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流感是全球化產物 _梁啟智

Yazhou Zhoukan
P46 | 新思維 | By 梁啟智 2010-01-31


豬流感是全球化產物

外資置環保不顧，全球化的跨境生產造成嚴重後果，豬流感病毒則從來不認邊界。


Roundtable會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現於香港大學地理系及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任教，並任「香港城市研究室」召集人，文章常見於《明報》及《茶杯月刊》。

　

豬流感的疫情迅速在世界各地蔓延，提醒我們正活在一個高度全球化的社會當中。誠然，疫症的遠洋交流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遠在五百年前的大航海時代，隨著探險船散播的天花和梅毒就曾為美洲和歐洲帶來巨大的災難。不過來到今天，當全球人士變得緊密相連，遠方的疾病可以於短短數日之內便隨旅客和貨物擴散到世界各地，確實是人類社會的新危機。

話雖如此，豬流感所揭示的全球化問題，卻遠遠不止於時空壓縮的挑戰。即使在學界之中，也常見一種對全球化的誤解，就是視之為科技革新之下，地球不斷變得更小的必然過程。

就以疫情最初在北美洲爆發的過程為例，足見全球化下的時空壓縮並不平均。疫情從墨西哥傳到美國，先在加州、德州和紐約州擴散。加州和德州與墨西哥接壤，受疫情影響不足為奇。然而紐約市和墨西哥城距離三千多公里，為何會先於美國的其他州份受到影響？

紐約市的拉丁裔人口佔百分之二十七，比黑人還要多。當中墨西哥裔的，就有近二十七萬人。他們經常在紐約和原居地之間往返，其移民模式與穿梭香港和加拿大的「太空人」相似。如是者，墨西哥和紐約的絕對距離雖然很遠，但它們的關聯距離卻十分之近。兩地的人物交流頻繁，並非純綷是科技進步革新航空交通的結果，更涉及美國整體的移民政策和紐約市獨特的社會和經濟背景，共同促使墨西哥裔的移民在紐約市聚居。

換上另一種疫症，則又有其附於人際交往的傳播模式。例如在貧困經濟的地方，不少由性接觸傳染的疾病往往會沿著公路擴散。話說有些貨車司機常於公路兩旁尋求性服務，而經濟拮据的婦女為了收入又被迫接受不安全的性行為，傳染病也就隨之沿路傳開。這些例子告訴我們，全球化下不同階層、族裔和性別的人所受的影響往往極為不同。所以相對於平面化的時空壓縮，把全球化想像為不同社會關係連結的重組和更新，或者更為合適。

社會關係的連結，往往受經濟和政治體制的左右。因此，談全球化便一定要談權力。說到豬流感和墨西哥，最少就有兩個和全球政經權力重組有關的問題可談：北美自由貿易協訂與新自由主義。

科學家對豬流感的源頭尚未有結論，不過不少左派評論卻已自行把矛頭指向包括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貿易協訂。自從協訂於一九九四年生效以來，大量資金從美國湧到墨西哥投資，當中包括不少「工業化農場」的項目。許多人想像中的農村，都有豬隻和小雞在村屋庭園當中隨處亂跑。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早已變成了如工廠一般的大量生產。禽畜從出生起都活在不見天日的環境之中，如玩具或成衣一樣在生產線上被餵飼和屠宰。投資者為求賺到最大的利潤，把禽畜關在極為狹小的鐵籠，不容許有任何的活動空間。這種擠迫的養殖環境不單止污染環境，更製造極為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

全球化促使生產過程流向成本較低的地方，例如讓美國的農業和工業流向墨西哥。這些地方生產成本較低的其中一個理由，就是當地政府對生產過程的監管相對寬鬆，為了吸引外資而置各種社會和環境問題所不顧。

這種跨境生產關係並非自然而成，而需要制度的確立和支持，後面就是政治權力的爭奪。當然，看不見生產過程的種種問題，不代表就不需要面對其後果，病毒和細菌從來不認邊界。

豬流感的源頭和工業養殖是否有關或者仍有待考究，不過疫情在墨西哥的擴散和新自由主義的關係，則是相當明顯。和許多拉丁美洲國家一樣，墨西哥於上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期間經歷多次金融危機的同時，走向一個強調市場主導、私營化和減低政府開支的新自由主義教條。很不幸，醫療福利成為「精減政府架構」的犧牲品，公共醫療開支減少超過四成。貧窮人口一方面失去了政府的安全網，又無法負擔昂貴的私人醫療服務，自然是最受打擊的一群。相對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嬰兒因為營養不足而死亡的個案以倍數上升。有不少學者認為，墨西哥的醫療改革製造社會不平等，為公共醫療系統帶來沉重的危機。當有重大疫情來臨時，系統變得不堪一擊，疫情隨之迅速擴散。

墨西哥公共醫療系統的問題，和全球化之間有何關係？墨西哥政府削減公共醫療開支，並不是當地人自己的選擇。相反，他們更多次起來反抗，示威抗議無日無之。當地政府仍然要一意孤行，無非是受制於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的結構調整計劃。

