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g Pao Daily News
P08 | 副刊世紀 | 周日的詩 | By 廖偉棠 2010-01-31
宇宙大苦行詩
——1 月16 日，香港反高鐵人民在立法會即將通過高鐵撥款表決之時，發起萬人宇宙大苦行、包圍立法會，悲且壯，詩以記之。
1 熔岩漸漸流緩、變黑，我們拖熔岩走路。
宇宙在苦行
一萬人在轉，因為腳下星也轉不因愚政而停止。
金剛攀上了立法會不作獅吼，只結一個寂靜手印。正義女神依然蒙眼他們相愛進入高空凜冽高空還有銀河。
我們匍匐在冰冷瀝青上雙膝護住地底一團火。
青色火，燒成一條悲傷的蛇鬼卒們的離魂如尺蠖去追，總追不。
戰城南、死城北，精衛不再填海，裸身走在立法會肥議員們染了一身幽寒。
宇宙在苦行
席捲了世間狼藉酒杯。
2 它如一株巨樹，高舉全身花瓣，在黑暗中攀緣吞沒奮戰於子夜的人和獸，湧上上亞厘畢道、翻下昃臣道。
這夜，我擁護地心說。
是宇宙在敲鼓、在胡旋、在二十六步一跪拜、攥緊手中穀，是它突然奮起如日冕、兀而俯身如星雲，全身的枝葉垂下、包裹一個小村。
再無所謂高官與碩鼠的齗齗，光流布了路砂的細隙它要回它施予的一切準備一場豐收宴。
我們如勞農作歌，高空還有銀河。
宇宙在苦行
為了一個老婦人的念叨，
她和它相依為命已經八十年仍將延續數億光年。
為她暫寐，我撚熄這顆小星。
2010年1月31日 星期日
香港殖民生活的「冷經驗
Ming Pao Daily News
D06 | 世紀 | 世紀．Local Discourse | By 呂大樂 2010-01-25
Highlight Keywords
香港殖民生活的「冷經驗」
文╱呂大樂新力量網絡主席、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編按：2009 年末，深港高鐵興建與五區請辭論爭，引發關於「中港融合」、「一國兩制下的議政民主」、「規劃民主」等本土議題，也引來官方和輿論提出「要處理香港社會存在深層次矛盾」的說法。今明兩天，世紀版將刊載學者呂大樂和孔誥烽的分析文章，合為一小專輯，探究此種「矛盾」的歷史、社會結構根源。文章皆同於《本土論述2009》發表，這部年度期刊延續去年社會上幾場重要辯論，以殖民地秩序為框架，檢視抗爭、身分、教育等議事面向；以及另闢香港、中國視野、「八十後」等時下專題。
呂氏於下文指出，近年興起的保育運動與他所屬世代的生活經驗未能相交，他梳理冷感生成的殖民管治、國共意識形態相爭背景。
情似乎是這樣：對於香港的文化、文物、建築，年輕一輩顯然比較我所屬的一代人更有感情。
對此我是感到好奇的。但這不表示我會懷疑他們那份感情與熱誠；對文化文物的感情，基本上沒有必要跟個人的年齡成正比例。我甚至認為，這不是年齡的問題，而是不同的生命歷程所產生不一樣經歷的結果。
舉一個例，對於保育景賢里一事，我便自問很難對該建築物講出一些什麼感覺，更遑論記憶、感情。對於景賢里，我只有一些印象，依稀記得在中學時期偶有乘坐公共汽車經過它的大門，瞬間一瞥，只覺重門深鎖，估計是富貴人家的大宅。所謂印象，就僅此而已。當聽到提出要保育景賢里的要求時，雖然明白那些主張保護文化文物的社會人士那份焦急與期望，但在我個人方面則沒有共鳴，難以投入。上述情並不限於景賢里這個個案。現時偶然聽到一些有關文化文物保育的意見或建議，都會感到與倡議者之間存在一定的距離。
疏離感殖民霸權的裂縫
而我相信，我有這樣的感覺並非一個特殊例子。身邊的朋友間中也會表達一些類似的意見，只是很奇怪的，這種略有保留的態度一直沒有機會在公眾空間裏受到注意，成為議程的一部分。在公眾空間裏所進行的激烈辯論很快便將社會上的意見歸納為正反兩大陣營，而中間那種模稜兩可的態度很快便被看為無所謂、沒有看法或無意見，而沒進一步深究。可以想像，這一種模稜兩可的態度並不會在爭議中引人注意；在兩種主張對峙的情下，這種沒有強烈反應的態度很容易被誤解為冷感或不關心。
但其實在沒有強烈反應背後的那種模稜兩可的態度，很大程度上是某種殖民經驗的表現。它既是殖民管治所帶來的後果，同時也是當時在那政治、經濟、文化環境下生活的被殖民者對殖民制度的回應。可以這樣說，這種模稜兩可，對殖民文化文物沒有強烈反應的態度，反映出當時殖民政府在建立管治霸權時並未有徹底地令被殖民者完完全全歸順， 在政治及文化控制上存在一些裂縫，給後者可以跟建制保持一定距離的空間，沒有真正融入殖民制度裏面。上述的那種態度是在殖民霸權的裂縫中衍生出來的，面對殖民政府它表現為陽奉陰違，在日常生活裏則表現為與建制的低度接觸。它是一種消極的抵抗。
近期不少有關殖民時代香港社會的研究，均強調殖民者與華人社會（尤其是那些為殖民政府服務，而從中取得好處的一群）之間的協力關係。儘管殖民主義是一種壓迫被殖民者的制度，但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也可以存在利益交換關係。當然，並不是每一個階級均可以取得相同的利益：買辦與一般市民大眾之間的差異肯定是十分明顯的。但同樣可以肯定的是，在殖民制度——至少以香港的經驗而言——底下，也不見得就只有壓迫的一面。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關係微妙。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對一般民眾來說，他們對殖民政府的態度也是頗為複雜的。他們在殖民地生活或可免於內地動盪的政治環境對個人所帶來的種種影響，讓他們在並不平等的制度底下仍可支配自己的命運。可是，殖民制度中的種種細節又確實經常令被殖民者感到渾身不舒服。
曾幾何時，在很多華人眼中，英國人高高在上。在六七十年代民間普遍流行一種說法，就是一些在英國老家不怎樣的外籍人士，來到香港亦可以當上一官半職或在洋行做可以話事的。現實是否如此，暫且不必深究。作為在民間廣泛流傳的一種想法，這已足以說明華人對殖民地及殖民者的主觀感受。所謂香港乃華洋共處之地，其實沒有清楚說明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存在一種怎樣的關係。而滲透於日常生活中不同環節的，由學校課程（如語文學習的安排、對中史課的「小心處理」等）到平日跟政府的接觸（如七十年代中期以前，到公共屋的辦事處交租也會有一種踏足衙門的感覺，而當年好些初級公務員接待市民的態度，亦令人很不舒服），都經常會提醒民眾，香港是一處殖民地。我相信，這是在殖民地生活的經驗的特點之一：一份疏離感。
第三類選擇漸成主流
上面所提到市民的消極抵抗跟這份疏離感是有關聯的。
必須說明，這並不等於說他們無時無刻不想顛覆殖民制度。在香港作為殖民地的百多年歷史中，當然存在反殖民地的情緒，但反殖民地作為一項政治工程──包括有組織地進行政治顛覆，宣揚針對殖民主義的國族主義思想，嘗試推翻殖民政府，並有打算通過解放殖民地而另立新的政權──基本上從來不是政治現實的一部分。在香港實踐民族主義，最終出路似乎是回國服務（或應說是參與一個以中國為主體的政治計劃），而不是在此「借來的地方」跟殖民政府進行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在沒有一個以推翻殖民政權為目標的政治工程的情下，抗拒殖民地的情緒表現為跟殖民體制核心保持距離。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以前（大致上可以「四人幫」倒台為分界），於香港社會的主流制度以外，存在親中共及親國民黨的兩大陣營。它們的存在直接及間接地為民眾跟殖民體制保持距離提供了社會基礎。直接是指它們是殖民管治下自成一體的社會系統，讓不少人可以減少參與殖民體制；間接是指它也刺激了一個獨立於國共政治的民間社會系統的形成。
上述兩大政治陣營長期在港有高度組織化的活動，一直以來都是國共之間的政治鬥爭的伸延。它們各自形成一個體系，很大程度上自給自足（由個別學校到整個升學系統、個別企業到整個就業系統、出版文化刊物、舉辦文化藝術活動到成立足球隊及其他體育運動隊伍等），曾經有過一段時期足以令參與其中的人士沒有需要跟主流的社會制度扯上密切的關係，亦可以在這個微型世界中過跟其他人沒有太不一樣的（撇開政治內容）生活。這兩大陣營在香港活動各有其政治任務，要爭取群眾。兩陣對峙，給香港社會帶來了一個頗為活躍的（意見經常不一致的）文化空間，各自開拓地盤，嘗試拉攏支持者或團結可以爭取的群眾。而殖民政府似乎亦樂於見到這兩股政治力量互相牽制，不至於出現一方面獨大的現象。更有趣的是，當時很多人因為以前經歷過內戰及1949 年前後各種政治動亂而不想自己的生活再受到國共政治鬥爭所牽連，所以自覺與這兩大陣營無涉（在這個意義上，儘管殖民體制令人難以投入，它又的確是在國共陣營以外的一種選擇。六七暴動之後，再加上經濟起飛，在體制內尋求個人發展的機會增加，這就更強化了市民對進入這個制度的取向），因此那些以中立或獨立自居，不依附於國共其中一方的「第三類選擇」有一定的「市場」，並以此定位而得到支持。而後來自七十年代中期，一般市民大眾所指為「本地的」，很大程度上是指這些有別於國共兩大陣營的「第三類選擇」。當「第三類選擇」逐漸壯大，同時如前面所提及經濟快速發展，一般家庭的生活有所改善，再加上後來殖民政府改變施政，進行改革，國共兩大陣營因而被邊緣化，殖民體制才漸漸成為社會主流，而民眾那種疏離的感覺才慢慢起了變化。
保育與民間回憶何干？
我想指出的是，對殖民體制在政治、文化上的疏離，並沒有成為本地華人社會發展的絆腳石。國共陣營與「第三類選擇」之間的互動，形成了一種自由、沒有拘束、經常出現相反意見的社會文化環境。這本來只是殖民政府用以平衡國共勢力的政治手段，卻有意無意中促成了一個香港特色的民間社會。這樣說並非全面否定殖民體制本身的正面作用；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它給市民提供了一個生活的框架——一套不一定公平和合理的遊戲規則，但卻是有穩定的規則可依，並在沒有需要捲入政治的情下，能夠從中找到改善生活的方法。一般市民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裏找到支配自己命運的可能性，並開始視香港為安身之地。往後的已成為歷史。
今天我們事後對港英殖民管治的態度與評價，會加入了很多七十年代中期之後才出現的元素，也因此而對它有另一番想像。
但對曾經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前的殖民香港生活的港人來說，這種想像有其界限。如果老房子能夠勾起一些回憶，那主要是殖民時代的民間生活，而不是與殖民制度的接觸。殖民只是歷史背景，是那個時代的年份。
