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jamin Graham價值投資法

投資學堂：股神師傅授揀藍籌要訣2010年04月21日

上回談到股神畢菲特的師傅 Benjamin Graham，他在歐美亦被稱為價值投資法之父。 Graham曾指出小投資者的優勢是，當市況不濟時大可沽貨離場，一股不留，待市況好轉時才再入市，但一般基金卻沒有這優勢，即使市況不佳時，亦不能一股也沒有。
早年 Graham特別設計了一套揀股準則給保守的投資者（ Defensive Investor），今日不妨一談。（順帶一題， Graham所講的 Defensive Investor，是指沒有太多時間研究股份的投資者。）
Graham一向較喜愛大型藍籌股，故他在揀選股份時會首先關注三點，分別是股份的市值、營業額及總資產值。而他認為保守的投資者應避免投資一些營業額及總資產值太小的企業。
在揀選股份時， Graham份外關注企業的財政狀況，而他認為企業的流動比率（ Current Ratio）最少要高於 2倍，即（流動資產/流動負債）最少大於 2。至於企業長期負債方面， Graham認為長期負債不宜高於淨流動資產，他更指出企業負債不應高於總賬面值的兩倍。


盈利層面方面， Graham建議保守的投資者，應揀選一些在過去十年有「正」盈利的企業，即連續 10年皆沒有出現虧損。但經歷了早年的金融海嘯，連續 10年皆賺錢的企業已不易找，故近年美國投資者已將此項改為連續 7年皆有「正」盈利的企業。除了盈利外， Graham亦要求企業有長期派發股息紀錄，而他所指的長期派發股息紀錄並非一兩年，而是 10年以上。筆者察覺在港股中，除了公用股如港燈（ 006）外，恒生（ 011）亦有頗長久派發股息紀錄。
其次在每年的盈利增幅方面， Graham認為企業每年的盈利增幅應高於 3%，主因是這水平大致與長期通脹相若。簡單來講 Graham要求企業的平均盈利與長期通脹相若。
市盈率（ PE）方面， Graham認為股份在過去 3年的平均 PE，不宜高於 15倍，同時他希望其投資組合的平均 PE大約處於 12至 13倍以內。其次便是市賬率（ PB），他認為市賬率宜在 1.5倍之內。但 Graham認為低 PE的股份可享有較高的 PB，故他建議投資者以 PE乘以 PB，而總數不高於 22.5。以恒生為例，其 PE及 PB分別為 15.7及 3.6倍，兩者相乘為 56.5，這便高於 Graham建議的 22.5了。

左翼天使的蛻變_安哲羅普洛斯

信報財經新聞
P40 | 文化 | 熒幕焦點 | By 陳浩勤 2010-04-15

四個三重奏 ——左翼天使的蛻變


　　「當今世界比以往更需要電影。電影或許是最後一種方式去抗衡日益腐朽的社會。眼於國界、邊境、現代多元的語言和文化，我試覓新的人道精神、新的出路。」——安哲羅普洛斯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迄今有長片十三部，剔去首作《重現》與《亞歷山大大帝》，其他作品都可納入不同的三部曲系統。《三六年的歲月》、《流浪藝人》與《獵人》構成「近代史三部曲」，以批判角度述希臘政治史。《塞瑟島之旅》、《養蜂人》與《霧中風景》構成「沉默三部曲」。《塞》是「歷史之沉默」、《養》是「愛之沉默」、《霧》是「神之沉默」。《鸛鳥踟躕》、《尤利西斯的凝望》與《一生何求》構成「邊界三部曲」。《鸛》講地理上「國境邊界」、《尤》以電影、種族、語言帶出「文化邊界」，《一》以瀕死詩人道出「生命邊界」。2004年《悲傷草原》打從一開始已是三部曲計劃，寫某女子的二十世紀，「新三部曲」至今來到第二部《時光微塵》。


