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13 | 時事評論 | By 楊榮文 2009-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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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嘯引發重新定價
新加坡外交部長 楊榮文
尊敬的副校長凱特．朴蕊蒂女士（Kate Pretty）、我的昔日導師納瓦拉南教授（Professor Navaratnam）、親愛的朋友、女士們先生們，劍橋大學在全球經濟陷入許久未見的嚴重衰退之際，慶祝建校八百周年，似乎顯得不吉利。可是縱觀劍橋走過的歷史長河，此次經濟大滑坡只不過是人類發展中的又一次間斷，類似情況劍橋不但多次見證，也參與了不少。這場危機是否會成為世界歷史上一個主要轉折點，我們還不得而知，只有在事態塵埃落定後才能確定。
治病沒有捷徑
倒是這場危機的嚴重性，卻是愈來愈顯著。危機何時觸底、將持續多久，沒人說得準。數以萬計的公司將倒閉，至少上千萬人飯碗不保。原本的金融危機已演變成全面性的經濟危機。對許多國家而言，經濟形勢惡化會引發政治危機。一些國家的政府迫於短期的政治壓力，倉卒做出反應，這反而會使它們的經濟雪上加霜。
《金融時報》去年十二月的一篇評論指美國聯邦儲備局盲目飛行。實際上，所有政府都在低能見度下飛行。市場劇烈動盪，正是因為沒人能確定哪些應對策略會奏效。
為我家人看病的一位老醫生曾經解釋，為什麼要讓疾病走完發病到痊癒整個過程。他說，治病須順應疾病的發展規律，對症下藥，企圖縮短這個過程可能反會加重潛在病因。當中可能需要採取緊急措施，又或許症狀減輕了，但無論如何，要讓病人自身痊癒，隨後他們體內的免疫系統將起變化。
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了解創意性破壞的重要性。一個經濟周期的完結並不會使經濟回復到原來的起點。經濟走下坡時，公司倒閉、員工失業、機構重組改革、政府可能出現更替。在這過程中，資源重新分配，舊事物被新事物取代。
今年逢二百周年冥誕的達爾文深明這一切。生命是一場鬥爭，舊的被新的取而代之，而人類社會是這場鬥爭的一部分。
痛苦過程漫長
我們自問，掙脫舊現實後浮現出來的新現實是什麼？歷史是不可預先決定的。在某個特定時間，存在幾個可能的未來，各自處於局部平衡狀態。而每一次危機，代表從一個局部平衡狀態，過渡到另一個局部平衡狀態之間的一個間斷。而這狀態的變化，僅僅是情景設想的多項可能性中的一項。
未來幾年，無論歷史在充滿各種可能性的空間裏依循哪個軌道運行，資產、生產要素、國家、思想都將經歷大規模的重新定價。
讓我先談經濟的重新定價。當前危機導致許多泡沫破滅，首當其衝的是美國的次優貸款房。全球各地的資產價格急速下滑。單在過去一年，就蒸發了幾十萬億美元的財富，人們無從知道這個痛苦過程還會持續多久。很多個月前，作風一向謹慎的格林斯平說，他往洞裏一望，看到資產價格下滑即將見底；結果出現的卻是鮮為人知的黑暗深淵。只有當資產價格充分下調後，深淵底部才會顯現出來。公共政策足以推動或妨礙這個過程。不幸的是，許多經濟刺激配套將使這方面的調整更加困難，如拯救沒效率的汽車公司可能反倒延長重組過程的痛苦，同時耗費巨額公款。
至於人的重新定價，還要痛苦得多。全球化之後，整個世界成了單一的勞動市場，歐美和日本工人的工資直接或間接地被亞洲和非洲數十億的廉價勞動力壓低。單是中國和印度每年所造就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就比所有發達國家的總和還多。雖然貿易是個正和遊戲，但貿易所帶來的好處卻從未均等分配，因此接下來，許多國家必然面對國內保護主義加劇的壓力。