在很多人眼中，重視自己身處的社會的歷史，乃理所當然。作為一種態度、要求，這或者是沒有必要討論的。但作為建基於社會狀分析之上的一種主張，我們需要理解為何有不少人不會有太多感情投入，同時也不會有強烈反應和意見。他們冷淡的反應其實是向倡議者提出了一個疑問：究竟這樣的保育跟他們的經歷扣上怎樣的關係？未有充分回答這個問題，便很難令他們對議題感興趣，更遑論積極回應了。
書名：《本土論述2009：香港的市民抗爭與殖民地秩序》
編者：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新力量網絡
作者：夏鑄九、郭恩慈、王永平、谷淑美、朱凱迪、潘毅等
出版：漫遊者文化
D06 | 世紀 | 世紀．Local Discourse | By 呂大樂 2010-01-25
Highlight Keywords
香港殖民生活的「冷經驗」
文╱呂大樂新力量網絡主席、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編按：2009 年末，深港高鐵興建與五區請辭論爭，引發關於「中港融合」、「一國兩制下的議政民主」、「規劃民主」等本土議題，也引來官方和輿論提出「要處理香港社會存在深層次矛盾」的說法。今明兩天，世紀版將刊載學者呂大樂和孔誥烽的分析文章，合為一小專輯，探究此種「矛盾」的歷史、社會結構根源。文章皆同於《本土論述2009》發表，這部年度期刊延續去年社會上幾場重要辯論，以殖民地秩序為框架，檢視抗爭、身分、教育等議事面向；以及另闢香港、中國視野、「八十後」等時下專題。
呂氏於下文指出，近年興起的保育運動與他所屬世代的生活經驗未能相交，他梳理冷感生成的殖民管治、國共意識形態相爭背景。
情似乎是這樣：對於香港的文化、文物、建築，年輕一輩顯然比較我所屬的一代人更有感情。
對此我是感到好奇的。但這不表示我會懷疑他們那份感情與熱誠；對文化文物的感情，基本上沒有必要跟個人的年齡成正比例。我甚至認為，這不是年齡的問題，而是不同的生命歷程所產生不一樣經歷的結果。
舉一個例，對於保育景賢里一事，我便自問很難對該建築物講出一些什麼感覺，更遑論記憶、感情。對於景賢里，我只有一些印象，依稀記得在中學時期偶有乘坐公共汽車經過它的大門，瞬間一瞥，只覺重門深鎖，估計是富貴人家的大宅。所謂印象，就僅此而已。當聽到提出要保育景賢里的要求時，雖然明白那些主張保護文化文物的社會人士那份焦急與期望，但在我個人方面則沒有共鳴，難以投入。上述情並不限於景賢里這個個案。現時偶然聽到一些有關文化文物保育的意見或建議，都會感到與倡議者之間存在一定的距離。
疏離感殖民霸權的裂縫
而我相信，我有這樣的感覺並非一個特殊例子。身邊的朋友間中也會表達一些類似的意見，只是很奇怪的，這種略有保留的態度一直沒有機會在公眾空間裏受到注意，成為議程的一部分。在公眾空間裏所進行的激烈辯論很快便將社會上的意見歸納為正反兩大陣營，而中間那種模稜兩可的態度很快便被看為無所謂、沒有看法或無意見，而沒進一步深究。可以想像，這一種模稜兩可的態度並不會在爭議中引人注意；在兩種主張對峙的情下，這種沒有強烈反應的態度很容易被誤解為冷感或不關心。
但其實在沒有強烈反應背後的那種模稜兩可的態度，很大程度上是某種殖民經驗的表現。它既是殖民管治所帶來的後果，同時也是當時在那政治、經濟、文化環境下生活的被殖民者對殖民制度的回應。可以這樣說，這種模稜兩可，對殖民文化文物沒有強烈反應的態度，反映出當時殖民政府在建立管治霸權時並未有徹底地令被殖民者完完全全歸順， 在政治及文化控制上存在一些裂縫，給後者可以跟建制保持一定距離的空間，沒有真正融入殖民制度裏面。上述的那種態度是在殖民霸權的裂縫中衍生出來的，面對殖民政府它表現為陽奉陰違，在日常生活裏則表現為與建制的低度接觸。它是一種消極的抵抗。
近期不少有關殖民時代香港社會的研究，均強調殖民者與華人社會（尤其是那些為殖民政府服務，而從中取得好處的一群）之間的協力關係。儘管殖民主義是一種壓迫被殖民者的制度，但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也可以存在利益交換關係。當然，並不是每一個階級均可以取得相同的利益：買辦與一般市民大眾之間的差異肯定是十分明顯的。但同樣可以肯定的是，在殖民制度——至少以香港的經驗而言——底下，也不見得就只有壓迫的一面。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關係微妙。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對一般民眾來說，他們對殖民政府的態度也是頗為複雜的。他們在殖民地生活或可免於內地動盪的政治環境對個人所帶來的種種影響，讓他們在並不平等的制度底下仍可支配自己的命運。可是，殖民制度中的種種細節又確實經常令被殖民者感到渾身不舒服。
曾幾何時，在很多華人眼中，英國人高高在上。在六七十年代民間普遍流行一種說法，就是一些在英國老家不怎樣的外籍人士，來到香港亦可以當上一官半職或在洋行做可以話事的。現實是否如此，暫且不必深究。作為在民間廣泛流傳的一種想法，這已足以說明華人對殖民地及殖民者的主觀感受。所謂香港乃華洋共處之地，其實沒有清楚說明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存在一種怎樣的關係。而滲透於日常生活中不同環節的，由學校課程（如語文學習的安排、對中史課的「小心處理」等）到平日跟政府的接觸（如七十年代中期以前，到公共屋的辦事處交租也會有一種踏足衙門的感覺，而當年好些初級公務員接待市民的態度，亦令人很不舒服），都經常會提醒民眾，香港是一處殖民地。我相信，這是在殖民地生活的經驗的特點之一：一份疏離感。
第三類選擇漸成主流
上面所提到市民的消極抵抗跟這份疏離感是有關聯的。
必須說明，這並不等於說他們無時無刻不想顛覆殖民制度。在香港作為殖民地的百多年歷史中，當然存在反殖民地的情緒，但反殖民地作為一項政治工程──包括有組織地進行政治顛覆，宣揚針對殖民主義的國族主義思想，嘗試推翻殖民政府，並有打算通過解放殖民地而另立新的政權──基本上從來不是政治現實的一部分。在香港實踐民族主義，最終出路似乎是回國服務（或應說是參與一個以中國為主體的政治計劃），而不是在此「借來的地方」跟殖民政府進行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在沒有一個以推翻殖民政權為目標的政治工程的情下，抗拒殖民地的情緒表現為跟殖民體制核心保持距離。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以前（大致上可以「四人幫」倒台為分界），於香港社會的主流制度以外，存在親中共及親國民黨的兩大陣營。它們的存在直接及間接地為民眾跟殖民體制保持距離提供了社會基礎。直接是指它們是殖民管治下自成一體的社會系統，讓不少人可以減少參與殖民體制；間接是指它也刺激了一個獨立於國共政治的民間社會系統的形成。
上述兩大政治陣營長期在港有高度組織化的活動，一直以來都是國共之間的政治鬥爭的伸延。它們各自形成一個體系，很大程度上自給自足（由個別學校到整個升學系統、個別企業到整個就業系統、出版文化刊物、舉辦文化藝術活動到成立足球隊及其他體育運動隊伍等），曾經有過一段時期足以令參與其中的人士沒有需要跟主流的社會制度扯上密切的關係，亦可以在這個微型世界中過跟其他人沒有太不一樣的（撇開政治內容）生活。這兩大陣營在香港活動各有其政治任務，要爭取群眾。兩陣對峙，給香港社會帶來了一個頗為活躍的（意見經常不一致的）文化空間，各自開拓地盤，嘗試拉攏支持者或團結可以爭取的群眾。而殖民政府似乎亦樂於見到這兩股政治力量互相牽制，不至於出現一方面獨大的現象。更有趣的是，當時很多人因為以前經歷過內戰及1949 年前後各種政治動亂而不想自己的生活再受到國共政治鬥爭所牽連，所以自覺與這兩大陣營無涉（在這個意義上，儘管殖民體制令人難以投入，它又的確是在國共陣營以外的一種選擇。六七暴動之後，再加上經濟起飛，在體制內尋求個人發展的機會增加，這就更強化了市民對進入這個制度的取向），因此那些以中立或獨立自居，不依附於國共其中一方的「第三類選擇」有一定的「市場」，並以此定位而得到支持。而後來自七十年代中期，一般市民大眾所指為「本地的」，很大程度上是指這些有別於國共兩大陣營的「第三類選擇」。當「第三類選擇」逐漸壯大，同時如前面所提及經濟快速發展，一般家庭的生活有所改善，再加上後來殖民政府改變施政，進行改革，國共兩大陣營因而被邊緣化，殖民體制才漸漸成為社會主流，而民眾那種疏離的感覺才慢慢起了變化。
保育與民間回憶何干？
我想指出的是，對殖民體制在政治、文化上的疏離，並沒有成為本地華人社會發展的絆腳石。國共陣營與「第三類選擇」之間的互動，形成了一種自由、沒有拘束、經常出現相反意見的社會文化環境。這本來只是殖民政府用以平衡國共勢力的政治手段，卻有意無意中促成了一個香港特色的民間社會。這樣說並非全面否定殖民體制本身的正面作用；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它給市民提供了一個生活的框架——一套不一定公平和合理的遊戲規則，但卻是有穩定的規則可依，並在沒有需要捲入政治的情下，能夠從中找到改善生活的方法。一般市民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裏找到支配自己命運的可能性，並開始視香港為安身之地。往後的已成為歷史。
今天我們事後對港英殖民管治的態度與評價，會加入了很多七十年代中期之後才出現的元素，也因此而對它有另一番想像。
但對曾經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前的殖民香港生活的港人來說，這種想像有其界限。如果老房子能夠勾起一些回憶，那主要是殖民時代的民間生活，而不是與殖民制度的接觸。殖民只是歷史背景，是那個時代的年份。
在很多人眼中，重視自己身處的社會的歷史，乃理所當然。作為一種態度、要求，這或者是沒有必要討論的。但作為建基於社會狀分析之上的一種主張，我們需要理解為何有不少人不會有太多感情投入，同時也不會有強烈反應和意見。他們冷淡的反應其實是向倡議者提出了一個疑問：究竟這樣的保育跟他們的經歷扣上怎樣的關係？未有充分回答這個問題，便很難令他們對議題感興趣，更遑論積極回應了。
書名：《本土論述2009：香港的市民抗爭與殖民地秩序》
