千八百點到現在，十多年內尚不足百分之三十。房屋價格現在亦只是九七時的七成七左右，尚未「返回家鄉」。除了少數超級富豪外（他們可能在中國的市場獲利甚豐），香港的高收入人士資產未必有重大收益。
香港高企於○點四二七的「基尼系數」當然沒有任何值得慶賀之處。事實上，有識之士都知道香港有個短期內難以解決的死結，便是每年有五萬名教育及生產力背景偏低的新移民到港定居。一些窮人往上流動了，又有新的一批抵達，如何了結？上周我討論中國收入分布的文章中曾指出，中國也不斷有大批農民移居城市，但中國經濟增長每年超過百分之八，才可不斷創造職位，社會矛盾才沒有這麼尖銳。香港十多年來住戶名義收入不加反減，沒有經濟增長的帶動，收入分布未曾改善，大家等得久了，終會焦慮。推動經濟持續增長，才是對症下藥的方法。
註︰有讀者來信指正，Gini Coefficient 不應譯作堅尼系數，因發音不對。此點我同意。
「堅」不論是普通話還是粵語發音都不對。大陸用基尼系數，普通話發音可以，粵音則不對。可能較好的譯法是「支尼系數」，國粵音皆對。但約定俗成，還是用基尼系數最適合。
日前我曾在一個以中學經濟老師為對象的演講中使用過比本文更詳盡的數據及其推導，讀者若有興趣，可通過電郵向我索取power points。
P15 | 時事評論 | By 雷鼎鳴 2010-03-22
香港貧富懸殊是否在惡化？
貧富差距長期是香港公共空間的熱門話題。貧富問題從來亦是經濟研究的重要對象，但香港的經濟學家似乎大都不願意對此公開發表意見。學術界的經濟學家主要職責是研究實證經濟學（positive economics），亦即用合理的假設及正確的邏輯導引出一些可以實際驗證的假說，再用這些假說解釋世事。至於這些假說是否符合某些人的喜好或意識形態，則不值得考量，重要的只是它們是否有證據支持而已。
在公共空間有關貧富問題的爭議，卻絕對避不開各種意識形態的干擾，很多實證經濟學家對此深感厭煩，所以不肯涉足。這個取態沒有什麼不對，但把這麼多經濟學上的重要論述藏之名山，總是有點可惜。
平均名義收入不升反跌
分析貧富，必須先界定「平等」的概念。這裏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是結局上的平等，二是機會上的平等。這兩個觀點，我以前曾多有論述，這裏只稍作提點。
在收入分配上，結局上的平等是指大家得到的收入是否差距不致太大。至於達到這些收入背後所作出的努力及付出的代價，並非重要的考慮。機會上的平等，是指社會中有沒有提供充足的途徑，讓每位願意為目標而努力奮鬥的人都有合理的成功機會。今期我集中討論結局上的平等或收入分配上是否足夠均勻，將來再談機會上的平等。
現在的主流看法是香港貧富懸殊不但嚴重，而且不斷惡化，政府必須出手拯市民於水火。此說的一個典型論據是指香港由九七回歸後，實質ＧＤＰ已有四五成的增長，但市民收入的中位數只輕微增長，住戶收入的中位數甚至下降了（例如，一九九六年住戶名義收入中位數是每月一萬七千五百元，但到二○○六年只是一萬七千二百五十元）。
這個論據有它的合理邏輯性。試想，若社會的平均或總體的收入大幅上升了，但是較窮的一半住戶收入仍被束縛在比前更低的水平以下，豈非證明了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我要挑戰這個廣泛流傳的論據。它是一個謬誤，錯的地方不在其邏輯，而是使用它的媒體及其他論者對經濟數據的性質一知半解或不求甚解，張冠李戴了也不知道。
港人的收入自回歸後真的有四五成的增長嗎？從官方正式數字看來，二○○九年的實質總體（不是人均）ＧＤＰ的確比一九九七年的高出百分之四十四點二。但我們大可檢視一下自己周圍的人的收入，在同等資歷的人中，現在的收入真比十多年前高出四成以上嗎？我看機會很低。問題出在哪裏？
這個百分之四十四點二的增幅從何而來？我們應未有忘記，香港從一九九八至二○○四年經歷過一次嚴重的通縮，若以政府計算實質ＧＤＰ所用的平減指數來看，二○○九年物價比一九九七年尚低了百分之十七。若把通縮因素扣除，名義ＧＤＰ在這十二年間只上升了百分之十九點七。在一般情況下，實質ＧＤＰ比名義ＧＤＰ更能反映人民的收入水平，但這回卻非如此。
ＧＤＰ平減指數之所以下降，主要是出口商品與生產用的商品價格下跌，但這些與民生關係不大，市民絕不會感到消費便宜了這麼多。在同一時期，更能反映民生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只是輕微下降了百分之三點一，對名義收入的購買力影響不大。
物價以外，ＧＤＰ的增長部分原因是人口上升了百分之八，但這樣一來，人均收入便被分薄，增長率又再減少。更有甚者，在這段時間內，每個住戶平均人數從三點三人減至二點九人，意味香港的住戶數目大幅上升。我們若把上述種種因素都考慮在內，可輕易算出，二○○九年每個住戶的平均名義收入比一九九七年並未有任何上升，而是下降了百分之二點三四！
貧富差距沒有惡化
換言之，住戶名義收入的中位數是下跌了，但這並沒有意味財富從低收入人士轉到高收入人士手上，而是整體經濟根本停滯不前！香港貧富差距確是很大，但未有惡化。過去十多年經濟停滯，才是未能使更多人脫貧的元兇。
認為貧富差距擴大了的另一論據是，最低收入的百分之五的僱員入息比一九九七年下降了，但最高收入的百分之五人口收入尚有所上升。對於後者，我們應視作好事。社會中有一部分人比前更懂得利用全球化所帶來的機會而提升了自己的收入，值得慶賀。但為什麼位處最低層的百分之五人口似乎收入沒有改善？這才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答案其實頗為簡單，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是現在多了人不是全職工作。例如，去年年底，每周工作少於二十小時的職工，比二○○○年年底急增了百分之八十八。Part-time工作的人增加，低入息的職工自然上升。
第二，政府統計數字中的僱員收入，並未包括僱主對強積金的供款。強積金在二○○○年開始，僱主要把僱員百分之五的薪酬轉移到強積金中，慢慢地自會把僱員每月支取的工資減少百分之五以作補償。
第三，一九九八年至二○○四年香港通縮，物價向下，水降船低，工資也有下調壓力。香港經濟的谷底在二○○三、○四年間，低收入人士入息的谷底也在同一時候。經濟前幾年回升，低收入人士的入息也隨輕微反彈。去年經濟下滑，他們的收入也一度回軟。
基尼系數原地踏步
按上面的論斷，經濟停滯同時也引致了收入分布不動如山。事實是否也大致如此？政府統計處在二○○七年發表了一份《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主題報告，估算了幾種不同的「基尼系數」【註】。若按住戶的稅前收入來算，二○○六年的「基尼系數」是○點五三三，用稅後入息計則是○點五二一。但因為有些住戶得到了大量的房屋醫療等福利，有些則沒有，對此作了調整後，「基尼系數」變成零點四七五。
又因為有些住戶收入高但人數多，有些則收入低但人數也少，單是比較收入不理人數會不公平，所以政府對此再作調整。二○○六年經過這些調整的「基尼系數」最終估算為○點四二七，比一九九六年同樣經過調整的○點四二九還輕微下降了。這兩個統計數字正好印證了用以量度結局平等的「基尼系數」基本上不變，香港的收入分布十年來沒有惡化，而是原地踏步。
收入分布總體無大變，並不等於不同人等的相對收入全部毫無異動。例如，政府數據中有顯示部分大專畢業生月薪只有五千到七千元，這點反映了教育政策失敗，部分副學士課程甚至是學位課程並未能提供社會所需的技能，市場變相不承認這些學歷。政府若不檢討整個制度及增加教育資源，問題恐怕不會解決。
持續增長方能對症下藥
又有一種說法，認為收入分布就算沒有惡化，但財富或資產的分布十餘年間已有巨大變化。這點也許是正確的，但我懷疑中間頗有水分。香港的股票總值十多年來增長了幾倍，至為驚人，但這些升幅主要來自新的公司來港上市集資，買這些股票的也不一定是港人。真正股價的升幅，從九七高峰期的一萬六千八百點到現在，十多年內尚不足百分之三十。房屋價格現在亦只是九七時的七成七左右，尚未「返回家鄉」。除了少數超級富豪外（他們可能在中國的市場獲利甚豐），香港的高收入人士資產未必有重大收益。
香港高企於○點四二七的「基尼系數」當然沒有任何值得慶賀之處。事實上，有識之士都知道香港有個短期內難以解決的死結，便是每年有五萬名教育及生產力背景偏低的新移民到港定居。一些窮人往上流動了，又有新的一批抵達，如何了結？上周我討論中國收入分布的文章中曾指出，中國也不斷有大批農民移居城市，但中國經濟增長每年超過百分之八，才可不斷創造職位，社會矛盾才沒有這麼尖銳。香港十多年來住戶名義收入不加反減，沒有經濟增長的帶動，收入分布未曾改善，大家等得久了，終會焦慮。推動經濟持續增長，才是對症下藥的方法。
註︰有讀者來信指正，Gini Coefficient 不應譯作堅尼系數，因發音不對。此點我同意。
「堅」不論是普通話還是粵語發音都不對。大陸用基尼系數，普通話發音可以，粵音則不對。可能較好的譯法是「支尼系數」，國粵音皆對。但約定俗成，還是用基尼系數最適合。
日前我曾在一個以中學經濟老師為對象的演講中使用過比本文更詳盡的數據及其推導，讀者若有興趣，可通過電郵向我索取power points。
2010年4月21日 星期三
Benjamin Graham價值投資法
投資學堂：股神師傅授揀藍籌要訣2010年04月21日
上回談到股神畢菲特的師傅 Benjamin Graham，他在歐美亦被稱為價值投資法之父。 Graham曾指出小投資者的優勢是，當市況不濟時大可沽貨離場，一股不留，待市況好轉時才再入市，但一般基金卻沒有這優勢，即使市況不佳時，亦不能一股也沒有。
早年 Graham特別設計了一套揀股準則給保守的投資者（ Defensive Investor），今日不妨一談。（順帶一題， Graham所講的 Defensive Investor，是指沒有太多時間研究股份的投資者。）
Graham一向較喜愛大型藍籌股，故他在揀選股份時會首先關注三點，分別是股份的市值、營業額及總資產值。而他認為保守的投資者應避免投資一些營業額及總資產值太小的企業。
在揀選股份時， Graham份外關注企業的財政狀況，而他認為企業的流動比率（ Current Ratio）最少要高於 2倍，即（流動資產/流動負債）最少大於 2。至於企業長期負債方面， Graham認為長期負債不宜高於淨流動資產，他更指出企業負債不應高於總賬面值的兩倍。
盈利層面方面， Graham建議保守的投資者，應揀選一些在過去十年有「正」盈利的企業，即連續 10年皆沒有出現虧損。但經歷了早年的金融海嘯，連續 10年皆賺錢的企業已不易找，故近年美國投資者已將此項改為連續 7年皆有「正」盈利的企業。除了盈利外， Graham亦要求企業有長期派發股息紀錄，而他所指的長期派發股息紀錄並非一兩年，而是 10年以上。筆者察覺在港股中，除了公用股如港燈（ 006）外，恒生（ 011）亦有頗長久派發股息紀錄。
其次在每年的盈利增幅方面， Graham認為企業每年的盈利增幅應高於 3%，主因是這水平大致與長期通脹相若。簡單來講 Graham要求企業的平均盈利與長期通脹相若。
市盈率（ PE）方面， Graham認為股份在過去 3年的平均 PE，不宜高於 15倍，同時他希望其投資組合的平均 PE大約處於 12至 13倍以內。其次便是市賬率（ PB），他認為市賬率宜在 1.5倍之內。但 Graham認為低 PE的股份可享有較高的 PB，故他建議投資者以 PE乘以 PB，而總數不高於 22.5。以恒生為例，其 PE及 PB分別為 15.7及 3.6倍，兩者相乘為 56.5，這便高於 Graham建議的 22.5了。
上回談到股神畢菲特的師傅 Benjamin Graham，他在歐美亦被稱為價值投資法之父。 Graham曾指出小投資者的優勢是，當市況不濟時大可沽貨離場，一股不留，待市況好轉時才再入市，但一般基金卻沒有這優勢，即使市況不佳時，亦不能一股也沒有。
早年 Graham特別設計了一套揀股準則給保守的投資者（ Defensive Investor），今日不妨一談。（順帶一題， Graham所講的 Defensive Investor，是指沒有太多時間研究股份的投資者。）
Graham一向較喜愛大型藍籌股，故他在揀選股份時會首先關注三點，分別是股份的市值、營業額及總資產值。而他認為保守的投資者應避免投資一些營業額及總資產值太小的企業。
在揀選股份時， Graham份外關注企業的財政狀況，而他認為企業的流動比率（ Current Ratio）最少要高於 2倍，即（流動資產/流動負債）最少大於 2。至於企業長期負債方面， Graham認為長期負債不宜高於淨流動資產，他更指出企業負債不應高於總賬面值的兩倍。
盈利層面方面， Graham建議保守的投資者，應揀選一些在過去十年有「正」盈利的企業，即連續 10年皆沒有出現虧損。但經歷了早年的金融海嘯，連續 10年皆賺錢的企業已不易找，故近年美國投資者已將此項改為連續 7年皆有「正」盈利的企業。除了盈利外， Graham亦要求企業有長期派發股息紀錄，而他所指的長期派發股息紀錄並非一兩年，而是 10年以上。筆者察覺在港股中，除了公用股如港燈（ 006）外，恒生（ 011）亦有頗長久派發股息紀錄。
其次在每年的盈利增幅方面， Graham認為企業每年的盈利增幅應高於 3%，主因是這水平大致與長期通脹相若。簡單來講 Graham要求企業的平均盈利與長期通脹相若。
市盈率（ PE）方面， Graham認為股份在過去 3年的平均 PE，不宜高於 15倍，同時他希望其投資組合的平均 PE大約處於 12至 13倍以內。其次便是市賬率（ PB），他認為市賬率宜在 1.5倍之內。但 Graham認為低 PE的股份可享有較高的 PB，故他建議投資者以 PE乘以 PB，而總數不高於 22.5。以恒生為例，其 PE及 PB分別為 15.7及 3.6倍，兩者相乘為 56.5，這便高於 Graham建議的 22.5了。
2010年4月15日 星期四
左翼天使的蛻變_安哲羅普洛斯
信報財經新聞
P40 | 文化 | 熒幕焦點 | By 陳浩勤 2010-04-15
四個三重奏 ——左翼天使的蛻變
「當今世界比以往更需要電影。電影或許是最後一種方式去抗衡日益腐朽的社會。眼於國界、邊境、現代多元的語言和文化，我試覓新的人道精神、新的出路。」——安哲羅普洛斯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迄今有長片十三部，剔去首作《重現》與《亞歷山大大帝》，其他作品都可納入不同的三部曲系統。《三六年的歲月》、《流浪藝人》與《獵人》構成「近代史三部曲」，以批判角度述希臘政治史。《塞瑟島之旅》、《養蜂人》與《霧中風景》構成「沉默三部曲」。《塞》是「歷史之沉默」、《養》是「愛之沉默」、《霧》是「神之沉默」。《鸛鳥踟躕》、《尤利西斯的凝望》與《一生何求》構成「邊界三部曲」。《鸛》講地理上「國境邊界」、《尤》以電影、種族、語言帶出「文化邊界」，《一》以瀕死詩人道出「生命邊界」。2004年《悲傷草原》打從一開始已是三部曲計劃，寫某女子的二十世紀，「新三部曲」至今來到第二部《時光微塵》。
不同時期演化蛻變
詩人奧登曾提出重要與次要詩人的區別在於，面對大詩人兩首不同年代的作品，應可馬上指出時序先後，而次要詩人的作品則不能。誠然，最優秀的作者該有不同時期的演化蛻變。這意味作者會反覆自我推敲、要求進步，而不滿足於滯留一個階段的成就，才是頂尖的藝術家。若將此標準放在安哲身上，我們不但看到他在首三部曲至新三部曲有創作理念之變，而且這個變是向大同、向理想、向更崇高的人道精神發展。要簡述這個變化，可將「近代史三部曲」與「新三部曲」稍作並列比對。
「近代史三部曲」採取左傾角度，追溯1936年至1977年的朝政興迭。安哲這時期的創作理念是全面認同希臘的左翼共產黨以及內戰時期的反政府軍，認為他們是正義之師，相反，執政的右派和獨裁者是腐敗、殘暴不仁的。「近代史三部曲」中之左右壁壘分明猶如正邪對立。
被遺忘又說不得的希臘史
《三》借一次囚犯挾持探監的右派國會議員事件，諷刺當權派軟弱無能，單是一個囚徒已令政府癱瘓，束手無策，尖銳地披露當權者唯一能辦到的竟是滅口。《流》是希臘第一部以非官方口徑描寫二戰至內戰歷史的電影。至七十年代，內戰的反政府軍與共黨一直被定性為叛亂分子，但《流》卻以游擊隊員為主角，描寫他們如何被打壓、主角Orestes因堅持信念而光榮殉難。相反右派政府則是以強姦逼供、拿敵軍首級示眾的暴徒。
《獵》講述一班右派分子因打獵時拾獲一具游擊隊成員的屍體而憶起內戰以後的舊事。片中用近乎布紐爾式的戲謔嘲弄，勾起角色對自己所作所為的罪咎感，暴露他們偽善的醜態與尷尬。總括來說，首三部曲是站在客觀抽離角度，重組一段被遺忘又說不得的希臘史，清晰指出不同政治團體的本質。一直到《悲傷草原》，表面上安哲還沿用長鏡頭、複雜的攝影機移動與調度，講的是同一段歷史，但他在「新三部曲」所關心的議題，已經與首三部曲有很大分別。
雖然《悲》以1919至1949年的歷史作背景，但當中有許多情節都不是與當時的時局直接有關。如男女主角私奔、組織樂隊到餐館賣藝、水上弔喪等都是脫離了歷史脈胳。又或一些間接與時代有關的劇情，如男主角赴美謀生，與妻子Eleni碼頭訣別，雖然觸及三十年代大量希臘人遷美尋夢的社會史片段，但這場戲重點是二人的生離即死別，上了船，Eleni今生今世都不可能再奢望見情人一面。那個毛領巾的特寫，就是要強調兩人延綿的串串相思，用絲線實化跨越此岸與彼邦（甚至生死）的斷腸牽掛。歷史在這裏淪為很次要的背景資料。相反，在《流》中幾乎所有劇情都是與時代背景緊扣的，如Agamemnon被出賣然後槍斃、流浪藝人被納粹德軍逮捕，最後關頭得希臘軍打救、新年舞會上左右兩派以歌曲鬥法。若不明白當時歷史，是甚難理解這些段落的。
另外，「新三部曲」裏安哲對各派政治勢力的取態亦有大轉變。《悲》中Eleni的兒子Yannis與Yorgis長大後分別參加政府軍與反政府游擊隊，尾段一幕正是兩兄弟在戰場中間的山坡重逢。同為手足，他們緊緊擁抱又握對方的手，足證二人之情深。離開時，他們高舉槍枝才緩緩後退，表示不乘人之危。安哲對雙方的描寫都很正面，是可敬的戰士、有節氣的君子，同根相煎，絕不是誰對誰錯，而是碰巧兩人想法不同而已。
從上例可略見安哲在「新三部曲」已由原本的挺左立場轉向一種以人道精神為本的創作理念，重視人情多於政治意識或歷史評論。兄弟互鬥，最痛苦的必然是母親Eleni。所以《悲》的結局不是各政治團體的勝或敗，而是Eleni喪盡親眷後動天地感鬼神的哀號。安哲撫慰的不止是這個希臘女人的傷痛，同時亦是千千萬萬希臘以至全球戰後寡婦的命運。他將早年關心國家「特定」歷史的情懷推展至關懷人類感情中的「共同性」。
第三翼是唯一的烏托邦
《時光微塵》將這種摒棄意識形態的觀念再推前一步。片中不時出現有關「第三翼」的對白╱圖案，「第三翼」這意象來自安哲羅普洛斯寫的一首詩，詩中末句是「第三翼是唯一的烏托邦」。第三翼，就是左翼與右翼以外的另一出路。假如人類文明還有未來的話，安哲會認為那未來需要非左翼共產又非右翼資本主義的思想，那會是一個以愛、關懷、希望為綱領的美麗新世界。
二十世紀的歷史，不啻是左右翼鬥爭的紀錄，由奧德薩階梯到柏林蒼穹下，哪處不是充斥意識形態主導的痕？《時》中的三位長者Spyros、Jacob、Eleni正是因冷戰而流離失所，無法與心愛的穩定安居。安哲心中的二十一世紀，就是要告別這些分黨分派的對立，以人與人之間的互愛取代紛爭。
《時》結局是Spyros與孫女Eleni於勃蘭登堡門下，愉快地在雪上奔走。他們要趕往的，是新千禧年的慶典。這情景在《霧》亦曾出現在兩姊弟身上，正是純真的象徵。我們不得而知他倆的二十一世紀是否快樂，但起碼他們的精神是樂觀的，安哲對新世紀，也是充滿希冀的。安哲羅普洛斯的創作心靈，由獨裁希臘到新歐洲，從主張左翼共產到追求蘊藏在每人心裏的優良品質，越過了世紀末大限，仍對人性抱有信心，豈不可貴？
P40 | 文化 | 熒幕焦點 | By 陳浩勤 2010-04-15
四個三重奏 ——左翼天使的蛻變
「當今世界比以往更需要電影。電影或許是最後一種方式去抗衡日益腐朽的社會。眼於國界、邊境、現代多元的語言和文化，我試覓新的人道精神、新的出路。」——安哲羅普洛斯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迄今有長片十三部，剔去首作《重現》與《亞歷山大大帝》，其他作品都可納入不同的三部曲系統。《三六年的歲月》、《流浪藝人》與《獵人》構成「近代史三部曲」，以批判角度述希臘政治史。《塞瑟島之旅》、《養蜂人》與《霧中風景》構成「沉默三部曲」。《塞》是「歷史之沉默」、《養》是「愛之沉默」、《霧》是「神之沉默」。《鸛鳥踟躕》、《尤利西斯的凝望》與《一生何求》構成「邊界三部曲」。《鸛》講地理上「國境邊界」、《尤》以電影、種族、語言帶出「文化邊界」，《一》以瀕死詩人道出「生命邊界」。2004年《悲傷草原》打從一開始已是三部曲計劃，寫某女子的二十世紀，「新三部曲」至今來到第二部《時光微塵》。
不同時期演化蛻變
詩人奧登曾提出重要與次要詩人的區別在於，面對大詩人兩首不同年代的作品，應可馬上指出時序先後，而次要詩人的作品則不能。誠然，最優秀的作者該有不同時期的演化蛻變。這意味作者會反覆自我推敲、要求進步，而不滿足於滯留一個階段的成就，才是頂尖的藝術家。若將此標準放在安哲身上，我們不但看到他在首三部曲至新三部曲有創作理念之變，而且這個變是向大同、向理想、向更崇高的人道精神發展。要簡述這個變化，可將「近代史三部曲」與「新三部曲」稍作並列比對。
「近代史三部曲」採取左傾角度，追溯1936年至1977年的朝政興迭。安哲這時期的創作理念是全面認同希臘的左翼共產黨以及內戰時期的反政府軍，認為他們是正義之師，相反，執政的右派和獨裁者是腐敗、殘暴不仁的。「近代史三部曲」中之左右壁壘分明猶如正邪對立。
被遺忘又說不得的希臘史
《三》借一次囚犯挾持探監的右派國會議員事件，諷刺當權派軟弱無能，單是一個囚徒已令政府癱瘓，束手無策，尖銳地披露當權者唯一能辦到的竟是滅口。《流》是希臘第一部以非官方口徑描寫二戰至內戰歷史的電影。至七十年代，內戰的反政府軍與共黨一直被定性為叛亂分子，但《流》卻以游擊隊員為主角，描寫他們如何被打壓、主角Orestes因堅持信念而光榮殉難。相反右派政府則是以強姦逼供、拿敵軍首級示眾的暴徒。
《獵》講述一班右派分子因打獵時拾獲一具游擊隊成員的屍體而憶起內戰以後的舊事。片中用近乎布紐爾式的戲謔嘲弄，勾起角色對自己所作所為的罪咎感，暴露他們偽善的醜態與尷尬。總括來說，首三部曲是站在客觀抽離角度，重組一段被遺忘又說不得的希臘史，清晰指出不同政治團體的本質。一直到《悲傷草原》，表面上安哲還沿用長鏡頭、複雜的攝影機移動與調度，講的是同一段歷史，但他在「新三部曲」所關心的議題，已經與首三部曲有很大分別。
雖然《悲》以1919至1949年的歷史作背景，但當中有許多情節都不是與當時的時局直接有關。如男女主角私奔、組織樂隊到餐館賣藝、水上弔喪等都是脫離了歷史脈胳。又或一些間接與時代有關的劇情，如男主角赴美謀生，與妻子Eleni碼頭訣別，雖然觸及三十年代大量希臘人遷美尋夢的社會史片段，但這場戲重點是二人的生離即死別，上了船，Eleni今生今世都不可能再奢望見情人一面。那個毛領巾的特寫，就是要強調兩人延綿的串串相思，用絲線實化跨越此岸與彼邦（甚至生死）的斷腸牽掛。歷史在這裏淪為很次要的背景資料。相反，在《流》中幾乎所有劇情都是與時代背景緊扣的，如Agamemnon被出賣然後槍斃、流浪藝人被納粹德軍逮捕，最後關頭得希臘軍打救、新年舞會上左右兩派以歌曲鬥法。若不明白當時歷史，是甚難理解這些段落的。
另外，「新三部曲」裏安哲對各派政治勢力的取態亦有大轉變。《悲》中Eleni的兒子Yannis與Yorgis長大後分別參加政府軍與反政府游擊隊，尾段一幕正是兩兄弟在戰場中間的山坡重逢。同為手足，他們緊緊擁抱又握對方的手，足證二人之情深。離開時，他們高舉槍枝才緩緩後退，表示不乘人之危。安哲對雙方的描寫都很正面，是可敬的戰士、有節氣的君子，同根相煎，絕不是誰對誰錯，而是碰巧兩人想法不同而已。
從上例可略見安哲在「新三部曲」已由原本的挺左立場轉向一種以人道精神為本的創作理念，重視人情多於政治意識或歷史評論。兄弟互鬥，最痛苦的必然是母親Eleni。所以《悲》的結局不是各政治團體的勝或敗，而是Eleni喪盡親眷後動天地感鬼神的哀號。安哲撫慰的不止是這個希臘女人的傷痛，同時亦是千千萬萬希臘以至全球戰後寡婦的命運。他將早年關心國家「特定」歷史的情懷推展至關懷人類感情中的「共同性」。
第三翼是唯一的烏托邦
《時光微塵》將這種摒棄意識形態的觀念再推前一步。片中不時出現有關「第三翼」的對白╱圖案，「第三翼」這意象來自安哲羅普洛斯寫的一首詩，詩中末句是「第三翼是唯一的烏托邦」。第三翼，就是左翼與右翼以外的另一出路。假如人類文明還有未來的話，安哲會認為那未來需要非左翼共產又非右翼資本主義的思想，那會是一個以愛、關懷、希望為綱領的美麗新世界。
二十世紀的歷史，不啻是左右翼鬥爭的紀錄，由奧德薩階梯到柏林蒼穹下，哪處不是充斥意識形態主導的痕？《時》中的三位長者Spyros、Jacob、Eleni正是因冷戰而流離失所，無法與心愛的穩定安居。安哲心中的二十一世紀，就是要告別這些分黨分派的對立，以人與人之間的互愛取代紛爭。
《時》結局是Spyros與孫女Eleni於勃蘭登堡門下，愉快地在雪上奔走。他們要趕往的，是新千禧年的慶典。這情景在《霧》亦曾出現在兩姊弟身上，正是純真的象徵。我們不得而知他倆的二十一世紀是否快樂，但起碼他們的精神是樂觀的，安哲對新世紀，也是充滿希冀的。安哲羅普洛斯的創作心靈，由獨裁希臘到新歐洲，從主張左翼共產到追求蘊藏在每人心裏的優良品質，越過了世紀末大限，仍對人性抱有信心，豈不可貴？
窮家孩子難脫貧
信報財經新聞
P14 | 時事評論 | 厚生經營 | By 周永新 2010-04-15
窮家孩子難脫貧
三月中，策略發展委員會召開了新一屆首次專題會議，討論的是近日為大家關注的社會流動問題。題目受關注，原因是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後，十多年來，大家都覺得社會突然停頓下來︰雖然香港的生產總值仍有增長，但除高薪人士外，大部分打工仔薪酬沒有增加，而最使人氣餒的是，自己份工愈來愈不穩固，隨時會被炒，過往到處都是機會的情景不復再；現在打工仔最重要是抓緊份工，有固定收入，不讓自己往下流動，成為Ｍ型社會的犧牲品。
「八十後」的興起，社會流動的討論更熾烈，對現象的眾多解釋中，最為人樂道的是，今天年輕人沒有以前那麼多機會。「八十後」對這種解釋並不接受，但香港經濟發展這麼成熟，年輕人要創業，要在職位上更上一層樓，要發展自己的事業，要盡快賺得「第一桶金」，談何容易？
欠缺流動一潭死水
香港是否就是這樣停滯不前？過往到處都是機會的情況是否一去不復返？誰也說不準︰有意見認為香港應發展自己獨有的優勢產業，為年輕人創造更多增值職位；有意見認為專業人士應北上發展，騰出職位給年輕人上位；有意見認為政府應營造條件協助年輕人發展所長。以上建議有效嗎？只有等待歷史來驗證。
但政府決不能忽視社會流動的重要性︰如果打工仔看不到餘下日子有薪水加，勤奮的盡一己本分，懶一點的便不再拚搏了；如果做生意的看不到發展機會，安分的努力守業，其他或以炒賣為生；如果剛剛出來工作的畢業生看不到前路，對自己有信心的腳踏實地開創未來，一些難免自暴自棄。
總之，社會欠缺流動，環境就如一潭死水，就算有人上升，只屬少數有特殊條件和背景的人士，這樣社會怎會沒有怨氣？市民怎會認為政府的政策公平？怎會相信政府沒有偏幫財團？
回說策發會關於社會流動的討論。提交的文件主要分析從一九九八年至二○○八年薪酬的分布︰研究顯示百分之四十七工人的薪酬沒有變動，百分之三十三向上移動，百分之二十向下。此外，研究發現薪酬上升的行業包括金融、保險、地產及商業服務，下跌最大的有建築、機械操作及裝配；而年紀較大（特別是女性）、只有小學或以下學歷、欠缺技能的工人，薪酬一般屬於最低的五分之一。
大學畢業未必好景
總括而言，回歸後的十年，差不多一半工人得到的薪酬文風不動，三分之一有上升，兩成下跌︰情況是除非從事金融及商貿行業，薪金難有攀升的機會，而年紀大又沒有學歷和技能的，只能賺取微薄薪酬，很多時連份工也保不住。
