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問題

2009-05-19暴風青年 李志榮 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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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劉國昌拍攝了電影《童黨》，引起不少關注。約二十年後，他執導電影《圍．城》，同樣探討童黨、群體暴力等議題。

　　對於兩代青年，他有這樣的觀察：「青少年問題十年如一，離不開家庭、學校與成長的迷惘……二十年前童黨問題多圍繞黑社會，現在的組織則一盤散沙，不懂是非，比以前更任性。」　　當我們談及童黨，總離不開「群體暴力」。青少年暴力是一個普世的問題，不同國家、不同年代，有關暴力的新聞屢見不鮮。和以往比較，YZ世代的暴力問題，形式上沒有多大分別，只是幾十年間，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更多的研究，更深入的了解。

　　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學系馮麗姝博士日前發表了「有教無『戾』—校園欺『零』計劃」的研究報告，研究針對校園暴力，從2006年開始，每年從五千名學生中揀選情況嚴重的攻擊者和受害者，針對各類別的特性，進行小組治療。

　　「和幾十年前相比，所謂青少年暴力問題，形式上沒有多大的分別。只是，過往我們將問題過分簡化，草草將攻擊行為直接判斷為欺凌行為。我們將攻擊和欺凌劃上等號，而將牽涉的青少年二分為施暴者和受害人，這不足以理解問題的核心。」馮博士認為，攻擊者分為兩種：「操控型攻擊者」和「反應型攻擊者」。在發動暴力攻擊之前，「操控型攻擊者」會經過理性考慮和冷靜周密的計劃。反之，「反應型攻擊者」的暴力攻擊，往往是反射式行為。這是因為他們曲解了外在的訊息，而他們本身控制情緒的能力亦比較低。前者發動攻擊，通常都為了得到好處或利益，而後者則只純為保護自己或報復。

逍遙法外的攻擊者

　　若以馮博士的分類方法觀察，十八歲的阿雞偏向屬於「操控型攻擊者」。阿雞分享，她最「激」的一次群毆經歷。那次她有份協助「吹雞」，集齊二十多人，一同襲擊四名女生。毆鬥中被襲的女生，其中兩名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可是她自己則絲毫未損。「我咁醒，梗係識得企位！」阿雞記得當時她避開四名被襲的女生，只在旁協助襲擊。她自稱，參與毆鬥這麼久，從未試過嚴重受傷，也未試過受襲。「我小時候好乖，只是到小學四、五年級時落街玩，認識了邨童，便開始同人『嘈交』。」阿雞亦說，一直以來只是在中學一年級試過比其他人欺負。「我們那班級的同學，在學校中最惡，沒有人敢惹我們。」　　馮博士說，「操控型攻擊者」比較喜歡聯群結黨，恃強凌弱。因為他們懂得計劃，行事都比較小心，會懂得避免惹上麻煩。馮博士接觸過一些學生，會於學校一些老師比較少經過的地方襲擊同學，並找兩個在老師心目中形象良好的學生「把風」。故這些攻擊者，通常都會「逍遙法外」。

欺凌行為始作俑者

　　馮博士認為，「操控型攻擊者」的攻擊，才是真真正正的欺凌行為，亦是群體暴力行為的始作俑者。這些欺凌者有一個普遍的特徵，他們通常都比較自負，以為自己較醒目，能逃避法眼，並以為被欺凌的人愚蠢、呆笨，以此奚落他人。

　　十四歲的阿屎同樣有「操控型攻擊者」的特質，不同於阿雞，他沒有直接參與毆鬥，只是在旁觀看。認知上，阿屎知道旁觀者亦有危險。「有人嚟梗係各自散水，但好少被人發現。我哋會喺後樓梯、天台先動手，我哋呢啲醒目仔嚟架嘛！」　　「我淨係睇，有鬼（警察）來咪話唔知。那裏沒有閉路電視，沒有事的！」除了袖手旁觀，阿屎亦會在旁參與調侃，用粗言穢語「串」被襲擊的人。「我串人嘅例子唔出得街喎……咪『調理農務系』五隻字囉！有時會串下，『你明知咁仲做，做嘢唔經大腦！大陸啲人都文明過你啦！』（未試過動手？）傻架，無啦啦做乜嘢打埋一份？打人唔痛咩！」　　青協做了一個有關群暴行為的調查，訪問荃灣及葵青區的青年，在一百四十七名曾親身目睹群暴的青少年當中，有64%（九十四人）不作任何舉動並繼續觀看。

