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13 | 時事評論 | By 楊榮文 2009-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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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嘯引發重新定價
新加坡外交部長 楊榮文
尊敬的副校長凱特．朴蕊蒂女士（Kate Pretty）、我的昔日導師納瓦拉南教授（Professor Navaratnam）、親愛的朋友、女士們先生們，劍橋大學在全球經濟陷入許久未見的嚴重衰退之際，慶祝建校八百周年，似乎顯得不吉利。可是縱觀劍橋走過的歷史長河，此次經濟大滑坡只不過是人類發展中的又一次間斷，類似情況劍橋不但多次見證，也參與了不少。這場危機是否會成為世界歷史上一個主要轉折點，我們還不得而知，只有在事態塵埃落定後才能確定。
治病沒有捷徑
倒是這場危機的嚴重性，卻是愈來愈顯著。危機何時觸底、將持續多久，沒人說得準。數以萬計的公司將倒閉，至少上千萬人飯碗不保。原本的金融危機已演變成全面性的經濟危機。對許多國家而言，經濟形勢惡化會引發政治危機。一些國家的政府迫於短期的政治壓力，倉卒做出反應，這反而會使它們的經濟雪上加霜。
《金融時報》去年十二月的一篇評論指美國聯邦儲備局盲目飛行。實際上，所有政府都在低能見度下飛行。市場劇烈動盪，正是因為沒人能確定哪些應對策略會奏效。
為我家人看病的一位老醫生曾經解釋，為什麼要讓疾病走完發病到痊癒整個過程。他說，治病須順應疾病的發展規律，對症下藥，企圖縮短這個過程可能反會加重潛在病因。當中可能需要採取緊急措施，又或許症狀減輕了，但無論如何，要讓病人自身痊癒，隨後他們體內的免疫系統將起變化。
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了解創意性破壞的重要性。一個經濟周期的完結並不會使經濟回復到原來的起點。經濟走下坡時，公司倒閉、員工失業、機構重組改革、政府可能出現更替。在這過程中，資源重新分配，舊事物被新事物取代。
今年逢二百周年冥誕的達爾文深明這一切。生命是一場鬥爭，舊的被新的取而代之，而人類社會是這場鬥爭的一部分。
痛苦過程漫長
我們自問，掙脫舊現實後浮現出來的新現實是什麼？歷史是不可預先決定的。在某個特定時間，存在幾個可能的未來，各自處於局部平衡狀態。而每一次危機，代表從一個局部平衡狀態，過渡到另一個局部平衡狀態之間的一個間斷。而這狀態的變化，僅僅是情景設想的多項可能性中的一項。
未來幾年，無論歷史在充滿各種可能性的空間裏依循哪個軌道運行，資產、生產要素、國家、思想都將經歷大規模的重新定價。
讓我先談經濟的重新定價。當前危機導致許多泡沫破滅，首當其衝的是美國的次優貸款房。全球各地的資產價格急速下滑。單在過去一年，就蒸發了幾十萬億美元的財富，人們無從知道這個痛苦過程還會持續多久。很多個月前，作風一向謹慎的格林斯平說，他往洞裏一望，看到資產價格下滑即將見底；結果出現的卻是鮮為人知的黑暗深淵。只有當資產價格充分下調後，深淵底部才會顯現出來。公共政策足以推動或妨礙這個過程。不幸的是，許多經濟刺激配套將使這方面的調整更加困難，如拯救沒效率的汽車公司可能反倒延長重組過程的痛苦，同時耗費巨額公款。
至於人的重新定價，還要痛苦得多。全球化之後，整個世界成了單一的勞動市場，歐美和日本工人的工資直接或間接地被亞洲和非洲數十億的廉價勞動力壓低。單是中國和印度每年所造就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就比所有發達國家的總和還多。雖然貿易是個正和遊戲，但貿易所帶來的好處卻從未均等分配，因此接下來，許多國家必然面對國內保護主義加劇的壓力。
各國政府往往為了保住員工的工作，而犧牲經濟的長遠利益。我們別誤以為可以故步自封、強行擺脫經濟衰退。一旦超出某個極限，貨幣兌換率就得承受壓力。即使政府企圖制止資產和人力重新定價，國際市場也會強迫我們作出調整。一個過度舉債的國家將被重新定價，其貨幣將貶值，導致所有國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當今世界明顯失衡。七大工業國全陷入經濟衰退。西方消費過多，儲蓄過少，而亞洲則儲蓄過多，消費過少。中國、印度和其他國家的消費理應遠遠超越產值，可是這些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仍然偏低，致使他們還不足以彌補當前全面下滑的全球需求量。這樣的局面，也許再過十年、二十年會扭轉過來，但絕不是接下來短短幾年內辦得到的。而在這個過程中，凱恩斯的節約悖論將蔓延全球，環球經濟可能陷入更長的衰退期。
眼前的這場危機可能需要幾年的時間才會結束，之後世界將出現多極化局面，輪廓將更分明。美國雖然在長遠的將來仍會繼續是全球舉足輕重的強國，但她將不再是世界唯一的超級霸主，權力須與他國分享。由西方列強主導的發達國家世界，必須與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和其他國家分享權力，共同主導世界大局。由此可見，政治領域將伴隨經濟領域重新定價。
大國分權談何容易
自北京舉辦盛大輝煌的奧運開幕式後，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去年八月二十六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評論寫：「這是個歷史性的變革時刻。轉瞬十年後，每個人都會明白這點。幾個世紀以來，權力一直屬於西方的歐洲列強，包括大英帝國。到了二十世紀，權力屬於美國。現在我們必須適應一個新世界，與遠東地區分享權力。我很想知道，我們這些長久以來主宰世界的西方文明（不光是政治與經濟），是否確切明白這究竟意味什麼。這將是一個相當詭異、甚至可能叫人害怕的歷程。」 以上評論是貝理雅於去年八月金融風暴來襲前發表的，今日聽來，更是何其貼切。不過，分享權力談何容易。國際金融機構如布列頓森林機構等，若不大規模重組，環球治理體系內的許多問題將無法有效處理。在美國前總統布殊的倡導下，於去年十一月開啟的二十大工業國峰會是一個必要的新起點，不過這是個過程。
白高敦首相希望四月二日於倫敦召開的第二次會議，可以為環球談判擬出主要架構。誠然，環球機構的改革過程需要好幾年時間來完成。在過渡時期，很多事情都可能出錯。經濟史學家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分析了上世紀經濟大蕭條，認為箇中一個主要導因是，在那個權力轉移跨越大西洋的關鍵時刻，世界卻群龍無首；當時的英國無法行使領導權，而美國則不願意當領導。環球經濟隨之崩潰。
未來幾十年，中美關係將影響世界。說得直白點，美國是中國最重要的出口市場，而中國是美國債券的最重要買家。中國如何和平地進入環球治理體系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挑戰，這將進而使環球體系出現變化。相信就是這個原因，促使美國國務卿希拉莉把東亞列為首次出訪的目的地。
中國的蛻變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發展。關於中國重新崛起的論述很多，不過我想談以下三點。
自覺性
第一點是中國的自覺性。李約瑟（Joseph Needham）在多年前已就這一點寫了不少。中國歷代有為前朝修史的責任。前後二十四史，第一部是司馬遷於公元前一百年前所著的《史記》。之後，後漢為西漢修史，接下來是王莽新朝、三國等等。最後一個朝代清朝建於一六四四年，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而滅亡。時至今日近一個世紀以後，清朝的正史方開始撰寫。我在今年一月參觀巴黎天主教外方傳教會時，一位會說華語、曾在中國和新加坡服務多年的法國牧師告訴我，預計清代正史總共將有九十冊，而其中五冊會是有關中國的基督教傳教會。參觀傳教會時，我也遇到一位研究四川省傳教活動歷史的中國學者。沒有一個國家或文明有這樣的自我傳承意識。
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史，看來要等上好幾百年後才能編撰。李約瑟對中國的自覺性有深邃的洞察力，這也造就了他在中國科學與文明研究方面的出色表現。弔詭的是，中國的自覺性多局限於傳統範疇中的社會和道德成就。是李約瑟讓中國人知道他們對世界作出了令人驚奇的科學與科技貢獻。
不過，中國的自覺性既是個長處也是個弱點。作為長處，它賦予中華民族自信和韌性。中國領導人常說，雖然中國應向世界學習，但必須以自己的方式尋覓通向未來的道路。不過這種自覺性也是一種自負感，使中國的思想和機制很難成為這個多元化世界的主流。可以確定的是，中國無意把外國人轉化為中國人。反之，美國是個相對年輕的國家，深信自己的想法是獨特及最優秀的，想要把每個人「美國化」。當今的全球化軟件，包括各種標準與流行文化，基本上全是美國的，而這正是中美之間根深蒂固的差異。
如果把文化比作人類操作系統，將各種不同文化以更高級的ＨＴＭＬ或ＸＭＬ語言超鏈接起來的，其實是美國文化。即使這個美國文化軟件時至今日仍需要某些修補，但它終究還是美國式的。而中國文化的性質卻非常獨特，所以，即使中國幾乎肯定會在未來幾十年內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我並不認為中國文化軟件有一天能夠將世界統合起來。
城市化
我今天想談的第二點是，中國叫人驚嘆的城市試驗進程。中國城市化的速度與規模，堪稱人類史上前所未見。他們的城市規劃專家自知中國不似美國那樣擁有大片土地任由城區向郊區外擴張，耕地又不及印度來得廣。儘管中國的高速公路網已經比美國還長，但中國人清楚意識到，如果他們的擁車用車量在人均水平上跟美國人一樣，整個地球將會沸騰。中國看到了土地保護與節約能源的需要，正落足心力打造可容納上千萬人、相當於一個大國總人口的超大城市。而這些超大城市，絕非像墨西哥城、拉各斯等雜亂無章發展而成的集合城市，而是為龐大的居住人口精心設計的城市。
中國的共產體制把大量土地重新集中到政府手中，使中國較之其他國家更有條件推動規模龐大的重新發展項目。回顧一九四九年那一場中國革命，爭取的正是土地所用權，這也正是中國與印度的最大差異所在。在印度，一如世界許多其他地方，為大規模發展項目徵地，永遠讓人心力交瘁。
如果說在二十世紀，世界以美國清晰理性的格網式城市規劃馬首是瞻，那二十一世紀裏影響世界的城市發展概念應該來自中國。如此浩瀚的城市化進程，讓中國在文化、政治、體制各方面都面臨重塑。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的農村革命起家，處理城市政治對中共政府來說，挑戰可不小。毛時代的城市人口比率僅百分之二十，今天的中國，百分之四十人口居住在城市裏，而不出幾十年，中國將趕上所有其他發展國家，城市人口將達八、九成之多。今時今日，中國的手機用戶已經超越了世界任何一個地方，互聯網用戶比美國還多。
政治文化
第三點，中國的政治文化。千百年來，中國早已發展出一套特殊的政治文化，足以使一個幅員土地猶如一整個洲般大的國家統一集中由一組官僚精英管轄治理。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的官僚政府正是中國共產黨。在運作正常的情況下，這支官僚政府任人唯賢，對整個國家充滿了強烈使命感。
明清時代規定任何高官都不可在自己出生地方圓四百哩範圍內任職，以免因牽涉地方利益而遭受壓力。這也意味彈丸之地如新加坡，完全不可能由新加坡人治理。剛在幾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恢復了這項條例，實際運作情況也確實如此，無論是省委書記或省長，幾乎所有省級領導都不出自所管轄的同個省份。唯一例外的是自治區，但同省人最高也只能坐上第二把交椅，絕不出任最高領導一職。以此類推的話，英國首相絕非英國人、法國總統絕非法國人、德國總理也不可能是德國人。
隨未來幾十年的城市化進程，中國的政治體制將發生巨變，但由官僚精英掌控整個國家的情況應該不會改變。太多各種國家機能共同主宰整個國家的利益，不得不實行中央集權制。在歷史記憶裏，一個分裂的中國總是帶來紛亂，而一場紛亂很可能持續一段很長時間。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正在較基層地方政府層級推行民主試驗，為濫權舞弊有效把關。但上到省市層級，領導人就得由更高的中央政府在聽取各方意見、經過審慎遴選後點名委任。好比中國式社會主義一樣，中國也會發展出有別於西方自由民主概念的「具中國特色的民主」。而當前的環球危機將使中國領導人更加堅信，以中央主導國家經濟的做法是對的。
全球局勢動盪，致使許多發展中國家紛紛研究起中國體制，反思中國發展經驗能否為良好的治理模式提供借鑑與參考。長久以來主導世界的西方模式，首次面臨強大的競爭者。
我提出這三點，說明要把中國納入新的多極環球體制，過程有多麼棘手繁雜；牽涉的不只是經濟挑戰，也包括政治與文化考驗。但這個過程勢在必行，結果將是一個跟我們熟悉的格局截然不同的世界。發展中國家將不再一味嚮往西方尋求靈感與啟發，今後會把目光轉向中國，也許還有印度。
中國與印度同步重新崛起，這個過程讓人無限心醉。人口總合佔了全球人口四成的這兩個國家，在本質上截然不同：一個奉行倫理、嚴格拘謹；另一個是個民主社會、粗暴喧鬧，或者借用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的話說，「印度人能言好辯」。但是，中印又不約而同地讓我們感受到一股有機的強盛生命力，正在改變許許多多人民的生活。
兩國之間心存疑慮
這兩大古文明得以重逢交錯，同樣好比一齣戲。縱是千山萬水相隔，中印千百年來歷史上的接觸零星延續，大多數時候和平共處。近幾年來，兩國貿易往來大幅增長，使中國躍升為印度最大貿易夥伴國。但當然，我們也沒忘了中國早在英屬印度時代就曾經是英屬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但兩國之間始終心存疑慮。一九六二年中印邊界戰爭印度戰敗後至今耿耿於懷，而中國領導人始終無法全然參透印度當年所承受的創傷究竟有多深。
對我們這些東南亞國家來說，這兩個大國同屬近鄰，東南亞的既得利益取決於兩國之間的和平與合作關係。我想談談一項或許有助於把南亞、東南亞以及東亞重新凝聚起來的計劃，那就是，印度比哈爾邦（Bihar）那爛陀大學（Nalanda University）的重建計劃。
通過中國的歷史記載，世界知道印度曾經有這麼一所古老的佛教大學，好幾個世紀以來吸引了來自亞洲各地的學生深造修行。那爛陀在最鼎盛時期，學子上萬人，大多是僧侶。根據唐朝高僧玄奘在七世紀留下的文字記載，那爛陀校舍輝煌一時，藏書閣共九層樓，佛塔高聳入雲霄。玄奘跋山涉水、歷經艱辛苦難赴印度取經的經歷，經由小說《西遊記》流傳已久，他也確實曾在那爛陀修學好幾年。但不幸的是，大約八百年前，也就是牛津與劍橋相繼成立的那個年代，那爛陀面臨阿富汗侵略者大舉入侵，慘遭摧毀殆盡。
最近，印度政府決定對這所古老的大學進行重建，發展成世俗大學，充當國際合作與交流的平台。當局已在出土遺址不遠處撥出了五百萬畝土地供重建。重建後的大學將延續那爛陀多元領域的特色，弘揚人類的和諧共生、人與自然和諧共存、人與自然生命結合的佛學理念。印度政府委任以阿馬蒂亞森為首的一組顧問團，為那爛陀大學的重建概念與構思提供諮詢，我很榮幸受邀成為顧問團成員。我希望新的那爛陀大學能引領亞洲朝向一個和平而相互理解尊重的新時代，我也希望那爛陀能與劍橋建立密切聯繫。
不可盡信終極方案
一個多極化的世界必定是個紛亂繁雜的世界，不會有哪個單一的價值體系會一枝獨秀將其他體系淹沒。當前的金融危機，導致許多人開始對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本質產生了懷疑。借用法國前總理利昂內爾．若斯潘（Lionel Jospin）的話說，化學純資本主義（chemically-pure capitalism）成了貶義詞。反倒是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價值回升，大家又把書櫃裏塵封已久的《通論》（《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一書翻了出來。《新聞周刊》（Newsweek）最新一期的封面宣告：「你我如今都是社會主義分子。」就連馬克思主義，也再度廣為傳聞。世界各國在尋求對策應對危機的當兒，也對各種思想與文化標準重新定價。萬一失業率偏高的現象長久持續，類似上世紀三十年代極端危險的思潮與意識形態很可能重現。
少了美國的領導，一個多極化世界將輕易引起環球不穩定。人們如今對奧巴馬新政府寄予厚望，期待這支對文化之間微妙差異更為敏感的執政團隊，能讓世界重建秩序、恢復增長。可惜事情往往沒想像中簡單，種種紛亂與迷惑應該還會持續一段相當長時間。重點是，我們不可盡信所謂的絕對、終極的方案，因為恰恰是這些方案，往往才最危險。
面對當前危機，我們也許可從兩位劍橋學子身上得到啟發：達爾文、李約瑟（Needham）。達爾文於一百五十年發表出版的《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標誌人類知識的一大躍進。英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稱之為「The Big Idea」。達爾文的想法確偉大。他的「自然選擇論」，亦是人類知識、社會發展的貼切比喻；人類的思潮與制度就好比生物品種，經歷戰爭、革命、選舉、經濟危機、學術辯論、市場競爭，自然淘汰。我們惟有期待存活下來並日益壯大的「適者」，能把人類文明推向另一高峰。
互敬互重相互學習
沒幾個人能像李約瑟一樣了解中國，正如賽門。溫契斯特（Simon Winchester）在一部關於李約瑟生平事的近著 The Man Who Loved China 中說，李約瑟如果活看到中國今日的巨變，也未必會感到意外。
達爾文和李約瑟都受劍橋傳統風氣薰陶，學會怎麼不失正義感與道德心而能同時秉持懷疑精神。惟有事事抱懷疑態度，才能維持客觀、嚴苛律己、借鑒他人。再靠借正義感與道德心，為更大的社會利益而奮鬥。中國早期就因為貪污腐敗，關閉鎖國，拒絕向外界學習，最終導致國勢頹敗、一蹶不振。一七九三年，清朝乾隆皇帝在接見來訪的英國使節馬戈爾尼（Lord McCartney）時，請他轉告英王喬治三世：「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認為西方沒什麼值得中國學習的。這標示了滿清皇朝衰落的開始。
人類各大文明之間相互交流兼收並蓄的程度，超乎了他們各自的想像，也超乎你我的認知。李約瑟在一九六九年把一系列有關東西方之間歷史性對話文選集結成書，書名是《四海之內》，取自孔子論語里的名言：「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第三世界團結組織鼎盛的五十年代，印度有句話說：「Hindi-Chini, bhai bhai」，意即，印度人和中國人是兄弟。在當前這個紛亂迷惑的年代，我們愈發需要在人性互敬互重的深刻基礎上相互學習、兼收並蓄。
本文為新加坡外交部長楊榮文在今年三月二十七日應邀出席劍橋大學建校八百周年卓越講座發表的演講內容。
2009年9月13日 星期日
劉世定《鄉土中國》與鄉土世界
刘世定：《乡土中国》与“乡土”世界
刘世定 2009年2月16日 14:08 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摘 要：《乡土中国》是费孝通教授的一部学术著作,书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概念。本文通过对这些概念的梳理以及与当代社会科学中若干重要理论的比较,探讨了《乡土中国》中的概念是否仅仅属于“乡土中国”的问题。本文认为,费教授提出的若干概念,具有超出“乡土中国”的更广泛的适用性。
关键词： 费孝通; 《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7) 05-0121-10
作者简介：刘世定,男,四川成都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很少有哪部学术著作像费孝通教授的《乡土中国》（注1）那样,在五六万字的规模下容纳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概念。这是一部值得反复研读的著作。
本文是再次阅读费孝通教授的这部著作之后写出的。事实上,这是一篇读书笔记。在本文中,我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概念是否仅仅属于“乡土中国”? 换言之,作为被提炼出来的学术概念,它们的适用边界在哪里? 为了探讨这一问题,首先要做的一项工作是把书中刻画乡土中国的重要学术概念提取出来。略进一步,考证这些概念当中,哪些被费教授仅限于适用“乡土中国”范围,哪些则不限于此。再进一步,我们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若干重要理论和《乡土中国》中的概念对应起来,以加深对前述核心问题的理解。尔后,我们对《乡土中国》中采用的比较方法的不同类型进行探讨,这一探讨涉及概念的提出路径,从而将有助于深化本文核心问题的讨论。
一、刻画乡土中国的若干概念
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把中国乡土社会的特征与其他社会体系特征特别是“西洋社会”的特征加以比较,提出了刻画中国乡土社会的概念。我们将其中比较明显、用语比较精炼的概念找出来,列在了下面。为了使读者对费孝通教授提出的这些概念有原汁原味的、比较清楚的了解,我们不避冗赘之嫌,适当摘录出费教授的一些说明文字,只有当他的说明文字太长时,再采用我们作出的概括。
1.“礼俗社会” 这是在 “乡土本色”一节中相对于“法理社会”而提出的概念。这一对概念,是费教授从TÊnnies 的概念Gemeinschaft和Gesellschaft,以及涂尔干的概念“有机的团结”和“机械的团结”引发出来的。在谈到“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这对概念时,费教授说这是“用我们自己的话说”的。
关于“礼俗社会”,费教授进一步写道:“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小的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 ‘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悦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1]5
2.“面对面的—文盲社会” 这是在“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两节中相对于“借助文字的社会”提出的概念。
费教授说:“乡土社会是个面对面的社会,有话可以当面说明白,不必求助于文字。”[1]15“在乡土社会中”,“文字是多余的”。[1]14 既然文字多余,文盲也就是自然的产物,“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1]12 所以“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1]14 。对于“中国如果是乡土社会,怎么会有文字”这个问题,费教授的回答是:“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 ……不是我们乡下人的东西。”[1]20
3. 差序格局 费教授认为西洋社会中存在一种“团体格局”,而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则存在与之不同的“差序格局”。社会学者对费教授提出的这个概念非常熟悉。
费教授认为,在西洋社会的 “团体格局里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这个架子,每个人结上这个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团体是生活的前提。[1]29“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先规定的。”[1]22 他猜想,这种结构很可能是从初民的部落形态传下来的。[1]29 而“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的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1]23 。“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 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1]25
