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7日 星期六

階層流動凝固了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12 | 時事評論 | 厚生經營 | By 周永新 2009-10-15

階層流動凝固了!

  此文寫於特首公布《施政報告》前。《施政報告》的內容,日後再討論。總覺得要對《施政報告》作即時回應,除非是新聞一部分,或有參考價值,但要寫成文章,難免流於粗疏。今年《施政報告》,特首早說以經濟為主調,尤以近日談得最多的六大優勢產業,特首答應會有交代(現應已有分曉);至於民生福利,雖不至空白,但不會如去年的《施政報告》,因生果金引入資產及收入審查而釀成軒然大波。

  為了預備《施政報告》,特首於幾個月前即展開諮詢,我透過策發會提出的意見,分三方面,都是自己平日關注的,包括:為長者設立生活保障、增加社會階層流動及制訂長遠人口政策。明知以上三項都不會包括在今次的《施政報告》中,但為了港人現在和長遠的福祉,這三項今次《施政報告》不提,未來也必須有明確的策略。


長者生活艱難

  先說為長者設立生活保障。兩周前,我在這裏說過,近年來貧窮長者的數目並沒有增加,這樣又為什麼要討論長者的生活保障?首先,生活保障並不等同貧窮。不是貧窮長者沒有增加,他們就不要生活保障;就如有些僱主認為,薪金不夠食,打工仔可申請綜援,不用訂立最低工資—這樣把生活保障等同貧窮,是觀念混淆,好像生活就是為了生存。

  回說長者的生活保障。現在約有十八萬長者領取綜援,政府每年開支達八十二億元;另有五十萬長者領取生果金,政府每年開支約六十億元,加上長者福利服務(如護理院舍及社區支援服務)三十億元的支出,單是透過社會福利署而用於長者的開支,每年達一百七十多億元,還不計算長者公共醫療和房屋開支。

  就是有了這麼龐大的支出,仍有不少長者生活艱難—常有長者駝背在路上拾荒的圖片、長者困於籠屋或密不透風板間房的報道、烈日當空下輪候食米的影像—這些說明了什麼?

  我無意誇大現今長者的辛酸。我雖對十多年後長者的生活抱樂觀態度,因那時長者多對退休有準備,強積金經過二、三十年也應有一定效果,但從現今到二○二五年,即約十五年間,長者的生活保障仍是亟須關注的課題,政府也必須拿出對策。

  簡單來說,未來二十年估計仍有百分之二十(即五個有一個)長者必須倚靠綜援過活,餘下百分之八十,多項研究顯示其中百分之二十生活艱難—他們未必需要倚賴綜援,但要用生果金幫補生活。對這為數約二十萬的長者(隨人口老化而增加),政府能否多走一步?


年輕人前路茫茫

  其次是社會階層流動。今天時興懷舊,回憶當中,現今不少成功人士都說,他們成長的年代,也就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期間,家境雖窮,但社會上有的是機會,只要肯搏,不愁沒有出頭日子。

  今天情況大不同了:社會好像一潭死水,年輕人抱怨無論怎麼努力,連找一份合適工作也找不到,遑論有前途和薪金合理的職位。香港每年有一萬多名大學畢業生,但蓬勃發展的行業只有金融業(金融海嘯後已有收斂),畢業生想在金融以外尋找職位,猶如大海撈針,寄出幾十封求職信可以完全沒有回音。

  此外,政府設立副學士等相關課程後,更加深了莘莘學子的徬徨和無奈。首先,他們得負擔昂貴學費,十多萬元才能完成課程對中產家庭也甚吃力;其次,拿了副學士文憑,本地大學銜接學位課程不易找,出外讀書並非一般家庭可應付。

  最要命的是,社會上出現了一群高不成、低不就的青年—要求稍高的職位他們無法攀登,薪金微薄的基層工作他們又不想幹,結果只有無所事事地呆在家中,青年失業率也因此長期居高不下。

  大學畢業生又如何?今天大學畢業(包括拿了碩士、博士銜頭的)已非天之驕子,就算找到工作,前途又如何?我在大學任教,負責訓練社工,二、三十年前畢業出來的,經過十年八年,只要安分守己,晉升一級是平常事,從此生活穩定,由基層變為中產,前途坦然和清晰。