旁觀他人之痛苦

　　社工分享道，他們接觸參與群暴的青少年中，真正動手者少，反而這類旁觀者的數目則較多。法律上，這些在旁吶喊助威的青少年，亦有機會被指煽動他人侵害他人身體，罪名不比親手襲擊他人者輕。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鄭慧婷教授指，這些在旁吶喊助威的青年，所作的行為等同暴力。「他們在那一幫童黨中，是作為支援的角色。」鄭教授認為，每一幫年輕人都有他們的群體規範（norms），青年動手會得到群體其他成員的認同。反之，若然他們在攻擊過程中離開，則違反了群體規範。另外，這亦反映了青年對暴力的態度。一些參與集體毆鬥的青年只是經朋友互相介紹而認識，本身並不屬於同一群體。他們在毆鬥時搖旗吶喊，顯然不是受到群眾壓力。鄭教授認為青少年未必認為暴力是錯誤的事，反認為借暴力解決問題屬正常不過的邏輯，這彰顯了他們的價值觀。

　　處理不同類型的攻擊者，應該有不同的方法。馮麗姝博士認為，對於「反應型攻擊者」，若老師、家長予以嚴懲，但不解決問題，只會使問題惡化。「若老師分不出攻擊者是反應型，他們通常都會覺得攻擊者的藉口一派胡言。因為攻擊者在襲擊之前，已經曲解了外間訊息，他們只是將這些錯誤的訊息複述一次。久而久之，攻擊者認為老師不諒解他們，他們亦很容易被黑社會招攬，做違法的事。」　　對於「操控型攻擊者」，馮博士強調，不應在群眾面前直斥其非。「暴力對於他們來說，是建立地位的工具。在公眾場合『奚落』他們，只會引來狡辯，並不能令他們信服。」　　阿雞與阿屎早前參與了青協與蘭桂坊扶輪社合辦，名為「生命密碼」的計劃。這個計劃旨在透過學員親身體驗、義工的「身教」，與及社交技巧訓練，改變青年的價值觀，減少他們參與群暴行為。阿雞與阿屎參與了歷奇訓練營，從中訓練社交技巧，並受訓當「犬隻訓練員」，學習照顧犬隻，強化個人的同理心。他們亦參與了「模擬法庭」的活動，透過模擬打官司，明白暴力行為的社會責任。

　　活動的義工之一 Sandy 分享到，初接觸阿雞，感到無從入手。起初也觀察到學員情緒不穩，甚至見過學員打鬥。但相處久了，發現她們其實具好奇心，而且很細心。「我們相識不到三個月，她們已經為我慶祝生日。」　　「那天朋友聚會，阿雞買了生日蛋糕，唱過生日歌以後，阿雞一手拿起紙碟，將一大片蛋糕『掃』在紙碟上。我疑惑為什麼她這樣貪心。她卻跟我說，『這是給你的，我驚你搶不到蛋糕！』阿雞其實比我想像中醒目而且細心。」Sandy 表示。

　　正如馮博士的研究指出，「操控型攻擊者」在Band 1至 Band 3的學校均會找得到，他們可以是心思細密且聰敏的學生，一改大眾以為在較差組別才有暴力學生的觀念。「『操控型攻擊者』通常比較聰明，我更見過有女生是風紀，只是他們將天賦用於欺負別人身上。」信青協與蘭桂坊扶輪社合辦的「生命密碼計劃」，透過各項歷奇活動及社交技巧訓練，讓年輕人重新正視群暴行為。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10 | 時事評論 | By 曹啟樂 2009-03-28

禁毒工作學校獨力難支

　　歌星在日本藏毒被捕，學生吸毒趨年輕化，引發社會高度關注，一眾負責高官或諮詢組織迅速回應，紛紛發表言論及推出措施。如黃仁龍司長領導的青少年毒品小組發表報告，表示禁毒工作以學校角色至為重要，教師接受培訓可執行檢毒任務；禁毒專員指出毒品問題屬全港性，吸毒學生背景呈多樣化；禁毒事務委員會主席贊同學校實施強制性毒品測試。一時間眾口一詞，都指向學校於禁毒工作上應負的責任。

　　早前，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在該局網頁撰文，表示該局已協助學校推行禁毒教育，不在少數，並謂會繼續配合、支持云云。

教師難負測毒重任

　　事實上，學校多年以來，一直配合政府打擊毒禍的政策，試問哪一所學校沒有舉辦過有關講座，在課堂內沒有向學生說明毒品之害？以筆者任教的中學為例，在學生吸毒案件爆發的兩周後，已安排警民關係組代表在早會上闡明學生須知事項，從警方口中亦得知，他們會走訪區內每所中學，向學生解說毒禍。當有懷疑個案時，教師會即時通知校長，視乎情況盡快轉介社工或警方。