4. 维系私人的道德 这是相对于“团体道德”而提出的一个概念。
“维系私人的道德”这个概念是从“差序格局”引申出来的。“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1]28 在差序格局中“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1]32 ,“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1]34 —35 。在这样的道德系统中,没有一个不分差序的、如同基督教中那样的兼爱。[1]33 而“在‘团体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是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团体是个超乎个人的‘实在’,不是有形的东西。……它是一束人和人的关系,是一个控制各个人行为的力量,是一种组成分子生活所依赖的对象,是先于任何个人而又不能脱离个人的共同意志……这种‘实在’只能用有形的东西去象征它、表示它。在 ‘团体格局’的社会中才发生笼罩万有的神的观念。”所以,费教授认为:“我们如果要了解西洋的‘团体格局’社会中的道德体系,决不能离开他们的宗教观念的。”[1]30
5. 小家族 这是在和西洋社会中的“家庭”相比较后提出的一个概念。
费教授指出:“在西洋,家庭是团体性的社群”,有严格的团体界限,因此“这个社群能经营的事务也很少,主要的是生育儿女。”但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这社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1]38 。人们“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这基本的家,变成氏族性了”[1]39 。“在西洋的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性质在这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我们的家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1]40
6. 男女有别 这个概念不是指男女之间在生理上的差别,而是行为规范和心理上的隔离。与之相比较的概念是“两性恋爱”,那种两性之间的激动性的情感。
费教授说,乡土社会中为求稳定,“男女间的关系必须有一种安排,使他们之间不发生激动性的感情。那就是男女有别的原则。‘男女有别’是认定男女之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这隔离非但是有形的,所谓男女授受不亲,而且是在心理上的,男女只在行为上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的事业,他们不向对方希望心理上的契合” [1]46 。
7. 礼治秩序 相对照的概念是法治秩序,乃至道德秩序。
按费教授之说,中国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这和法律不同,“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1]52
8. 无讼 相对的概念是司法诉讼体系。
费教授注意到,在中国乡村中的许多纠纷是通过调解而非诉讼来解决的。他从礼治出发来理解这一现象。他写道:“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的守规矩……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的‘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坏事情,父亲得受刑罚,甚至教师也不能辞其咎。教得认真,子弟不会有坏的行为。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1]56 这样就形成了“无讼”的传统。
9. 无为政治 相对于运用横暴权力(压制冲突的权力) 和同意权力(社会契约同意授予的权力)实施统治的有为政治概念。
费教授认为,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通常存在的两类政治权力,即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都有其所不及之处。横暴权力要受到利用权力所能获得的经济剩余以及过度榨取剩余所引起的反抗的约束, “于是在天高皇帝远的距离下,把乡土社会中人民切身的公事让给了同意权力去活动了。可是同意权力却有着一套经济条件的限制。……同意权力是分工体系的产物。分工体系发达,这种权力才能跟着扩大。
乡土社会是个小农经济,在经济上每个农家,除了盐铁之外,必要时很可关门自给。于是我们很可以想象同意权力的范围也可以小到‘关门’的程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乡土社会里的权力结构,虽则名义上可以说是‘专制’‘独裁’的,但是除了自己不想持续的末代皇帝之外,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 [1]64 。
10. 教化权力 相对于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的一个概念。
费教授指出,“要了解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只从……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两个概念去看还是不够的。”横暴权力事实上受到了限制,但乡土社会又不是通常所谓“民主”形式的。“民主形式根据同意权力”,但“基层上所表现出来的却并不完全是许多权利上相等的公民共同参与的政治。这里正是讨论中国基层政治性质的一个谜”。谜底是什么? 他认为,“这里还有一种权力,既不是横暴性质,又不是同意性质;既不是发生于社会冲突,又不是发生于社会合作;它是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是教化性质的权力”。[1]65 这种权力之所以不能归为横暴权力,是因为“横暴权力是发生于社会冲突,是利用来剥削被统治者以获得利益的工具。如果说教化过程是剥削性的,显然也是过分的”[1]67 。它之所以也不能归于同意权力,是因为同意权力的基础是社会契约,“所谓社会契约必先假定个人的意志”,而“被教化者并没有选择的机会”[1]66 。
费教授还谈到一种产生于激烈的社会变迁中,不同于教化权力(他也称为“长老权力”) ,也不同于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的权力——时势权力。他写道,在社会变迁中,旧的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新的方法却又不是现存的,必须有人发明,或是有人向别种文化去学习,输入,还得经过试验,才能被人接受,完成社会变迁的过程。在新旧交替之际,不免有一个惶惑、无所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心理上充满紧张、犹豫和不安。这里发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试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人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和横暴权力并不相同,因为它并不建立在剥削关系之上的;和同意权力又不同,因为它并不是由社会所授权的,和长老权力更不同,因为它并不是根据传统的。它是时势所造成的,无以名之,名之曰时势权力。”他指出,“乡土社会,当它的社会结构能答复人们生活的需要时,是一个最容易安定的社会,因之它也是个很少 ‘领袖’和‘英雄’的社会”。在安定社会中,时势权力最不发达。[1]78 —80
11. 长老统治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教化权力引申出的一个概念,费教授将之对应民主和专制概念。
他说,在中国的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中,“虽则有着不民主的横暴权力,也有着民主的同意权力,但是在这两者之外还有教化权力,后者既非民主又异于不民主的专制,是另有一工的。所以用民主和不民主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社会,都是也都不是,都有些像,但都不确当。一定要给它一个名词的话,我一时想不出比长老统治更好的说法了”[1]70 。
12. 血缘社会 在费教授的分类中,地缘社会是一个可以与之相比较的概念。
费教授指出:“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血缘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1]71 。他认为:“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这并不是说这种社会不发生交易,而是说他们的交易是以人情来维持的,是相互馈赠的方式。”[1]76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1]77
13. 名实分离 这是刻画变迁的乡土社会的一个概念。与之相对的概念应是“名实一致”,不过费教授没有用这个词。
费教授指出,处在变迁和长老权力下的乡土社会,“注释”是一个重要现象。“注释是维持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变动的内容。……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发生极大的分离。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结果不免口是心非。……虚伪在这种情境中不但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名实之间的距离跟着社会变迁速率而增加。……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结果,位与权,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趋向于分离了。”[1]82
以上诸概念的排列顺序,不是按照逻辑关系,而是循着费教授在《乡土中国》一书中的叙述顺序下来的。这些概念刻画了中国乡土社会的诸多方面的特征,内容丰富,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包括进行逻辑上的梳理,不是本文的任务。在这里,只是把它们从书中提取出来加以说明而已。为简明起见,将这些概念列于表1。
二、仅仅是乡土中国的特色吗? 费教授的观点
由于费孝通教授这本书取名为《乡土中国》,其中的许多重要概念也都从中国乡土社会的重要现象入手加以提炼,同时使用了对比方法,对比的概念又提炼于所谓“西洋社会”,因此,若不认真阅读思考,很容易得到这样的印象:从中国乡土社会中提炼出来的这些概念,仅仅是适合于乡土中国特色的,而不能用于西洋社会的描述和分析。
然而,这一印象既不符合费教授的思路,也与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重要进展或动态不相吻合。对此,需要展开进行一些讨论。
费教授在提炼刻画中国乡土社会的概念时充满想象力,但对于这些概念的适用范围却态度谨慎。值得注意的是,费教授至少就其中的某些概念指出过,它们所刻画的现象并非为中国乡土社会所特有而在西洋现代社会中不存在,差异只在于其重要性。下面试举几例:
拿被社会学者谈论颇多的“差序格局”来说,费教授在《乡土中国》中就曾指出,“在西洋现代社会中差序格局同样是存在的”,只不过不似中国传统社会中那样重要罢了。而在西洋社会中非常重要的“团体格局”,也并非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不存在,譬如钱会,“显然是属于团体格局的”。他认为,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本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形式,在概念上可以分得清,在事实上常常可以并存的,可以看得到的不过各有偏胜罢了”[1]36 —37 。
再以“血缘社会”概念为例, 费教授在强调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血缘社会的同时也指出:“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作用,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到现在固然很少社会能够完全抛弃血缘继替,那是以亲属来担负生育的时代不易做到的。”“生育没有社会化之前,血缘作用的强弱似乎是以社会变迁的速率来决定。”[1]71 —72
除了费教授本人直接谈到他所提出的概念的适用范围不限于中国乡土社会的言论之外,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他论述一些概念时所谈的条件,那么便可以对这些概念的适用范围有更深刻的理解。
例如,关于“礼治秩序”的存在,费教授虽然说过“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这样的话,但他也指出,“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礼“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但是在乡土社会中, 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1]50 —51我们看到,他把礼治和传统的效力联系在一起,而传统的效力又和变迁的速率相联系,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只要变迁的速率不至于使任何传统不能存在,那么礼治秩序便或大或小地会存在并发生效力。
又如,关于“无为政治”,费教授虽然强调其在乡土社会政治结构中的重要性,把它和孳生皇权的乡土社会结合起来考虑,作出了如“为了皇权自身的维持,在历史的经验中,找到了‘无为’的生存价值,确立了无为政治的理想”这样的概括,但是若我们更进一步思考他有关“无为政治”存在根据的论述,那就会发现另一番天地。费教授的论述是以政治权力的工具性为基本假定的,在他的假定中,权力之所以引诱人,是人们可以从权力得到利益,最主要的是经济利益。[1]62 正因为“有着这个经济约束”,当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运用的规模扩展到这样的地步,致使其获得的利益不如“无为”所获得的利益之时,前者就让位于后者。[1]64 这便是“找到了‘无为’的生存价值”的深层道理。由此逻辑下去,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在一个并非乡土中国的社会中,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运用的边际规模收益(我们这里借助经济学上常用的“边际”概念。事实上,费教授关于无为政治之适用,就是在“边际”意义上谈的。他说的“在天高皇帝远的距离下”便明显有这样的意思。顺便指出,费教授无疑是了解经济学的“边际”理论的。他谈到利用政治权力谋取经济利益时,举农业民族资源争夺中的驱赶现象为例这样说: “尤其在人口已经很多,劳力可以自足,土地利用已到边际的时候是如此”;他在该书“血缘和地缘”一节中也曾谈到“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族群分裂”[1]73 ) 小于无为政治,那么无为政治便有存在的价值。当然,这只是逻辑结论,那个“如果”是否确在现实中存在,还必须加上其他更具体的考察。不过,从费教授的论证逻辑,我们可以推出,其结论的适用边界并不限于乡土中国。
再如“教化权力”,费教授虽然强调要理解乡土中国基层政治性质之谜的关键是懂得“教化权力”,指出教化性权力在亲子关系里表现得最明显,但同时也指出,它“并不限于亲子关系。凡是文化性的,不是政治性的强制都包含这种权力。文化和政治的区别就在这里: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文化的基础必须是同意的,但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教化过程”[1]68 。这样,就把教化权力的存在条件放到更普遍的范围之中。
至于发生于社会变迁中的“名实分离”,费教授虽然主要讨论的是乡土中国中“维持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变动的内容”的“注释”,但他在分析这种现象时则指出:“名实之间的距离跟着社会变迁速率而增加。在一个完全固定的社会结构里不会发生这距离的,但是事实上完全固定的社会并不存在。在变得很慢的社会中发生了长老权力,这种统治不能容忍反对,社会如果加速的变动时,注释式歪曲原意的办法也就免不了。”[1]82 可以想到,这种对名实分离现象的解释也使这个概念可以跃出乡土中国的范围。
在书中,对有的概念,费教授的确着意强调其和西洋非乡土社会的差异,而未曾讨论它在那样社会中可能的哪怕是解释范围很有限的适用性。一个例子是“小家族”概念。他说:“我提出这个新名词来的原因是在想从结构的原则上去说明中西社会里‘家’的区别。”[1]37 另一个概念是“男女有别”。事实上,《乡土中国》提出的诸重要概念所刻画的社会状态,有的和“西洋社会”差异大些,有的则差异小些;而概念本身的抽象程度也不同,一般而言,抽象程度越低、越具体,其描述的事物范围就越小。因此,费教授提出这些概念时,有的被展延到西洋社会中,有的则限在中国乡土社会中,是很自然的。
三、《乡土中国》中的概念和当代社会科学的某些研究
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某些概念中的某些内容,在另外的学术传统下,以另外的面目作为对当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表2 列出了当代社会科学中的某些重要理论,并和《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刻画中国乡土社会的概念以及刻画其他社会体系的概念相对应。
下面,我们概而述之。
1. 对自然演化的社会秩序的关注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思潮。就现实性而言,有关理论是在对借助政府力量人为建构制度暴露出诸多弊端的情况下重新认识传统、惯习、文化传承等力量在社会秩序维持和延续中作用的产物。就理论思考的推进而言,则是认识到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和理性设计、建构制度的巨大成本后的学术转向。比如,这一领域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哈耶克就强调,人类的文明,有赖于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这种扩展的秩序,不是人类设计形成的结果,而是在无意之间遵循某些传统的、道德的做法而形成的。[2]1
对自然演化的社会秩序的研究,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费教授有关礼治秩序、礼俗社会的概念。不过,当代的研究比费教授走得更远,其重点不是强调在现代社会中那种非人为建构的力量的势弱,而是强调现代市场制度恰恰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
2. 以人们的行动是嵌入在人际关系网中为基本假设和研究视角的当代网络社会学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成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流派之一。由于解释力的广泛有效,其研究领域已经超出传统社会学的边界,进入到经济学等相邻学科。比如,格拉诺维特关于劳动力市场的研究[3] ,怀特关于厂商间关系和市场的研究[4] ,博特关于厂商竞争地位的研究[5] ,乌兹关于金融活动的研究[6] ,都把人际关系作为重要因素引入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这样的概念也为其他学科的一些学者所接受,比如,一些经济学家近年来也开始重视 “network”、“socialcapital ”这样的概念,并试图在自己的学科中为其定位。贝克尔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在他近期的一些著作中,已经正式使用了“network”、 “socialcapital ”概念[7] 。2000 年,世界银行出版了Dasgupta 和Serageldin主编的名为《社会资本》的书,收录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有关论述。[8] 网络社会学的当代发展不仅是使用网络分析技术于人们行为轨迹的描述,而首先在于人的行为假定。“嵌入于人际关系网络”意味着承认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在人的行动中的重要性,也就是承认了广义的“差序格局”(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广义的”差序格局,而具有特定社会规范内容的差序格局,如费教授曾谈到的以自己为中心、距自己最近的是家,然后是家族……那样的一种差序格局,可以称为“狭义”的差序格局) 。这个假设同时放弃了“原子化”个人的假设。[9] 而费教授作为“差序格局”对照的西洋社会“团体格局”中对人的假设,是像一根根独立的柴,其团体则像“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可以看到,这很类似于“原子化”个人的假设。现在,“西洋社会”中的网络社会学家在分析他们自己的社会的时候,已经放弃那样的假设了。
3. 与差序格局相联系,费教授提出“维系私人的道德”概念。对此,我们除了可以沿着上面已经谈到的网络社会学的研究思路进一步引申之外,还可以从在当代社会科学中有着重要影响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来作一些相应讨论。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使经济学家明确意识到制度的建构和运行是有成本的。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建构完全的制度并实施之成为不可能,从而制度——不论是法律层面的制度还是私人合约层面的制度——的不完全性成为一个基本设定和新的研究的起点。问题在于:在不完全的制度下,社会是怎样有秩序地运行的? 遵循交易成本研究思路的经济学家把眼光投向了非正式规范和人格化关系。在人格化关系中,非普适性的、私人间的规范起着重要的作用,形成私人秩序。[10] 这种私人秩序补充着不完全的法律、合约制度,共同影响着社会的运行。
固然,以交易成本概念为其基础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私人间的规范和私人秩序与费教授所说的“维系私人的道德”并不完全相同,它们各自属于不同的学术脉络并在不同的情境中提出。然而有必要看到,当社会科学家们在现代社会的运行中再发现“维系私人的道德”的存在价值时,回观费教授早年的研究并对其进行再研究,不是别有一番意义吗?