大學畢業生原地踏步

  今天大學畢業雖未致前路茫茫,但工作超過十年,多仍原地踏步,月薪或許多了幾千元,不要說置業安居了,就是要把讀書時負的債務還清也多力有不逮。他們最感氣餒的是,未來十年、二十年,他們有出人頭地的機會嗎?職業路線圖(career path)存在嗎?他們無法計劃自己的未來,也無法為下一代作打算(結果不結婚,也不生孩子)。

  就是這樣,香港過往引以自豪的白手興家故事,或最為人津津樂道的英雄莫問出處的發達史,不是愈來愈變得鳳毛麟角,就是一下子消失了,階層流動驟然凝固。香港曾是冒險者的天堂,雖然這樣的天堂不一定值得留戀,但腳踏實地、誠誠實實工作的普羅大眾,今天卻看不到前景—他們不知道香港如何向前走,更不知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如何更上一層樓,這就是香港現今的悲哀!

  至於人口政策,過去多有討論,不再重複。特首《施政報告》發表了,能否激發市民對前景的盼望,下次再談。

財富拍住美國 窮人一樣咁多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08 | 時事評論 | 香島論叢 | By 練乙錚 2009-10-17

財富拍住美國 窮人一樣咁多

  今天和大家談談香港的貧窮問題並介紹一個有趣的統計結果。

  這方面的討論一直以來很困難,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會上無一公認的「貧窮」定義。香港社福界習慣用相對標準,即首先以住戶為單位按成員人數分組別,每組當中取其入息中位數之一半為該組別之「貧窮線」,該組之內,住戶入息低於此線者即為「貧窮」。按此標準,香港窮人總數為一百二十三萬,佔人口的百分之十七點六。這個定義有一缺點:只量度相對貧窮;故若經濟發展了,實質GDP增加了(那怕是成倍增長),如果收入分布結構不變,則貧窮人數百分比也不會變,儘管此時不少「窮人」的購買力即實質收入已經增加(那怕是成倍增加)。這個定義的好處則是比較合乎常情,能照顧到「社會人」的一個特殊心理因素——在與周遭家家戶戶排比之時,大家總免不了要用相對觀點自視視人。

  香港政府方面,一直以來刻意避免提及「貧窮」二字;這個習慣,公務員大概都知道,讀者如果不知,可到社署有關綜援的網頁上看看官方文宣、文件——若用瀏覽器試尋文件中的「貧」字或「窮」字,結果會是一個也沒有。在官方詞彙中,一向沒有「窮人」,有的只是「那些在經濟上無法自給自足的人士」這種委婉說法,故政府○五年成立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扶貧委員會」,實在是石破天驚,只可惜委員會寫完一個報告,便於○七年終止運作,不復存在。這個委員會的報告,的確制訂了一套「貧窮指標」,符合指標的人士有兩類,其一是五十九歲及以下、收入低於綜援標準者,其二是「清貧長者」(包括六十歲或以上合綜援資格人士及有醫護及居住困難者);○七年人數,頭一類六十一萬八千多,第二類約二十萬四千,合共八十二萬二千,佔該年全港人口百分之十二。委員會這個數字,和社福界提出的,相去甚遠。數字後面的主要量度標準是綜援。衡量綜援金額,用的是一個「絕對貧窮」概念,即先就不同人數的住戶,逐一定出一籃子每月「必需品」的數量,再按當時這些物品或服務的市價算出總值,即為該等住戶的綜援金額,此額每年按通脹率調整。以此值定義「貧窮線」,若社會經濟發展了,實質GDP(即購物力)上升,如果社會收入分布結構不變,則「貧窮線」下戶口便愈來愈少。扶貧委員會消失之後兩年多,曾蔭權終於開了金口,前天在立會上以綜援金額定義「貧窮」,接近委員會用的「指標」,亦即表示政府終於承認香港有八十多萬「窮人」。這一步很重要,因為此後社福界和政府就貧窮問題「有得傾」,數字不同不重要,反正彼此明白當中分別。

