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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3日 星期一
再論香港的社會流動性_雷鼎鳴
信報財經新聞
P15 | 時事評論 | By 雷鼎鳴 2010-05-03
再論香港的社會流動性
拙文「社會流動與機會平等」三月二十九日在本報發表後，引來了傅景華和葉兆輝「誰比誰更有機會向上流動」（四月十六日）及黃培烽「與雷鼎鳴商榷社會流動」（四月二十二日）兩篇評論。兩文所用語調，似乎是要對拙文稍作批評，但細讀內容，我倒覺得他們的論據只是印證了我的觀點。既是如此，我當然也不用作什麼「反駁」。對香港社會流動性問題，有些觀點及新的論據，我還未說清楚，這裏可趁機作些補充。
我在拙文中根據一九九六至二○○六年的數據寫過這段總結性的話：「香港社會還是有點社會流動性！不過，十年才有這種變化，速度可算頗為緩慢。」傅葉二人大作中一開始便引用了這段說話的上半截「香港社會還是有點流動性」，但卻刪掉下半截，並說所引的一句未能反映我們認識到的實況，接他們又再引述港大經濟系James Vere的研究，論證香港近年流動性偏低。這種行文方式使人摸不頭腦，Vere的結果不是與我的一致嗎？
我對Vere的結果十分熟悉，其中沒有超出多年來我對這問題的認知。這毫不奇怪，只要是認真的學者，用正確方法分析能夠反映真實世界的客觀數據，所得的結論不會互相矛盾。但他的結果顯然有異於某些團體或傳媒一些不夠謹慎的論據。
貧者愈貧 富者愈富﹖
社會上一個流行的說法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幾乎在任何社會任何時期，我們都可輕易找到一些比前更富的富人及比前更窮的窮人，但若要確立「貧者愈貧」一說，我們起碼要證明收入下降的窮人比例上要高於收入上升的窮人。我在上述拙文中曾用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比較過一九九六及二○○六年不同住戶人均收入（即住戶收入除以該住戶人數）組群的人數，發現實質收入六千元以下的組群人數比例全面下跌，六千元以上的則上升。
邏輯上，這已經證明了「貧者愈貧」是過甚其辭的說法。不過，低收入人數比例下跌不夠快，所以我認為近年來社會流動太過緩慢。
黃培烽文章中有提過最低收入的百分之十人口的入息中位數有所下降，並以此作為「貧者愈貧」的佐證。黃用的是客觀數據，我用的也是客觀數據，二者不可能矛盾。在治學中，我們經常都會發現一些暫未能解的謎團，我們的天職便是找出其中答案。上述矛盾其實並不難解。
我在三月二十二日「香港貧富懸殊是否在惡化」一文早已提供了答案。從二○○○年開始，每周工作二十小時以下的part-time人數不斷上升，到去年已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八。多了這批人，個人就業收入偏低的人數，不可避免地會增加，但這並不是「貧者愈貧」的徵兆，多了他們的額外收入，住戶人均收入理應上升。我相信黃培烽稍作思索便可明白此點。
我對香港社會流動性的一個主要觀點是，經濟增長愈快，向上流動性便愈暢順，反之則窒礙不通。近年香港每戶平均名義ＧＤＰ停滯不前，正是使人感到流動性慢的主因。在Vere的結果中，二○○五至○八年流動性雖慢，但也稍有改善，正好印證我的假說。二○○五至○八年，正是香港回歸後的主要經濟增長期，所以流動性才稍好。
收入與地位多相稱
要確立一個假說，我們常要從不同的角度提供論證。過去十年，我開過九次「香港經濟」的課，學生除考試外，必要寫一篇有證據為基礎的研究論文報告，很多學生都喜歡用歷年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作計量經濟分析。今年我說服一組學生集中研究青年人的社會流動，根據他們整理出的數據，我同樣得到經濟增長低會拖慢流動性的結論。
一九八六年二十一至三十歲的青年人，到一九九六年便變成三十一至四十歲，我算過他們的實質平均收入，這十年間上升了百分之一百一十六。這個增幅包含了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動力，也包含了每個人因經驗累積得以升職的因素。
但是，我們若比較一九九六年二十一至三十歲青年人及二○○六年三十一至四十歲市民的平均收入，實質只上升了百分之五十二，遠比十年前的要低。二○○六年二十一至三十歲的平均收入比起十年前同齡的人的收入甚至沒有上升。事實上，一九八六至九六年這十年內ＧＤＰ增長比後十年便快得多。
黃文提到，收入上升雖然是社會流動的重要指標，但也應考慮其他因素，例如社會地位有無變化。此點並無不對，但卻並不重要或有用。第一，人口普查數據是現有質量最好的相關數據，但其包含的資訊卻不足以回答有關地位變動的問題，傅葉二人多次提到的追蹤數據（panel data）才可行，但遠水救不了近火，就算政府現在開始搜集數據，並追蹤被訪組群將來的發展，也要起碼等一、二十年才有效。
第二，歷史上的確有些社會，個人地位與收入無必然關係，但是，在資本主義的香港，關係性卻頗強，知道某人的收入後，我們對其社會地位的高低，雖不能瞭然於胸，但亦知道不少了。
古代中國流動性勝西方
提起社會地位及流動性，我不由記起兩位老師對中國社會流動性的研究，傳統中國社會中最決定地位的是某人是否考科舉而當官。先師柯睿格（Edward Kracke, Jr.）是著名的宋史專家，我在他遽歸道山前修過他最後開的「中國制度」一課，或許算是他關門學生之一。柯師在一九四七年有篇名動學林的論文，他找到宋朝僅存的兩份進士名單，一一四八年的那份有朱熹在（三百三十人中進士，朱熹排名二百七十八），一二五六年的則有文天祥、陸秀夫等人。中國人尊崇祖宗，進士名單中竟有詳列進士祖宗三代的資料。柯師發現，一一四八年的那次科舉，百分之五十六的進士出身平民，祖宗三代中無人做官。一二五六年的進士，亦有百分之五十八是平民出身。這種數據是可遇不可求的追蹤性數據，宋代的高度社會流動性與歐洲中古時期貴族社會的封閉不可同日而語。
另一位，九十三高齡仍健在、依然工作不懈的老師何炳棣在六十年代初更出版過一本劃時代巨著《明清社會史論》，當中根據明清兩代的進士登科錄、進士三代履歷，及同年齡錄等有關一萬五千名進士的資料，論斷出來自三代平民之家的進士佔百分之三十一，普通書香門第的百分之四十，來自有「蔭」可享三品以上官家的百分之六。十八世紀時英國的貴族大地主，其次子幾乎穩可當上議會議員。中國文化中，對以能力為基礎的社會流動性，實在遠勝西方的家庭出身決定論。
檢視過去社會流動性雖然有意義，但總不及想方設法改進現在的流動性來得重要。上文已說過，經濟增長才可保持社會的上移流動性，經濟搞不好，收入分布及機會平等都會出大問題。但在個人的層面上，要幹什麼才可更有機會在社會階梯上爬升？我們總不能單靠政府不靠自己努力而進步。
收入分配及社會流動性是經濟學的大題目，有關論著汗牛充棟。諾貝爾獎得主貝加（Gary Becker）一九六七年在安娜堡密西根大學的渥天斯基講座（Woytinsky Lectures）把收入分配及流動性牢牢地建基於人力資本之上，自此不計其數的理論或實證，都發現教育是影響收入及社會流動的根本性因素。我們若確認此點，要多學什麼才有利於自己的流動？
我見過科大一份文件，是顧問公司對舊生的調查報告，其中一項是問舊生什麼技能對事業上成功最有用，溝通能力、人際關係技巧、分析力幾項最重要，英語能力也上榜。
諳英語幫助極大
我有一組學生用 Probit 方法分析過人口普查數據，發現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條件下，專業、工程及商科的學位最能增加就業機會，理科次之，文科最低，會說英語幫助極大。這些結果沒有新奇，但確認了一般人的印象，其中有一點我們是要注意的：香港是一個沒有天然資源，不能獨自生存的經濟實體，不搞外向型經濟，我們便不了多久。
市場確認了此點，以上較為吃香的技能或學位，多多少少都與外向型經濟有關。不掌握這方面的人力資本，對自己的流動性十分不利。這組學生的研究有另一項結果可能使人稍感意外：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條件下，副學士學位對增加就業的機會，效果還比不上中六，政府將來應該檢討一下副學士的課程，否則大大不利促進社會流動性。
註：在本文中我用過以下學生的部分研究結果：高文強、關家棟、林家煒、趙公亮、方昶禮、梁琮暉及李建鋒。
P15 | 時事評論 | By 雷鼎鳴 2010-05-03
再論香港的社會流動性
拙文「社會流動與機會平等」三月二十九日在本報發表後，引來了傅景華和葉兆輝「誰比誰更有機會向上流動」（四月十六日）及黃培烽「與雷鼎鳴商榷社會流動」（四月二十二日）兩篇評論。兩文所用語調，似乎是要對拙文稍作批評，但細讀內容，我倒覺得他們的論據只是印證了我的觀點。既是如此，我當然也不用作什麼「反駁」。對香港社會流動性問題，有些觀點及新的論據，我還未說清楚，這裏可趁機作些補充。
我在拙文中根據一九九六至二○○六年的數據寫過這段總結性的話：「香港社會還是有點社會流動性！不過，十年才有這種變化，速度可算頗為緩慢。」傅葉二人大作中一開始便引用了這段說話的上半截「香港社會還是有點流動性」，但卻刪掉下半截，並說所引的一句未能反映我們認識到的實況，接他們又再引述港大經濟系James Vere的研究，論證香港近年流動性偏低。這種行文方式使人摸不頭腦，Vere的結果不是與我的一致嗎？