研究還分析了幾項與社會流動有關的元素，第一是教育。中國人社會都深信教育可使人上升至較高階層，正是「書中自有黃金屋」，一旦金榜高中，哪怕日後沒有光明前景？在大學任教三十多年，早二十年，我發覺大學畢業的一般都有好日子過，連他們的父母也會因子女而提升自己的生活；最近十多年，情況改變了，中產的父母只怕自己大學畢業的子女往下流動。
教育對階級流動的影響雖不如前，但策發會的文件認為，教育仍是使人向上或向下流動的重要元素。大致上，父母的教育水平愈高，子女愈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父母的教育水平較低，子女能夠達到的學歷也較低。舉例而言，父親有大學學位的，兒子完成學位課程的佔百分之七十四；父親只有小學教育程度的，兒子擁有學士學位的只佔百分之二十。
這樣的結果並不出奇：現在擁有學士學位的父母，應在一九七八年推行九年免費教育之前受教育，那時能夠完成學位課程的，學業成績應較理想，對子女的期望和要求亦較高。相反地，如果父母沒有學位，怎敢對子女有奢望？
研究還分析了教育水平與跨代貧窮的關係，但結論卻不是我們能認同的。研究顯示︰最低薪酬的百分之二十的男性工人，有百分之十八和百分之二十六的子和女同樣屬於最低薪酬的百分之二十；女性工人方面，同屬於最低薪酬的子和女分別是百分之十七及百分之二十三。簡單一點來說，最低薪的百分之二十的工人，他們的子女同樣低薪的約有兩成至四分之一。策發會的文件據此認為跨代貧窮並不成立。
家庭決定孩童成就
這樣的結論明顯有偏差︰首先，中年的父母怎可與年輕的子女在薪酬上作比較？如果二三十歲的年輕人，賺的錢與低薪的父母差不多，他們看來十分差勁；至於其餘約四分之三的子女，薪酬比父母高是意料中事，況且年輕一輩有接受免費教育的機會。現在實情是有四分之一低薪工人的子女賺的與父母相若，是十分可悲的現象，怎可說跨代貧窮不存在？
如果真的要比較，並不是窮的子女與窮的父母比較，而是窮的年輕人與收入中上的年輕人比較，這樣便會看到父母的教育水平對子女的影響何等重要，家庭對孩童日後的成就及向上流動又起何等決定性的作用。要清楚明白，還得親身訪問貧窮家庭的子女，他們從父母得到多少啟發？窮孩子得到的正規教育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得到家庭怎樣的栽培？貧窮家庭的孩子要脫貧何等困難啊！
除教育外，其他與社會流動有關的元素，下次再談。
P14 | 時事評論 | 厚生經營 | By 周永新 2010-04-15
窮家孩子難脫貧
三月中，策略發展委員會召開了新一屆首次專題會議，討論的是近日為大家關注的社會流動問題。題目受關注，原因是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後，十多年來，大家都覺得社會突然停頓下來︰雖然香港的生產總值仍有增長，但除高薪人士外，大部分打工仔薪酬沒有增加，而最使人氣餒的是，自己份工愈來愈不穩固，隨時會被炒，過往到處都是機會的情景不復再；現在打工仔最重要是抓緊份工，有固定收入，不讓自己往下流動，成為Ｍ型社會的犧牲品。
「八十後」的興起，社會流動的討論更熾烈，對現象的眾多解釋中，最為人樂道的是，今天年輕人沒有以前那麼多機會。「八十後」對這種解釋並不接受，但香港經濟發展這麼成熟，年輕人要創業，要在職位上更上一層樓，要發展自己的事業，要盡快賺得「第一桶金」，談何容易？
欠缺流動一潭死水
香港是否就是這樣停滯不前？過往到處都是機會的情況是否一去不復返？誰也說不準︰有意見認為香港應發展自己獨有的優勢產業，為年輕人創造更多增值職位；有意見認為專業人士應北上發展，騰出職位給年輕人上位；有意見認為政府應營造條件協助年輕人發展所長。以上建議有效嗎？只有等待歷史來驗證。
但政府決不能忽視社會流動的重要性︰如果打工仔看不到餘下日子有薪水加，勤奮的盡一己本分，懶一點的便不再拚搏了；如果做生意的看不到發展機會，安分的努力守業，其他或以炒賣為生；如果剛剛出來工作的畢業生看不到前路，對自己有信心的腳踏實地開創未來，一些難免自暴自棄。
總之，社會欠缺流動，環境就如一潭死水，就算有人上升，只屬少數有特殊條件和背景的人士，這樣社會怎會沒有怨氣？市民怎會認為政府的政策公平？怎會相信政府沒有偏幫財團？
回說策發會關於社會流動的討論。提交的文件主要分析從一九九八年至二○○八年薪酬的分布︰研究顯示百分之四十七工人的薪酬沒有變動，百分之三十三向上移動，百分之二十向下。此外，研究發現薪酬上升的行業包括金融、保險、地產及商業服務，下跌最大的有建築、機械操作及裝配；而年紀較大（特別是女性）、只有小學或以下學歷、欠缺技能的工人，薪酬一般屬於最低的五分之一。
大學畢業未必好景
總括而言，回歸後的十年，差不多一半工人得到的薪酬文風不動，三分之一有上升，兩成下跌︰情況是除非從事金融及商貿行業，薪金難有攀升的機會，而年紀大又沒有學歷和技能的，只能賺取微薄薪酬，很多時連份工也保不住。
研究還分析了幾項與社會流動有關的元素，第一是教育。中國人社會都深信教育可使人上升至較高階層，正是「書中自有黃金屋」，一旦金榜高中，哪怕日後沒有光明前景？在大學任教三十多年，早二十年，我發覺大學畢業的一般都有好日子過，連他們的父母也會因子女而提升自己的生活；最近十多年，情況改變了，中產的父母只怕自己大學畢業的子女往下流動。
教育對階級流動的影響雖不如前，但策發會的文件認為，教育仍是使人向上或向下流動的重要元素。大致上，父母的教育水平愈高，子女愈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父母的教育水平較低，子女能夠達到的學歷也較低。舉例而言，父親有大學學位的，兒子完成學位課程的佔百分之七十四；父親只有小學教育程度的，兒子擁有學士學位的只佔百分之二十。
這樣的結果並不出奇：現在擁有學士學位的父母，應在一九七八年推行九年免費教育之前受教育，那時能夠完成學位課程的，學業成績應較理想，對子女的期望和要求亦較高。相反地，如果父母沒有學位，怎敢對子女有奢望？
研究還分析了教育水平與跨代貧窮的關係，但結論卻不是我們能認同的。研究顯示︰最低薪酬的百分之二十的男性工人，有百分之十八和百分之二十六的子和女同樣屬於最低薪酬的百分之二十；女性工人方面，同屬於最低薪酬的子和女分別是百分之十七及百分之二十三。簡單一點來說，最低薪的百分之二十的工人，他們的子女同樣低薪的約有兩成至四分之一。策發會的文件據此認為跨代貧窮並不成立。
家庭決定孩童成就
這樣的結論明顯有偏差︰首先，中年的父母怎可與年輕的子女在薪酬上作比較？如果二三十歲的年輕人，賺的錢與低薪的父母差不多，他們看來十分差勁；至於其餘約四分之三的子女，薪酬比父母高是意料中事，況且年輕一輩有接受免費教育的機會。現在實情是有四分之一低薪工人的子女賺的與父母相若，是十分可悲的現象，怎可說跨代貧窮不存在？
如果真的要比較，並不是窮的子女與窮的父母比較，而是窮的年輕人與收入中上的年輕人比較，這樣便會看到父母的教育水平對子女的影響何等重要，家庭對孩童日後的成就及向上流動又起何等決定性的作用。要清楚明白，還得親身訪問貧窮家庭的子女，他們從父母得到多少啟發？窮孩子得到的正規教育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得到家庭怎樣的栽培？貧窮家庭的孩子要脫貧何等困難啊！
除教育外，其他與社會流動有關的元素，下次再談。
2010年4月9日 星期五
Stanley Milgram 1963年發表研究人的「服從性」實驗
信報
P34 | 副刊 | 科學角度 | By Nick Lee 2010-04-08
草菅人命的心理實驗
某年某日，我來到香港大學紐魯詩樓心理學系，參與一個心理實驗。房間裏，坐我與另一位男士，他看似平易近人，正當我想打開話匣子之際，一位木無表情的研究員走進來，在桌子對面坐下。他先給我們各300元作為報酬，並說明接下來的實驗無論進展如何，這300元都是屬於我們的。
「這實驗旨在研究懲罰對學習的作用，我們對這方面所知甚少，例如我們仍未知道什麼程度的懲罰對學習最有幫助，懲罰由誰人施予效果最好呢，等等。這次實驗邀請了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成年人參與，實驗裏，一位負責『教』，一位負責『學』；我們想知道的是，各人在不同環境下的反應怎樣，及懲罰如何有助學習。你們倆，一位扮演教師，一位扮演學生；這個袋內有兩張紙條，誰當哪個角色，抽籤決定。」研究員把袋遞向我，我抽出的紙條寫「教」。
學習與懲罰測試
研究員帶我和我的「學生」往另一間房，房內有一張類似「電椅」的東西。學生坐下，雙手被綁在椅子上，手腕貼上電極。「我們以觸電作為懲罰，綁是為了不讓你被電擊時反應過大，也為確保你不能逃避懲罰。現在我替你塗些藥膏，避免起和燒傷。」研究員在學生手腕邊塗邊說。「不用擔心，觸電可能非常痛，但肯定不會造成任何傷害。」但我半信半疑。
研究員繼續指示學生：「一會兒，我和他會走到隔壁的房間，你會從這個揚聲器聽到老師讀出一段文字，然後問一些問題，所有問題都是選擇題，你便用椅前這四個掣回答，我們在隔壁能夠知道你按了哪一個掣。每逢答錯，你便會觸電一次。」學生有點遲疑。研究員冷冰冰地說：「觸電可能非常痛，但不必擔心，不會對你造成任何傷害的。」學生點點頭。
研究員和我一起進入隔壁房間，桌子上放一個四方盒般的精密儀器，打磨得閃閃發光。走近看，儀器有三十個掣，最左邊那個寫「15 volts」，最右邊那個寫「450 Volts」，每個掣以15伏特遞進。數字以外，也有文字標籤；從左至右，每四個掣一組，分別是：輕度（Slight Shock）、中等（Moderate Shock）、強烈（Strong Shock）、高度強烈（Very Strong Shock）、非常強烈（Intense Shock）、極度強烈（Extreme Intensity Shock）、危險：嚴峻（Danger: Severe Shock）；最後兩個掣以「XXX」標籤。儀器左上角刻「Shock Generator, Output 15 Volts - 450 Volts」，還有廠名和地址。
研究員拿出一疊紙，說：「這是你將要讀的文字和問題。電擊器上方的四顆小燈顯示他的答案，答對便繼續，答錯便『電』他一下。每次電壓都要加大一級，即是你每次按掣都要右移一個掣。正式開始前，為了確保儀器運作正常，你願不願意用 45伏特電一電自己？」我把電極壓在手腕，向「45 Volts」按下去，儀器發出「吱吱」聲，電壓計的指針向右一擺，我的手腕也頓時觸電，幸好只是 45 伏特。研究員站在一旁，由始至終木無表情。
接受瘋狂電擊指令
實驗開始，隔壁學生的表現不差，但由於電壓有加無減，不覺已經去到「非常強烈」，暗暗替他憂心，心想「你不要再答錯了」。幾題後，他再答錯，我的指頭放在「270 Volts」之上，欲「按」又止。這個「Volt數」，好像已經超過了家用電器所需，可是他身在隔壁，我看不見亦聽不見他的反應。望望研究員，他與我四目交投，不發一言。如果你是我，你會怎樣？我還是按了下去。
不久，「300 Volts」按下，隔壁傳來「」兩聲，像是有人重打牆壁，看來是他表示抗議，研究員沒有理會，示意繼續。
下一條問題，他沒有回答。我問：「是否應該看看他的安危？」研究員冷靜地說：「給他十秒時間，若無回應便當錯。」我愈發猶疑，但最終還是按了下去。這是315伏特。隔壁再傳來「」。此後，儘管電壓再升，他再沒回應，也再沒拍打牆壁，隔室靜得可怖。
他死了？暈了？瘋了？無力呻吟？還是我聽不見？應否繼續下去？
這是港大心理學系，應該不會草菅人命吧？我既然收了錢，是否應該完成實驗呢？若果人人就此作罷，實驗豈不半途而廢？
我的 common sense 去了哪裏？「極度強烈」和「危險」的電壓，怎也不應用來做實驗吧？按「360 volts」之前，我說：「我做不下去了。」「實驗一定要完成，請你繼續，一切後果由我負責。」研究員異常冷靜。
既然我不用負責，好吧……等等，若果不幸真的發生，即使不用負責，我又過意得去嗎？已經360伏特了，出事的話一早已經出事，現在才放棄，有意義嗎？而且他不是說過「不會造成任何傷害」嗎？
如果你是我，你會怎樣？
精心安排的騙局
以上經歷當然是虛構，但這個實驗卻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心理學經典，由 Stanley Milgram 在 1963年發表，研究人的「服從性」。整個實驗其實是一個「騙局」，抽籤是「內定」的，唯一的外來參與者（故事中的「我」）永遠成為操控電擊器的人。那位「不幸」遭電擊的，當然沒有真正觸電，他其實是預先受訓的演員，對問題的回應和對電擊的反應是排練過的。「我」是唯一被蒙在鼓裏的人，實驗的真正目的是看究竟多少人願意服從研究員的指示，電到最後（450伏特）。
如果你是「我」，你可會電450伏特？多數人認為自己不會。
實驗結果：65% 會。這麼多人願意服從一個顯然「不合理」的要求，有點出人意表。
服從，不代表內心好過。很多人都冒汗、手震、口吃，情緒不安、內心掙扎，他們並非沒有良知，只是不知怎的屈從研究員的「淫威」之下。實驗過後，為了安撫參與者，當然會告知真相，那位假裝被電的演員亦會打個招呼，以示和好，總之盡量令參與者離開時得以平服。
65% 是意料之外，一般報道只會提及這個數字，吸引眼球也好，提醒人的黑暗面也好，但又有多少人知道 Milgram運用了很多「技巧」提高參與者的服從性？身為心理學家，Milgram當然知道若要引人注意，必須有些出人意表的實驗結果，因此刻意引進很多提高服從性的「元素」。從學術角度，認識相關因素比知道百分比來得重要。此外，與服從性無關但更加基本的是，盡量營造真實感，令人沒有絲毫懷疑，使「騙局」不被看破。
以上對實驗程序的仔細描述，便有這個用意，大家不如猜猜，實驗裏哪些元素令人更具服從性？哪些元素令實驗更富真實感？每一句說話，每一個人，每一件物件，每一個字，都有可能。潛意識，不容低估。
P34 | 副刊 | 科學角度 | By Nick Lee 2010-04-08
草菅人命的心理實驗
某年某日，我來到香港大學紐魯詩樓心理學系，參與一個心理實驗。房間裏，坐我與另一位男士，他看似平易近人，正當我想打開話匣子之際，一位木無表情的研究員走進來，在桌子對面坐下。他先給我們各300元作為報酬，並說明接下來的實驗無論進展如何，這300元都是屬於我們的。
「這實驗旨在研究懲罰對學習的作用，我們對這方面所知甚少，例如我們仍未知道什麼程度的懲罰對學習最有幫助，懲罰由誰人施予效果最好呢，等等。這次實驗邀請了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成年人參與，實驗裏，一位負責『教』，一位負責『學』；我們想知道的是，各人在不同環境下的反應怎樣，及懲罰如何有助學習。你們倆，一位扮演教師，一位扮演學生；這個袋內有兩張紙條，誰當哪個角色，抽籤決定。」研究員把袋遞向我，我抽出的紙條寫「教」。
學習與懲罰測試
研究員帶我和我的「學生」往另一間房，房內有一張類似「電椅」的東西。學生坐下，雙手被綁在椅子上，手腕貼上電極。「我們以觸電作為懲罰，綁是為了不讓你被電擊時反應過大，也為確保你不能逃避懲罰。現在我替你塗些藥膏，避免起和燒傷。」研究員在學生手腕邊塗邊說。「不用擔心，觸電可能非常痛，但肯定不會造成任何傷害。」但我半信半疑。
研究員繼續指示學生：「一會兒，我和他會走到隔壁的房間，你會從這個揚聲器聽到老師讀出一段文字，然後問一些問題，所有問題都是選擇題，你便用椅前這四個掣回答，我們在隔壁能夠知道你按了哪一個掣。每逢答錯，你便會觸電一次。」學生有點遲疑。研究員冷冰冰地說：「觸電可能非常痛，但不必擔心，不會對你造成任何傷害的。」學生點點頭。
研究員和我一起進入隔壁房間，桌子上放一個四方盒般的精密儀器，打磨得閃閃發光。走近看，儀器有三十個掣，最左邊那個寫「15 volts」，最右邊那個寫「450 Volts」，每個掣以15伏特遞進。數字以外，也有文字標籤；從左至右，每四個掣一組，分別是：輕度（Slight Shock）、中等（Moderate Shock）、強烈（Strong Shock）、高度強烈（Very Strong Shock）、非常強烈（Intense Shock）、極度強烈（Extreme Intensity Shock）、危險：嚴峻（Danger: Severe Shock）；最後兩個掣以「XXX」標籤。儀器左上角刻「Shock Generator, Output 15 Volts - 450 Volts」，還有廠名和地址。
研究員拿出一疊紙，說：「這是你將要讀的文字和問題。電擊器上方的四顆小燈顯示他的答案，答對便繼續，答錯便『電』他一下。每次電壓都要加大一級，即是你每次按掣都要右移一個掣。正式開始前，為了確保儀器運作正常，你願不願意用 45伏特電一電自己？」我把電極壓在手腕，向「45 Volts」按下去，儀器發出「吱吱」聲，電壓計的指針向右一擺，我的手腕也頓時觸電，幸好只是 45 伏特。研究員站在一旁，由始至終木無表情。
接受瘋狂電擊指令
實驗開始，隔壁學生的表現不差，但由於電壓有加無減，不覺已經去到「非常強烈」，暗暗替他憂心，心想「你不要再答錯了」。幾題後，他再答錯，我的指頭放在「270 Volts」之上，欲「按」又止。這個「Volt數」，好像已經超過了家用電器所需，可是他身在隔壁，我看不見亦聽不見他的反應。望望研究員，他與我四目交投，不發一言。如果你是我，你會怎樣？我還是按了下去。
不久，「300 Volts」按下，隔壁傳來「」兩聲，像是有人重打牆壁，看來是他表示抗議，研究員沒有理會，示意繼續。
下一條問題，他沒有回答。我問：「是否應該看看他的安危？」研究員冷靜地說：「給他十秒時間，若無回應便當錯。」我愈發猶疑，但最終還是按了下去。這是315伏特。隔壁再傳來「」。此後，儘管電壓再升，他再沒回應，也再沒拍打牆壁，隔室靜得可怖。
他死了？暈了？瘋了？無力呻吟？還是我聽不見？應否繼續下去？
這是港大心理學系，應該不會草菅人命吧？我既然收了錢，是否應該完成實驗呢？若果人人就此作罷，實驗豈不半途而廢？
我的 common sense 去了哪裏？「極度強烈」和「危險」的電壓，怎也不應用來做實驗吧？按「360 volts」之前，我說：「我做不下去了。」「實驗一定要完成，請你繼續，一切後果由我負責。」研究員異常冷靜。
既然我不用負責，好吧……等等，若果不幸真的發生，即使不用負責，我又過意得去嗎？已經360伏特了，出事的話一早已經出事，現在才放棄，有意義嗎？而且他不是說過「不會造成任何傷害」嗎？
如果你是我，你會怎樣？
精心安排的騙局
以上經歷當然是虛構，但這個實驗卻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心理學經典，由 Stanley Milgram 在 1963年發表，研究人的「服從性」。整個實驗其實是一個「騙局」，抽籤是「內定」的，唯一的外來參與者（故事中的「我」）永遠成為操控電擊器的人。那位「不幸」遭電擊的，當然沒有真正觸電，他其實是預先受訓的演員，對問題的回應和對電擊的反應是排練過的。「我」是唯一被蒙在鼓裏的人，實驗的真正目的是看究竟多少人願意服從研究員的指示，電到最後（450伏特）。
如果你是「我」，你可會電450伏特？多數人認為自己不會。
實驗結果：65% 會。這麼多人願意服從一個顯然「不合理」的要求，有點出人意表。
服從，不代表內心好過。很多人都冒汗、手震、口吃，情緒不安、內心掙扎，他們並非沒有良知，只是不知怎的屈從研究員的「淫威」之下。實驗過後，為了安撫參與者，當然會告知真相，那位假裝被電的演員亦會打個招呼，以示和好，總之盡量令參與者離開時得以平服。
65% 是意料之外，一般報道只會提及這個數字，吸引眼球也好，提醒人的黑暗面也好，但又有多少人知道 Milgram運用了很多「技巧」提高參與者的服從性？身為心理學家，Milgram當然知道若要引人注意，必須有些出人意表的實驗結果，因此刻意引進很多提高服從性的「元素」。從學術角度，認識相關因素比知道百分比來得重要。此外，與服從性無關但更加基本的是，盡量營造真實感，令人沒有絲毫懷疑，使「騙局」不被看破。
以上對實驗程序的仔細描述，便有這個用意，大家不如猜猜，實驗裏哪些元素令人更具服從性？哪些元素令實驗更富真實感？每一句說話，每一個人，每一件物件，每一個字，都有可能。潛意識，不容低估。
2010年3月7日 星期日
土著的回歸檢_齊澤克
[撮譯]齊澤克：土著的回歸檢視修訂版本.週六, 2010-03-06 03:33 — 阿野 香港獨立媒體
占士金馬倫的《阿凡達》，訴說一個傷殘的前海軍的故事：他被派往一個遙遠的、住著藍色皮膚原住民的星球，他的任務是滲透該族群，以及游說他們讓其主顧開發該星球上的天然資源。經過一連串複雜的生物控制技術，主人公終於操控得到一個年輕的原住民軀殼，即其「avatar」。
這班原住民極具靈性，並與大自然和睦共處（他們能把一條由自己身體長出來的尾巴裝東西，插進馬兒或大樹裡，與牠們溝通）。可以想像，男主人公當然會與某位漂亮的原住民公主相愛，然後拯救該星球，協助他們把人類侵略者掃出家門。電影的結局，主人公甚至將其靈魂由他殘缺的軀殼，轉移到原住民的軀殼，破釜沈舟地成為原住民的一份子。
電影的3-D效果，加上其結合真實演員及數碼動畫處理等，應令《阿凡達》與《Who Framed Roger Rabbit》 (1988)及《The Matrix》 (1999)等相提並論。上述電影，主人公都被卡於日常的現實及一個想像的領域——即《rogerr rabbit》的卡通世界，及《the matrix》的數碼現實——還有《阿凡達》的星球裡被數碼處理過的日常現實。不能不察的是，《阿凡達》的敘事雖然表面上是在同一個「真實」的現實裡發生，但我們需處理的——在根本的符號經濟的層次上——究竟是兩層現實：一層是見怪不怪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世界，另一層是住滿原住民，在大自然過著近親相姦的生活的幻想世界。（千萬別將這層現實與真實地被剝削的人民的悲慘現實混淆）由此觀之，電影的結局就是主人公徹底地由現實移民到幻想世界，如在《the matrix》裡，neo決定重新沉浸回到母體裡。
然而，這不表示我們應該更「真誠」地接受現實世界，從而否定《阿凡達》。事關如果我們從現實中減除幻覺，現實將失去基本的一致性，結果會是瓦解。我們並不是要從「要麼接受現實，要麼選擇幻覺」裡二選一：如果希望改變或逃出社會現實，我們首先是要改變幻覺，因幻覺把我們妥妥貼貼地裝嵌在現實裡。正因為《阿凡達》的主人公並沒有達成這改變，所以他的主體位置，不過是拉康就薩德所言的「被其幻覺所騙」（le dupe de son fantasme）。
因此，不難想像，若《阿凡達》有續集的話，大概會是幾年（或…幾個月）的幸福過後，主人公開始感到某種奇異的不滿，甚至開始想念那個腐敗的人類世界。不滿的產生，不僅因為再完美的世界遲早也會令我們失望。完美的幻覺，正正就是因為其完美，才令我們失望：完美意味著我們——帶著這幻覺的主體——在其中根本沒有位置。
[……]
金馬倫的前作《titanic》，真是一套郵輪撞向冰山的災難片嗎？要留意的是災難的一刻：撞船發生的一刻，正是在兩人確認其感情關係並回到甲板之後。更要命的是，在甲板上，當女主人公告訴其愛郎，當船到紐約後，她便會選擇隨他遠走高飛，情願與她的真命天子過咸魚白菜的生活，也不要虛偽、腐朽的上流社會生活。
正正在這一刻，船便撞向冰山了，彷彿要防止其實竟無疑問將會發生的真正災難。真正的災難是甚麼：當然是到達紐約後兩小口的生活。我們當可大膽假設，日常生活同住之難，會將他們之間的愛摧毀。換言之，撞船的發生，不過是為了拯救他們之間的愛，維持某種幻覺（即如果撞船不發生，他們便會永遠快快樂樂在一起）不致破滅。在最後一刻，男主人公難道不是提供了更進一步的暗示嗎？當他凍得快要嗚呼時，女主人公竟然是抱著浮木安然無恙。女主人公知道她快要失去愛郎時，一邊說「我不會放棄你的！」說時遲那時快，她一手便把男主人公推開了。
為何如此？因為男主人公功成，便身退了。最表面的愛故事之下，《titanic》其實還有另一個故事要說：一個被寵壞的富家女的身份危機。她感到迷茫，不知如何是好；迪卡比奧因而不只是她的愛郎，他的真正身份是一個「消失的中界」（vanishing mediator），其功能是復原她對其身份的自覺，與及人生目標。他凍死於北大西洋前的說話，並不是與愛人臨別的話語，而是一個傳道人的訊息，忠告她要對自己誠實。
我們不應輕易被金馬倫膏淺的「荷理活馬克思主義」（即他粗陋地標榜草根階層，以及卡通化處理富人的殘暴和貪念）騙倒。他對窮人的同情下其實還有一層反動的迷思，這迷思最早於 Rudyard Kipling的Captains Courageous已完整地展開。故事指一個面對危機的年輕富人，經過一段短時間的實牙實齒貧困生活後，終於回復其生命力。換言之，潛藏在他們對窮人的慈悲裡的，其實不過是吸血鬼式的剝削。
今時今日，荷理活看來已逐漸拋棄這種生產情侶的方程式。dan brown的angel and demon無疑就是首部改編流行小說的電影，把小說裡原有的男女主人公的性愛場面在電影版本裡刪掉。荷理活原有的傳統恰恰相反：小說原本沒有的性愛場面，電影版本都會加插進去。
[……]
《阿凡達》白人娶了原住民公主而成為大王的故事，其忠誠地追隨傳統的生產情侶方程式，其對愛的幻覺的深信不疑，令之成為一個意識型態上保守、守舊的電影。而其高超的電腦特技將這根本的保守性深深的埋藏。然而，不難發現的是，埋藏在這政治正確的主題（老實的白人支持環保的原住民，抵禦「軍事－工業」複合的帝國主義侵略者）下的殘暴種族主義母題：一個下身殘廢而被地球拋棄的人，有能力轉個頭便便羸得美麗的原住民公主歡心，並協助一班土著保衛其星球。電影告訴我們，原住民只有兩個選擇，要麼被人類拯救，要麼被人類消滅。換言之，他們若不選擇成為帝國主義現實的受害者，便得乖乖飾演白人幻想中早已分配好的角色。
正當《阿凡達》橫掃全球票房時（不足三星期已大收十億美元），一件與《阿凡達》劇本何其相似的事情卻在發生。印度的住著東加里亞空達（dongria kondh）人的奧利沙邦（state of orissa）北邊的山區，被賣了給礦業公司，並計劃大肆開採當地豐富的鋁氧石（該礦床估計價值四萬億美元）。拒絕坐以待斃，一場毛派（納薩爾派分子 Naxalite）的武裝叛亂因而爆發。
Arundhati Roy於《印度現況》雜誌裡，如此描述這幫毛派的游擊隊：
… 幾乎全部由窮得絕望的的部落人民組成，他們活於長期飢餓的狀態——那是比得上非洲撒哈啦沙漠南部地區程度的飢荒。他們在印度所謂獨立六十年後，仍然未能獲得任何教育、醫療和法律補償。幾十年來他們不斷被無情地剝削，小商人持續地欺騙他們，警察及林業部門的人員像攞正牌地強暴他們的婦女。一直以來，因為一批毛派的同志與他們一同生活、工作及並肩作戰，他們才能走上一條奪回他們尊嚴的道路上。部落人民今天拿起他們的武器，也是因為政府一直以來除了給他們帶來暴力與忽略之外，甚麼都沒貢獻過，今天甚至還要奪走他們唯一的財產——土地。……他們相信若今天再不為土地而戰，便無異於被殲滅。這班衣衫襤褸、營養不良的部隊，當中好一部份士兵連火車、巴士和小鎮都沒見過，現在正為生存而戰。
印度總理把這叛亂形容為「單一最大型的國內安全威脅」；商業媒體把他們描述為極端地反對發展，媒體也不再報導「伊斯蘭恐怖主義」了，取而代之的是鋪天蓋地的「赤色恐怖主義」。無怪乎印度政府以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對府印度中部森林裡的「毛派大本營」。在這場戰爭中，兩方的確都訴諸大型武力，而毛派的「人民公義」也不是省油的燈。然而，對於我等自由派的品味，無論這裡的暴力是多麼惹人討厭，但我們卻無任何資格譴責之。為甚麼？他們的狀況，正正就是黑格爾所說的烏合之眾：印度納薩爾派的反叛分子是童叟無欺的饑民，他們連生命最低限度的尊嚴都被剝奪。
此情此景，金馬倫的電影有甚麼位置？沒位置：奧利沙沒有矜貴的公主等待白人英雄來誘惑她及幫助其部落人民，只有一班聲名狼藉的毛派在組織饑民。電影讓我們能操作一種典型的意識型態區別：同情被理想化了的原住民，同時否定人民真實的鬥爭。欣賞《阿凡達》及仰慕原住民反叛的觀眾，有所有理由在恐懼中否定納薩爾派份子，把他們打成殺人成性的恐怖主義者。真正的na 'vi族人軀殼其實就是《阿凡達》本身——電影已經替代了現實。
