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歷史不可盡信

蔡登山：口述歷史不可盡信
2011年05月01日

胡適一生提倡傳記文學，他認為傳記文學是中國最缺乏的一類文學。因此他積極地勸他的朋友們或老一輩的人物，希望他們寫自傳。「希望能替將來的史家留下一點史料」。一九三六年間，胡適過東京，晤及當時任駐日大使的許世英，便曾勸他寫回憶錄。一九五二年，胡適首次返台，又專程拜訪許世英，舊事重提。一九六一年元月份起，許世英的回憶錄由他口述，冷楓筆錄開始在《人間世》月刊上連載。
胡適是具有歷史的考據癖的人，他認為許世英的《回憶錄》，「將來定有人視為史實」，所以其中錯訛之處，他要負責為之糾正。他看了《人間世》連載的四期《回憶錄》後，寫信給許世英並提出兩點質疑。胡適的治學態度是嚴謹的，而且是相信專業的。他當年要考證《醒世姻緣傳》的作者「西舟生」就是《聊齋誌異》的著者蒲松齡時，就曾請專研古典小說掌故的孫楷第幫忙稽考《醒世姻緣傳》所記之地理、災祥和人物。同樣的，他也把《許世英回憶錄》的前五期請秘書王志維交給金承藝代為查考史籍，之後又把金承藝的信送給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宗侗看，李宗侗是高陽相國李鴻藻的孫子，是熟悉有清一代掌故的。然後胡適寫了封信給許世英，同時將金承藝、李宗侗給他的信，請人清鈔了一份附上。
胡適在談到《許世英回憶錄》裏的許多錯誤時，說：「光靠記憶是非常危險的。」他並舉自己本身的例子說，他在上海讀書時，記有日記，他在赴美留學前即交他的二哥保存。在他學成歸國後重讀自己十幾年前的日記，發現日記中記有他當時閱讀過一本日本橫濱出版的《金瓶梅》，鉛字排印的，未經刪節的本子。他還在日記上頭寫了許多批評，但當時自己一點也想不起來了。要是不看此日記，還以為自己不曾看過《金瓶梅》。因此他說：「所以寫《回憶錄》，一定要有材料，如日記、年表、題名錄等等，都是十分重要的資料，不能專靠記憶。記憶是很危險的。我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作口述錄音的前一天，一定要把有關的材料收拾好，編一個大綱，像預備功課一樣，有時花了好幾個鐘頭，才能去口述。現在此地的一班人，不翻過去的材料，全憑記憶，就有許多錯誤了。可見口述歷史還是靠不住。」
胡適說的是口述者要做足功課，同樣筆錄者也要做足功課。這最成功的例子就是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作口述錄音時，當時訪問他的是唐德剛。唐德剛在採訪胡適之前，已先將胡適的有關著作如《四十自述》、《藏暉室劄記》、歷年日記及其他零星散文進行擇要整編，然後擬定大綱、確定訪談內容，從而可避免訪問時的盲目性與無序性。當受訪人敍述錯誤時，唐德剛採取的是「直接代勞」的方法，以根據第一手史料得來的、已為史學界認可的歷史事實進行逕改。受訪人在敍述親身經歷時出現記憶錯誤、或唐德剛對於受訪者的敍述存在疑問時，不做逕改，而是通過注釋的方式進行糾正、加以提示。許世英在發表回憶錄時，已年屆八十有九。記憶難免失真，敍事更難免錯誤，對於他所口述的有關史實，正需要代筆撰寫回憶錄之人多多費心查核訂正，否則就難免出錯。
又據《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記載，胡適在五月二十三日寄信給許世英後，對胡頌平說：「賽金花是個沒有知識的女人，當年劉半農去訪問她，根本是多事的，劉半農是北大的教授，他親自去訪問，還把一個沒有知識的女人的隨便談話都發表了，人家看起來好像真有其事似的。由此可知道口述歷史也不可靠。」

據《賽金花故事編年》一書中說：「一九三三年賽金花七十歲，在北京。因為此時生活太窮苦，請求北京公安局免收她住屋的房捐大洋八角。有人替她寫了一個呈文，歷述她在庚子八國聯軍時代怎樣救過人，以強調她有免捐的資格。這個呈文，偶然被一個報館記者拿去登報，立刻震動了北京社會，並且傳播到全國各地，賽金花再度成為一個新聞人物了。」那個記者就是北平《小實報》的管翼賢。隨後各方名人絡繹不絕去看她，猶如欣賞出土的古玩；連在上海的「性學博士」張競生都寫信與她談風論月。一時大批「賽金花訪談記」出爐，包括劉半農、商鴻逵師生採訪整理的《賽金花本事》、曾繁的《賽金花外傳》，都是這時期的產物。
賽金花對劉半農自述身世時，完全未提及在歐洲是否與瓦德西相識；而在曾繁採訪她之後所寫的《賽金花外傳》中她就明白表示二人是老相識：「他和洪先生是常常來往的，故而我們也很熟識。外界傳說我在八國聯軍入京時才認識瓦德西，那是不對的。」在有些訪談中，賽金花全盤否認「瓦賽情史」：「我同瓦的交情固然很好，但彼此間的關係，確實清清白白；就是平時在一起談話，也非常地守規矩，從無一語涉及過邪淫。」奇怪的是，有的時候她又會誇耀瓦德西乃是裙下之臣。如《羅賓漢》的記者遜之採訪她時，她便說：「時瓦德西知余下堂，向余表示愛情，余愛其人英勇，遂與同居三四月之久。」
對此，香港掌故大家高伯雨（林熙）也曾在一九三四年間，多次去北京居仁里看過賽金花，並接濟過她。據高伯雨說，後來她對我也熟落了，彼此之間不太拘禮，談話也不太過客套了，她才坦白地對我說，她只見過瓦德西一面而已，和他沒有甚麼關係。當時高伯雨就指出《申報》的「北平通訊」所載她對記者的談話，其中有該記者問她在宮裏住過幾天，她答在儀鑾殿一共住了四個月，瓦德西走時，要帶她一同往德國，她不肯，他又叫她，宮中的寶物可以隨便要，她也不敢。高伯雨問她，對記者所說的，難道完全是撒謊的嗎？她微微一笑，似是同意，歇了一會才答道：「可不是嗎？」高伯雨問為甚麼要這樣呢？她答得頗有道理，她說：「人們大都好奇，報館的人和讀報的人更甚，如果我對他們說真話，他們一定不信，還以為我不肯老實說，我只好胡謅一些來打發他們，滿足他們的好奇心。同時又可以博取人家對我同情，幫幫我忙。像先生你既不是新聞記者，又不是賣文餬口的人，我怎好向你說假話呢？」賽金花萬萬沒想到後來高伯雨成為掌故大家，也賣文為生數十年，而就在賽金花死後二十多年，他寫了〈我所見到的賽金花〉公佈了這段談話。
胡適認為劉半農「根本是多事」，黃秋岳也認為「夫欲從老妓口中徵其往事，而又期為信史，此誠天下之書癡。」其原因在於賽金花為了滿足人們的好奇和博取同情，而一派胡言。對於此類人物，採訪者不能不慎，否則為其利用而不知，而寫出的口述歷史，也無甚價值，徒留笑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