4. 在当代法律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 关系合约理论具有重要的地位。Macaulay[11] 、Macneil[12] 、威廉姆森的研究[13] 为这一理论做出奠基性的贡献。这一理论以其更贴近现实社会的法律运行状况而区别于以往流行的古典合约理论(完全合约理论) 和新古典合约理论(承认合约的不完全性,但以完全的法律体系为后盾) ,它把研究注意力引向现实中的法律运行机制。支撑这一理论的一个基本社会事实是,不仅在前工业化社会或工业化中社会中,而且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大量的合约纠纷不是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的,而是通过各种方式私了的,避免诉讼仍是人们在面对违约行为时的一个重要准则。这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费教授相对于诉讼体系而提出的“无讼”概念。自然,这一现象既然为不同的学科和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所关注,也就有来自不同学科传统和学术传统的解释。当代流行的解释强调法律诉讼的成本、完全合约的成本、维系长期关系的价值等,而费教授当年对“无讼”的解释则基于教化准则而生的打官司可耻的观念,是文化解释。我们关心的不是哪一种解释正确,也不认为承续学术上的功利主义传统或文化解释传统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们认为值得关注的是不同解释所预设的前提。
5. 费教授关于乡土中国中的“无为政治”的讨论使人很容易将之归到中国传统政治的一种理想,实则不然,他在对中国社会的考察中发现了它的现实存在基础。我们在上一节中已经说明,费教授指出,国家权力具有工具性,当运用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获得的利益不如“无为”获得的利益时,无为政治便有了现实的存在。这一命题事实上已经超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国家运作的范围。这一洞见至少在当今一些学者阐述的所谓有效率国家规模理论中得到了某种呼应。比如,诺思在其名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曾建构了一个新古典国家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他讨论了有效率政治—经济单位规模的边界,即对民众提供保护的边际成本等于增加的税收。[14]25 他举出了两项与国家规模有关的研究,一项是威特福格尔的治水社会研究,在这项研究中从水利系统的不可分性推出国家经济规模;另一项是弗里德曼关于政府收入类型和国家规模与形式的研究。诺思显然没有注意到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中关于有为政治边界和无为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6. 当代有关政治和经济制度运行研究中的某些前沿问题,如大团体行动中的搭便车困境的克服、制度的博弈分析中共同知识的形成、制度遵从过程的成本降低等,都和对意识形态的再研究有联系。这些研究都可以和费教授有关“教化”的讨论作相关链接。至于和社会结构变迁相联系而对所谓“成功的”意识形态进行的研究,则再现了费教授在“名实分离”讨论中的某些思想。[14]49 —65
7. 费教授有关中国乡土社会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跃出近代以来学者们惯常使用的“民主—专制”的二分框架,而深入于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提取概念,“长老统治”就是这种思考的一个结晶。虽然在今天民主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最强势的意识形态,但政治理论研究中富有活力的一个部分表现出来的意向,是对各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形态寻求统一的基础性理解。我想举公共选择理论为例,这一理论的创始人是以民主政治制度为其具体研究对象的,但他们追究的是对民主制度乃至其他形态的政治制度提供统一的分析,如广义立宪理论就是如此。[15]66 —89当然,这一派的极端抽象的研究和费教授的生动的描述实在是大异情趣,他们关注的问题和采用的方法也不相同,但在研究中试图涵盖更广泛的政治形态这点上却有相通之处。
8. 现代知识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沉默的知识”[16] 。这一概念把被知识界主流思想长期忽视的一类知识提出来,从而扩展了人们对知识的认识范围。这一概念和一系列重要的研究相联系,如学习理论、制度比较、制度变迁和演化、技术创新与组织等。费教授在《乡土中国》中批评那些把农民不识字等同于愚蠢、没有知识的看法,提出和借助文字的社会相对的(有知识含量的) 文盲社会概念,在对知识的理解思路上,以及对知识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上,和现代知识理论有高度吻合。不过,我们不能把费教授描述中国乡土社会中的那种非文字的知识等同于沉默的知识,因为后者是相对于交流的知识而言的,前者则既有沉默的知识也包括部分交流的知识。
也许需要特别声明,我强调了当代社会科学中的某些理论和费教授当年提出的重要概念之间的关系,并非是说费教授早已先驱性地奠定了当代这些理论的基础。从费教授的论述中,我看不出费教授预见到他提出的这些概念有发展成当代这些理论的可能前景,事实上这些理论也不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
我宁可承认这些联系是被我拉扯上的。然而,主要基于中国乡土社会而提出的概念,何以能够和发达的当代“西方”社会中的某些受到关注的理论拉扯上联系,倒是值得思考的。
四、不同类型的比较
《乡土中国》中采用了比较方法来讨论中国乡土社会乃至西洋社会的特质。从“用什么和什么作比较”的角度看,可以分为模型与模型比较、模型与现实比较、现实与现实比较三大类。这三类比较各有不同的特点和功效,不能混淆。
1. 模型与模型比较
比如,费教授对“差序格局” 和“团体格局”的比较就属于模型与模型的比较。因为模型是研究者把他P她所关注的事物的某些特性提炼出来加以构造的,所以,模型与模型的比较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被分别提炼在不同模型中的那些特性的差异和相同点。不过,模型与模型比较得出的结论不能简单地作为现实与现实的比较的结论,除非两个模型分别相当近似地概括了两个待比较的现实的特征。具体而言,在逻辑上,“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的差异,不能简单地作为中国乡土社会和西洋现代社会的差异被接受下来。只有在差序格局基本上把握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而团体格局基本上把握了西洋现代社会的特点时,两个模型比较的结论才能作为现实与现实比较的一种近似而被接受。
2. 模型与现实比较
比如,费教授在将“差序格局”和中国社会现实比较后承认,像钱会那样的组织并不能归到差序格局中去,从而认为在中国社会中也存在“团体格局”;又如,他在将同意的权力—民主以及横暴的权力—专制和中国社会现实比较后发现,在中国社会中存在不能归于前两者而另有一种的体制——长老统治。这些,都是把模型和现实加以比较后的结果。模型与现实比较,是发现原有模型的解释边界、发现新的社会现象并加以理论概括的重要步骤。
3. 现实与现实比较
比如,费教授在作出“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在中国社会和西洋社会中都存在,只不过比重不同的结论之前进行的比较,就是两个社会现实之间的比较。[1]36 —37和模型与模型的比较不同,如果方法得当,这种比较可以得出两个社会之间同异的比较具体的结论。不过,如果没有借助良好的理论模型进行的思考和分析, 现实与现实的比较难免流于肤浅。(当然,在获得现实资料的过程中总不免有观念的介入,所以任何研究者把握的“现实”都是有观念架构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在这里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
区分这三类比较,并了解它们各自的特点,才能使我们不至于把最初提取自某一个社会的概念不加斟酌地认为只属于这个社会,把最初提取自某一个时代的概念天经地义地认为仅是这个时代的特性,也才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个概念、一个模型的适用范围与局限。
五、结语:关于本文标题的一点说明
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兴起。随着这些国家的兴起,社会科学中的概念主要来自目前发达国家的状况将发生改变,将可望有更多的来自这些国家的概念进入社会科学的学术主流。如果这个想法不谬,那么伴随中国的崛起,以中国的经济、政治影响力加之文化底蕴和巨大社会变迁所积累的经验,某些来自乡土中国的学术概念走向世界,应当是不奇怪的。
但本文标题“《乡土中国》与 ‘乡土’世界”要讨论的并不是上面的“可望”,甚至也不是以上述可能性为背景。引导本文的思想是另一个东西:一个科学概念产生的社会或国度,和这个概念所可能适用的范围是两回事;在一个概念产生以后,科学工作所要做的工作之一,是探讨它的适用边界。在这样一个思想引导下再次阅读费教授的《乡土中国》,使我看到了“乡土”世界。
注释：
注1：《乡土中国》是费孝通教授于20 世纪40 年代依据讲课而集成的一部书,最初出版于1947 年。1984 年三联书店决定重印,1985 年再次出版,此后又有其他版本问世。本文依据的是三联书店198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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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4 卷第5期 2007 年9 月
刘世定 2009年2月16日 14:08 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摘 要：《乡土中国》是费孝通教授的一部学术著作,书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概念。本文通过对这些概念的梳理以及与当代社会科学中若干重要理论的比较,探讨了《乡土中国》中的概念是否仅仅属于“乡土中国”的问题。本文认为,费教授提出的若干概念,具有超出“乡土中国”的更广泛的适用性。
关键词： 费孝通; 《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7) 05-0121-10
作者简介：刘世定,男,四川成都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很少有哪部学术著作像费孝通教授的《乡土中国》（注1）那样,在五六万字的规模下容纳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概念。这是一部值得反复研读的著作。
本文是再次阅读费孝通教授的这部著作之后写出的。事实上,这是一篇读书笔记。在本文中,我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概念是否仅仅属于“乡土中国”? 换言之,作为被提炼出来的学术概念,它们的适用边界在哪里? 为了探讨这一问题,首先要做的一项工作是把书中刻画乡土中国的重要学术概念提取出来。略进一步,考证这些概念当中,哪些被费教授仅限于适用“乡土中国”范围,哪些则不限于此。再进一步,我们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若干重要理论和《乡土中国》中的概念对应起来,以加深对前述核心问题的理解。尔后,我们对《乡土中国》中采用的比较方法的不同类型进行探讨,这一探讨涉及概念的提出路径,从而将有助于深化本文核心问题的讨论。
一、刻画乡土中国的若干概念
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把中国乡土社会的特征与其他社会体系特征特别是“西洋社会”的特征加以比较,提出了刻画中国乡土社会的概念。我们将其中比较明显、用语比较精炼的概念找出来,列在了下面。为了使读者对费孝通教授提出的这些概念有原汁原味的、比较清楚的了解,我们不避冗赘之嫌,适当摘录出费教授的一些说明文字,只有当他的说明文字太长时,再采用我们作出的概括。
1.“礼俗社会” 这是在 “乡土本色”一节中相对于“法理社会”而提出的概念。这一对概念,是费教授从TÊnnies 的概念Gemeinschaft和Gesellschaft,以及涂尔干的概念“有机的团结”和“机械的团结”引发出来的。在谈到“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这对概念时,费教授说这是“用我们自己的话说”的。
关于“礼俗社会”,费教授进一步写道:“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小的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 ‘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悦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1]5
2.“面对面的—文盲社会” 这是在“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两节中相对于“借助文字的社会”提出的概念。
费教授说:“乡土社会是个面对面的社会,有话可以当面说明白,不必求助于文字。”[1]15“在乡土社会中”,“文字是多余的”。[1]14 既然文字多余,文盲也就是自然的产物,“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1]12 所以“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1]14 。对于“中国如果是乡土社会,怎么会有文字”这个问题,费教授的回答是:“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 ……不是我们乡下人的东西。”[1]20
3. 差序格局 费教授认为西洋社会中存在一种“团体格局”,而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则存在与之不同的“差序格局”。社会学者对费教授提出的这个概念非常熟悉。
费教授认为,在西洋社会的 “团体格局里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这个架子,每个人结上这个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团体是生活的前提。[1]29“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先规定的。”[1]22 他猜想,这种结构很可能是从初民的部落形态传下来的。[1]29 而“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的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1]23 。“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 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1]25
4. 维系私人的道德 这是相对于“团体道德”而提出的一个概念。
“维系私人的道德”这个概念是从“差序格局”引申出来的。“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1]28 在差序格局中“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1]32 ,“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1]34 —35 。在这样的道德系统中,没有一个不分差序的、如同基督教中那样的兼爱。[1]33 而“在‘团体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是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团体是个超乎个人的‘实在’,不是有形的东西。……它是一束人和人的关系,是一个控制各个人行为的力量,是一种组成分子生活所依赖的对象,是先于任何个人而又不能脱离个人的共同意志……这种‘实在’只能用有形的东西去象征它、表示它。在 ‘团体格局’的社会中才发生笼罩万有的神的观念。”所以,费教授认为:“我们如果要了解西洋的‘团体格局’社会中的道德体系,决不能离开他们的宗教观念的。”[1]30
5. 小家族 这是在和西洋社会中的“家庭”相比较后提出的一个概念。
费教授指出:“在西洋,家庭是团体性的社群”,有严格的团体界限,因此“这个社群能经营的事务也很少,主要的是生育儿女。”但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这社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1]38 。人们“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这基本的家,变成氏族性了”[1]39 。“在西洋的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性质在这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我们的家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1]40
6. 男女有别 这个概念不是指男女之间在生理上的差别,而是行为规范和心理上的隔离。与之相比较的概念是“两性恋爱”,那种两性之间的激动性的情感。
费教授说,乡土社会中为求稳定,“男女间的关系必须有一种安排,使他们之间不发生激动性的感情。那就是男女有别的原则。‘男女有别’是认定男女之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这隔离非但是有形的,所谓男女授受不亲,而且是在心理上的,男女只在行为上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的事业,他们不向对方希望心理上的契合” [1]46 。
7. 礼治秩序 相对照的概念是法治秩序,乃至道德秩序。
按费教授之说,中国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这和法律不同,“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1]52
8. 无讼 相对的概念是司法诉讼体系。
费教授注意到,在中国乡村中的许多纠纷是通过调解而非诉讼来解决的。他从礼治出发来理解这一现象。他写道:“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的守规矩……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的‘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坏事情,父亲得受刑罚,甚至教师也不能辞其咎。教得认真,子弟不会有坏的行为。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1]56 这样就形成了“无讼”的传统。
9. 无为政治 相对于运用横暴权力(压制冲突的权力) 和同意权力(社会契约同意授予的权力)实施统治的有为政治概念。
费教授认为,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通常存在的两类政治权力,即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都有其所不及之处。横暴权力要受到利用权力所能获得的经济剩余以及过度榨取剩余所引起的反抗的约束, “于是在天高皇帝远的距离下,把乡土社会中人民切身的公事让给了同意权力去活动了。可是同意权力却有着一套经济条件的限制。……同意权力是分工体系的产物。分工体系发达,这种权力才能跟着扩大。
乡土社会是个小农经济,在经济上每个农家,除了盐铁之外,必要时很可关门自给。于是我们很可以想象同意权力的范围也可以小到‘关门’的程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乡土社会里的权力结构,虽则名义上可以说是‘专制’‘独裁’的,但是除了自己不想持续的末代皇帝之外,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 [1]64 。
10. 教化权力 相对于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的一个概念。
费教授指出,“要了解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只从……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两个概念去看还是不够的。”横暴权力事实上受到了限制,但乡土社会又不是通常所谓“民主”形式的。“民主形式根据同意权力”,但“基层上所表现出来的却并不完全是许多权利上相等的公民共同参与的政治。这里正是讨论中国基层政治性质的一个谜”。谜底是什么? 他认为,“这里还有一种权力,既不是横暴性质,又不是同意性质;既不是发生于社会冲突,又不是发生于社会合作;它是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是教化性质的权力”。[1]65 这种权力之所以不能归为横暴权力,是因为“横暴权力是发生于社会冲突,是利用来剥削被统治者以获得利益的工具。如果说教化过程是剥削性的,显然也是过分的”[1]67 。它之所以也不能归于同意权力,是因为同意权力的基础是社会契约,“所谓社会契约必先假定个人的意志”,而“被教化者并没有选择的机会”[1]66 。
费教授还谈到一种产生于激烈的社会变迁中,不同于教化权力(他也称为“长老权力”) ,也不同于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的权力——时势权力。他写道,在社会变迁中,旧的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新的方法却又不是现存的,必须有人发明,或是有人向别种文化去学习,输入,还得经过试验,才能被人接受,完成社会变迁的过程。在新旧交替之际,不免有一个惶惑、无所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心理上充满紧张、犹豫和不安。这里发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试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人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和横暴权力并不相同,因为它并不建立在剥削关系之上的;和同意权力又不同,因为它并不是由社会所授权的,和长老权力更不同,因为它并不是根据传统的。它是时势所造成的,无以名之,名之曰时势权力。”他指出,“乡土社会,当它的社会结构能答复人们生活的需要时,是一个最容易安定的社会,因之它也是个很少 ‘领袖’和‘英雄’的社会”。在安定社会中,时势权力最不发达。[1]78 —80
11. 长老统治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教化权力引申出的一个概念,费教授将之对应民主和专制概念。
他说,在中国的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中,“虽则有着不民主的横暴权力,也有着民主的同意权力,但是在这两者之外还有教化权力,后者既非民主又异于不民主的专制,是另有一工的。所以用民主和不民主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社会,都是也都不是,都有些像,但都不确当。一定要给它一个名词的话,我一时想不出比长老统治更好的说法了”[1]70 。
12. 血缘社会 在费教授的分类中,地缘社会是一个可以与之相比较的概念。
费教授指出:“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血缘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1]71 。他认为:“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这并不是说这种社会不发生交易,而是说他们的交易是以人情来维持的,是相互馈赠的方式。”[1]76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1]77
13. 名实分离 这是刻画变迁的乡土社会的一个概念。与之相对的概念应是“名实一致”,不过费教授没有用这个词。
费教授指出,处在变迁和长老权力下的乡土社会,“注释”是一个重要现象。“注释是维持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变动的内容。……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发生极大的分离。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结果不免口是心非。……虚伪在这种情境中不但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名实之间的距离跟着社会变迁速率而增加。……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结果,位与权,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趋向于分离了。”[1]82
以上诸概念的排列顺序,不是按照逻辑关系,而是循着费教授在《乡土中国》一书中的叙述顺序下来的。这些概念刻画了中国乡土社会的诸多方面的特征,内容丰富,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包括进行逻辑上的梳理,不是本文的任务。在这里,只是把它们从书中提取出来加以说明而已。为简明起见,将这些概念列于表1。
二、仅仅是乡土中国的特色吗? 费教授的观点
由于费孝通教授这本书取名为《乡土中国》,其中的许多重要概念也都从中国乡土社会的重要现象入手加以提炼,同时使用了对比方法,对比的概念又提炼于所谓“西洋社会”,因此,若不认真阅读思考,很容易得到这样的印象:从中国乡土社会中提炼出来的这些概念,仅仅是适合于乡土中国特色的,而不能用于西洋社会的描述和分析。
然而,这一印象既不符合费教授的思路,也与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重要进展或动态不相吻合。对此,需要展开进行一些讨论。
费教授在提炼刻画中国乡土社会的概念时充满想象力,但对于这些概念的适用范围却态度谨慎。值得注意的是,费教授至少就其中的某些概念指出过,它们所刻画的现象并非为中国乡土社会所特有而在西洋现代社会中不存在,差异只在于其重要性。下面试举几例:
拿被社会学者谈论颇多的“差序格局”来说,费教授在《乡土中国》中就曾指出,“在西洋现代社会中差序格局同样是存在的”,只不过不似中国传统社会中那样重要罢了。而在西洋社会中非常重要的“团体格局”,也并非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不存在,譬如钱会,“显然是属于团体格局的”。他认为,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本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形式,在概念上可以分得清,在事实上常常可以并存的,可以看得到的不过各有偏胜罢了”[1]36 —37 。
再以“血缘社会”概念为例, 费教授在强调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血缘社会的同时也指出:“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作用,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到现在固然很少社会能够完全抛弃血缘继替,那是以亲属来担负生育的时代不易做到的。”“生育没有社会化之前,血缘作用的强弱似乎是以社会变迁的速率来决定。”[1]71 —72
除了费教授本人直接谈到他所提出的概念的适用范围不限于中国乡土社会的言论之外,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他论述一些概念时所谈的条件,那么便可以对这些概念的适用范围有更深刻的理解。
例如,关于“礼治秩序”的存在,费教授虽然说过“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这样的话,但他也指出,“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礼“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但是在乡土社会中, 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1]50 —51我们看到,他把礼治和传统的效力联系在一起,而传统的效力又和变迁的速率相联系,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只要变迁的速率不至于使任何传统不能存在,那么礼治秩序便或大或小地会存在并发生效力。
又如,关于“无为政治”,费教授虽然强调其在乡土社会政治结构中的重要性,把它和孳生皇权的乡土社会结合起来考虑,作出了如“为了皇权自身的维持,在历史的经验中,找到了‘无为’的生存价值,确立了无为政治的理想”这样的概括,但是若我们更进一步思考他有关“无为政治”存在根据的论述,那就会发现另一番天地。费教授的论述是以政治权力的工具性为基本假定的,在他的假定中,权力之所以引诱人,是人们可以从权力得到利益,最主要的是经济利益。[1]62 正因为“有着这个经济约束”,当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运用的规模扩展到这样的地步,致使其获得的利益不如“无为”所获得的利益之时,前者就让位于后者。[1]64 这便是“找到了‘无为’的生存价值”的深层道理。由此逻辑下去,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在一个并非乡土中国的社会中,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运用的边际规模收益(我们这里借助经济学上常用的“边际”概念。事实上,费教授关于无为政治之适用,就是在“边际”意义上谈的。他说的“在天高皇帝远的距离下”便明显有这样的意思。顺便指出,费教授无疑是了解经济学的“边际”理论的。他谈到利用政治权力谋取经济利益时,举农业民族资源争夺中的驱赶现象为例这样说: “尤其在人口已经很多,劳力可以自足,土地利用已到边际的时候是如此”;他在该书“血缘和地缘”一节中也曾谈到“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族群分裂”[1]73 ) 小于无为政治,那么无为政治便有存在的价值。当然,这只是逻辑结论,那个“如果”是否确在现实中存在,还必须加上其他更具体的考察。不过,从费教授的论证逻辑,我们可以推出,其结论的适用边界并不限于乡土中国。
再如“教化权力”,费教授虽然强调要理解乡土中国基层政治性质之谜的关键是懂得“教化权力”,指出教化性权力在亲子关系里表现得最明显,但同时也指出,它“并不限于亲子关系。凡是文化性的,不是政治性的强制都包含这种权力。文化和政治的区别就在这里: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文化的基础必须是同意的,但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教化过程”[1]68 。这样,就把教化权力的存在条件放到更普遍的范围之中。
至于发生于社会变迁中的“名实分离”,费教授虽然主要讨论的是乡土中国中“维持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变动的内容”的“注释”,但他在分析这种现象时则指出:“名实之间的距离跟着社会变迁速率而增加。在一个完全固定的社会结构里不会发生这距离的,但是事实上完全固定的社会并不存在。在变得很慢的社会中发生了长老权力,这种统治不能容忍反对,社会如果加速的变动时,注释式歪曲原意的办法也就免不了。”[1]82 可以想到,这种对名实分离现象的解释也使这个概念可以跃出乡土中国的范围。
在书中,对有的概念,费教授的确着意强调其和西洋非乡土社会的差异,而未曾讨论它在那样社会中可能的哪怕是解释范围很有限的适用性。一个例子是“小家族”概念。他说:“我提出这个新名词来的原因是在想从结构的原则上去说明中西社会里‘家’的区别。”[1]37 另一个概念是“男女有别”。事实上,《乡土中国》提出的诸重要概念所刻画的社会状态,有的和“西洋社会”差异大些,有的则差异小些;而概念本身的抽象程度也不同,一般而言,抽象程度越低、越具体,其描述的事物范围就越小。因此,费教授提出这些概念时,有的被展延到西洋社会中,有的则限在中国乡土社会中,是很自然的。
三、《乡土中国》中的概念和当代社会科学的某些研究
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某些概念中的某些内容,在另外的学术传统下,以另外的面目作为对当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表2 列出了当代社会科学中的某些重要理论,并和《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刻画中国乡土社会的概念以及刻画其他社会体系的概念相对应。
下面,我们概而述之。
1. 对自然演化的社会秩序的关注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思潮。就现实性而言,有关理论是在对借助政府力量人为建构制度暴露出诸多弊端的情况下重新认识传统、惯习、文化传承等力量在社会秩序维持和延续中作用的产物。就理论思考的推进而言,则是认识到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和理性设计、建构制度的巨大成本后的学术转向。比如,这一领域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哈耶克就强调,人类的文明,有赖于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这种扩展的秩序,不是人类设计形成的结果,而是在无意之间遵循某些传统的、道德的做法而形成的。[2]1
对自然演化的社会秩序的研究,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费教授有关礼治秩序、礼俗社会的概念。不过,当代的研究比费教授走得更远,其重点不是强调在现代社会中那种非人为建构的力量的势弱,而是强调现代市场制度恰恰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
2. 以人们的行动是嵌入在人际关系网中为基本假设和研究视角的当代网络社会学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成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流派之一。由于解释力的广泛有效,其研究领域已经超出传统社会学的边界,进入到经济学等相邻学科。比如,格拉诺维特关于劳动力市场的研究[3] ,怀特关于厂商间关系和市场的研究[4] ,博特关于厂商竞争地位的研究[5] ,乌兹关于金融活动的研究[6] ,都把人际关系作为重要因素引入并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这样的概念也为其他学科的一些学者所接受,比如,一些经济学家近年来也开始重视 “network”、“socialcapital ”这样的概念,并试图在自己的学科中为其定位。贝克尔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在他近期的一些著作中,已经正式使用了“network”、 “socialcapital ”概念[7] 。2000 年,世界银行出版了Dasgupta 和Serageldin主编的名为《社会资本》的书,收录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有关论述。[8] 网络社会学的当代发展不仅是使用网络分析技术于人们行为轨迹的描述,而首先在于人的行为假定。“嵌入于人际关系网络”意味着承认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在人的行动中的重要性,也就是承认了广义的“差序格局”(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广义的”差序格局,而具有特定社会规范内容的差序格局,如费教授曾谈到的以自己为中心、距自己最近的是家,然后是家族……那样的一种差序格局,可以称为“狭义”的差序格局) 。这个假设同时放弃了“原子化”个人的假设。[9] 而费教授作为“差序格局”对照的西洋社会“团体格局”中对人的假设,是像一根根独立的柴,其团体则像“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可以看到,这很类似于“原子化”个人的假设。现在,“西洋社会”中的网络社会学家在分析他们自己的社会的时候,已经放弃那样的假设了。
3. 与差序格局相联系,费教授提出“维系私人的道德”概念。对此,我们除了可以沿着上面已经谈到的网络社会学的研究思路进一步引申之外,还可以从在当代社会科学中有着重要影响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来作一些相应讨论。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使经济学家明确意识到制度的建构和运行是有成本的。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建构完全的制度并实施之成为不可能,从而制度——不论是法律层面的制度还是私人合约层面的制度——的不完全性成为一个基本设定和新的研究的起点。问题在于:在不完全的制度下,社会是怎样有秩序地运行的? 遵循交易成本研究思路的经济学家把眼光投向了非正式规范和人格化关系。在人格化关系中,非普适性的、私人间的规范起着重要的作用,形成私人秩序。[10] 这种私人秩序补充着不完全的法律、合约制度,共同影响着社会的运行。
固然,以交易成本概念为其基础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私人间的规范和私人秩序与费教授所说的“维系私人的道德”并不完全相同,它们各自属于不同的学术脉络并在不同的情境中提出。然而有必要看到,当社会科学家们在现代社会的运行中再发现“维系私人的道德”的存在价值时,回观费教授早年的研究并对其进行再研究,不是别有一番意义吗?