　　然而，問題出現了，老師既非專業醫護人員，並不具備相關認知去辨別，乃至跟進個案。如果假設老師參加兩三天的課程，就能夠充當醫護角色，可以分辨精神不振學童是否吸毒，可以親自動手去執行頭髮檢毒測試，懂得判別毒品種類，知悉戒毒方法等，事情未免想得太天真。說得輕點是抬舉了老師，是強他們所難，說得重點是侵犯醫護專業！一般教師被賦予醫護應有的重責，是否合適、公道，又是否帶來實效？

　　誠然，自從教育普及後，教師已不再是教書匠，其功能與角色變得多元化，是輔導員、帶領活動者、環保促進者、升學就業指導員、家長教育員。在人口劇減、縮班殺校危機威脅下，更要撰寫各類計劃、申請撥款方案、對外聯繫、舉辦宣傳推廣活動等。基層教師勉力而辦，身心俱疲，但校內人手沒有增加，新的任務卻接踵而至。筆者認為，一些跨專業的工作是無可避免，而教師經由培訓及經驗累積是可應付的，但始終有一定的限制，也應該要設一個界限，否則對教師、對事主（學生、家長）而言，都是壞事。

鼓勵推一校一醫護

　　十多年前教育界有感普及教育後的學生情緒、行為、學習問題複雜，非教師獨力能應付，於是聯同社福界向當局爭取落實「一校一社工」計劃，終獲成功，之後更因成效顯著而推廣到小學。實行多年以來，教育與社工界默契建立，在預防與根治方面，在個別與小組輔導，以至家長教育方面，提供專業支援。繼而政府推出學習心理學家計劃，雖然不是每間學校均獲分配（大型辦學團體屬下學校數目眾多，能享有此項服務，個別辦學團體要自行組合至特定數目，才獲分配），但服務亦能惠及一定數目學生。這都是成功的先例，其經驗可供「駐校醫護」借鑑。

　　事實上，駐校醫護早已在內地、台灣和日本等地實施，連澳門近年也啟動了（一所九百名學生以內的學校至少獲調配一名護士）。在本港，由理工大學推動的校本護士促進健康計劃亦於少數小學試行，據知成果不俗，這雖然是民間層次醫生、護士與個別辦學團體間的合作，但可證明不同專業足以產生正面的協同效應。

　　近年社會更為關注學童健康問題，例如過胖、營養失衡引致各種病症、少女瘦身潮流、流感肆虐，以至上體育課、實驗課導致的意外等等，由預防到對治，已經偏離了現行學校常規編制教職員所能處理的範疇，「一校一醫護」倘能推行，對學童身心健康定有促進。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所謂「擒賊先擒王」，警方明知毒品來源在內地鄰近地區（如深圳），為何中港雙方不可以加強合作，重力打擊毒販？並於海關設置「抽查」制度，堵截毒源，積極檢控，遏止歪風。以中港警方的能耐，如高調從事有關工作，可收立竿見影之效。費解的是至今未能看到這類行動，有關委員會或主責官員的言論亦少提此事，只強調學校的責任，是否本末倒置，抑或捨難取易，有關方面應有個交代。

　　現在社會有一種趨勢，總視學校教育為解決青少年問題的萬應靈丹，認為教師只須接受培訓，便可化身為各類專家，化解不同問題，這種思維實在於事無補，應予改變！

教育評議會執委




璆琦 2009-03-05 信報

廿一世紀殺人網絡

　　「虛擬世界是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場所，但如何認真對待有點虛無飄渺，立例？很困難！我們認同科技的虛擬性的同時，必須接受虛擬世界已成為真實世界。」──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梁旭明　　衍生這篇文章，源於早前一則「網絡世界殺人事件」。

　　「The world would be a better place without you!」（你消失了，世界會更美好。）MySpace 交友網站一句狠心留言，奪去了一名十三歲少女 Megan Meier 的命。

　　美國一名母親，在女兒和女同學鬧翻後，為替女兒報復，竟在社交網站 MySpace 假扮少年跟 Megan 戀愛，再把她拋棄，Megan 不堪刺激，上吊身亡。外國媒體紛紛以大標題「MySpace Suicide Hoax」（自殺騙局）來報道這悲劇，一個存在於虛擬世界的人物，竟成功在現實世界行兇殺人。

　　洛杉磯聯邦大陪審團破天荒引用原來作為打擊電腦欺詐行為（Web bullying）的法例起訴這名母親，最高可入獄二十年。不過，「罪犯」最後無罪釋放。

　　事件引起各界關注，有人成立 The Megan Meier Foundation，向學校和家長埋手，教育和鼓勵年輕網友避免網絡欺詐行為，甚至建議立例防止事件發生。

　　另外，據報英國一個名不經傳的小鎮 Bridgend，在十三個月內竟有十七名青年自殺身亡，不少死者是社交網站 Bebo 的登記用戶。英國警方曾懷疑那批年輕事主為了追求在網上「永生」，試圖相繼模仿友人自殺，以獲其他網友為他們設立紀念網頁（death networking）。

