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殖民生活的「冷經驗

Ming Pao Daily News
D06 | 世紀 | 世紀．Local Discourse | By 呂大樂 2010-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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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殖民生活的「冷經驗」




文╱呂大樂新力量網絡主席、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編按：2009 年末，深港高鐵興建與五區請辭論爭，引發關於「中港融合」、「一國兩制下的議政民主」、「規劃民主」等本土議題，也引來官方和輿論提出「要處理香港社會存在深層次矛盾」的說法。今明兩天，世紀版將刊載學者呂大樂和孔誥烽的分析文章，合為一小專輯，探究此種「矛盾」的歷史、社會結構根源。文章皆同於《本土論述2009》發表，這部年度期刊延續去年社會上幾場重要辯論，以殖民地秩序為框架，檢視抗爭、身分、教育等議事面向；以及另闢香港、中國視野、「八十後」等時下專題。

呂氏於下文指出，近年興起的保育運動與他所屬世代的生活經驗未能相交，他梳理冷感生成的殖民管治、國共意識形態相爭背景。

情似乎是這樣：對於香港的文化、文物、建築，年輕一輩顯然比較我所屬的一代人更有感情。

對此我是感到好奇的。但這不表示我會懷疑他們那份感情與熱誠；對文化文物的感情，基本上沒有必要跟個人的年齡成正比例。我甚至認為，這不是年齡的問題，而是不同的生命歷程所產生不一樣經歷的結果。

舉一個例，對於保育景賢里一事，我便自問很難對該建築物講出一些什麼感覺，更遑論記憶、感情。對於景賢里，我只有一些印象，依稀記得在中學時期偶有乘坐公共汽車經過它的大門，瞬間一瞥，只覺重門深鎖，估計是富貴人家的大宅。所謂印象，就僅此而已。當聽到提出要保育景賢里的要求時，雖然明白那些主張保護文化文物的社會人士那份焦急與期望，但在我個人方面則沒有共鳴，難以投入。上述情並不限於景賢里這個個案。現時偶然聽到一些有關文化文物保育的意見或建議，都會感到與倡議者之間存在一定的距離。

疏離感殖民霸權的裂縫

而我相信，我有這樣的感覺並非一個特殊例子。身邊的朋友間中也會表達一些類似的意見，只是很奇怪的，這種略有保留的態度一直沒有機會在公眾空間裏受到注意，成為議程的一部分。在公眾空間裏所進行的激烈辯論很快便將社會上的意見歸納為正反兩大陣營，而中間那種模稜兩可的態度很快便被看為無所謂、沒有看法或無意見，而沒進一步深究。可以想像，這一種模稜兩可的態度並不會在爭議中引人注意；在兩種主張對峙的情下，這種沒有強烈反應的態度很容易被誤解為冷感或不關心。

但其實在沒有強烈反應背後的那種模稜兩可的態度，很大程度上是某種殖民經驗的表現。它既是殖民管治所帶來的後果，同時也是當時在那政治、經濟、文化環境下生活的被殖民者對殖民制度的回應。可以這樣說，這種模稜兩可，對殖民文化文物沒有強烈反應的態度，反映出當時殖民政府在建立管治霸權時並未有徹底地令被殖民者完完全全歸順， 在政治及文化控制上存在一些裂縫，給後者可以跟建制保持一定距離的空間，沒有真正融入殖民制度裏面。上述的那種態度是在殖民霸權的裂縫中衍生出來的，面對殖民政府它表現為陽奉陰違，在日常生活裏則表現為與建制的低度接觸。它是一種消極的抵抗。

近期不少有關殖民時代香港社會的研究，均強調殖民者與華人社會（尤其是那些為殖民政府服務，而從中取得好處的一群）之間的協力關係。儘管殖民主義是一種壓迫被殖民者的制度，但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也可以存在利益交換關係。當然，並不是每一個階級均可以取得相同的利益：買辦與一般市民大眾之間的差異肯定是十分明顯的。但同樣可以肯定的是，在殖民制度——至少以香港的經驗而言——底下，也不見得就只有壓迫的一面。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關係微妙。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對一般民眾來說，他們對殖民政府的態度也是頗為複雜的。他們在殖民地生活或可免於內地動盪的政治環境對個人所帶來的種種影響，讓他們在並不平等的制度底下仍可支配自己的命運。可是，殖民制度中的種種細節又確實經常令被殖民者感到渾身不舒服。

曾幾何時，在很多華人眼中，英國人高高在上。在六七十年代民間普遍流行一種說法，就是一些在英國老家不怎樣的外籍人士，來到香港亦可以當上一官半職或在洋行做可以話事的。現實是否如此，暫且不必深究。作為在民間廣泛流傳的一種想法，這已足以說明華人對殖民地及殖民者的主觀感受。所謂香港乃華洋共處之地，其實沒有清楚說明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存在一種怎樣的關係。而滲透於日常生活中不同環節的，由學校課程（如語文學習的安排、對中史課的「小心處理」等）到平日跟政府的接觸（如七十年代中期以前，到公共屋的辦事處交租也會有一種踏足衙門的感覺，而當年好些初級公務員接待市民的態度，亦令人很不舒服），都經常會提醒民眾，香港是一處殖民地。我相信，這是在殖民地生活的經驗的特點之一：一份疏離感。