我對Vere的結果十分熟悉，其中沒有超出多年來我對這問題的認知。這毫不奇怪，只要是認真的學者，用正確方法分析能夠反映真實世界的客觀數據，所得的結論不會互相矛盾。但他的結果顯然有異於某些團體或傳媒一些不夠謹慎的論據。
貧者愈貧 富者愈富﹖
社會上一個流行的說法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幾乎在任何社會任何時期，我們都可輕易找到一些比前更富的富人及比前更窮的窮人，但若要確立「貧者愈貧」一說，我們起碼要證明收入下降的窮人比例上要高於收入上升的窮人。我在上述拙文中曾用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比較過一九九六及二○○六年不同住戶人均收入（即住戶收入除以該住戶人數）組群的人數，發現實質收入六千元以下的組群人數比例全面下跌，六千元以上的則上升。
邏輯上，這已經證明了「貧者愈貧」是過甚其辭的說法。不過，低收入人數比例下跌不夠快，所以我認為近年來社會流動太過緩慢。
黃培烽文章中有提過最低收入的百分之十人口的入息中位數有所下降，並以此作為「貧者愈貧」的佐證。黃用的是客觀數據，我用的也是客觀數據，二者不可能矛盾。在治學中，我們經常都會發現一些暫未能解的謎團，我們的天職便是找出其中答案。上述矛盾其實並不難解。
我在三月二十二日「香港貧富懸殊是否在惡化」一文早已提供了答案。從二○○○年開始，每周工作二十小時以下的part-time人數不斷上升，到去年已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八。多了這批人，個人就業收入偏低的人數，不可避免地會增加，但這並不是「貧者愈貧」的徵兆，多了他們的額外收入，住戶人均收入理應上升。我相信黃培烽稍作思索便可明白此點。
我對香港社會流動性的一個主要觀點是，經濟增長愈快，向上流動性便愈暢順，反之則窒礙不通。近年香港每戶平均名義ＧＤＰ停滯不前，正是使人感到流動性慢的主因。在Vere的結果中，二○○五至○八年流動性雖慢，但也稍有改善，正好印證我的假說。二○○五至○八年，正是香港回歸後的主要經濟增長期，所以流動性才稍好。
收入與地位多相稱
要確立一個假說，我們常要從不同的角度提供論證。過去十年，我開過九次「香港經濟」的課，學生除考試外，必要寫一篇有證據為基礎的研究論文報告，很多學生都喜歡用歷年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作計量經濟分析。今年我說服一組學生集中研究青年人的社會流動，根據他們整理出的數據，我同樣得到經濟增長低會拖慢流動性的結論。
一九八六年二十一至三十歲的青年人，到一九九六年便變成三十一至四十歲，我算過他們的實質平均收入，這十年間上升了百分之一百一十六。這個增幅包含了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動力，也包含了每個人因經驗累積得以升職的因素。
但是，我們若比較一九九六年二十一至三十歲青年人及二○○六年三十一至四十歲市民的平均收入，實質只上升了百分之五十二，遠比十年前的要低。二○○六年二十一至三十歲的平均收入比起十年前同齡的人的收入甚至沒有上升。事實上，一九八六至九六年這十年內ＧＤＰ增長比後十年便快得多。
黃文提到，收入上升雖然是社會流動的重要指標，但也應考慮其他因素，例如社會地位有無變化。此點並無不對，但卻並不重要或有用。第一，人口普查數據是現有質量最好的相關數據，但其包含的資訊卻不足以回答有關地位變動的問題，傅葉二人多次提到的追蹤數據（panel data）才可行，但遠水救不了近火，就算政府現在開始搜集數據，並追蹤被訪組群將來的發展，也要起碼等一、二十年才有效。
第二，歷史上的確有些社會，個人地位與收入無必然關係，但是，在資本主義的香港，關係性卻頗強，知道某人的收入後，我們對其社會地位的高低，雖不能瞭然於胸，但亦知道不少了。
古代中國流動性勝西方
提起社會地位及流動性，我不由記起兩位老師對中國社會流動性的研究，傳統中國社會中最決定地位的是某人是否考科舉而當官。先師柯睿格（Edward Kracke, Jr.）是著名的宋史專家，我在他遽歸道山前修過他最後開的「中國制度」一課，或許算是他關門學生之一。柯師在一九四七年有篇名動學林的論文，他找到宋朝僅存的兩份進士名單，一一四八年的那份有朱熹在（三百三十人中進士，朱熹排名二百七十八），一二五六年的則有文天祥、陸秀夫等人。中國人尊崇祖宗，進士名單中竟有詳列進士祖宗三代的資料。柯師發現，一一四八年的那次科舉，百分之五十六的進士出身平民，祖宗三代中無人做官。一二五六年的進士，亦有百分之五十八是平民出身。這種數據是可遇不可求的追蹤性數據，宋代的高度社會流動性與歐洲中古時期貴族社會的封閉不可同日而語。
另一位，九十三高齡仍健在、依然工作不懈的老師何炳棣在六十年代初更出版過一本劃時代巨著《明清社會史論》，當中根據明清兩代的進士登科錄、進士三代履歷，及同年齡錄等有關一萬五千名進士的資料，論斷出來自三代平民之家的進士佔百分之三十一，普通書香門第的百分之四十，來自有「蔭」可享三品以上官家的百分之六。十八世紀時英國的貴族大地主，其次子幾乎穩可當上議會議員。中國文化中，對以能力為基礎的社會流動性，實在遠勝西方的家庭出身決定論。
檢視過去社會流動性雖然有意義，但總不及想方設法改進現在的流動性來得重要。上文已說過，經濟增長才可保持社會的上移流動性，經濟搞不好，收入分布及機會平等都會出大問題。但在個人的層面上，要幹什麼才可更有機會在社會階梯上爬升？我們總不能單靠政府不靠自己努力而進步。
收入分配及社會流動性是經濟學的大題目，有關論著汗牛充棟。諾貝爾獎得主貝加（Gary Becker）一九六七年在安娜堡密西根大學的渥天斯基講座（Woytinsky Lectures）把收入分配及流動性牢牢地建基於人力資本之上，自此不計其數的理論或實證，都發現教育是影響收入及社會流動的根本性因素。我們若確認此點，要多學什麼才有利於自己的流動？
我見過科大一份文件，是顧問公司對舊生的調查報告，其中一項是問舊生什麼技能對事業上成功最有用，溝通能力、人際關係技巧、分析力幾項最重要，英語能力也上榜。
諳英語幫助極大
我有一組學生用 Probit 方法分析過人口普查數據，發現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條件下，專業、工程及商科的學位最能增加就業機會，理科次之，文科最低，會說英語幫助極大。這些結果沒有新奇，但確認了一般人的印象，其中有一點我們是要注意的：香港是一個沒有天然資源，不能獨自生存的經濟實體，不搞外向型經濟，我們便不了多久。
市場確認了此點，以上較為吃香的技能或學位，多多少少都與外向型經濟有關。不掌握這方面的人力資本，對自己的流動性十分不利。這組學生的研究有另一項結果可能使人稍感意外：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條件下，副學士學位對增加就業的機會，效果還比不上中六，政府將來應該檢討一下副學士的課程，否則大大不利促進社會流動性。
註：在本文中我用過以下學生的部分研究結果：高文強、關家棟、林家煒、趙公亮、方昶禮、梁琮暉及李建鋒。
社會流動與機會平等_雷鼎鳴
信報財經新聞
P19 | 時事評論 | By 雷鼎鳴 2010-03-29
社會流動與機會平等
二○○一年一月，美國的一架偵察機在海南島附近與中國一隻軍機相撞，我當時寫過一篇評論文章，今天尚覺頗有啟示。事緣中美雙方為事件展開宣傳戰，美方為了證明中方的王偉是一個魯莽飛行員，曾播出一段錄像，聲稱是美國飛行員在機上所拍。畫面顯示中方飛機飛得很近。中方不甘示弱，也拋出另一套錄像，為中方軍機所拍，美機似有直衝而來的態勢。
這兩段錄像其實都證明不了什麼。中學物理課中有所謂「相對速度」，我們在下雨時開車，可見到雨點衝向車輛。但究竟是汽車衝向雨點還是雨點衝向汽車，本來便沒有什麼分別。我們若以美方軍機的照相機作參考點，那麼便是中方軍機衝向美機。反之，以中方的照相機作參考點，則是美方撞過來了。
此等事物的相對性，可助我們體會不少意識形態爭拗的虛妄。對立的雙方，總覺得對方有不可告人的利益或邪惡立場，自己則是正義的化身。很多時候，雙方都是對自己的觀點深信不疑，正如坐在自己飛機中，自己衝向別人也會見到是別人衝過來。
在學術探討或對社會認知上，我討厭意識形態的爭論。但世上萬物之理又是否只是虛無縹緲地充滿相對性？我們有沒有一把較為絕對的參考座標？我相信是有的，就是凡事皆看客觀證據。在反智的社會，此點尤為必要。
機會平等指標為社會流動
貧富問題無疑是充滿意識形態的。假如我們把收入分配是否均勻作為一目標，我們很容易在歷史經驗中找到大量例子指出它與生產效率及經濟增長有矛盾。中國從「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走到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繼而取得增長上的巨大成功，便正是它選擇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的後果。作為老師，我也絕不會平均主義地把整班學生都給予同一分數，而對不同分數代表的背後努力不屑一顧，因為按照我自己的意識形態，這種平等是不公正的。話雖如此，以效率代替結局上的平等，又不見得是人人接受的道理。若社會的價值觀變得認為均貧比不同人有差異的富裕更加合乎理想，在科學分析上沒有誰可以提出反駁的道理。
平等是否一定與經濟增長有矛盾？假如我們用的是結局上平等的概念，這個矛盾不易避免。但我們談的若是機會上的平等，它與增長卻是可以相輔相成，沒有什麼衝突。不同的意識形態或許都可以較易接受。