墨西哥當年面對金融危機，無從選擇之下要靠向外借款來渡過難關，結果就要接受各項借款條件所約束，而其中一項就是削減政府開支。

全球化代表了權力的重組和轉移，而在墨西哥的例子當中，我們就看到政府的權力被轉移到不是由墨西哥人自己選出來的國際組織當中。

全球化並不是一個隨科技而來的自然過程，按何種模式出現和帶來什麼影響，一定要從差異和權力中去講。傳媒報道疫情危機，常常把鏡頭對準穿著白袍的科學家，如何在實驗室尋找病源基因。從全球化去看豬流感的傳播，或者可以在科學的想像之外，為當前的討論帶來更多社會的思考。■

自我戲劇化的英雄感_林沛理

Yazhou Zhoukan
P43 | 一夫當關 | By 林沛理 2010-01-31

自我戲劇化的英雄感


香港八十後在「自我戲劇化的英雄感」中，也把自己組織成利益團體。

林沛理，文化雜誌《瞄》（Muse）主編，《信報》及《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最新的一本書是《破謬．思維》（天窗出版）。

　

一如所料，高鐵撥款在立法會得到通過；但特區政府再天真，也應該知道「世界從此不一樣」。作為一股新興的政治勢力，八十後初次嚐到「衝鋒陷陣」的刺激和手握權力的快感，此後參與政治的胃口肯定會大增。這是因為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跟政治效能感 (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是分不開的——你越覺得自己有能力透過參與政治去改變現狀，便越發有興趣參與政治。

在這個意義上，整個反高鐵運動對八十後來說，是一個「增權的過程」(empowerment process)。反高鐵給與這批原本身處社會邊緣的年輕人，一個超越營營役役的平淡生活的目標(higher purpose)。更重要的是，它為八十後提供了一個動員和凝聚力量的團結基礎(rallying point)，以及一個介入政治的切入點(entry point)。難怪反高鐵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立法會大樓門外的抗議活動洋溢嘉年華會氣氛：他們要慶祝的，是他們自我創造(self-invention)的成功；他們要表揚的，是那個剛剛得到增權的自己(their newly empowered self)。從被社會遺忘的無名無姓的一代，一躍成為社會良心和媒介寵兒，「忽然成名」的八十後或多或少會有一種要在全城目光下「迎上前去」(rise to the occasion)的「自我戲劇化的英雄感」(self-dramatizing sense of heroism)。至少在表面上，興建高鐵不僅在經濟上站於不敗之地，在政治甚至文化上也是大勢所趨。在香港目前的政治制度下，立法會通過撥款更是無可避免的政治現實。

反高鐵註定是一場敗局早成的抗爭(a lost cause)，但對於革命熱情高漲的年輕人來說，越是註定失敗，就越值得抗爭到底。因為在一個不公平的社會，只有註定失敗的抗爭才是正義之戰(a lost cause is the only cause worth fighting for)。這也許解釋了撥款通過之後立法會大樓外的警民衝突，一齣精采的電影又怎可以沒有一場大對決做高潮(climatic fight)？

反高鐵與「六四」有不少可資比較的地方。雖然八十後在二十年前天安門事件發生的時候，仍然未懂事；但他們極可能是被「六四」感召的一代，自我期許為「六四」的兒女。從這個角度看，立法會通過撥款當晚，警方與反高鐵人士在立法會大樓外衝突，觸發回歸後最激烈的本土示威行動，可以說是二十年前天安門事件的一個溫和、良性(benign)和小規模的香港版。

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八十後，先衝擊中聯辦，再圍堵立法會，這也許已經觸及北京最敏感也最脆弱的中樞神經。一向危機意識過度活躍，但危機處理技巧嚴重不足的曾蔭權政府，相信正在絞盡腦汁。我建議曾蔭權與他的班子、顧問和智囊，找一本已經有百年歷史的老書看一看。

美國政治學者本特利(Arthur Bentley)在他的名作《政府程序：社會壓力的研究》(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 A Study of Social Pressure)中提出，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s)的活動，影響所有政府的政策和政治勢力的分布。社會的政治形態，就是利益團體的力量均衡。利益團體互相競爭，通過捐款、遊說、參政、示威，甚至街頭抗爭等行動，以影響選舉、立法、撥款、資源分配和政府政策等政治結果(political outcome)。政治學理論中，這被稱為團體理論或多元主義(pluralism)。本特利有一句名言：理解了美國的利益集團，也就理解了美國的政治。在本特利的眼中，政治是一場利益集團與利益集團之間永無休止、錙銖必較的鬥爭。

八十後在短時間內成為香港政壇一股必須受到尊重的勢力(a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並非他們佔據了道德的高地，而是因為他們把自己組織成為利益集團，並以一個利益集團的典型模式運作。這對於常常奢談社會整體利益、競爭力和創意、企圖以誇誇其談和「大想法」(big ideas)治港的曾蔭權政府，不是一記當頭棒喝嗎？■

perrylam@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