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撮譯]齊澤克：土著的回歸檢視修訂版本.週六, 2010-03-06 03:33 — 阿野 香港獨立媒體
占士金馬倫的《阿凡達》，訴說一個傷殘的前海軍的故事：他被派往一個遙遠的、住著藍色皮膚原住民的星球，他的任務是滲透該族群，以及游說他們讓其主顧開發該星球上的天然資源。經過一連串複雜的生物控制技術，主人公終於操控得到一個年輕的原住民軀殼，即其「avatar」。
這班原住民極具靈性，並與大自然和睦共處（他們能把一條由自己身體長出來的尾巴裝東西，插進馬兒或大樹裡，與牠們溝通）。可以想像，男主人公當然會與某位漂亮的原住民公主相愛，然後拯救該星球，協助他們把人類侵略者掃出家門。電影的結局，主人公甚至將其靈魂由他殘缺的軀殼，轉移到原住民的軀殼，破釜沈舟地成為原住民的一份子。
電影的3-D效果，加上其結合真實演員及數碼動畫處理等，應令《阿凡達》與《Who Framed Roger Rabbit》 (1988)及《The Matrix》 (1999)等相提並論。上述電影，主人公都被卡於日常的現實及一個想像的領域——即《rogerr rabbit》的卡通世界，及《the matrix》的數碼現實——還有《阿凡達》的星球裡被數碼處理過的日常現實。不能不察的是，《阿凡達》的敘事雖然表面上是在同一個「真實」的現實裡發生，但我們需處理的——在根本的符號經濟的層次上——究竟是兩層現實：一層是見怪不怪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世界，另一層是住滿原住民，在大自然過著近親相姦的生活的幻想世界。（千萬別將這層現實與真實地被剝削的人民的悲慘現實混淆）由此觀之，電影的結局就是主人公徹底地由現實移民到幻想世界，如在《the matrix》裡，neo決定重新沉浸回到母體裡。
然而，這不表示我們應該更「真誠」地接受現實世界，從而否定《阿凡達》。事關如果我們從現實中減除幻覺，現實將失去基本的一致性，結果會是瓦解。我們並不是要從「要麼接受現實，要麼選擇幻覺」裡二選一：如果希望改變或逃出社會現實，我們首先是要改變幻覺，因幻覺把我們妥妥貼貼地裝嵌在現實裡。正因為《阿凡達》的主人公並沒有達成這改變，所以他的主體位置，不過是拉康就薩德所言的「被其幻覺所騙」（le dupe de son fantasme）。
因此，不難想像，若《阿凡達》有續集的話，大概會是幾年（或…幾個月）的幸福過後，主人公開始感到某種奇異的不滿，甚至開始想念那個腐敗的人類世界。不滿的產生，不僅因為再完美的世界遲早也會令我們失望。完美的幻覺，正正就是因為其完美，才令我們失望：完美意味著我們——帶著這幻覺的主體——在其中根本沒有位置。
[……]
金馬倫的前作《titanic》，真是一套郵輪撞向冰山的災難片嗎？要留意的是災難的一刻：撞船發生的一刻，正是在兩人確認其感情關係並回到甲板之後。更要命的是，在甲板上，當女主人公告訴其愛郎，當船到紐約後，她便會選擇隨他遠走高飛，情願與她的真命天子過咸魚白菜的生活，也不要虛偽、腐朽的上流社會生活。
正正在這一刻，船便撞向冰山了，彷彿要防止其實竟無疑問將會發生的真正災難。真正的災難是甚麼：當然是到達紐約後兩小口的生活。我們當可大膽假設，日常生活同住之難，會將他們之間的愛摧毀。換言之，撞船的發生，不過是為了拯救他們之間的愛，維持某種幻覺（即如果撞船不發生，他們便會永遠快快樂樂在一起）不致破滅。在最後一刻，男主人公難道不是提供了更進一步的暗示嗎？當他凍得快要嗚呼時，女主人公竟然是抱著浮木安然無恙。女主人公知道她快要失去愛郎時，一邊說「我不會放棄你的！」說時遲那時快，她一手便把男主人公推開了。
為何如此？因為男主人公功成，便身退了。最表面的愛故事之下，《titanic》其實還有另一個故事要說：一個被寵壞的富家女的身份危機。她感到迷茫，不知如何是好；迪卡比奧因而不只是她的愛郎，他的真正身份是一個「消失的中界」（vanishing mediator），其功能是復原她對其身份的自覺，與及人生目標。他凍死於北大西洋前的說話，並不是與愛人臨別的話語，而是一個傳道人的訊息，忠告她要對自己誠實。