4. 在当代法律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 关系合约理论具有重要的地位。Macaulay[11] 、Macneil[12] 、威廉姆森的研究[13] 为这一理论做出奠基性的贡献。这一理论以其更贴近现实社会的法律运行状况而区别于以往流行的古典合约理论(完全合约理论) 和新古典合约理论(承认合约的不完全性,但以完全的法律体系为后盾) ,它把研究注意力引向现实中的法律运行机制。支撑这一理论的一个基本社会事实是,不仅在前工业化社会或工业化中社会中,而且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大量的合约纠纷不是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的,而是通过各种方式私了的,避免诉讼仍是人们在面对违约行为时的一个重要准则。这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费教授相对于诉讼体系而提出的“无讼”概念。自然,这一现象既然为不同的学科和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所关注,也就有来自不同学科传统和学术传统的解释。当代流行的解释强调法律诉讼的成本、完全合约的成本、维系长期关系的价值等,而费教授当年对“无讼”的解释则基于教化准则而生的打官司可耻的观念,是文化解释。我们关心的不是哪一种解释正确,也不认为承续学术上的功利主义传统或文化解释传统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们认为值得关注的是不同解释所预设的前提。
5. 费教授关于乡土中国中的“无为政治”的讨论使人很容易将之归到中国传统政治的一种理想,实则不然,他在对中国社会的考察中发现了它的现实存在基础。我们在上一节中已经说明,费教授指出,国家权力具有工具性,当运用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获得的利益不如“无为”获得的利益时,无为政治便有了现实的存在。这一命题事实上已经超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国家运作的范围。这一洞见至少在当今一些学者阐述的所谓有效率国家规模理论中得到了某种呼应。比如,诺思在其名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曾建构了一个新古典国家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他讨论了有效率政治—经济单位规模的边界,即对民众提供保护的边际成本等于增加的税收。[14]25 他举出了两项与国家规模有关的研究,一项是威特福格尔的治水社会研究,在这项研究中从水利系统的不可分性推出国家经济规模;另一项是弗里德曼关于政府收入类型和国家规模与形式的研究。诺思显然没有注意到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中关于有为政治边界和无为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6. 当代有关政治和经济制度运行研究中的某些前沿问题,如大团体行动中的搭便车困境的克服、制度的博弈分析中共同知识的形成、制度遵从过程的成本降低等,都和对意识形态的再研究有联系。这些研究都可以和费教授有关“教化”的讨论作相关链接。至于和社会结构变迁相联系而对所谓“成功的”意识形态进行的研究,则再现了费教授在“名实分离”讨论中的某些思想。[14]49 —65
7. 费教授有关中国乡土社会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跃出近代以来学者们惯常使用的“民主—专制”的二分框架,而深入于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提取概念,“长老统治”就是这种思考的一个结晶。虽然在今天民主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最强势的意识形态,但政治理论研究中富有活力的一个部分表现出来的意向,是对各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形态寻求统一的基础性理解。我想举公共选择理论为例,这一理论的创始人是以民主政治制度为其具体研究对象的,但他们追究的是对民主制度乃至其他形态的政治制度提供统一的分析,如广义立宪理论就是如此。[15]66 —89当然,这一派的极端抽象的研究和费教授的生动的描述实在是大异情趣,他们关注的问题和采用的方法也不相同,但在研究中试图涵盖更广泛的政治形态这点上却有相通之处。
8. 现代知识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沉默的知识”[16] 。这一概念把被知识界主流思想长期忽视的一类知识提出来,从而扩展了人们对知识的认识范围。这一概念和一系列重要的研究相联系,如学习理论、制度比较、制度变迁和演化、技术创新与组织等。费教授在《乡土中国》中批评那些把农民不识字等同于愚蠢、没有知识的看法,提出和借助文字的社会相对的(有知识含量的) 文盲社会概念,在对知识的理解思路上,以及对知识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上,和现代知识理论有高度吻合。不过,我们不能把费教授描述中国乡土社会中的那种非文字的知识等同于沉默的知识,因为后者是相对于交流的知识而言的,前者则既有沉默的知识也包括部分交流的知识。
也许需要特别声明,我强调了当代社会科学中的某些理论和费教授当年提出的重要概念之间的关系,并非是说费教授早已先驱性地奠定了当代这些理论的基础。从费教授的论述中,我看不出费教授预见到他提出的这些概念有发展成当代这些理论的可能前景,事实上这些理论也不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
我宁可承认这些联系是被我拉扯上的。然而,主要基于中国乡土社会而提出的概念,何以能够和发达的当代“西方”社会中的某些受到关注的理论拉扯上联系,倒是值得思考的。
四、不同类型的比较
《乡土中国》中采用了比较方法来讨论中国乡土社会乃至西洋社会的特质。从“用什么和什么作比较”的角度看,可以分为模型与模型比较、模型与现实比较、现实与现实比较三大类。这三类比较各有不同的特点和功效,不能混淆。
1. 模型与模型比较
比如,费教授对“差序格局” 和“团体格局”的比较就属于模型与模型的比较。因为模型是研究者把他P她所关注的事物的某些特性提炼出来加以构造的,所以,模型与模型的比较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被分别提炼在不同模型中的那些特性的差异和相同点。不过,模型与模型比较得出的结论不能简单地作为现实与现实的比较的结论,除非两个模型分别相当近似地概括了两个待比较的现实的特征。具体而言,在逻辑上,“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的差异,不能简单地作为中国乡土社会和西洋现代社会的差异被接受下来。只有在差序格局基本上把握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而团体格局基本上把握了西洋现代社会的特点时,两个模型比较的结论才能作为现实与现实比较的一种近似而被接受。
2. 模型与现实比较
比如,费教授在将“差序格局”和中国社会现实比较后承认,像钱会那样的组织并不能归到差序格局中去,从而认为在中国社会中也存在“团体格局”;又如,他在将同意的权力—民主以及横暴的权力—专制和中国社会现实比较后发现,在中国社会中存在不能归于前两者而另有一种的体制——长老统治。这些,都是把模型和现实加以比较后的结果。模型与现实比较,是发现原有模型的解释边界、发现新的社会现象并加以理论概括的重要步骤。
3. 现实与现实比较
比如,费教授在作出“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在中国社会和西洋社会中都存在,只不过比重不同的结论之前进行的比较,就是两个社会现实之间的比较。[1]36 —37和模型与模型的比较不同,如果方法得当,这种比较可以得出两个社会之间同异的比较具体的结论。不过,如果没有借助良好的理论模型进行的思考和分析, 现实与现实的比较难免流于肤浅。(当然,在获得现实资料的过程中总不免有观念的介入,所以任何研究者把握的“现实”都是有观念架构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在这里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
区分这三类比较,并了解它们各自的特点,才能使我们不至于把最初提取自某一个社会的概念不加斟酌地认为只属于这个社会,把最初提取自某一个时代的概念天经地义地认为仅是这个时代的特性,也才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个概念、一个模型的适用范围与局限。
五、结语:关于本文标题的一点说明
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兴起。随着这些国家的兴起,社会科学中的概念主要来自目前发达国家的状况将发生改变,将可望有更多的来自这些国家的概念进入社会科学的学术主流。如果这个想法不谬,那么伴随中国的崛起,以中国的经济、政治影响力加之文化底蕴和巨大社会变迁所积累的经验,某些来自乡土中国的学术概念走向世界,应当是不奇怪的。
但本文标题“《乡土中国》与 ‘乡土’世界”要讨论的并不是上面的“可望”,甚至也不是以上述可能性为背景。引导本文的思想是另一个东西:一个科学概念产生的社会或国度,和这个概念所可能适用的范围是两回事;在一个概念产生以后,科学工作所要做的工作之一,是探讨它的适用边界。在这样一个思想引导下再次阅读费教授的《乡土中国》,使我看到了“乡土”世界。
注释：
注1：《乡土中国》是费孝通教授于20 世纪40 年代依据讲课而集成的一部书,最初出版于1947 年。1984 年三联书店决定重印,1985 年再次出版,此后又有其他版本问世。本文依据的是三联书店1985 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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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4 卷第5期 2007 年9 月
2009年9月12日 星期六
新詩
命 戴天
我攤開手掌好比攤開
那張秋海棠的葉子
把命運的秘密公開
這條是黃河充滿激情
這條是長江裝著磅礡
我收起手掌
聽到一聲
骨的呻吟
海子詩全編 西川編 上海三聯
妻子和鱼
海子
我怀抱妻子
就象水儿抱鱼
我一边伸出手去
试着摸到小雨水 并且嘴唇开花
而鱼是哑女人
睡在河水下面
常常在做梦中
独自一人死去
我看不见的水
痛苦新鲜的水
淹过手掌和鱼
流入我的嘴唇
水将合拢
爱我的妻子
小雨后失踪
水将合拢
没有人明白她水上
是妻子水下是鱼
或者水上是鱼
水下是妻子
离开妻子我
自己是一只
装满淡水的口袋
在陆地上行走
思念前生
庄子在水中洗手
洗完了手 手掌上一片寂静
庄子在水中洗身
身子是一匹布
那布上粘满了
水面上漂来漂去的声音
庄子想混入
凝望月亮的野兽
骨头一寸一寸
在肚脐上下
象树枝一样长着
也许庄子就是我
摸一摸树皮
开始对自己的身子
亲切
亲切又苦恼
月亮触到我
仿佛我是光着身子
进出
母亲如门 对我轻轻开着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 劈柴, 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 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 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也愿面朝大海, 春暖花
我攤開手掌好比攤開
那張秋海棠的葉子
把命運的秘密公開
這條是黃河充滿激情
這條是長江裝著磅礡
我收起手掌
聽到一聲
骨的呻吟
海子詩全編 西川編 上海三聯
妻子和鱼
海子
我怀抱妻子
就象水儿抱鱼
我一边伸出手去
试着摸到小雨水 并且嘴唇开花
而鱼是哑女人
睡在河水下面
常常在做梦中
独自一人死去
我看不见的水
痛苦新鲜的水
淹过手掌和鱼
流入我的嘴唇
水将合拢
爱我的妻子
小雨后失踪
水将合拢
没有人明白她水上
是妻子水下是鱼
或者水上是鱼
水下是妻子
离开妻子我
自己是一只
装满淡水的口袋
在陆地上行走
思念前生
庄子在水中洗手
洗完了手 手掌上一片寂静
庄子在水中洗身
身子是一匹布
那布上粘满了
水面上漂来漂去的声音
庄子想混入
凝望月亮的野兽
骨头一寸一寸
在肚脐上下
象树枝一样长着
也许庄子就是我
摸一摸树皮
开始对自己的身子
亲切
亲切又苦恼
月亮触到我
仿佛我是光着身子
进出
母亲如门 对我轻轻开着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 劈柴, 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 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 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也愿面朝大海, 春暖花
2009年9月8日 星期二
濫藥
信報財經月刊
P076-080 | 香港管治 | By 曾廣海 尹靖廷 2009-11-01
校園驗毒計劃揭示的問題 ── 再論香港管治
為什麼一個外國已經廣為使用的自願及強制性並行的校園驗毒計劃，在香港卻受到輿論以至法律界的質疑？外國是如何解決這些法律上的問題？本文將會就私隱及人權的法律問題加以論述，探討政府在這方面的失誤，以及提議一些改善的建議。
《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指出，精神毒品的非法販賣有上升的趨勢，「對人類健康和幸福構成了嚴重威脅，對社會的經濟、文化及政治基礎帶來了不利影響」，因為精神毒品「損害著正當合法的經濟，危及各國的隱定、安全和主權」1。它進一步警告，毒販將「兒童當成毒品消費者市場」，並要求各國「加強行政及立法措施」以阻止毒品擴散。
精神毒品的危害性
香港青少年吸食精神科藥物，特別是俗稱K仔的氯胺酮近年有加速上升的趨勢。根據特區政府《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的最新資料顯示，2009年6月在呈報吸毒的總人數中，二十一歲以下佔24%，其中學生佔37%，這些青少年的平均首次吸毒年齡為十五歲，呈下降趨勢（報章曾報道過年齡只有九歲的首次吸毒者），而K仔在青少年吸食的毒品當中佔83%；2006年至2008年，呈報吸食K仔的青少年數字增加了56%，學校亦是其中的吸食場所。
毒品的禍害是無法估量的，特別是對於青年人，因為他們是未來社會的主人翁、是社會及經濟持續發展的支柱。「一人吸毒、全家受害」，子女吸毒，父母及親人受到折磨。吸食K仔四年，會有七成機會膀胱收縮九成，為社會的醫療開支帶來沉重的負擔。精神毒品的隱蔽性很強，初期吸食者不易被察覺，到症狀顯現，毒癮已成，便較難處理。不少校長及家長皆希望能及早發現，從而對有問題青少年作出輔導。
校園驗毒計劃
針對青少年毒品問題的嚴重性，特首於2007年指派律政司司長黃仁龍領導十個局、署的高級官員組成了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深入研究應對策略及方案。小組於2008年年底發表了一份長達一百八十三頁的報告書，從多方面分析問題的現狀及成因，提出一套頗為全面的策略及建議2。報告書對校園驗毒計劃提出了以「學校為本」的多種驗毒方案，讓學校按本校情況，自行選擇合適的方案。計劃的目的是「監察、遏阻吸毒行為」，以及在毒癮尚淺時「及早發現、給予輔導」3。
報告書建議計劃分為強制及自願兩種：
一、「強制驗毒」：即抽樣選到的學生不管同意與否，皆必須提供尿液樣本作測試；
二、「自願驗毒」：即家長簽署同意書或學生親自同意，即可收取該學生的尿液樣本，若不同意，學校將對之施以適當的制約措施。
最新方案背離了原定目的
但當政府宣佈計劃將於大埔區首先推行時，社會相繼提出反對意見，特別是大律師公會及私隱專員。面對這些批評，政府最終以廣納民意為理由，推出一個「不計學生年齡」，一律要由學生同意及不能將結果交予警方的方案4。這個方案讓染有毒癮的學生繼續隱藏，背離了報告書原先的「監察、遏阻吸毒行為」與「及早發現、給予輔導」的目的，亦有違大多數中學校長的意見5。為什麼一個外國已經廣為使用的自願及強制性並行的校園驗毒計劃，在香港卻受到輿論以至法律界的質疑？外國是如何解決這些法律上的問題？本文將會就私隱及人權的法律問題加以論述，探討政府在這方面的失誤，以及提議一些改善的建議。由於香港的法律及行政體制是源自於英國，英國的判例對香港法院有參考作用，故本文特別選擇英國以作對比。
為何英國可以強制險毒，特區不能？
英國不僅讓校方可以執行強制驗毒，並可讓學校在教育及技能部發布的《學校毒品問題指引》6（《指引》）規定的範圍下，在校園使用輯毒犬搜查學生物品及搜身等多種方案，讓學校自由選擇。此外，《指引》亦建議學校將結果向警方報告。為何英國可執行一個對個人私隱和警權侵擾性這樣高的方案，而香港不能呢？是否英國的相關法例有別於香港？其實不然，因兩地在這方面的法律基本上是相同的，問題是特區政府用錯了法律的切入點。
英國以《刑事法》作為校園驗毒的切入點
《指引》明確指出，根據現行英國法例，「任何機構的管理層（包括學校），若知悉而准許或容忍非法藥物在其管轄的場所或處所內販賣、生產或吸食，皆屬違法」。雖然英國警方檢控校方的機會不高，但校方為履行上述法律責任，必須按《指引》要求，建立並積極執行一套校園毒品處理政策，並將執行的情況向警方報告。由於學校要背負這刑事責任，於是有權要求學生履行相應的責任，在校園內提供尿液，這就為強制性的校園驗毒，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法律切入點。
學校管理層有刑事責任
在香港，現行《危險藥物條例》有多條重要的條款，與英國所用的法例相對應，但被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忽略了，而沒有被列入其報告書內。例如，《危險藥物條例》規定：「任何人不得身為任何場所或處所的擁有人、租客、佔用人或管理人，准許或容忍該場所或處所或其任何部分，開設、經營或使用作為煙窟，或作非法販運或非法製造或儲存危險藥物之用。」7
上述的香港及英國法例，並未有豁免學校這方面的責任，而英國的《指引》更明確指明學校亦受該法例規管。因此，如果學生在校內管有並售賣或企圖售賣毒品給同學，並被警方查出，校方負責人需要負上刑事責任8，除非學校採取「盡責措施」，包括驗毒計劃，以防止罪案發生。但特區政府在整個計劃中用錯了法例作為切入點。報告書顯示，政府只考慮了對涉嫌吸毒人士收取尿液樣本的相關法例，但校園驗毒的學生並非涉嫌吸毒人士，故學生並沒有任何責任提交樣本，因而導致政府一直處於被動局面，承受著各種的「侵權」指責。
尿液樣本與驗尿結果並不受同一法例規管
關於私隱問題，由於尿液樣本並不是資料，故不受《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規限，尿液測試的結果，才是屬於個人資料，並受該條例所規管。政府在回應私隱專員的質疑信件時，似乎將這點也弄錯了9。但要求抽樣選中的學生提交尿液樣本，是否違反現行法例或《國際人權公約》呢？答案是否定的，校園內的尿液提供者，並不受現行法律保護10。只要政府在學校管理的指引中，訂明學校為著履行場地管理人的法律責任，有權在校規中要求學生承擔建設無毒校園的責任，並指明學生參與強制或自願性的驗毒計劃是該責任的一部分。若學生拒絕，學校可跟進該學生為何不履行其責任。
至於尿液測試報告，這是屬於個人資料，收集的目的必須與使用的目的相符，資料收集人必須確保資料的保密性及準確性，讓當事人可知悉上述的安排等。這些皆是香港《個人資料私隱法》的私隱原則，亦是私隱專員於8月給政府的意見書的主要內容。在校園驗毒計劃中，只要學校清楚地將報告書第7.1段的「監察和遏止吸毒、及早介入給予輔導」的目的，及《私隱法》原則的實現方法，寫於各校自訂的《校園驗毒私隱政策╱守則》，學校便可靈活地決定是否將資料交給警方，而不觸犯上述的私隱法。
「免使自我入罪」特權
大律師公會在其意見書中表示，擔心學校將個別個案的資料交與警方，會違反「免使自我入罪」的普通法特權。這特權可讓被告人拒絕提供對可能導致自己入罪的證據，例如吸毒的學生可以不提供尿液，就算提供了，法院亦可將該證供列為「不可接納的證供」11。這個特權實已對提供尿液的學生作出了保護，雖然如此，政府最新的方案，仍將警方剔除於計劃之外。若是將警方剔除，阻嚇作用便會失效。英國的做法是，警方不直接參與驗毒計劃，由學校按個別事件的嚴重性，而自行決定是否將案件交給警方處理12。《指引》亦建議學校與警方合作，設計雙方扮演的角色，制定政策列明於何種情況下將毒品事件知會、諮詢或積極邀請警方參與處理等有關與警方的合作事宜13。特區政府實沒有必要匆匆規定學校不能將驗尿結果交給警方。
「同意權」並非等於「否決權」
特區政府最新的「驗毒必須學生同意」的決定，使原來的驗毒目標難以實現。為何特區政府要作此安排？是否由於大律師公會提出的法理質疑，導致政府退而接受這個極差的方案？其實大律師公會引用英國上議院的一個著名訴訟案Gillick v Norfolk 14及《兒童權利公約》，以指出家長無權代其已達十二歲的子女作出驗毒決定，是有其片面性的。因為它並未有將Gillick案其後的發展及《公約》的多條關於父母的權利列舉於其意見書中15，更未有將外國的法例對兒童達到什麼年齡才可有那些自決權列出16，讓家長能作出有依據的決定（informed decision）。
Gillick案的多數法官認為，父母的監護權是一個「萎縮的權」，隨著兒童的年齡增加而萎縮，而兒童的「同意權」的分量，應該是隨著他的年齡而提高。但 Gillick案亦同意，法院在判決時，要看該名兒童的分析能力是否達到該事件所需要的水平，及他作出的選擇是否符合自身的「最大利益」17。在 Gillick之後有兩個英國案例，澄清Gillick的兒童「同意權」並不應理解為「否決權」18。理由是若父母及醫生的意見是要求兒童服食治療藥物，以免其身體繼續變壞直至死亡，若由於她不同意接受治療而選擇死亡，並否決了所有與她意見不同的人的意見，法官認為這並非Gillick案所建立的法律原則，因Gillick案所指的「同意權」並非等同「否決權」，一個讓兒童可自殘自己身體的「否決權」，並非是兒童的最大利益 19。
但特區政府最新的方案是，不管什麼情況，皆無條件地給予兒童這個實質上是等同於「否決權」的「同意權」，這本身就是違反了普通法及《兒童權利公約》的規定，即任何兒童的決定必須以「兒童的最大利益」20為最高考慮。讓學生對是否提供尿液樣本有「否決權」，是等同讓有毒癮的學生繼續隱藏，不斷沉淪至難以自拔，不僅殘害自己，亦可能導致家人痛苦，甚或危害社會。相信法院並不會同意這是「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何特區政府會反其道而行，給予所有學生，不論年齡，皆可有「絕對否決權」呢？
反觀英國，在與特區相同的法律框架下及歐洲人權法庭的嚴格管轄下，亦只需獲得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即可驗尿，甚至對家長的同意權，英國的《指引》亦指出，「徵求家長同意，並不是一個法律的責任」，只是一個「良好習慣」21。
必須重新檢視首長級官員的管治水平
在校園驗毒計劃推出至今，政府一直處於被動局面，事件揭示出政策官員在處理日益增多且涉及多個政策部門的複雜社會問題力有不逮，對全球正在上升中的以《人權法》及《憲法》挑戰政府管治的新趨勢不知所措。二十一世紀的社會發展趨勢對首長級公務員的要求，除了要他╱她們懂得其管轄的政策範疇事宜外，亦需要他╱ 她們認識國際新的公務改革理論及趨勢、對《行政法》、《私隱法》、《人權法》、《憲法》及基礎經濟學有一定的認識。
校園驗毒計劃涉及一個司、十個局、署。這樣多的首長級官員決定出來的計劃，竟然是不堪一擊，面對各方的質疑，竟然看不到誰人在領軍以面對這些質疑，並從法、理、情上作出強而有力的回應。
在整個計劃中，誰是總負責及最終問責人、哪些局署是支援機構、如何量度成效及如何考核各局署的表現？政府全無交代。反青少年吸毒是一項規模頗為龐大、複雜和長期的社會工程，要取得成功，除了要有強勢的領導外，亦需要一套嚴密的項目管理計劃，明確各相關部門的職責、工作目標、階段性衡量成效的表現指標（performance target）及工作時間表。但到目前為止，市民見不到這些必需的要素存在。
反觀英國，毒品問題是作為一個獨立的部級重要政策（PSA 25）22 來進行規劃，由2001年起訂立三年計劃，財政部給予獨立撥款，今年已是在執行第四個三年計劃。PSA 25內分四大目標，三大「表現指標」，由內政部、教育及技能部、經濟部、醫療部及外交部參與，並規定哪一個部委是哪一組「表現指標」的總負責或次負責。領導性強、問責性清晰。
回歸十二年以來，特區政府的管治是否倒退？能否與時俱進？關鍵之一是在於能否確切認識到本身在管治方面的不足之處。就以校園驗毒計劃而言，現行的法例實已經提供了足夠的法理平台，讓學校按各自情況，實行由「強制」至「家長同意」等的多種驗毒方案，問題是政府是否有決心加強組織及領導，制定較長期的政策，建立清晰的問責框架、表現目標及表現評核制度，調撥足夠的資源，全力挑戰這迫切的社會問題。■
曾廣海為資深公共政策研究員。香港大學工程學士、澳洲國立大學公共政策碩士及法律碩士。
尹靖廷為資深經濟政策研究員。曾任職國際政府機關。香港大學經濟學士及東京上智大學碩士。
註 1 《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前言。 2 《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報告》 3 同上，第7.1段。
註 4 關於大埔區具體的先導計劃可參閱教育局及保安局呈交立法會的文件第CB（2）2424/08-09（01）號文件 5 參閱《香港中學校長會問卷調查報告附件》，2009年 9月。 6 Drugs: Guidance for Schools, 2004, Dep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 UK.