編者：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新力量網絡
作者：夏鑄九、郭恩慈、王永平、谷淑美、朱凱迪、潘毅等
出版：漫遊者文化
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13 | 時事評論 | 新思維網絡 | By 呂大樂 2010-01-19
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
我會承認自己思想保守。如果「反高鐵」的圍堵行動也不算是衝擊立法會，而整個過程也只不過是另一種和平的抗爭，那我相信我們已經改變了一貫對社會秩序的定義與理解。衝擊立法會的做法是超出了和平抗爭的範圍，而對於這種鬥爭的手段，我不表贊同。
讀者可以批評我這一類人對議會政治抱一份愚忠，竟然可以接受在一個不公義的制底下，玩少數服從多數的遊戲。在批評者眼中的愚忠，我視之為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假如今天我們可以接受以真民主之名，來衝擊被視為不代表民意的立法議會，他朝到另一種主張的群眾舞動他們的政治旗幟，來圍堵一個由民主派（或自己所支持的政黨）取得多數的議會時，我們便無話可說。規範與秩序並不只是一方的壓迫工具，它同時也保障到另一方。它不單只會束縛我們，而是也可限制反對我們的人。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大家都要付出很大代價。
以民主程序追求民主
我當然明白，對很多人來說，在短期之內，根本不會出現民主派執政而受它的反對者所衝擊的可能性（因為我們的選舉制度難以產生這樣的議席分配），所以，也就沒有需要諸多顧忌。而在他們眼中，目的可以令一切手段都變得合理，既然目標正義，那就不必拘泥於什麼規範、倫理了。對於上述意見，我要強調：不顧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最後一定不會達到大家共同追求的真民主。追求真民主的人，既以民主過程來爭取達成目標，亦接受民主程序、規範對自己的約束。就算特區政府如何令人討厭，我們也不可以因此放棄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
我也聽到一種意見，表示圍堵立法會的行動，百分之九十八的時間是快樂及和平的抗爭，只有少部分人會較為衝動，嘗試一些較多衝撞的動作。而電子新聞所看見的鏡頭，是傳媒的誇大與扭曲，並不反映整個行動的全貌。持這種看法的參與者視整個過程只是個人表達情緒與意見的過程，因此也不怎在意社會大眾對事件的回應。但現實是，社會大眾不會區分那百分之九十八與另外的百分之二。更重要的是，就算整個行動自稱不以嚴謹組織為特色，大眾也不會因此而覺得那百分之二的額外動作或部分人士一時衝動的舉動，與大會無關。現實世界很殘酷，只要新聞鏡頭所見的情況並非虛構，社會便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假如大會不阻止所謂一時衝動的爆發，也就基本上認同了這種行動。
鼓掌沒有成本
參與者會問：既然如此，那為什麼社會輿論（有明顯政治立場的除外）並沒有紛紛出言譴責？現在我們所見到的「輿論真空期」，不是因為廣大市民一致支持圍堵立法會的行動，而是特區政府民望低落，暫時沒有社會力量會願意站在它的一方。特區政府的政治孤立狀態，令輿論未有必要表態。但這並不等於它們對行動沒有看法。它們知道特區政府持續弱勢，反對行動一定會走向升級，只要爆發暴力衝突，便可改變輿論的導向，界定行動為非理性的反社會破壞行為。
或者參與者會追問：那為什麼社會輿論都讚美所謂「八十後」或「自發網民」的一番熱誠與理想呢？我想那恐怕只反映出近年香港人都變得偽善了。很多對年輕參與者的讚賞的背後，其實都留有一手，並沒有完全肯定行動的形式。我當然不會排除很多讚賞出於一種欣賞，但更多恐怕是借年輕人的理想主義去批評特區政府。而這些鼓掌的聲音其實沒有成本，當行動過了火位的時候，他們毋須承擔後果，反而事後可以參與指摘，怪責參與者不知分寸。有時候，我覺得發出這些廉價鼓掌聲的只是將參與者推向過激行動的邊緣，而不是真正分擔風險的同路人。
組織者須交代行動
最後，問題是：不再採取和平行動又如何？作為一種選擇，這當然只有參與者才能決定。只要說得清清楚楚，讓所有參與者都知道其中意義，並且願意?擔後果，旁人沒有必要干預。事實上，在未來的行動中，參與者的成本或風險是會增加的。經過圍堵立法會之後，特區政府及警方均很難繼續以同樣方式來維持秩序。
他們的壓力來自兩方面：一是持另一種意見的市民會認為市中心秩序失控而警員未能有效執法，需要交代；二是警隊內部也必然有意見認為長期如此下去，前線警員將難以判斷如何執法。兩種壓力均會促使有關當局要向參與行動的群眾發出信息（例如事後發出告票），使他們知道日後若然公然移動鐵碼、衝擊現場都不可能是全無風險的行動。可以想像，在「輿論真空期」過去之後，行動的風險將會是另一種狀況。關於這一點，組織者一定早就心中有數，亦早有準備。
筆者指出存在風險這一點，並非想打擊行動，而是所有行動組織者都有責任向參與者交代清楚。最終是否行動，如何行動，組織者與參與者自有他們的想法，一力承擔。作為結語，只想一再強調，衝擊立法會含意深遠，不是隨便一句說只是要求官員出來對話，便可自圓其說。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四代香港人》一書作者
P13 | 時事評論 | 新思維網絡 | By 呂大樂 2010-01-19
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
我會承認自己思想保守。如果「反高鐵」的圍堵行動也不算是衝擊立法會，而整個過程也只不過是另一種和平的抗爭，那我相信我們已經改變了一貫對社會秩序的定義與理解。衝擊立法會的做法是超出了和平抗爭的範圍，而對於這種鬥爭的手段，我不表贊同。
讀者可以批評我這一類人對議會政治抱一份愚忠，竟然可以接受在一個不公義的制底下，玩少數服從多數的遊戲。在批評者眼中的愚忠，我視之為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假如今天我們可以接受以真民主之名，來衝擊被視為不代表民意的立法議會，他朝到另一種主張的群眾舞動他們的政治旗幟，來圍堵一個由民主派（或自己所支持的政黨）取得多數的議會時，我們便無話可說。規範與秩序並不只是一方的壓迫工具，它同時也保障到另一方。它不單只會束縛我們，而是也可限制反對我們的人。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大家都要付出很大代價。
以民主程序追求民主
我當然明白，對很多人來說，在短期之內，根本不會出現民主派執政而受它的反對者所衝擊的可能性（因為我們的選舉制度難以產生這樣的議席分配），所以，也就沒有需要諸多顧忌。而在他們眼中，目的可以令一切手段都變得合理，既然目標正義，那就不必拘泥於什麼規範、倫理了。對於上述意見，我要強調：不顧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最後一定不會達到大家共同追求的真民主。追求真民主的人，既以民主過程來爭取達成目標，亦接受民主程序、規範對自己的約束。就算特區政府如何令人討厭，我們也不可以因此放棄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
我也聽到一種意見，表示圍堵立法會的行動，百分之九十八的時間是快樂及和平的抗爭，只有少部分人會較為衝動，嘗試一些較多衝撞的動作。而電子新聞所看見的鏡頭，是傳媒的誇大與扭曲，並不反映整個行動的全貌。持這種看法的參與者視整個過程只是個人表達情緒與意見的過程，因此也不怎在意社會大眾對事件的回應。但現實是，社會大眾不會區分那百分之九十八與另外的百分之二。更重要的是，就算整個行動自稱不以嚴謹組織為特色，大眾也不會因此而覺得那百分之二的額外動作或部分人士一時衝動的舉動，與大會無關。現實世界很殘酷，只要新聞鏡頭所見的情況並非虛構，社會便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假如大會不阻止所謂一時衝動的爆發，也就基本上認同了這種行動。
鼓掌沒有成本
參與者會問：既然如此，那為什麼社會輿論（有明顯政治立場的除外）並沒有紛紛出言譴責？現在我們所見到的「輿論真空期」，不是因為廣大市民一致支持圍堵立法會的行動，而是特區政府民望低落，暫時沒有社會力量會願意站在它的一方。特區政府的政治孤立狀態，令輿論未有必要表態。但這並不等於它們對行動沒有看法。它們知道特區政府持續弱勢，反對行動一定會走向升級，只要爆發暴力衝突，便可改變輿論的導向，界定行動為非理性的反社會破壞行為。
或者參與者會追問：那為什麼社會輿論都讚美所謂「八十後」或「自發網民」的一番熱誠與理想呢？我想那恐怕只反映出近年香港人都變得偽善了。很多對年輕參與者的讚賞的背後，其實都留有一手，並沒有完全肯定行動的形式。我當然不會排除很多讚賞出於一種欣賞，但更多恐怕是借年輕人的理想主義去批評特區政府。而這些鼓掌的聲音其實沒有成本，當行動過了火位的時候，他們毋須承擔後果，反而事後可以參與指摘，怪責參與者不知分寸。有時候，我覺得發出這些廉價鼓掌聲的只是將參與者推向過激行動的邊緣，而不是真正分擔風險的同路人。
組織者須交代行動
最後，問題是：不再採取和平行動又如何？作為一種選擇，這當然只有參與者才能決定。只要說得清清楚楚，讓所有參與者都知道其中意義，並且願意?擔後果，旁人沒有必要干預。事實上，在未來的行動中，參與者的成本或風險是會增加的。經過圍堵立法會之後，特區政府及警方均很難繼續以同樣方式來維持秩序。
他們的壓力來自兩方面：一是持另一種意見的市民會認為市中心秩序失控而警員未能有效執法，需要交代；二是警隊內部也必然有意見認為長期如此下去，前線警員將難以判斷如何執法。兩種壓力均會促使有關當局要向參與行動的群眾發出信息（例如事後發出告票），使他們知道日後若然公然移動鐵碼、衝擊現場都不可能是全無風險的行動。可以想像，在「輿論真空期」過去之後，行動的風險將會是另一種狀況。關於這一點，組織者一定早就心中有數，亦早有準備。
筆者指出存在風險這一點，並非想打擊行動，而是所有行動組織者都有責任向參與者交代清楚。最終是否行動，如何行動，組織者與參與者自有他們的想法，一力承擔。作為結語，只想一再強調，衝擊立法會含意深遠，不是隨便一句說只是要求官員出來對話，便可自圓其說。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四代香港人》一書作者