我們不應輕易被金馬倫膏淺的「荷理活馬克思主義」（即他粗陋地標榜草根階層，以及卡通化處理富人的殘暴和貪念）騙倒。他對窮人的同情下其實還有一層反動的迷思，這迷思最早於 Rudyard Kipling的Captains Courageous已完整地展開。故事指一個面對危機的年輕富人，經過一段短時間的實牙實齒貧困生活後，終於回復其生命力。換言之，潛藏在他們對窮人的慈悲裡的，其實不過是吸血鬼式的剝削。
今時今日，荷理活看來已逐漸拋棄這種生產情侶的方程式。dan brown的angel and demon無疑就是首部改編流行小說的電影，把小說裡原有的男女主人公的性愛場面在電影版本裡刪掉。荷理活原有的傳統恰恰相反：小說原本沒有的性愛場面，電影版本都會加插進去。
[……]
《阿凡達》白人娶了原住民公主而成為大王的故事，其忠誠地追隨傳統的生產情侶方程式，其對愛的幻覺的深信不疑，令之成為一個意識型態上保守、守舊的電影。而其高超的電腦特技將這根本的保守性深深的埋藏。然而，不難發現的是，埋藏在這政治正確的主題（老實的白人支持環保的原住民，抵禦「軍事－工業」複合的帝國主義侵略者）下的殘暴種族主義母題：一個下身殘廢而被地球拋棄的人，有能力轉個頭便便羸得美麗的原住民公主歡心，並協助一班土著保衛其星球。電影告訴我們，原住民只有兩個選擇，要麼被人類拯救，要麼被人類消滅。換言之，他們若不選擇成為帝國主義現實的受害者，便得乖乖飾演白人幻想中早已分配好的角色。
正當《阿凡達》橫掃全球票房時（不足三星期已大收十億美元），一件與《阿凡達》劇本何其相似的事情卻在發生。印度的住著東加里亞空達（dongria kondh）人的奧利沙邦（state of orissa）北邊的山區，被賣了給礦業公司，並計劃大肆開採當地豐富的鋁氧石（該礦床估計價值四萬億美元）。拒絕坐以待斃，一場毛派（納薩爾派分子 Naxalite）的武裝叛亂因而爆發。
Arundhati Roy於《印度現況》雜誌裡，如此描述這幫毛派的游擊隊：
… 幾乎全部由窮得絕望的的部落人民組成，他們活於長期飢餓的狀態——那是比得上非洲撒哈啦沙漠南部地區程度的飢荒。他們在印度所謂獨立六十年後，仍然未能獲得任何教育、醫療和法律補償。幾十年來他們不斷被無情地剝削，小商人持續地欺騙他們，警察及林業部門的人員像攞正牌地強暴他們的婦女。一直以來，因為一批毛派的同志與他們一同生活、工作及並肩作戰，他們才能走上一條奪回他們尊嚴的道路上。部落人民今天拿起他們的武器，也是因為政府一直以來除了給他們帶來暴力與忽略之外，甚麼都沒貢獻過，今天甚至還要奪走他們唯一的財產——土地。……他們相信若今天再不為土地而戰，便無異於被殲滅。這班衣衫襤褸、營養不良的部隊，當中好一部份士兵連火車、巴士和小鎮都沒見過，現在正為生存而戰。
印度總理把這叛亂形容為「單一最大型的國內安全威脅」；商業媒體把他們描述為極端地反對發展，媒體也不再報導「伊斯蘭恐怖主義」了，取而代之的是鋪天蓋地的「赤色恐怖主義」。無怪乎印度政府以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對府印度中部森林裡的「毛派大本營」。在這場戰爭中，兩方的確都訴諸大型武力，而毛派的「人民公義」也不是省油的燈。然而，對於我等自由派的品味，無論這裡的暴力是多麼惹人討厭，但我們卻無任何資格譴責之。為甚麼？他們的狀況，正正就是黑格爾所說的烏合之眾：印度納薩爾派的反叛分子是童叟無欺的饑民，他們連生命最低限度的尊嚴都被剝奪。
此情此景，金馬倫的電影有甚麼位置？沒位置：奧利沙沒有矜貴的公主等待白人英雄來誘惑她及幫助其部落人民，只有一班聲名狼藉的毛派在組織饑民。電影讓我們能操作一種典型的意識型態區別：同情被理想化了的原住民，同時否定人民真實的鬥爭。欣賞《阿凡達》及仰慕原住民反叛的觀眾，有所有理由在恐懼中否定納薩爾派份子，把他們打成殺人成性的恐怖主義者。真正的na 'vi族人軀殼其實就是《阿凡達》本身——電影已經替代了現實。
2010年3月7日 星期日
都是呂大樂惹的禍
Apple Daily
E06 | 名采論壇 | 牛棚讀書記 | By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2010-02-21
舊不如新