註 7 販運指「包括獲取、供應或以其他形式經營或處理危險藥物，或管有危險藥物作販運」。
8 特區的條例較英國的法例更容易入罪，英國要控方證明學校負責人「知悉而准許」，而特區的法例不用控方證明校方「已知悉」。 9 《驗毒試行計劃完全與法例相符》，政府禁毒署新聞網頁。 10 香港的成文法只保護個人資料及個人通訊不被非法侵犯，但並無成文法保護「私隱」（Privacy）及「侵犯私隱」（Invasion of Privacy），兩者的法律定義並不清晰（見第Chapter 1, Consultation Paper on Civil Liability of Invasion of Privacy, 2004, HK Law Reform Commission）。因此，校園內的尿液取樣並沒有法例禁止，《國際人權公約》第十七條及其相關解釋亦未有指出尿液樣本是歸入私隱的範疇。
註 11 Inadmissible evidence。除非法例規定此權利不適用於某項條款。但相信政府不會立例取取消參與校園驗尿的學生的有關特權。 12 參考註6的Guidance，第4.6段。 13 同上，第6.8段。 14 Gillick v West Norfolk Health Authority〔1986〕AC 112 15 參考《公約》第三及五條 16 對兒童不同年齡的參與決定權，各國有不同規定。英國在不同的法例有不同的界定，約由十二歲至十八歲、蘇格蘭為十四歲或以上、澳洲未有清晰界定，但準備立法界定在十四歲或以上、加拿大安大略省及紐西蘭是十六歲或以上，普遍皆接受除了年齡外，亦須按心智發展水平及能力而定，但大多數普通法國家皆將兒童私隱的自決權定於十二至十六歲或以上（以上為2007年9月資料）。為何特區對學生的驗毒同意權，沒有年齡規定？ 17 參考《公約》第3.2條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hild"。所有涉及兒童權利的爭議訴訟，法院最終判決皆以這條原則為參考。 18 Re R（A Minor）(Worship; Medical Treatment）
註 19 Re W（A Minor）(Medical Treatment: Court's Jurisdiction）〔1993〕, Farm 64 20 對何為「兒童最大利益」，普通法並未有為此對兒童驗毒作出一個普及性的定義。 21 見註6, Appendix 10, p. 120 22 PSA: Public Services Agreement 是英國政府推行的Outcome base的新公共行政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現屆共有三十個PSAs.《減少酒精及毒品危害》是其中之一。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13 | 時事評論 | 平心論政 | By 王永平 2009-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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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打擊青少年吸毒提建議
曾特首在上星期二（七月七日）的立法會答問大會上宣布會加快及加大力度打擊青少年吸毒問題，並會親自率領相關司長及局長督導這方面的工作，這項重要宣布沒有受到傳媒及一眾評論重視。有意見甚至認為特首是藉此轉移目標，避談政改或雷曼等富爭議性問題。
我曾在評論正生書院事件時，提到香港青少年吸毒問題極為嚴重，接近失控，亦質疑政府做得不夠（見刊於二○○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政府須全力處理青少年吸毒問題〉）。所以我非常高興特首今次的決定，並在這篇文章提出一些具體建議，為這個「全民運動」盡一分力。
禁毒小組層級不高
推行政策要有成效，有兩個主要因素：領導決心及有效執行。在打擊青少年吸毒一事上，由律政司司長領導的跨部門專責小組已經提出七十多項建議，涉及多個範疇，顯示特首有決心解決問題。但目前督導、協調和監察落實專責小組的建議，卻是由中級的首長級官員、即禁專員擔任主席的工作小組負責；本來禁毒工作交由禁毒專員處理，是正常的做法，但正常做法就只能按一般的程序和正常的速度進行。
另外，政府各官員按本子辦事，講求排資論輩。由職級屬副署長的禁毒專員主持工作小組會議，參與的其他部門同事，例如來自教育局或警務處，便會是更低一級的官員。因此，較為重要的問題便很難達到共識，遑論解決。
舉一例子，最近正生書院搬遷梅窩得到特首及保安局局長公開支持，但根據我從電視上聽到陳兆焯校長講述他在這件事上接觸政府各部門的經過，我懷疑有多少高層官員在事前知會或過問這件事。
現在特首已發聲，我相信政府會檢討現時的執行架構，確保跨部門的問題能夠盡快得到解決。其中一個政府可考慮的建議是把現在的工作小組升格，由律政司司長或保安局局長擔任主席。禁毒專員會繼續其日常工作，並在每次會議上滙報進展及未能解決的問題，由司、局級官員處理。律政司司長及保安局局長可定期向特首滙報，有需要時，由特首一錘定音，政出必行。
確保執行無礙並不足夠，既然打擊青少年吸毒是需要全民參與，社會和地區的支持及協助至為重要。讓我們參考一個全民運動的成功例子，就是透過中央及分區的撲滅罪行委員會，策劃、組織及統籌政府與市民合力撲滅罪行的活動。
撲滅罪行會成功例子
中央的撲滅罪行委員會由政務司司長任主席，成員包括律政司司長、保安局局長、教育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及非官守成員。十八區內的撲滅罪行委員會由地區人士擔任主席，成員包括當區的民政事務專員、警務處指揮官及教育局代表。這個因應上世紀七十年代罪案上升而成立的官民合作組織，發揮了很重要的社會角色。近兩年的中央撲滅罪行委員會亦有討論青少年吸毒問題，但因其不屬嚴重罪行，所以成員主要是聽取政府的報告。
現在政府設有禁毒常務委員會主席由非官方人士擔任，委員包括社工界、教育界、醫療界等社會人士，向政府提供意見，並協助政府與有關機構合作，爭取社會各界支持禁毒工作。委員會轄下設有教育及宣傳和治療及康復兩個小組委員會。禁毒常務委員會及其小組委員會的成員都是有心的專業人士，亦做出成績，例如近期的電視宣傳片，比過往的更有效力。
特首親身率領抗毒，針對青少年吸毒問題後，這個諮詢架構能否有效地協助特首策劃及推動全民運動？委員會內最高級的官方成員是禁毒專員。根據職位與身份相稱的官僚原則，這個委員會不容易在社會運動上發揮很大的影響力。
例如最近（六月十八日）禁毒常務委員會開完季度會議後，就學校測試毒品講題上，只能「促請學校締造一個關懷學生的環境」及表示「很高興知悉很多學校對預防教育的態度較前開放」；有關正生書院遷往梅窩的建議，委員會表示「原則上支持計劃，希望相關各方保持冷靜，尋求雙贏局面」。
需市民積極支持
因此，我認為政府需要參考撲滅罪行委員會的經驗，考慮設立一個協助特首推動全民救助青少年吸毒運動的高層次委員會。委員會須吸納社會各界（包括宗教界）的領導人物，在短期內籌劃大規模的宣傳教育活動，並且要持久工作，一方面配合政府政策，另一方面透過區議會成立新設架構，聯繫地區人士，爭取區內學校和志願團體的支持。
打擊青少年吸毒所須社會的支持和配合，比撲滅罪行難百倍，這是因為其中涉及太多個人和地區利益。提一個簡單測試：現時大聲疾呼支持正生書院遷入梅窩的外人，有多少個會願意自己住所附近有一所戒毒中心？
要「全民運動」成功，我們需要市民積極支持，關懷及包容犯錯的青少年。除了政府的強力領導外，我們亦需要社會各界領袖，包括不同政黨的支持。這是一個龐大、複雜的社會工程。我認同特首引用鄧小平的名言：摸着石頭過河。但這句名言背後的含意是不要停下來，一步一步地做出成績。所以我在下面會就特首談及在未來幾個月的工作方向，提出一些具體建議，供政府參考。
在毒品測試方面，現在的情況是政府邀請大埔區的中學試行自願校本驗毒計劃。另外，政府承諾盡快在社區推行自願毒品測試服務，以及研究將頭髮驗毒設施引進香港。我在之前一篇文章已詳細解釋在學校測試學生有否吸毒非常重要。香港一些國際學校已經一早引進頭髮驗毒設施。本着「加快、加大力度」的原則，政府有必要在全港中學盡快，例如從明年九月開始，推行全面自願驗毒計劃。既然大埔區的中學願意首先試行計劃，為什麼由政府教育局直接管理的三十多所中學不可以以身作則，同步試行？
政府學校帶頭推行毒品測試有多個好處，一是顯示政府決心；二是官校包括不少名校，有助消除測試學校的負面標籤；三是官校分布各區，加強全民參與，各區支持的意識。
在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下，政府其實沒有必要直接辦學。但既然政府因種種原因不會改變現況，由公務員管理的官校起碼應該率先支持政府的政策。
官校測毒破區域限制
根據我當教育統籌局局長的經驗，我知道官校會有很多理由反對帶頭測試毒品，例如提出計劃應該分區進行、避免分化區內學校等的辯解。但假如連特首都不能夠說服或要求政府自己管理的中學試行自願校本驗毒計劃，其他學校看在眼裏，怎會積極？假如今個學年只有大埔一區試行計劃，政府很難要求全港中學在明年便參與測試。官校今年同步試行有助打破區域限制，有需要時，亦可盡快解決各區學校測試時出現的不同問題，為一年後全面測試作好準備。
相對政府原先計劃在年底諮詢公眾，研究一個或多個示範計劃，我這個建議好像有點急進，但我很希望政府在未來幾個月仔細研究外國，以及本地國際學校測試毒品經驗，突破傳統公務員思維，加快及加大力度推行學校測試毒品計劃。這會是市民衡量政府是否有決心、有能力打贏這場抗毒仗的重要指標。
另一個在短期內增加市民對特首領導信心的指標是，正生書院能否成功遷入梅窩。這件事一日未解決，市民便不會相信政府有能力為自願戒毒的青少年提供更多的康復設施和支援。
當然，解決正生書院搬遷事件只是政府加大力度提供康復服務的開始。我建議政府在未來幾個月全面評估協助吸毒青少年康復的需求，並訂出配合需求的詳細計劃，包括每一個區內所需土地、設施、財政、及與志願團體合作的種種細節。
我期望政府在暑假期間全面策劃加強打擊青少年吸毒的方案，並在特首十月份的施政報告中，提出一系列振奮人心的具體目標和措施。
P076-080 | 香港管治 | By 曾廣海 尹靖廷 2009-11-01
校園驗毒計劃揭示的問題 ── 再論香港管治
為什麼一個外國已經廣為使用的自願及強制性並行的校園驗毒計劃，在香港卻受到輿論以至法律界的質疑？外國是如何解決這些法律上的問題？本文將會就私隱及人權的法律問題加以論述，探討政府在這方面的失誤，以及提議一些改善的建議。
《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指出，精神毒品的非法販賣有上升的趨勢，「對人類健康和幸福構成了嚴重威脅，對社會的經濟、文化及政治基礎帶來了不利影響」，因為精神毒品「損害著正當合法的經濟，危及各國的隱定、安全和主權」1。它進一步警告，毒販將「兒童當成毒品消費者市場」，並要求各國「加強行政及立法措施」以阻止毒品擴散。
精神毒品的危害性
香港青少年吸食精神科藥物，特別是俗稱K仔的氯胺酮近年有加速上升的趨勢。根據特區政府《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的最新資料顯示，2009年6月在呈報吸毒的總人數中，二十一歲以下佔24%，其中學生佔37%，這些青少年的平均首次吸毒年齡為十五歲，呈下降趨勢（報章曾報道過年齡只有九歲的首次吸毒者），而K仔在青少年吸食的毒品當中佔83%；2006年至2008年，呈報吸食K仔的青少年數字增加了56%，學校亦是其中的吸食場所。
毒品的禍害是無法估量的，特別是對於青年人，因為他們是未來社會的主人翁、是社會及經濟持續發展的支柱。「一人吸毒、全家受害」，子女吸毒，父母及親人受到折磨。吸食K仔四年，會有七成機會膀胱收縮九成，為社會的醫療開支帶來沉重的負擔。精神毒品的隱蔽性很強，初期吸食者不易被察覺，到症狀顯現，毒癮已成，便較難處理。不少校長及家長皆希望能及早發現，從而對有問題青少年作出輔導。
校園驗毒計劃
針對青少年毒品問題的嚴重性，特首於2007年指派律政司司長黃仁龍領導十個局、署的高級官員組成了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深入研究應對策略及方案。小組於2008年年底發表了一份長達一百八十三頁的報告書，從多方面分析問題的現狀及成因，提出一套頗為全面的策略及建議2。報告書對校園驗毒計劃提出了以「學校為本」的多種驗毒方案，讓學校按本校情況，自行選擇合適的方案。計劃的目的是「監察、遏阻吸毒行為」，以及在毒癮尚淺時「及早發現、給予輔導」3。
報告書建議計劃分為強制及自願兩種：
一、「強制驗毒」：即抽樣選到的學生不管同意與否，皆必須提供尿液樣本作測試；
二、「自願驗毒」：即家長簽署同意書或學生親自同意，即可收取該學生的尿液樣本，若不同意，學校將對之施以適當的制約措施。
最新方案背離了原定目的
但當政府宣佈計劃將於大埔區首先推行時，社會相繼提出反對意見，特別是大律師公會及私隱專員。面對這些批評，政府最終以廣納民意為理由，推出一個「不計學生年齡」，一律要由學生同意及不能將結果交予警方的方案4。這個方案讓染有毒癮的學生繼續隱藏，背離了報告書原先的「監察、遏阻吸毒行為」與「及早發現、給予輔導」的目的，亦有違大多數中學校長的意見5。為什麼一個外國已經廣為使用的自願及強制性並行的校園驗毒計劃，在香港卻受到輿論以至法律界的質疑？外國是如何解決這些法律上的問題？本文將會就私隱及人權的法律問題加以論述，探討政府在這方面的失誤，以及提議一些改善的建議。由於香港的法律及行政體制是源自於英國，英國的判例對香港法院有參考作用，故本文特別選擇英國以作對比。
為何英國可以強制險毒，特區不能？
英國不僅讓校方可以執行強制驗毒，並可讓學校在教育及技能部發布的《學校毒品問題指引》6（《指引》）規定的範圍下，在校園使用輯毒犬搜查學生物品及搜身等多種方案，讓學校自由選擇。此外，《指引》亦建議學校將結果向警方報告。為何英國可執行一個對個人私隱和警權侵擾性這樣高的方案，而香港不能呢？是否英國的相關法例有別於香港？其實不然，因兩地在這方面的法律基本上是相同的，問題是特區政府用錯了法律的切入點。
英國以《刑事法》作為校園驗毒的切入點
《指引》明確指出，根據現行英國法例，「任何機構的管理層（包括學校），若知悉而准許或容忍非法藥物在其管轄的場所或處所內販賣、生產或吸食，皆屬違法」。雖然英國警方檢控校方的機會不高，但校方為履行上述法律責任，必須按《指引》要求，建立並積極執行一套校園毒品處理政策，並將執行的情況向警方報告。由於學校要背負這刑事責任，於是有權要求學生履行相應的責任，在校園內提供尿液，這就為強制性的校園驗毒，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法律切入點。
學校管理層有刑事責任
在香港，現行《危險藥物條例》有多條重要的條款，與英國所用的法例相對應，但被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忽略了，而沒有被列入其報告書內。例如，《危險藥物條例》規定：「任何人不得身為任何場所或處所的擁有人、租客、佔用人或管理人，准許或容忍該場所或處所或其任何部分，開設、經營或使用作為煙窟，或作非法販運或非法製造或儲存危險藥物之用。」7
上述的香港及英國法例，並未有豁免學校這方面的責任，而英國的《指引》更明確指明學校亦受該法例規管。因此，如果學生在校內管有並售賣或企圖售賣毒品給同學，並被警方查出，校方負責人需要負上刑事責任8，除非學校採取「盡責措施」，包括驗毒計劃，以防止罪案發生。但特區政府在整個計劃中用錯了法例作為切入點。報告書顯示，政府只考慮了對涉嫌吸毒人士收取尿液樣本的相關法例，但校園驗毒的學生並非涉嫌吸毒人士，故學生並沒有任何責任提交樣本，因而導致政府一直處於被動局面，承受著各種的「侵權」指責。
尿液樣本與驗尿結果並不受同一法例規管
關於私隱問題，由於尿液樣本並不是資料，故不受《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規限，尿液測試的結果，才是屬於個人資料，並受該條例所規管。政府在回應私隱專員的質疑信件時，似乎將這點也弄錯了9。但要求抽樣選中的學生提交尿液樣本，是否違反現行法例或《國際人權公約》呢？答案是否定的，校園內的尿液提供者，並不受現行法律保護10。只要政府在學校管理的指引中，訂明學校為著履行場地管理人的法律責任，有權在校規中要求學生承擔建設無毒校園的責任，並指明學生參與強制或自願性的驗毒計劃是該責任的一部分。若學生拒絕，學校可跟進該學生為何不履行其責任。
至於尿液測試報告，這是屬於個人資料，收集的目的必須與使用的目的相符，資料收集人必須確保資料的保密性及準確性，讓當事人可知悉上述的安排等。這些皆是香港《個人資料私隱法》的私隱原則，亦是私隱專員於8月給政府的意見書的主要內容。在校園驗毒計劃中，只要學校清楚地將報告書第7.1段的「監察和遏止吸毒、及早介入給予輔導」的目的，及《私隱法》原則的實現方法，寫於各校自訂的《校園驗毒私隱政策╱守則》，學校便可靈活地決定是否將資料交給警方，而不觸犯上述的私隱法。
「免使自我入罪」特權
大律師公會在其意見書中表示，擔心學校將個別個案的資料交與警方，會違反「免使自我入罪」的普通法特權。這特權可讓被告人拒絕提供對可能導致自己入罪的證據，例如吸毒的學生可以不提供尿液，就算提供了，法院亦可將該證供列為「不可接納的證供」11。這個特權實已對提供尿液的學生作出了保護，雖然如此，政府最新的方案，仍將警方剔除於計劃之外。若是將警方剔除，阻嚇作用便會失效。英國的做法是，警方不直接參與驗毒計劃，由學校按個別事件的嚴重性，而自行決定是否將案件交給警方處理12。《指引》亦建議學校與警方合作，設計雙方扮演的角色，制定政策列明於何種情況下將毒品事件知會、諮詢或積極邀請警方參與處理等有關與警方的合作事宜13。特區政府實沒有必要匆匆規定學校不能將驗尿結果交給警方。
「同意權」並非等於「否決權」
特區政府最新的「驗毒必須學生同意」的決定，使原來的驗毒目標難以實現。為何特區政府要作此安排？是否由於大律師公會提出的法理質疑，導致政府退而接受這個極差的方案？其實大律師公會引用英國上議院的一個著名訴訟案Gillick v Norfolk 14及《兒童權利公約》，以指出家長無權代其已達十二歲的子女作出驗毒決定，是有其片面性的。因為它並未有將Gillick案其後的發展及《公約》的多條關於父母的權利列舉於其意見書中15，更未有將外國的法例對兒童達到什麼年齡才可有那些自決權列出16，讓家長能作出有依據的決定（informed decision）。
Gillick案的多數法官認為，父母的監護權是一個「萎縮的權」，隨著兒童的年齡增加而萎縮，而兒童的「同意權」的分量，應該是隨著他的年齡而提高。但 Gillick案亦同意，法院在判決時，要看該名兒童的分析能力是否達到該事件所需要的水平，及他作出的選擇是否符合自身的「最大利益」17。在 Gillick之後有兩個英國案例，澄清Gillick的兒童「同意權」並不應理解為「否決權」18。理由是若父母及醫生的意見是要求兒童服食治療藥物，以免其身體繼續變壞直至死亡，若由於她不同意接受治療而選擇死亡，並否決了所有與她意見不同的人的意見，法官認為這並非Gillick案所建立的法律原則，因Gillick案所指的「同意權」並非等同「否決權」，一個讓兒童可自殘自己身體的「否決權」，並非是兒童的最大利益 19。