　　網絡力量的驚人威力，可能很多先知都預測不到！

　　虛擬世界的力量不能小覷，君不見隔一段時間便有「機迷」在玩 online game 期間被「網絡文雀」偷走武器而輕生！到底，是青少年意志薄弱，還是這股來自虛擬世界的拉力太強呢？

　　互聯網橫空降世以來，世上就愈來愈多御宅族。活躍在虛擬世界的溫室少年，狂玩「模擬人生」。

　　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網絡的出現、交友群族網如 ICQ、MSN、MySpace、Facebook 層出不窮，令網絡友誼像無機生物一樣繁衍，這神奇的特點令一班從來未見過面（或者根本不存在）的人，互相滲入對方的生活。只需一個電子郵件地址就可註冊，你就可以建立一個網絡形象。黃夏蕙可以叫自己做李嘉欣；八両金隨時是香港情聖。

網上情聖擁三「女友」

　　「年輕一族的感情交流都喜在網絡玩樂氣氛中宣洩，減少與非遊戲族類（如家人）真正的『交心』，人與人的關係困在封閉空間。」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梁旭明談到網絡文化對年輕人影響時如是說。

　　阿傑（十五歲），自詡為「電車版金城武」，網齡三年，每日至少花十小時上網。現實世界從沒戀愛經驗的他，在網絡世界卻是個情聖，同時間擁有三個「女友」。

　　阿傑指自己朋友不多，平時很少說話，但他在 Facebook 就非常「有面」，有近六百個「朋友」，大部分都是素未謀面的。網絡交友網站，正好給予像阿傑這種有迴避型人格障礙又沒自信的人士一個避難所。

　　《經濟學人》日前發表了一篇有關 Facebook 的調查報告，指出雖然平均每一個用戶有一百二十個「朋友」，但當中女用戶只有六個「朋友」保持經常溝通，而男性更只有四位「真正朋友」。Facebook 看似擴闊了使用者的社交網絡，但原來大部分都是霧水情緣。更甚的時，當 Facebook 可以使人與那四至六個經常往來的朋友溝通聯絡，還會讓人有動力去約會和朋友見面嗎？

　　「我覺得自己好似對網絡產生依賴症，試過裝病、逃學，躲在家打機上網，有時情緒會很激動。有試過幾日冇講嘢，之後覺得自己好似啞咗。」阿傑說，在網絡上與朋輩，甚至陌生人可以暢所欲言；但回到現實世界，他們與雙親或師長卻相對無言。

　　這是廿一世紀青少年電車族的寫照。梁旭明認為，沉迷上網，會令青少年交流緩慢，甚至恐懼直接對話，就像阿傑的例子。

　　對於這股網絡新勢力，梁旭明特別點出兩個值得注意的現象。第一，科技令人與人溝通時，需要透過中介媒體輔助，例如發手機短訊、玩 Facebook，令現實的關係變得疏離，說話全變成了文字；第二，科技改變了青少年的社交活動性質，例如在快餐店內，經常看到一班青少年相約打連線遊戲機，身體親近，但缺乏溝通。

　　「Facebook、MSN 都在營造一種 cutie culture，你不開心我送你一盆花，笑就打：>。人與人之間感情的交流，全部由玩票中宣洩，甚至將自己幼稚化。虛擬與現實的關係愈來愈糢糊，但現實生活與虛擬世界的解決問題方式不同，令人心理愈來愈變得脆弱。」梁旭明說。

36萬「迷網」一族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聯同多個團體在2月中，訪問了三千九百三十五名十至十八歲青少年，了解他們的上網習慣。結果顯示有大概35％的受訪者有上網成癮的徵狀，15.5％的受訪者沒有上網時更不能集中精神，情緒欠佳及精神暴躁。

　　其中，沉迷網絡遊戲是上網成癮的一個很大原因。打機成癮至欲罷不能的個案，也成為了社工眼中嚴重的青少年問題。

　　精神病醫生丁錫全認為：「網絡遊戲對青少年影響十分深遠，問題值得正視。沉迷上網會令青少年朋友在成長以後，容易出現各種精神問題，如因自卑而產生抑鬱症，甚至有可能自殺。」　　E culture有多厲害？去年繼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 Facebook 開帳戶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也創下中共最高領導人紀錄，與網友進行了交流。胡主席坦言，互聯網是了解民情、滙聚民智的一個重要渠道。

　　「網絡文化已把人的價值觀、思維和邏輯都改變，你認同不認同都好，都得承認虛擬世界是需要認真對待的場所，也必須接受虛擬世界現實化，或現實世界虛擬化！」梁旭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