特首曾蔭權的聲望有多糟？只要看看麥兜作者謝立文和麥家碧的命運便知道了。只不過是為政府拍了一輯賀年短片，把曾蔭權畫進筆下，與一群小動物飛回家過年，謝、麥二人就立刻被網友痛斥為「出賣良心」、「綁架了大家的好朋友麥兜」。政府本來只是想藉人人熱愛的漫畫角色討好市民，沒想到偷雞不反而害得大家連雞都不想再吃。甚麼叫做一粒老鼠屎弄壞一鍋粥？這就是最好的示範了。今天的特區政府在年青人心目中已經壞到了生人勿近的地步，真係邊個埋去邊個死；冇得救。
社會學家呂大樂前陣子在網上被人罵得狗血淋頭，道理也是一樣的。就因為不知道哪裏搞出了一個未經證實的傳言，說政府想請他研究「80後」，好應對方興未艾的青年反對浪潮，於是三十年間不斷批評政府，從當年市政局第一次開放直選以來便努力爭取民主化的呂教授就「現出原形」，成了背叛良知的「獻媚學者」。
當我知道此事純係子虛烏有的謠傳之後，坦白說，我不只沒有為呂大樂鬆一口氣，反而還覺得有些可惜呢。理由很簡單，任何一個負點責任的政府忽然遇上一群聲勢浩大的青年反抗運動，想必都要研究一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吧？要是它自己沒有這份能耐，於是請一位相對獨立的學者幫忙，這難道不是一個很明智的決定嗎？莫非我們寧願政府眼睜睜看「80後」的爭論甚囂塵上卻啥事不幹束手旁觀？還是由它繼續找已經淪為權貴第二代俱樂部的中央政策組去分析今天的香港年青人，然後告訴政府其實多送幾個國寶級美女落就當堂掂晒？
這個傳言之所以傳得出去，是因為大家一看到「80後」就想到「世代論」，一提到「世代論」便想起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這本萬言左右的小冊子相當奇怪，它明明是本暢銷書，但很多提到它的人卻好像根本連看都沒看過；它明明寫得通俗易懂，但卻能衍生出許多不同的理解（甚至是和作者原意截然相反的理解）。問題究竟出在哪裏呢？
沒錯，呂大樂這本小書絕對不是嚴謹的學術著作，它比較像是一篇建基於個人觀察和過往研究背景的感想式評論。可是雖然有那麼多人批評它不嚴謹，但我卻沒見過有誰在世代構成的概念邏輯和實證調查的基礎上認真反駁，反倒是繞路走的人比較多。
例如沈旭暉，他在〈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見《明報》2010年1月31日）中力陳呂氏學術的過時：「政府忽然關注青年議題，固然很好，但假如繼續以舊思維、舊框條、舊人物閱讀新世界，只延攬更多上一代學者當幕僚，或安排上一代思維持有者化妝易容，是不可能明白問題所在的」。然後他就選出幾點範例解釋上一代思維的不合時宜，學術思潮裏的日新月異。有趣的是他這篇評論我看來看去都看不出新在何處，比方說他提到「被Alexander Wendt普及」的建構主義早已取代了呂氏那靜止不變的規範觀，這就是一個很怪異的說法了。要知道Alexander Wendt的理論不只深受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結構化過程」說的影響（呂大樂留學英國的時候恰恰是這套說法大行其道如日方中的時刻），而且早在Alexander Wendt把建構主義帶進國際關係研究的二十年前，所謂的「建構主義」就已經是社會科學理論教科書裏的常識了；我們怎麼能說它是套嶄新的東西，又怎麼能說是靠Alexander Wendt才普及了它呢？
我們當然歡迎學術上的百家爭鳴，不應該抗拒各式各樣的新觀點。可是我不太明白為甚麼在研究新世代的時候只能請新世代的人用新世代的理論入手（更何況這些理論未必很新），這裏的理據究竟是甚麼呢？指責別人過時很容易，下功夫批駁人家的論述就是另一回事了。與其在外行人面前隻言片語地暢談學院思潮的遞變，倒不如老老實實切入核心，直接分析呂大樂的「世代論」怎麼個「靜態」法，深入挖掘《四代香港人》述策略的重心。在這一點上，另一位青年學人周思中的意見就更值得重視了，我們下周再談。（都是呂大樂惹的禍二之一）
呂大樂的懺悔
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有兩大核心，一是社會流動，二是世代更替。把這兩大部份結合起來，探討世代與社會流動的關係，得出的觀察是戰後嬰兒潮出生的那一代人（也就是他所說的「第二代」）生得其時，既碰上了外在國際環境提供的機遇，又遇到相對寬容的上一代人給出的大量空間，於是出了不少年紀輕輕便能扶搖直上，佔據各種行業關鍵位置的中流砥柱。
