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戲劇化的英雄感_林沛理

Yazhou Zhoukan
P43 | 一夫當關 | By 林沛理 2010-01-31

自我戲劇化的英雄感


香港八十後在「自我戲劇化的英雄感」中，也把自己組織成利益團體。

林沛理，文化雜誌《瞄》（Muse）主編，《信報》及《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最新的一本書是《破謬．思維》（天窗出版）。

　

一如所料，高鐵撥款在立法會得到通過；但特區政府再天真，也應該知道「世界從此不一樣」。作為一股新興的政治勢力，八十後初次嚐到「衝鋒陷陣」的刺激和手握權力的快感，此後參與政治的胃口肯定會大增。這是因為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跟政治效能感 (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是分不開的——你越覺得自己有能力透過參與政治去改變現狀，便越發有興趣參與政治。

在這個意義上，整個反高鐵運動對八十後來說，是一個「增權的過程」(empowerment process)。反高鐵給與這批原本身處社會邊緣的年輕人，一個超越營營役役的平淡生活的目標(higher purpose)。更重要的是，它為八十後提供了一個動員和凝聚力量的團結基礎(rallying point)，以及一個介入政治的切入點(entry point)。難怪反高鐵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立法會大樓門外的抗議活動洋溢嘉年華會氣氛：他們要慶祝的，是他們自我創造(self-invention)的成功；他們要表揚的，是那個剛剛得到增權的自己(their newly empowered self)。從被社會遺忘的無名無姓的一代，一躍成為社會良心和媒介寵兒，「忽然成名」的八十後或多或少會有一種要在全城目光下「迎上前去」(rise to the occasion)的「自我戲劇化的英雄感」(self-dramatizing sense of heroism)。至少在表面上，興建高鐵不僅在經濟上站於不敗之地，在政治甚至文化上也是大勢所趨。在香港目前的政治制度下，立法會通過撥款更是無可避免的政治現實。

反高鐵註定是一場敗局早成的抗爭(a lost cause)，但對於革命熱情高漲的年輕人來說，越是註定失敗，就越值得抗爭到底。因為在一個不公平的社會，只有註定失敗的抗爭才是正義之戰(a lost cause is the only cause worth fighting for)。這也許解釋了撥款通過之後立法會大樓外的警民衝突，一齣精采的電影又怎可以沒有一場大對決做高潮(climatic fight)？

反高鐵與「六四」有不少可資比較的地方。雖然八十後在二十年前天安門事件發生的時候，仍然未懂事；但他們極可能是被「六四」感召的一代，自我期許為「六四」的兒女。從這個角度看，立法會通過撥款當晚，警方與反高鐵人士在立法會大樓外衝突，觸發回歸後最激烈的本土示威行動，可以說是二十年前天安門事件的一個溫和、良性(benign)和小規模的香港版。

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八十後，先衝擊中聯辦，再圍堵立法會，這也許已經觸及北京最敏感也最脆弱的中樞神經。一向危機意識過度活躍，但危機處理技巧嚴重不足的曾蔭權政府，相信正在絞盡腦汁。我建議曾蔭權與他的班子、顧問和智囊，找一本已經有百年歷史的老書看一看。

美國政治學者本特利(Arthur Bentley)在他的名作《政府程序：社會壓力的研究》(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 A Study of Social Pressure)中提出，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s)的活動，影響所有政府的政策和政治勢力的分布。社會的政治形態，就是利益團體的力量均衡。利益團體互相競爭，通過捐款、遊說、參政、示威，甚至街頭抗爭等行動，以影響選舉、立法、撥款、資源分配和政府政策等政治結果(political outcome)。政治學理論中，這被稱為團體理論或多元主義(pluralism)。本特利有一句名言：理解了美國的利益集團，也就理解了美國的政治。在本特利的眼中，政治是一場利益集團與利益集團之間永無休止、錙銖必較的鬥爭。

八十後在短時間內成為香港政壇一股必須受到尊重的勢力(a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並非他們佔據了道德的高地，而是因為他們把自己組織成為利益集團，並以一個利益集團的典型模式運作。這對於常常奢談社會整體利益、競爭力和創意、企圖以誇誇其談和「大想法」(big ideas)治港的曾蔭權政府，不是一記當頭棒喝嗎？■

perrylam@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