量度機會平等的一個重要指標是社會的流動性。很多人認為，近年香港的流動性減慢了。以下我會論證，流動性的快慢與經濟的好壞有密切關係。經濟水平低企或經濟增長速度緩慢，人民往上流動的機會將大大減少。反之，若社會充滿往上流動的機會，人民自會被激勵更加奮發向上，這樣對經濟的產量及人民的收入也大有裨益。
香港近年的社會流動性如何？上周我的文章指出，十多年來香港住戶的平均收入根本停滯不前。在經濟表現平庸的態勢下，社會的流動性或機會平等不可能不受到制約。但實情如何，我們不能靠猜測代替實數的量度，而量度則需要高質的數據庫及合理的方法。
我用的數據是歷年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政府在網上公布了這些數據大量的總體性圖表，但不能滿足嚴肅研究的需要。不過，政府有出售百分之五抽樣的原始數據，價錢三千餘元，頗貴！數據庫中有幾十萬人的全部個人及住戶數據。
以收入組群量度社會流動
量度流動性的一個簡單方法，是把不同收入組群的住戶數目找出來，再看看窮住戶或富住戶的數目是增加還是減少。但用住戶數目有很大的缺點。例如，某住戶月入一萬元但有五個成員，另一住戶月入五千但只有一個成員。究竟哪一戶更富有？近年香港住戶結構急劇變化，平均成員數目大幅下降，我們有必要對此作出調整。
【附表】的數據是把每一戶的總收入及其成員人數都找出來，再算出住戶的人均收入。所用的收入都是實質收入，以一九九六年物價計算。自二○○○年起，香港實施了強積金，僱主每月要把僱員入息的百分之五注入僱員戶口（一千元為上限），這筆數也有必要包括在調整之內。
從附表可見，一九九六年有百分之零點○五的人口分得的收入是零，二○○六年則增至百分之一點一。除此以外，月入六千元以下的每一個收入組群的人數都在減少，但自六千元以上，所有收入組群人數都有增加。換言之，除零收入的細小組群外，人均六千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比例有所減少，中高收入的則上升。香港社會還是有點社會流動性！不過，十年才有這種變化，速度可算頗為緩慢。
附表中不能忽視的一點是零收入的人口比例有所增加。零收入等於自己所屬的住戶沒有任何成員有工作。一九九六年人口普查期間，香港的失業率是百分之二點八，二○○六年是百分之五點二，相差了二點四個百分點，足夠解釋二○○六年百分之一點○一的人屬於零收入的住戶。
一九九六至二○○六年香港經濟增長緩慢，從附表可算出，十年內低收入人口只下降了百分之十一。但在經濟增長較快的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六年之間，五年內個人主要入息在八千元以下的，人數卻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七【註】，流動性孰快孰慢，一目瞭然。
懷舊潮下的記憶失實
上述結果雖在情理之中，但卻與當前流行的一些想法不同。後者一般認為，中間收入的住戶數目減少了，窮的及富的卻都有增加。差別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的論者都沒有使用人口普查中更詳細的原始數據，以致不能對住戶結構所起的變化作出相應的調整。
社會中另一種印象是現在年輕人所得到的機會少了，就算讀到大學，出頭的機會也不多。這個觀點部分可能來自呂大樂抒發感情觀察入微的《四代香港人》，部分來自某些人對當前情況的主觀感覺。
呂大樂認為，嬰兒潮世代的港人（一九四六至六五年出生）因為沒有多受父母規管，所以較自由及較多機會。這一世代時間很長，成長期又處於香港社會高速變化階段，所以各人經驗可能很不同。在我的年代，我看絕大部分根本沒有多少機會。年幼時在家穿膠花幾乎是當時千家萬戶的指定動作。我不少小學同學入讀中學也覺負擔不起。能進入大學的，機會當然很多，但他們只佔人口的幾個百分點，哪及今天近三成的人可入大學？
《歲月神偷》是部很寫實的電影，勾起了我不少回憶，那時的條件的確比現在差得太多。除教育外，創業亦是社會流動的另一途徑。八十年代很多港人到珠三角創業，固然有一些人成功地將中小企變成跨國企業，但更多的是虧了本而變得寂寂無聞。成功背後的動力，總包含敢於冒險的企業家精神及個人努力。
現在的「筍工」是否比從前少呢？我看不見得。現在每年都有醫生、律師畢業，職位肯定不少於幾十年前。現在的會計師行每年招收畢業生的規模，也是當年不能相比的。至於不少大學生的至愛，在投資銀行做事，更是以前沒有的工種。香港社會對不同學位的歧視性，也遠不及從前。我大學本科畢業自世界頂尖名校，讀者可能不知，香港政府當年是不承認這個學位的。說香港以前的機會比現在多，可能只記得以前的好處，而忘記了殖民時期的醜陋處，多少有點失實。
年輕人對前途感茫然原因
不過，現在又的確有不少年輕人對前途感到茫然。原因可能很多，我並不全面地只談幾個。第一，好工雖也不少，但卻被人搶去了。香港大量的中產父母大都對子女教育十分「肉緊」，每逢周末，拖子女到處學琴、補習、運動，暑期又到世界各處參加各種課程，已是香港生活的一部分。這種環境成長的子女，不見得是呂大樂認為注定要失敗的第四代，而是在就業市場中最有競爭力的一批人。投資銀行僱用的，也是他們。近年來港的國內尖子又是另一批競爭力特強的人。草根階層的子女是吃了點虧，但若肯努力，也未必不能追上。
第二，香港沒有天然資源，經濟上的生存必然要倚靠外面。香港的幾個支柱行業，金融、貿易、物流、專業服務全部與全球化關係密切。誰擁有全球化經濟所需的技巧及知識，誰便更有機會成功，否則事業會舉步維艱。但香港青年人中不認同這個判斷的恐怕人數眾多，不少人不願面對世界，寧願「守護」香港。人各有志，這沒有什麼不對，我們應該尊重，但一個必須走外向型經濟的地方能養得活多少堅持內向的人，卻使人疑惑。
第三，香港教育制度問題之多，常使人惱火。現在大學三改四，課程大改革，幾乎每一所大學都要加強語文、溝通能力、領導才能、全球視野、中國文化、批判能力等等有利學生面向世界的課程，但改革成敗未卜，對當前年輕人亦尚未有影響。不過，這也許可彌補來自基層的學生在這些方面所缺乏的背景，有利改善機會上的平等。
註︰過去十年，我有多組互不相識的學生用不同的人口普查數據或不同的方法研究過香港的社會流動性，結果基本與附表相符。我們就算用最新的住戶調查數據，結論也是一樣，但數據質量不及人口普查。又附表結果主要是我的學生方宇陞所做。又我一直避免使用圖表，因為在電子版本中，圖表似會在文章中消失。海外讀者若讀不到附表，可用電郵向我索取。
P19 | 時事評論 | By 雷鼎鳴 2010-03-29
社會流動與機會平等
二○○一年一月，美國的一架偵察機在海南島附近與中國一隻軍機相撞，我當時寫過一篇評論文章，今天尚覺頗有啟示。事緣中美雙方為事件展開宣傳戰，美方為了證明中方的王偉是一個魯莽飛行員，曾播出一段錄像，聲稱是美國飛行員在機上所拍。畫面顯示中方飛機飛得很近。中方不甘示弱，也拋出另一套錄像，為中方軍機所拍，美機似有直衝而來的態勢。
這兩段錄像其實都證明不了什麼。中學物理課中有所謂「相對速度」，我們在下雨時開車，可見到雨點衝向車輛。但究竟是汽車衝向雨點還是雨點衝向汽車，本來便沒有什麼分別。我們若以美方軍機的照相機作參考點，那麼便是中方軍機衝向美機。反之，以中方的照相機作參考點，則是美方撞過來了。
此等事物的相對性，可助我們體會不少意識形態爭拗的虛妄。對立的雙方，總覺得對方有不可告人的利益或邪惡立場，自己則是正義的化身。很多時候，雙方都是對自己的觀點深信不疑，正如坐在自己飛機中，自己衝向別人也會見到是別人衝過來。
在學術探討或對社會認知上，我討厭意識形態的爭論。但世上萬物之理又是否只是虛無縹緲地充滿相對性？我們有沒有一把較為絕對的參考座標？我相信是有的，就是凡事皆看客觀證據。在反智的社會，此點尤為必要。
機會平等指標為社會流動
貧富問題無疑是充滿意識形態的。假如我們把收入分配是否均勻作為一目標，我們很容易在歷史經驗中找到大量例子指出它與生產效率及經濟增長有矛盾。中國從「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走到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繼而取得增長上的巨大成功，便正是它選擇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的後果。作為老師，我也絕不會平均主義地把整班學生都給予同一分數，而對不同分數代表的背後努力不屑一顧，因為按照我自己的意識形態，這種平等是不公正的。話雖如此，以效率代替結局上的平等，又不見得是人人接受的道理。若社會的價值觀變得認為均貧比不同人有差異的富裕更加合乎理想，在科學分析上沒有誰可以提出反駁的道理。
平等是否一定與經濟增長有矛盾？假如我們用的是結局上平等的概念，這個矛盾不易避免。但我們談的若是機會上的平等，它與增長卻是可以相輔相成，沒有什麼衝突。不同的意識形態或許都可以較易接受。
量度機會平等的一個重要指標是社會的流動性。很多人認為，近年香港的流動性減慢了。以下我會論證，流動性的快慢與經濟的好壞有密切關係。經濟水平低企或經濟增長速度緩慢，人民往上流動的機會將大大減少。反之，若社會充滿往上流動的機會，人民自會被激勵更加奮發向上，這樣對經濟的產量及人民的收入也大有裨益。
香港近年的社會流動性如何？上周我的文章指出，十多年來香港住戶的平均收入根本停滯不前。在經濟表現平庸的態勢下，社會的流動性或機會平等不可能不受到制約。但實情如何，我們不能靠猜測代替實數的量度，而量度則需要高質的數據庫及合理的方法。