不同時期演化蛻變

詩人奧登曾提出重要與次要詩人的區別在於，面對大詩人兩首不同年代的作品，應可馬上指出時序先後，而次要詩人的作品則不能。誠然，最優秀的作者該有不同時期的演化蛻變。這意味作者會反覆自我推敲、要求進步，而不滿足於滯留一個階段的成就，才是頂尖的藝術家。若將此標準放在安哲身上，我們不但看到他在首三部曲至新三部曲有創作理念之變，而且這個變是向大同、向理想、向更崇高的人道精神發展。要簡述這個變化，可將「近代史三部曲」與「新三部曲」稍作並列比對。

「近代史三部曲」採取左傾角度，追溯1936年至1977年的朝政興迭。安哲這時期的創作理念是全面認同希臘的左翼共產黨以及內戰時期的反政府軍，認為他們是正義之師，相反，執政的右派和獨裁者是腐敗、殘暴不仁的。「近代史三部曲」中之左右壁壘分明猶如正邪對立。


被遺忘又說不得的希臘史

《三》借一次囚犯挾持探監的右派國會議員事件，諷刺當權派軟弱無能，單是一個囚徒已令政府癱瘓，束手無策，尖銳地披露當權者唯一能辦到的竟是滅口。《流》是希臘第一部以非官方口徑描寫二戰至內戰歷史的電影。至七十年代，內戰的反政府軍與共黨一直被定性為叛亂分子，但《流》卻以游擊隊員為主角，描寫他們如何被打壓、主角Orestes因堅持信念而光榮殉難。相反右派政府則是以強姦逼供、拿敵軍首級示眾的暴徒。

《獵》講述一班右派分子因打獵時拾獲一具游擊隊成員的屍體而憶起內戰以後的舊事。片中用近乎布紐爾式的戲謔嘲弄，勾起角色對自己所作所為的罪咎感，暴露他們偽善的醜態與尷尬。總括來說，首三部曲是站在客觀抽離角度，重組一段被遺忘又說不得的希臘史，清晰指出不同政治團體的本質。一直到《悲傷草原》，表面上安哲還沿用長鏡頭、複雜的攝影機移動與調度，講的是同一段歷史，但他在「新三部曲」所關心的議題，已經與首三部曲有很大分別。

雖然《悲》以1919至1949年的歷史作背景，但當中有許多情節都不是與當時的時局直接有關。如男女主角私奔、組織樂隊到餐館賣藝、水上弔喪等都是脫離了歷史脈胳。又或一些間接與時代有關的劇情，如男主角赴美謀生，與妻子Eleni碼頭訣別，雖然觸及三十年代大量希臘人遷美尋夢的社會史片段，但這場戲重點是二人的生離即死別，上了船，Eleni今生今世都不可能再奢望見情人一面。那個毛領巾的特寫，就是要強調兩人延綿的串串相思，用絲線實化跨越此岸與彼邦（甚至生死）的斷腸牽掛。歷史在這裏淪為很次要的背景資料。相反，在《流》中幾乎所有劇情都是與時代背景緊扣的，如Agamemnon被出賣然後槍斃、流浪藝人被納粹德軍逮捕，最後關頭得希臘軍打救、新年舞會上左右兩派以歌曲鬥法。若不明白當時歷史，是甚難理解這些段落的。

另外，「新三部曲」裏安哲對各派政治勢力的取態亦有大轉變。《悲》中Eleni的兒子Yannis與Yorgis長大後分別參加政府軍與反政府游擊隊，尾段一幕正是兩兄弟在戰場中間的山坡重逢。同為手足，他們緊緊擁抱又握對方的手，足證二人之情深。離開時，他們高舉槍枝才緩緩後退，表示不乘人之危。安哲對雙方的描寫都很正面，是可敬的戰士、有節氣的君子，同根相煎，絕不是誰對誰錯，而是碰巧兩人想法不同而已。