占士金馬倫的《阿凡達》，訴說一個傷殘的前海軍的故事：他被派往一個遙遠的、住著藍色皮膚原住民的星球，他的任務是滲透該族群，以及游說他們讓其主顧開發該星球上的天然資源。經過一連串複雜的生物控制技術，主人公終於操控得到一個年輕的原住民軀殼，即其「avatar」。
這班原住民極具靈性，並與大自然和睦共處（他們能把一條由自己身體長出來的尾巴裝東西，插進馬兒或大樹裡，與牠們溝通）。可以想像，男主人公當然會與某位漂亮的原住民公主相愛，然後拯救該星球，協助他們把人類侵略者掃出家門。電影的結局，主人公甚至將其靈魂由他殘缺的軀殼，轉移到原住民的軀殼，破釜沈舟地成為原住民的一份子。
電影的3-D效果，加上其結合真實演員及數碼動畫處理等，應令《阿凡達》與《Who Framed Roger Rabbit》 (1988)及《The Matrix》 (1999)等相提並論。上述電影，主人公都被卡於日常的現實及一個想像的領域——即《rogerr rabbit》的卡通世界，及《the matrix》的數碼現實——還有《阿凡達》的星球裡被數碼處理過的日常現實。不能不察的是，《阿凡達》的敘事雖然表面上是在同一個「真實」的現實裡發生，但我們需處理的——在根本的符號經濟的層次上——究竟是兩層現實：一層是見怪不怪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世界，另一層是住滿原住民，在大自然過著近親相姦的生活的幻想世界。（千萬別將這層現實與真實地被剝削的人民的悲慘現實混淆）由此觀之，電影的結局就是主人公徹底地由現實移民到幻想世界，如在《the matrix》裡，neo決定重新沉浸回到母體裡。
然而，這不表示我們應該更「真誠」地接受現實世界，從而否定《阿凡達》。事關如果我們從現實中減除幻覺，現實將失去基本的一致性，結果會是瓦解。我們並不是要從「要麼接受現實，要麼選擇幻覺」裡二選一：如果希望改變或逃出社會現實，我們首先是要改變幻覺，因幻覺把我們妥妥貼貼地裝嵌在現實裡。正因為《阿凡達》的主人公並沒有達成這改變，所以他的主體位置，不過是拉康就薩德所言的「被其幻覺所騙」（le dupe de son fantasme）。
因此，不難想像，若《阿凡達》有續集的話，大概會是幾年（或…幾個月）的幸福過後，主人公開始感到某種奇異的不滿，甚至開始想念那個腐敗的人類世界。不滿的產生，不僅因為再完美的世界遲早也會令我們失望。完美的幻覺，正正就是因為其完美，才令我們失望：完美意味著我們——帶著這幻覺的主體——在其中根本沒有位置。
[……]
金馬倫的前作《titanic》，真是一套郵輪撞向冰山的災難片嗎？要留意的是災難的一刻：撞船發生的一刻，正是在兩人確認其感情關係並回到甲板之後。更要命的是，在甲板上，當女主人公告訴其愛郎，當船到紐約後，她便會選擇隨他遠走高飛，情願與她的真命天子過咸魚白菜的生活，也不要虛偽、腐朽的上流社會生活。
正正在這一刻，船便撞向冰山了，彷彿要防止其實竟無疑問將會發生的真正災難。真正的災難是甚麼：當然是到達紐約後兩小口的生活。我們當可大膽假設，日常生活同住之難，會將他們之間的愛摧毀。換言之，撞船的發生，不過是為了拯救他們之間的愛，維持某種幻覺（即如果撞船不發生，他們便會永遠快快樂樂在一起）不致破滅。在最後一刻，男主人公難道不是提供了更進一步的暗示嗎？當他凍得快要嗚呼時，女主人公竟然是抱著浮木安然無恙。女主人公知道她快要失去愛郎時，一邊說「我不會放棄你的！」說時遲那時快，她一手便把男主人公推開了。
為何如此？因為男主人公功成，便身退了。最表面的愛故事之下，《titanic》其實還有另一個故事要說：一個被寵壞的富家女的身份危機。她感到迷茫，不知如何是好；迪卡比奧因而不只是她的愛郎，他的真正身份是一個「消失的中界」（vanishing mediator），其功能是復原她對其身份的自覺，與及人生目標。他凍死於北大西洋前的說話，並不是與愛人臨別的話語，而是一個傳道人的訊息，忠告她要對自己誠實。
我們不應輕易被金馬倫膏淺的「荷理活馬克思主義」（即他粗陋地標榜草根階層，以及卡通化處理富人的殘暴和貪念）騙倒。他對窮人的同情下其實還有一層反動的迷思，這迷思最早於 Rudyard Kipling的Captains Courageous已完整地展開。故事指一個面對危機的年輕富人，經過一段短時間的實牙實齒貧困生活後，終於回復其生命力。換言之，潛藏在他們對窮人的慈悲裡的，其實不過是吸血鬼式的剝削。
今時今日，荷理活看來已逐漸拋棄這種生產情侶的方程式。dan brown的angel and demon無疑就是首部改編流行小說的電影，把小說裡原有的男女主人公的性愛場面在電影版本裡刪掉。荷理活原有的傳統恰恰相反：小說原本沒有的性愛場面，電影版本都會加插進去。
[……]
《阿凡達》白人娶了原住民公主而成為大王的故事，其忠誠地追隨傳統的生產情侶方程式，其對愛的幻覺的深信不疑，令之成為一個意識型態上保守、守舊的電影。而其高超的電腦特技將這根本的保守性深深的埋藏。然而，不難發現的是，埋藏在這政治正確的主題（老實的白人支持環保的原住民，抵禦「軍事－工業」複合的帝國主義侵略者）下的殘暴種族主義母題：一個下身殘廢而被地球拋棄的人，有能力轉個頭便便羸得美麗的原住民公主歡心，並協助一班土著保衛其星球。電影告訴我們，原住民只有兩個選擇，要麼被人類拯救，要麼被人類消滅。換言之，他們若不選擇成為帝國主義現實的受害者，便得乖乖飾演白人幻想中早已分配好的角色。
正當《阿凡達》橫掃全球票房時（不足三星期已大收十億美元），一件與《阿凡達》劇本何其相似的事情卻在發生。印度的住著東加里亞空達（dongria kondh）人的奧利沙邦（state of orissa）北邊的山區，被賣了給礦業公司，並計劃大肆開採當地豐富的鋁氧石（該礦床估計價值四萬億美元）。拒絕坐以待斃，一場毛派（納薩爾派分子 Naxalite）的武裝叛亂因而爆發。
Arundhati Roy於《印度現況》雜誌裡，如此描述這幫毛派的游擊隊：
… 幾乎全部由窮得絕望的的部落人民組成，他們活於長期飢餓的狀態——那是比得上非洲撒哈啦沙漠南部地區程度的飢荒。他們在印度所謂獨立六十年後，仍然未能獲得任何教育、醫療和法律補償。幾十年來他們不斷被無情地剝削，小商人持續地欺騙他們，警察及林業部門的人員像攞正牌地強暴他們的婦女。一直以來，因為一批毛派的同志與他們一同生活、工作及並肩作戰，他們才能走上一條奪回他們尊嚴的道路上。部落人民今天拿起他們的武器，也是因為政府一直以來除了給他們帶來暴力與忽略之外，甚麼都沒貢獻過，今天甚至還要奪走他們唯一的財產——土地。……他們相信若今天再不為土地而戰，便無異於被殲滅。這班衣衫襤褸、營養不良的部隊，當中好一部份士兵連火車、巴士和小鎮都沒見過，現在正為生存而戰。
印度總理把這叛亂形容為「單一最大型的國內安全威脅」；商業媒體把他們描述為極端地反對發展，媒體也不再報導「伊斯蘭恐怖主義」了，取而代之的是鋪天蓋地的「赤色恐怖主義」。無怪乎印度政府以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對府印度中部森林裡的「毛派大本營」。在這場戰爭中，兩方的確都訴諸大型武力，而毛派的「人民公義」也不是省油的燈。然而，對於我等自由派的品味，無論這裡的暴力是多麼惹人討厭，但我們卻無任何資格譴責之。為甚麼？他們的狀況，正正就是黑格爾所說的烏合之眾：印度納薩爾派的反叛分子是童叟無欺的饑民，他們連生命最低限度的尊嚴都被剝奪。
此情此景，金馬倫的電影有甚麼位置？沒位置：奧利沙沒有矜貴的公主等待白人英雄來誘惑她及幫助其部落人民，只有一班聲名狼藉的毛派在組織饑民。電影讓我們能操作一種典型的意識型態區別：同情被理想化了的原住民，同時否定人民真實的鬥爭。欣賞《阿凡達》及仰慕原住民反叛的觀眾，有所有理由在恐懼中否定納薩爾派份子，把他們打成殺人成性的恐怖主義者。真正的na 'vi族人軀殼其實就是《阿凡達》本身——電影已經替代了現實。
都是呂大樂惹的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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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6 | 名采論壇 | 牛棚讀書記 | By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2010-02-21
舊不如新
特首曾蔭權的聲望有多糟？只要看看麥兜作者謝立文和麥家碧的命運便知道了。只不過是為政府拍了一輯賀年短片，把曾蔭權畫進筆下，與一群小動物飛回家過年，謝、麥二人就立刻被網友痛斥為「出賣良心」、「綁架了大家的好朋友麥兜」。政府本來只是想藉人人熱愛的漫畫角色討好市民，沒想到偷雞不反而害得大家連雞都不想再吃。甚麼叫做一粒老鼠屎弄壞一鍋粥？這就是最好的示範了。今天的特區政府在年青人心目中已經壞到了生人勿近的地步，真係邊個埋去邊個死；冇得救。
社會學家呂大樂前陣子在網上被人罵得狗血淋頭，道理也是一樣的。就因為不知道哪裏搞出了一個未經證實的傳言，說政府想請他研究「80後」，好應對方興未艾的青年反對浪潮，於是三十年間不斷批評政府，從當年市政局第一次開放直選以來便努力爭取民主化的呂教授就「現出原形」，成了背叛良知的「獻媚學者」。
當我知道此事純係子虛烏有的謠傳之後，坦白說，我不只沒有為呂大樂鬆一口氣，反而還覺得有些可惜呢。理由很簡單，任何一個負點責任的政府忽然遇上一群聲勢浩大的青年反抗運動，想必都要研究一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吧？要是它自己沒有這份能耐，於是請一位相對獨立的學者幫忙，這難道不是一個很明智的決定嗎？莫非我們寧願政府眼睜睜看「80後」的爭論甚囂塵上卻啥事不幹束手旁觀？還是由它繼續找已經淪為權貴第二代俱樂部的中央政策組去分析今天的香港年青人，然後告訴政府其實多送幾個國寶級美女落就當堂掂晒？
這個傳言之所以傳得出去，是因為大家一看到「80後」就想到「世代論」，一提到「世代論」便想起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這本萬言左右的小冊子相當奇怪，它明明是本暢銷書，但很多提到它的人卻好像根本連看都沒看過；它明明寫得通俗易懂，但卻能衍生出許多不同的理解（甚至是和作者原意截然相反的理解）。問題究竟出在哪裏呢？
沒錯，呂大樂這本小書絕對不是嚴謹的學術著作，它比較像是一篇建基於個人觀察和過往研究背景的感想式評論。可是雖然有那麼多人批評它不嚴謹，但我卻沒見過有誰在世代構成的概念邏輯和實證調查的基礎上認真反駁，反倒是繞路走的人比較多。
例如沈旭暉，他在〈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見《明報》2010年1月31日）中力陳呂氏學術的過時：「政府忽然關注青年議題，固然很好，但假如繼續以舊思維、舊框條、舊人物閱讀新世界，只延攬更多上一代學者當幕僚，或安排上一代思維持有者化妝易容，是不可能明白問題所在的」。然後他就選出幾點範例解釋上一代思維的不合時宜，學術思潮裏的日新月異。有趣的是他這篇評論我看來看去都看不出新在何處，比方說他提到「被Alexander Wendt普及」的建構主義早已取代了呂氏那靜止不變的規範觀，這就是一個很怪異的說法了。要知道Alexander Wendt的理論不只深受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結構化過程」說的影響（呂大樂留學英國的時候恰恰是這套說法大行其道如日方中的時刻），而且早在Alexander Wendt把建構主義帶進國際關係研究的二十年前，所謂的「建構主義」就已經是社會科學理論教科書裏的常識了；我們怎麼能說它是套嶄新的東西，又怎麼能說是靠Alexander Wendt才普及了它呢？
我們當然歡迎學術上的百家爭鳴，不應該抗拒各式各樣的新觀點。可是我不太明白為甚麼在研究新世代的時候只能請新世代的人用新世代的理論入手（更何況這些理論未必很新），這裏的理據究竟是甚麼呢？指責別人過時很容易，下功夫批駁人家的論述就是另一回事了。與其在外行人面前隻言片語地暢談學院思潮的遞變，倒不如老老實實切入核心，直接分析呂大樂的「世代論」怎麼個「靜態」法，深入挖掘《四代香港人》述策略的重心。在這一點上，另一位青年學人周思中的意見就更值得重視了，我們下周再談。（都是呂大樂惹的禍二之一）
呂大樂的懺悔
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有兩大核心，一是社會流動，二是世代更替。把這兩大部份結合起來，探討世代與社會流動的關係，得出的觀察是戰後嬰兒潮出生的那一代人（也就是他所說的「第二代」）生得其時，既碰上了外在國際環境提供的機遇，又遇到相對寬容的上一代人給出的大量空間，於是出了不少年紀輕輕便能扶搖直上，佔據各種行業關鍵位置的中流砥柱。
問題是這批人很年輕的時候便成就了一番事業，他們也會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自動退下火線嗎？當然不會。就拿我比較熟悉的媒體行業來說吧，今天你去大陸看看各大報刊，三十出頭當老總的比比皆是，香港有這可能嗎？並不是因為他們的上一代特別大方，個個懂得急流勇退，我們的第二代則貪慕權位戀棧不去，而是因為他們今天的大陸在某些方面某些領域就像當年的香港，忽然來了一場產業大爆發，空缺特別多；年青人往上一瞧，晴空萬里，半個人影都沒有，那可真是捨我其誰。
於是香港便出現了第三代人上位的問題了，不只要面對仍然生龍活虎的上一代，更遭遇到上一代人沒有經歷過的人事結構扁平化，產業機會收縮的問題。換句話說，這一代人不只不能再按老一代人的模式順既有階序拾級而上，也不會可能再做那白手起家自己拼出一片天的舊夢。
這本是個很經典的社會上升流動停緩的問題，當呂大樂把世代框架放上去之後，它就變成近日為人注目的世代之爭了。
處在第三代與第四代之間的青年學人周思中在〈一個「香港」故事的誕生──『世代論』小傳〉裏質疑呂大樂憑「甚麼理據能支持《四代香港人》裏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宏大斷言」？並且追問其論點的關係所在，「在回歸十年這時機，以這個視角相當有限的『世代論』重寫香港故事，希望回應或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周思中認為呂大樂描述的那批第二代基本上只是一群中產階級，這群人相信競爭，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向上就能找到美好的生活，並且推而廣之，以為這是整個香港的核心意識，是香港成功的不二法門。坦白說，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裏對這種意識是極不客氣的，他不只調侃第二代的虛偽，揭穿他們表面開放實則啥事都想管它一管的心態；而且還根本地揭穿這種事成功盡其在我的自欺，指出他們過度誇大自己的能耐，漠視了客觀環境的助力。
但周思中更進一步地挖掘呂大樂世代故事的述策略，指責他只以「七十年代冒起的中產階級為中心，描寫他們與另外幾代人的關係，第一代為他們打下基礎，第三代恰恰給他們『騎』不見出頭天，第四代作為他們的兒女被溺愛被規訓」；無異於把「其後一兩輩，以至父母一輩都以某種角色收納在戰後嬰兒那一輩的勝利者故事」。不錯，呂大樂的香港故事的確是以第二代為中心，表面的理由是這代嬰兒潮寶貝人口數字龐大，曾經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佔去了香港整體人數的一半。但更重要的原因則是他們（包括呂大樂本人）把握了三十年來的主流話語，有能力將自己的經驗放大為全香港的經驗，有辦法把自己對社會的看法說成是香港的故事。為什麼呂大樂不另闢蹊徑，看看其他幾代人的視角，甚至在第二代的中產階級之外找出當不了成功中產的失敗者，以他們的觀點去說一遍香港人的戰後經歷呢？
在我看來，答案相當簡單，《四代香港人》沿續了《唔該埋單》的思路，是呂大樂對所謂「香港意識」的否思，更是他對自己那一代人的自我批判，無論我們有多討厭那麼從李嘉誠到曾蔭權都念在之不倦的香港神話，我們都不能否認它在香港的霸權地位。呂大樂在《唔該埋單》裏最有力的批判就是指出它的局限，用九七前存在五十萬名貧窮人口的事實否定香港遍地是機會的傳說。後他在《四代香港人》裏更貼近地描述出自己這代人如何誤解了自己誤解了香港，同時還漠視了社會不再流動的情況，以為一切全是下一代人不肯努力的錯。在這個意義上，呂大樂其實是香港神話的掘墓人，而非它的追隨者。
（都是呂大樂惹的禍二之二）
E06 | 名采論壇 | 牛棚讀書記 | By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2010-02-21
舊不如新
特首曾蔭權的聲望有多糟？只要看看麥兜作者謝立文和麥家碧的命運便知道了。只不過是為政府拍了一輯賀年短片，把曾蔭權畫進筆下，與一群小動物飛回家過年，謝、麥二人就立刻被網友痛斥為「出賣良心」、「綁架了大家的好朋友麥兜」。政府本來只是想藉人人熱愛的漫畫角色討好市民，沒想到偷雞不反而害得大家連雞都不想再吃。甚麼叫做一粒老鼠屎弄壞一鍋粥？這就是最好的示範了。今天的特區政府在年青人心目中已經壞到了生人勿近的地步，真係邊個埋去邊個死；冇得救。
社會學家呂大樂前陣子在網上被人罵得狗血淋頭，道理也是一樣的。就因為不知道哪裏搞出了一個未經證實的傳言，說政府想請他研究「80後」，好應對方興未艾的青年反對浪潮，於是三十年間不斷批評政府，從當年市政局第一次開放直選以來便努力爭取民主化的呂教授就「現出原形」，成了背叛良知的「獻媚學者」。
當我知道此事純係子虛烏有的謠傳之後，坦白說，我不只沒有為呂大樂鬆一口氣，反而還覺得有些可惜呢。理由很簡單，任何一個負點責任的政府忽然遇上一群聲勢浩大的青年反抗運動，想必都要研究一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吧？要是它自己沒有這份能耐，於是請一位相對獨立的學者幫忙，這難道不是一個很明智的決定嗎？莫非我們寧願政府眼睜睜看「80後」的爭論甚囂塵上卻啥事不幹束手旁觀？還是由它繼續找已經淪為權貴第二代俱樂部的中央政策組去分析今天的香港年青人，然後告訴政府其實多送幾個國寶級美女落就當堂掂晒？
這個傳言之所以傳得出去，是因為大家一看到「80後」就想到「世代論」，一提到「世代論」便想起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這本萬言左右的小冊子相當奇怪，它明明是本暢銷書，但很多提到它的人卻好像根本連看都沒看過；它明明寫得通俗易懂，但卻能衍生出許多不同的理解（甚至是和作者原意截然相反的理解）。問題究竟出在哪裏呢？
沒錯，呂大樂這本小書絕對不是嚴謹的學術著作，它比較像是一篇建基於個人觀察和過往研究背景的感想式評論。可是雖然有那麼多人批評它不嚴謹，但我卻沒見過有誰在世代構成的概念邏輯和實證調查的基礎上認真反駁，反倒是繞路走的人比較多。
例如沈旭暉，他在〈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見《明報》2010年1月31日）中力陳呂氏學術的過時：「政府忽然關注青年議題，固然很好，但假如繼續以舊思維、舊框條、舊人物閱讀新世界，只延攬更多上一代學者當幕僚，或安排上一代思維持有者化妝易容，是不可能明白問題所在的」。然後他就選出幾點範例解釋上一代思維的不合時宜，學術思潮裏的日新月異。有趣的是他這篇評論我看來看去都看不出新在何處，比方說他提到「被Alexander Wendt普及」的建構主義早已取代了呂氏那靜止不變的規範觀，這就是一個很怪異的說法了。要知道Alexander Wendt的理論不只深受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結構化過程」說的影響（呂大樂留學英國的時候恰恰是這套說法大行其道如日方中的時刻），而且早在Alexander Wendt把建構主義帶進國際關係研究的二十年前，所謂的「建構主義」就已經是社會科學理論教科書裏的常識了；我們怎麼能說它是套嶄新的東西，又怎麼能說是靠Alexander Wendt才普及了它呢？
我們當然歡迎學術上的百家爭鳴，不應該抗拒各式各樣的新觀點。可是我不太明白為甚麼在研究新世代的時候只能請新世代的人用新世代的理論入手（更何況這些理論未必很新），這裏的理據究竟是甚麼呢？指責別人過時很容易，下功夫批駁人家的論述就是另一回事了。與其在外行人面前隻言片語地暢談學院思潮的遞變，倒不如老老實實切入核心，直接分析呂大樂的「世代論」怎麼個「靜態」法，深入挖掘《四代香港人》述策略的重心。在這一點上，另一位青年學人周思中的意見就更值得重視了，我們下周再談。（都是呂大樂惹的禍二之一）
呂大樂的懺悔
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有兩大核心，一是社會流動，二是世代更替。把這兩大部份結合起來，探討世代與社會流動的關係，得出的觀察是戰後嬰兒潮出生的那一代人（也就是他所說的「第二代」）生得其時，既碰上了外在國際環境提供的機遇，又遇到相對寬容的上一代人給出的大量空間，於是出了不少年紀輕輕便能扶搖直上，佔據各種行業關鍵位置的中流砥柱。
問題是這批人很年輕的時候便成就了一番事業，他們也會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自動退下火線嗎？當然不會。就拿我比較熟悉的媒體行業來說吧，今天你去大陸看看各大報刊，三十出頭當老總的比比皆是，香港有這可能嗎？並不是因為他們的上一代特別大方，個個懂得急流勇退，我們的第二代則貪慕權位戀棧不去，而是因為他們今天的大陸在某些方面某些領域就像當年的香港，忽然來了一場產業大爆發，空缺特別多；年青人往上一瞧，晴空萬里，半個人影都沒有，那可真是捨我其誰。
於是香港便出現了第三代人上位的問題了，不只要面對仍然生龍活虎的上一代，更遭遇到上一代人沒有經歷過的人事結構扁平化，產業機會收縮的問題。換句話說，這一代人不只不能再按老一代人的模式順既有階序拾級而上，也不會可能再做那白手起家自己拼出一片天的舊夢。
這本是個很經典的社會上升流動停緩的問題，當呂大樂把世代框架放上去之後，它就變成近日為人注目的世代之爭了。
處在第三代與第四代之間的青年學人周思中在〈一個「香港」故事的誕生──『世代論』小傳〉裏質疑呂大樂憑「甚麼理據能支持《四代香港人》裏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宏大斷言」？並且追問其論點的關係所在，「在回歸十年這時機，以這個視角相當有限的『世代論』重寫香港故事，希望回應或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周思中認為呂大樂描述的那批第二代基本上只是一群中產階級，這群人相信競爭，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向上就能找到美好的生活，並且推而廣之，以為這是整個香港的核心意識，是香港成功的不二法門。坦白說，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裏對這種意識是極不客氣的，他不只調侃第二代的虛偽，揭穿他們表面開放實則啥事都想管它一管的心態；而且還根本地揭穿這種事成功盡其在我的自欺，指出他們過度誇大自己的能耐，漠視了客觀環境的助力。
但周思中更進一步地挖掘呂大樂世代故事的述策略，指責他只以「七十年代冒起的中產階級為中心，描寫他們與另外幾代人的關係，第一代為他們打下基礎，第三代恰恰給他們『騎』不見出頭天，第四代作為他們的兒女被溺愛被規訓」；無異於把「其後一兩輩，以至父母一輩都以某種角色收納在戰後嬰兒那一輩的勝利者故事」。不錯，呂大樂的香港故事的確是以第二代為中心，表面的理由是這代嬰兒潮寶貝人口數字龐大，曾經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佔去了香港整體人數的一半。但更重要的原因則是他們（包括呂大樂本人）把握了三十年來的主流話語，有能力將自己的經驗放大為全香港的經驗，有辦法把自己對社會的看法說成是香港的故事。為什麼呂大樂不另闢蹊徑，看看其他幾代人的視角，甚至在第二代的中產階級之外找出當不了成功中產的失敗者，以他們的觀點去說一遍香港人的戰後經歷呢？
在我看來，答案相當簡單，《四代香港人》沿續了《唔該埋單》的思路，是呂大樂對所謂「香港意識」的否思，更是他對自己那一代人的自我批判，無論我們有多討厭那麼從李嘉誠到曾蔭權都念在之不倦的香港神話，我們都不能否認它在香港的霸權地位。呂大樂在《唔該埋單》裏最有力的批判就是指出它的局限，用九七前存在五十萬名貧窮人口的事實否定香港遍地是機會的傳說。後他在《四代香港人》裏更貼近地描述出自己這代人如何誤解了自己誤解了香港，同時還漠視了社會不再流動的情況，以為一切全是下一代人不肯努力的錯。在這個意義上，呂大樂其實是香港神話的掘墓人，而非它的追隨者。
（都是呂大樂惹的禍二之二）
2010年2月17日 星期三
豬流感是全球化產物 _梁啟智
Yazhou Zhoukan
P46 | 新思維 | By 梁啟智 2010-01-31
豬流感是全球化產物
外資置環保不顧，全球化的跨境生產造成嚴重後果，豬流感病毒則從來不認邊界。
Roundtable會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現於香港大學地理系及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任教，並任「香港城市研究室」召集人，文章常見於《明報》及《茶杯月刊》。
豬流感的疫情迅速在世界各地蔓延，提醒我們正活在一個高度全球化的社會當中。誠然，疫症的遠洋交流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遠在五百年前的大航海時代，隨著探險船散播的天花和梅毒就曾為美洲和歐洲帶來巨大的災難。不過來到今天，當全球人士變得緊密相連，遠方的疾病可以於短短數日之內便隨旅客和貨物擴散到世界各地，確實是人類社會的新危機。
話雖如此，豬流感所揭示的全球化問題，卻遠遠不止於時空壓縮的挑戰。即使在學界之中，也常見一種對全球化的誤解，就是視之為科技革新之下，地球不斷變得更小的必然過程。
就以疫情最初在北美洲爆發的過程為例，足見全球化下的時空壓縮並不平均。疫情從墨西哥傳到美國，先在加州、德州和紐約州擴散。加州和德州與墨西哥接壤，受疫情影響不足為奇。然而紐約市和墨西哥城距離三千多公里，為何會先於美國的其他州份受到影響？
紐約市的拉丁裔人口佔百分之二十七，比黑人還要多。當中墨西哥裔的，就有近二十七萬人。他們經常在紐約和原居地之間往返，其移民模式與穿梭香港和加拿大的「太空人」相似。如是者，墨西哥和紐約的絕對距離雖然很遠，但它們的關聯距離卻十分之近。兩地的人物交流頻繁，並非純綷是科技進步革新航空交通的結果，更涉及美國整體的移民政策和紐約市獨特的社會和經濟背景，共同促使墨西哥裔的移民在紐約市聚居。
換上另一種疫症，則又有其附於人際交往的傳播模式。例如在貧困經濟的地方，不少由性接觸傳染的疾病往往會沿著公路擴散。話說有些貨車司機常於公路兩旁尋求性服務，而經濟拮据的婦女為了收入又被迫接受不安全的性行為，傳染病也就隨之沿路傳開。這些例子告訴我們，全球化下不同階層、族裔和性別的人所受的影響往往極為不同。所以相對於平面化的時空壓縮，把全球化想像為不同社會關係連結的重組和更新，或者更為合適。
社會關係的連結，往往受經濟和政治體制的左右。因此，談全球化便一定要談權力。說到豬流感和墨西哥，最少就有兩個和全球政經權力重組有關的問題可談：北美自由貿易協訂與新自由主義。