各國政府往往為了保住員工的工作，而犧牲經濟的長遠利益。我們別誤以為可以故步自封、強行擺脫經濟衰退。一旦超出某個極限，貨幣兌換率就得承受壓力。即使政府企圖制止資產和人力重新定價，國際市場也會強迫我們作出調整。一個過度舉債的國家將被重新定價，其貨幣將貶值，導致所有國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當今世界明顯失衡。七大工業國全陷入經濟衰退。西方消費過多，儲蓄過少，而亞洲則儲蓄過多，消費過少。中國、印度和其他國家的消費理應遠遠超越產值，可是這些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仍然偏低，致使他們還不足以彌補當前全面下滑的全球需求量。這樣的局面，也許再過十年、二十年會扭轉過來，但絕不是接下來短短幾年內辦得到的。而在這個過程中，凱恩斯的節約悖論將蔓延全球，環球經濟可能陷入更長的衰退期。
眼前的這場危機可能需要幾年的時間才會結束，之後世界將出現多極化局面，輪廓將更分明。美國雖然在長遠的將來仍會繼續是全球舉足輕重的強國，但她將不再是世界唯一的超級霸主，權力須與他國分享。由西方列強主導的發達國家世界，必須與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和其他國家分享權力，共同主導世界大局。由此可見，政治領域將伴隨經濟領域重新定價。
大國分權談何容易
自北京舉辦盛大輝煌的奧運開幕式後，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去年八月二十六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評論寫：「這是個歷史性的變革時刻。轉瞬十年後，每個人都會明白這點。幾個世紀以來，權力一直屬於西方的歐洲列強，包括大英帝國。到了二十世紀，權力屬於美國。現在我們必須適應一個新世界，與遠東地區分享權力。我很想知道，我們這些長久以來主宰世界的西方文明（不光是政治與經濟），是否確切明白這究竟意味什麼。這將是一個相當詭異、甚至可能叫人害怕的歷程。」 以上評論是貝理雅於去年八月金融風暴來襲前發表的，今日聽來，更是何其貼切。不過，分享權力談何容易。國際金融機構如布列頓森林機構等，若不大規模重組，環球治理體系內的許多問題將無法有效處理。在美國前總統布殊的倡導下，於去年十一月開啟的二十大工業國峰會是一個必要的新起點，不過這是個過程。
白高敦首相希望四月二日於倫敦召開的第二次會議，可以為環球談判擬出主要架構。誠然，環球機構的改革過程需要好幾年時間來完成。在過渡時期，很多事情都可能出錯。經濟史學家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分析了上世紀經濟大蕭條，認為箇中一個主要導因是，在那個權力轉移跨越大西洋的關鍵時刻，世界卻群龍無首；當時的英國無法行使領導權，而美國則不願意當領導。環球經濟隨之崩潰。
未來幾十年，中美關係將影響世界。說得直白點，美國是中國最重要的出口市場，而中國是美國債券的最重要買家。中國如何和平地進入環球治理體系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挑戰，這將進而使環球體系出現變化。相信就是這個原因，促使美國國務卿希拉莉把東亞列為首次出訪的目的地。
中國的蛻變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發展。關於中國重新崛起的論述很多，不過我想談以下三點。
自覺性
第一點是中國的自覺性。李約瑟（Joseph Needham）在多年前已就這一點寫了不少。中國歷代有為前朝修史的責任。前後二十四史，第一部是司馬遷於公元前一百年前所著的《史記》。之後，後漢為西漢修史，接下來是王莽新朝、三國等等。最後一個朝代清朝建於一六四四年，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而滅亡。時至今日近一個世紀以後，清朝的正史方開始撰寫。我在今年一月參觀巴黎天主教外方傳教會時，一位會說華語、曾在中國和新加坡服務多年的法國牧師告訴我，預計清代正史總共將有九十冊，而其中五冊會是有關中國的基督教傳教會。參觀傳教會時，我也遇到一位研究四川省傳教活動歷史的中國學者。沒有一個國家或文明有這樣的自我傳承意識。