問題是這批人很年輕的時候便成就了一番事業，他們也會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自動退下火線嗎？當然不會。就拿我比較熟悉的媒體行業來說吧，今天你去大陸看看各大報刊，三十出頭當老總的比比皆是，香港有這可能嗎？並不是因為他們的上一代特別大方，個個懂得急流勇退，我們的第二代則貪慕權位戀棧不去，而是因為他們今天的大陸在某些方面某些領域就像當年的香港，忽然來了一場產業大爆發，空缺特別多；年青人往上一瞧，晴空萬里，半個人影都沒有，那可真是捨我其誰。
於是香港便出現了第三代人上位的問題了，不只要面對仍然生龍活虎的上一代，更遭遇到上一代人沒有經歷過的人事結構扁平化，產業機會收縮的問題。換句話說，這一代人不只不能再按老一代人的模式順既有階序拾級而上，也不會可能再做那白手起家自己拼出一片天的舊夢。
這本是個很經典的社會上升流動停緩的問題，當呂大樂把世代框架放上去之後，它就變成近日為人注目的世代之爭了。
處在第三代與第四代之間的青年學人周思中在〈一個「香港」故事的誕生──『世代論』小傳〉裏質疑呂大樂憑「甚麼理據能支持《四代香港人》裏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宏大斷言」？並且追問其論點的關係所在，「在回歸十年這時機，以這個視角相當有限的『世代論』重寫香港故事，希望回應或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周思中認為呂大樂描述的那批第二代基本上只是一群中產階級，這群人相信競爭，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向上就能找到美好的生活，並且推而廣之，以為這是整個香港的核心意識，是香港成功的不二法門。坦白說，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裏對這種意識是極不客氣的，他不只調侃第二代的虛偽，揭穿他們表面開放實則啥事都想管它一管的心態；而且還根本地揭穿這種事成功盡其在我的自欺，指出他們過度誇大自己的能耐，漠視了客觀環境的助力。
但周思中更進一步地挖掘呂大樂世代故事的述策略，指責他只以「七十年代冒起的中產階級為中心，描寫他們與另外幾代人的關係，第一代為他們打下基礎，第三代恰恰給他們『騎』不見出頭天，第四代作為他們的兒女被溺愛被規訓」；無異於把「其後一兩輩，以至父母一輩都以某種角色收納在戰後嬰兒那一輩的勝利者故事」。不錯，呂大樂的香港故事的確是以第二代為中心，表面的理由是這代嬰兒潮寶貝人口數字龐大，曾經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佔去了香港整體人數的一半。但更重要的原因則是他們（包括呂大樂本人）把握了三十年來的主流話語，有能力將自己的經驗放大為全香港的經驗，有辦法把自己對社會的看法說成是香港的故事。為什麼呂大樂不另闢蹊徑，看看其他幾代人的視角，甚至在第二代的中產階級之外找出當不了成功中產的失敗者，以他們的觀點去說一遍香港人的戰後經歷呢？
在我看來，答案相當簡單，《四代香港人》沿續了《唔該埋單》的思路，是呂大樂對所謂「香港意識」的否思，更是他對自己那一代人的自我批判，無論我們有多討厭那麼從李嘉誠到曾蔭權都念在之不倦的香港神話，我們都不能否認它在香港的霸權地位。呂大樂在《唔該埋單》裏最有力的批判就是指出它的局限，用九七前存在五十萬名貧窮人口的事實否定香港遍地是機會的傳說。後他在《四代香港人》裏更貼近地描述出自己這代人如何誤解了自己誤解了香港，同時還漠視了社會不再流動的情況，以為一切全是下一代人不肯努力的錯。在這個意義上，呂大樂其實是香港神話的掘墓人，而非它的追隨者。
（都是呂大樂惹的禍二之二）
E06 | 名采論壇 | 牛棚讀書記 | By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2010-02-21
舊不如新