反抹黑起義
Ming Pao Daily News
P01 | 星期日生活 | By 葉輝 2010-01-31
Highlight Keywords
反抹黑起義
文葉輝母難之日，正值「左蠢」鋪天蓋地抹黑「起義」兩字之日，深感「左蠢」對「5 區總辭」的口號「全民起義」作出種種說法，不通不達，便先後在facebook 寫了4 段文字，指出「革命」與「起義」早已出現了「詞義轉移」，按前文後理，根本就不是「左蠢」所謂的「流血政變」、「發動武裝革命」、「為正義起兵」這等意思，網友對4 段文字頗有迴響，對我的「釋義」加以通達的祝福，通達就是通情達理，那才不會像「左蠢」那樣，對早已變通的詞義死抱「原教旨主義」。
文章起義： 起一義以發其凡
在Facebook 張貼第一段文字說： 很奇怪， 靠「起義」起家的老人家為什麼忽然對「起義」兩字憤怒起來？為什麼忽然害怕「起義」？ 「起義」是什麼？讀點書吧， 「起義」至少有兩義：
其一是為正義而起兵，孫中山起義，毛澤東、鄧小平也起義，有種種「起義」，才有今日的新中國，那是對腐敗的政權「造反」；其二是寫文章時起一義以發其凡（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乃有「生活起義」、「時尚起義」、「戀愛起義」，而「起義時刻」不過是遊戲，有這樣那樣的「起義」，人生才不會悶死，那是對死氣沉沉的人生「造反」。
切勿像「左蠢」那樣「望文生義」，查查字典吧，據內地通行的網上詞典《漢典》， 「起義」條有以下3 種解釋：
（1）仗義起兵。唐人劉餗《隋唐嘉話》卷上：「平陽公主聞高祖起義太原，乃於鄠司竹園招集亡命以迎軍，時謂之娘子兵。」
（2）指軍隊反正，以從義師。周立波《暴風驟雨》第二部二六： 「蕭隊長接說道： 『中央軍』插翅也飛不過來了，除非起義，投降，或是做俘虜，他們別想過來了。」
（3） 指顯露文意。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 「一曰微而顯， 文見於此， 而起義在彼。」明郎瑛《七修類稿．詩文類卷三十九．富字義非》： 「《禮記·祭義》註曰：臣能世祿曰富，未嘗以田字起義。」
台灣教育部所編的網上詞典《國語詞典》亦甚通行， 「起義」條亦收兩義：
（1）為正義而起兵。三國演義．第一回： 「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
（2）作文時，樹立一義以發其凡。晉人杜預《春秋左氏傳序》： 「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
當前口口聲聲將「起義」解作「武裝起義」、「推翻政權」的是什麼人？他們唯恐阿爺不高興，那都是「扣帽子」的文革遺毒，請問「左蠢」，施明德也曾以「良心革命全民起義」發起倒扁，你們當時為什麼不開罵？ 「革命」與「起義」在台灣並非「流血政變」，在香港，為什麼會讓你們有此聯想？
「詞義演變」的「基本法」
一個社會若然不容許「起一義以發其凡」，不容許甚至不理解何謂語言轉義，何謂語言學上的「後起義」，只有一小撮不學無術、聲大夾惡、強扣帽子的「左蠢」說了算，那就是一個以言入罪的社會，太可恥了，也太可悲了！
不要忘記歷史教訓，因「起義」之聯想而殺錯良民，早有先例，美國就有一段野史：政府軍懷疑舒族（Sioux） 的「鬼舞信仰」（Ghost Dancereligion）乃圖謀「起義」，先後佈局殺害「坐牛」（Sitting Bull）酋長，並且屠殺了200 名降民。
另一段貼於facebook 的文字指出， 「詞義演變」有3 條「基本法」：擴大、縮小和轉移。以「黨」字為例，古代漢語的「黨」字，既指「朋黨」或「因利害關係而結成的小團體」，例如《論語》所說的「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有偏袒、偏私之意，又如「結黨營私」、「狐群狗黨」，都是貶義；時至今日， 「黨」字在內地兼具「政黨」和專指「共產黨」兩義；在台灣，則兼有政黨與執政黨（國民黨、民進黨）兩義。在不同社會，除了政黨，還指非法團夥，諸如拆白黨、補藥黨三Ｋ黨、童黨。另一個具體詞例是「黃大仙」，本來專指一名「仙人」，後轉義為供奉該「仙人」之寺廟，再轉義為地區名，以及地鐵站名。
明乎此理， 「革命」與「起義」亦有「詞義轉移」。「革命」原義為「湯武革命」，革是變，命是天命。這一詞義，兩三千年來沒有多大變化。清末有梁啟超提倡的「詩界革命」， 「革命」的詞義便出現變化。
馮自由乃孫中山的機要秘書，他在《革命逸史》一書開宗明義，點出「革命」二字之由來： 「在清季乙未（清光緒二十一年）興中會失敗以前，中國革命黨人向未採用『革命』二字為名稱，從太平天國以至興中會，黨人均沿用『造反』或『起義』、『光復』等名稱。及乙未興中會在廣州失敗，孫總理、陳少白及鄭弼3 人自香港東渡日本，舟過神戶時，3 人登岸購得日本報紙，中有新聞一則，題曰支那革命首領孫逸仙抵日，總理語少白曰： 『革命』出於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日人謂吾黨為革命黨，意義甚佳，吾黨以後即稱革命黨可也。按日人初譯英文Revolution 為『革命』，但揆諸易所謂湯武革命之本義，原專指政治變革而言，故曰革其王命，又曰王者易姓為革命，自譯名既定，於是關於政治上或社會上的大變革，咸通稱曰革命。今國人遂亦沿用之。」
「變革」與「改革」的同義詞
請注意： 「關於政治上或社會上的大變革，咸通稱曰革命」，可見「革命」有其「後起義」（即後起之詞義），可以是「革其王命」，也可以是生活上或社會上的變革。例如內地足球界腐敗，故有「足球革命」；中國的公共廁所過去一直「臭名」遠播，乃有「所革命」。
還有「微革命」：Twitter 等微博產品所帶來的，不僅僅是互聯網的新形態，也是媒體傳播的新格局。它們以外包式的新聞聚合每一個微小的個體，由「微信息」和「微交流」共同推動「微革命」。
生活和文化不斷鬧革命，連汽水也有廣告歌曰：靜靜地要起革命， 「革命」的極端色彩淡化了，幾乎變成「變革」或鄧小平倡導的「改革」的同義詞。
「起義」原義是「為正義起兵」，其後有「起一義以發其凡」的變義，由文章起義轉化為生活與文化起義，俯拾皆是，最近有人舉列10 項流行「起義」：（1）早餐起義（遊戲）、（2）戀愛起義（電影）、（3）時尚起義（時裝購物網）、（4）綠色生活起義（ 環保網站） 、（5） 青春起義（Facebook 組群） 、（6） 音樂起義（ 音樂大賽）、（7）文化起義（書名）、（8）劇場起義（ 劇場活動） 、（9）創作起義（創作市集）、（10）樂．色起義（垃圾桶設計比賽）。
還有人借鄧小平領導的「百色起義」轉義為屏幕的色彩起義（MAG），意即百種色彩起義； 「生活起義」（網站）……內地學者陳義華著有《後殖民知識界的起義》一書，借鑑南亞「庶民學派」的論述，在全球化語境下，重新思考邊緣族群的生存處境。
「詞義」大致可以分為「基本義」、「一般義」、「本義」、「後起義」、「基礎義」、「引申義」等觀念。此其一。「基礎義╱引申義」， 「本義╱後起義」， 「基本義╱一般義」，乃3 對根據不同標準劃分出來的「詞義類型」。此其二。
這就是「詞義轉移」：由甲義轉到乙義，甲、乙兩義雖可能有一定的關連，但已分屬不同的範疇。
被壓制的知識的起義
後殖民理論的興起，福柯（Michel Foucault）稱之為「被壓制的知識的起義」。福柯指出，知識被正統和既定的準則和戒律所框限，被「正典」以合法性為理由，強制賦予系統形式、等級秩序和功能一貫性， 因而瀕臨淹沒和變形（buried anddisguised），只有通過對種種壓制的反抗之力量，才得以揭示知識的真相；只有平反這些不合格的、地方的、大眾的知識，知識的反抗力量才得以「重新顯現」（re-appearance），這就是批評的積極意義。
內地將呂叔湘的《語言的演變》列入中學教材，該文原題是《古今言殊》（ 收錄在《語文常談》），呂氏認為語言的發展不是突發的，而是漸進的，一般語匯經常處在變化之中，這是「詞義轉移」的基本原因。
封建社會很漫長，社會生活節奏緩慢，變化不大，從上古漢語到近代漢語的語匯變化不大明顯，只是到了鴉片戰爭以後，漢語的語匯才隨社會變革而發生巨大變化，這是「詞義轉移」的歷史和社會原因。
「革命」和「起義」兩詞的詞義演化，在香港而言，應該被理解為「語言的演變」，而不應該是福柯所說的「被壓制的知識」。革命無罪，起義有理，按理， 「詞義轉移」只是語文常識，內地中學生都懂， 「左蠢」不學無術，不懂不奇，響應「左蠢」的中文教授何以不懂？真是他媽的想不通！
從前是傳媒人，如今是自由作者，一向無黨無派，母難日撰文論「革命」與「起義」，並不是要支持公、社兩黨的「全民公投」，而是為詞義辯誣，為中文解毒（借用陳雲書名），不欲普羅市民誤信「左蠢」。
在facebook 貼了4 段文字，讚好、留言、轉貼等回響有數百個，一名青年轉貼了，加了一段留言：「致所有中文科及中化科老師。若果睇完你扯火的話，我其中一個女朋友係心理醫生，可能打折（或者收附加費），閣下自理！！！」有趣，有趣，至少比「左蠢」對詞義的「原教旨主義」有趣得多。
P01 | 星期日生活 | By 葉輝 2010-01-31
Highlight Keywords
反抹黑起義
文葉輝母難之日，正值「左蠢」鋪天蓋地抹黑「起義」兩字之日，深感「左蠢」對「5 區總辭」的口號「全民起義」作出種種說法，不通不達，便先後在facebook 寫了4 段文字，指出「革命」與「起義」早已出現了「詞義轉移」，按前文後理，根本就不是「左蠢」所謂的「流血政變」、「發動武裝革命」、「為正義起兵」這等意思，網友對4 段文字頗有迴響，對我的「釋義」加以通達的祝福，通達就是通情達理，那才不會像「左蠢」那樣，對早已變通的詞義死抱「原教旨主義」。
文章起義： 起一義以發其凡
在Facebook 張貼第一段文字說： 很奇怪， 靠「起義」起家的老人家為什麼忽然對「起義」兩字憤怒起來？為什麼忽然害怕「起義」？ 「起義」是什麼？讀點書吧， 「起義」至少有兩義：
其一是為正義而起兵，孫中山起義，毛澤東、鄧小平也起義，有種種「起義」，才有今日的新中國，那是對腐敗的政權「造反」；其二是寫文章時起一義以發其凡（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乃有「生活起義」、「時尚起義」、「戀愛起義」，而「起義時刻」不過是遊戲，有這樣那樣的「起義」，人生才不會悶死，那是對死氣沉沉的人生「造反」。
切勿像「左蠢」那樣「望文生義」，查查字典吧，據內地通行的網上詞典《漢典》， 「起義」條有以下3 種解釋：