我用的數據是歷年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政府在網上公布了這些數據大量的總體性圖表，但不能滿足嚴肅研究的需要。不過，政府有出售百分之五抽樣的原始數據，價錢三千餘元，頗貴！數據庫中有幾十萬人的全部個人及住戶數據。
以收入組群量度社會流動
量度流動性的一個簡單方法，是把不同收入組群的住戶數目找出來，再看看窮住戶或富住戶的數目是增加還是減少。但用住戶數目有很大的缺點。例如，某住戶月入一萬元但有五個成員，另一住戶月入五千但只有一個成員。究竟哪一戶更富有？近年香港住戶結構急劇變化，平均成員數目大幅下降，我們有必要對此作出調整。
【附表】的數據是把每一戶的總收入及其成員人數都找出來，再算出住戶的人均收入。所用的收入都是實質收入，以一九九六年物價計算。自二○○○年起，香港實施了強積金，僱主每月要把僱員入息的百分之五注入僱員戶口（一千元為上限），這筆數也有必要包括在調整之內。
從附表可見，一九九六年有百分之零點○五的人口分得的收入是零，二○○六年則增至百分之一點一。除此以外，月入六千元以下的每一個收入組群的人數都在減少，但自六千元以上，所有收入組群人數都有增加。換言之，除零收入的細小組群外，人均六千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比例有所減少，中高收入的則上升。香港社會還是有點社會流動性！不過，十年才有這種變化，速度可算頗為緩慢。
附表中不能忽視的一點是零收入的人口比例有所增加。零收入等於自己所屬的住戶沒有任何成員有工作。一九九六年人口普查期間，香港的失業率是百分之二點八，二○○六年是百分之五點二，相差了二點四個百分點，足夠解釋二○○六年百分之一點○一的人屬於零收入的住戶。
一九九六至二○○六年香港經濟增長緩慢，從附表可算出，十年內低收入人口只下降了百分之十一。但在經濟增長較快的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六年之間，五年內個人主要入息在八千元以下的，人數卻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七【註】，流動性孰快孰慢，一目瞭然。
懷舊潮下的記憶失實
上述結果雖在情理之中，但卻與當前流行的一些想法不同。後者一般認為，中間收入的住戶數目減少了，窮的及富的卻都有增加。差別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的論者都沒有使用人口普查中更詳細的原始數據，以致不能對住戶結構所起的變化作出相應的調整。
社會中另一種印象是現在年輕人所得到的機會少了，就算讀到大學，出頭的機會也不多。這個觀點部分可能來自呂大樂抒發感情觀察入微的《四代香港人》，部分來自某些人對當前情況的主觀感覺。
呂大樂認為，嬰兒潮世代的港人（一九四六至六五年出生）因為沒有多受父母規管，所以較自由及較多機會。這一世代時間很長，成長期又處於香港社會高速變化階段，所以各人經驗可能很不同。在我的年代，我看絕大部分根本沒有多少機會。年幼時在家穿膠花幾乎是當時千家萬戶的指定動作。我不少小學同學入讀中學也覺負擔不起。能進入大學的，機會當然很多，但他們只佔人口的幾個百分點，哪及今天近三成的人可入大學？
《歲月神偷》是部很寫實的電影，勾起了我不少回憶，那時的條件的確比現在差得太多。除教育外，創業亦是社會流動的另一途徑。八十年代很多港人到珠三角創業，固然有一些人成功地將中小企變成跨國企業，但更多的是虧了本而變得寂寂無聞。成功背後的動力，總包含敢於冒險的企業家精神及個人努力。
現在的「筍工」是否比從前少呢？我看不見得。現在每年都有醫生、律師畢業，職位肯定不少於幾十年前。現在的會計師行每年招收畢業生的規模，也是當年不能相比的。至於不少大學生的至愛，在投資銀行做事，更是以前沒有的工種。香港社會對不同學位的歧視性，也遠不及從前。我大學本科畢業自世界頂尖名校，讀者可能不知，香港政府當年是不承認這個學位的。說香港以前的機會比現在多，可能只記得以前的好處，而忘記了殖民時期的醜陋處，多少有點失實。
年輕人對前途感茫然原因
不過，現在又的確有不少年輕人對前途感到茫然。原因可能很多，我並不全面地只談幾個。第一，好工雖也不少，但卻被人搶去了。香港大量的中產父母大都對子女教育十分「肉緊」，每逢周末，拖子女到處學琴、補習、運動，暑期又到世界各處參加各種課程，已是香港生活的一部分。這種環境成長的子女，不見得是呂大樂認為注定要失敗的第四代，而是在就業市場中最有競爭力的一批人。投資銀行僱用的，也是他們。近年來港的國內尖子又是另一批競爭力特強的人。草根階層的子女是吃了點虧，但若肯努力，也未必不能追上。
第二，香港沒有天然資源，經濟上的生存必然要倚靠外面。香港的幾個支柱行業，金融、貿易、物流、專業服務全部與全球化關係密切。誰擁有全球化經濟所需的技巧及知識，誰便更有機會成功，否則事業會舉步維艱。但香港青年人中不認同這個判斷的恐怕人數眾多，不少人不願面對世界，寧願「守護」香港。人各有志，這沒有什麼不對，我們應該尊重，但一個必須走外向型經濟的地方能養得活多少堅持內向的人，卻使人疑惑。
第三，香港教育制度問題之多，常使人惱火。現在大學三改四，課程大改革，幾乎每一所大學都要加強語文、溝通能力、領導才能、全球視野、中國文化、批判能力等等有利學生面向世界的課程，但改革成敗未卜，對當前年輕人亦尚未有影響。不過，這也許可彌補來自基層的學生在這些方面所缺乏的背景，有利改善機會上的平等。
註︰過去十年，我有多組互不相識的學生用不同的人口普查數據或不同的方法研究過香港的社會流動性，結果基本與附表相符。我們就算用最新的住戶調查數據，結論也是一樣，但數據質量不及人口普查。又附表結果主要是我的學生方宇陞所做。又我一直避免使用圖表，因為在電子版本中，圖表似會在文章中消失。海外讀者若讀不到附表，可用電郵向我索取。
香港貧富懸殊是否在惡化_雷鼎鳴
信報財經新聞
P15 | 時事評論 | By 雷鼎鳴 2010-03-22
香港貧富懸殊是否在惡化？
貧富差距長期是香港公共空間的熱門話題。貧富問題從來亦是經濟研究的重要對象，但香港的經濟學家似乎大都不願意對此公開發表意見。學術界的經濟學家主要職責是研究實證經濟學（positive economics），亦即用合理的假設及正確的邏輯導引出一些可以實際驗證的假說，再用這些假說解釋世事。至於這些假說是否符合某些人的喜好或意識形態，則不值得考量，重要的只是它們是否有證據支持而已。
在公共空間有關貧富問題的爭議，卻絕對避不開各種意識形態的干擾，很多實證經濟學家對此深感厭煩，所以不肯涉足。這個取態沒有什麼不對，但把這麼多經濟學上的重要論述藏之名山，總是有點可惜。
平均名義收入不升反跌
分析貧富，必須先界定「平等」的概念。這裏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是結局上的平等，二是機會上的平等。這兩個觀點，我以前曾多有論述，這裏只稍作提點。
在收入分配上，結局上的平等是指大家得到的收入是否差距不致太大。至於達到這些收入背後所作出的努力及付出的代價，並非重要的考慮。機會上的平等，是指社會中有沒有提供充足的途徑，讓每位願意為目標而努力奮鬥的人都有合理的成功機會。今期我集中討論結局上的平等或收入分配上是否足夠均勻，將來再談機會上的平等。
現在的主流看法是香港貧富懸殊不但嚴重，而且不斷惡化，政府必須出手拯市民於水火。此說的一個典型論據是指香港由九七回歸後，實質ＧＤＰ已有四五成的增長，但市民收入的中位數只輕微增長，住戶收入的中位數甚至下降了（例如，一九九六年住戶名義收入中位數是每月一萬七千五百元，但到二○○六年只是一萬七千二百五十元）。
這個論據有它的合理邏輯性。試想，若社會的平均或總體的收入大幅上升了，但是較窮的一半住戶收入仍被束縛在比前更低的水平以下，豈非證明了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我要挑戰這個廣泛流傳的論據。它是一個謬誤，錯的地方不在其邏輯，而是使用它的媒體及其他論者對經濟數據的性質一知半解或不求甚解，張冠李戴了也不知道。
港人的收入自回歸後真的有四五成的增長嗎？從官方正式數字看來，二○○九年的實質總體（不是人均）ＧＤＰ的確比一九九七年的高出百分之四十四點二。但我們大可檢視一下自己周圍的人的收入，在同等資歷的人中，現在的收入真比十多年前高出四成以上嗎？我看機會很低。問題出在哪裏？
這個百分之四十四點二的增幅從何而來？我們應未有忘記，香港從一九九八至二○○四年經歷過一次嚴重的通縮，若以政府計算實質ＧＤＰ所用的平減指數來看，二○○九年物價比一九九七年尚低了百分之十七。若把通縮因素扣除，名義ＧＤＰ在這十二年間只上升了百分之十九點七。在一般情況下，實質ＧＤＰ比名義ＧＤＰ更能反映人民的收入水平，但這回卻非如此。
ＧＤＰ平減指數之所以下降，主要是出口商品與生產用的商品價格下跌，但這些與民生關係不大，市民絕不會感到消費便宜了這麼多。在同一時期，更能反映民生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只是輕微下降了百分之三點一，對名義收入的購買力影響不大。
物價以外，ＧＤＰ的增長部分原因是人口上升了百分之八，但這樣一來，人均收入便被分薄，增長率又再減少。更有甚者，在這段時間內，每個住戶平均人數從三點三人減至二點九人，意味香港的住戶數目大幅上升。我們若把上述種種因素都考慮在內，可輕易算出，二○○九年每個住戶的平均名義收入比一九九七年並未有任何上升，而是下降了百分之二點三四！
貧富差距沒有惡化
換言之，住戶名義收入的中位數是下跌了，但這並沒有意味財富從低收入人士轉到高收入人士手上，而是整體經濟根本停滯不前！香港貧富差距確是很大，但未有惡化。過去十多年經濟停滯，才是未能使更多人脫貧的元兇。