特首曾蔭權的聲望有多糟？只要看看麥兜作者謝立文和麥家碧的命運便知道了。只不過是為政府拍了一輯賀年短片，把曾蔭權畫進筆下，與一群小動物飛回家過年，謝、麥二人就立刻被網友痛斥為「出賣良心」、「綁架了大家的好朋友麥兜」。政府本來只是想藉人人熱愛的漫畫角色討好市民，沒想到偷雞不反而害得大家連雞都不想再吃。甚麼叫做一粒老鼠屎弄壞一鍋粥？這就是最好的示範了。今天的特區政府在年青人心目中已經壞到了生人勿近的地步，真係邊個埋去邊個死；冇得救。
社會學家呂大樂前陣子在網上被人罵得狗血淋頭，道理也是一樣的。就因為不知道哪裏搞出了一個未經證實的傳言，說政府想請他研究「80後」，好應對方興未艾的青年反對浪潮，於是三十年間不斷批評政府，從當年市政局第一次開放直選以來便努力爭取民主化的呂教授就「現出原形」，成了背叛良知的「獻媚學者」。
當我知道此事純係子虛烏有的謠傳之後，坦白說，我不只沒有為呂大樂鬆一口氣，反而還覺得有些可惜呢。理由很簡單，任何一個負點責任的政府忽然遇上一群聲勢浩大的青年反抗運動，想必都要研究一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吧？要是它自己沒有這份能耐，於是請一位相對獨立的學者幫忙，這難道不是一個很明智的決定嗎？莫非我們寧願政府眼睜睜看「80後」的爭論甚囂塵上卻啥事不幹束手旁觀？還是由它繼續找已經淪為權貴第二代俱樂部的中央政策組去分析今天的香港年青人，然後告訴政府其實多送幾個國寶級美女落就當堂掂晒？
這個傳言之所以傳得出去，是因為大家一看到「80後」就想到「世代論」，一提到「世代論」便想起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這本萬言左右的小冊子相當奇怪，它明明是本暢銷書，但很多提到它的人卻好像根本連看都沒看過；它明明寫得通俗易懂，但卻能衍生出許多不同的理解（甚至是和作者原意截然相反的理解）。問題究竟出在哪裏呢？
沒錯，呂大樂這本小書絕對不是嚴謹的學術著作，它比較像是一篇建基於個人觀察和過往研究背景的感想式評論。可是雖然有那麼多人批評它不嚴謹，但我卻沒見過有誰在世代構成的概念邏輯和實證調查的基礎上認真反駁，反倒是繞路走的人比較多。
例如沈旭暉，他在〈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見《明報》2010年1月31日）中力陳呂氏學術的過時：「政府忽然關注青年議題，固然很好，但假如繼續以舊思維、舊框條、舊人物閱讀新世界，只延攬更多上一代學者當幕僚，或安排上一代思維持有者化妝易容，是不可能明白問題所在的」。然後他就選出幾點範例解釋上一代思維的不合時宜，學術思潮裏的日新月異。有趣的是他這篇評論我看來看去都看不出新在何處，比方說他提到「被Alexander Wendt普及」的建構主義早已取代了呂氏那靜止不變的規範觀，這就是一個很怪異的說法了。要知道Alexander Wendt的理論不只深受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結構化過程」說的影響（呂大樂留學英國的時候恰恰是這套說法大行其道如日方中的時刻），而且早在Alexander Wendt把建構主義帶進國際關係研究的二十年前，所謂的「建構主義」就已經是社會科學理論教科書裏的常識了；我們怎麼能說它是套嶄新的東西，又怎麼能說是靠Alexander Wendt才普及了它呢？
我們當然歡迎學術上的百家爭鳴，不應該抗拒各式各樣的新觀點。可是我不太明白為甚麼在研究新世代的時候只能請新世代的人用新世代的理論入手（更何況這些理論未必很新），這裏的理據究竟是甚麼呢？指責別人過時很容易，下功夫批駁人家的論述就是另一回事了。與其在外行人面前隻言片語地暢談學院思潮的遞變，倒不如老老實實切入核心，直接分析呂大樂的「世代論」怎麼個「靜態」法，深入挖掘《四代香港人》述策略的重心。在這一點上，另一位青年學人周思中的意見就更值得重視了，我們下周再談。（都是呂大樂惹的禍二之一）
呂大樂的懺悔
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有兩大核心，一是社會流動，二是世代更替。把這兩大部份結合起來，探討世代與社會流動的關係，得出的觀察是戰後嬰兒潮出生的那一代人（也就是他所說的「第二代」）生得其時，既碰上了外在國際環境提供的機遇，又遇到相對寬容的上一代人給出的大量空間，於是出了不少年紀輕輕便能扶搖直上，佔據各種行業關鍵位置的中流砥柱。