（1）仗義起兵。唐人劉餗《隋唐嘉話》卷上：「平陽公主聞高祖起義太原，乃於鄠司竹園招集亡命以迎軍，時謂之娘子兵。」
（2）指軍隊反正，以從義師。周立波《暴風驟雨》第二部二六： 「蕭隊長接說道： 『中央軍』插翅也飛不過來了，除非起義，投降，或是做俘虜，他們別想過來了。」
（3） 指顯露文意。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 「一曰微而顯， 文見於此， 而起義在彼。」明郎瑛《七修類稿．詩文類卷三十九．富字義非》： 「《禮記·祭義》註曰：臣能世祿曰富，未嘗以田字起義。」
台灣教育部所編的網上詞典《國語詞典》亦甚通行， 「起義」條亦收兩義：
（1）為正義而起兵。三國演義．第一回： 「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
（2）作文時，樹立一義以發其凡。晉人杜預《春秋左氏傳序》： 「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
當前口口聲聲將「起義」解作「武裝起義」、「推翻政權」的是什麼人？他們唯恐阿爺不高興，那都是「扣帽子」的文革遺毒，請問「左蠢」，施明德也曾以「良心革命全民起義」發起倒扁，你們當時為什麼不開罵？ 「革命」與「起義」在台灣並非「流血政變」，在香港，為什麼會讓你們有此聯想？
「詞義演變」的「基本法」
一個社會若然不容許「起一義以發其凡」，不容許甚至不理解何謂語言轉義，何謂語言學上的「後起義」，只有一小撮不學無術、聲大夾惡、強扣帽子的「左蠢」說了算，那就是一個以言入罪的社會，太可恥了，也太可悲了！
不要忘記歷史教訓，因「起義」之聯想而殺錯良民，早有先例，美國就有一段野史：政府軍懷疑舒族（Sioux） 的「鬼舞信仰」（Ghost Dancereligion）乃圖謀「起義」，先後佈局殺害「坐牛」（Sitting Bull）酋長，並且屠殺了200 名降民。
另一段貼於facebook 的文字指出， 「詞義演變」有3 條「基本法」：擴大、縮小和轉移。以「黨」字為例，古代漢語的「黨」字，既指「朋黨」或「因利害關係而結成的小團體」，例如《論語》所說的「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有偏袒、偏私之意，又如「結黨營私」、「狐群狗黨」，都是貶義；時至今日， 「黨」字在內地兼具「政黨」和專指「共產黨」兩義；在台灣，則兼有政黨與執政黨（國民黨、民進黨）兩義。在不同社會，除了政黨，還指非法團夥，諸如拆白黨、補藥黨三Ｋ黨、童黨。另一個具體詞例是「黃大仙」，本來專指一名「仙人」，後轉義為供奉該「仙人」之寺廟，再轉義為地區名，以及地鐵站名。
明乎此理， 「革命」與「起義」亦有「詞義轉移」。「革命」原義為「湯武革命」，革是變，命是天命。這一詞義，兩三千年來沒有多大變化。清末有梁啟超提倡的「詩界革命」， 「革命」的詞義便出現變化。
馮自由乃孫中山的機要秘書，他在《革命逸史》一書開宗明義，點出「革命」二字之由來： 「在清季乙未（清光緒二十一年）興中會失敗以前，中國革命黨人向未採用『革命』二字為名稱，從太平天國以至興中會，黨人均沿用『造反』或『起義』、『光復』等名稱。及乙未興中會在廣州失敗，孫總理、陳少白及鄭弼3 人自香港東渡日本，舟過神戶時，3 人登岸購得日本報紙，中有新聞一則，題曰支那革命首領孫逸仙抵日，總理語少白曰： 『革命』出於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日人謂吾黨為革命黨，意義甚佳，吾黨以後即稱革命黨可也。按日人初譯英文Revolution 為『革命』，但揆諸易所謂湯武革命之本義，原專指政治變革而言，故曰革其王命，又曰王者易姓為革命，自譯名既定，於是關於政治上或社會上的大變革，咸通稱曰革命。今國人遂亦沿用之。」
「變革」與「改革」的同義詞
請注意： 「關於政治上或社會上的大變革，咸通稱曰革命」，可見「革命」有其「後起義」（即後起之詞義），可以是「革其王命」，也可以是生活上或社會上的變革。例如內地足球界腐敗，故有「足球革命」；中國的公共廁所過去一直「臭名」遠播，乃有「所革命」。
還有「微革命」：Twitter 等微博產品所帶來的，不僅僅是互聯網的新形態，也是媒體傳播的新格局。它們以外包式的新聞聚合每一個微小的個體，由「微信息」和「微交流」共同推動「微革命」。
生活和文化不斷鬧革命，連汽水也有廣告歌曰：靜靜地要起革命， 「革命」的極端色彩淡化了，幾乎變成「變革」或鄧小平倡導的「改革」的同義詞。
「起義」原義是「為正義起兵」，其後有「起一義以發其凡」的變義，由文章起義轉化為生活與文化起義，俯拾皆是，最近有人舉列10 項流行「起義」：（1）早餐起義（遊戲）、（2）戀愛起義（電影）、（3）時尚起義（時裝購物網）、（4）綠色生活起義（ 環保網站） 、（5） 青春起義（Facebook 組群） 、（6） 音樂起義（ 音樂大賽）、（7）文化起義（書名）、（8）劇場起義（ 劇場活動） 、（9）創作起義（創作市集）、（10）樂．色起義（垃圾桶設計比賽）。
還有人借鄧小平領導的「百色起義」轉義為屏幕的色彩起義（MAG），意即百種色彩起義； 「生活起義」（網站）……內地學者陳義華著有《後殖民知識界的起義》一書，借鑑南亞「庶民學派」的論述，在全球化語境下，重新思考邊緣族群的生存處境。
「詞義」大致可以分為「基本義」、「一般義」、「本義」、「後起義」、「基礎義」、「引申義」等觀念。此其一。「基礎義╱引申義」， 「本義╱後起義」， 「基本義╱一般義」，乃3 對根據不同標準劃分出來的「詞義類型」。此其二。
這就是「詞義轉移」：由甲義轉到乙義，甲、乙兩義雖可能有一定的關連，但已分屬不同的範疇。
被壓制的知識的起義
後殖民理論的興起，福柯（Michel Foucault）稱之為「被壓制的知識的起義」。福柯指出，知識被正統和既定的準則和戒律所框限，被「正典」以合法性為理由，強制賦予系統形式、等級秩序和功能一貫性， 因而瀕臨淹沒和變形（buried anddisguised），只有通過對種種壓制的反抗之力量，才得以揭示知識的真相；只有平反這些不合格的、地方的、大眾的知識，知識的反抗力量才得以「重新顯現」（re-appearance），這就是批評的積極意義。
內地將呂叔湘的《語言的演變》列入中學教材，該文原題是《古今言殊》（ 收錄在《語文常談》），呂氏認為語言的發展不是突發的，而是漸進的，一般語匯經常處在變化之中，這是「詞義轉移」的基本原因。
封建社會很漫長，社會生活節奏緩慢，變化不大，從上古漢語到近代漢語的語匯變化不大明顯，只是到了鴉片戰爭以後，漢語的語匯才隨社會變革而發生巨大變化，這是「詞義轉移」的歷史和社會原因。
「革命」和「起義」兩詞的詞義演化，在香港而言，應該被理解為「語言的演變」，而不應該是福柯所說的「被壓制的知識」。革命無罪，起義有理，按理， 「詞義轉移」只是語文常識，內地中學生都懂， 「左蠢」不學無術，不懂不奇，響應「左蠢」的中文教授何以不懂？真是他媽的想不通！
從前是傳媒人，如今是自由作者，一向無黨無派，母難日撰文論「革命」與「起義」，並不是要支持公、社兩黨的「全民公投」，而是為詞義辯誣，為中文解毒（借用陳雲書名），不欲普羅市民誤信「左蠢」。
在facebook 貼了4 段文字，讚好、留言、轉貼等回響有數百個，一名青年轉貼了，加了一段留言：「致所有中文科及中化科老師。若果睇完你扯火的話，我其中一個女朋友係心理醫生，可能打折（或者收附加費），閣下自理！！！」有趣，有趣，至少比「左蠢」對詞義的「原教旨主義」有趣得多。
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
Ming Pao Daily News
P02 | 周日話題 | By 沈旭暉 2010-01-31
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
呂大樂教授是我十分尊敬的長輩，也是牛津大學的師兄，無論是學術還是道德水平，都是香港學界頂尖人選，我們尊之為呂老。但呂老近一年來的文章，讓不少身邊的青年學者、學生、朋友感到鬱悶，這主要還不是立場問題，背後其實是上一代學者忽略新興社會科學方法論，只使用陳年研究框架的根本問題。呂老發表《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一文後，一些學術和媒體朋友說反正我將到美國短期訪問而暫不會遇見他，要我從純方法論角度回應，因為我們有責任讓大眾明白學術新思維，以免社會繼續以被淘汰的研究框架閱讀明天。其實呂老的同輩曾不斷跟我說，他們出道時，最喜歡以更上一代的劉兆佳教授為學術稻草人，否則社會不會進步，我深信謙謙君子的他不會介懷理性討論。作為呂老筆下的第四代，我嘗試從上文歸納五點，帶出五個其實不算新的理論，說明兩代學者做學問的分別。政府忽然關注青年議題，固然很好，但假如繼續以舊思維、舊框條、舊人物閱讀新世界，只延攬更多上一代學者當幕僚，或安排上一代思維持有者化妝易容，是不可能明白問題所在的。
文沈旭暉
1． 建構主義：不存在「衝擊Vs 被衝擊」
呂老說， 「規範與秩序並不只是一方的壓迫工具，它同時也保障到另一方。它不單只會束縛我們，而是也可限制反對我們的人。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大家都要付出很大代價。」
在八十年代，這樣說是勉強可以的，但自從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被Alexander Wendt 等學者普及，學界基本上已認同了「規範建構」本身是每一刻都在改變的概念， 也就是推翻了從前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說的規範靜止不變。建構主義者認為，結構主義強調的僵硬物質結構和「工具理性」，無法解釋冷戰結束及其後一系列變化，這些變化都帶濃厚的「價值理性」成分，所以社會現實是由不同個體和群體互動中「建構」出來的，只要我們對自身和外界認知發生變化，社會現實也會隨之變化。呂老論點停留在典型的靜態結構理論，然而在近月香港社會運動中，從來沒有人要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只是有人要建構新規範與秩序，而每一代人都在建構自己的規範倫理，從而希望「保障到另一方」，今天呂老接受的規範，就不是呂老上代人接受的規範。「衝擊Vs 被衝擊」這個二元對立，早已過時二十年。
2．民主中介論：不存在「議會民主Vs 直接民主」