但特區政府最新的方案是，不管什麼情況，皆無條件地給予兒童這個實質上是等同於「否決權」的「同意權」，這本身就是違反了普通法及《兒童權利公約》的規定，即任何兒童的決定必須以「兒童的最大利益」20為最高考慮。讓學生對是否提供尿液樣本有「否決權」，是等同讓有毒癮的學生繼續隱藏，不斷沉淪至難以自拔，不僅殘害自己，亦可能導致家人痛苦，甚或危害社會。相信法院並不會同意這是「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何特區政府會反其道而行，給予所有學生，不論年齡，皆可有「絕對否決權」呢？
反觀英國，在與特區相同的法律框架下及歐洲人權法庭的嚴格管轄下，亦只需獲得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即可驗尿，甚至對家長的同意權，英國的《指引》亦指出，「徵求家長同意，並不是一個法律的責任」，只是一個「良好習慣」21。
必須重新檢視首長級官員的管治水平
在校園驗毒計劃推出至今，政府一直處於被動局面，事件揭示出政策官員在處理日益增多且涉及多個政策部門的複雜社會問題力有不逮，對全球正在上升中的以《人權法》及《憲法》挑戰政府管治的新趨勢不知所措。二十一世紀的社會發展趨勢對首長級公務員的要求，除了要他╱她們懂得其管轄的政策範疇事宜外，亦需要他╱ 她們認識國際新的公務改革理論及趨勢、對《行政法》、《私隱法》、《人權法》、《憲法》及基礎經濟學有一定的認識。
校園驗毒計劃涉及一個司、十個局、署。這樣多的首長級官員決定出來的計劃，竟然是不堪一擊，面對各方的質疑，竟然看不到誰人在領軍以面對這些質疑，並從法、理、情上作出強而有力的回應。
在整個計劃中，誰是總負責及最終問責人、哪些局署是支援機構、如何量度成效及如何考核各局署的表現？政府全無交代。反青少年吸毒是一項規模頗為龐大、複雜和長期的社會工程，要取得成功，除了要有強勢的領導外，亦需要一套嚴密的項目管理計劃，明確各相關部門的職責、工作目標、階段性衡量成效的表現指標（performance target）及工作時間表。但到目前為止，市民見不到這些必需的要素存在。
反觀英國，毒品問題是作為一個獨立的部級重要政策（PSA 25）22 來進行規劃，由2001年起訂立三年計劃，財政部給予獨立撥款，今年已是在執行第四個三年計劃。PSA 25內分四大目標，三大「表現指標」，由內政部、教育及技能部、經濟部、醫療部及外交部參與，並規定哪一個部委是哪一組「表現指標」的總負責或次負責。領導性強、問責性清晰。
回歸十二年以來，特區政府的管治是否倒退？能否與時俱進？關鍵之一是在於能否確切認識到本身在管治方面的不足之處。就以校園驗毒計劃而言，現行的法例實已經提供了足夠的法理平台，讓學校按各自情況，實行由「強制」至「家長同意」等的多種驗毒方案，問題是政府是否有決心加強組織及領導，制定較長期的政策，建立清晰的問責框架、表現目標及表現評核制度，調撥足夠的資源，全力挑戰這迫切的社會問題。■
曾廣海為資深公共政策研究員。香港大學工程學士、澳洲國立大學公共政策碩士及法律碩士。
尹靖廷為資深經濟政策研究員。曾任職國際政府機關。香港大學經濟學士及東京上智大學碩士。
註 1 《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前言。 2 《青少年毒品問題專責小組報告》 3 同上，第7.1段。
註 4 關於大埔區具體的先導計劃可參閱教育局及保安局呈交立法會的文件第CB（2）2424/08-09（01）號文件 5 參閱《香港中學校長會問卷調查報告附件》，2009年 9月。 6 Drugs: Guidance for Schools, 2004, Dep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 UK.
註 7 販運指「包括獲取、供應或以其他形式經營或處理危險藥物，或管有危險藥物作販運」。
8 特區的條例較英國的法例更容易入罪，英國要控方證明學校負責人「知悉而准許」，而特區的法例不用控方證明校方「已知悉」。 9 《驗毒試行計劃完全與法例相符》，政府禁毒署新聞網頁。 10 香港的成文法只保護個人資料及個人通訊不被非法侵犯，但並無成文法保護「私隱」（Privacy）及「侵犯私隱」（Invasion of Privacy），兩者的法律定義並不清晰（見第Chapter 1, Consultation Paper on Civil Liability of Invasion of Privacy, 2004, HK Law Reform Commission）。因此，校園內的尿液取樣並沒有法例禁止，《國際人權公約》第十七條及其相關解釋亦未有指出尿液樣本是歸入私隱的範疇。
註 11 Inadmissible evidence。除非法例規定此權利不適用於某項條款。但相信政府不會立例取取消參與校園驗尿的學生的有關特權。 12 參考註6的Guidance，第4.6段。 13 同上，第6.8段。 14 Gillick v West Norfolk Health Authority〔1986〕AC 112 15 參考《公約》第三及五條 16 對兒童不同年齡的參與決定權，各國有不同規定。英國在不同的法例有不同的界定，約由十二歲至十八歲、蘇格蘭為十四歲或以上、澳洲未有清晰界定，但準備立法界定在十四歲或以上、加拿大安大略省及紐西蘭是十六歲或以上，普遍皆接受除了年齡外，亦須按心智發展水平及能力而定，但大多數普通法國家皆將兒童私隱的自決權定於十二至十六歲或以上（以上為2007年9月資料）。為何特區對學生的驗毒同意權，沒有年齡規定？ 17 參考《公約》第3.2條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hild"。所有涉及兒童權利的爭議訴訟，法院最終判決皆以這條原則為參考。 18 Re R（A Minor）(Worship; Medical Treatment）
註 19 Re W（A Minor）(Medical Treatment: Court's Jurisdiction）〔1993〕, Farm 64 20 對何為「兒童最大利益」，普通法並未有為此對兒童驗毒作出一個普及性的定義。 21 見註6, Appendix 10, p. 120 22 PSA: Public Services Agreement 是英國政府推行的Outcome base的新公共行政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現屆共有三十個PSAs.《減少酒精及毒品危害》是其中之一。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13 | 時事評論 | 平心論政 | By 王永平 2009-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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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打擊青少年吸毒提建議
曾特首在上星期二（七月七日）的立法會答問大會上宣布會加快及加大力度打擊青少年吸毒問題，並會親自率領相關司長及局長督導這方面的工作，這項重要宣布沒有受到傳媒及一眾評論重視。有意見甚至認為特首是藉此轉移目標，避談政改或雷曼等富爭議性問題。
我曾在評論正生書院事件時，提到香港青少年吸毒問題極為嚴重，接近失控，亦質疑政府做得不夠（見刊於二○○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政府須全力處理青少年吸毒問題〉）。所以我非常高興特首今次的決定，並在這篇文章提出一些具體建議，為這個「全民運動」盡一分力。
禁毒小組層級不高
推行政策要有成效，有兩個主要因素：領導決心及有效執行。在打擊青少年吸毒一事上，由律政司司長領導的跨部門專責小組已經提出七十多項建議，涉及多個範疇，顯示特首有決心解決問題。但目前督導、協調和監察落實專責小組的建議，卻是由中級的首長級官員、即禁專員擔任主席的工作小組負責；本來禁毒工作交由禁毒專員處理，是正常的做法，但正常做法就只能按一般的程序和正常的速度進行。
另外，政府各官員按本子辦事，講求排資論輩。由職級屬副署長的禁毒專員主持工作小組會議，參與的其他部門同事，例如來自教育局或警務處，便會是更低一級的官員。因此，較為重要的問題便很難達到共識，遑論解決。
舉一例子，最近正生書院搬遷梅窩得到特首及保安局局長公開支持，但根據我從電視上聽到陳兆焯校長講述他在這件事上接觸政府各部門的經過，我懷疑有多少高層官員在事前知會或過問這件事。
現在特首已發聲，我相信政府會檢討現時的執行架構，確保跨部門的問題能夠盡快得到解決。其中一個政府可考慮的建議是把現在的工作小組升格，由律政司司長或保安局局長擔任主席。禁毒專員會繼續其日常工作，並在每次會議上滙報進展及未能解決的問題，由司、局級官員處理。律政司司長及保安局局長可定期向特首滙報，有需要時，由特首一錘定音，政出必行。
確保執行無礙並不足夠，既然打擊青少年吸毒是需要全民參與，社會和地區的支持及協助至為重要。讓我們參考一個全民運動的成功例子，就是透過中央及分區的撲滅罪行委員會，策劃、組織及統籌政府與市民合力撲滅罪行的活動。
撲滅罪行會成功例子
中央的撲滅罪行委員會由政務司司長任主席，成員包括律政司司長、保安局局長、教育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及非官守成員。十八區內的撲滅罪行委員會由地區人士擔任主席，成員包括當區的民政事務專員、警務處指揮官及教育局代表。這個因應上世紀七十年代罪案上升而成立的官民合作組織，發揮了很重要的社會角色。近兩年的中央撲滅罪行委員會亦有討論青少年吸毒問題，但因其不屬嚴重罪行，所以成員主要是聽取政府的報告。
現在政府設有禁毒常務委員會主席由非官方人士擔任，委員包括社工界、教育界、醫療界等社會人士，向政府提供意見，並協助政府與有關機構合作，爭取社會各界支持禁毒工作。委員會轄下設有教育及宣傳和治療及康復兩個小組委員會。禁毒常務委員會及其小組委員會的成員都是有心的專業人士，亦做出成績，例如近期的電視宣傳片，比過往的更有效力。
特首親身率領抗毒，針對青少年吸毒問題後，這個諮詢架構能否有效地協助特首策劃及推動全民運動？委員會內最高級的官方成員是禁毒專員。根據職位與身份相稱的官僚原則，這個委員會不容易在社會運動上發揮很大的影響力。
例如最近（六月十八日）禁毒常務委員會開完季度會議後，就學校測試毒品講題上，只能「促請學校締造一個關懷學生的環境」及表示「很高興知悉很多學校對預防教育的態度較前開放」；有關正生書院遷往梅窩的建議，委員會表示「原則上支持計劃，希望相關各方保持冷靜，尋求雙贏局面」。
需市民積極支持
因此，我認為政府需要參考撲滅罪行委員會的經驗，考慮設立一個協助特首推動全民救助青少年吸毒運動的高層次委員會。委員會須吸納社會各界（包括宗教界）的領導人物，在短期內籌劃大規模的宣傳教育活動，並且要持久工作，一方面配合政府政策，另一方面透過區議會成立新設架構，聯繫地區人士，爭取區內學校和志願團體的支持。
打擊青少年吸毒所須社會的支持和配合，比撲滅罪行難百倍，這是因為其中涉及太多個人和地區利益。提一個簡單測試：現時大聲疾呼支持正生書院遷入梅窩的外人，有多少個會願意自己住所附近有一所戒毒中心？
要「全民運動」成功，我們需要市民積極支持，關懷及包容犯錯的青少年。除了政府的強力領導外，我們亦需要社會各界領袖，包括不同政黨的支持。這是一個龐大、複雜的社會工程。我認同特首引用鄧小平的名言：摸着石頭過河。但這句名言背後的含意是不要停下來，一步一步地做出成績。所以我在下面會就特首談及在未來幾個月的工作方向，提出一些具體建議，供政府參考。
在毒品測試方面，現在的情況是政府邀請大埔區的中學試行自願校本驗毒計劃。另外，政府承諾盡快在社區推行自願毒品測試服務，以及研究將頭髮驗毒設施引進香港。我在之前一篇文章已詳細解釋在學校測試學生有否吸毒非常重要。香港一些國際學校已經一早引進頭髮驗毒設施。本着「加快、加大力度」的原則，政府有必要在全港中學盡快，例如從明年九月開始，推行全面自願驗毒計劃。既然大埔區的中學願意首先試行計劃，為什麼由政府教育局直接管理的三十多所中學不可以以身作則，同步試行？
政府學校帶頭推行毒品測試有多個好處，一是顯示政府決心；二是官校包括不少名校，有助消除測試學校的負面標籤；三是官校分布各區，加強全民參與，各區支持的意識。
在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下，政府其實沒有必要直接辦學。但既然政府因種種原因不會改變現況，由公務員管理的官校起碼應該率先支持政府的政策。
官校測毒破區域限制
根據我當教育統籌局局長的經驗，我知道官校會有很多理由反對帶頭測試毒品，例如提出計劃應該分區進行、避免分化區內學校等的辯解。但假如連特首都不能夠說服或要求政府自己管理的中學試行自願校本驗毒計劃，其他學校看在眼裏，怎會積極？假如今個學年只有大埔一區試行計劃，政府很難要求全港中學在明年便參與測試。官校今年同步試行有助打破區域限制，有需要時，亦可盡快解決各區學校測試時出現的不同問題，為一年後全面測試作好準備。
相對政府原先計劃在年底諮詢公眾，研究一個或多個示範計劃，我這個建議好像有點急進，但我很希望政府在未來幾個月仔細研究外國，以及本地國際學校測試毒品經驗，突破傳統公務員思維，加快及加大力度推行學校測試毒品計劃。這會是市民衡量政府是否有決心、有能力打贏這場抗毒仗的重要指標。
另一個在短期內增加市民對特首領導信心的指標是，正生書院能否成功遷入梅窩。這件事一日未解決，市民便不會相信政府有能力為自願戒毒的青少年提供更多的康復設施和支援。
當然，解決正生書院搬遷事件只是政府加大力度提供康復服務的開始。我建議政府在未來幾個月全面評估協助吸毒青少年康復的需求，並訂出配合需求的詳細計劃，包括每一個區內所需土地、設施、財政、及與志願團體合作的種種細節。
我期望政府在暑假期間全面策劃加強打擊青少年吸毒的方案，並在特首十月份的施政報告中，提出一系列振奮人心的具體目標和措施。
文化科--藝術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6 | YZ世代 | YZ世代 | By 李志榮 2009-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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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K的聯想
將「真」字逆時針轉九十度……可變成「十四 K」！
我們的生活裏，黑社會果真無處不在。
2007年10月30日，《成報》頭版報道「住好啲」（G.O.D）推出一件印有「拾肆 K」字樣的 T 恤。兩日後，O 記（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高調搜查「住好啲」，撿走該批T恤，帶走九男九女，包括設計師、店員以及創辦人楊志超。2008年1月17日，警方撤銷指控，事件告一段落。
在事件討論得鬧哄哄期間，一班藝術家亦開始在網上討論得面紅耳熱。楊陽發起一個名為「藝術回應拾肆個蹺蹊」的展覽。展覽過後，她將作品、文章、討論經過結集成書，兩日前終於推出。
「為什麼要這麼久？」 「忙！」她答。「不過事隔兩年仍堅持出書，是希望把這件事推到『政治』的層次。」這件事在藝術圈子內是一件重要的事，值得引文記載。「不過我覺得應稱其作『記錄』而非『書』，它實沒有具備一本『書』的嚴謹和認真。」
申請設14K巴士線
回說展覽，因為這是一個公開的招募，沒有既定的題目，只需藝術工作者對「拾肆 K 事件」作出聯想，繼而創作。作品頗為多元化，例如黃慧妍的行為藝術，她去信九巴，申請一條「14K」路線，並計劃在成功以後，要求九巴在 14K 字上打格仔，以此諷刺警方禁制「拾肆 K」字樣 T 恤。她甚至自己設計路線、草擬計劃書、收集簽名，亦仿製了九巴的站牌和路線圖，玩味十足。
「我大概可以為收集到的藝術品分為三大類：『權力架構的批判與抗爭』系列是直接對『拾肆 K』事件控訴的作品；『再做符號』系列則如黃慧妍的作品，嘗試玩味『拾肆 K』這個符號；『挪用』系列則帶來一些更深層的反思。」楊陽說。
藝術就是顯露社會問題
蔡芷筠的作品名為「Every day in everyway I try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but fail」，她將 A4 紙裏的文字用不同的方法刪去。「楊陽邀請我們作展覽時寫了十四條問題，我在平日工作時老是想解答該些問題，老是想不到答案，在紙上亂畫。後來我想到用十二種不同的方法刪字，用墨水筆塗改，用白紙覆蓋，甚至整頁撕去。你會發現就算我如何將字眼刪走，仍會有字的痕迹留下，這表示有些東西你禁止它、遏制它，未必代表它會消失。有些事情發生了就是發生了。」 就像14K等詞彙，就算壓根兒警方如何禁制它，義安茶莊、和勝豬肉還是一直存在於社區。
不過，一班藝術工作者的觀點又未至於想像中般一面倒痛罵警方的反智行為。瞥見他們的 mass mail 選輯，當然，一些人會支持創作的完全自由，同時，有一些人提問藝術工作者的創作自由應該去到哪一個程度。亦有人走「第三條道路」：「盲目守法的是暴民，盲目破壞是暴匪，兩者均不可取。」事隔兩年，對於當日提問的十四條問題，似乎還未有答案。「不要緊，藝術的爭議性，是沒有其他事物能比得上，尤其當代藝術更甚。我們不需事事都要下結論，藝術本身就是要去顯露社會問題。」
創意工業需策展人
十四條問題，重心有兩個。藝術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是什麼？藝術的創作自由去到哪裏？這兩個宏觀的問題，到今天大家仍然在問。當下，她亦問了自己一個問題：策展人的責任？
「大家都正在問一個問題，究竟有策展人的展覽比較好，還是由藝術工作者自己磨合一個展覽更好。我並不想將策展人的責任放大，亦絕不想將藝術專業化。藝術專業化絕對是藝術的末路，你不能將藝術家困於樊籬裏。但當你說創意工業，所謂工業，就是有一定人數的專業人士，能賴此為生，並提供穩定的高質素服務。就如電影工業，除了導演編劇的創作以外，還有很多人提供不同的周邊服務，例如後期製作、銷售、戲院的營運單位等。我認為策展人可以是藝術界裏的專業人士，可以為創意工業的發展提供動力。」這一次，她決意不稱自己為策展人，而是「發起人」，因為這次展覽非只是一個藝術的活動，而是一次行動。「我固然希望保持展覽的藝術成分，同時亦希望展覽可以走進群眾，回應事件，令公眾了解藝術和社會、文化的密切關係。」不論是發起人還是策展人，她希望令公眾了解到，在藝術、藝術家和公眾之間，是需要一位策展人，這就是策展人的工作所在。
回顧報章雜誌對「拾肆 K 事件」的評論，大家都以住好啲「玩大咗」、「玩過火」形容事件，楊陽不甚同意，藝術並不是「玩」的。
「當下人們皆以為藝術創作是『搞事』、『玩嘢』，但其實藝術一直推動社會價值觀的前進。在這件事上，坊間都曉以大義，以道義道德解說，這不是錯誤。可是藝術家不是思想家，他們需要自由去發問，去回顧各種社會秩序。」對於藝術工作者的創作自由應去到哪一個層次，坊間仍有爭論。楊志超曾否認「拾肆 K」T 恤是嘩眾取寵，試探道德底線，他更向公眾道歉。但嘩眾取寵也好，試探底線也好，這其實無傷大雅，如果沒有藝術創作「叉能住」（challenge）社會，太過循規蹈矩的生活，只會太「波擰」（boring）。