科學家對豬流感的源頭尚未有結論，不過不少左派評論卻已自行把矛頭指向包括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貿易協訂。自從協訂於一九九四年生效以來，大量資金從美國湧到墨西哥投資，當中包括不少「工業化農場」的項目。許多人想像中的農村，都有豬隻和小雞在村屋庭園當中隨處亂跑。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早已變成了如工廠一般的大量生產。禽畜從出生起都活在不見天日的環境之中，如玩具或成衣一樣在生產線上被餵飼和屠宰。投資者為求賺到最大的利潤，把禽畜關在極為狹小的鐵籠，不容許有任何的活動空間。這種擠迫的養殖環境不單止污染環境，更製造極為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
全球化促使生產過程流向成本較低的地方，例如讓美國的農業和工業流向墨西哥。這些地方生產成本較低的其中一個理由，就是當地政府對生產過程的監管相對寬鬆，為了吸引外資而置各種社會和環境問題所不顧。
這種跨境生產關係並非自然而成，而需要制度的確立和支持，後面就是政治權力的爭奪。當然，看不見生產過程的種種問題，不代表就不需要面對其後果，病毒和細菌從來不認邊界。
豬流感的源頭和工業養殖是否有關或者仍有待考究，不過疫情在墨西哥的擴散和新自由主義的關係，則是相當明顯。和許多拉丁美洲國家一樣，墨西哥於上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期間經歷多次金融危機的同時，走向一個強調市場主導、私營化和減低政府開支的新自由主義教條。很不幸，醫療福利成為「精減政府架構」的犧牲品，公共醫療開支減少超過四成。貧窮人口一方面失去了政府的安全網，又無法負擔昂貴的私人醫療服務，自然是最受打擊的一群。相對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嬰兒因為營養不足而死亡的個案以倍數上升。有不少學者認為，墨西哥的醫療改革製造社會不平等，為公共醫療系統帶來沉重的危機。當有重大疫情來臨時，系統變得不堪一擊，疫情隨之迅速擴散。
墨西哥公共醫療系統的問題，和全球化之間有何關係？墨西哥政府削減公共醫療開支，並不是當地人自己的選擇。相反，他們更多次起來反抗，示威抗議無日無之。當地政府仍然要一意孤行，無非是受制於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的結構調整計劃。
墨西哥當年面對金融危機，無從選擇之下要靠向外借款來渡過難關，結果就要接受各項借款條件所約束，而其中一項就是削減政府開支。
全球化代表了權力的重組和轉移，而在墨西哥的例子當中，我們就看到政府的權力被轉移到不是由墨西哥人自己選出來的國際組織當中。
全球化並不是一個隨科技而來的自然過程，按何種模式出現和帶來什麼影響，一定要從差異和權力中去講。傳媒報道疫情危機，常常把鏡頭對準穿著白袍的科學家，如何在實驗室尋找病源基因。從全球化去看豬流感的傳播，或者可以在科學的想像之外，為當前的討論帶來更多社會的思考。■
P46 | 新思維 | By 梁啟智 2010-01-31
豬流感是全球化產物
外資置環保不顧，全球化的跨境生產造成嚴重後果，豬流感病毒則從來不認邊界。
Roundtable會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現於香港大學地理系及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任教，並任「香港城市研究室」召集人，文章常見於《明報》及《茶杯月刊》。
豬流感的疫情迅速在世界各地蔓延，提醒我們正活在一個高度全球化的社會當中。誠然，疫症的遠洋交流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遠在五百年前的大航海時代，隨著探險船散播的天花和梅毒就曾為美洲和歐洲帶來巨大的災難。不過來到今天，當全球人士變得緊密相連，遠方的疾病可以於短短數日之內便隨旅客和貨物擴散到世界各地，確實是人類社會的新危機。
話雖如此，豬流感所揭示的全球化問題，卻遠遠不止於時空壓縮的挑戰。即使在學界之中，也常見一種對全球化的誤解，就是視之為科技革新之下，地球不斷變得更小的必然過程。
就以疫情最初在北美洲爆發的過程為例，足見全球化下的時空壓縮並不平均。疫情從墨西哥傳到美國，先在加州、德州和紐約州擴散。加州和德州與墨西哥接壤，受疫情影響不足為奇。然而紐約市和墨西哥城距離三千多公里，為何會先於美國的其他州份受到影響？
紐約市的拉丁裔人口佔百分之二十七，比黑人還要多。當中墨西哥裔的，就有近二十七萬人。他們經常在紐約和原居地之間往返，其移民模式與穿梭香港和加拿大的「太空人」相似。如是者，墨西哥和紐約的絕對距離雖然很遠，但它們的關聯距離卻十分之近。兩地的人物交流頻繁，並非純綷是科技進步革新航空交通的結果，更涉及美國整體的移民政策和紐約市獨特的社會和經濟背景，共同促使墨西哥裔的移民在紐約市聚居。
換上另一種疫症，則又有其附於人際交往的傳播模式。例如在貧困經濟的地方，不少由性接觸傳染的疾病往往會沿著公路擴散。話說有些貨車司機常於公路兩旁尋求性服務，而經濟拮据的婦女為了收入又被迫接受不安全的性行為，傳染病也就隨之沿路傳開。這些例子告訴我們，全球化下不同階層、族裔和性別的人所受的影響往往極為不同。所以相對於平面化的時空壓縮，把全球化想像為不同社會關係連結的重組和更新，或者更為合適。
社會關係的連結，往往受經濟和政治體制的左右。因此，談全球化便一定要談權力。說到豬流感和墨西哥，最少就有兩個和全球政經權力重組有關的問題可談：北美自由貿易協訂與新自由主義。
科學家對豬流感的源頭尚未有結論，不過不少左派評論卻已自行把矛頭指向包括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貿易協訂。自從協訂於一九九四年生效以來，大量資金從美國湧到墨西哥投資，當中包括不少「工業化農場」的項目。許多人想像中的農村，都有豬隻和小雞在村屋庭園當中隨處亂跑。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早已變成了如工廠一般的大量生產。禽畜從出生起都活在不見天日的環境之中，如玩具或成衣一樣在生產線上被餵飼和屠宰。投資者為求賺到最大的利潤，把禽畜關在極為狹小的鐵籠，不容許有任何的活動空間。這種擠迫的養殖環境不單止污染環境，更製造極為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
全球化促使生產過程流向成本較低的地方，例如讓美國的農業和工業流向墨西哥。這些地方生產成本較低的其中一個理由，就是當地政府對生產過程的監管相對寬鬆，為了吸引外資而置各種社會和環境問題所不顧。
這種跨境生產關係並非自然而成，而需要制度的確立和支持，後面就是政治權力的爭奪。當然，看不見生產過程的種種問題，不代表就不需要面對其後果，病毒和細菌從來不認邊界。
豬流感的源頭和工業養殖是否有關或者仍有待考究，不過疫情在墨西哥的擴散和新自由主義的關係，則是相當明顯。和許多拉丁美洲國家一樣，墨西哥於上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期間經歷多次金融危機的同時，走向一個強調市場主導、私營化和減低政府開支的新自由主義教條。很不幸，醫療福利成為「精減政府架構」的犧牲品，公共醫療開支減少超過四成。貧窮人口一方面失去了政府的安全網，又無法負擔昂貴的私人醫療服務，自然是最受打擊的一群。相對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嬰兒因為營養不足而死亡的個案以倍數上升。有不少學者認為，墨西哥的醫療改革製造社會不平等，為公共醫療系統帶來沉重的危機。當有重大疫情來臨時，系統變得不堪一擊，疫情隨之迅速擴散。
墨西哥公共醫療系統的問題，和全球化之間有何關係？墨西哥政府削減公共醫療開支，並不是當地人自己的選擇。相反，他們更多次起來反抗，示威抗議無日無之。當地政府仍然要一意孤行，無非是受制於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的結構調整計劃。
墨西哥當年面對金融危機，無從選擇之下要靠向外借款來渡過難關，結果就要接受各項借款條件所約束，而其中一項就是削減政府開支。
全球化代表了權力的重組和轉移，而在墨西哥的例子當中，我們就看到政府的權力被轉移到不是由墨西哥人自己選出來的國際組織當中。
全球化並不是一個隨科技而來的自然過程，按何種模式出現和帶來什麼影響，一定要從差異和權力中去講。傳媒報道疫情危機，常常把鏡頭對準穿著白袍的科學家，如何在實驗室尋找病源基因。從全球化去看豬流感的傳播，或者可以在科學的想像之外，為當前的討論帶來更多社會的思考。■
自我戲劇化的英雄感_林沛理
Yazhou Zhoukan
P43 | 一夫當關 | By 林沛理 2010-01-31
自我戲劇化的英雄感
香港八十後在「自我戲劇化的英雄感」中，也把自己組織成利益團體。
林沛理，文化雜誌《瞄》（Muse）主編，《信報》及《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最新的一本書是《破謬．思維》（天窗出版）。
一如所料，高鐵撥款在立法會得到通過；但特區政府再天真，也應該知道「世界從此不一樣」。作為一股新興的政治勢力，八十後初次嚐到「衝鋒陷陣」的刺激和手握權力的快感，此後參與政治的胃口肯定會大增。這是因為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跟政治效能感 (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是分不開的——你越覺得自己有能力透過參與政治去改變現狀，便越發有興趣參與政治。
在這個意義上，整個反高鐵運動對八十後來說，是一個「增權的過程」(empowerment process)。反高鐵給與這批原本身處社會邊緣的年輕人，一個超越營營役役的平淡生活的目標(higher purpose)。更重要的是，它為八十後提供了一個動員和凝聚力量的團結基礎(rallying point)，以及一個介入政治的切入點(entry point)。難怪反高鐵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立法會大樓門外的抗議活動洋溢嘉年華會氣氛：他們要慶祝的，是他們自我創造(self-invention)的成功；他們要表揚的，是那個剛剛得到增權的自己(their newly empowered self)。從被社會遺忘的無名無姓的一代，一躍成為社會良心和媒介寵兒，「忽然成名」的八十後或多或少會有一種要在全城目光下「迎上前去」(rise to the occasion)的「自我戲劇化的英雄感」(self-dramatizing sense of heroism)。至少在表面上，興建高鐵不僅在經濟上站於不敗之地，在政治甚至文化上也是大勢所趨。在香港目前的政治制度下，立法會通過撥款更是無可避免的政治現實。
反高鐵註定是一場敗局早成的抗爭(a lost cause)，但對於革命熱情高漲的年輕人來說，越是註定失敗，就越值得抗爭到底。因為在一個不公平的社會，只有註定失敗的抗爭才是正義之戰(a lost cause is the only cause worth fighting for)。這也許解釋了撥款通過之後立法會大樓外的警民衝突，一齣精采的電影又怎可以沒有一場大對決做高潮(climatic fight)？
反高鐵與「六四」有不少可資比較的地方。雖然八十後在二十年前天安門事件發生的時候，仍然未懂事；但他們極可能是被「六四」感召的一代，自我期許為「六四」的兒女。從這個角度看，立法會通過撥款當晚，警方與反高鐵人士在立法會大樓外衝突，觸發回歸後最激烈的本土示威行動，可以說是二十年前天安門事件的一個溫和、良性(benign)和小規模的香港版。
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八十後，先衝擊中聯辦，再圍堵立法會，這也許已經觸及北京最敏感也最脆弱的中樞神經。一向危機意識過度活躍，但危機處理技巧嚴重不足的曾蔭權政府，相信正在絞盡腦汁。我建議曾蔭權與他的班子、顧問和智囊，找一本已經有百年歷史的老書看一看。
美國政治學者本特利(Arthur Bentley)在他的名作《政府程序：社會壓力的研究》(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 A Study of Social Pressure)中提出，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s)的活動，影響所有政府的政策和政治勢力的分布。社會的政治形態，就是利益團體的力量均衡。利益團體互相競爭，通過捐款、遊說、參政、示威，甚至街頭抗爭等行動，以影響選舉、立法、撥款、資源分配和政府政策等政治結果(political outcome)。政治學理論中，這被稱為團體理論或多元主義(pluralism)。本特利有一句名言：理解了美國的利益集團，也就理解了美國的政治。在本特利的眼中，政治是一場利益集團與利益集團之間永無休止、錙銖必較的鬥爭。
八十後在短時間內成為香港政壇一股必須受到尊重的勢力(a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並非他們佔據了道德的高地，而是因為他們把自己組織成為利益集團，並以一個利益集團的典型模式運作。這對於常常奢談社會整體利益、競爭力和創意、企圖以誇誇其談和「大想法」(big ideas)治港的曾蔭權政府，不是一記當頭棒喝嗎？■
perrylam@yahoo.com
P43 | 一夫當關 | By 林沛理 2010-01-31
自我戲劇化的英雄感
香港八十後在「自我戲劇化的英雄感」中，也把自己組織成利益團體。
林沛理，文化雜誌《瞄》（Muse）主編，《信報》及《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最新的一本書是《破謬．思維》（天窗出版）。
一如所料，高鐵撥款在立法會得到通過；但特區政府再天真，也應該知道「世界從此不一樣」。作為一股新興的政治勢力，八十後初次嚐到「衝鋒陷陣」的刺激和手握權力的快感，此後參與政治的胃口肯定會大增。這是因為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跟政治效能感 (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是分不開的——你越覺得自己有能力透過參與政治去改變現狀，便越發有興趣參與政治。
在這個意義上，整個反高鐵運動對八十後來說，是一個「增權的過程」(empowerment process)。反高鐵給與這批原本身處社會邊緣的年輕人，一個超越營營役役的平淡生活的目標(higher purpose)。更重要的是，它為八十後提供了一個動員和凝聚力量的團結基礎(rallying point)，以及一個介入政治的切入點(entry point)。難怪反高鐵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立法會大樓門外的抗議活動洋溢嘉年華會氣氛：他們要慶祝的，是他們自我創造(self-invention)的成功；他們要表揚的，是那個剛剛得到增權的自己(their newly empowered self)。從被社會遺忘的無名無姓的一代，一躍成為社會良心和媒介寵兒，「忽然成名」的八十後或多或少會有一種要在全城目光下「迎上前去」(rise to the occasion)的「自我戲劇化的英雄感」(self-dramatizing sense of heroism)。至少在表面上，興建高鐵不僅在經濟上站於不敗之地，在政治甚至文化上也是大勢所趨。在香港目前的政治制度下，立法會通過撥款更是無可避免的政治現實。
反高鐵註定是一場敗局早成的抗爭(a lost cause)，但對於革命熱情高漲的年輕人來說，越是註定失敗，就越值得抗爭到底。因為在一個不公平的社會，只有註定失敗的抗爭才是正義之戰(a lost cause is the only cause worth fighting for)。這也許解釋了撥款通過之後立法會大樓外的警民衝突，一齣精采的電影又怎可以沒有一場大對決做高潮(climatic fight)？
反高鐵與「六四」有不少可資比較的地方。雖然八十後在二十年前天安門事件發生的時候，仍然未懂事；但他們極可能是被「六四」感召的一代，自我期許為「六四」的兒女。從這個角度看，立法會通過撥款當晚，警方與反高鐵人士在立法會大樓外衝突，觸發回歸後最激烈的本土示威行動，可以說是二十年前天安門事件的一個溫和、良性(benign)和小規模的香港版。
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八十後，先衝擊中聯辦，再圍堵立法會，這也許已經觸及北京最敏感也最脆弱的中樞神經。一向危機意識過度活躍，但危機處理技巧嚴重不足的曾蔭權政府，相信正在絞盡腦汁。我建議曾蔭權與他的班子、顧問和智囊，找一本已經有百年歷史的老書看一看。
美國政治學者本特利(Arthur Bentley)在他的名作《政府程序：社會壓力的研究》(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 A Study of Social Pressure)中提出，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s)的活動，影響所有政府的政策和政治勢力的分布。社會的政治形態，就是利益團體的力量均衡。利益團體互相競爭，通過捐款、遊說、參政、示威，甚至街頭抗爭等行動，以影響選舉、立法、撥款、資源分配和政府政策等政治結果(political outcome)。政治學理論中，這被稱為團體理論或多元主義(pluralism)。本特利有一句名言：理解了美國的利益集團，也就理解了美國的政治。在本特利的眼中，政治是一場利益集團與利益集團之間永無休止、錙銖必較的鬥爭。
八十後在短時間內成為香港政壇一股必須受到尊重的勢力(a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並非他們佔據了道德的高地，而是因為他們把自己組織成為利益集團，並以一個利益集團的典型模式運作。這對於常常奢談社會整體利益、競爭力和創意、企圖以誇誇其談和「大想法」(big ideas)治港的曾蔭權政府，不是一記當頭棒喝嗎？■
perrylam@yahoo.com
2010年2月11日 星期四
我的「昔日情懷」 呂大樂
Ming Pao Daily News
A29 | +觀點 | 思潮 | By 呂大樂 201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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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昔日情懷」
編按：1 月19 日，《信報》刊出學者呂大樂的文章〈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當中提及「衝擊立法會的做法是超出了和平抗爭的範圍，而對於這種鬥爭的手段，我不表贊同」。Roundtable 理事會主席、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沈旭暉1 月31 日於《明報》「星期日生活」撰文〈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指出呂大樂近一年來的文章， 「讓不少身邊的青年學者、學生、朋友感到鬱悶……背後其實是上一代學者忽略新興社會科學方法論，只使用陳年研究框架的根本問題」。本版思潮專欄今日特刊出呂大樂的最新文章。
月前在《信報》發表一篇短文（原來的題目是〈一個關於議會民主的規範與倫理的問題〉，但由編輯改為〈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引起了一些討論，更有不少批評。在此我打算對自己的一些想法略為說明一下，中間或會對個別評論作出回應，但限於篇幅，不可能就每一位評論人的意見逐點討論，希望參與討論的朋友不會介意。
上星期沈旭暉以〈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為題，撰文指出本人舊思維、舊框條的落後，當然有值得參考之處。尤其重要的是，讀畢全文，深覺淺白的文字和平易近人的分析概念之可貴。而文中五大要點，乃新近學術發展情報，眼界大開之餘，暫時仍然未能充分咀嚼出其中相關的地方，反而題目中的「昔日情懷」四字，多少點出了我的心情。坦白說，我的確覺得，我們正在放棄好些本來很多香港人都會認為是好的社會元素、處事的態度與方法。而我覺得可惜是，現在很多時候我們是為了要否定一個大家都覺得是很討厭的政治制度、特區政府及其施政，就連一些曾經認為是好的規範、理念也隨便拋棄了。我的疑問是：這樣做值得嗎？如此不惜一切，有必要嗎？真的是最好的選擇嗎？我在自己文章裏自認保守，主要就是這個意思。
我的「昔日情懷」可以分開不同方面討論，就讓我從最簡單的組織與動員的問題開始。
動員社會運動要考慮的不是個人喜好
我們看待事物的態度、方法是會受到個人成長經驗所影響；我會承認，我的成長經歷會局限了自己的視野。在我年輕的時候，大部分活躍分子都會認為有需要為自己有份發動、組織的行動、運動負責，因此每次大型公開行動都設有糾察隊，維持秩序（即以大家事前認同的方式、手段，來爭取共同的目標）。若有不同意見者，一是接受已決定的抗爭方式，暫時放下分歧，以一致行動進行抗爭，不然就是脫離組織，另行在另一個機會發動行動，各自以不同方式進行抗爭。那時候，大家覺得在行動的過程之中，總會有政治部的人滲透破壞，於是對於過程中的很多安排都小心翼翼，以防人群中個別人士（無論是「自己人」還是破壞分子）有所的小動作，而礙了大事。或者是因為這樣的安排，那時候的行動總是四平八穩，沒有什麼重大突破，也沒有什麼驕人的成績。但行動的組織者會為行動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大小事情，負上全責。因為要負上全責，如何保證行動能有秩序地進行，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而對於沒有跟從早前集體決定而鹵莽行動的，會劃清界線。
有人批評我這類想法是列寧主義思想，不合時宜，更有打壓個別參與者的個人自發之嫌。年輕朋友對組織化的行動甚為抗拒，作為他們的選擇，我無話可說。我想指出的問題是：
在動員社會運動的時候，我們要考慮的不是個人喜好，而是怎樣從推展運動的角度來估計社會大眾對整個社會運動的一舉一動的看法。重要的問題不在於主要發起團體、大會發言人如何界定他們需要負責的範圍，而是絕大部分不懂後現代論述分析的普通市民會怎樣看待過程中所出現的激烈行動、手段。是否需要為某些行動負責，這並非發動運動的人士、團體主觀上想如何處理的問題，而是面對整個社會，進行抗爭時必須具備的策略意識。
據我了解，在圍堵立法會的行動中，運動內部就曾經對於行動的方式、抗爭手法提出不同的意見，而且有過辯論──至少我曾收到一封電郵，指我在不了解實情和不知道有人曾經嘗試阻止衝擊行動而提出批評，有欠公平。所以，我有理由相信，部分組織者對需要負責的範圍的問題有過思考，並不會因為市面上有些什麼理論，便可以將問題放到旁邊。不過，話說回來，就算有過辯論，但最終衝擊議會大樓的行動仍然發生了，則責任的問題還是一個有待處理的議題。
正如我在上面所指出，問題不在於發起行動的團體或大會的發言人自己的主觀感受或提出的解釋，而是大部分市民如何看待種種行動和動作。如果組織者堅信需要統一行動的形式與步伐，清楚界定整個運動的性質，不怕犯上「政治不正確」的罪名，敢與企圖騎劫運動的部分參與者劃清界線，那就算在行動的過程中發生了阻止不了的衝擊行動，運動也不因此而被轉移焦點。問題是，發起行動的團體或參與人士於事發之後，問：問題是誰先行不義（意思應該是既然你不義在先，那麼我的激烈行動又有何問題）？我們阻止不了他們，那難道要為此負上責任嗎？擲膠樽的是何許人也（有可能是底），仍未清楚，那麼我們又要為此負責？對很多市民而言，他們不會跟你將行動中的不同元素區分開來；在他們眼中，這的確涉及責任的問題。與此同時，個別行動、動作亦會影響他們對運動的印象。發起行動的團體要自辯的話，只得兩種方法：一是跟某些參與者劃清界線，二是為一切負上責任。阻止不了、傳媒放大（這應該是組織者一早已能預見的事情，而組織者亦十分明白，個別參與者是會在傳媒焦點之下，特別活躍和激動）等等，其實都不是解釋。
史泰祖與葉劉淑儀的例子
沈君當然不會同意我的看法，還舉了一個例子，指我自己也不會為小部分人的行為負責。他說「事實上，呂老主持的新力量網絡……還不是使用同一模式為其前任主席史泰祖伙拍葉劉淑儀競選，成了組織內的『百分之二』，對此呂老也是不能預防的，似乎他也沒有『基本上認同行動』。起碼在當時。」
首先，沈君將史醫生支持葉劉淑儀參與補選和後來兩人合作一起參選兩事混淆了；如果曾引人關注的，是前者而並非後者。更重要的是，就前者一事，新力量網絡只向外界澄清：「新力量網絡乃一所無政治黨派傾向的民間智庫組織……基於組織的性質，本會從來不以組織名義支持任何候選人參與任何層級的議會或其他政治機構的選舉。一直以來，就算是會員參與選舉，亦一概不會以組織名義支持參選。」但基本上沒有否定個別會員以個人身分有權以各種形式參與選舉活動，因此儘管外界及會內有人表示不滿，也沒有嚴厲譴責史醫生。
所以，沈君所舉的例子，正好說明我對責任倫理之重視。因為當時會內並無規定會員──包括主席──不可以以個人身分參與選舉相關的活動，我作為副主席便不可以不按規章去處理個別會員的行為；既然事前缺乏預見能力，那便唯有一力承擔，面對組織內外的壓力與批評。當時在很多人眼中，這就等於我認同了他的做法。對我這類強調規範的人來說，絕不能因某些後果而繞過規則辦事。整個組織有所疏忽，就只好硬頭皮哽下去。事後我們修改了會規，主席不可以任何形式（包括個人名義）提名候選人。必須注意，新增會規所規範的正是接下來當主席的我。
我想說：這就是我的「昔日情懷」，而沈君應是難以明白的。對我來說，由於事前未有規定，到出了問題之後，也必須堅持公平處理，不能因內外壓力或意識形態而不依規條做事。那「百分之二」，我哽了。同樣重要的是，對朋友要有情有義。當初沒有說明不容許的，朋友做了，對自己造成不便。但我們也不可以為此而反臉不認，甚至落井下石。在這些問題上，我自認是百分之一百「愚忠」的。
如果親中派衝擊以泛民為多數的議會？
這帶我們到了另一方面的問題：發起圍堵的團體最有力的自辯，應強調是當晚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均屬和平抗爭，沒有半點衝擊立法會的意味。可是，由發起行動的團體或大會的發言人口中，我們經常聽到兩種聲音：一是一切和平，完全沒有過激；另一則是承認有些過激，但不是問題（例如只有「百分之二」的人或時間過了火位，不應因此而否定「百分之九十八」；或者已嘗試控制場面但不果，那麼便不應算帳；又或者「百分之二」的肢體衝突，竟然給傳媒放大、扭曲，問題在於媒體，與運動無關）。兩種聲音互有矛盾，至今仍未見到統一的說法。
如上面所言，最有效的自辯應是種種行動都是合情、合法、合理。以沈君的說法，根本「不存在衝擊Vs 被衝擊」，而理論基礎是「社會現實是由不同個體和群體互動中『建構』出來的，只要我們對自身和外界認知發生變化，社會現實也會隨之變化」。我必須?認，自己完全不懂以上這句理論上應有重大政治意義的金句的意思。我的提問很簡單：假如當晚發生的是由親中和建制派搞出來一模一樣的行動，來衝擊一個以泛民為大多數的議會，我可以接受嗎？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否定的原因是，從制度的角度考慮，我們不應以參與行動的人士及團體的意識形態來判斷什麼是可以或不可以；制度、秩序、規範的建設不能以選擇性的方法來處事。這也就是說，假如我認為當晚所發生的一切行動均可接受，那麼我也應該認為政敵以同樣方式來衝擊自己支持的議會是可以接受的事情。規範保護敵人，但也保護我們自己。若然今天我們輕易放棄，日後給人運用來對付自己所支持的議會時，將後悔不已。