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史，看來要等上好幾百年後才能編撰。李約瑟對中國的自覺性有深邃的洞察力，這也造就了他在中國科學與文明研究方面的出色表現。弔詭的是，中國的自覺性多局限於傳統範疇中的社會和道德成就。是李約瑟讓中國人知道他們對世界作出了令人驚奇的科學與科技貢獻。
不過，中國的自覺性既是個長處也是個弱點。作為長處，它賦予中華民族自信和韌性。中國領導人常說，雖然中國應向世界學習，但必須以自己的方式尋覓通向未來的道路。不過這種自覺性也是一種自負感，使中國的思想和機制很難成為這個多元化世界的主流。可以確定的是，中國無意把外國人轉化為中國人。反之，美國是個相對年輕的國家，深信自己的想法是獨特及最優秀的，想要把每個人「美國化」。當今的全球化軟件，包括各種標準與流行文化，基本上全是美國的，而這正是中美之間根深蒂固的差異。
如果把文化比作人類操作系統，將各種不同文化以更高級的ＨＴＭＬ或ＸＭＬ語言超鏈接起來的，其實是美國文化。即使這個美國文化軟件時至今日仍需要某些修補，但它終究還是美國式的。而中國文化的性質卻非常獨特，所以，即使中國幾乎肯定會在未來幾十年內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我並不認為中國文化軟件有一天能夠將世界統合起來。
城市化
我今天想談的第二點是，中國叫人驚嘆的城市試驗進程。中國城市化的速度與規模，堪稱人類史上前所未見。他們的城市規劃專家自知中國不似美國那樣擁有大片土地任由城區向郊區外擴張，耕地又不及印度來得廣。儘管中國的高速公路網已經比美國還長，但中國人清楚意識到，如果他們的擁車用車量在人均水平上跟美國人一樣，整個地球將會沸騰。中國看到了土地保護與節約能源的需要，正落足心力打造可容納上千萬人、相當於一個大國總人口的超大城市。而這些超大城市，絕非像墨西哥城、拉各斯等雜亂無章發展而成的集合城市，而是為龐大的居住人口精心設計的城市。
中國的共產體制把大量土地重新集中到政府手中，使中國較之其他國家更有條件推動規模龐大的重新發展項目。回顧一九四九年那一場中國革命，爭取的正是土地所用權，這也正是中國與印度的最大差異所在。在印度，一如世界許多其他地方，為大規模發展項目徵地，永遠讓人心力交瘁。
如果說在二十世紀，世界以美國清晰理性的格網式城市規劃馬首是瞻，那二十一世紀裏影響世界的城市發展概念應該來自中國。如此浩瀚的城市化進程，讓中國在文化、政治、體制各方面都面臨重塑。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的農村革命起家，處理城市政治對中共政府來說，挑戰可不小。毛時代的城市人口比率僅百分之二十，今天的中國，百分之四十人口居住在城市裏，而不出幾十年，中國將趕上所有其他發展國家，城市人口將達八、九成之多。今時今日，中國的手機用戶已經超越了世界任何一個地方，互聯網用戶比美國還多。
政治文化
第三點，中國的政治文化。千百年來，中國早已發展出一套特殊的政治文化，足以使一個幅員土地猶如一整個洲般大的國家統一集中由一組官僚精英管轄治理。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的官僚政府正是中國共產黨。在運作正常的情況下，這支官僚政府任人唯賢，對整個國家充滿了強烈使命感。