呂老說， 「追求真民主的人，既以民主過程來爭取達成目標，亦接受民主程序、規範對自己的約束。」
這句話在八十年代也是主流，當時既沒有什麼建構主義，也沒有發展多元的民主化理論。社會大眾不一定認同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 等左翼學者那些通過抗爭爭取民主的基進理論，但也應參考近二十年大行其道的「民主中介論」， 對此RichardGunther、Jos Ramn Montero 和Hans-Jrgen Puhle 合編的Democracy, Intermediation and Voting on FourContinents值得一讀。根據這理論，就是進行議會民主的國家，也已「接受一套新的民主程序、規範約束」， 這套程序和規範就是「民主政治中介體」（Democratic Political Intermediation）的出現，這些中介除了大家熟悉的媒體，還有政黨、公民社會、網絡動員等「次生組織」，和以個人關係為主的「原生社交網絡」。上述研究涵蓋了主要洲份的民主經驗，驗證了當代議會民主何以必須經過中介體修正其程序和規範這定律；月前青年運動的動員模式，不過代表新興中介體之一。「議會Vs 直接民主」這個二元對立，也過時二十年。
3．虛擬公共空間：不存在「媒體報道Vs 事實真相」
呂老說， 「現實世界很殘酷，只要新聞鏡頭所見的情並非虛構，社會便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而從他談及「所謂八十後或自發網民的一番熱誠與理想」的思路可見，在他眼中， 「新聞鏡頭」和足以動員「自發網民」的互聯網是同級別的傳訊工具，由於他相信大眾媒體威力，自然不相信自發網民步向主流。
上述理論放在八十年代又是真理，但當互聯網出現，Henry Jenkins 等西方社科學者早集中研究新媒體產生的新公民身分、公共空間、新民主和新社群，但香港學者除了勸說要讓世代對話取代對抗（這裏的世代又是靜止概念），就鮮有深化討論。究竟什麼是政治社會理論的互聯網公共空間？ 這裏我引一段Roundtable 刊物《META》總編輯八十後李祖喬的分析： 「互聯網不是一種科技，而是整套消費知識和建立價值的模式。互聯網幫助我們認清許多從前種下的刻板印象， 而不是停留在電視畫面和報章頭條的sound-bite。我們認清許多自稱代表「中央」的人，跟我們在互聯網上認識的『中國』彷彿是兩碼子事；許多自稱代表『香港』的人，根本就只是坐在小小的辦公室，遠眺維港，卻自以為掌握小民生活。『八十後』一出生，便是在這樣的環境認識世界。」換句話說，就是「新聞鏡頭所見的情並非虛構」，互聯網影響下成長的社會並不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恰恰相反，由於互聯網不止是傳訊工具，也是產生新規範的有機體，八十後對新聞鏡頭先天抗拒，而總有一天，他們會成為社會主流。「媒體報道Vs 事實真相」這個二元對立，同樣過時二十年。
4．後現代論述分析：不存在「激進Vs 保守」
呂老說， 「我覺得發出這些廉價鼓掌聲的只是將參與者推向過激行動的邊緣，而不是真正分擔風險的同路人。」
這句話在剛度過文革、Hippies 時代的八十年代會有相當共鳴，當時習慣了以「激進」和「保守」相抗，但自從後現代主義衍生的「論述分析」（discourseanalysis）方法論興起，一切又已改變。「論述分析」通過文本解讀分析表面文字以外的分布和含義，西方已生產出不同電腦程序予研究員使用， 我常推薦Christopher Hughes 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文本分析，他發現內地網民強烈愛國的背後，不少文字隱藏對政權的質疑，那也是我從前博士論文的方法論之一。對支持反高鐵的「廉價掌聲」作文本分析，我們輕易發現嘉許其「過激行動」的極少，質疑中港融合的也不多，主要都是對可持續發展、保育等概念持肯定觀點的人。假如不作研究，單觀看新聞畫面，根據呂老的邏輯，同樣可以得出「我覺得發出這些廉價鼓掌聲的其實是在支持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和曾蔭權的進步發展觀的同路人」這樣相反的結論。以簡單形象推論「激進Vs 保守」這個二元對立，亦過時二十年。
5．細胞組織理論：不存在「責任組織Vs 不負責組織」
呂老說， 「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假如大會不阻止所謂一時衝動的爆發，也就基本上認同了這種行動。」
在列寧式政黨還大行其道的八十年代，這樣說沒人多少人質疑，但在組織模式經過重重革命的全球化時代，前論彷彿古聲。筆者由於研究恐怖主義，閱讀了不少細胞組織理論，無論理論怎麼說，關鍵是今天的「大會」已被社會賦予新角色：哪怕那「大會」是拉登的蓋達，也只是負責建構鬆散的共同價值和身分認同，而不會、也沒有能力控制他號召出來的人；弔詭地，正因為這些成員有如此高的自主性， 「大會」的行動看來才這麼成功。九一一後的蓋達十年迷思，核實了上述模型的成效，這是我設計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時堅持要放進大綱的內容。要是我們不認為這模式與香港具可比性，還可參考美國總統奧巴馬的選舉工程。Facebook 創辦人之一的Chris Hughes（與上述提及的學者Christopher Hughes 不是同一人）是奧巴馬好友，協助其網絡競選，策略之一是決定開放其官方網站，讓任何人都可以通過《奧巴馬網站》自行舉辦活動，這在希拉里和麥凱恩的網站上是不允許的，因為後者的競選經理都是老一代人，相信「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一類老觀念。奧巴馬的成功，印證了「責任組織Vs 不負責組織」這個二元對立，也過時二十年。
說到組織，Roundtable 數字上說可以說有數千會員，但使用的也只能是上述模式而已，而事實上，呂老主持的新力量網絡雖是以十數人為班子的傳統網絡，還不是使用同一模式為其前任主席史泰祖伙拍葉劉淑儀競選，成了組織內的「百分之二」，對此呂老也是不能預防的，似乎他也沒有「基本上認同這種行動」。起碼在當時。
《四代香港人》激起社會廣泛討論，這是難得香港學者發揮應有功用的契機。可惜呂老作為第二代學者，使用第二代方法論撰寫評論第四代的文章，導致結論充滿不必要的二元對立思維，才令社會引起一些誤會。第四代可不是這樣的。不久前，Roundtable 和中聯辦合作組織了一個國家行政學院的培訓課程，作為團長的我觀察所及，不少學員在課程中提問極盡尖銳，回港繼續參與社會運動，在他們的觀念，中港融合、參與社會、支持或反對政府一類問題從不是零和遊戲，沒有根本衝突，支持政改方案的不一定支持高鐵，支持五區總辭的不一定反對高鐵。當中聯辦也有這樣的胸襟，上一代學者隨手捻來的舊框架卻得出二元結論，教人感慨。
我們都是《四代香港人》忠實讀者，知道呂老一度表示「作者已死」，謝絕相關論壇和公眾論述，感到十分可惜，也十分悲壯；近月喜見作者復活，名正言順以「四代香港人作者」身分評論第四代，有報道說還被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委託研究第四代，身旁那些接受新學術訓練而在當漂流講師、非高級導師、副學士老師、研究助理等恆河沙數的第四代學人，卻未免百感交集。我們讀書時，入門課教導我們說社會科學有若干基本研究範式，例如制度、性別、個人理性、行為規範、價值規範、論述等；《四代香港人》通過制度範式解釋世代論，作者最後卻以價值範式評論下一代，這樣的轉折，作為後輩的我不願說長者屈機，只能說，感到略不自在。忽然，想起《走向共和》的李鴻章和梁啟超有這樣的對話：時為八國聯軍入京後，梁啟超對李鴻章說，你有上中下三策可選擇，上乃改弦易轍，中乃劃江自保，下乃奉詔救駕，其實是在試探他思維的新與舊。李鴻章睿智又無奈地說，「一輩人一輩事，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還是得上京救駕。」呂老和《走向共和》的李老都是慈祥長者，也許作出了同一時代選擇，一輩人一輩事，說到底，我由衷尊敬呂大樂教授。
（作者為：Roundtable 理事會主席．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統籌及客席副教授．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訪問學人）
P02 | 周日話題 | By 沈旭暉 2010-01-31
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
呂大樂教授是我十分尊敬的長輩，也是牛津大學的師兄，無論是學術還是道德水平，都是香港學界頂尖人選，我們尊之為呂老。但呂老近一年來的文章，讓不少身邊的青年學者、學生、朋友感到鬱悶，這主要還不是立場問題，背後其實是上一代學者忽略新興社會科學方法論，只使用陳年研究框架的根本問題。呂老發表《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一文後，一些學術和媒體朋友說反正我將到美國短期訪問而暫不會遇見他，要我從純方法論角度回應，因為我們有責任讓大眾明白學術新思維，以免社會繼續以被淘汰的研究框架閱讀明天。其實呂老的同輩曾不斷跟我說，他們出道時，最喜歡以更上一代的劉兆佳教授為學術稻草人，否則社會不會進步，我深信謙謙君子的他不會介懷理性討論。作為呂老筆下的第四代，我嘗試從上文歸納五點，帶出五個其實不算新的理論，說明兩代學者做學問的分別。政府忽然關注青年議題，固然很好，但假如繼續以舊思維、舊框條、舊人物閱讀新世界，只延攬更多上一代學者當幕僚，或安排上一代思維持有者化妝易容，是不可能明白問題所在的。
文沈旭暉
1． 建構主義：不存在「衝擊Vs 被衝擊」
呂老說， 「規範與秩序並不只是一方的壓迫工具，它同時也保障到另一方。它不單只會束縛我們，而是也可限制反對我們的人。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大家都要付出很大代價。」