認為貧富差距擴大了的另一論據是，最低收入的百分之五的僱員入息比一九九七年下降了，但最高收入的百分之五人口收入尚有所上升。對於後者，我們應視作好事。社會中有一部分人比前更懂得利用全球化所帶來的機會而提升了自己的收入，值得慶賀。但為什麼位處最低層的百分之五人口似乎收入沒有改善？這才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答案其實頗為簡單，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是現在多了人不是全職工作。例如，去年年底，每周工作少於二十小時的職工，比二○○○年年底急增了百分之八十八。Part-time工作的人增加，低入息的職工自然上升。
第二，政府統計數字中的僱員收入，並未包括僱主對強積金的供款。強積金在二○○○年開始，僱主要把僱員百分之五的薪酬轉移到強積金中，慢慢地自會把僱員每月支取的工資減少百分之五以作補償。
第三，一九九八年至二○○四年香港通縮，物價向下，水降船低，工資也有下調壓力。香港經濟的谷底在二○○三、○四年間，低收入人士入息的谷底也在同一時候。經濟前幾年回升，低收入人士的入息也隨輕微反彈。去年經濟下滑，他們的收入也一度回軟。
基尼系數原地踏步
按上面的論斷，經濟停滯同時也引致了收入分布不動如山。事實是否也大致如此？政府統計處在二○○七年發表了一份《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主題報告，估算了幾種不同的「基尼系數」【註】。若按住戶的稅前收入來算，二○○六年的「基尼系數」是○點五三三，用稅後入息計則是○點五二一。但因為有些住戶得到了大量的房屋醫療等福利，有些則沒有，對此作了調整後，「基尼系數」變成零點四七五。
又因為有些住戶收入高但人數多，有些則收入低但人數也少，單是比較收入不理人數會不公平，所以政府對此再作調整。二○○六年經過這些調整的「基尼系數」最終估算為○點四二七，比一九九六年同樣經過調整的○點四二九還輕微下降了。這兩個統計數字正好印證了用以量度結局平等的「基尼系數」基本上不變，香港的收入分布十年來沒有惡化，而是原地踏步。
收入分布總體無大變，並不等於不同人等的相對收入全部毫無異動。例如，政府數據中有顯示部分大專畢業生月薪只有五千到七千元，這點反映了教育政策失敗，部分副學士課程甚至是學位課程並未能提供社會所需的技能，市場變相不承認這些學歷。政府若不檢討整個制度及增加教育資源，問題恐怕不會解決。
持續增長方能對症下藥
又有一種說法，認為收入分布就算沒有惡化，但財富或資產的分布十餘年間已有巨大變化。這點也許是正確的，但我懷疑中間頗有水分。香港的股票總值十多年來增長了幾倍，至為驚人，但這些升幅主要來自新的公司來港上市集資，買這些股票的也不一定是港人。真正股價的升幅，從九七高峰期的一萬六千八百點到現在，十多年內尚不足百分之三十。房屋價格現在亦只是九七時的七成七左右，尚未「返回家鄉」。除了少數超級富豪外（他們可能在中國的市場獲利甚豐），香港的高收入人士資產未必有重大收益。
香港高企於○點四二七的「基尼系數」當然沒有任何值得慶賀之處。事實上，有識之士都知道香港有個短期內難以解決的死結，便是每年有五萬名教育及生產力背景偏低的新移民到港定居。一些窮人往上流動了，又有新的一批抵達，如何了結？上周我討論中國收入分布的文章中曾指出，中國也不斷有大批農民移居城市，但中國經濟增長每年超過百分之八，才可不斷創造職位，社會矛盾才沒有這麼尖銳。香港十多年來住戶名義收入不加反減，沒有經濟增長的帶動，收入分布未曾改善，大家等得久了，終會焦慮。推動經濟持續增長，才是對症下藥的方法。
註︰有讀者來信指正，Gini Coefficient 不應譯作堅尼系數，因發音不對。此點我同意。
「堅」不論是普通話還是粵語發音都不對。大陸用基尼系數，普通話發音可以，粵音則不對。可能較好的譯法是「支尼系數」，國粵音皆對。但約定俗成，還是用基尼系數最適合。
日前我曾在一個以中學經濟老師為對象的演講中使用過比本文更詳盡的數據及其推導，讀者若有興趣，可通過電郵向我索取power points。
P15 | 時事評論 | By 雷鼎鳴 2010-03-22
香港貧富懸殊是否在惡化？
貧富差距長期是香港公共空間的熱門話題。貧富問題從來亦是經濟研究的重要對象，但香港的經濟學家似乎大都不願意對此公開發表意見。學術界的經濟學家主要職責是研究實證經濟學（positive economics），亦即用合理的假設及正確的邏輯導引出一些可以實際驗證的假說，再用這些假說解釋世事。至於這些假說是否符合某些人的喜好或意識形態，則不值得考量，重要的只是它們是否有證據支持而已。
在公共空間有關貧富問題的爭議，卻絕對避不開各種意識形態的干擾，很多實證經濟學家對此深感厭煩，所以不肯涉足。這個取態沒有什麼不對，但把這麼多經濟學上的重要論述藏之名山，總是有點可惜。
平均名義收入不升反跌
分析貧富，必須先界定「平等」的概念。這裏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是結局上的平等，二是機會上的平等。這兩個觀點，我以前曾多有論述，這裏只稍作提點。
在收入分配上，結局上的平等是指大家得到的收入是否差距不致太大。至於達到這些收入背後所作出的努力及付出的代價，並非重要的考慮。機會上的平等，是指社會中有沒有提供充足的途徑，讓每位願意為目標而努力奮鬥的人都有合理的成功機會。今期我集中討論結局上的平等或收入分配上是否足夠均勻，將來再談機會上的平等。
現在的主流看法是香港貧富懸殊不但嚴重，而且不斷惡化，政府必須出手拯市民於水火。此說的一個典型論據是指香港由九七回歸後，實質ＧＤＰ已有四五成的增長，但市民收入的中位數只輕微增長，住戶收入的中位數甚至下降了（例如，一九九六年住戶名義收入中位數是每月一萬七千五百元，但到二○○六年只是一萬七千二百五十元）。
這個論據有它的合理邏輯性。試想，若社會的平均或總體的收入大幅上升了，但是較窮的一半住戶收入仍被束縛在比前更低的水平以下，豈非證明了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我要挑戰這個廣泛流傳的論據。它是一個謬誤，錯的地方不在其邏輯，而是使用它的媒體及其他論者對經濟數據的性質一知半解或不求甚解，張冠李戴了也不知道。
港人的收入自回歸後真的有四五成的增長嗎？從官方正式數字看來，二○○九年的實質總體（不是人均）ＧＤＰ的確比一九九七年的高出百分之四十四點二。但我們大可檢視一下自己周圍的人的收入，在同等資歷的人中，現在的收入真比十多年前高出四成以上嗎？我看機會很低。問題出在哪裏？
這個百分之四十四點二的增幅從何而來？我們應未有忘記，香港從一九九八至二○○四年經歷過一次嚴重的通縮，若以政府計算實質ＧＤＰ所用的平減指數來看，二○○九年物價比一九九七年尚低了百分之十七。若把通縮因素扣除，名義ＧＤＰ在這十二年間只上升了百分之十九點七。在一般情況下，實質ＧＤＰ比名義ＧＤＰ更能反映人民的收入水平，但這回卻非如此。
ＧＤＰ平減指數之所以下降，主要是出口商品與生產用的商品價格下跌，但這些與民生關係不大，市民絕不會感到消費便宜了這麼多。在同一時期，更能反映民生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只是輕微下降了百分之三點一，對名義收入的購買力影響不大。
物價以外，ＧＤＰ的增長部分原因是人口上升了百分之八，但這樣一來，人均收入便被分薄，增長率又再減少。更有甚者，在這段時間內，每個住戶平均人數從三點三人減至二點九人，意味香港的住戶數目大幅上升。我們若把上述種種因素都考慮在內，可輕易算出，二○○九年每個住戶的平均名義收入比一九九七年並未有任何上升，而是下降了百分之二點三四！
貧富差距沒有惡化
換言之，住戶名義收入的中位數是下跌了，但這並沒有意味財富從低收入人士轉到高收入人士手上，而是整體經濟根本停滯不前！香港貧富差距確是很大，但未有惡化。過去十多年經濟停滯，才是未能使更多人脫貧的元兇。
認為貧富差距擴大了的另一論據是，最低收入的百分之五的僱員入息比一九九七年下降了，但最高收入的百分之五人口收入尚有所上升。對於後者，我們應視作好事。社會中有一部分人比前更懂得利用全球化所帶來的機會而提升了自己的收入，值得慶賀。但為什麼位處最低層的百分之五人口似乎收入沒有改善？這才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答案其實頗為簡單，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是現在多了人不是全職工作。例如，去年年底，每周工作少於二十小時的職工，比二○○○年年底急增了百分之八十八。Part-time工作的人增加，低入息的職工自然上升。
第二，政府統計數字中的僱員收入，並未包括僱主對強積金的供款。強積金在二○○○年開始，僱主要把僱員百分之五的薪酬轉移到強積金中，慢慢地自會把僱員每月支取的工資減少百分之五以作補償。
第三，一九九八年至二○○四年香港通縮，物價向下，水降船低，工資也有下調壓力。香港經濟的谷底在二○○三、○四年間，低收入人士入息的谷底也在同一時候。經濟前幾年回升，低收入人士的入息也隨輕微反彈。去年經濟下滑，他們的收入也一度回軟。
基尼系數原地踏步
按上面的論斷，經濟停滯同時也引致了收入分布不動如山。事實是否也大致如此？政府統計處在二○○七年發表了一份《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主題報告，估算了幾種不同的「基尼系數」【註】。若按住戶的稅前收入來算，二○○六年的「基尼系數」是○點五三三，用稅後入息計則是○點五二一。但因為有些住戶得到了大量的房屋醫療等福利，有些則沒有，對此作了調整後，「基尼系數」變成零點四七五。