很多人說在議會大樓外面進行衝擊不能看作對議會政治倫理的挑戰，有些甚至覺得這樣做也只不過是邀請鄭汝樺跟群眾對話的身體語言而已。我自問對議會是有很強烈看法的，而我真的視一眾議員──儘管對他們的表現有很多不滿──為尊貴的議員。他們的尊貴不在於身分地位，而是就算我怎樣不喜歡他們的政見，還是認為他們不應受到任何威嚇（當然一定有人反駁，當時大部分參與者心平氣和，議員和官員不可能覺得受嚇），影響議事。在立法會大樓外請願、集會、抗議，這當然沒有問題，但要衝入議會大樓，則是另一回事了。說搬開鐵碼不是挑戰警權，而是因為它們阻礙群眾的行動，那是強辯。說當時的衝擊行動沒有任何意圖，純粹表達情緒，別無其他，我也覺得難以接受。
我情願參與者告訴我：做了又如何！當晚所發生的一切，都屬於和平的行動。我覺得面對這樣的解釋，我們還可以將問題交由社會大眾來決定。假如市民都認為日後在其他情發生相似的事情，警察亦毋須處理的話，我當然也會接受這種對秩序的新理解。我的理解可能已追不上時代，但確信很多市民對衝擊議會的動作很有意見。
衝擊行為值得認真對待
而衝擊行為之所以值得認真對待，倒不是當晚所發生的事情。論對整個抗爭運動本身的影響，衝擊行動或者能夠激化一些參與其中的人士，但並不是「喚醒」了沉默的大多數；而更激動的動作，相信只會將本來同情運動的旁觀者亦嚇跑了。但在運動的發展過程中，這時一定會出現激進的一翼，認為只要行動再升級，便可以迅速扭轉形勢。而在這時候，建制的另一方面不可能一次又一次容許對方公然進行衝擊。政府及警方要想辦法防止同類行動出現，倒不是因為如某些報章所言鷹派當道，而是它們內外受到壓力（例如前線警員會問他們日後如何以同樣的方法和態度來維持秩序），會嘗試通過打擊及其他強硬手段來提高參與者的參與成本；這一點是所有組織者、參與者、評論人都應該注意的。我關心的，不是那批衝擊議會的人士──他們不怕犧牲，對一切後果，應在預計之內。且未能完成整套激進的動作，相信他們也很難放下心頭大石。他們早下決心，只有繼續，很難停下來。問題是站在他們後面的快樂抗爭人士，在一個群眾衝突的環境與氣氛底下，於毫無準備之下捲入其中，便可大可小了。當晚沒有發生，並不等如沒有潛在危險；日後再有行動、衝突，同樣的情與可能性一定會發生。而來自建制的反擊，一觸即發。
當然，我的觀察、分析不一定準確。但假如我衷心認為潛在上述危險的話，我便有責任提出警告。別人怎樣看待我所提出的警告，我並不在意：講出了要說的真心說話，我已完成任務。有來郵指摘我的言論是為了特區政府、警方未來的打壓行動提供一種合理化的藉口，幫忙策動反動言論攻勢，我也不覺得怎樣──大概是讀得太多建構理論罷！但必須承認，過去幾星期所感受的討論氣氛，確實混身不自在。這與我所說的「昔日情懷」有關。
受特區政府委託研究「80 後」？
香港從來不是一個很理想的討論環境，一向存在山頭主義、小圈子等等。但不理想還不理想，總不會將人分類，然後界定立場，往後一連串猜測：問你有什麼企圖？背後有何目的？究竟站在誰人的一方說話？在過去這一段日子裏，深深感受到這一種猜疑情緒的蔓延。首先，是《蘋果日報》署名「本報記者」所寫的一篇「特稿」，報道我已受特區政府委託研究「80 後」。如果讀者有細讀那篇特稿，不難發覺該記者並無透露消息來源，亦無向我求證。讀報之後，我翻查自己手機「未接電話」的記錄，也沒有這樣的來電。有朋友向我了解，我的答覆是：這是當前香港社會「新聞創作」的最高表現。至今我仍不知道這是一項什麼研究，也沒有等待這項委託的來臨。自己手上有兩份書稿正在趕工，卻給人一種生活清閒，等接項目的印象，這要認真檢討反省。
我沒有新聞工作的訓練，不敢說這樣的報道不夠或甚至是違反專業；這要交由新聞界的朋友分析。但有趣的事，本地其他報刊也竟然覺得毋須在向我確認的情下，引述這樣的「新聞創作」資訊，繼續傳播。至於一些專欄作者，亦樂於引用這段消息，寫出各種各樣的道理來。再發展下去，便在某些圈子之中，有很多聯想；而最容易做的，就是界定我被收編，拿特區政府的錢，計劃將來接受委任之類。從此，這個人已歸類，而他的意見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他的潛台詞、意圖及意識形態。
眼見這種猜疑情緒在香港社會蔓延，覺得很可憐（我指這個社會變得可憐）。沈旭暉文章的其中一段，正是這種猜疑情緒的濃縮精華版本。他寫：
「我們都是《四代香港人》忠實讀者，知道呂老一度表示『作者已死』，謝絕相關論壇和公眾論述，感到十分可惜，也十分悲壯；近月喜見作者復活，名正言順以『四代香港人作者』身分評論第四代，有報道說還被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委託研究第四代，身旁那些接受新學術訓練而在當漂流講師、非高級講師、副學士老師、研究助理等恆河沙數的第四代學人，卻未免百感交集。」
這一些文字就是時下的一種典型，由猜疑到猜疑，由歸類到定型，然後有所判斷，下個結論。關於政府委託研究，前面已解釋，在此只想多說一句：一個研究單位接受政府委託進行研究，這本身沒有問題。只要是能夠保持客觀、中立，不受委託人影響撰寫報告，而報告又可公開發表，我不覺得有批評的必要。我不是受委託的學者，不等於接受委託的研究員就是壞人，他們依附權貴。對人對事，要講公道。
我在《信報》發表的文章，在作者名字旁邊附上「四代香港人作者」幾個字，其實是編輯未經我同意之下加插的。事後我沒有向編輯追究，一是因為資料上沒有出錯，二是我相信讀者和我一樣，以平和的心情去了解別人的意見，沒有必要太多想像、解讀和建構。明顯地，沈君另有一種解讀的方式。對此我也有應付的責任。跟家中第一代長輩談起近期的小風波，她即時的反應是： 「那你應該先反省一下平日待人接物的態度，要認真做好教學、研究，否則人家何來這種印象。世上哪有這麼多誤會。」在這個意義上，對沈君的意見，我會視之為忠告、提點。
那份猜疑我不敢認同
但在忠告、提點的背後所存在的那份猜疑，則我是不敢認同的。而這個問題並不限於個別作者，而是一個普遍現象。不知從哪個時候開始，我們變得愈來愈講求「政治正確」──對人對事，是一早區分態度、立場，進行分類；而另一種表現，則是放棄了仔細詳盡，反覆思考辯論的討論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政治語言（例如很快便由討論上升至追問究竟有無勇氣、決心的政治表態）。在現有的政治環境底下，大家坐立不安，心急浮躁，這可以理解，但事事猜疑卻不值得鼓勵。
這剛好回到文章初段所提出的問題：我相信很多市民（包括我本人）對現時香港特區管治都有很多不滿，認為需要改變。在尋求改變的過程中，障礙重重，速度緩慢，成效不大。這樣的局勢底下，出現各種訴求、主張，完全可以理解。但在爭取更快更大的轉變的同時，出現了一些激烈的言論，我覺得是需要小心處理的。例如有人認為我所主張的議會政治倫理在現存建制底下，已經沒有意思；一個不義的議會所作決定，市民沒有必要接受。另一種意見是，因為這個議會根本不能真實反映民意（例如轉換計算選票的方式，泛民才是大多數），用任何手段進行衝擊，都不是問題。在我看來，這些說話都是講大了：認為這是一個令人覺得絕望的制度，所以只有徹底否定才有希望，這些講話的策略含義只可能是以不同的形式來否定現存有限度的議會民主。我認為這條路線是危險的。
我知道這句說話會引起很多讀者大笑，但我的而且確認為香港的民主──儘管是有限度的──得來不易。它不是英國雙手奉上，也不是北京恩賜，而是長年鬥爭的成果。它不盡人意，更應更快走向更民主，但未至於需要全盤否定。或者我比較悲觀，我從不認為北京會因為看見議會及其規則愈來愈不受尊重而心痛；它絕不介意出現亂局，更不介意極端保守主義抬頭。很多人以為跟北京角力是一場博弈，我則在另一篇短文裏提及，它是一個絕不介意在一個殘局中慘勝的莊家。對我們來說，它的慘勝可能是香港的悲劇。
或者這個制度、這個政府都很討厭，但我仍然相信我們有過一些理念、規範、共識，是很多香港人都會認為是合理的，並且可以應用到處理重大問題之上的。在規範底下進行鬥爭──從爭取每一個議席到組織「七一遊行」之類的和平示威──不會立即解決問題，但也不見得是寸步難行。改革之路從來都是又長又彎。
A29 | +觀點 | 思潮 | By 呂大樂 201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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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昔日情懷」
編按：1 月19 日，《信報》刊出學者呂大樂的文章〈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當中提及「衝擊立法會的做法是超出了和平抗爭的範圍，而對於這種鬥爭的手段，我不表贊同」。Roundtable 理事會主席、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沈旭暉1 月31 日於《明報》「星期日生活」撰文〈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指出呂大樂近一年來的文章， 「讓不少身邊的青年學者、學生、朋友感到鬱悶……背後其實是上一代學者忽略新興社會科學方法論，只使用陳年研究框架的根本問題」。本版思潮專欄今日特刊出呂大樂的最新文章。
月前在《信報》發表一篇短文（原來的題目是〈一個關於議會民主的規範與倫理的問題〉，但由編輯改為〈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引起了一些討論，更有不少批評。在此我打算對自己的一些想法略為說明一下，中間或會對個別評論作出回應，但限於篇幅，不可能就每一位評論人的意見逐點討論，希望參與討論的朋友不會介意。
上星期沈旭暉以〈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為題，撰文指出本人舊思維、舊框條的落後，當然有值得參考之處。尤其重要的是，讀畢全文，深覺淺白的文字和平易近人的分析概念之可貴。而文中五大要點，乃新近學術發展情報，眼界大開之餘，暫時仍然未能充分咀嚼出其中相關的地方，反而題目中的「昔日情懷」四字，多少點出了我的心情。坦白說，我的確覺得，我們正在放棄好些本來很多香港人都會認為是好的社會元素、處事的態度與方法。而我覺得可惜是，現在很多時候我們是為了要否定一個大家都覺得是很討厭的政治制度、特區政府及其施政，就連一些曾經認為是好的規範、理念也隨便拋棄了。我的疑問是：這樣做值得嗎？如此不惜一切，有必要嗎？真的是最好的選擇嗎？我在自己文章裏自認保守，主要就是這個意思。
我的「昔日情懷」可以分開不同方面討論，就讓我從最簡單的組織與動員的問題開始。
動員社會運動要考慮的不是個人喜好
我們看待事物的態度、方法是會受到個人成長經驗所影響；我會承認，我的成長經歷會局限了自己的視野。在我年輕的時候，大部分活躍分子都會認為有需要為自己有份發動、組織的行動、運動負責，因此每次大型公開行動都設有糾察隊，維持秩序（即以大家事前認同的方式、手段，來爭取共同的目標）。若有不同意見者，一是接受已決定的抗爭方式，暫時放下分歧，以一致行動進行抗爭，不然就是脫離組織，另行在另一個機會發動行動，各自以不同方式進行抗爭。那時候，大家覺得在行動的過程之中，總會有政治部的人滲透破壞，於是對於過程中的很多安排都小心翼翼，以防人群中個別人士（無論是「自己人」還是破壞分子）有所的小動作，而礙了大事。或者是因為這樣的安排，那時候的行動總是四平八穩，沒有什麼重大突破，也沒有什麼驕人的成績。但行動的組織者會為行動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大小事情，負上全責。因為要負上全責，如何保證行動能有秩序地進行，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而對於沒有跟從早前集體決定而鹵莽行動的，會劃清界線。
有人批評我這類想法是列寧主義思想，不合時宜，更有打壓個別參與者的個人自發之嫌。年輕朋友對組織化的行動甚為抗拒，作為他們的選擇，我無話可說。我想指出的問題是：
在動員社會運動的時候，我們要考慮的不是個人喜好，而是怎樣從推展運動的角度來估計社會大眾對整個社會運動的一舉一動的看法。重要的問題不在於主要發起團體、大會發言人如何界定他們需要負責的範圍，而是絕大部分不懂後現代論述分析的普通市民會怎樣看待過程中所出現的激烈行動、手段。是否需要為某些行動負責，這並非發動運動的人士、團體主觀上想如何處理的問題，而是面對整個社會，進行抗爭時必須具備的策略意識。
據我了解，在圍堵立法會的行動中，運動內部就曾經對於行動的方式、抗爭手法提出不同的意見，而且有過辯論──至少我曾收到一封電郵，指我在不了解實情和不知道有人曾經嘗試阻止衝擊行動而提出批評，有欠公平。所以，我有理由相信，部分組織者對需要負責的範圍的問題有過思考，並不會因為市面上有些什麼理論，便可以將問題放到旁邊。不過，話說回來，就算有過辯論，但最終衝擊議會大樓的行動仍然發生了，則責任的問題還是一個有待處理的議題。
正如我在上面所指出，問題不在於發起行動的團體或大會的發言人自己的主觀感受或提出的解釋，而是大部分市民如何看待種種行動和動作。如果組織者堅信需要統一行動的形式與步伐，清楚界定整個運動的性質，不怕犯上「政治不正確」的罪名，敢與企圖騎劫運動的部分參與者劃清界線，那就算在行動的過程中發生了阻止不了的衝擊行動，運動也不因此而被轉移焦點。問題是，發起行動的團體或參與人士於事發之後，問：問題是誰先行不義（意思應該是既然你不義在先，那麼我的激烈行動又有何問題）？我們阻止不了他們，那難道要為此負上責任嗎？擲膠樽的是何許人也（有可能是底），仍未清楚，那麼我們又要為此負責？對很多市民而言，他們不會跟你將行動中的不同元素區分開來；在他們眼中，這的確涉及責任的問題。與此同時，個別行動、動作亦會影響他們對運動的印象。發起行動的團體要自辯的話，只得兩種方法：一是跟某些參與者劃清界線，二是為一切負上責任。阻止不了、傳媒放大（這應該是組織者一早已能預見的事情，而組織者亦十分明白，個別參與者是會在傳媒焦點之下，特別活躍和激動）等等，其實都不是解釋。
史泰祖與葉劉淑儀的例子
沈君當然不會同意我的看法，還舉了一個例子，指我自己也不會為小部分人的行為負責。他說「事實上，呂老主持的新力量網絡……還不是使用同一模式為其前任主席史泰祖伙拍葉劉淑儀競選，成了組織內的『百分之二』，對此呂老也是不能預防的，似乎他也沒有『基本上認同行動』。起碼在當時。」
首先，沈君將史醫生支持葉劉淑儀參與補選和後來兩人合作一起參選兩事混淆了；如果曾引人關注的，是前者而並非後者。更重要的是，就前者一事，新力量網絡只向外界澄清：「新力量網絡乃一所無政治黨派傾向的民間智庫組織……基於組織的性質，本會從來不以組織名義支持任何候選人參與任何層級的議會或其他政治機構的選舉。一直以來，就算是會員參與選舉，亦一概不會以組織名義支持參選。」但基本上沒有否定個別會員以個人身分有權以各種形式參與選舉活動，因此儘管外界及會內有人表示不滿，也沒有嚴厲譴責史醫生。
所以，沈君所舉的例子，正好說明我對責任倫理之重視。因為當時會內並無規定會員──包括主席──不可以以個人身分參與選舉相關的活動，我作為副主席便不可以不按規章去處理個別會員的行為；既然事前缺乏預見能力，那便唯有一力承擔，面對組織內外的壓力與批評。當時在很多人眼中，這就等於我認同了他的做法。對我這類強調規範的人來說，絕不能因某些後果而繞過規則辦事。整個組織有所疏忽，就只好硬頭皮哽下去。事後我們修改了會規，主席不可以任何形式（包括個人名義）提名候選人。必須注意，新增會規所規範的正是接下來當主席的我。
我想說：這就是我的「昔日情懷」，而沈君應是難以明白的。對我來說，由於事前未有規定，到出了問題之後，也必須堅持公平處理，不能因內外壓力或意識形態而不依規條做事。那「百分之二」，我哽了。同樣重要的是，對朋友要有情有義。當初沒有說明不容許的，朋友做了，對自己造成不便。但我們也不可以為此而反臉不認，甚至落井下石。在這些問題上，我自認是百分之一百「愚忠」的。
如果親中派衝擊以泛民為多數的議會？
這帶我們到了另一方面的問題：發起圍堵的團體最有力的自辯，應強調是當晚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均屬和平抗爭，沒有半點衝擊立法會的意味。可是，由發起行動的團體或大會的發言人口中，我們經常聽到兩種聲音：一是一切和平，完全沒有過激；另一則是承認有些過激，但不是問題（例如只有「百分之二」的人或時間過了火位，不應因此而否定「百分之九十八」；或者已嘗試控制場面但不果，那麼便不應算帳；又或者「百分之二」的肢體衝突，竟然給傳媒放大、扭曲，問題在於媒體，與運動無關）。兩種聲音互有矛盾，至今仍未見到統一的說法。
如上面所言，最有效的自辯應是種種行動都是合情、合法、合理。以沈君的說法，根本「不存在衝擊Vs 被衝擊」，而理論基礎是「社會現實是由不同個體和群體互動中『建構』出來的，只要我們對自身和外界認知發生變化，社會現實也會隨之變化」。我必須?認，自己完全不懂以上這句理論上應有重大政治意義的金句的意思。我的提問很簡單：假如當晚發生的是由親中和建制派搞出來一模一樣的行動，來衝擊一個以泛民為大多數的議會，我可以接受嗎？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否定的原因是，從制度的角度考慮，我們不應以參與行動的人士及團體的意識形態來判斷什麼是可以或不可以；制度、秩序、規範的建設不能以選擇性的方法來處事。這也就是說，假如我認為當晚所發生的一切行動均可接受，那麼我也應該認為政敵以同樣方式來衝擊自己支持的議會是可以接受的事情。規範保護敵人，但也保護我們自己。若然今天我們輕易放棄，日後給人運用來對付自己所支持的議會時，將後悔不已。
很多人說在議會大樓外面進行衝擊不能看作對議會政治倫理的挑戰，有些甚至覺得這樣做也只不過是邀請鄭汝樺跟群眾對話的身體語言而已。我自問對議會是有很強烈看法的，而我真的視一眾議員──儘管對他們的表現有很多不滿──為尊貴的議員。他們的尊貴不在於身分地位，而是就算我怎樣不喜歡他們的政見，還是認為他們不應受到任何威嚇（當然一定有人反駁，當時大部分參與者心平氣和，議員和官員不可能覺得受嚇），影響議事。在立法會大樓外請願、集會、抗議，這當然沒有問題，但要衝入議會大樓，則是另一回事了。說搬開鐵碼不是挑戰警權，而是因為它們阻礙群眾的行動，那是強辯。說當時的衝擊行動沒有任何意圖，純粹表達情緒，別無其他，我也覺得難以接受。
我情願參與者告訴我：做了又如何！當晚所發生的一切，都屬於和平的行動。我覺得面對這樣的解釋，我們還可以將問題交由社會大眾來決定。假如市民都認為日後在其他情發生相似的事情，警察亦毋須處理的話，我當然也會接受這種對秩序的新理解。我的理解可能已追不上時代，但確信很多市民對衝擊議會的動作很有意見。
衝擊行為值得認真對待
而衝擊行為之所以值得認真對待，倒不是當晚所發生的事情。論對整個抗爭運動本身的影響，衝擊行動或者能夠激化一些參與其中的人士，但並不是「喚醒」了沉默的大多數；而更激動的動作，相信只會將本來同情運動的旁觀者亦嚇跑了。但在運動的發展過程中，這時一定會出現激進的一翼，認為只要行動再升級，便可以迅速扭轉形勢。而在這時候，建制的另一方面不可能一次又一次容許對方公然進行衝擊。政府及警方要想辦法防止同類行動出現，倒不是因為如某些報章所言鷹派當道，而是它們內外受到壓力（例如前線警員會問他們日後如何以同樣的方法和態度來維持秩序），會嘗試通過打擊及其他強硬手段來提高參與者的參與成本；這一點是所有組織者、參與者、評論人都應該注意的。我關心的，不是那批衝擊議會的人士──他們不怕犧牲，對一切後果，應在預計之內。且未能完成整套激進的動作，相信他們也很難放下心頭大石。他們早下決心，只有繼續，很難停下來。問題是站在他們後面的快樂抗爭人士，在一個群眾衝突的環境與氣氛底下，於毫無準備之下捲入其中，便可大可小了。當晚沒有發生，並不等如沒有潛在危險；日後再有行動、衝突，同樣的情與可能性一定會發生。而來自建制的反擊，一觸即發。
當然，我的觀察、分析不一定準確。但假如我衷心認為潛在上述危險的話，我便有責任提出警告。別人怎樣看待我所提出的警告，我並不在意：講出了要說的真心說話，我已完成任務。有來郵指摘我的言論是為了特區政府、警方未來的打壓行動提供一種合理化的藉口，幫忙策動反動言論攻勢，我也不覺得怎樣──大概是讀得太多建構理論罷！但必須承認，過去幾星期所感受的討論氣氛，確實混身不自在。這與我所說的「昔日情懷」有關。
受特區政府委託研究「80 後」？
香港從來不是一個很理想的討論環境，一向存在山頭主義、小圈子等等。但不理想還不理想，總不會將人分類，然後界定立場，往後一連串猜測：問你有什麼企圖？背後有何目的？究竟站在誰人的一方說話？在過去這一段日子裏，深深感受到這一種猜疑情緒的蔓延。首先，是《蘋果日報》署名「本報記者」所寫的一篇「特稿」，報道我已受特區政府委託研究「80 後」。如果讀者有細讀那篇特稿，不難發覺該記者並無透露消息來源，亦無向我求證。讀報之後，我翻查自己手機「未接電話」的記錄，也沒有這樣的來電。有朋友向我了解，我的答覆是：這是當前香港社會「新聞創作」的最高表現。至今我仍不知道這是一項什麼研究，也沒有等待這項委託的來臨。自己手上有兩份書稿正在趕工，卻給人一種生活清閒，等接項目的印象，這要認真檢討反省。
我沒有新聞工作的訓練，不敢說這樣的報道不夠或甚至是違反專業；這要交由新聞界的朋友分析。但有趣的事，本地其他報刊也竟然覺得毋須在向我確認的情下，引述這樣的「新聞創作」資訊，繼續傳播。至於一些專欄作者，亦樂於引用這段消息，寫出各種各樣的道理來。再發展下去，便在某些圈子之中，有很多聯想；而最容易做的，就是界定我被收編，拿特區政府的錢，計劃將來接受委任之類。從此，這個人已歸類，而他的意見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他的潛台詞、意圖及意識形態。
眼見這種猜疑情緒在香港社會蔓延，覺得很可憐（我指這個社會變得可憐）。沈旭暉文章的其中一段，正是這種猜疑情緒的濃縮精華版本。他寫：
「我們都是《四代香港人》忠實讀者，知道呂老一度表示『作者已死』，謝絕相關論壇和公眾論述，感到十分可惜，也十分悲壯；近月喜見作者復活，名正言順以『四代香港人作者』身分評論第四代，有報道說還被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委託研究第四代，身旁那些接受新學術訓練而在當漂流講師、非高級講師、副學士老師、研究助理等恆河沙數的第四代學人，卻未免百感交集。」
這一些文字就是時下的一種典型，由猜疑到猜疑，由歸類到定型，然後有所判斷，下個結論。關於政府委託研究，前面已解釋，在此只想多說一句：一個研究單位接受政府委託進行研究，這本身沒有問題。只要是能夠保持客觀、中立，不受委託人影響撰寫報告，而報告又可公開發表，我不覺得有批評的必要。我不是受委託的學者，不等於接受委託的研究員就是壞人，他們依附權貴。對人對事，要講公道。
我在《信報》發表的文章，在作者名字旁邊附上「四代香港人作者」幾個字，其實是編輯未經我同意之下加插的。事後我沒有向編輯追究，一是因為資料上沒有出錯，二是我相信讀者和我一樣，以平和的心情去了解別人的意見，沒有必要太多想像、解讀和建構。明顯地，沈君另有一種解讀的方式。對此我也有應付的責任。跟家中第一代長輩談起近期的小風波，她即時的反應是： 「那你應該先反省一下平日待人接物的態度，要認真做好教學、研究，否則人家何來這種印象。世上哪有這麼多誤會。」在這個意義上，對沈君的意見，我會視之為忠告、提點。
那份猜疑我不敢認同
但在忠告、提點的背後所存在的那份猜疑，則我是不敢認同的。而這個問題並不限於個別作者，而是一個普遍現象。不知從哪個時候開始，我們變得愈來愈講求「政治正確」──對人對事，是一早區分態度、立場，進行分類；而另一種表現，則是放棄了仔細詳盡，反覆思考辯論的討論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政治語言（例如很快便由討論上升至追問究竟有無勇氣、決心的政治表態）。在現有的政治環境底下，大家坐立不安，心急浮躁，這可以理解，但事事猜疑卻不值得鼓勵。
這剛好回到文章初段所提出的問題：我相信很多市民（包括我本人）對現時香港特區管治都有很多不滿，認為需要改變。在尋求改變的過程中，障礙重重，速度緩慢，成效不大。這樣的局勢底下，出現各種訴求、主張，完全可以理解。但在爭取更快更大的轉變的同時，出現了一些激烈的言論，我覺得是需要小心處理的。例如有人認為我所主張的議會政治倫理在現存建制底下，已經沒有意思；一個不義的議會所作決定，市民沒有必要接受。另一種意見是，因為這個議會根本不能真實反映民意（例如轉換計算選票的方式，泛民才是大多數），用任何手段進行衝擊，都不是問題。在我看來，這些說話都是講大了：認為這是一個令人覺得絕望的制度，所以只有徹底否定才有希望，這些講話的策略含義只可能是以不同的形式來否定現存有限度的議會民主。我認為這條路線是危險的。
我知道這句說話會引起很多讀者大笑，但我的而且確認為香港的民主──儘管是有限度的──得來不易。它不是英國雙手奉上，也不是北京恩賜，而是長年鬥爭的成果。它不盡人意，更應更快走向更民主，但未至於需要全盤否定。或者我比較悲觀，我從不認為北京會因為看見議會及其規則愈來愈不受尊重而心痛；它絕不介意出現亂局，更不介意極端保守主義抬頭。很多人以為跟北京角力是一場博弈，我則在另一篇短文裏提及，它是一個絕不介意在一個殘局中慘勝的莊家。對我們來說，它的慘勝可能是香港的悲劇。
或者這個制度、這個政府都很討厭，但我仍然相信我們有過一些理念、規範、共識，是很多香港人都會認為是合理的，並且可以應用到處理重大問題之上的。在規範底下進行鬥爭──從爭取每一個議席到組織「七一遊行」之類的和平示威──不會立即解決問題，但也不見得是寸步難行。改革之路從來都是又長又彎。
2010年1月31日 星期日
宇宙大苦行詩
Ming Pao Daily News
P08 | 副刊世紀 | 周日的詩 | By 廖偉棠 2010-01-31
宇宙大苦行詩
——1 月16 日，香港反高鐵人民在立法會即將通過高鐵撥款表決之時，發起萬人宇宙大苦行、包圍立法會，悲且壯，詩以記之。
1 熔岩漸漸流緩、變黑，我們拖熔岩走路。
宇宙在苦行
一萬人在轉，因為腳下星也轉不因愚政而停止。
金剛攀上了立法會不作獅吼，只結一個寂靜手印。正義女神依然蒙眼他們相愛進入高空凜冽高空還有銀河。
我們匍匐在冰冷瀝青上雙膝護住地底一團火。
青色火，燒成一條悲傷的蛇鬼卒們的離魂如尺蠖去追，總追不。
戰城南、死城北，精衛不再填海，裸身走在立法會肥議員們染了一身幽寒。
宇宙在苦行
席捲了世間狼藉酒杯。
2 它如一株巨樹，高舉全身花瓣，在黑暗中攀緣吞沒奮戰於子夜的人和獸，湧上上亞厘畢道、翻下昃臣道。
這夜，我擁護地心說。
是宇宙在敲鼓、在胡旋、在二十六步一跪拜、攥緊手中穀，是它突然奮起如日冕、兀而俯身如星雲，全身的枝葉垂下、包裹一個小村。
再無所謂高官與碩鼠的齗齗，光流布了路砂的細隙它要回它施予的一切準備一場豐收宴。
我們如勞農作歌，高空還有銀河。
宇宙在苦行
為了一個老婦人的念叨，
她和它相依為命已經八十年仍將延續數億光年。
為她暫寐，我撚熄這顆小星。
P08 | 副刊世紀 | 周日的詩 | By 廖偉棠 2010-01-31
宇宙大苦行詩
——1 月16 日，香港反高鐵人民在立法會即將通過高鐵撥款表決之時，發起萬人宇宙大苦行、包圍立法會，悲且壯，詩以記之。
1 熔岩漸漸流緩、變黑，我們拖熔岩走路。
宇宙在苦行
一萬人在轉，因為腳下星也轉不因愚政而停止。
金剛攀上了立法會不作獅吼，只結一個寂靜手印。正義女神依然蒙眼他們相愛進入高空凜冽高空還有銀河。