在八十年代，這樣說是勉強可以的，但自從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被Alexander Wendt 等學者普及，學界基本上已認同了「規範建構」本身是每一刻都在改變的概念， 也就是推翻了從前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說的規範靜止不變。建構主義者認為，結構主義強調的僵硬物質結構和「工具理性」，無法解釋冷戰結束及其後一系列變化，這些變化都帶濃厚的「價值理性」成分，所以社會現實是由不同個體和群體互動中「建構」出來的，只要我們對自身和外界認知發生變化，社會現實也會隨之變化。呂老論點停留在典型的靜態結構理論，然而在近月香港社會運動中，從來沒有人要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只是有人要建構新規範與秩序，而每一代人都在建構自己的規範倫理，從而希望「保障到另一方」，今天呂老接受的規範，就不是呂老上代人接受的規範。「衝擊Vs 被衝擊」這個二元對立，早已過時二十年。
2．民主中介論：不存在「議會民主Vs 直接民主」
呂老說， 「追求真民主的人，既以民主過程來爭取達成目標，亦接受民主程序、規範對自己的約束。」
這句話在八十年代也是主流，當時既沒有什麼建構主義，也沒有發展多元的民主化理論。社會大眾不一定認同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 等左翼學者那些通過抗爭爭取民主的基進理論，但也應參考近二十年大行其道的「民主中介論」， 對此RichardGunther、Jos Ramn Montero 和Hans-Jrgen Puhle 合編的Democracy, Intermediation and Voting on FourContinents值得一讀。根據這理論，就是進行議會民主的國家，也已「接受一套新的民主程序、規範約束」， 這套程序和規範就是「民主政治中介體」（Democratic Political Intermediation）的出現，這些中介除了大家熟悉的媒體，還有政黨、公民社會、網絡動員等「次生組織」，和以個人關係為主的「原生社交網絡」。上述研究涵蓋了主要洲份的民主經驗，驗證了當代議會民主何以必須經過中介體修正其程序和規範這定律；月前青年運動的動員模式，不過代表新興中介體之一。「議會Vs 直接民主」這個二元對立，也過時二十年。
3．虛擬公共空間：不存在「媒體報道Vs 事實真相」
呂老說， 「現實世界很殘酷，只要新聞鏡頭所見的情並非虛構，社會便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而從他談及「所謂八十後或自發網民的一番熱誠與理想」的思路可見，在他眼中， 「新聞鏡頭」和足以動員「自發網民」的互聯網是同級別的傳訊工具，由於他相信大眾媒體威力，自然不相信自發網民步向主流。
上述理論放在八十年代又是真理，但當互聯網出現，Henry Jenkins 等西方社科學者早集中研究新媒體產生的新公民身分、公共空間、新民主和新社群，但香港學者除了勸說要讓世代對話取代對抗（這裏的世代又是靜止概念），就鮮有深化討論。究竟什麼是政治社會理論的互聯網公共空間？ 這裏我引一段Roundtable 刊物《META》總編輯八十後李祖喬的分析： 「互聯網不是一種科技，而是整套消費知識和建立價值的模式。互聯網幫助我們認清許多從前種下的刻板印象， 而不是停留在電視畫面和報章頭條的sound-bite。我們認清許多自稱代表「中央」的人，跟我們在互聯網上認識的『中國』彷彿是兩碼子事；許多自稱代表『香港』的人，根本就只是坐在小小的辦公室，遠眺維港，卻自以為掌握小民生活。『八十後』一出生，便是在這樣的環境認識世界。」換句話說，就是「新聞鏡頭所見的情並非虛構」，互聯網影響下成長的社會並不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恰恰相反，由於互聯網不止是傳訊工具，也是產生新規範的有機體，八十後對新聞鏡頭先天抗拒，而總有一天，他們會成為社會主流。「媒體報道Vs 事實真相」這個二元對立，同樣過時二十年。
4．後現代論述分析：不存在「激進Vs 保守」
呂老說， 「我覺得發出這些廉價鼓掌聲的只是將參與者推向過激行動的邊緣，而不是真正分擔風險的同路人。」
這句話在剛度過文革、Hippies 時代的八十年代會有相當共鳴，當時習慣了以「激進」和「保守」相抗，但自從後現代主義衍生的「論述分析」（discourseanalysis）方法論興起，一切又已改變。「論述分析」通過文本解讀分析表面文字以外的分布和含義，西方已生產出不同電腦程序予研究員使用， 我常推薦Christopher Hughes 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文本分析，他發現內地網民強烈愛國的背後，不少文字隱藏對政權的質疑，那也是我從前博士論文的方法論之一。對支持反高鐵的「廉價掌聲」作文本分析，我們輕易發現嘉許其「過激行動」的極少，質疑中港融合的也不多，主要都是對可持續發展、保育等概念持肯定觀點的人。假如不作研究，單觀看新聞畫面，根據呂老的邏輯，同樣可以得出「我覺得發出這些廉價鼓掌聲的其實是在支持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和曾蔭權的進步發展觀的同路人」這樣相反的結論。以簡單形象推論「激進Vs 保守」這個二元對立，亦過時二十年。
5．細胞組織理論：不存在「責任組織Vs 不負責組織」
呂老說， 「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假如大會不阻止所謂一時衝動的爆發，也就基本上認同了這種行動。」
在列寧式政黨還大行其道的八十年代，這樣說沒人多少人質疑，但在組織模式經過重重革命的全球化時代，前論彷彿古聲。筆者由於研究恐怖主義，閱讀了不少細胞組織理論，無論理論怎麼說，關鍵是今天的「大會」已被社會賦予新角色：哪怕那「大會」是拉登的蓋達，也只是負責建構鬆散的共同價值和身分認同，而不會、也沒有能力控制他號召出來的人；弔詭地，正因為這些成員有如此高的自主性， 「大會」的行動看來才這麼成功。九一一後的蓋達十年迷思，核實了上述模型的成效，這是我設計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時堅持要放進大綱的內容。要是我們不認為這模式與香港具可比性，還可參考美國總統奧巴馬的選舉工程。Facebook 創辦人之一的Chris Hughes（與上述提及的學者Christopher Hughes 不是同一人）是奧巴馬好友，協助其網絡競選，策略之一是決定開放其官方網站，讓任何人都可以通過《奧巴馬網站》自行舉辦活動，這在希拉里和麥凱恩的網站上是不允許的，因為後者的競選經理都是老一代人，相信「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一類老觀念。奧巴馬的成功，印證了「責任組織Vs 不負責組織」這個二元對立，也過時二十年。
說到組織，Roundtable 數字上說可以說有數千會員，但使用的也只能是上述模式而已，而事實上，呂老主持的新力量網絡雖是以十數人為班子的傳統網絡，還不是使用同一模式為其前任主席史泰祖伙拍葉劉淑儀競選，成了組織內的「百分之二」，對此呂老也是不能預防的，似乎他也沒有「基本上認同這種行動」。起碼在當時。
《四代香港人》激起社會廣泛討論，這是難得香港學者發揮應有功用的契機。可惜呂老作為第二代學者，使用第二代方法論撰寫評論第四代的文章，導致結論充滿不必要的二元對立思維，才令社會引起一些誤會。第四代可不是這樣的。不久前，Roundtable 和中聯辦合作組織了一個國家行政學院的培訓課程，作為團長的我觀察所及，不少學員在課程中提問極盡尖銳，回港繼續參與社會運動，在他們的觀念，中港融合、參與社會、支持或反對政府一類問題從不是零和遊戲，沒有根本衝突，支持政改方案的不一定支持高鐵，支持五區總辭的不一定反對高鐵。當中聯辦也有這樣的胸襟，上一代學者隨手捻來的舊框架卻得出二元結論，教人感慨。
我們都是《四代香港人》忠實讀者，知道呂老一度表示「作者已死」，謝絕相關論壇和公眾論述，感到十分可惜，也十分悲壯；近月喜見作者復活，名正言順以「四代香港人作者」身分評論第四代，有報道說還被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委託研究第四代，身旁那些接受新學術訓練而在當漂流講師、非高級導師、副學士老師、研究助理等恆河沙數的第四代學人，卻未免百感交集。我們讀書時，入門課教導我們說社會科學有若干基本研究範式，例如制度、性別、個人理性、行為規範、價值規範、論述等；《四代香港人》通過制度範式解釋世代論，作者最後卻以價值範式評論下一代，這樣的轉折，作為後輩的我不願說長者屈機，只能說，感到略不自在。忽然，想起《走向共和》的李鴻章和梁啟超有這樣的對話：時為八國聯軍入京後，梁啟超對李鴻章說，你有上中下三策可選擇，上乃改弦易轍，中乃劃江自保，下乃奉詔救駕，其實是在試探他思維的新與舊。李鴻章睿智又無奈地說，「一輩人一輩事，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還是得上京救駕。」呂老和《走向共和》的李老都是慈祥長者，也許作出了同一時代選擇，一輩人一輩事，說到底，我由衷尊敬呂大樂教授。
（作者為：Roundtable 理事會主席．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統籌及客席副教授．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訪問學人）
2010年1月28日 星期四
當主流媒體開始喪失了信譽
當主流媒體開始喪失了信譽
蔡子強 明報 10年1月28日
在反高鐵的抗爭中，其中一樣較為矚目的，就是現場個別（我強調，只是個別）抗爭者對記者頗有怨氣，甚至出現了零星粗暴行為；而此外，即使是平和的大多數，對媒體也是不無怨言。有傳媒工作者便感言： 「反高鐵運動期間，示威者和傳媒間的關係陷入空前惡劣。」
究竟，這裏是否反映了一點如今傳媒生態中的「深層次矛盾」呢？
抗爭群眾其中一樣最有意見的，就是無論他們當中絕大多數人士、絕大多數時間，都是如何和平理性的進行「快樂抗爭」，但媒體，尤其是電子媒體，總愛抽出最激那一小撮、最出位的行徑，加以渲染和報道，無論實際上人數是多麼少，時間是多麼短暫。所以，他們認為媒體是有心惡意中傷這場運動的。