  上述哪一個定義比較好,完全主觀,不值得爭拗,在不同的討論中,可用不同的定義,或者兩個並用,亦無不可,反正有學者認為「絕對貧窮」的定義,本質上也非完全「絕對」。大體而言,發達國當中,歐洲多採用相對貧窮定義,美國用絕對,英國則從五十年代起,改絕對為相對。(世銀還有一個定義:每人每日平均收入低於一點二五美元,即為貧窮,但這個定義只適用於發展中國家。)香港在經濟方面,無論是主流意識形態、發展階段、經濟政策、福利政策、政府介入市場程度等,都和美國相似,故政府採取美國官方沿用的貧窮概念,可說十分自然。這個做法,對香港的研究者而言,方便與美國貧窮狀況作比較,卻不利於借鑒歐洲資料;因此,筆者先在港、美之間作一對比。

  美國去年人均GDP是四萬六千九百美元;若以聯繫率折算,香港的數字則為三萬一千美元,但如果按購買力平價調整,則為四萬四千美元左右,和美國幾乎一樣。但相似之處還不止此。美國自八十年代以來,錄得的處於貧窮線以下人口,經常處於總人口的百分之十至十三左右,近年稍有增加,○八年的數字是百分之十三點二。這與上述香港「扶貧委員會」○七年提供的百分之十二之數,非常接近(注意二者都是用絕對貧窮定義算出)。當然,這個結果,還得看看兩地具體用的貧窮線是否相同,才有意義。

  以標準四人戶口為例,○八年美國政府定出的貧窮線是每年收入二萬一千八百三十四美元。香港方面,按最新社署〈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指引〉,無收入四人標準家庭(文件中的例四),綜援總金額為每月九千九百八十一港元,若按購買力平價換算為美元,等於每年二萬一千八百五十七元;以此為香港四人戶口貧窮線,則幾乎和美國的完全相等!是以港、美的富裕程度一樣,政府劃的絕對貧窮線實質上也一樣,而按此線算出的兩地貧窮人士在總人口中所佔比率亦幾乎雷同。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結果,研究者不可不留意。當然,近乎一樣的有關數字底下,也有不少相異之處可堪玩味,惟篇幅所限,另文再談。

經濟不再是香港最大問題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13 | 時事評論 | 香島論叢 | By 練乙錚 2009-10-15

經濟不再是香港最大問題

  從彭定康年代到董建華執政到今天曾蔭權當道,一年一度的施政報告是愈來愈沉悶了。爛並不一定好,平淡亦可顯功夫,但剛發表的這一份,卻的確文如其質、表裏一致,乏善可陳。曾政府喪失了主動能力。經濟上處處呵護財團利益,政治上事事察觀北京顏色,這兩個因素大體上決定了曾氏任內餘下兩年施政中的作為與不作為。論管治特色,曾的兩位前任,一個勇於變革敢於拼搏,一個雄心萬丈壯志凌雲,都能主動進取,但曾特首的特點,則是龜縮,滿足了金和權對他的要求之後,其他人的事,因循怠惰便算。想起溫家寶總理○八年「兩會」閉幕後在一次公開談話中說:「每個人,特別是領導幹部,要有獨立思考、批判思維和創造能力。」不能不替特區政府感到尷尬。