我們匍匐在冰冷瀝青上雙膝護住地底一團火。
青色火，燒成一條悲傷的蛇鬼卒們的離魂如尺蠖去追，總追不。
戰城南、死城北，精衛不再填海，裸身走在立法會肥議員們染了一身幽寒。
宇宙在苦行
席捲了世間狼藉酒杯。
2 它如一株巨樹，高舉全身花瓣，在黑暗中攀緣吞沒奮戰於子夜的人和獸，湧上上亞厘畢道、翻下昃臣道。
這夜，我擁護地心說。
是宇宙在敲鼓、在胡旋、在二十六步一跪拜、攥緊手中穀，是它突然奮起如日冕、兀而俯身如星雲，全身的枝葉垂下、包裹一個小村。
再無所謂高官與碩鼠的齗齗，光流布了路砂的細隙它要回它施予的一切準備一場豐收宴。
我們如勞農作歌，高空還有銀河。
宇宙在苦行
為了一個老婦人的念叨，
她和它相依為命已經八十年仍將延續數億光年。
為她暫寐，我撚熄這顆小星。
香港殖民生活的「冷經驗
Ming Pao Daily News
D06 | 世紀 | 世紀．Local Discourse | By 呂大樂 2010-01-25
Highlight Keywords
香港殖民生活的「冷經驗」
文╱呂大樂新力量網絡主席、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編按：2009 年末，深港高鐵興建與五區請辭論爭，引發關於「中港融合」、「一國兩制下的議政民主」、「規劃民主」等本土議題，也引來官方和輿論提出「要處理香港社會存在深層次矛盾」的說法。今明兩天，世紀版將刊載學者呂大樂和孔誥烽的分析文章，合為一小專輯，探究此種「矛盾」的歷史、社會結構根源。文章皆同於《本土論述2009》發表，這部年度期刊延續去年社會上幾場重要辯論，以殖民地秩序為框架，檢視抗爭、身分、教育等議事面向；以及另闢香港、中國視野、「八十後」等時下專題。
呂氏於下文指出，近年興起的保育運動與他所屬世代的生活經驗未能相交，他梳理冷感生成的殖民管治、國共意識形態相爭背景。
情似乎是這樣：對於香港的文化、文物、建築，年輕一輩顯然比較我所屬的一代人更有感情。
對此我是感到好奇的。但這不表示我會懷疑他們那份感情與熱誠；對文化文物的感情，基本上沒有必要跟個人的年齡成正比例。我甚至認為，這不是年齡的問題，而是不同的生命歷程所產生不一樣經歷的結果。
舉一個例，對於保育景賢里一事，我便自問很難對該建築物講出一些什麼感覺，更遑論記憶、感情。對於景賢里，我只有一些印象，依稀記得在中學時期偶有乘坐公共汽車經過它的大門，瞬間一瞥，只覺重門深鎖，估計是富貴人家的大宅。所謂印象，就僅此而已。當聽到提出要保育景賢里的要求時，雖然明白那些主張保護文化文物的社會人士那份焦急與期望，但在我個人方面則沒有共鳴，難以投入。上述情並不限於景賢里這個個案。現時偶然聽到一些有關文化文物保育的意見或建議，都會感到與倡議者之間存在一定的距離。
疏離感殖民霸權的裂縫
而我相信，我有這樣的感覺並非一個特殊例子。身邊的朋友間中也會表達一些類似的意見，只是很奇怪的，這種略有保留的態度一直沒有機會在公眾空間裏受到注意，成為議程的一部分。在公眾空間裏所進行的激烈辯論很快便將社會上的意見歸納為正反兩大陣營，而中間那種模稜兩可的態度很快便被看為無所謂、沒有看法或無意見，而沒進一步深究。可以想像，這一種模稜兩可的態度並不會在爭議中引人注意；在兩種主張對峙的情下，這種沒有強烈反應的態度很容易被誤解為冷感或不關心。
但其實在沒有強烈反應背後的那種模稜兩可的態度，很大程度上是某種殖民經驗的表現。它既是殖民管治所帶來的後果，同時也是當時在那政治、經濟、文化環境下生活的被殖民者對殖民制度的回應。可以這樣說，這種模稜兩可，對殖民文化文物沒有強烈反應的態度，反映出當時殖民政府在建立管治霸權時並未有徹底地令被殖民者完完全全歸順， 在政治及文化控制上存在一些裂縫，給後者可以跟建制保持一定距離的空間，沒有真正融入殖民制度裏面。上述的那種態度是在殖民霸權的裂縫中衍生出來的，面對殖民政府它表現為陽奉陰違，在日常生活裏則表現為與建制的低度接觸。它是一種消極的抵抗。
近期不少有關殖民時代香港社會的研究，均強調殖民者與華人社會（尤其是那些為殖民政府服務，而從中取得好處的一群）之間的協力關係。儘管殖民主義是一種壓迫被殖民者的制度，但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也可以存在利益交換關係。當然，並不是每一個階級均可以取得相同的利益：買辦與一般市民大眾之間的差異肯定是十分明顯的。但同樣可以肯定的是，在殖民制度——至少以香港的經驗而言——底下，也不見得就只有壓迫的一面。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關係微妙。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對一般民眾來說，他們對殖民政府的態度也是頗為複雜的。他們在殖民地生活或可免於內地動盪的政治環境對個人所帶來的種種影響，讓他們在並不平等的制度底下仍可支配自己的命運。可是，殖民制度中的種種細節又確實經常令被殖民者感到渾身不舒服。
曾幾何時，在很多華人眼中，英國人高高在上。在六七十年代民間普遍流行一種說法，就是一些在英國老家不怎樣的外籍人士，來到香港亦可以當上一官半職或在洋行做可以話事的。現實是否如此，暫且不必深究。作為在民間廣泛流傳的一種想法，這已足以說明華人對殖民地及殖民者的主觀感受。所謂香港乃華洋共處之地，其實沒有清楚說明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存在一種怎樣的關係。而滲透於日常生活中不同環節的，由學校課程（如語文學習的安排、對中史課的「小心處理」等）到平日跟政府的接觸（如七十年代中期以前，到公共屋的辦事處交租也會有一種踏足衙門的感覺，而當年好些初級公務員接待市民的態度，亦令人很不舒服），都經常會提醒民眾，香港是一處殖民地。我相信，這是在殖民地生活的經驗的特點之一：一份疏離感。
第三類選擇漸成主流
上面所提到市民的消極抵抗跟這份疏離感是有關聯的。
必須說明，這並不等於說他們無時無刻不想顛覆殖民制度。在香港作為殖民地的百多年歷史中，當然存在反殖民地的情緒，但反殖民地作為一項政治工程──包括有組織地進行政治顛覆，宣揚針對殖民主義的國族主義思想，嘗試推翻殖民政府，並有打算通過解放殖民地而另立新的政權──基本上從來不是政治現實的一部分。在香港實踐民族主義，最終出路似乎是回國服務（或應說是參與一個以中國為主體的政治計劃），而不是在此「借來的地方」跟殖民政府進行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在沒有一個以推翻殖民政權為目標的政治工程的情下，抗拒殖民地的情緒表現為跟殖民體制核心保持距離。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以前（大致上可以「四人幫」倒台為分界），於香港社會的主流制度以外，存在親中共及親國民黨的兩大陣營。它們的存在直接及間接地為民眾跟殖民體制保持距離提供了社會基礎。直接是指它們是殖民管治下自成一體的社會系統，讓不少人可以減少參與殖民體制；間接是指它也刺激了一個獨立於國共政治的民間社會系統的形成。
上述兩大政治陣營長期在港有高度組織化的活動，一直以來都是國共之間的政治鬥爭的伸延。它們各自形成一個體系，很大程度上自給自足（由個別學校到整個升學系統、個別企業到整個就業系統、出版文化刊物、舉辦文化藝術活動到成立足球隊及其他體育運動隊伍等），曾經有過一段時期足以令參與其中的人士沒有需要跟主流的社會制度扯上密切的關係，亦可以在這個微型世界中過跟其他人沒有太不一樣的（撇開政治內容）生活。這兩大陣營在香港活動各有其政治任務，要爭取群眾。兩陣對峙，給香港社會帶來了一個頗為活躍的（意見經常不一致的）文化空間，各自開拓地盤，嘗試拉攏支持者或團結可以爭取的群眾。而殖民政府似乎亦樂於見到這兩股政治力量互相牽制，不至於出現一方面獨大的現象。更有趣的是，當時很多人因為以前經歷過內戰及1949 年前後各種政治動亂而不想自己的生活再受到國共政治鬥爭所牽連，所以自覺與這兩大陣營無涉（在這個意義上，儘管殖民體制令人難以投入，它又的確是在國共陣營以外的一種選擇。六七暴動之後，再加上經濟起飛，在體制內尋求個人發展的機會增加，這就更強化了市民對進入這個制度的取向），因此那些以中立或獨立自居，不依附於國共其中一方的「第三類選擇」有一定的「市場」，並以此定位而得到支持。而後來自七十年代中期，一般市民大眾所指為「本地的」，很大程度上是指這些有別於國共兩大陣營的「第三類選擇」。當「第三類選擇」逐漸壯大，同時如前面所提及經濟快速發展，一般家庭的生活有所改善，再加上後來殖民政府改變施政，進行改革，國共兩大陣營因而被邊緣化，殖民體制才漸漸成為社會主流，而民眾那種疏離的感覺才慢慢起了變化。
保育與民間回憶何干？
我想指出的是，對殖民體制在政治、文化上的疏離，並沒有成為本地華人社會發展的絆腳石。國共陣營與「第三類選擇」之間的互動，形成了一種自由、沒有拘束、經常出現相反意見的社會文化環境。這本來只是殖民政府用以平衡國共勢力的政治手段，卻有意無意中促成了一個香港特色的民間社會。這樣說並非全面否定殖民體制本身的正面作用；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它給市民提供了一個生活的框架——一套不一定公平和合理的遊戲規則，但卻是有穩定的規則可依，並在沒有需要捲入政治的情下，能夠從中找到改善生活的方法。一般市民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裏找到支配自己命運的可能性，並開始視香港為安身之地。往後的已成為歷史。
今天我們事後對港英殖民管治的態度與評價，會加入了很多七十年代中期之後才出現的元素，也因此而對它有另一番想像。
但對曾經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前的殖民香港生活的港人來說，這種想像有其界限。如果老房子能夠勾起一些回憶，那主要是殖民時代的民間生活，而不是與殖民制度的接觸。殖民只是歷史背景，是那個時代的年份。
在很多人眼中，重視自己身處的社會的歷史，乃理所當然。作為一種態度、要求，這或者是沒有必要討論的。但作為建基於社會狀分析之上的一種主張，我們需要理解為何有不少人不會有太多感情投入，同時也不會有強烈反應和意見。他們冷淡的反應其實是向倡議者提出了一個疑問：究竟這樣的保育跟他們的經歷扣上怎樣的關係？未有充分回答這個問題，便很難令他們對議題感興趣，更遑論積極回應了。
書名：《本土論述2009：香港的市民抗爭與殖民地秩序》
編者：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新力量網絡
作者：夏鑄九、郭恩慈、王永平、谷淑美、朱凱迪、潘毅等
出版：漫遊者文化
D06 | 世紀 | 世紀．Local Discourse | By 呂大樂 2010-01-25
Highlight Keywords
香港殖民生活的「冷經驗」
文╱呂大樂新力量網絡主席、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編按：2009 年末，深港高鐵興建與五區請辭論爭，引發關於「中港融合」、「一國兩制下的議政民主」、「規劃民主」等本土議題，也引來官方和輿論提出「要處理香港社會存在深層次矛盾」的說法。今明兩天，世紀版將刊載學者呂大樂和孔誥烽的分析文章，合為一小專輯，探究此種「矛盾」的歷史、社會結構根源。文章皆同於《本土論述2009》發表，這部年度期刊延續去年社會上幾場重要辯論，以殖民地秩序為框架，檢視抗爭、身分、教育等議事面向；以及另闢香港、中國視野、「八十後」等時下專題。
呂氏於下文指出，近年興起的保育運動與他所屬世代的生活經驗未能相交，他梳理冷感生成的殖民管治、國共意識形態相爭背景。
情似乎是這樣：對於香港的文化、文物、建築，年輕一輩顯然比較我所屬的一代人更有感情。
對此我是感到好奇的。但這不表示我會懷疑他們那份感情與熱誠；對文化文物的感情，基本上沒有必要跟個人的年齡成正比例。我甚至認為，這不是年齡的問題，而是不同的生命歷程所產生不一樣經歷的結果。
舉一個例，對於保育景賢里一事，我便自問很難對該建築物講出一些什麼感覺，更遑論記憶、感情。對於景賢里，我只有一些印象，依稀記得在中學時期偶有乘坐公共汽車經過它的大門，瞬間一瞥，只覺重門深鎖，估計是富貴人家的大宅。所謂印象，就僅此而已。當聽到提出要保育景賢里的要求時，雖然明白那些主張保護文化文物的社會人士那份焦急與期望，但在我個人方面則沒有共鳴，難以投入。上述情並不限於景賢里這個個案。現時偶然聽到一些有關文化文物保育的意見或建議，都會感到與倡議者之間存在一定的距離。
疏離感殖民霸權的裂縫
而我相信，我有這樣的感覺並非一個特殊例子。身邊的朋友間中也會表達一些類似的意見，只是很奇怪的，這種略有保留的態度一直沒有機會在公眾空間裏受到注意，成為議程的一部分。在公眾空間裏所進行的激烈辯論很快便將社會上的意見歸納為正反兩大陣營，而中間那種模稜兩可的態度很快便被看為無所謂、沒有看法或無意見，而沒進一步深究。可以想像，這一種模稜兩可的態度並不會在爭議中引人注意；在兩種主張對峙的情下，這種沒有強烈反應的態度很容易被誤解為冷感或不關心。
但其實在沒有強烈反應背後的那種模稜兩可的態度，很大程度上是某種殖民經驗的表現。它既是殖民管治所帶來的後果，同時也是當時在那政治、經濟、文化環境下生活的被殖民者對殖民制度的回應。可以這樣說，這種模稜兩可，對殖民文化文物沒有強烈反應的態度，反映出當時殖民政府在建立管治霸權時並未有徹底地令被殖民者完完全全歸順， 在政治及文化控制上存在一些裂縫，給後者可以跟建制保持一定距離的空間，沒有真正融入殖民制度裏面。上述的那種態度是在殖民霸權的裂縫中衍生出來的，面對殖民政府它表現為陽奉陰違，在日常生活裏則表現為與建制的低度接觸。它是一種消極的抵抗。
近期不少有關殖民時代香港社會的研究，均強調殖民者與華人社會（尤其是那些為殖民政府服務，而從中取得好處的一群）之間的協力關係。儘管殖民主義是一種壓迫被殖民者的制度，但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也可以存在利益交換關係。當然，並不是每一個階級均可以取得相同的利益：買辦與一般市民大眾之間的差異肯定是十分明顯的。但同樣可以肯定的是，在殖民制度——至少以香港的經驗而言——底下，也不見得就只有壓迫的一面。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關係微妙。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對一般民眾來說，他們對殖民政府的態度也是頗為複雜的。他們在殖民地生活或可免於內地動盪的政治環境對個人所帶來的種種影響，讓他們在並不平等的制度底下仍可支配自己的命運。可是，殖民制度中的種種細節又確實經常令被殖民者感到渾身不舒服。
曾幾何時，在很多華人眼中，英國人高高在上。在六七十年代民間普遍流行一種說法，就是一些在英國老家不怎樣的外籍人士，來到香港亦可以當上一官半職或在洋行做可以話事的。現實是否如此，暫且不必深究。作為在民間廣泛流傳的一種想法，這已足以說明華人對殖民地及殖民者的主觀感受。所謂香港乃華洋共處之地，其實沒有清楚說明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存在一種怎樣的關係。而滲透於日常生活中不同環節的，由學校課程（如語文學習的安排、對中史課的「小心處理」等）到平日跟政府的接觸（如七十年代中期以前，到公共屋的辦事處交租也會有一種踏足衙門的感覺，而當年好些初級公務員接待市民的態度，亦令人很不舒服），都經常會提醒民眾，香港是一處殖民地。我相信，這是在殖民地生活的經驗的特點之一：一份疏離感。
第三類選擇漸成主流
上面所提到市民的消極抵抗跟這份疏離感是有關聯的。
必須說明，這並不等於說他們無時無刻不想顛覆殖民制度。在香港作為殖民地的百多年歷史中，當然存在反殖民地的情緒，但反殖民地作為一項政治工程──包括有組織地進行政治顛覆，宣揚針對殖民主義的國族主義思想，嘗試推翻殖民政府，並有打算通過解放殖民地而另立新的政權──基本上從來不是政治現實的一部分。在香港實踐民族主義，最終出路似乎是回國服務（或應說是參與一個以中國為主體的政治計劃），而不是在此「借來的地方」跟殖民政府進行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在沒有一個以推翻殖民政權為目標的政治工程的情下，抗拒殖民地的情緒表現為跟殖民體制核心保持距離。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以前（大致上可以「四人幫」倒台為分界），於香港社會的主流制度以外，存在親中共及親國民黨的兩大陣營。它們的存在直接及間接地為民眾跟殖民體制保持距離提供了社會基礎。直接是指它們是殖民管治下自成一體的社會系統，讓不少人可以減少參與殖民體制；間接是指它也刺激了一個獨立於國共政治的民間社會系統的形成。
上述兩大政治陣營長期在港有高度組織化的活動，一直以來都是國共之間的政治鬥爭的伸延。它們各自形成一個體系，很大程度上自給自足（由個別學校到整個升學系統、個別企業到整個就業系統、出版文化刊物、舉辦文化藝術活動到成立足球隊及其他體育運動隊伍等），曾經有過一段時期足以令參與其中的人士沒有需要跟主流的社會制度扯上密切的關係，亦可以在這個微型世界中過跟其他人沒有太不一樣的（撇開政治內容）生活。這兩大陣營在香港活動各有其政治任務，要爭取群眾。兩陣對峙，給香港社會帶來了一個頗為活躍的（意見經常不一致的）文化空間，各自開拓地盤，嘗試拉攏支持者或團結可以爭取的群眾。而殖民政府似乎亦樂於見到這兩股政治力量互相牽制，不至於出現一方面獨大的現象。更有趣的是，當時很多人因為以前經歷過內戰及1949 年前後各種政治動亂而不想自己的生活再受到國共政治鬥爭所牽連，所以自覺與這兩大陣營無涉（在這個意義上，儘管殖民體制令人難以投入，它又的確是在國共陣營以外的一種選擇。六七暴動之後，再加上經濟起飛，在體制內尋求個人發展的機會增加，這就更強化了市民對進入這個制度的取向），因此那些以中立或獨立自居，不依附於國共其中一方的「第三類選擇」有一定的「市場」，並以此定位而得到支持。而後來自七十年代中期，一般市民大眾所指為「本地的」，很大程度上是指這些有別於國共兩大陣營的「第三類選擇」。當「第三類選擇」逐漸壯大，同時如前面所提及經濟快速發展，一般家庭的生活有所改善，再加上後來殖民政府改變施政，進行改革，國共兩大陣營因而被邊緣化，殖民體制才漸漸成為社會主流，而民眾那種疏離的感覺才慢慢起了變化。
保育與民間回憶何干？
我想指出的是，對殖民體制在政治、文化上的疏離，並沒有成為本地華人社會發展的絆腳石。國共陣營與「第三類選擇」之間的互動，形成了一種自由、沒有拘束、經常出現相反意見的社會文化環境。這本來只是殖民政府用以平衡國共勢力的政治手段，卻有意無意中促成了一個香港特色的民間社會。這樣說並非全面否定殖民體制本身的正面作用；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它給市民提供了一個生活的框架——一套不一定公平和合理的遊戲規則，但卻是有穩定的規則可依，並在沒有需要捲入政治的情下，能夠從中找到改善生活的方法。一般市民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裏找到支配自己命運的可能性，並開始視香港為安身之地。往後的已成為歷史。
今天我們事後對港英殖民管治的態度與評價，會加入了很多七十年代中期之後才出現的元素，也因此而對它有另一番想像。
但對曾經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前的殖民香港生活的港人來說，這種想像有其界限。如果老房子能夠勾起一些回憶，那主要是殖民時代的民間生活，而不是與殖民制度的接觸。殖民只是歷史背景，是那個時代的年份。
在很多人眼中，重視自己身處的社會的歷史，乃理所當然。作為一種態度、要求，這或者是沒有必要討論的。但作為建基於社會狀分析之上的一種主張，我們需要理解為何有不少人不會有太多感情投入，同時也不會有強烈反應和意見。他們冷淡的反應其實是向倡議者提出了一個疑問：究竟這樣的保育跟他們的經歷扣上怎樣的關係？未有充分回答這個問題，便很難令他們對議題感興趣，更遑論積極回應了。
書名：《本土論述2009：香港的市民抗爭與殖民地秩序》
編者：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新力量網絡
作者：夏鑄九、郭恩慈、王永平、谷淑美、朱凱迪、潘毅等
出版：漫遊者文化
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13 | 時事評論 | 新思維網絡 | By 呂大樂 2010-01-19
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
我會承認自己思想保守。如果「反高鐵」的圍堵行動也不算是衝擊立法會，而整個過程也只不過是另一種和平的抗爭，那我相信我們已經改變了一貫對社會秩序的定義與理解。衝擊立法會的做法是超出了和平抗爭的範圍，而對於這種鬥爭的手段，我不表贊同。
讀者可以批評我這一類人對議會政治抱一份愚忠，竟然可以接受在一個不公義的制底下，玩少數服從多數的遊戲。在批評者眼中的愚忠，我視之為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假如今天我們可以接受以真民主之名，來衝擊被視為不代表民意的立法議會，他朝到另一種主張的群眾舞動他們的政治旗幟，來圍堵一個由民主派（或自己所支持的政黨）取得多數的議會時，我們便無話可說。規範與秩序並不只是一方的壓迫工具，它同時也保障到另一方。它不單只會束縛我們，而是也可限制反對我們的人。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大家都要付出很大代價。
以民主程序追求民主
我當然明白，對很多人來說，在短期之內，根本不會出現民主派執政而受它的反對者所衝擊的可能性（因為我們的選舉制度難以產生這樣的議席分配），所以，也就沒有需要諸多顧忌。而在他們眼中，目的可以令一切手段都變得合理，既然目標正義，那就不必拘泥於什麼規範、倫理了。對於上述意見，我要強調：不顧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最後一定不會達到大家共同追求的真民主。追求真民主的人，既以民主過程來爭取達成目標，亦接受民主程序、規範對自己的約束。就算特區政府如何令人討厭，我們也不可以因此放棄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
我也聽到一種意見，表示圍堵立法會的行動，百分之九十八的時間是快樂及和平的抗爭，只有少部分人會較為衝動，嘗試一些較多衝撞的動作。而電子新聞所看見的鏡頭，是傳媒的誇大與扭曲，並不反映整個行動的全貌。持這種看法的參與者視整個過程只是個人表達情緒與意見的過程，因此也不怎在意社會大眾對事件的回應。但現實是，社會大眾不會區分那百分之九十八與另外的百分之二。更重要的是，就算整個行動自稱不以嚴謹組織為特色，大眾也不會因此而覺得那百分之二的額外動作或部分人士一時衝動的舉動，與大會無關。現實世界很殘酷，只要新聞鏡頭所見的情況並非虛構，社會便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假如大會不阻止所謂一時衝動的爆發，也就基本上認同了這種行動。
鼓掌沒有成本
參與者會問：既然如此，那為什麼社會輿論（有明顯政治立場的除外）並沒有紛紛出言譴責？現在我們所見到的「輿論真空期」，不是因為廣大市民一致支持圍堵立法會的行動，而是特區政府民望低落，暫時沒有社會力量會願意站在它的一方。特區政府的政治孤立狀態，令輿論未有必要表態。但這並不等於它們對行動沒有看法。它們知道特區政府持續弱勢，反對行動一定會走向升級，只要爆發暴力衝突，便可改變輿論的導向，界定行動為非理性的反社會破壞行為。
或者參與者會追問：那為什麼社會輿論都讚美所謂「八十後」或「自發網民」的一番熱誠與理想呢？我想那恐怕只反映出近年香港人都變得偽善了。很多對年輕參與者的讚賞的背後，其實都留有一手，並沒有完全肯定行動的形式。我當然不會排除很多讚賞出於一種欣賞，但更多恐怕是借年輕人的理想主義去批評特區政府。而這些鼓掌的聲音其實沒有成本，當行動過了火位的時候，他們毋須承擔後果，反而事後可以參與指摘，怪責參與者不知分寸。有時候，我覺得發出這些廉價鼓掌聲的只是將參與者推向過激行動的邊緣，而不是真正分擔風險的同路人。
組織者須交代行動
最後，問題是：不再採取和平行動又如何？作為一種選擇，這當然只有參與者才能決定。只要說得清清楚楚，讓所有參與者都知道其中意義，並且願意?擔後果，旁人沒有必要干預。事實上，在未來的行動中，參與者的成本或風險是會增加的。經過圍堵立法會之後，特區政府及警方均很難繼續以同樣方式來維持秩序。
他們的壓力來自兩方面：一是持另一種意見的市民會認為市中心秩序失控而警員未能有效執法，需要交代；二是警隊內部也必然有意見認為長期如此下去，前線警員將難以判斷如何執法。兩種壓力均會促使有關當局要向參與行動的群眾發出信息（例如事後發出告票），使他們知道日後若然公然移動鐵碼、衝擊現場都不可能是全無風險的行動。可以想像，在「輿論真空期」過去之後，行動的風險將會是另一種狀況。關於這一點，組織者一定早就心中有數，亦早有準備。
筆者指出存在風險這一點，並非想打擊行動，而是所有行動組織者都有責任向參與者交代清楚。最終是否行動，如何行動，組織者與參與者自有他們的想法，一力承擔。作為結語，只想一再強調，衝擊立法會含意深遠，不是隨便一句說只是要求官員出來對話，便可自圓其說。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四代香港人》一書作者
P13 | 時事評論 | 新思維網絡 | By 呂大樂 2010-01-19
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
我會承認自己思想保守。如果「反高鐵」的圍堵行動也不算是衝擊立法會，而整個過程也只不過是另一種和平的抗爭，那我相信我們已經改變了一貫對社會秩序的定義與理解。衝擊立法會的做法是超出了和平抗爭的範圍，而對於這種鬥爭的手段，我不表贊同。
讀者可以批評我這一類人對議會政治抱一份愚忠，竟然可以接受在一個不公義的制底下，玩少數服從多數的遊戲。在批評者眼中的愚忠，我視之為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假如今天我們可以接受以真民主之名，來衝擊被視為不代表民意的立法議會，他朝到另一種主張的群眾舞動他們的政治旗幟，來圍堵一個由民主派（或自己所支持的政黨）取得多數的議會時，我們便無話可說。規範與秩序並不只是一方的壓迫工具，它同時也保障到另一方。它不單只會束縛我們，而是也可限制反對我們的人。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大家都要付出很大代價。
以民主程序追求民主
我當然明白，對很多人來說，在短期之內，根本不會出現民主派執政而受它的反對者所衝擊的可能性（因為我們的選舉制度難以產生這樣的議席分配），所以，也就沒有需要諸多顧忌。而在他們眼中，目的可以令一切手段都變得合理，既然目標正義，那就不必拘泥於什麼規範、倫理了。對於上述意見，我要強調：不顧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最後一定不會達到大家共同追求的真民主。追求真民主的人，既以民主過程來爭取達成目標，亦接受民主程序、規範對自己的約束。就算特區政府如何令人討厭，我們也不可以因此放棄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