P36 | YZ世代 | YZ世代 | By 李志榮 2009-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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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K的聯想
將「真」字逆時針轉九十度……可變成「十四 K」！
我們的生活裏，黑社會果真無處不在。
2007年10月30日，《成報》頭版報道「住好啲」（G.O.D）推出一件印有「拾肆 K」字樣的 T 恤。兩日後，O 記（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高調搜查「住好啲」，撿走該批T恤，帶走九男九女，包括設計師、店員以及創辦人楊志超。2008年1月17日，警方撤銷指控，事件告一段落。
在事件討論得鬧哄哄期間，一班藝術家亦開始在網上討論得面紅耳熱。楊陽發起一個名為「藝術回應拾肆個蹺蹊」的展覽。展覽過後，她將作品、文章、討論經過結集成書，兩日前終於推出。
「為什麼要這麼久？」 「忙！」她答。「不過事隔兩年仍堅持出書，是希望把這件事推到『政治』的層次。」這件事在藝術圈子內是一件重要的事，值得引文記載。「不過我覺得應稱其作『記錄』而非『書』，它實沒有具備一本『書』的嚴謹和認真。」
申請設14K巴士線
回說展覽，因為這是一個公開的招募，沒有既定的題目，只需藝術工作者對「拾肆 K 事件」作出聯想，繼而創作。作品頗為多元化，例如黃慧妍的行為藝術，她去信九巴，申請一條「14K」路線，並計劃在成功以後，要求九巴在 14K 字上打格仔，以此諷刺警方禁制「拾肆 K」字樣 T 恤。她甚至自己設計路線、草擬計劃書、收集簽名，亦仿製了九巴的站牌和路線圖，玩味十足。
「我大概可以為收集到的藝術品分為三大類：『權力架構的批判與抗爭』系列是直接對『拾肆 K』事件控訴的作品；『再做符號』系列則如黃慧妍的作品，嘗試玩味『拾肆 K』這個符號；『挪用』系列則帶來一些更深層的反思。」楊陽說。
藝術就是顯露社會問題
蔡芷筠的作品名為「Every day in everyway I try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but fail」，她將 A4 紙裏的文字用不同的方法刪去。「楊陽邀請我們作展覽時寫了十四條問題，我在平日工作時老是想解答該些問題，老是想不到答案，在紙上亂畫。後來我想到用十二種不同的方法刪字，用墨水筆塗改，用白紙覆蓋，甚至整頁撕去。你會發現就算我如何將字眼刪走，仍會有字的痕迹留下，這表示有些東西你禁止它、遏制它，未必代表它會消失。有些事情發生了就是發生了。」 就像14K等詞彙，就算壓根兒警方如何禁制它，義安茶莊、和勝豬肉還是一直存在於社區。
不過，一班藝術工作者的觀點又未至於想像中般一面倒痛罵警方的反智行為。瞥見他們的 mass mail 選輯，當然，一些人會支持創作的完全自由，同時，有一些人提問藝術工作者的創作自由應該去到哪一個程度。亦有人走「第三條道路」：「盲目守法的是暴民，盲目破壞是暴匪，兩者均不可取。」事隔兩年，對於當日提問的十四條問題，似乎還未有答案。「不要緊，藝術的爭議性，是沒有其他事物能比得上，尤其當代藝術更甚。我們不需事事都要下結論，藝術本身就是要去顯露社會問題。」
創意工業需策展人
十四條問題，重心有兩個。藝術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是什麼？藝術的創作自由去到哪裏？這兩個宏觀的問題，到今天大家仍然在問。當下，她亦問了自己一個問題：策展人的責任？
「大家都正在問一個問題，究竟有策展人的展覽比較好，還是由藝術工作者自己磨合一個展覽更好。我並不想將策展人的責任放大，亦絕不想將藝術專業化。藝術專業化絕對是藝術的末路，你不能將藝術家困於樊籬裏。但當你說創意工業，所謂工業，就是有一定人數的專業人士，能賴此為生，並提供穩定的高質素服務。就如電影工業，除了導演編劇的創作以外，還有很多人提供不同的周邊服務，例如後期製作、銷售、戲院的營運單位等。我認為策展人可以是藝術界裏的專業人士，可以為創意工業的發展提供動力。」這一次，她決意不稱自己為策展人，而是「發起人」，因為這次展覽非只是一個藝術的活動，而是一次行動。「我固然希望保持展覽的藝術成分，同時亦希望展覽可以走進群眾，回應事件，令公眾了解藝術和社會、文化的密切關係。」不論是發起人還是策展人，她希望令公眾了解到，在藝術、藝術家和公眾之間，是需要一位策展人，這就是策展人的工作所在。
回顧報章雜誌對「拾肆 K 事件」的評論，大家都以住好啲「玩大咗」、「玩過火」形容事件，楊陽不甚同意，藝術並不是「玩」的。
「當下人們皆以為藝術創作是『搞事』、『玩嘢』，但其實藝術一直推動社會價值觀的前進。在這件事上，坊間都曉以大義，以道義道德解說，這不是錯誤。可是藝術家不是思想家，他們需要自由去發問，去回顧各種社會秩序。」對於藝術工作者的創作自由應去到哪一個層次，坊間仍有爭論。楊志超曾否認「拾肆 K」T 恤是嘩眾取寵，試探道德底線，他更向公眾道歉。但嘩眾取寵也好，試探底線也好，這其實無傷大雅，如果沒有藝術創作「叉能住」（challenge）社會，太過循規蹈矩的生活，只會太「波擰」（boring）。
青少年問題
2009-05-19暴風青年 李志榮 信報
benlei.cw@hkej.com
1988年，劉國昌拍攝了電影《童黨》，引起不少關注。約二十年後，他執導電影《圍．城》，同樣探討童黨、群體暴力等議題。
對於兩代青年，他有這樣的觀察：「青少年問題十年如一，離不開家庭、學校與成長的迷惘……二十年前童黨問題多圍繞黑社會，現在的組織則一盤散沙，不懂是非，比以前更任性。」 當我們談及童黨，總離不開「群體暴力」。青少年暴力是一個普世的問題，不同國家、不同年代，有關暴力的新聞屢見不鮮。和以往比較，YZ世代的暴力問題，形式上沒有多大分別，只是幾十年間，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更多的研究，更深入的了解。
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學系馮麗姝博士日前發表了「有教無『戾』—校園欺『零』計劃」的研究報告，研究針對校園暴力，從2006年開始，每年從五千名學生中揀選情況嚴重的攻擊者和受害者，針對各類別的特性，進行小組治療。
「和幾十年前相比，所謂青少年暴力問題，形式上沒有多大的分別。只是，過往我們將問題過分簡化，草草將攻擊行為直接判斷為欺凌行為。我們將攻擊和欺凌劃上等號，而將牽涉的青少年二分為施暴者和受害人，這不足以理解問題的核心。」馮博士認為，攻擊者分為兩種：「操控型攻擊者」和「反應型攻擊者」。在發動暴力攻擊之前，「操控型攻擊者」會經過理性考慮和冷靜周密的計劃。反之，「反應型攻擊者」的暴力攻擊，往往是反射式行為。這是因為他們曲解了外在的訊息，而他們本身控制情緒的能力亦比較低。前者發動攻擊，通常都為了得到好處或利益，而後者則只純為保護自己或報復。
逍遙法外的攻擊者
若以馮博士的分類方法觀察，十八歲的阿雞偏向屬於「操控型攻擊者」。阿雞分享，她最「激」的一次群毆經歷。那次她有份協助「吹雞」，集齊二十多人，一同襲擊四名女生。毆鬥中被襲的女生，其中兩名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可是她自己則絲毫未損。「我咁醒，梗係識得企位！」阿雞記得當時她避開四名被襲的女生，只在旁協助襲擊。她自稱，參與毆鬥這麼久，從未試過嚴重受傷，也未試過受襲。「我小時候好乖，只是到小學四、五年級時落街玩，認識了邨童，便開始同人『嘈交』。」阿雞亦說，一直以來只是在中學一年級試過比其他人欺負。「我們那班級的同學，在學校中最惡，沒有人敢惹我們。」 馮博士說，「操控型攻擊者」比較喜歡聯群結黨，恃強凌弱。因為他們懂得計劃，行事都比較小心，會懂得避免惹上麻煩。馮博士接觸過一些學生，會於學校一些老師比較少經過的地方襲擊同學，並找兩個在老師心目中形象良好的學生「把風」。故這些攻擊者，通常都會「逍遙法外」。
欺凌行為始作俑者
馮博士認為，「操控型攻擊者」的攻擊，才是真真正正的欺凌行為，亦是群體暴力行為的始作俑者。這些欺凌者有一個普遍的特徵，他們通常都比較自負，以為自己較醒目，能逃避法眼，並以為被欺凌的人愚蠢、呆笨，以此奚落他人。
十四歲的阿屎同樣有「操控型攻擊者」的特質，不同於阿雞，他沒有直接參與毆鬥，只是在旁觀看。認知上，阿屎知道旁觀者亦有危險。「有人嚟梗係各自散水，但好少被人發現。我哋會喺後樓梯、天台先動手，我哋呢啲醒目仔嚟架嘛！」 「我淨係睇，有鬼（警察）來咪話唔知。那裏沒有閉路電視，沒有事的！」除了袖手旁觀，阿屎亦會在旁參與調侃，用粗言穢語「串」被襲擊的人。「我串人嘅例子唔出得街喎……咪『調理農務系』五隻字囉！有時會串下，『你明知咁仲做，做嘢唔經大腦！大陸啲人都文明過你啦！』（未試過動手？）傻架，無啦啦做乜嘢打埋一份？打人唔痛咩！」 青協做了一個有關群暴行為的調查，訪問荃灣及葵青區的青年，在一百四十七名曾親身目睹群暴的青少年當中，有64%（九十四人）不作任何舉動並繼續觀看。
旁觀他人之痛苦
社工分享道，他們接觸參與群暴的青少年中，真正動手者少，反而這類旁觀者的數目則較多。法律上，這些在旁吶喊助威的青少年，亦有機會被指煽動他人侵害他人身體，罪名不比親手襲擊他人者輕。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鄭慧婷教授指，這些在旁吶喊助威的青年，所作的行為等同暴力。「他們在那一幫童黨中，是作為支援的角色。」鄭教授認為，每一幫年輕人都有他們的群體規範（norms），青年動手會得到群體其他成員的認同。反之，若然他們在攻擊過程中離開，則違反了群體規範。另外，這亦反映了青年對暴力的態度。一些參與集體毆鬥的青年只是經朋友互相介紹而認識，本身並不屬於同一群體。他們在毆鬥時搖旗吶喊，顯然不是受到群眾壓力。鄭教授認為青少年未必認為暴力是錯誤的事，反認為借暴力解決問題屬正常不過的邏輯，這彰顯了他們的價值觀。
處理不同類型的攻擊者，應該有不同的方法。馮麗姝博士認為，對於「反應型攻擊者」，若老師、家長予以嚴懲，但不解決問題，只會使問題惡化。「若老師分不出攻擊者是反應型，他們通常都會覺得攻擊者的藉口一派胡言。因為攻擊者在襲擊之前，已經曲解了外間訊息，他們只是將這些錯誤的訊息複述一次。久而久之，攻擊者認為老師不諒解他們，他們亦很容易被黑社會招攬，做違法的事。」 對於「操控型攻擊者」，馮博士強調，不應在群眾面前直斥其非。「暴力對於他們來說，是建立地位的工具。在公眾場合『奚落』他們，只會引來狡辯，並不能令他們信服。」 阿雞與阿屎早前參與了青協與蘭桂坊扶輪社合辦，名為「生命密碼」的計劃。這個計劃旨在透過學員親身體驗、義工的「身教」，與及社交技巧訓練，改變青年的價值觀，減少他們參與群暴行為。阿雞與阿屎參與了歷奇訓練營，從中訓練社交技巧，並受訓當「犬隻訓練員」，學習照顧犬隻，強化個人的同理心。他們亦參與了「模擬法庭」的活動，透過模擬打官司，明白暴力行為的社會責任。
活動的義工之一 Sandy 分享到，初接觸阿雞，感到無從入手。起初也觀察到學員情緒不穩，甚至見過學員打鬥。但相處久了，發現她們其實具好奇心，而且很細心。「我們相識不到三個月，她們已經為我慶祝生日。」 「那天朋友聚會，阿雞買了生日蛋糕，唱過生日歌以後，阿雞一手拿起紙碟，將一大片蛋糕『掃』在紙碟上。我疑惑為什麼她這樣貪心。她卻跟我說，『這是給你的，我驚你搶不到蛋糕！』阿雞其實比我想像中醒目而且細心。」Sandy 表示。
正如馮博士的研究指出，「操控型攻擊者」在Band 1至 Band 3的學校均會找得到，他們可以是心思細密且聰敏的學生，一改大眾以為在較差組別才有暴力學生的觀念。「『操控型攻擊者』通常比較聰明，我更見過有女生是風紀，只是他們將天賦用於欺負別人身上。」信青協與蘭桂坊扶輪社合辦的「生命密碼計劃」，透過各項歷奇活動及社交技巧訓練，讓年輕人重新正視群暴行為。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10 | 時事評論 | By 曹啟樂 2009-03-28
禁毒工作學校獨力難支
歌星在日本藏毒被捕，學生吸毒趨年輕化，引發社會高度關注，一眾負責高官或諮詢組織迅速回應，紛紛發表言論及推出措施。如黃仁龍司長領導的青少年毒品小組發表報告，表示禁毒工作以學校角色至為重要，教師接受培訓可執行檢毒任務；禁毒專員指出毒品問題屬全港性，吸毒學生背景呈多樣化；禁毒事務委員會主席贊同學校實施強制性毒品測試。一時間眾口一詞，都指向學校於禁毒工作上應負的責任。
早前，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在該局網頁撰文，表示該局已協助學校推行禁毒教育，不在少數，並謂會繼續配合、支持云云。
教師難負測毒重任
事實上，學校多年以來，一直配合政府打擊毒禍的政策，試問哪一所學校沒有舉辦過有關講座，在課堂內沒有向學生說明毒品之害？以筆者任教的中學為例，在學生吸毒案件爆發的兩周後，已安排警民關係組代表在早會上闡明學生須知事項，從警方口中亦得知，他們會走訪區內每所中學，向學生解說毒禍。當有懷疑個案時，教師會即時通知校長，視乎情況盡快轉介社工或警方。
然而，問題出現了，老師既非專業醫護人員，並不具備相關認知去辨別，乃至跟進個案。如果假設老師參加兩三天的課程，就能夠充當醫護角色，可以分辨精神不振學童是否吸毒，可以親自動手去執行頭髮檢毒測試，懂得判別毒品種類，知悉戒毒方法等，事情未免想得太天真。說得輕點是抬舉了老師，是強他們所難，說得重點是侵犯醫護專業！一般教師被賦予醫護應有的重責，是否合適、公道，又是否帶來實效？
誠然，自從教育普及後，教師已不再是教書匠，其功能與角色變得多元化，是輔導員、帶領活動者、環保促進者、升學就業指導員、家長教育員。在人口劇減、縮班殺校危機威脅下，更要撰寫各類計劃、申請撥款方案、對外聯繫、舉辦宣傳推廣活動等。基層教師勉力而辦，身心俱疲，但校內人手沒有增加，新的任務卻接踵而至。筆者認為，一些跨專業的工作是無可避免，而教師經由培訓及經驗累積是可應付的，但始終有一定的限制，也應該要設一個界限，否則對教師、對事主（學生、家長）而言，都是壞事。
鼓勵推一校一醫護
十多年前教育界有感普及教育後的學生情緒、行為、學習問題複雜，非教師獨力能應付，於是聯同社福界向當局爭取落實「一校一社工」計劃，終獲成功，之後更因成效顯著而推廣到小學。實行多年以來，教育與社工界默契建立，在預防與根治方面，在個別與小組輔導，以至家長教育方面，提供專業支援。繼而政府推出學習心理學家計劃，雖然不是每間學校均獲分配（大型辦學團體屬下學校數目眾多，能享有此項服務，個別辦學團體要自行組合至特定數目，才獲分配），但服務亦能惠及一定數目學生。這都是成功的先例，其經驗可供「駐校醫護」借鑑。
事實上，駐校醫護早已在內地、台灣和日本等地實施，連澳門近年也啟動了（一所九百名學生以內的學校至少獲調配一名護士）。在本港，由理工大學推動的校本護士促進健康計劃亦於少數小學試行，據知成果不俗，這雖然是民間層次醫生、護士與個別辦學團體間的合作，但可證明不同專業足以產生正面的協同效應。
近年社會更為關注學童健康問題，例如過胖、營養失衡引致各種病症、少女瘦身潮流、流感肆虐，以至上體育課、實驗課導致的意外等等，由預防到對治，已經偏離了現行學校常規編制教職員所能處理的範疇，「一校一醫護」倘能推行，對學童身心健康定有促進。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所謂「擒賊先擒王」，警方明知毒品來源在內地鄰近地區（如深圳），為何中港雙方不可以加強合作，重力打擊毒販？並於海關設置「抽查」制度，堵截毒源，積極檢控，遏止歪風。以中港警方的能耐，如高調從事有關工作，可收立竿見影之效。費解的是至今未能看到這類行動，有關委員會或主責官員的言論亦少提此事，只強調學校的責任，是否本末倒置，抑或捨難取易，有關方面應有個交代。
現在社會有一種趨勢，總視學校教育為解決青少年問題的萬應靈丹，認為教師只須接受培訓，便可化身為各類專家，化解不同問題，這種思維實在於事無補，應予改變！
教育評議會執委
璆琦 2009-03-05 信報
廿一世紀殺人網絡
「虛擬世界是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場所，但如何認真對待有點虛無飄渺，立例？很困難！我們認同科技的虛擬性的同時，必須接受虛擬世界已成為真實世界。」──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梁旭明 衍生這篇文章，源於早前一則「網絡世界殺人事件」。
「The world would be a better place without you!」（你消失了，世界會更美好。）MySpace 交友網站一句狠心留言，奪去了一名十三歲少女 Megan Meier 的命。
美國一名母親，在女兒和女同學鬧翻後，為替女兒報復，竟在社交網站 MySpace 假扮少年跟 Megan 戀愛，再把她拋棄，Megan 不堪刺激，上吊身亡。外國媒體紛紛以大標題「MySpace Suicide Hoax」（自殺騙局）來報道這悲劇，一個存在於虛擬世界的人物，竟成功在現實世界行兇殺人。
洛杉磯聯邦大陪審團破天荒引用原來作為打擊電腦欺詐行為（Web bullying）的法例起訴這名母親，最高可入獄二十年。不過，「罪犯」最後無罪釋放。
事件引起各界關注，有人成立 The Megan Meier Foundation，向學校和家長埋手，教育和鼓勵年輕網友避免網絡欺詐行為，甚至建議立例防止事件發生。
另外，據報英國一個名不經傳的小鎮 Bridgend，在十三個月內竟有十七名青年自殺身亡，不少死者是社交網站 Bebo 的登記用戶。英國警方曾懷疑那批年輕事主為了追求在網上「永生」，試圖相繼模仿友人自殺，以獲其他網友為他們設立紀念網頁（death networking）。
網絡力量的驚人威力，可能很多先知都預測不到！
虛擬世界的力量不能小覷，君不見隔一段時間便有「機迷」在玩 online game 期間被「網絡文雀」偷走武器而輕生！到底，是青少年意志薄弱，還是這股來自虛擬世界的拉力太強呢？
互聯網橫空降世以來，世上就愈來愈多御宅族。活躍在虛擬世界的溫室少年，狂玩「模擬人生」。
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網絡的出現、交友群族網如 ICQ、MSN、MySpace、Facebook 層出不窮，令網絡友誼像無機生物一樣繁衍，這神奇的特點令一班從來未見過面（或者根本不存在）的人，互相滲入對方的生活。只需一個電子郵件地址就可註冊，你就可以建立一個網絡形象。黃夏蕙可以叫自己做李嘉欣；八両金隨時是香港情聖。
網上情聖擁三「女友」
「年輕一族的感情交流都喜在網絡玩樂氣氛中宣洩，減少與非遊戲族類（如家人）真正的『交心』，人與人的關係困在封閉空間。」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梁旭明談到網絡文化對年輕人影響時如是說。
阿傑（十五歲），自詡為「電車版金城武」，網齡三年，每日至少花十小時上網。現實世界從沒戀愛經驗的他，在網絡世界卻是個情聖，同時間擁有三個「女友」。
阿傑指自己朋友不多，平時很少說話，但他在 Facebook 就非常「有面」，有近六百個「朋友」，大部分都是素未謀面的。網絡交友網站，正好給予像阿傑這種有迴避型人格障礙又沒自信的人士一個避難所。
《經濟學人》日前發表了一篇有關 Facebook 的調查報告，指出雖然平均每一個用戶有一百二十個「朋友」，但當中女用戶只有六個「朋友」保持經常溝通，而男性更只有四位「真正朋友」。Facebook 看似擴闊了使用者的社交網絡，但原來大部分都是霧水情緣。更甚的時，當 Facebook 可以使人與那四至六個經常往來的朋友溝通聯絡，還會讓人有動力去約會和朋友見面嗎？