又因為有些住戶收入高但人數多，有些則收入低但人數也少，單是比較收入不理人數會不公平，所以政府對此再作調整。二○○六年經過這些調整的「基尼系數」最終估算為○點四二七，比一九九六年同樣經過調整的○點四二九還輕微下降了。這兩個統計數字正好印證了用以量度結局平等的「基尼系數」基本上不變，香港的收入分布十年來沒有惡化，而是原地踏步。
收入分布總體無大變，並不等於不同人等的相對收入全部毫無異動。例如，政府數據中有顯示部分大專畢業生月薪只有五千到七千元，這點反映了教育政策失敗，部分副學士課程甚至是學位課程並未能提供社會所需的技能，市場變相不承認這些學歷。政府若不檢討整個制度及增加教育資源，問題恐怕不會解決。
持續增長方能對症下藥
又有一種說法，認為收入分布就算沒有惡化，但財富或資產的分布十餘年間已有巨大變化。這點也許是正確的，但我懷疑中間頗有水分。香港的股票總值十多年來增長了幾倍，至為驚人，但這些升幅主要來自新的公司來港上市集資，買這些股票的也不一定是港人。真正股價的升幅，從九七高峰期的一萬六千八百點到現在，十多年內尚不足百分之三十。房屋價格現在亦只是九七時的七成七左右，尚未「返回家鄉」。除了少數超級富豪外（他們可能在中國的市場獲利甚豐），香港的高收入人士資產未必有重大收益。
香港高企於○點四二七的「基尼系數」當然沒有任何值得慶賀之處。事實上，有識之士都知道香港有個短期內難以解決的死結，便是每年有五萬名教育及生產力背景偏低的新移民到港定居。一些窮人往上流動了，又有新的一批抵達，如何了結？上周我討論中國收入分布的文章中曾指出，中國也不斷有大批農民移居城市，但中國經濟增長每年超過百分之八，才可不斷創造職位，社會矛盾才沒有這麼尖銳。香港十多年來住戶名義收入不加反減，沒有經濟增長的帶動，收入分布未曾改善，大家等得久了，終會焦慮。推動經濟持續增長，才是對症下藥的方法。
註︰有讀者來信指正，Gini Coefficient 不應譯作堅尼系數，因發音不對。此點我同意。
「堅」不論是普通話還是粵語發音都不對。大陸用基尼系數，普通話發音可以，粵音則不對。可能較好的譯法是「支尼系數」，國粵音皆對。但約定俗成，還是用基尼系數最適合。
日前我曾在一個以中學經濟老師為對象的演講中使用過比本文更詳盡的數據及其推導，讀者若有興趣，可通過電郵向我索取power points。
2010年4月21日 星期三
Benjamin Graham價值投資法
投資學堂：股神師傅授揀藍籌要訣2010年04月21日
上回談到股神畢菲特的師傅 Benjamin Graham，他在歐美亦被稱為價值投資法之父。 Graham曾指出小投資者的優勢是，當市況不濟時大可沽貨離場，一股不留，待市況好轉時才再入市，但一般基金卻沒有這優勢，即使市況不佳時，亦不能一股也沒有。
早年 Graham特別設計了一套揀股準則給保守的投資者（ Defensive Investor），今日不妨一談。（順帶一題， Graham所講的 Defensive Investor，是指沒有太多時間研究股份的投資者。）
Graham一向較喜愛大型藍籌股，故他在揀選股份時會首先關注三點，分別是股份的市值、營業額及總資產值。而他認為保守的投資者應避免投資一些營業額及總資產值太小的企業。
在揀選股份時， Graham份外關注企業的財政狀況，而他認為企業的流動比率（ Current Ratio）最少要高於 2倍，即（流動資產/流動負債）最少大於 2。至於企業長期負債方面， Graham認為長期負債不宜高於淨流動資產，他更指出企業負債不應高於總賬面值的兩倍。
盈利層面方面， Graham建議保守的投資者，應揀選一些在過去十年有「正」盈利的企業，即連續 10年皆沒有出現虧損。但經歷了早年的金融海嘯，連續 10年皆賺錢的企業已不易找，故近年美國投資者已將此項改為連續 7年皆有「正」盈利的企業。除了盈利外， Graham亦要求企業有長期派發股息紀錄，而他所指的長期派發股息紀錄並非一兩年，而是 10年以上。筆者察覺在港股中，除了公用股如港燈（ 006）外，恒生（ 011）亦有頗長久派發股息紀錄。
其次在每年的盈利增幅方面， Graham認為企業每年的盈利增幅應高於 3%，主因是這水平大致與長期通脹相若。簡單來講 Graham要求企業的平均盈利與長期通脹相若。
市盈率（ PE）方面， Graham認為股份在過去 3年的平均 PE，不宜高於 15倍，同時他希望其投資組合的平均 PE大約處於 12至 13倍以內。其次便是市賬率（ PB），他認為市賬率宜在 1.5倍之內。但 Graham認為低 PE的股份可享有較高的 PB，故他建議投資者以 PE乘以 PB，而總數不高於 22.5。以恒生為例，其 PE及 PB分別為 15.7及 3.6倍，兩者相乘為 56.5，這便高於 Graham建議的 22.5了。
上回談到股神畢菲特的師傅 Benjamin Graham，他在歐美亦被稱為價值投資法之父。 Graham曾指出小投資者的優勢是，當市況不濟時大可沽貨離場，一股不留，待市況好轉時才再入市，但一般基金卻沒有這優勢，即使市況不佳時，亦不能一股也沒有。
早年 Graham特別設計了一套揀股準則給保守的投資者（ Defensive Investor），今日不妨一談。（順帶一題， Graham所講的 Defensive Investor，是指沒有太多時間研究股份的投資者。）
Graham一向較喜愛大型藍籌股，故他在揀選股份時會首先關注三點，分別是股份的市值、營業額及總資產值。而他認為保守的投資者應避免投資一些營業額及總資產值太小的企業。
在揀選股份時， Graham份外關注企業的財政狀況，而他認為企業的流動比率（ Current Ratio）最少要高於 2倍，即（流動資產/流動負債）最少大於 2。至於企業長期負債方面， Graham認為長期負債不宜高於淨流動資產，他更指出企業負債不應高於總賬面值的兩倍。
盈利層面方面， Graham建議保守的投資者，應揀選一些在過去十年有「正」盈利的企業，即連續 10年皆沒有出現虧損。但經歷了早年的金融海嘯，連續 10年皆賺錢的企業已不易找，故近年美國投資者已將此項改為連續 7年皆有「正」盈利的企業。除了盈利外， Graham亦要求企業有長期派發股息紀錄，而他所指的長期派發股息紀錄並非一兩年，而是 10年以上。筆者察覺在港股中，除了公用股如港燈（ 006）外，恒生（ 011）亦有頗長久派發股息紀錄。
其次在每年的盈利增幅方面， Graham認為企業每年的盈利增幅應高於 3%，主因是這水平大致與長期通脹相若。簡單來講 Graham要求企業的平均盈利與長期通脹相若。
市盈率（ PE）方面， Graham認為股份在過去 3年的平均 PE，不宜高於 15倍，同時他希望其投資組合的平均 PE大約處於 12至 13倍以內。其次便是市賬率（ PB），他認為市賬率宜在 1.5倍之內。但 Graham認為低 PE的股份可享有較高的 PB，故他建議投資者以 PE乘以 PB，而總數不高於 22.5。以恒生為例，其 PE及 PB分別為 15.7及 3.6倍，兩者相乘為 56.5，這便高於 Graham建議的 22.5了。
2010年4月15日 星期四
左翼天使的蛻變_安哲羅普洛斯
信報財經新聞
P40 | 文化 | 熒幕焦點 | By 陳浩勤 2010-04-15
四個三重奏 ——左翼天使的蛻變
「當今世界比以往更需要電影。電影或許是最後一種方式去抗衡日益腐朽的社會。眼於國界、邊境、現代多元的語言和文化，我試覓新的人道精神、新的出路。」——安哲羅普洛斯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迄今有長片十三部，剔去首作《重現》與《亞歷山大大帝》，其他作品都可納入不同的三部曲系統。《三六年的歲月》、《流浪藝人》與《獵人》構成「近代史三部曲」，以批判角度述希臘政治史。《塞瑟島之旅》、《養蜂人》與《霧中風景》構成「沉默三部曲」。《塞》是「歷史之沉默」、《養》是「愛之沉默」、《霧》是「神之沉默」。《鸛鳥踟躕》、《尤利西斯的凝望》與《一生何求》構成「邊界三部曲」。《鸛》講地理上「國境邊界」、《尤》以電影、種族、語言帶出「文化邊界」，《一》以瀕死詩人道出「生命邊界」。2004年《悲傷草原》打從一開始已是三部曲計劃，寫某女子的二十世紀，「新三部曲」至今來到第二部《時光微塵》。
不同時期演化蛻變
詩人奧登曾提出重要與次要詩人的區別在於，面對大詩人兩首不同年代的作品，應可馬上指出時序先後，而次要詩人的作品則不能。誠然，最優秀的作者該有不同時期的演化蛻變。這意味作者會反覆自我推敲、要求進步，而不滿足於滯留一個階段的成就，才是頂尖的藝術家。若將此標準放在安哲身上，我們不但看到他在首三部曲至新三部曲有創作理念之變，而且這個變是向大同、向理想、向更崇高的人道精神發展。要簡述這個變化，可將「近代史三部曲」與「新三部曲」稍作並列比對。
「近代史三部曲」採取左傾角度，追溯1936年至1977年的朝政興迭。安哲這時期的創作理念是全面認同希臘的左翼共產黨以及內戰時期的反政府軍，認為他們是正義之師，相反，執政的右派和獨裁者是腐敗、殘暴不仁的。「近代史三部曲」中之左右壁壘分明猶如正邪對立。
被遺忘又說不得的希臘史
《三》借一次囚犯挾持探監的右派國會議員事件，諷刺當權派軟弱無能，單是一個囚徒已令政府癱瘓，束手無策，尖銳地披露當權者唯一能辦到的竟是滅口。《流》是希臘第一部以非官方口徑描寫二戰至內戰歷史的電影。至七十年代，內戰的反政府軍與共黨一直被定性為叛亂分子，但《流》卻以游擊隊員為主角，描寫他們如何被打壓、主角Orestes因堅持信念而光榮殉難。相反右派政府則是以強姦逼供、拿敵軍首級示眾的暴徒。