我也聽到一種意見，表示圍堵立法會的行動，百分之九十八的時間是快樂及和平的抗爭，只有少部分人會較為衝動，嘗試一些較多衝撞的動作。而電子新聞所看見的鏡頭，是傳媒的誇大與扭曲，並不反映整個行動的全貌。持這種看法的參與者視整個過程只是個人表達情緒與意見的過程，因此也不怎在意社會大眾對事件的回應。但現實是，社會大眾不會區分那百分之九十八與另外的百分之二。更重要的是，就算整個行動自稱不以嚴謹組織為特色，大眾也不會因此而覺得那百分之二的額外動作或部分人士一時衝動的舉動，與大會無關。現實世界很殘酷，只要新聞鏡頭所見的情況並非虛構，社會便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假如大會不阻止所謂一時衝動的爆發，也就基本上認同了這種行動。
鼓掌沒有成本
參與者會問：既然如此，那為什麼社會輿論（有明顯政治立場的除外）並沒有紛紛出言譴責？現在我們所見到的「輿論真空期」，不是因為廣大市民一致支持圍堵立法會的行動，而是特區政府民望低落，暫時沒有社會力量會願意站在它的一方。特區政府的政治孤立狀態，令輿論未有必要表態。但這並不等於它們對行動沒有看法。它們知道特區政府持續弱勢，反對行動一定會走向升級，只要爆發暴力衝突，便可改變輿論的導向，界定行動為非理性的反社會破壞行為。
或者參與者會追問：那為什麼社會輿論都讚美所謂「八十後」或「自發網民」的一番熱誠與理想呢？我想那恐怕只反映出近年香港人都變得偽善了。很多對年輕參與者的讚賞的背後，其實都留有一手，並沒有完全肯定行動的形式。我當然不會排除很多讚賞出於一種欣賞，但更多恐怕是借年輕人的理想主義去批評特區政府。而這些鼓掌的聲音其實沒有成本，當行動過了火位的時候，他們毋須承擔後果，反而事後可以參與指摘，怪責參與者不知分寸。有時候，我覺得發出這些廉價鼓掌聲的只是將參與者推向過激行動的邊緣，而不是真正分擔風險的同路人。
組織者須交代行動
最後，問題是：不再採取和平行動又如何？作為一種選擇，這當然只有參與者才能決定。只要說得清清楚楚，讓所有參與者都知道其中意義，並且願意?擔後果，旁人沒有必要干預。事實上，在未來的行動中，參與者的成本或風險是會增加的。經過圍堵立法會之後，特區政府及警方均很難繼續以同樣方式來維持秩序。
他們的壓力來自兩方面：一是持另一種意見的市民會認為市中心秩序失控而警員未能有效執法，需要交代；二是警隊內部也必然有意見認為長期如此下去，前線警員將難以判斷如何執法。兩種壓力均會促使有關當局要向參與行動的群眾發出信息（例如事後發出告票），使他們知道日後若然公然移動鐵碼、衝擊現場都不可能是全無風險的行動。可以想像，在「輿論真空期」過去之後，行動的風險將會是另一種狀況。關於這一點，組織者一定早就心中有數，亦早有準備。
筆者指出存在風險這一點，並非想打擊行動，而是所有行動組織者都有責任向參與者交代清楚。最終是否行動，如何行動，組織者與參與者自有他們的想法，一力承擔。作為結語，只想一再強調，衝擊立法會含意深遠，不是隨便一句說只是要求官員出來對話，便可自圓其說。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四代香港人》一書作者
反抹黑起義
Ming Pao Daily News
P01 | 星期日生活 | By 葉輝 2010-01-31
Highlight Keywords
反抹黑起義
文葉輝母難之日，正值「左蠢」鋪天蓋地抹黑「起義」兩字之日，深感「左蠢」對「5 區總辭」的口號「全民起義」作出種種說法，不通不達，便先後在facebook 寫了4 段文字，指出「革命」與「起義」早已出現了「詞義轉移」，按前文後理，根本就不是「左蠢」所謂的「流血政變」、「發動武裝革命」、「為正義起兵」這等意思，網友對4 段文字頗有迴響，對我的「釋義」加以通達的祝福，通達就是通情達理，那才不會像「左蠢」那樣，對早已變通的詞義死抱「原教旨主義」。
文章起義： 起一義以發其凡
在Facebook 張貼第一段文字說： 很奇怪， 靠「起義」起家的老人家為什麼忽然對「起義」兩字憤怒起來？為什麼忽然害怕「起義」？ 「起義」是什麼？讀點書吧， 「起義」至少有兩義：
其一是為正義而起兵，孫中山起義，毛澤東、鄧小平也起義，有種種「起義」，才有今日的新中國，那是對腐敗的政權「造反」；其二是寫文章時起一義以發其凡（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乃有「生活起義」、「時尚起義」、「戀愛起義」，而「起義時刻」不過是遊戲，有這樣那樣的「起義」，人生才不會悶死，那是對死氣沉沉的人生「造反」。
切勿像「左蠢」那樣「望文生義」，查查字典吧，據內地通行的網上詞典《漢典》， 「起義」條有以下3 種解釋：
（1）仗義起兵。唐人劉餗《隋唐嘉話》卷上：「平陽公主聞高祖起義太原，乃於鄠司竹園招集亡命以迎軍，時謂之娘子兵。」
（2）指軍隊反正，以從義師。周立波《暴風驟雨》第二部二六： 「蕭隊長接說道： 『中央軍』插翅也飛不過來了，除非起義，投降，或是做俘虜，他們別想過來了。」
（3） 指顯露文意。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 「一曰微而顯， 文見於此， 而起義在彼。」明郎瑛《七修類稿．詩文類卷三十九．富字義非》： 「《禮記·祭義》註曰：臣能世祿曰富，未嘗以田字起義。」
台灣教育部所編的網上詞典《國語詞典》亦甚通行， 「起義」條亦收兩義：
（1）為正義而起兵。三國演義．第一回： 「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
（2）作文時，樹立一義以發其凡。晉人杜預《春秋左氏傳序》： 「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
當前口口聲聲將「起義」解作「武裝起義」、「推翻政權」的是什麼人？他們唯恐阿爺不高興，那都是「扣帽子」的文革遺毒，請問「左蠢」，施明德也曾以「良心革命全民起義」發起倒扁，你們當時為什麼不開罵？ 「革命」與「起義」在台灣並非「流血政變」，在香港，為什麼會讓你們有此聯想？
「詞義演變」的「基本法」
一個社會若然不容許「起一義以發其凡」，不容許甚至不理解何謂語言轉義，何謂語言學上的「後起義」，只有一小撮不學無術、聲大夾惡、強扣帽子的「左蠢」說了算，那就是一個以言入罪的社會，太可恥了，也太可悲了！
不要忘記歷史教訓，因「起義」之聯想而殺錯良民，早有先例，美國就有一段野史：政府軍懷疑舒族（Sioux） 的「鬼舞信仰」（Ghost Dancereligion）乃圖謀「起義」，先後佈局殺害「坐牛」（Sitting Bull）酋長，並且屠殺了200 名降民。
另一段貼於facebook 的文字指出， 「詞義演變」有3 條「基本法」：擴大、縮小和轉移。以「黨」字為例，古代漢語的「黨」字，既指「朋黨」或「因利害關係而結成的小團體」，例如《論語》所說的「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有偏袒、偏私之意，又如「結黨營私」、「狐群狗黨」，都是貶義；時至今日， 「黨」字在內地兼具「政黨」和專指「共產黨」兩義；在台灣，則兼有政黨與執政黨（國民黨、民進黨）兩義。在不同社會，除了政黨，還指非法團夥，諸如拆白黨、補藥黨三Ｋ黨、童黨。另一個具體詞例是「黃大仙」，本來專指一名「仙人」，後轉義為供奉該「仙人」之寺廟，再轉義為地區名，以及地鐵站名。
明乎此理， 「革命」與「起義」亦有「詞義轉移」。「革命」原義為「湯武革命」，革是變，命是天命。這一詞義，兩三千年來沒有多大變化。清末有梁啟超提倡的「詩界革命」， 「革命」的詞義便出現變化。
馮自由乃孫中山的機要秘書，他在《革命逸史》一書開宗明義，點出「革命」二字之由來： 「在清季乙未（清光緒二十一年）興中會失敗以前，中國革命黨人向未採用『革命』二字為名稱，從太平天國以至興中會，黨人均沿用『造反』或『起義』、『光復』等名稱。及乙未興中會在廣州失敗，孫總理、陳少白及鄭弼3 人自香港東渡日本，舟過神戶時，3 人登岸購得日本報紙，中有新聞一則，題曰支那革命首領孫逸仙抵日，總理語少白曰： 『革命』出於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日人謂吾黨為革命黨，意義甚佳，吾黨以後即稱革命黨可也。按日人初譯英文Revolution 為『革命』，但揆諸易所謂湯武革命之本義，原專指政治變革而言，故曰革其王命，又曰王者易姓為革命，自譯名既定，於是關於政治上或社會上的大變革，咸通稱曰革命。今國人遂亦沿用之。」
「變革」與「改革」的同義詞
請注意： 「關於政治上或社會上的大變革，咸通稱曰革命」，可見「革命」有其「後起義」（即後起之詞義），可以是「革其王命」，也可以是生活上或社會上的變革。例如內地足球界腐敗，故有「足球革命」；中國的公共廁所過去一直「臭名」遠播，乃有「所革命」。
還有「微革命」：Twitter 等微博產品所帶來的，不僅僅是互聯網的新形態，也是媒體傳播的新格局。它們以外包式的新聞聚合每一個微小的個體，由「微信息」和「微交流」共同推動「微革命」。
生活和文化不斷鬧革命，連汽水也有廣告歌曰：靜靜地要起革命， 「革命」的極端色彩淡化了，幾乎變成「變革」或鄧小平倡導的「改革」的同義詞。
「起義」原義是「為正義起兵」，其後有「起一義以發其凡」的變義，由文章起義轉化為生活與文化起義，俯拾皆是，最近有人舉列10 項流行「起義」：（1）早餐起義（遊戲）、（2）戀愛起義（電影）、（3）時尚起義（時裝購物網）、（4）綠色生活起義（ 環保網站） 、（5） 青春起義（Facebook 組群） 、（6） 音樂起義（ 音樂大賽）、（7）文化起義（書名）、（8）劇場起義（ 劇場活動） 、（9）創作起義（創作市集）、（10）樂．色起義（垃圾桶設計比賽）。
還有人借鄧小平領導的「百色起義」轉義為屏幕的色彩起義（MAG），意即百種色彩起義； 「生活起義」（網站）……內地學者陳義華著有《後殖民知識界的起義》一書，借鑑南亞「庶民學派」的論述，在全球化語境下，重新思考邊緣族群的生存處境。
「詞義」大致可以分為「基本義」、「一般義」、「本義」、「後起義」、「基礎義」、「引申義」等觀念。此其一。「基礎義╱引申義」， 「本義╱後起義」， 「基本義╱一般義」，乃3 對根據不同標準劃分出來的「詞義類型」。此其二。
這就是「詞義轉移」：由甲義轉到乙義，甲、乙兩義雖可能有一定的關連，但已分屬不同的範疇。
被壓制的知識的起義
後殖民理論的興起，福柯（Michel Foucault）稱之為「被壓制的知識的起義」。福柯指出，知識被正統和既定的準則和戒律所框限，被「正典」以合法性為理由，強制賦予系統形式、等級秩序和功能一貫性， 因而瀕臨淹沒和變形（buried anddisguised），只有通過對種種壓制的反抗之力量，才得以揭示知識的真相；只有平反這些不合格的、地方的、大眾的知識，知識的反抗力量才得以「重新顯現」（re-appearance），這就是批評的積極意義。
內地將呂叔湘的《語言的演變》列入中學教材，該文原題是《古今言殊》（ 收錄在《語文常談》），呂氏認為語言的發展不是突發的，而是漸進的，一般語匯經常處在變化之中，這是「詞義轉移」的基本原因。
封建社會很漫長，社會生活節奏緩慢，變化不大，從上古漢語到近代漢語的語匯變化不大明顯，只是到了鴉片戰爭以後，漢語的語匯才隨社會變革而發生巨大變化，這是「詞義轉移」的歷史和社會原因。
「革命」和「起義」兩詞的詞義演化，在香港而言，應該被理解為「語言的演變」，而不應該是福柯所說的「被壓制的知識」。革命無罪，起義有理，按理， 「詞義轉移」只是語文常識，內地中學生都懂， 「左蠢」不學無術，不懂不奇，響應「左蠢」的中文教授何以不懂？真是他媽的想不通！
從前是傳媒人，如今是自由作者，一向無黨無派，母難日撰文論「革命」與「起義」，並不是要支持公、社兩黨的「全民公投」，而是為詞義辯誣，為中文解毒（借用陳雲書名），不欲普羅市民誤信「左蠢」。
在facebook 貼了4 段文字，讚好、留言、轉貼等回響有數百個，一名青年轉貼了，加了一段留言：「致所有中文科及中化科老師。若果睇完你扯火的話，我其中一個女朋友係心理醫生，可能打折（或者收附加費），閣下自理！！！」有趣，有趣，至少比「左蠢」對詞義的「原教旨主義」有趣得多。
P01 | 星期日生活 | By 葉輝 2010-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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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抹黑起義
文葉輝母難之日，正值「左蠢」鋪天蓋地抹黑「起義」兩字之日，深感「左蠢」對「5 區總辭」的口號「全民起義」作出種種說法，不通不達，便先後在facebook 寫了4 段文字，指出「革命」與「起義」早已出現了「詞義轉移」，按前文後理，根本就不是「左蠢」所謂的「流血政變」、「發動武裝革命」、「為正義起兵」這等意思，網友對4 段文字頗有迴響，對我的「釋義」加以通達的祝福，通達就是通情達理，那才不會像「左蠢」那樣，對早已變通的詞義死抱「原教旨主義」。
文章起義： 起一義以發其凡
在Facebook 張貼第一段文字說： 很奇怪， 靠「起義」起家的老人家為什麼忽然對「起義」兩字憤怒起來？為什麼忽然害怕「起義」？ 「起義」是什麼？讀點書吧， 「起義」至少有兩義：
其一是為正義而起兵，孫中山起義，毛澤東、鄧小平也起義，有種種「起義」，才有今日的新中國，那是對腐敗的政權「造反」；其二是寫文章時起一義以發其凡（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乃有「生活起義」、「時尚起義」、「戀愛起義」，而「起義時刻」不過是遊戲，有這樣那樣的「起義」，人生才不會悶死，那是對死氣沉沉的人生「造反」。
切勿像「左蠢」那樣「望文生義」，查查字典吧，據內地通行的網上詞典《漢典》， 「起義」條有以下3 種解釋：
（1）仗義起兵。唐人劉餗《隋唐嘉話》卷上：「平陽公主聞高祖起義太原，乃於鄠司竹園招集亡命以迎軍，時謂之娘子兵。」
（2）指軍隊反正，以從義師。周立波《暴風驟雨》第二部二六： 「蕭隊長接說道： 『中央軍』插翅也飛不過來了，除非起義，投降，或是做俘虜，他們別想過來了。」
（3） 指顯露文意。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 「一曰微而顯， 文見於此， 而起義在彼。」明郎瑛《七修類稿．詩文類卷三十九．富字義非》： 「《禮記·祭義》註曰：臣能世祿曰富，未嘗以田字起義。」
台灣教育部所編的網上詞典《國語詞典》亦甚通行， 「起義」條亦收兩義：
（1）為正義而起兵。三國演義．第一回： 「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
（2）作文時，樹立一義以發其凡。晉人杜預《春秋左氏傳序》： 「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
當前口口聲聲將「起義」解作「武裝起義」、「推翻政權」的是什麼人？他們唯恐阿爺不高興，那都是「扣帽子」的文革遺毒，請問「左蠢」，施明德也曾以「良心革命全民起義」發起倒扁，你們當時為什麼不開罵？ 「革命」與「起義」在台灣並非「流血政變」，在香港，為什麼會讓你們有此聯想？
「詞義演變」的「基本法」
一個社會若然不容許「起一義以發其凡」，不容許甚至不理解何謂語言轉義，何謂語言學上的「後起義」，只有一小撮不學無術、聲大夾惡、強扣帽子的「左蠢」說了算，那就是一個以言入罪的社會，太可恥了，也太可悲了！
不要忘記歷史教訓，因「起義」之聯想而殺錯良民，早有先例，美國就有一段野史：政府軍懷疑舒族（Sioux） 的「鬼舞信仰」（Ghost Dancereligion）乃圖謀「起義」，先後佈局殺害「坐牛」（Sitting Bull）酋長，並且屠殺了200 名降民。
另一段貼於facebook 的文字指出， 「詞義演變」有3 條「基本法」：擴大、縮小和轉移。以「黨」字為例，古代漢語的「黨」字，既指「朋黨」或「因利害關係而結成的小團體」，例如《論語》所說的「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有偏袒、偏私之意，又如「結黨營私」、「狐群狗黨」，都是貶義；時至今日， 「黨」字在內地兼具「政黨」和專指「共產黨」兩義；在台灣，則兼有政黨與執政黨（國民黨、民進黨）兩義。在不同社會，除了政黨，還指非法團夥，諸如拆白黨、補藥黨三Ｋ黨、童黨。另一個具體詞例是「黃大仙」，本來專指一名「仙人」，後轉義為供奉該「仙人」之寺廟，再轉義為地區名，以及地鐵站名。
明乎此理， 「革命」與「起義」亦有「詞義轉移」。「革命」原義為「湯武革命」，革是變，命是天命。這一詞義，兩三千年來沒有多大變化。清末有梁啟超提倡的「詩界革命」， 「革命」的詞義便出現變化。
馮自由乃孫中山的機要秘書，他在《革命逸史》一書開宗明義，點出「革命」二字之由來： 「在清季乙未（清光緒二十一年）興中會失敗以前，中國革命黨人向未採用『革命』二字為名稱，從太平天國以至興中會，黨人均沿用『造反』或『起義』、『光復』等名稱。及乙未興中會在廣州失敗，孫總理、陳少白及鄭弼3 人自香港東渡日本，舟過神戶時，3 人登岸購得日本報紙，中有新聞一則，題曰支那革命首領孫逸仙抵日，總理語少白曰： 『革命』出於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日人謂吾黨為革命黨，意義甚佳，吾黨以後即稱革命黨可也。按日人初譯英文Revolution 為『革命』，但揆諸易所謂湯武革命之本義，原專指政治變革而言，故曰革其王命，又曰王者易姓為革命，自譯名既定，於是關於政治上或社會上的大變革，咸通稱曰革命。今國人遂亦沿用之。」
「變革」與「改革」的同義詞
請注意： 「關於政治上或社會上的大變革，咸通稱曰革命」，可見「革命」有其「後起義」（即後起之詞義），可以是「革其王命」，也可以是生活上或社會上的變革。例如內地足球界腐敗，故有「足球革命」；中國的公共廁所過去一直「臭名」遠播，乃有「所革命」。
還有「微革命」：Twitter 等微博產品所帶來的，不僅僅是互聯網的新形態，也是媒體傳播的新格局。它們以外包式的新聞聚合每一個微小的個體，由「微信息」和「微交流」共同推動「微革命」。
生活和文化不斷鬧革命，連汽水也有廣告歌曰：靜靜地要起革命， 「革命」的極端色彩淡化了，幾乎變成「變革」或鄧小平倡導的「改革」的同義詞。
「起義」原義是「為正義起兵」，其後有「起一義以發其凡」的變義，由文章起義轉化為生活與文化起義，俯拾皆是，最近有人舉列10 項流行「起義」：（1）早餐起義（遊戲）、（2）戀愛起義（電影）、（3）時尚起義（時裝購物網）、（4）綠色生活起義（ 環保網站） 、（5） 青春起義（Facebook 組群） 、（6） 音樂起義（ 音樂大賽）、（7）文化起義（書名）、（8）劇場起義（ 劇場活動） 、（9）創作起義（創作市集）、（10）樂．色起義（垃圾桶設計比賽）。
還有人借鄧小平領導的「百色起義」轉義為屏幕的色彩起義（MAG），意即百種色彩起義； 「生活起義」（網站）……內地學者陳義華著有《後殖民知識界的起義》一書，借鑑南亞「庶民學派」的論述，在全球化語境下，重新思考邊緣族群的生存處境。
「詞義」大致可以分為「基本義」、「一般義」、「本義」、「後起義」、「基礎義」、「引申義」等觀念。此其一。「基礎義╱引申義」， 「本義╱後起義」， 「基本義╱一般義」，乃3 對根據不同標準劃分出來的「詞義類型」。此其二。
這就是「詞義轉移」：由甲義轉到乙義，甲、乙兩義雖可能有一定的關連，但已分屬不同的範疇。
被壓制的知識的起義
後殖民理論的興起，福柯（Michel Foucault）稱之為「被壓制的知識的起義」。福柯指出，知識被正統和既定的準則和戒律所框限，被「正典」以合法性為理由，強制賦予系統形式、等級秩序和功能一貫性， 因而瀕臨淹沒和變形（buried anddisguised），只有通過對種種壓制的反抗之力量，才得以揭示知識的真相；只有平反這些不合格的、地方的、大眾的知識，知識的反抗力量才得以「重新顯現」（re-appearance），這就是批評的積極意義。
內地將呂叔湘的《語言的演變》列入中學教材，該文原題是《古今言殊》（ 收錄在《語文常談》），呂氏認為語言的發展不是突發的，而是漸進的，一般語匯經常處在變化之中，這是「詞義轉移」的基本原因。
封建社會很漫長，社會生活節奏緩慢，變化不大，從上古漢語到近代漢語的語匯變化不大明顯，只是到了鴉片戰爭以後，漢語的語匯才隨社會變革而發生巨大變化，這是「詞義轉移」的歷史和社會原因。
「革命」和「起義」兩詞的詞義演化，在香港而言，應該被理解為「語言的演變」，而不應該是福柯所說的「被壓制的知識」。革命無罪，起義有理，按理， 「詞義轉移」只是語文常識，內地中學生都懂， 「左蠢」不學無術，不懂不奇，響應「左蠢」的中文教授何以不懂？真是他媽的想不通！
從前是傳媒人，如今是自由作者，一向無黨無派，母難日撰文論「革命」與「起義」，並不是要支持公、社兩黨的「全民公投」，而是為詞義辯誣，為中文解毒（借用陳雲書名），不欲普羅市民誤信「左蠢」。
在facebook 貼了4 段文字，讚好、留言、轉貼等回響有數百個，一名青年轉貼了，加了一段留言：「致所有中文科及中化科老師。若果睇完你扯火的話，我其中一個女朋友係心理醫生，可能打折（或者收附加費），閣下自理！！！」有趣，有趣，至少比「左蠢」對詞義的「原教旨主義」有趣得多。
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
Ming Pao Daily News
P02 | 周日話題 | By 沈旭暉 2010-01-31
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
呂大樂教授是我十分尊敬的長輩，也是牛津大學的師兄，無論是學術還是道德水平，都是香港學界頂尖人選，我們尊之為呂老。但呂老近一年來的文章，讓不少身邊的青年學者、學生、朋友感到鬱悶，這主要還不是立場問題，背後其實是上一代學者忽略新興社會科學方法論，只使用陳年研究框架的根本問題。呂老發表《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一文後，一些學術和媒體朋友說反正我將到美國短期訪問而暫不會遇見他，要我從純方法論角度回應，因為我們有責任讓大眾明白學術新思維，以免社會繼續以被淘汰的研究框架閱讀明天。其實呂老的同輩曾不斷跟我說，他們出道時，最喜歡以更上一代的劉兆佳教授為學術稻草人，否則社會不會進步，我深信謙謙君子的他不會介懷理性討論。作為呂老筆下的第四代，我嘗試從上文歸納五點，帶出五個其實不算新的理論，說明兩代學者做學問的分別。政府忽然關注青年議題，固然很好，但假如繼續以舊思維、舊框條、舊人物閱讀新世界，只延攬更多上一代學者當幕僚，或安排上一代思維持有者化妝易容，是不可能明白問題所在的。
文沈旭暉
1． 建構主義：不存在「衝擊Vs 被衝擊」
呂老說， 「規範與秩序並不只是一方的壓迫工具，它同時也保障到另一方。它不單只會束縛我們，而是也可限制反對我們的人。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大家都要付出很大代價。」
在八十年代，這樣說是勉強可以的，但自從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被Alexander Wendt 等學者普及，學界基本上已認同了「規範建構」本身是每一刻都在改變的概念， 也就是推翻了從前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說的規範靜止不變。建構主義者認為，結構主義強調的僵硬物質結構和「工具理性」，無法解釋冷戰結束及其後一系列變化，這些變化都帶濃厚的「價值理性」成分，所以社會現實是由不同個體和群體互動中「建構」出來的，只要我們對自身和外界認知發生變化，社會現實也會隨之變化。呂老論點停留在典型的靜態結構理論，然而在近月香港社會運動中，從來沒有人要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只是有人要建構新規範與秩序，而每一代人都在建構自己的規範倫理，從而希望「保障到另一方」，今天呂老接受的規範，就不是呂老上代人接受的規範。「衝擊Vs 被衝擊」這個二元對立，早已過時二十年。
2．民主中介論：不存在「議會民主Vs 直接民主」
呂老說， 「追求真民主的人，既以民主過程來爭取達成目標，亦接受民主程序、規範對自己的約束。」
這句話在八十年代也是主流，當時既沒有什麼建構主義，也沒有發展多元的民主化理論。社會大眾不一定認同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 等左翼學者那些通過抗爭爭取民主的基進理論，但也應參考近二十年大行其道的「民主中介論」， 對此RichardGunther、Jos Ramn Montero 和Hans-Jrgen Puhle 合編的Democracy, Intermediation and Voting on FourContinents值得一讀。根據這理論，就是進行議會民主的國家，也已「接受一套新的民主程序、規範約束」， 這套程序和規範就是「民主政治中介體」（Democratic Political Intermediation）的出現，這些中介除了大家熟悉的媒體，還有政黨、公民社會、網絡動員等「次生組織」，和以個人關係為主的「原生社交網絡」。上述研究涵蓋了主要洲份的民主經驗，驗證了當代議會民主何以必須經過中介體修正其程序和規範這定律；月前青年運動的動員模式，不過代表新興中介體之一。「議會Vs 直接民主」這個二元對立，也過時二十年。
3．虛擬公共空間：不存在「媒體報道Vs 事實真相」
呂老說， 「現實世界很殘酷，只要新聞鏡頭所見的情並非虛構，社會便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而從他談及「所謂八十後或自發網民的一番熱誠與理想」的思路可見，在他眼中， 「新聞鏡頭」和足以動員「自發網民」的互聯網是同級別的傳訊工具，由於他相信大眾媒體威力，自然不相信自發網民步向主流。
上述理論放在八十年代又是真理，但當互聯網出現，Henry Jenkins 等西方社科學者早集中研究新媒體產生的新公民身分、公共空間、新民主和新社群，但香港學者除了勸說要讓世代對話取代對抗（這裏的世代又是靜止概念），就鮮有深化討論。究竟什麼是政治社會理論的互聯網公共空間？ 這裏我引一段Roundtable 刊物《META》總編輯八十後李祖喬的分析： 「互聯網不是一種科技，而是整套消費知識和建立價值的模式。互聯網幫助我們認清許多從前種下的刻板印象， 而不是停留在電視畫面和報章頭條的sound-bite。我們認清許多自稱代表「中央」的人，跟我們在互聯網上認識的『中國』彷彿是兩碼子事；許多自稱代表『香港』的人，根本就只是坐在小小的辦公室，遠眺維港，卻自以為掌握小民生活。『八十後』一出生，便是在這樣的環境認識世界。」換句話說，就是「新聞鏡頭所見的情並非虛構」，互聯網影響下成長的社會並不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恰恰相反，由於互聯網不止是傳訊工具，也是產生新規範的有機體，八十後對新聞鏡頭先天抗拒，而總有一天，他們會成為社會主流。「媒體報道Vs 事實真相」這個二元對立，同樣過時二十年。
4．後現代論述分析：不存在「激進Vs 保守」
呂老說， 「我覺得發出這些廉價鼓掌聲的只是將參與者推向過激行動的邊緣，而不是真正分擔風險的同路人。」