第三類選擇漸成主流

上面所提到市民的消極抵抗跟這份疏離感是有關聯的。

必須說明，這並不等於說他們無時無刻不想顛覆殖民制度。在香港作為殖民地的百多年歷史中，當然存在反殖民地的情緒，但反殖民地作為一項政治工程──包括有組織地進行政治顛覆，宣揚針對殖民主義的國族主義思想，嘗試推翻殖民政府，並有打算通過解放殖民地而另立新的政權──基本上從來不是政治現實的一部分。在香港實踐民族主義，最終出路似乎是回國服務（或應說是參與一個以中國為主體的政治計劃），而不是在此「借來的地方」跟殖民政府進行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在沒有一個以推翻殖民政權為目標的政治工程的情下，抗拒殖民地的情緒表現為跟殖民體制核心保持距離。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以前（大致上可以「四人幫」倒台為分界），於香港社會的主流制度以外，存在親中共及親國民黨的兩大陣營。它們的存在直接及間接地為民眾跟殖民體制保持距離提供了社會基礎。直接是指它們是殖民管治下自成一體的社會系統，讓不少人可以減少參與殖民體制；間接是指它也刺激了一個獨立於國共政治的民間社會系統的形成。

上述兩大政治陣營長期在港有高度組織化的活動，一直以來都是國共之間的政治鬥爭的伸延。它們各自形成一個體系，很大程度上自給自足（由個別學校到整個升學系統、個別企業到整個就業系統、出版文化刊物、舉辦文化藝術活動到成立足球隊及其他體育運動隊伍等），曾經有過一段時期足以令參與其中的人士沒有需要跟主流的社會制度扯上密切的關係，亦可以在這個微型世界中過跟其他人沒有太不一樣的（撇開政治內容）生活。這兩大陣營在香港活動各有其政治任務，要爭取群眾。兩陣對峙，給香港社會帶來了一個頗為活躍的（意見經常不一致的）文化空間，各自開拓地盤，嘗試拉攏支持者或團結可以爭取的群眾。而殖民政府似乎亦樂於見到這兩股政治力量互相牽制，不至於出現一方面獨大的現象。更有趣的是，當時很多人因為以前經歷過內戰及1949 年前後各種政治動亂而不想自己的生活再受到國共政治鬥爭所牽連，所以自覺與這兩大陣營無涉（在這個意義上，儘管殖民體制令人難以投入，它又的確是在國共陣營以外的一種選擇。六七暴動之後，再加上經濟起飛，在體制內尋求個人發展的機會增加，這就更強化了市民對進入這個制度的取向），因此那些以中立或獨立自居，不依附於國共其中一方的「第三類選擇」有一定的「市場」，並以此定位而得到支持。而後來自七十年代中期，一般市民大眾所指為「本地的」，很大程度上是指這些有別於國共兩大陣營的「第三類選擇」。當「第三類選擇」逐漸壯大，同時如前面所提及經濟快速發展，一般家庭的生活有所改善，再加上後來殖民政府改變施政，進行改革，國共兩大陣營因而被邊緣化，殖民體制才漸漸成為社會主流，而民眾那種疏離的感覺才慢慢起了變化。

保育與民間回憶何干？

我想指出的是，對殖民體制在政治、文化上的疏離，並沒有成為本地華人社會發展的絆腳石。國共陣營與「第三類選擇」之間的互動，形成了一種自由、沒有拘束、經常出現相反意見的社會文化環境。這本來只是殖民政府用以平衡國共勢力的政治手段，卻有意無意中促成了一個香港特色的民間社會。這樣說並非全面否定殖民體制本身的正面作用；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它給市民提供了一個生活的框架——一套不一定公平和合理的遊戲規則，但卻是有穩定的規則可依，並在沒有需要捲入政治的情下，能夠從中找到改善生活的方法。一般市民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裏找到支配自己命運的可能性，並開始視香港為安身之地。往後的已成為歷史。

今天我們事後對港英殖民管治的態度與評價，會加入了很多七十年代中期之後才出現的元素，也因此而對它有另一番想像。

但對曾經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前的殖民香港生活的港人來說，這種想像有其界限。如果老房子能夠勾起一些回憶，那主要是殖民時代的民間生活，而不是與殖民制度的接觸。殖民只是歷史背景，是那個時代的年份。

在很多人眼中，重視自己身處的社會的歷史，乃理所當然。作為一種態度、要求，這或者是沒有必要討論的。但作為建基於社會狀分析之上的一種主張，我們需要理解為何有不少人不會有太多感情投入，同時也不會有強烈反應和意見。他們冷淡的反應其實是向倡議者提出了一個疑問：究竟這樣的保育跟他們的經歷扣上怎樣的關係？未有充分回答這個問題，便很難令他們對議題感興趣，更遑論積極回應了。

書名：《本土論述2009：香港的市民抗爭與殖民地秩序》

編者：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新力量網絡

作者：夏鑄九、郭恩慈、王永平、谷淑美、朱凱迪、潘毅等

出版：漫遊者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