《獵》講述一班右派分子因打獵時拾獲一具游擊隊成員的屍體而憶起內戰以後的舊事。片中用近乎布紐爾式的戲謔嘲弄，勾起角色對自己所作所為的罪咎感，暴露他們偽善的醜態與尷尬。總括來說，首三部曲是站在客觀抽離角度，重組一段被遺忘又說不得的希臘史，清晰指出不同政治團體的本質。一直到《悲傷草原》，表面上安哲還沿用長鏡頭、複雜的攝影機移動與調度，講的是同一段歷史，但他在「新三部曲」所關心的議題，已經與首三部曲有很大分別。
雖然《悲》以1919至1949年的歷史作背景，但當中有許多情節都不是與當時的時局直接有關。如男女主角私奔、組織樂隊到餐館賣藝、水上弔喪等都是脫離了歷史脈胳。又或一些間接與時代有關的劇情，如男主角赴美謀生，與妻子Eleni碼頭訣別，雖然觸及三十年代大量希臘人遷美尋夢的社會史片段，但這場戲重點是二人的生離即死別，上了船，Eleni今生今世都不可能再奢望見情人一面。那個毛領巾的特寫，就是要強調兩人延綿的串串相思，用絲線實化跨越此岸與彼邦（甚至生死）的斷腸牽掛。歷史在這裏淪為很次要的背景資料。相反，在《流》中幾乎所有劇情都是與時代背景緊扣的，如Agamemnon被出賣然後槍斃、流浪藝人被納粹德軍逮捕，最後關頭得希臘軍打救、新年舞會上左右兩派以歌曲鬥法。若不明白當時歷史，是甚難理解這些段落的。
另外，「新三部曲」裏安哲對各派政治勢力的取態亦有大轉變。《悲》中Eleni的兒子Yannis與Yorgis長大後分別參加政府軍與反政府游擊隊，尾段一幕正是兩兄弟在戰場中間的山坡重逢。同為手足，他們緊緊擁抱又握對方的手，足證二人之情深。離開時，他們高舉槍枝才緩緩後退，表示不乘人之危。安哲對雙方的描寫都很正面，是可敬的戰士、有節氣的君子，同根相煎，絕不是誰對誰錯，而是碰巧兩人想法不同而已。
從上例可略見安哲在「新三部曲」已由原本的挺左立場轉向一種以人道精神為本的創作理念，重視人情多於政治意識或歷史評論。兄弟互鬥，最痛苦的必然是母親Eleni。所以《悲》的結局不是各政治團體的勝或敗，而是Eleni喪盡親眷後動天地感鬼神的哀號。安哲撫慰的不止是這個希臘女人的傷痛，同時亦是千千萬萬希臘以至全球戰後寡婦的命運。他將早年關心國家「特定」歷史的情懷推展至關懷人類感情中的「共同性」。
第三翼是唯一的烏托邦
《時光微塵》將這種摒棄意識形態的觀念再推前一步。片中不時出現有關「第三翼」的對白╱圖案，「第三翼」這意象來自安哲羅普洛斯寫的一首詩，詩中末句是「第三翼是唯一的烏托邦」。第三翼，就是左翼與右翼以外的另一出路。假如人類文明還有未來的話，安哲會認為那未來需要非左翼共產又非右翼資本主義的思想，那會是一個以愛、關懷、希望為綱領的美麗新世界。
二十世紀的歷史，不啻是左右翼鬥爭的紀錄，由奧德薩階梯到柏林蒼穹下，哪處不是充斥意識形態主導的痕？《時》中的三位長者Spyros、Jacob、Eleni正是因冷戰而流離失所，無法與心愛的穩定安居。安哲心中的二十一世紀，就是要告別這些分黨分派的對立，以人與人之間的互愛取代紛爭。
《時》結局是Spyros與孫女Eleni於勃蘭登堡門下，愉快地在雪上奔走。他們要趕往的，是新千禧年的慶典。這情景在《霧》亦曾出現在兩姊弟身上，正是純真的象徵。我們不得而知他倆的二十一世紀是否快樂，但起碼他們的精神是樂觀的，安哲對新世紀，也是充滿希冀的。安哲羅普洛斯的創作心靈，由獨裁希臘到新歐洲，從主張左翼共產到追求蘊藏在每人心裏的優良品質，越過了世紀末大限，仍對人性抱有信心，豈不可貴？
P40 | 文化 | 熒幕焦點 | By 陳浩勤 2010-04-15
四個三重奏 ——左翼天使的蛻變
「當今世界比以往更需要電影。電影或許是最後一種方式去抗衡日益腐朽的社會。眼於國界、邊境、現代多元的語言和文化，我試覓新的人道精神、新的出路。」——安哲羅普洛斯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迄今有長片十三部，剔去首作《重現》與《亞歷山大大帝》，其他作品都可納入不同的三部曲系統。《三六年的歲月》、《流浪藝人》與《獵人》構成「近代史三部曲」，以批判角度述希臘政治史。《塞瑟島之旅》、《養蜂人》與《霧中風景》構成「沉默三部曲」。《塞》是「歷史之沉默」、《養》是「愛之沉默」、《霧》是「神之沉默」。《鸛鳥踟躕》、《尤利西斯的凝望》與《一生何求》構成「邊界三部曲」。《鸛》講地理上「國境邊界」、《尤》以電影、種族、語言帶出「文化邊界」，《一》以瀕死詩人道出「生命邊界」。2004年《悲傷草原》打從一開始已是三部曲計劃，寫某女子的二十世紀，「新三部曲」至今來到第二部《時光微塵》。
不同時期演化蛻變
詩人奧登曾提出重要與次要詩人的區別在於，面對大詩人兩首不同年代的作品，應可馬上指出時序先後，而次要詩人的作品則不能。誠然，最優秀的作者該有不同時期的演化蛻變。這意味作者會反覆自我推敲、要求進步，而不滿足於滯留一個階段的成就，才是頂尖的藝術家。若將此標準放在安哲身上，我們不但看到他在首三部曲至新三部曲有創作理念之變，而且這個變是向大同、向理想、向更崇高的人道精神發展。要簡述這個變化，可將「近代史三部曲」與「新三部曲」稍作並列比對。
「近代史三部曲」採取左傾角度，追溯1936年至1977年的朝政興迭。安哲這時期的創作理念是全面認同希臘的左翼共產黨以及內戰時期的反政府軍，認為他們是正義之師，相反，執政的右派和獨裁者是腐敗、殘暴不仁的。「近代史三部曲」中之左右壁壘分明猶如正邪對立。
被遺忘又說不得的希臘史
《三》借一次囚犯挾持探監的右派國會議員事件，諷刺當權派軟弱無能，單是一個囚徒已令政府癱瘓，束手無策，尖銳地披露當權者唯一能辦到的竟是滅口。《流》是希臘第一部以非官方口徑描寫二戰至內戰歷史的電影。至七十年代，內戰的反政府軍與共黨一直被定性為叛亂分子，但《流》卻以游擊隊員為主角，描寫他們如何被打壓、主角Orestes因堅持信念而光榮殉難。相反右派政府則是以強姦逼供、拿敵軍首級示眾的暴徒。
《獵》講述一班右派分子因打獵時拾獲一具游擊隊成員的屍體而憶起內戰以後的舊事。片中用近乎布紐爾式的戲謔嘲弄，勾起角色對自己所作所為的罪咎感，暴露他們偽善的醜態與尷尬。總括來說，首三部曲是站在客觀抽離角度，重組一段被遺忘又說不得的希臘史，清晰指出不同政治團體的本質。一直到《悲傷草原》，表面上安哲還沿用長鏡頭、複雜的攝影機移動與調度，講的是同一段歷史，但他在「新三部曲」所關心的議題，已經與首三部曲有很大分別。
雖然《悲》以1919至1949年的歷史作背景，但當中有許多情節都不是與當時的時局直接有關。如男女主角私奔、組織樂隊到餐館賣藝、水上弔喪等都是脫離了歷史脈胳。又或一些間接與時代有關的劇情，如男主角赴美謀生，與妻子Eleni碼頭訣別，雖然觸及三十年代大量希臘人遷美尋夢的社會史片段，但這場戲重點是二人的生離即死別，上了船，Eleni今生今世都不可能再奢望見情人一面。那個毛領巾的特寫，就是要強調兩人延綿的串串相思，用絲線實化跨越此岸與彼邦（甚至生死）的斷腸牽掛。歷史在這裏淪為很次要的背景資料。相反，在《流》中幾乎所有劇情都是與時代背景緊扣的，如Agamemnon被出賣然後槍斃、流浪藝人被納粹德軍逮捕，最後關頭得希臘軍打救、新年舞會上左右兩派以歌曲鬥法。若不明白當時歷史，是甚難理解這些段落的。
另外，「新三部曲」裏安哲對各派政治勢力的取態亦有大轉變。《悲》中Eleni的兒子Yannis與Yorgis長大後分別參加政府軍與反政府游擊隊，尾段一幕正是兩兄弟在戰場中間的山坡重逢。同為手足，他們緊緊擁抱又握對方的手，足證二人之情深。離開時，他們高舉槍枝才緩緩後退，表示不乘人之危。安哲對雙方的描寫都很正面，是可敬的戰士、有節氣的君子，同根相煎，絕不是誰對誰錯，而是碰巧兩人想法不同而已。
從上例可略見安哲在「新三部曲」已由原本的挺左立場轉向一種以人道精神為本的創作理念，重視人情多於政治意識或歷史評論。兄弟互鬥，最痛苦的必然是母親Eleni。所以《悲》的結局不是各政治團體的勝或敗，而是Eleni喪盡親眷後動天地感鬼神的哀號。安哲撫慰的不止是這個希臘女人的傷痛，同時亦是千千萬萬希臘以至全球戰後寡婦的命運。他將早年關心國家「特定」歷史的情懷推展至關懷人類感情中的「共同性」。
第三翼是唯一的烏托邦
《時光微塵》將這種摒棄意識形態的觀念再推前一步。片中不時出現有關「第三翼」的對白╱圖案，「第三翼」這意象來自安哲羅普洛斯寫的一首詩，詩中末句是「第三翼是唯一的烏托邦」。第三翼，就是左翼與右翼以外的另一出路。假如人類文明還有未來的話，安哲會認為那未來需要非左翼共產又非右翼資本主義的思想，那會是一個以愛、關懷、希望為綱領的美麗新世界。
二十世紀的歷史，不啻是左右翼鬥爭的紀錄，由奧德薩階梯到柏林蒼穹下，哪處不是充斥意識形態主導的痕？《時》中的三位長者Spyros、Jacob、Eleni正是因冷戰而流離失所，無法與心愛的穩定安居。安哲心中的二十一世紀，就是要告別這些分黨分派的對立，以人與人之間的互愛取代紛爭。
《時》結局是Spyros與孫女Eleni於勃蘭登堡門下，愉快地在雪上奔走。他們要趕往的，是新千禧年的慶典。這情景在《霧》亦曾出現在兩姊弟身上，正是純真的象徵。我們不得而知他倆的二十一世紀是否快樂，但起碼他們的精神是樂觀的，安哲對新世紀，也是充滿希冀的。安哲羅普洛斯的創作心靈，由獨裁希臘到新歐洲，從主張左翼共產到追求蘊藏在每人心裏的優良品質，越過了世紀末大限，仍對人性抱有信心，豈不可貴？
窮家孩子難脫貧
信報財經新聞
P14 | 時事評論 | 厚生經營 | By 周永新 2010-04-15
窮家孩子難脫貧
三月中，策略發展委員會召開了新一屆首次專題會議，討論的是近日為大家關注的社會流動問題。題目受關注，原因是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後，十多年來，大家都覺得社會突然停頓下來︰雖然香港的生產總值仍有增長，但除高薪人士外，大部分打工仔薪酬沒有增加，而最使人氣餒的是，自己份工愈來愈不穩固，隨時會被炒，過往到處都是機會的情景不復再；現在打工仔最重要是抓緊份工，有固定收入，不讓自己往下流動，成為Ｍ型社會的犧牲品。