當然行內人會說這是傳媒的規律， 「和平不是新聞，只有衝突才是新聞」，大家理應見怪不怪。我只能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抗爭者對媒體的不信任，有更長遠的背景，他們覺得過去兩三個月，媒體已經成了官方spinning machine 的一部分。過去兩三個月， 政府官員真的進行了很多spinning？這裏且舉一些例子。
鄭汝樺的扭盡六壬
例如，1 月8 日，財委會第2 次開會討論高鐵撥款。1 月5 日，即是會議前3 天，鄭汝樺為爭取公眾支持，與一眾傳媒親往乘搭武廣高鐵一等車廂，親身推介高鐵的種種好處。於是大家從電視熒光幕畫面看到的是，武漢高鐵的美輪美奐，車廂的寬敞舒適，車速達到時速336 公里的火紅指標；翌日在報章版面看到，則是她娓娓道來，高鐵效率是如何的高，舒適度如何可媲美飛機，班次是如何的頻密，因此本港興建廣深港高鐵是如何刻不容緩等。
有「記者」更煞有介事，繪影繪聲的描述車廂中：「讀書看報打稿像在家中一樣平靜；如果放一支熒光筆在座位的可折疊小桌板，雖然時速350 公里，但，熒光筆屹立不倒， 車廂之平穩可見一斑。」究竟這些恭維說話，又是否有必要呢？
媒體成了官方spinning machine 的一部分？
又例如，1 月15 日，財委會第3 次開會討論高鐵撥款。1 月12、13 兩日，也即是會議前兩三天，TVB 新聞部一連兩天為鄭汝樺播出專訪，找了一個陽光明媚、視野開闊的西九「靚景」，讓鄭局長把興建高鐵的理據，從容不迫的一一娓娓道來。而有趣的是，較早之前兩三個月，我在TVB 公共事務部當記者的一位朋友，在時間遠為充裕的情下，三邀四請，也請不到鄭局長接受訪問。當然行內人都知道，新聞部所面對的局限，以及它與公共事務部在運作上的分別，而IO（新聞官）、心戰幕僚樣樣不缺的鄭局長，又哪會不知。
大家覺得時間安排上是否恰到好處呢？
鄭局長是否又真的如在電視熒光幕中所看到般的responsive 呢？她私下為人恕我不知道，但至低限度，在過去兩三個月，她從未試過與黎廣德、朱凱迪等反對人士，面對面，認真的辯論過高鐵之種種數據和方案，讓真理愈辯愈明。即使是由《明報》所主辦的那一次，她也只是願意以「前後腳」的形式出席。而1 月7 日，原本「心口掛個勇字」，運房局副局長邱誠武原先答允出席now 電視台《時事全方位》節目，與朱凱迪辯論，但卻最後突然宣告「縮沙」。未知這又是否鄭局長的神機妙算？
當然，他們又不是真的如此忙得不可開交，在過去兩三個月，便帶大堆資料， 「盛意拳拳」的親臨媒體之中，作internal briefing，單方面述說他們版本的故事。
在整個漫長的過程中，大多數的媒體似乎都對這種遊戲甘之如飴，少有對此鞭撻。再加上，官府陣營財雄勢大，在報章不惜工本的持續賣全版「嵌入式廣告」（即裝作是新聞報道的廣告），為興建高鐵造勢，這都讓反高鐵人士，覺得自己活在政府鋪天蓋地的虛假宣傳當中， 並把媒體看成是官方spinningmachine 的一部分，共同組成了一道他們要對之擲雞蛋的高牆。
最後，到了《東方新地》偷拍陳巧文的私生活，嚴重侵犯其私隱時，更把他們這種對媒體的怨憤，推至另一個高峰。我也相信，如果我們怪責個別示威者粗暴時，這種偷拍行為的粗暴，更加應該譴責。
以穿梭香港會、國金中心、政府總部為傲？
近日一個頗受歡迎的報章政情專欄，在它面世的那一天，劈頭是如此介紹自己的：
「江湖百曉生，穿梭於香港會與中國會，游走於銀行街與金融街，自出自入於政府總部，掂行掂過於國金中心，日日聯絡消息人士，時時check 住BlackBerry，分分鐘望住部機，秒秒鐘睇住個市。總之， 閣下無論是約了banker 食brunch，抑或是約了高官食lunch，之前只需看一看我老紀，不但特別多叫人豎起耳仔的話題，更可通曉大局聞風趁勢！」
當然每個專欄都有權為自己定位，筆者沒有異議，但我只想指出一點：如果到了一天，報章版面充斥的都是類似專欄，那些不會出入香港會、中國會、銀行街、金融街、政府總部、國金中心的第四代人，他們還會如何看待香港的主流媒體呢？是「our media」還是「their media」呢？
Spinning 的弔詭：主流媒體的衰落
當一眾高官沾沾自喜，認為自己在spinning 的工夫上做得出神入化，霸佔了主流媒體的興論陣地，而一眾媒體對於這種遊戲又樂此不疲的時候，或許第四代人已經靜靜地起革命。不錯，他們沒有第二代人的江湖地位，不能佔據政經要衝，但他們卻可以腳來投票，以互聯網來打破壟斷，在網絡世界上開拓自己的新天地——一個沒有香港會、國金中心、政府總部、又或者立法會長廊，新的公共議事空間。
近年網絡上民間媒體的冒起，如《獨立媒體》（Inmedia），以及其「民間記者」計劃，正逐漸衝擊主流媒體。
或許從今之後，當報章在埋怨讀者流失，年輕人不再讀報時，亦應該反思一下，這未必是源於年輕人文化水平下降；反而，這場媒體的倒海翻江，是否由它們自己所一手一腳做成？
又當心戰室把主流媒體都操控於指掌之上，呼風喚雨的同時，它是否也在慢性摧毀着它們呢？
蔡子強 明報 10年1月28日
在反高鐵的抗爭中，其中一樣較為矚目的，就是現場個別（我強調，只是個別）抗爭者對記者頗有怨氣，甚至出現了零星粗暴行為；而此外，即使是平和的大多數，對媒體也是不無怨言。有傳媒工作者便感言： 「反高鐵運動期間，示威者和傳媒間的關係陷入空前惡劣。」
究竟，這裏是否反映了一點如今傳媒生態中的「深層次矛盾」呢？
抗爭群眾其中一樣最有意見的，就是無論他們當中絕大多數人士、絕大多數時間，都是如何和平理性的進行「快樂抗爭」，但媒體，尤其是電子媒體，總愛抽出最激那一小撮、最出位的行徑，加以渲染和報道，無論實際上人數是多麼少，時間是多麼短暫。所以，他們認為媒體是有心惡意中傷這場運動的。
當然行內人會說這是傳媒的規律， 「和平不是新聞，只有衝突才是新聞」，大家理應見怪不怪。我只能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抗爭者對媒體的不信任，有更長遠的背景，他們覺得過去兩三個月，媒體已經成了官方spinning machine 的一部分。過去兩三個月， 政府官員真的進行了很多spinning？這裏且舉一些例子。
鄭汝樺的扭盡六壬
例如，1 月8 日，財委會第2 次開會討論高鐵撥款。1 月5 日，即是會議前3 天，鄭汝樺為爭取公眾支持，與一眾傳媒親往乘搭武廣高鐵一等車廂，親身推介高鐵的種種好處。於是大家從電視熒光幕畫面看到的是，武漢高鐵的美輪美奐，車廂的寬敞舒適，車速達到時速336 公里的火紅指標；翌日在報章版面看到，則是她娓娓道來，高鐵效率是如何的高，舒適度如何可媲美飛機，班次是如何的頻密，因此本港興建廣深港高鐵是如何刻不容緩等。
有「記者」更煞有介事，繪影繪聲的描述車廂中：「讀書看報打稿像在家中一樣平靜；如果放一支熒光筆在座位的可折疊小桌板，雖然時速350 公里，但，熒光筆屹立不倒， 車廂之平穩可見一斑。」究竟這些恭維說話，又是否有必要呢？
媒體成了官方spinning machine 的一部分？
又例如，1 月15 日，財委會第3 次開會討論高鐵撥款。1 月12、13 兩日，也即是會議前兩三天，TVB 新聞部一連兩天為鄭汝樺播出專訪，找了一個陽光明媚、視野開闊的西九「靚景」，讓鄭局長把興建高鐵的理據，從容不迫的一一娓娓道來。而有趣的是，較早之前兩三個月，我在TVB 公共事務部當記者的一位朋友，在時間遠為充裕的情下，三邀四請，也請不到鄭局長接受訪問。當然行內人都知道，新聞部所面對的局限，以及它與公共事務部在運作上的分別，而IO（新聞官）、心戰幕僚樣樣不缺的鄭局長，又哪會不知。
大家覺得時間安排上是否恰到好處呢？
鄭局長是否又真的如在電視熒光幕中所看到般的responsive 呢？她私下為人恕我不知道，但至低限度，在過去兩三個月，她從未試過與黎廣德、朱凱迪等反對人士，面對面，認真的辯論過高鐵之種種數據和方案，讓真理愈辯愈明。即使是由《明報》所主辦的那一次，她也只是願意以「前後腳」的形式出席。而1 月7 日，原本「心口掛個勇字」，運房局副局長邱誠武原先答允出席now 電視台《時事全方位》節目，與朱凱迪辯論，但卻最後突然宣告「縮沙」。未知這又是否鄭局長的神機妙算？
當然，他們又不是真的如此忙得不可開交，在過去兩三個月，便帶大堆資料， 「盛意拳拳」的親臨媒體之中，作internal briefing，單方面述說他們版本的故事。
在整個漫長的過程中，大多數的媒體似乎都對這種遊戲甘之如飴，少有對此鞭撻。再加上，官府陣營財雄勢大，在報章不惜工本的持續賣全版「嵌入式廣告」（即裝作是新聞報道的廣告），為興建高鐵造勢，這都讓反高鐵人士，覺得自己活在政府鋪天蓋地的虛假宣傳當中， 並把媒體看成是官方spinningmachine 的一部分，共同組成了一道他們要對之擲雞蛋的高牆。
最後，到了《東方新地》偷拍陳巧文的私生活，嚴重侵犯其私隱時，更把他們這種對媒體的怨憤，推至另一個高峰。我也相信，如果我們怪責個別示威者粗暴時，這種偷拍行為的粗暴，更加應該譴責。
以穿梭香港會、國金中心、政府總部為傲？
近日一個頗受歡迎的報章政情專欄，在它面世的那一天，劈頭是如此介紹自己的：
「江湖百曉生，穿梭於香港會與中國會，游走於銀行街與金融街，自出自入於政府總部，掂行掂過於國金中心，日日聯絡消息人士，時時check 住BlackBerry，分分鐘望住部機，秒秒鐘睇住個市。總之， 閣下無論是約了banker 食brunch，抑或是約了高官食lunch，之前只需看一看我老紀，不但特別多叫人豎起耳仔的話題，更可通曉大局聞風趁勢！」
當然每個專欄都有權為自己定位，筆者沒有異議，但我只想指出一點：如果到了一天，報章版面充斥的都是類似專欄，那些不會出入香港會、中國會、銀行街、金融街、政府總部、國金中心的第四代人，他們還會如何看待香港的主流媒體呢？是「our media」還是「their media」呢？
Spinning 的弔詭：主流媒體的衰落
當一眾高官沾沾自喜，認為自己在spinning 的工夫上做得出神入化，霸佔了主流媒體的興論陣地，而一眾媒體對於這種遊戲又樂此不疲的時候，或許第四代人已經靜靜地起革命。不錯，他們沒有第二代人的江湖地位，不能佔據政經要衝，但他們卻可以腳來投票，以互聯網來打破壟斷，在網絡世界上開拓自己的新天地——一個沒有香港會、國金中心、政府總部、又或者立法會長廊，新的公共議事空間。
近年網絡上民間媒體的冒起，如《獨立媒體》（Inmedia），以及其「民間記者」計劃，正逐漸衝擊主流媒體。
或許從今之後，當報章在埋怨讀者流失，年輕人不再讀報時，亦應該反思一下，這未必是源於年輕人文化水平下降；反而，這場媒體的倒海翻江，是否由它們自己所一手一腳做成？
又當心戰室把主流媒體都操控於指掌之上，呼風喚雨的同時，它是否也在慢性摧毀着它們呢？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