明清時代規定任何高官都不可在自己出生地方圓四百哩範圍內任職，以免因牽涉地方利益而遭受壓力。這也意味彈丸之地如新加坡，完全不可能由新加坡人治理。剛在幾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恢復了這項條例，實際運作情況也確實如此，無論是省委書記或省長，幾乎所有省級領導都不出自所管轄的同個省份。唯一例外的是自治區，但同省人最高也只能坐上第二把交椅，絕不出任最高領導一職。以此類推的話，英國首相絕非英國人、法國總統絕非法國人、德國總理也不可能是德國人。
隨未來幾十年的城市化進程，中國的政治體制將發生巨變，但由官僚精英掌控整個國家的情況應該不會改變。太多各種國家機能共同主宰整個國家的利益，不得不實行中央集權制。在歷史記憶裏，一個分裂的中國總是帶來紛亂，而一場紛亂很可能持續一段很長時間。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正在較基層地方政府層級推行民主試驗，為濫權舞弊有效把關。但上到省市層級，領導人就得由更高的中央政府在聽取各方意見、經過審慎遴選後點名委任。好比中國式社會主義一樣，中國也會發展出有別於西方自由民主概念的「具中國特色的民主」。而當前的環球危機將使中國領導人更加堅信，以中央主導國家經濟的做法是對的。
全球局勢動盪，致使許多發展中國家紛紛研究起中國體制，反思中國發展經驗能否為良好的治理模式提供借鑑與參考。長久以來主導世界的西方模式，首次面臨強大的競爭者。
我提出這三點，說明要把中國納入新的多極環球體制，過程有多麼棘手繁雜；牽涉的不只是經濟挑戰，也包括政治與文化考驗。但這個過程勢在必行，結果將是一個跟我們熟悉的格局截然不同的世界。發展中國家將不再一味嚮往西方尋求靈感與啟發，今後會把目光轉向中國，也許還有印度。
中國與印度同步重新崛起，這個過程讓人無限心醉。人口總合佔了全球人口四成的這兩個國家，在本質上截然不同：一個奉行倫理、嚴格拘謹；另一個是個民主社會、粗暴喧鬧，或者借用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的話說，「印度人能言好辯」。但是，中印又不約而同地讓我們感受到一股有機的強盛生命力，正在改變許許多多人民的生活。
兩國之間心存疑慮
這兩大古文明得以重逢交錯，同樣好比一齣戲。縱是千山萬水相隔，中印千百年來歷史上的接觸零星延續，大多數時候和平共處。近幾年來，兩國貿易往來大幅增長，使中國躍升為印度最大貿易夥伴國。但當然，我們也沒忘了中國早在英屬印度時代就曾經是英屬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但兩國之間始終心存疑慮。一九六二年中印邊界戰爭印度戰敗後至今耿耿於懷，而中國領導人始終無法全然參透印度當年所承受的創傷究竟有多深。
對我們這些東南亞國家來說，這兩個大國同屬近鄰，東南亞的既得利益取決於兩國之間的和平與合作關係。我想談談一項或許有助於把南亞、東南亞以及東亞重新凝聚起來的計劃，那就是，印度比哈爾邦（Bihar）那爛陀大學（Nalanda University）的重建計劃。
通過中國的歷史記載，世界知道印度曾經有這麼一所古老的佛教大學，好幾個世紀以來吸引了來自亞洲各地的學生深造修行。那爛陀在最鼎盛時期，學子上萬人，大多是僧侶。根據唐朝高僧玄奘在七世紀留下的文字記載，那爛陀校舍輝煌一時，藏書閣共九層樓，佛塔高聳入雲霄。玄奘跋山涉水、歷經艱辛苦難赴印度取經的經歷，經由小說《西遊記》流傳已久，他也確實曾在那爛陀修學好幾年。但不幸的是，大約八百年前，也就是牛津與劍橋相繼成立的那個年代，那爛陀面臨阿富汗侵略者大舉入侵，慘遭摧毀殆盡。
最近，印度政府決定對這所古老的大學進行重建，發展成世俗大學，充當國際合作與交流的平台。當局已在出土遺址不遠處撥出了五百萬畝土地供重建。重建後的大學將延續那爛陀多元領域的特色，弘揚人類的和諧共生、人與自然和諧共存、人與自然生命結合的佛學理念。印度政府委任以阿馬蒂亞森為首的一組顧問團，為那爛陀大學的重建概念與構思提供諮詢，我很榮幸受邀成為顧問團成員。我希望新的那爛陀大學能引領亞洲朝向一個和平而相互理解尊重的新時代，我也希望那爛陀能與劍橋建立密切聯繫。