這句話在剛度過文革、Hippies 時代的八十年代會有相當共鳴，當時習慣了以「激進」和「保守」相抗，但自從後現代主義衍生的「論述分析」（discourseanalysis）方法論興起，一切又已改變。「論述分析」通過文本解讀分析表面文字以外的分布和含義，西方已生產出不同電腦程序予研究員使用， 我常推薦Christopher Hughes 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文本分析，他發現內地網民強烈愛國的背後，不少文字隱藏對政權的質疑，那也是我從前博士論文的方法論之一。對支持反高鐵的「廉價掌聲」作文本分析，我們輕易發現嘉許其「過激行動」的極少，質疑中港融合的也不多，主要都是對可持續發展、保育等概念持肯定觀點的人。假如不作研究，單觀看新聞畫面，根據呂老的邏輯，同樣可以得出「我覺得發出這些廉價鼓掌聲的其實是在支持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和曾蔭權的進步發展觀的同路人」這樣相反的結論。以簡單形象推論「激進Vs 保守」這個二元對立，亦過時二十年。
5．細胞組織理論：不存在「責任組織Vs 不負責組織」
呂老說， 「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假如大會不阻止所謂一時衝動的爆發，也就基本上認同了這種行動。」
在列寧式政黨還大行其道的八十年代，這樣說沒人多少人質疑，但在組織模式經過重重革命的全球化時代，前論彷彿古聲。筆者由於研究恐怖主義，閱讀了不少細胞組織理論，無論理論怎麼說，關鍵是今天的「大會」已被社會賦予新角色：哪怕那「大會」是拉登的蓋達，也只是負責建構鬆散的共同價值和身分認同，而不會、也沒有能力控制他號召出來的人；弔詭地，正因為這些成員有如此高的自主性， 「大會」的行動看來才這麼成功。九一一後的蓋達十年迷思，核實了上述模型的成效，這是我設計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時堅持要放進大綱的內容。要是我們不認為這模式與香港具可比性，還可參考美國總統奧巴馬的選舉工程。Facebook 創辦人之一的Chris Hughes（與上述提及的學者Christopher Hughes 不是同一人）是奧巴馬好友，協助其網絡競選，策略之一是決定開放其官方網站，讓任何人都可以通過《奧巴馬網站》自行舉辦活動，這在希拉里和麥凱恩的網站上是不允許的，因為後者的競選經理都是老一代人，相信「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一類老觀念。奧巴馬的成功，印證了「責任組織Vs 不負責組織」這個二元對立，也過時二十年。
說到組織，Roundtable 數字上說可以說有數千會員，但使用的也只能是上述模式而已，而事實上，呂老主持的新力量網絡雖是以十數人為班子的傳統網絡，還不是使用同一模式為其前任主席史泰祖伙拍葉劉淑儀競選，成了組織內的「百分之二」，對此呂老也是不能預防的，似乎他也沒有「基本上認同這種行動」。起碼在當時。
《四代香港人》激起社會廣泛討論，這是難得香港學者發揮應有功用的契機。可惜呂老作為第二代學者，使用第二代方法論撰寫評論第四代的文章，導致結論充滿不必要的二元對立思維，才令社會引起一些誤會。第四代可不是這樣的。不久前，Roundtable 和中聯辦合作組織了一個國家行政學院的培訓課程，作為團長的我觀察所及，不少學員在課程中提問極盡尖銳，回港繼續參與社會運動，在他們的觀念，中港融合、參與社會、支持或反對政府一類問題從不是零和遊戲，沒有根本衝突，支持政改方案的不一定支持高鐵，支持五區總辭的不一定反對高鐵。當中聯辦也有這樣的胸襟，上一代學者隨手捻來的舊框架卻得出二元結論，教人感慨。
我們都是《四代香港人》忠實讀者，知道呂老一度表示「作者已死」，謝絕相關論壇和公眾論述，感到十分可惜，也十分悲壯；近月喜見作者復活，名正言順以「四代香港人作者」身分評論第四代，有報道說還被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委託研究第四代，身旁那些接受新學術訓練而在當漂流講師、非高級導師、副學士老師、研究助理等恆河沙數的第四代學人，卻未免百感交集。我們讀書時，入門課教導我們說社會科學有若干基本研究範式，例如制度、性別、個人理性、行為規範、價值規範、論述等；《四代香港人》通過制度範式解釋世代論，作者最後卻以價值範式評論下一代，這樣的轉折，作為後輩的我不願說長者屈機，只能說，感到略不自在。忽然，想起《走向共和》的李鴻章和梁啟超有這樣的對話：時為八國聯軍入京後，梁啟超對李鴻章說，你有上中下三策可選擇，上乃改弦易轍，中乃劃江自保，下乃奉詔救駕，其實是在試探他思維的新與舊。李鴻章睿智又無奈地說，「一輩人一輩事，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還是得上京救駕。」呂老和《走向共和》的李老都是慈祥長者，也許作出了同一時代選擇，一輩人一輩事，說到底，我由衷尊敬呂大樂教授。
（作者為：Roundtable 理事會主席．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統籌及客席副教授．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訪問學人）
P02 | 周日話題 | By 沈旭暉 2010-01-31
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
呂大樂教授是我十分尊敬的長輩，也是牛津大學的師兄，無論是學術還是道德水平，都是香港學界頂尖人選，我們尊之為呂老。但呂老近一年來的文章，讓不少身邊的青年學者、學生、朋友感到鬱悶，這主要還不是立場問題，背後其實是上一代學者忽略新興社會科學方法論，只使用陳年研究框架的根本問題。呂老發表《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一文後，一些學術和媒體朋友說反正我將到美國短期訪問而暫不會遇見他，要我從純方法論角度回應，因為我們有責任讓大眾明白學術新思維，以免社會繼續以被淘汰的研究框架閱讀明天。其實呂老的同輩曾不斷跟我說，他們出道時，最喜歡以更上一代的劉兆佳教授為學術稻草人，否則社會不會進步，我深信謙謙君子的他不會介懷理性討論。作為呂老筆下的第四代，我嘗試從上文歸納五點，帶出五個其實不算新的理論，說明兩代學者做學問的分別。政府忽然關注青年議題，固然很好，但假如繼續以舊思維、舊框條、舊人物閱讀新世界，只延攬更多上一代學者當幕僚，或安排上一代思維持有者化妝易容，是不可能明白問題所在的。
文沈旭暉
1． 建構主義：不存在「衝擊Vs 被衝擊」
呂老說， 「規範與秩序並不只是一方的壓迫工具，它同時也保障到另一方。它不單只會束縛我們，而是也可限制反對我們的人。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大家都要付出很大代價。」
在八十年代，這樣說是勉強可以的，但自從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被Alexander Wendt 等學者普及，學界基本上已認同了「規範建構」本身是每一刻都在改變的概念， 也就是推翻了從前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說的規範靜止不變。建構主義者認為，結構主義強調的僵硬物質結構和「工具理性」，無法解釋冷戰結束及其後一系列變化，這些變化都帶濃厚的「價值理性」成分，所以社會現實是由不同個體和群體互動中「建構」出來的，只要我們對自身和外界認知發生變化，社會現實也會隨之變化。呂老論點停留在典型的靜態結構理論，然而在近月香港社會運動中，從來沒有人要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只是有人要建構新規範與秩序，而每一代人都在建構自己的規範倫理，從而希望「保障到另一方」，今天呂老接受的規範，就不是呂老上代人接受的規範。「衝擊Vs 被衝擊」這個二元對立，早已過時二十年。
2．民主中介論：不存在「議會民主Vs 直接民主」
呂老說， 「追求真民主的人，既以民主過程來爭取達成目標，亦接受民主程序、規範對自己的約束。」
這句話在八十年代也是主流，當時既沒有什麼建構主義，也沒有發展多元的民主化理論。社會大眾不一定認同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 等左翼學者那些通過抗爭爭取民主的基進理論，但也應參考近二十年大行其道的「民主中介論」， 對此RichardGunther、Jos Ramn Montero 和Hans-Jrgen Puhle 合編的Democracy, Intermediation and Voting on FourContinents值得一讀。根據這理論，就是進行議會民主的國家，也已「接受一套新的民主程序、規範約束」， 這套程序和規範就是「民主政治中介體」（Democratic Political Intermediation）的出現，這些中介除了大家熟悉的媒體，還有政黨、公民社會、網絡動員等「次生組織」，和以個人關係為主的「原生社交網絡」。上述研究涵蓋了主要洲份的民主經驗，驗證了當代議會民主何以必須經過中介體修正其程序和規範這定律；月前青年運動的動員模式，不過代表新興中介體之一。「議會Vs 直接民主」這個二元對立，也過時二十年。
3．虛擬公共空間：不存在「媒體報道Vs 事實真相」
呂老說， 「現實世界很殘酷，只要新聞鏡頭所見的情並非虛構，社會便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而從他談及「所謂八十後或自發網民的一番熱誠與理想」的思路可見，在他眼中， 「新聞鏡頭」和足以動員「自發網民」的互聯網是同級別的傳訊工具，由於他相信大眾媒體威力，自然不相信自發網民步向主流。
上述理論放在八十年代又是真理，但當互聯網出現，Henry Jenkins 等西方社科學者早集中研究新媒體產生的新公民身分、公共空間、新民主和新社群，但香港學者除了勸說要讓世代對話取代對抗（這裏的世代又是靜止概念），就鮮有深化討論。究竟什麼是政治社會理論的互聯網公共空間？ 這裏我引一段Roundtable 刊物《META》總編輯八十後李祖喬的分析： 「互聯網不是一種科技，而是整套消費知識和建立價值的模式。互聯網幫助我們認清許多從前種下的刻板印象， 而不是停留在電視畫面和報章頭條的sound-bite。我們認清許多自稱代表「中央」的人，跟我們在互聯網上認識的『中國』彷彿是兩碼子事；許多自稱代表『香港』的人，根本就只是坐在小小的辦公室，遠眺維港，卻自以為掌握小民生活。『八十後』一出生，便是在這樣的環境認識世界。」換句話說，就是「新聞鏡頭所見的情並非虛構」，互聯網影響下成長的社會並不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恰恰相反，由於互聯網不止是傳訊工具，也是產生新規範的有機體，八十後對新聞鏡頭先天抗拒，而總有一天，他們會成為社會主流。「媒體報道Vs 事實真相」這個二元對立，同樣過時二十年。
4．後現代論述分析：不存在「激進Vs 保守」
呂老說， 「我覺得發出這些廉價鼓掌聲的只是將參與者推向過激行動的邊緣，而不是真正分擔風險的同路人。」
這句話在剛度過文革、Hippies 時代的八十年代會有相當共鳴，當時習慣了以「激進」和「保守」相抗，但自從後現代主義衍生的「論述分析」（discourseanalysis）方法論興起，一切又已改變。「論述分析」通過文本解讀分析表面文字以外的分布和含義，西方已生產出不同電腦程序予研究員使用， 我常推薦Christopher Hughes 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文本分析，他發現內地網民強烈愛國的背後，不少文字隱藏對政權的質疑，那也是我從前博士論文的方法論之一。對支持反高鐵的「廉價掌聲」作文本分析，我們輕易發現嘉許其「過激行動」的極少，質疑中港融合的也不多，主要都是對可持續發展、保育等概念持肯定觀點的人。假如不作研究，單觀看新聞畫面，根據呂老的邏輯，同樣可以得出「我覺得發出這些廉價鼓掌聲的其實是在支持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和曾蔭權的進步發展觀的同路人」這樣相反的結論。以簡單形象推論「激進Vs 保守」這個二元對立，亦過時二十年。
5．細胞組織理論：不存在「責任組織Vs 不負責組織」
呂老說， 「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假如大會不阻止所謂一時衝動的爆發，也就基本上認同了這種行動。」
在列寧式政黨還大行其道的八十年代，這樣說沒人多少人質疑，但在組織模式經過重重革命的全球化時代，前論彷彿古聲。筆者由於研究恐怖主義，閱讀了不少細胞組織理論，無論理論怎麼說，關鍵是今天的「大會」已被社會賦予新角色：哪怕那「大會」是拉登的蓋達，也只是負責建構鬆散的共同價值和身分認同，而不會、也沒有能力控制他號召出來的人；弔詭地，正因為這些成員有如此高的自主性， 「大會」的行動看來才這麼成功。九一一後的蓋達十年迷思，核實了上述模型的成效，這是我設計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時堅持要放進大綱的內容。要是我們不認為這模式與香港具可比性，還可參考美國總統奧巴馬的選舉工程。Facebook 創辦人之一的Chris Hughes（與上述提及的學者Christopher Hughes 不是同一人）是奧巴馬好友，協助其網絡競選，策略之一是決定開放其官方網站，讓任何人都可以通過《奧巴馬網站》自行舉辦活動，這在希拉里和麥凱恩的網站上是不允許的，因為後者的競選經理都是老一代人，相信「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一類老觀念。奧巴馬的成功，印證了「責任組織Vs 不負責組織」這個二元對立，也過時二十年。
說到組織，Roundtable 數字上說可以說有數千會員，但使用的也只能是上述模式而已，而事實上，呂老主持的新力量網絡雖是以十數人為班子的傳統網絡，還不是使用同一模式為其前任主席史泰祖伙拍葉劉淑儀競選，成了組織內的「百分之二」，對此呂老也是不能預防的，似乎他也沒有「基本上認同這種行動」。起碼在當時。
《四代香港人》激起社會廣泛討論，這是難得香港學者發揮應有功用的契機。可惜呂老作為第二代學者，使用第二代方法論撰寫評論第四代的文章，導致結論充滿不必要的二元對立思維，才令社會引起一些誤會。第四代可不是這樣的。不久前，Roundtable 和中聯辦合作組織了一個國家行政學院的培訓課程，作為團長的我觀察所及，不少學員在課程中提問極盡尖銳，回港繼續參與社會運動，在他們的觀念，中港融合、參與社會、支持或反對政府一類問題從不是零和遊戲，沒有根本衝突，支持政改方案的不一定支持高鐵，支持五區總辭的不一定反對高鐵。當中聯辦也有這樣的胸襟，上一代學者隨手捻來的舊框架卻得出二元結論，教人感慨。
我們都是《四代香港人》忠實讀者，知道呂老一度表示「作者已死」，謝絕相關論壇和公眾論述，感到十分可惜，也十分悲壯；近月喜見作者復活，名正言順以「四代香港人作者」身分評論第四代，有報道說還被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委託研究第四代，身旁那些接受新學術訓練而在當漂流講師、非高級導師、副學士老師、研究助理等恆河沙數的第四代學人，卻未免百感交集。我們讀書時，入門課教導我們說社會科學有若干基本研究範式，例如制度、性別、個人理性、行為規範、價值規範、論述等；《四代香港人》通過制度範式解釋世代論，作者最後卻以價值範式評論下一代，這樣的轉折，作為後輩的我不願說長者屈機，只能說，感到略不自在。忽然，想起《走向共和》的李鴻章和梁啟超有這樣的對話：時為八國聯軍入京後，梁啟超對李鴻章說，你有上中下三策可選擇，上乃改弦易轍，中乃劃江自保，下乃奉詔救駕，其實是在試探他思維的新與舊。李鴻章睿智又無奈地說，「一輩人一輩事，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還是得上京救駕。」呂老和《走向共和》的李老都是慈祥長者，也許作出了同一時代選擇，一輩人一輩事，說到底，我由衷尊敬呂大樂教授。
（作者為：Roundtable 理事會主席．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統籌及客席副教授．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訪問學人）
2010年1月28日 星期四
當主流媒體開始喪失了信譽
當主流媒體開始喪失了信譽
蔡子強 明報 10年1月28日
在反高鐵的抗爭中，其中一樣較為矚目的，就是現場個別（我強調，只是個別）抗爭者對記者頗有怨氣，甚至出現了零星粗暴行為；而此外，即使是平和的大多數，對媒體也是不無怨言。有傳媒工作者便感言： 「反高鐵運動期間，示威者和傳媒間的關係陷入空前惡劣。」
究竟，這裏是否反映了一點如今傳媒生態中的「深層次矛盾」呢？
抗爭群眾其中一樣最有意見的，就是無論他們當中絕大多數人士、絕大多數時間，都是如何和平理性的進行「快樂抗爭」，但媒體，尤其是電子媒體，總愛抽出最激那一小撮、最出位的行徑，加以渲染和報道，無論實際上人數是多麼少，時間是多麼短暫。所以，他們認為媒體是有心惡意中傷這場運動的。
當然行內人會說這是傳媒的規律， 「和平不是新聞，只有衝突才是新聞」，大家理應見怪不怪。我只能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抗爭者對媒體的不信任，有更長遠的背景，他們覺得過去兩三個月，媒體已經成了官方spinning machine 的一部分。過去兩三個月， 政府官員真的進行了很多spinning？這裏且舉一些例子。
鄭汝樺的扭盡六壬
例如，1 月8 日，財委會第2 次開會討論高鐵撥款。1 月5 日，即是會議前3 天，鄭汝樺為爭取公眾支持，與一眾傳媒親往乘搭武廣高鐵一等車廂，親身推介高鐵的種種好處。於是大家從電視熒光幕畫面看到的是，武漢高鐵的美輪美奐，車廂的寬敞舒適，車速達到時速336 公里的火紅指標；翌日在報章版面看到，則是她娓娓道來，高鐵效率是如何的高，舒適度如何可媲美飛機，班次是如何的頻密，因此本港興建廣深港高鐵是如何刻不容緩等。
有「記者」更煞有介事，繪影繪聲的描述車廂中：「讀書看報打稿像在家中一樣平靜；如果放一支熒光筆在座位的可折疊小桌板，雖然時速350 公里，但，熒光筆屹立不倒， 車廂之平穩可見一斑。」究竟這些恭維說話，又是否有必要呢？
媒體成了官方spinning machine 的一部分？
又例如，1 月15 日，財委會第3 次開會討論高鐵撥款。1 月12、13 兩日，也即是會議前兩三天，TVB 新聞部一連兩天為鄭汝樺播出專訪，找了一個陽光明媚、視野開闊的西九「靚景」，讓鄭局長把興建高鐵的理據，從容不迫的一一娓娓道來。而有趣的是，較早之前兩三個月，我在TVB 公共事務部當記者的一位朋友，在時間遠為充裕的情下，三邀四請，也請不到鄭局長接受訪問。當然行內人都知道，新聞部所面對的局限，以及它與公共事務部在運作上的分別，而IO（新聞官）、心戰幕僚樣樣不缺的鄭局長，又哪會不知。
大家覺得時間安排上是否恰到好處呢？
鄭局長是否又真的如在電視熒光幕中所看到般的responsive 呢？她私下為人恕我不知道，但至低限度，在過去兩三個月，她從未試過與黎廣德、朱凱迪等反對人士，面對面，認真的辯論過高鐵之種種數據和方案，讓真理愈辯愈明。即使是由《明報》所主辦的那一次，她也只是願意以「前後腳」的形式出席。而1 月7 日，原本「心口掛個勇字」，運房局副局長邱誠武原先答允出席now 電視台《時事全方位》節目，與朱凱迪辯論，但卻最後突然宣告「縮沙」。未知這又是否鄭局長的神機妙算？
當然，他們又不是真的如此忙得不可開交，在過去兩三個月，便帶大堆資料， 「盛意拳拳」的親臨媒體之中，作internal briefing，單方面述說他們版本的故事。
在整個漫長的過程中，大多數的媒體似乎都對這種遊戲甘之如飴，少有對此鞭撻。再加上，官府陣營財雄勢大，在報章不惜工本的持續賣全版「嵌入式廣告」（即裝作是新聞報道的廣告），為興建高鐵造勢，這都讓反高鐵人士，覺得自己活在政府鋪天蓋地的虛假宣傳當中， 並把媒體看成是官方spinningmachine 的一部分，共同組成了一道他們要對之擲雞蛋的高牆。
最後，到了《東方新地》偷拍陳巧文的私生活，嚴重侵犯其私隱時，更把他們這種對媒體的怨憤，推至另一個高峰。我也相信，如果我們怪責個別示威者粗暴時，這種偷拍行為的粗暴，更加應該譴責。
以穿梭香港會、國金中心、政府總部為傲？
近日一個頗受歡迎的報章政情專欄，在它面世的那一天，劈頭是如此介紹自己的：
「江湖百曉生，穿梭於香港會與中國會，游走於銀行街與金融街，自出自入於政府總部，掂行掂過於國金中心，日日聯絡消息人士，時時check 住BlackBerry，分分鐘望住部機，秒秒鐘睇住個市。總之， 閣下無論是約了banker 食brunch，抑或是約了高官食lunch，之前只需看一看我老紀，不但特別多叫人豎起耳仔的話題，更可通曉大局聞風趁勢！」
當然每個專欄都有權為自己定位，筆者沒有異議，但我只想指出一點：如果到了一天，報章版面充斥的都是類似專欄，那些不會出入香港會、中國會、銀行街、金融街、政府總部、國金中心的第四代人，他們還會如何看待香港的主流媒體呢？是「our media」還是「their media」呢？
Spinning 的弔詭：主流媒體的衰落
當一眾高官沾沾自喜，認為自己在spinning 的工夫上做得出神入化，霸佔了主流媒體的興論陣地，而一眾媒體對於這種遊戲又樂此不疲的時候，或許第四代人已經靜靜地起革命。不錯，他們沒有第二代人的江湖地位，不能佔據政經要衝，但他們卻可以腳來投票，以互聯網來打破壟斷，在網絡世界上開拓自己的新天地——一個沒有香港會、國金中心、政府總部、又或者立法會長廊，新的公共議事空間。
近年網絡上民間媒體的冒起，如《獨立媒體》（Inmedia），以及其「民間記者」計劃，正逐漸衝擊主流媒體。
或許從今之後，當報章在埋怨讀者流失，年輕人不再讀報時，亦應該反思一下，這未必是源於年輕人文化水平下降；反而，這場媒體的倒海翻江，是否由它們自己所一手一腳做成？
又當心戰室把主流媒體都操控於指掌之上，呼風喚雨的同時，它是否也在慢性摧毀着它們呢？
蔡子強 明報 10年1月28日
在反高鐵的抗爭中，其中一樣較為矚目的，就是現場個別（我強調，只是個別）抗爭者對記者頗有怨氣，甚至出現了零星粗暴行為；而此外，即使是平和的大多數，對媒體也是不無怨言。有傳媒工作者便感言： 「反高鐵運動期間，示威者和傳媒間的關係陷入空前惡劣。」
究竟，這裏是否反映了一點如今傳媒生態中的「深層次矛盾」呢？
抗爭群眾其中一樣最有意見的，就是無論他們當中絕大多數人士、絕大多數時間，都是如何和平理性的進行「快樂抗爭」，但媒體，尤其是電子媒體，總愛抽出最激那一小撮、最出位的行徑，加以渲染和報道，無論實際上人數是多麼少，時間是多麼短暫。所以，他們認為媒體是有心惡意中傷這場運動的。
當然行內人會說這是傳媒的規律， 「和平不是新聞，只有衝突才是新聞」，大家理應見怪不怪。我只能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抗爭者對媒體的不信任，有更長遠的背景，他們覺得過去兩三個月，媒體已經成了官方spinning machine 的一部分。過去兩三個月， 政府官員真的進行了很多spinning？這裏且舉一些例子。
鄭汝樺的扭盡六壬
例如，1 月8 日，財委會第2 次開會討論高鐵撥款。1 月5 日，即是會議前3 天，鄭汝樺為爭取公眾支持，與一眾傳媒親往乘搭武廣高鐵一等車廂，親身推介高鐵的種種好處。於是大家從電視熒光幕畫面看到的是，武漢高鐵的美輪美奐，車廂的寬敞舒適，車速達到時速336 公里的火紅指標；翌日在報章版面看到，則是她娓娓道來，高鐵效率是如何的高，舒適度如何可媲美飛機，班次是如何的頻密，因此本港興建廣深港高鐵是如何刻不容緩等。
有「記者」更煞有介事，繪影繪聲的描述車廂中：「讀書看報打稿像在家中一樣平靜；如果放一支熒光筆在座位的可折疊小桌板，雖然時速350 公里，但，熒光筆屹立不倒， 車廂之平穩可見一斑。」究竟這些恭維說話，又是否有必要呢？
媒體成了官方spinning machine 的一部分？
又例如，1 月15 日，財委會第3 次開會討論高鐵撥款。1 月12、13 兩日，也即是會議前兩三天，TVB 新聞部一連兩天為鄭汝樺播出專訪，找了一個陽光明媚、視野開闊的西九「靚景」，讓鄭局長把興建高鐵的理據，從容不迫的一一娓娓道來。而有趣的是，較早之前兩三個月，我在TVB 公共事務部當記者的一位朋友，在時間遠為充裕的情下，三邀四請，也請不到鄭局長接受訪問。當然行內人都知道，新聞部所面對的局限，以及它與公共事務部在運作上的分別，而IO（新聞官）、心戰幕僚樣樣不缺的鄭局長，又哪會不知。
大家覺得時間安排上是否恰到好處呢？
鄭局長是否又真的如在電視熒光幕中所看到般的responsive 呢？她私下為人恕我不知道，但至低限度，在過去兩三個月，她從未試過與黎廣德、朱凱迪等反對人士，面對面，認真的辯論過高鐵之種種數據和方案，讓真理愈辯愈明。即使是由《明報》所主辦的那一次，她也只是願意以「前後腳」的形式出席。而1 月7 日，原本「心口掛個勇字」，運房局副局長邱誠武原先答允出席now 電視台《時事全方位》節目，與朱凱迪辯論，但卻最後突然宣告「縮沙」。未知這又是否鄭局長的神機妙算？
當然，他們又不是真的如此忙得不可開交，在過去兩三個月，便帶大堆資料， 「盛意拳拳」的親臨媒體之中，作internal briefing，單方面述說他們版本的故事。
在整個漫長的過程中，大多數的媒體似乎都對這種遊戲甘之如飴，少有對此鞭撻。再加上，官府陣營財雄勢大，在報章不惜工本的持續賣全版「嵌入式廣告」（即裝作是新聞報道的廣告），為興建高鐵造勢，這都讓反高鐵人士，覺得自己活在政府鋪天蓋地的虛假宣傳當中， 並把媒體看成是官方spinningmachine 的一部分，共同組成了一道他們要對之擲雞蛋的高牆。
最後，到了《東方新地》偷拍陳巧文的私生活，嚴重侵犯其私隱時，更把他們這種對媒體的怨憤，推至另一個高峰。我也相信，如果我們怪責個別示威者粗暴時，這種偷拍行為的粗暴，更加應該譴責。
以穿梭香港會、國金中心、政府總部為傲？
近日一個頗受歡迎的報章政情專欄，在它面世的那一天，劈頭是如此介紹自己的：
「江湖百曉生，穿梭於香港會與中國會，游走於銀行街與金融街，自出自入於政府總部，掂行掂過於國金中心，日日聯絡消息人士，時時check 住BlackBerry，分分鐘望住部機，秒秒鐘睇住個市。總之， 閣下無論是約了banker 食brunch，抑或是約了高官食lunch，之前只需看一看我老紀，不但特別多叫人豎起耳仔的話題，更可通曉大局聞風趁勢！」
當然每個專欄都有權為自己定位，筆者沒有異議，但我只想指出一點：如果到了一天，報章版面充斥的都是類似專欄，那些不會出入香港會、中國會、銀行街、金融街、政府總部、國金中心的第四代人，他們還會如何看待香港的主流媒體呢？是「our media」還是「their media」呢？
Spinning 的弔詭：主流媒體的衰落
當一眾高官沾沾自喜，認為自己在spinning 的工夫上做得出神入化，霸佔了主流媒體的興論陣地，而一眾媒體對於這種遊戲又樂此不疲的時候，或許第四代人已經靜靜地起革命。不錯，他們沒有第二代人的江湖地位，不能佔據政經要衝，但他們卻可以腳來投票，以互聯網來打破壟斷，在網絡世界上開拓自己的新天地——一個沒有香港會、國金中心、政府總部、又或者立法會長廊，新的公共議事空間。
近年網絡上民間媒體的冒起，如《獨立媒體》（Inmedia），以及其「民間記者」計劃，正逐漸衝擊主流媒體。
或許從今之後，當報章在埋怨讀者流失，年輕人不再讀報時，亦應該反思一下，這未必是源於年輕人文化水平下降；反而，這場媒體的倒海翻江，是否由它們自己所一手一腳做成？
又當心戰室把主流媒體都操控於指掌之上，呼風喚雨的同時，它是否也在慢性摧毀着它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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