問題是這批人很年輕的時候便成就了一番事業，他們也會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自動退下火線嗎？當然不會。就拿我比較熟悉的媒體行業來說吧，今天你去大陸看看各大報刊，三十出頭當老總的比比皆是，香港有這可能嗎？並不是因為他們的上一代特別大方，個個懂得急流勇退，我們的第二代則貪慕權位戀棧不去，而是因為他們今天的大陸在某些方面某些領域就像當年的香港，忽然來了一場產業大爆發，空缺特別多；年青人往上一瞧，晴空萬里，半個人影都沒有，那可真是捨我其誰。
於是香港便出現了第三代人上位的問題了，不只要面對仍然生龍活虎的上一代，更遭遇到上一代人沒有經歷過的人事結構扁平化，產業機會收縮的問題。換句話說，這一代人不只不能再按老一代人的模式順既有階序拾級而上，也不會可能再做那白手起家自己拼出一片天的舊夢。
這本是個很經典的社會上升流動停緩的問題，當呂大樂把世代框架放上去之後，它就變成近日為人注目的世代之爭了。
處在第三代與第四代之間的青年學人周思中在〈一個「香港」故事的誕生──『世代論』小傳〉裏質疑呂大樂憑「甚麼理據能支持《四代香港人》裏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宏大斷言」？並且追問其論點的關係所在，「在回歸十年這時機，以這個視角相當有限的『世代論』重寫香港故事，希望回應或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周思中認為呂大樂描述的那批第二代基本上只是一群中產階級，這群人相信競爭，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向上就能找到美好的生活，並且推而廣之，以為這是整個香港的核心意識，是香港成功的不二法門。坦白說，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裏對這種意識是極不客氣的，他不只調侃第二代的虛偽，揭穿他們表面開放實則啥事都想管它一管的心態；而且還根本地揭穿這種事成功盡其在我的自欺，指出他們過度誇大自己的能耐，漠視了客觀環境的助力。
但周思中更進一步地挖掘呂大樂世代故事的述策略，指責他只以「七十年代冒起的中產階級為中心，描寫他們與另外幾代人的關係，第一代為他們打下基礎，第三代恰恰給他們『騎』不見出頭天，第四代作為他們的兒女被溺愛被規訓」；無異於把「其後一兩輩，以至父母一輩都以某種角色收納在戰後嬰兒那一輩的勝利者故事」。不錯，呂大樂的香港故事的確是以第二代為中心，表面的理由是這代嬰兒潮寶貝人口數字龐大，曾經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佔去了香港整體人數的一半。但更重要的原因則是他們（包括呂大樂本人）把握了三十年來的主流話語，有能力將自己的經驗放大為全香港的經驗，有辦法把自己對社會的看法說成是香港的故事。為什麼呂大樂不另闢蹊徑，看看其他幾代人的視角，甚至在第二代的中產階級之外找出當不了成功中產的失敗者，以他們的觀點去說一遍香港人的戰後經歷呢？
在我看來，答案相當簡單，《四代香港人》沿續了《唔該埋單》的思路，是呂大樂對所謂「香港意識」的否思，更是他對自己那一代人的自我批判，無論我們有多討厭那麼從李嘉誠到曾蔭權都念在之不倦的香港神話，我們都不能否認它在香港的霸權地位。呂大樂在《唔該埋單》裏最有力的批判就是指出它的局限，用九七前存在五十萬名貧窮人口的事實否定香港遍地是機會的傳說。後他在《四代香港人》裏更貼近地描述出自己這代人如何誤解了自己誤解了香港，同時還漠視了社會不再流動的情況，以為一切全是下一代人不肯努力的錯。在這個意義上，呂大樂其實是香港神話的掘墓人，而非它的追隨者。
（都是呂大樂惹的禍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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