  香港現在是一個怎樣的社會呢?論經濟,富甲全中國,人民知識水平也最高;在亞洲,人均GDP與東京、新加坡鼎足而立,拋離其他城市甚遠;更由於是中國這個全球增幅最高、增長前景最好的經濟體的一部分,發展機會和潛力可說比全世界任何一個城市都好,這從去年至今世界經歷嚴重金融風暴而香港經濟少有恐慌便可看出。然而,香港人不快樂。在眾多量度世界各地人民快樂程度之類的排名榜上,香港通常排在中間偏後。 一個國家一個城市,和個人一樣,財富達到某種水平之後,再簡單增加,不一定帶來更多快樂更大滿足;這原是大家都知道的邊際效益遞減定律,千真萬確。社會到了這個地步,仍靠慣性甚或一部分人的無止境貪念推動發展,顯然不是最好辦法;這時候,「GDP崇拜」後面,是社會動力資源即體力、心力、想像力和特別是管治精英的解決問題能力的錯配。香港的富裕程度到了這個地步了嗎?到了,甚或已經過了頭。誠然,也有調查顯示,經濟仍是最大多數港人的最大顧慮,但便是如此,也可能只是反映特定財富分配機制之下的不均狀況,而與總體財富水平無關。(若香港是一個阿當斯密意義而不是大財團意義上的自由經濟,事實當非如此,但香港「市場經濟」並不接近完美!)在這種情況之下,政府應該做什麼呢?它當然還要在份內管好工商財貿經濟,但它的大部分動力資源,卻應該花在經濟以外的問題上面。政府少出經濟力,還有市場去推動、企業去推動、千千萬萬人的利潤動機去推動,但如果政府不在其他社會問題上帶頭力,升斗市民絕對沒有能力解決。政府重要,目下在香港應該是這個意思。

  什麼是今天香港的大問題呢?什麼問題真正需要特首及其他高級官員負起責任去處理呢?

  教育問題。意識型態不談,從前香港教育質素很高,不僅出過丘成桐、崔琦、高錕,還訓練出大批當今社會精英,擔負起建設香港、締造「奇跡」的責任而不辱命,差的只是量。今天,量是提高了,但相比亞洲其他地區如台灣、南韓,還差得遠,在一些方面如特殊教育,最近竟還有「縮水」現象。質的方面,更不用提,滿意香港教育的家長,包括名校那些,現在愈來愈少。特首本人應該帶頭重視教育(而不是教育產業)。

  人口老化問題。香港的人口「金字塔」早已成為橄欖形,再過二十年,將變成「倒轉三角」,人數最多的年齡組別,將是六十至七十五歲那組。老年人最集中在黃大仙等「老區」,這些區域的人均收入也偏低。對這些人而言,醫療社福服務都是大問題。世界上面臨人口嚴重老化的發達國家,政府如臨大敵,最怕的不是企業老闆請不到人手,而是老年人生活質素下降、壯年因此也百上加斤。香港政府認為只要輸入足夠外勞便可解決人口問題,思維還是商界至上。本應因為人口減少而不成問題的居住問題,卻因為政府為了照顧地產商利益,招引大量大陸資金入市而日益嚴重;無怪香港的「八十後」,將面臨撫養比攀升、擔子愈來愈重,卻要面對地產天價之威脅。

  青少年問題。據教協估算,青少年學生食毒比例為百分之四,而且正在高速增長。(相比,六項優勢產業現時僱用人手亦只佔就業人口的百分之十;向青少年賣毒絕對是第一「優勢產業」!)但到目前為止,政府只是準備好搞一個場面哄動而效用堪虞的校園驗毒計劃。除了毒品問題,一般學童健康也愈來愈壞。以肥胖為例,其對青少年一生健康和幸福的影響,不亞於食毒,發生比率則比食毒高得多,世(WTO)對此十分重視,屢向各國政府發出警告,一些國家處理得很好(如日本人均GDP比中國高十倍,肥胖率卻和中國相若,在5%以下),香港這方面有大問題,但政府並無有關的教育宣傳。

  社會流動性問題。施政報告算是關注了一下,但八十八段卻言不及義,談的竟然是考試壓力,可見政府連問題是什麼、存在與否、嚴重不嚴重等基本狀況也未搞清楚。恆處社會上層的精英,顯然不必多花心思及資源去理解社會流動性。

  政改問題。不必提了。那是曾蔭權的恥辱。

  幾時香港可有一個特首寫一份施政報告告訴市民,GDP已不是香港最大最困難問題,政府及高官此後要多花精力面對其他頭痛腳痛心痛事,好哪一天港人快樂得像家裏的菲傭?

  註:見○八年三月十八日《人民網》報道文章〈溫家寶談新時期解放思想〉;  例如在Happy Planet Index上的排名,香港今年在一百四十多個國家或地區當中排八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