不可盡信終極方案
一個多極化的世界必定是個紛亂繁雜的世界，不會有哪個單一的價值體系會一枝獨秀將其他體系淹沒。當前的金融危機，導致許多人開始對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本質產生了懷疑。借用法國前總理利昂內爾．若斯潘（Lionel Jospin）的話說，化學純資本主義（chemically-pure capitalism）成了貶義詞。反倒是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價值回升，大家又把書櫃裏塵封已久的《通論》（《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一書翻了出來。《新聞周刊》（Newsweek）最新一期的封面宣告：「你我如今都是社會主義分子。」就連馬克思主義，也再度廣為傳聞。世界各國在尋求對策應對危機的當兒，也對各種思想與文化標準重新定價。萬一失業率偏高的現象長久持續，類似上世紀三十年代極端危險的思潮與意識形態很可能重現。
少了美國的領導，一個多極化世界將輕易引起環球不穩定。人們如今對奧巴馬新政府寄予厚望，期待這支對文化之間微妙差異更為敏感的執政團隊，能讓世界重建秩序、恢復增長。可惜事情往往沒想像中簡單，種種紛亂與迷惑應該還會持續一段相當長時間。重點是，我們不可盡信所謂的絕對、終極的方案，因為恰恰是這些方案，往往才最危險。
面對當前危機，我們也許可從兩位劍橋學子身上得到啟發：達爾文、李約瑟（Needham）。達爾文於一百五十年發表出版的《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標誌人類知識的一大躍進。英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稱之為「The Big Idea」。達爾文的想法確偉大。他的「自然選擇論」，亦是人類知識、社會發展的貼切比喻；人類的思潮與制度就好比生物品種，經歷戰爭、革命、選舉、經濟危機、學術辯論、市場競爭，自然淘汰。我們惟有期待存活下來並日益壯大的「適者」，能把人類文明推向另一高峰。
互敬互重相互學習
沒幾個人能像李約瑟一樣了解中國，正如賽門。溫契斯特（Simon Winchester）在一部關於李約瑟生平事的近著 The Man Who Loved China 中說，李約瑟如果活看到中國今日的巨變，也未必會感到意外。
達爾文和李約瑟都受劍橋傳統風氣薰陶，學會怎麼不失正義感與道德心而能同時秉持懷疑精神。惟有事事抱懷疑態度，才能維持客觀、嚴苛律己、借鑒他人。再靠借正義感與道德心，為更大的社會利益而奮鬥。中國早期就因為貪污腐敗，關閉鎖國，拒絕向外界學習，最終導致國勢頹敗、一蹶不振。一七九三年，清朝乾隆皇帝在接見來訪的英國使節馬戈爾尼（Lord McCartney）時，請他轉告英王喬治三世：「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認為西方沒什麼值得中國學習的。這標示了滿清皇朝衰落的開始。
人類各大文明之間相互交流兼收並蓄的程度，超乎了他們各自的想像，也超乎你我的認知。李約瑟在一九六九年把一系列有關東西方之間歷史性對話文選集結成書，書名是《四海之內》，取自孔子論語里的名言：「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第三世界團結組織鼎盛的五十年代，印度有句話說：「Hindi-Chini, bhai bhai」，意即，印度人和中國人是兄弟。在當前這個紛亂迷惑的年代，我們愈發需要在人性互敬互重的深刻基礎上相互學習、兼收並蓄。
本文為新加坡外交部長楊榮文在今年三月二十七日應邀出席劍橋大學建校八百周年卓越講座發表的演講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