「八十後」的興起，社會流動的討論更熾烈，對現象的眾多解釋中，最為人樂道的是，今天年輕人沒有以前那麼多機會。「八十後」對這種解釋並不接受，但香港經濟發展這麼成熟，年輕人要創業，要在職位上更上一層樓，要發展自己的事業，要盡快賺得「第一桶金」，談何容易？
欠缺流動一潭死水
香港是否就是這樣停滯不前？過往到處都是機會的情況是否一去不復返？誰也說不準︰有意見認為香港應發展自己獨有的優勢產業，為年輕人創造更多增值職位；有意見認為專業人士應北上發展，騰出職位給年輕人上位；有意見認為政府應營造條件協助年輕人發展所長。以上建議有效嗎？只有等待歷史來驗證。
但政府決不能忽視社會流動的重要性︰如果打工仔看不到餘下日子有薪水加，勤奮的盡一己本分，懶一點的便不再拚搏了；如果做生意的看不到發展機會，安分的努力守業，其他或以炒賣為生；如果剛剛出來工作的畢業生看不到前路，對自己有信心的腳踏實地開創未來，一些難免自暴自棄。
總之，社會欠缺流動，環境就如一潭死水，就算有人上升，只屬少數有特殊條件和背景的人士，這樣社會怎會沒有怨氣？市民怎會認為政府的政策公平？怎會相信政府沒有偏幫財團？
回說策發會關於社會流動的討論。提交的文件主要分析從一九九八年至二○○八年薪酬的分布︰研究顯示百分之四十七工人的薪酬沒有變動，百分之三十三向上移動，百分之二十向下。此外，研究發現薪酬上升的行業包括金融、保險、地產及商業服務，下跌最大的有建築、機械操作及裝配；而年紀較大（特別是女性）、只有小學或以下學歷、欠缺技能的工人，薪酬一般屬於最低的五分之一。
大學畢業未必好景
總括而言，回歸後的十年，差不多一半工人得到的薪酬文風不動，三分之一有上升，兩成下跌︰情況是除非從事金融及商貿行業，薪金難有攀升的機會，而年紀大又沒有學歷和技能的，只能賺取微薄薪酬，很多時連份工也保不住。
研究還分析了幾項與社會流動有關的元素，第一是教育。中國人社會都深信教育可使人上升至較高階層，正是「書中自有黃金屋」，一旦金榜高中，哪怕日後沒有光明前景？在大學任教三十多年，早二十年，我發覺大學畢業的一般都有好日子過，連他們的父母也會因子女而提升自己的生活；最近十多年，情況改變了，中產的父母只怕自己大學畢業的子女往下流動。
教育對階級流動的影響雖不如前，但策發會的文件認為，教育仍是使人向上或向下流動的重要元素。大致上，父母的教育水平愈高，子女愈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父母的教育水平較低，子女能夠達到的學歷也較低。舉例而言，父親有大學學位的，兒子完成學位課程的佔百分之七十四；父親只有小學教育程度的，兒子擁有學士學位的只佔百分之二十。
這樣的結果並不出奇：現在擁有學士學位的父母，應在一九七八年推行九年免費教育之前受教育，那時能夠完成學位課程的，學業成績應較理想，對子女的期望和要求亦較高。相反地，如果父母沒有學位，怎敢對子女有奢望？
研究還分析了教育水平與跨代貧窮的關係，但結論卻不是我們能認同的。研究顯示︰最低薪酬的百分之二十的男性工人，有百分之十八和百分之二十六的子和女同樣屬於最低薪酬的百分之二十；女性工人方面，同屬於最低薪酬的子和女分別是百分之十七及百分之二十三。簡單一點來說，最低薪的百分之二十的工人，他們的子女同樣低薪的約有兩成至四分之一。策發會的文件據此認為跨代貧窮並不成立。
家庭決定孩童成就
這樣的結論明顯有偏差︰首先，中年的父母怎可與年輕的子女在薪酬上作比較？如果二三十歲的年輕人，賺的錢與低薪的父母差不多，他們看來十分差勁；至於其餘約四分之三的子女，薪酬比父母高是意料中事，況且年輕一輩有接受免費教育的機會。現在實情是有四分之一低薪工人的子女賺的與父母相若，是十分可悲的現象，怎可說跨代貧窮不存在？
如果真的要比較，並不是窮的子女與窮的父母比較，而是窮的年輕人與收入中上的年輕人比較，這樣便會看到父母的教育水平對子女的影響何等重要，家庭對孩童日後的成就及向上流動又起何等決定性的作用。要清楚明白，還得親身訪問貧窮家庭的子女，他們從父母得到多少啟發？窮孩子得到的正規教育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得到家庭怎樣的栽培？貧窮家庭的孩子要脫貧何等困難啊！
除教育外，其他與社會流動有關的元素，下次再談。
P14 | 時事評論 | 厚生經營 | By 周永新 2010-04-15
窮家孩子難脫貧
三月中，策略發展委員會召開了新一屆首次專題會議，討論的是近日為大家關注的社會流動問題。題目受關注，原因是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後，十多年來，大家都覺得社會突然停頓下來︰雖然香港的生產總值仍有增長，但除高薪人士外，大部分打工仔薪酬沒有增加，而最使人氣餒的是，自己份工愈來愈不穩固，隨時會被炒，過往到處都是機會的情景不復再；現在打工仔最重要是抓緊份工，有固定收入，不讓自己往下流動，成為Ｍ型社會的犧牲品。
「八十後」的興起，社會流動的討論更熾烈，對現象的眾多解釋中，最為人樂道的是，今天年輕人沒有以前那麼多機會。「八十後」對這種解釋並不接受，但香港經濟發展這麼成熟，年輕人要創業，要在職位上更上一層樓，要發展自己的事業，要盡快賺得「第一桶金」，談何容易？
欠缺流動一潭死水
香港是否就是這樣停滯不前？過往到處都是機會的情況是否一去不復返？誰也說不準︰有意見認為香港應發展自己獨有的優勢產業，為年輕人創造更多增值職位；有意見認為專業人士應北上發展，騰出職位給年輕人上位；有意見認為政府應營造條件協助年輕人發展所長。以上建議有效嗎？只有等待歷史來驗證。
但政府決不能忽視社會流動的重要性︰如果打工仔看不到餘下日子有薪水加，勤奮的盡一己本分，懶一點的便不再拚搏了；如果做生意的看不到發展機會，安分的努力守業，其他或以炒賣為生；如果剛剛出來工作的畢業生看不到前路，對自己有信心的腳踏實地開創未來，一些難免自暴自棄。
總之，社會欠缺流動，環境就如一潭死水，就算有人上升，只屬少數有特殊條件和背景的人士，這樣社會怎會沒有怨氣？市民怎會認為政府的政策公平？怎會相信政府沒有偏幫財團？
回說策發會關於社會流動的討論。提交的文件主要分析從一九九八年至二○○八年薪酬的分布︰研究顯示百分之四十七工人的薪酬沒有變動，百分之三十三向上移動，百分之二十向下。此外，研究發現薪酬上升的行業包括金融、保險、地產及商業服務，下跌最大的有建築、機械操作及裝配；而年紀較大（特別是女性）、只有小學或以下學歷、欠缺技能的工人，薪酬一般屬於最低的五分之一。
大學畢業未必好景
總括而言，回歸後的十年，差不多一半工人得到的薪酬文風不動，三分之一有上升，兩成下跌︰情況是除非從事金融及商貿行業，薪金難有攀升的機會，而年紀大又沒有學歷和技能的，只能賺取微薄薪酬，很多時連份工也保不住。
研究還分析了幾項與社會流動有關的元素，第一是教育。中國人社會都深信教育可使人上升至較高階層，正是「書中自有黃金屋」，一旦金榜高中，哪怕日後沒有光明前景？在大學任教三十多年，早二十年，我發覺大學畢業的一般都有好日子過，連他們的父母也會因子女而提升自己的生活；最近十多年，情況改變了，中產的父母只怕自己大學畢業的子女往下流動。
教育對階級流動的影響雖不如前，但策發會的文件認為，教育仍是使人向上或向下流動的重要元素。大致上，父母的教育水平愈高，子女愈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父母的教育水平較低，子女能夠達到的學歷也較低。舉例而言，父親有大學學位的，兒子完成學位課程的佔百分之七十四；父親只有小學教育程度的，兒子擁有學士學位的只佔百分之二十。
這樣的結果並不出奇：現在擁有學士學位的父母，應在一九七八年推行九年免費教育之前受教育，那時能夠完成學位課程的，學業成績應較理想，對子女的期望和要求亦較高。相反地，如果父母沒有學位，怎敢對子女有奢望？
研究還分析了教育水平與跨代貧窮的關係，但結論卻不是我們能認同的。研究顯示︰最低薪酬的百分之二十的男性工人，有百分之十八和百分之二十六的子和女同樣屬於最低薪酬的百分之二十；女性工人方面，同屬於最低薪酬的子和女分別是百分之十七及百分之二十三。簡單一點來說，最低薪的百分之二十的工人，他們的子女同樣低薪的約有兩成至四分之一。策發會的文件據此認為跨代貧窮並不成立。
家庭決定孩童成就
這樣的結論明顯有偏差︰首先，中年的父母怎可與年輕的子女在薪酬上作比較？如果二三十歲的年輕人，賺的錢與低薪的父母差不多，他們看來十分差勁；至於其餘約四分之三的子女，薪酬比父母高是意料中事，況且年輕一輩有接受免費教育的機會。現在實情是有四分之一低薪工人的子女賺的與父母相若，是十分可悲的現象，怎可說跨代貧窮不存在？
如果真的要比較，並不是窮的子女與窮的父母比較，而是窮的年輕人與收入中上的年輕人比較，這樣便會看到父母的教育水平對子女的影響何等重要，家庭對孩童日後的成就及向上流動又起何等決定性的作用。要清楚明白，還得親身訪問貧窮家庭的子女，他們從父母得到多少啟發？窮孩子得到的正規教育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得到家庭怎樣的栽培？貧窮家庭的孩子要脫貧何等困難啊！
除教育外，其他與社會流動有關的元素，下次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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