「我覺得自己好似對網絡產生依賴症，試過裝病、逃學，躲在家打機上網，有時情緒會很激動。有試過幾日冇講嘢，之後覺得自己好似啞咗。」阿傑說，在網絡上與朋輩，甚至陌生人可以暢所欲言；但回到現實世界，他們與雙親或師長卻相對無言。
這是廿一世紀青少年電車族的寫照。梁旭明認為，沉迷上網，會令青少年交流緩慢，甚至恐懼直接對話，就像阿傑的例子。
對於這股網絡新勢力，梁旭明特別點出兩個值得注意的現象。第一，科技令人與人溝通時，需要透過中介媒體輔助，例如發手機短訊、玩 Facebook，令現實的關係變得疏離，說話全變成了文字；第二，科技改變了青少年的社交活動性質，例如在快餐店內，經常看到一班青少年相約打連線遊戲機，身體親近，但缺乏溝通。
「Facebook、MSN 都在營造一種 cutie culture，你不開心我送你一盆花，笑就打：>。人與人之間感情的交流，全部由玩票中宣洩，甚至將自己幼稚化。虛擬與現實的關係愈來愈糢糊，但現實生活與虛擬世界的解決問題方式不同，令人心理愈來愈變得脆弱。」梁旭明說。
36萬「迷網」一族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聯同多個團體在2月中，訪問了三千九百三十五名十至十八歲青少年，了解他們的上網習慣。結果顯示有大概35％的受訪者有上網成癮的徵狀，15.5％的受訪者沒有上網時更不能集中精神，情緒欠佳及精神暴躁。
其中，沉迷網絡遊戲是上網成癮的一個很大原因。打機成癮至欲罷不能的個案，也成為了社工眼中嚴重的青少年問題。
精神病醫生丁錫全認為：「網絡遊戲對青少年影響十分深遠，問題值得正視。沉迷上網會令青少年朋友在成長以後，容易出現各種精神問題，如因自卑而產生抑鬱症，甚至有可能自殺。」 E culture有多厲害？去年繼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 Facebook 開帳戶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也創下中共最高領導人紀錄，與網友進行了交流。胡主席坦言，互聯網是了解民情、滙聚民智的一個重要渠道。
「網絡文化已把人的價值觀、思維和邏輯都改變，你認同不認同都好，都得承認虛擬世界是需要認真對待的場所，也必須接受虛擬世界現實化，或現實世界虛擬化！」梁旭明說。
benlei.cw@hkej.com
1988年，劉國昌拍攝了電影《童黨》，引起不少關注。約二十年後，他執導電影《圍．城》，同樣探討童黨、群體暴力等議題。
對於兩代青年，他有這樣的觀察：「青少年問題十年如一，離不開家庭、學校與成長的迷惘……二十年前童黨問題多圍繞黑社會，現在的組織則一盤散沙，不懂是非，比以前更任性。」 當我們談及童黨，總離不開「群體暴力」。青少年暴力是一個普世的問題，不同國家、不同年代，有關暴力的新聞屢見不鮮。和以往比較，YZ世代的暴力問題，形式上沒有多大分別，只是幾十年間，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更多的研究，更深入的了解。
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學系馮麗姝博士日前發表了「有教無『戾』—校園欺『零』計劃」的研究報告，研究針對校園暴力，從2006年開始，每年從五千名學生中揀選情況嚴重的攻擊者和受害者，針對各類別的特性，進行小組治療。
「和幾十年前相比，所謂青少年暴力問題，形式上沒有多大的分別。只是，過往我們將問題過分簡化，草草將攻擊行為直接判斷為欺凌行為。我們將攻擊和欺凌劃上等號，而將牽涉的青少年二分為施暴者和受害人，這不足以理解問題的核心。」馮博士認為，攻擊者分為兩種：「操控型攻擊者」和「反應型攻擊者」。在發動暴力攻擊之前，「操控型攻擊者」會經過理性考慮和冷靜周密的計劃。反之，「反應型攻擊者」的暴力攻擊，往往是反射式行為。這是因為他們曲解了外在的訊息，而他們本身控制情緒的能力亦比較低。前者發動攻擊，通常都為了得到好處或利益，而後者則只純為保護自己或報復。
逍遙法外的攻擊者
若以馮博士的分類方法觀察，十八歲的阿雞偏向屬於「操控型攻擊者」。阿雞分享，她最「激」的一次群毆經歷。那次她有份協助「吹雞」，集齊二十多人，一同襲擊四名女生。毆鬥中被襲的女生，其中兩名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可是她自己則絲毫未損。「我咁醒，梗係識得企位！」阿雞記得當時她避開四名被襲的女生，只在旁協助襲擊。她自稱，參與毆鬥這麼久，從未試過嚴重受傷，也未試過受襲。「我小時候好乖，只是到小學四、五年級時落街玩，認識了邨童，便開始同人『嘈交』。」阿雞亦說，一直以來只是在中學一年級試過比其他人欺負。「我們那班級的同學，在學校中最惡，沒有人敢惹我們。」 馮博士說，「操控型攻擊者」比較喜歡聯群結黨，恃強凌弱。因為他們懂得計劃，行事都比較小心，會懂得避免惹上麻煩。馮博士接觸過一些學生，會於學校一些老師比較少經過的地方襲擊同學，並找兩個在老師心目中形象良好的學生「把風」。故這些攻擊者，通常都會「逍遙法外」。
欺凌行為始作俑者
馮博士認為，「操控型攻擊者」的攻擊，才是真真正正的欺凌行為，亦是群體暴力行為的始作俑者。這些欺凌者有一個普遍的特徵，他們通常都比較自負，以為自己較醒目，能逃避法眼，並以為被欺凌的人愚蠢、呆笨，以此奚落他人。
十四歲的阿屎同樣有「操控型攻擊者」的特質，不同於阿雞，他沒有直接參與毆鬥，只是在旁觀看。認知上，阿屎知道旁觀者亦有危險。「有人嚟梗係各自散水，但好少被人發現。我哋會喺後樓梯、天台先動手，我哋呢啲醒目仔嚟架嘛！」 「我淨係睇，有鬼（警察）來咪話唔知。那裏沒有閉路電視，沒有事的！」除了袖手旁觀，阿屎亦會在旁參與調侃，用粗言穢語「串」被襲擊的人。「我串人嘅例子唔出得街喎……咪『調理農務系』五隻字囉！有時會串下，『你明知咁仲做，做嘢唔經大腦！大陸啲人都文明過你啦！』（未試過動手？）傻架，無啦啦做乜嘢打埋一份？打人唔痛咩！」 青協做了一個有關群暴行為的調查，訪問荃灣及葵青區的青年，在一百四十七名曾親身目睹群暴的青少年當中，有64%（九十四人）不作任何舉動並繼續觀看。
旁觀他人之痛苦
社工分享道，他們接觸參與群暴的青少年中，真正動手者少，反而這類旁觀者的數目則較多。法律上，這些在旁吶喊助威的青少年，亦有機會被指煽動他人侵害他人身體，罪名不比親手襲擊他人者輕。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鄭慧婷教授指，這些在旁吶喊助威的青年，所作的行為等同暴力。「他們在那一幫童黨中，是作為支援的角色。」鄭教授認為，每一幫年輕人都有他們的群體規範（norms），青年動手會得到群體其他成員的認同。反之，若然他們在攻擊過程中離開，則違反了群體規範。另外，這亦反映了青年對暴力的態度。一些參與集體毆鬥的青年只是經朋友互相介紹而認識，本身並不屬於同一群體。他們在毆鬥時搖旗吶喊，顯然不是受到群眾壓力。鄭教授認為青少年未必認為暴力是錯誤的事，反認為借暴力解決問題屬正常不過的邏輯，這彰顯了他們的價值觀。
處理不同類型的攻擊者，應該有不同的方法。馮麗姝博士認為，對於「反應型攻擊者」，若老師、家長予以嚴懲，但不解決問題，只會使問題惡化。「若老師分不出攻擊者是反應型，他們通常都會覺得攻擊者的藉口一派胡言。因為攻擊者在襲擊之前，已經曲解了外間訊息，他們只是將這些錯誤的訊息複述一次。久而久之，攻擊者認為老師不諒解他們，他們亦很容易被黑社會招攬，做違法的事。」 對於「操控型攻擊者」，馮博士強調，不應在群眾面前直斥其非。「暴力對於他們來說，是建立地位的工具。在公眾場合『奚落』他們，只會引來狡辯，並不能令他們信服。」 阿雞與阿屎早前參與了青協與蘭桂坊扶輪社合辦，名為「生命密碼」的計劃。這個計劃旨在透過學員親身體驗、義工的「身教」，與及社交技巧訓練，改變青年的價值觀，減少他們參與群暴行為。阿雞與阿屎參與了歷奇訓練營，從中訓練社交技巧，並受訓當「犬隻訓練員」，學習照顧犬隻，強化個人的同理心。他們亦參與了「模擬法庭」的活動，透過模擬打官司，明白暴力行為的社會責任。
活動的義工之一 Sandy 分享到，初接觸阿雞，感到無從入手。起初也觀察到學員情緒不穩，甚至見過學員打鬥。但相處久了，發現她們其實具好奇心，而且很細心。「我們相識不到三個月，她們已經為我慶祝生日。」 「那天朋友聚會，阿雞買了生日蛋糕，唱過生日歌以後，阿雞一手拿起紙碟，將一大片蛋糕『掃』在紙碟上。我疑惑為什麼她這樣貪心。她卻跟我說，『這是給你的，我驚你搶不到蛋糕！』阿雞其實比我想像中醒目而且細心。」Sandy 表示。
正如馮博士的研究指出，「操控型攻擊者」在Band 1至 Band 3的學校均會找得到，他們可以是心思細密且聰敏的學生，一改大眾以為在較差組別才有暴力學生的觀念。「『操控型攻擊者』通常比較聰明，我更見過有女生是風紀，只是他們將天賦用於欺負別人身上。」信青協與蘭桂坊扶輪社合辦的「生命密碼計劃」，透過各項歷奇活動及社交技巧訓練，讓年輕人重新正視群暴行為。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10 | 時事評論 | By 曹啟樂 2009-03-28
禁毒工作學校獨力難支
歌星在日本藏毒被捕，學生吸毒趨年輕化，引發社會高度關注，一眾負責高官或諮詢組織迅速回應，紛紛發表言論及推出措施。如黃仁龍司長領導的青少年毒品小組發表報告，表示禁毒工作以學校角色至為重要，教師接受培訓可執行檢毒任務；禁毒專員指出毒品問題屬全港性，吸毒學生背景呈多樣化；禁毒事務委員會主席贊同學校實施強制性毒品測試。一時間眾口一詞，都指向學校於禁毒工作上應負的責任。
早前，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在該局網頁撰文，表示該局已協助學校推行禁毒教育，不在少數，並謂會繼續配合、支持云云。
教師難負測毒重任
事實上，學校多年以來，一直配合政府打擊毒禍的政策，試問哪一所學校沒有舉辦過有關講座，在課堂內沒有向學生說明毒品之害？以筆者任教的中學為例，在學生吸毒案件爆發的兩周後，已安排警民關係組代表在早會上闡明學生須知事項，從警方口中亦得知，他們會走訪區內每所中學，向學生解說毒禍。當有懷疑個案時，教師會即時通知校長，視乎情況盡快轉介社工或警方。
然而，問題出現了，老師既非專業醫護人員，並不具備相關認知去辨別，乃至跟進個案。如果假設老師參加兩三天的課程，就能夠充當醫護角色，可以分辨精神不振學童是否吸毒，可以親自動手去執行頭髮檢毒測試，懂得判別毒品種類，知悉戒毒方法等，事情未免想得太天真。說得輕點是抬舉了老師，是強他們所難，說得重點是侵犯醫護專業！一般教師被賦予醫護應有的重責，是否合適、公道，又是否帶來實效？
誠然，自從教育普及後，教師已不再是教書匠，其功能與角色變得多元化，是輔導員、帶領活動者、環保促進者、升學就業指導員、家長教育員。在人口劇減、縮班殺校危機威脅下，更要撰寫各類計劃、申請撥款方案、對外聯繫、舉辦宣傳推廣活動等。基層教師勉力而辦，身心俱疲，但校內人手沒有增加，新的任務卻接踵而至。筆者認為，一些跨專業的工作是無可避免，而教師經由培訓及經驗累積是可應付的，但始終有一定的限制，也應該要設一個界限，否則對教師、對事主（學生、家長）而言，都是壞事。
鼓勵推一校一醫護
十多年前教育界有感普及教育後的學生情緒、行為、學習問題複雜，非教師獨力能應付，於是聯同社福界向當局爭取落實「一校一社工」計劃，終獲成功，之後更因成效顯著而推廣到小學。實行多年以來，教育與社工界默契建立，在預防與根治方面，在個別與小組輔導，以至家長教育方面，提供專業支援。繼而政府推出學習心理學家計劃，雖然不是每間學校均獲分配（大型辦學團體屬下學校數目眾多，能享有此項服務，個別辦學團體要自行組合至特定數目，才獲分配），但服務亦能惠及一定數目學生。這都是成功的先例，其經驗可供「駐校醫護」借鑑。
事實上，駐校醫護早已在內地、台灣和日本等地實施，連澳門近年也啟動了（一所九百名學生以內的學校至少獲調配一名護士）。在本港，由理工大學推動的校本護士促進健康計劃亦於少數小學試行，據知成果不俗，這雖然是民間層次醫生、護士與個別辦學團體間的合作，但可證明不同專業足以產生正面的協同效應。
近年社會更為關注學童健康問題，例如過胖、營養失衡引致各種病症、少女瘦身潮流、流感肆虐，以至上體育課、實驗課導致的意外等等，由預防到對治，已經偏離了現行學校常規編制教職員所能處理的範疇，「一校一醫護」倘能推行，對學童身心健康定有促進。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所謂「擒賊先擒王」，警方明知毒品來源在內地鄰近地區（如深圳），為何中港雙方不可以加強合作，重力打擊毒販？並於海關設置「抽查」制度，堵截毒源，積極檢控，遏止歪風。以中港警方的能耐，如高調從事有關工作，可收立竿見影之效。費解的是至今未能看到這類行動，有關委員會或主責官員的言論亦少提此事，只強調學校的責任，是否本末倒置，抑或捨難取易，有關方面應有個交代。
現在社會有一種趨勢，總視學校教育為解決青少年問題的萬應靈丹，認為教師只須接受培訓，便可化身為各類專家，化解不同問題，這種思維實在於事無補，應予改變！
教育評議會執委
璆琦 2009-03-05 信報
廿一世紀殺人網絡
「虛擬世界是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場所，但如何認真對待有點虛無飄渺，立例？很困難！我們認同科技的虛擬性的同時，必須接受虛擬世界已成為真實世界。」──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梁旭明 衍生這篇文章，源於早前一則「網絡世界殺人事件」。
「The world would be a better place without you!」（你消失了，世界會更美好。）MySpace 交友網站一句狠心留言，奪去了一名十三歲少女 Megan Meier 的命。
美國一名母親，在女兒和女同學鬧翻後，為替女兒報復，竟在社交網站 MySpace 假扮少年跟 Megan 戀愛，再把她拋棄，Megan 不堪刺激，上吊身亡。外國媒體紛紛以大標題「MySpace Suicide Hoax」（自殺騙局）來報道這悲劇，一個存在於虛擬世界的人物，竟成功在現實世界行兇殺人。
洛杉磯聯邦大陪審團破天荒引用原來作為打擊電腦欺詐行為（Web bullying）的法例起訴這名母親，最高可入獄二十年。不過，「罪犯」最後無罪釋放。
事件引起各界關注，有人成立 The Megan Meier Foundation，向學校和家長埋手，教育和鼓勵年輕網友避免網絡欺詐行為，甚至建議立例防止事件發生。
另外，據報英國一個名不經傳的小鎮 Bridgend，在十三個月內竟有十七名青年自殺身亡，不少死者是社交網站 Bebo 的登記用戶。英國警方曾懷疑那批年輕事主為了追求在網上「永生」，試圖相繼模仿友人自殺，以獲其他網友為他們設立紀念網頁（death networking）。
網絡力量的驚人威力，可能很多先知都預測不到！
虛擬世界的力量不能小覷，君不見隔一段時間便有「機迷」在玩 online game 期間被「網絡文雀」偷走武器而輕生！到底，是青少年意志薄弱，還是這股來自虛擬世界的拉力太強呢？
互聯網橫空降世以來，世上就愈來愈多御宅族。活躍在虛擬世界的溫室少年，狂玩「模擬人生」。
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網絡的出現、交友群族網如 ICQ、MSN、MySpace、Facebook 層出不窮，令網絡友誼像無機生物一樣繁衍，這神奇的特點令一班從來未見過面（或者根本不存在）的人，互相滲入對方的生活。只需一個電子郵件地址就可註冊，你就可以建立一個網絡形象。黃夏蕙可以叫自己做李嘉欣；八両金隨時是香港情聖。
網上情聖擁三「女友」
「年輕一族的感情交流都喜在網絡玩樂氣氛中宣洩，減少與非遊戲族類（如家人）真正的『交心』，人與人的關係困在封閉空間。」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梁旭明談到網絡文化對年輕人影響時如是說。
阿傑（十五歲），自詡為「電車版金城武」，網齡三年，每日至少花十小時上網。現實世界從沒戀愛經驗的他，在網絡世界卻是個情聖，同時間擁有三個「女友」。
阿傑指自己朋友不多，平時很少說話，但他在 Facebook 就非常「有面」，有近六百個「朋友」，大部分都是素未謀面的。網絡交友網站，正好給予像阿傑這種有迴避型人格障礙又沒自信的人士一個避難所。
《經濟學人》日前發表了一篇有關 Facebook 的調查報告，指出雖然平均每一個用戶有一百二十個「朋友」，但當中女用戶只有六個「朋友」保持經常溝通，而男性更只有四位「真正朋友」。Facebook 看似擴闊了使用者的社交網絡，但原來大部分都是霧水情緣。更甚的時，當 Facebook 可以使人與那四至六個經常往來的朋友溝通聯絡，還會讓人有動力去約會和朋友見面嗎？
「我覺得自己好似對網絡產生依賴症，試過裝病、逃學，躲在家打機上網，有時情緒會很激動。有試過幾日冇講嘢，之後覺得自己好似啞咗。」阿傑說，在網絡上與朋輩，甚至陌生人可以暢所欲言；但回到現實世界，他們與雙親或師長卻相對無言。
這是廿一世紀青少年電車族的寫照。梁旭明認為，沉迷上網，會令青少年交流緩慢，甚至恐懼直接對話，就像阿傑的例子。
對於這股網絡新勢力，梁旭明特別點出兩個值得注意的現象。第一，科技令人與人溝通時，需要透過中介媒體輔助，例如發手機短訊、玩 Facebook，令現實的關係變得疏離，說話全變成了文字；第二，科技改變了青少年的社交活動性質，例如在快餐店內，經常看到一班青少年相約打連線遊戲機，身體親近，但缺乏溝通。
「Facebook、MSN 都在營造一種 cutie culture，你不開心我送你一盆花，笑就打：>。人與人之間感情的交流，全部由玩票中宣洩，甚至將自己幼稚化。虛擬與現實的關係愈來愈糢糊，但現實生活與虛擬世界的解決問題方式不同，令人心理愈來愈變得脆弱。」梁旭明說。
36萬「迷網」一族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聯同多個團體在2月中，訪問了三千九百三十五名十至十八歲青少年，了解他們的上網習慣。結果顯示有大概35％的受訪者有上網成癮的徵狀，15.5％的受訪者沒有上網時更不能集中精神，情緒欠佳及精神暴躁。
其中，沉迷網絡遊戲是上網成癮的一個很大原因。打機成癮至欲罷不能的個案，也成為了社工眼中嚴重的青少年問題。
精神病醫生丁錫全認為：「網絡遊戲對青少年影響十分深遠，問題值得正視。沉迷上網會令青少年朋友在成長以後，容易出現各種精神問題，如因自卑而產生抑鬱症，甚至有可能自殺。」 E culture有多厲害？去年繼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 Facebook 開帳戶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也創下中共最高領導人紀錄，與網友進行了交流。胡主席坦言，互聯網是了解民情、滙聚民智的一個重要渠道。
「網絡文化已把人的價值觀、思維和邏輯都改變，你認同不認同都好，都得承認虛擬世界是需要認真對待的場所，也必須接受虛擬世界現實化，或現實世界虛擬化！」梁旭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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