從上例可略見安哲在「新三部曲」已由原本的挺左立場轉向一種以人道精神為本的創作理念，重視人情多於政治意識或歷史評論。兄弟互鬥，最痛苦的必然是母親Eleni。所以《悲》的結局不是各政治團體的勝或敗，而是Eleni喪盡親眷後動天地感鬼神的哀號。安哲撫慰的不止是這個希臘女人的傷痛，同時亦是千千萬萬希臘以至全球戰後寡婦的命運。他將早年關心國家「特定」歷史的情懷推展至關懷人類感情中的「共同性」。


第三翼是唯一的烏托邦

《時光微塵》將這種摒棄意識形態的觀念再推前一步。片中不時出現有關「第三翼」的對白╱圖案，「第三翼」這意象來自安哲羅普洛斯寫的一首詩，詩中末句是「第三翼是唯一的烏托邦」。第三翼，就是左翼與右翼以外的另一出路。假如人類文明還有未來的話，安哲會認為那未來需要非左翼共產又非右翼資本主義的思想，那會是一個以愛、關懷、希望為綱領的美麗新世界。

二十世紀的歷史，不啻是左右翼鬥爭的紀錄，由奧德薩階梯到柏林蒼穹下，哪處不是充斥意識形態主導的痕？《時》中的三位長者Spyros、Jacob、Eleni正是因冷戰而流離失所，無法與心愛的穩定安居。安哲心中的二十一世紀，就是要告別這些分黨分派的對立，以人與人之間的互愛取代紛爭。

《時》結局是Spyros與孫女Eleni於勃蘭登堡門下，愉快地在雪上奔走。他們要趕往的，是新千禧年的慶典。這情景在《霧》亦曾出現在兩姊弟身上，正是純真的象徵。我們不得而知他倆的二十一世紀是否快樂，但起碼他們的精神是樂觀的，安哲對新世紀，也是充滿希冀的。安哲羅普洛斯的創作心靈，由獨裁希臘到新歐洲，從主張左翼共產到追求蘊藏在每人心裏的優良品質，越過了世紀末大限，仍對人性抱有信心，豈不可貴？

窮家孩子難脫貧

信報財經新聞
P14 | 時事評論 | 厚生經營 | By 周永新 2010-04-15

窮家孩子難脫貧


三月中，策略發展委員會召開了新一屆首次專題會議，討論的是近日為大家關注的社會流動問題。題目受關注，原因是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後，十多年來，大家都覺得社會突然停頓下來︰雖然香港的生產總值仍有增長，但除高薪人士外，大部分打工仔薪酬沒有增加，而最使人氣餒的是，自己份工愈來愈不穩固，隨時會被炒，過往到處都是機會的情景不復再；現在打工仔最重要是抓緊份工，有固定收入，不讓自己往下流動，成為Ｍ型社會的犧牲品。

「八十後」的興起，社會流動的討論更熾烈，對現象的眾多解釋中，最為人樂道的是，今天年輕人沒有以前那麼多機會。「八十後」對這種解釋並不接受，但香港經濟發展這麼成熟，年輕人要創業，要在職位上更上一層樓，要發展自己的事業，要盡快賺得「第一桶金」，談何容易？


欠缺流動一潭死水

香港是否就是這樣停滯不前？過往到處都是機會的情況是否一去不復返？誰也說不準︰有意見認為香港應發展自己獨有的優勢產業，為年輕人創造更多增值職位；有意見認為專業人士應北上發展，騰出職位給年輕人上位；有意見認為政府應營造條件協助年輕人發展所長。以上建議有效嗎？只有等待歷史來驗證。

但政府決不能忽視社會流動的重要性︰如果打工仔看不到餘下日子有薪水加，勤奮的盡一己本分，懶一點的便不再拚搏了；如果做生意的看不到發展機會，安分的努力守業，其他或以炒賣為生；如果剛剛出來工作的畢業生看不到前路，對自己有信心的腳踏實地開創未來，一些難免自暴自棄。

總之，社會欠缺流動，環境就如一潭死水，就算有人上升，只屬少數有特殊條件和背景的人士，這樣社會怎會沒有怨氣？市民怎會認為政府的政策公平？怎會相信政府沒有偏幫財團？

回說策發會關於社會流動的討論。提交的文件主要分析從一九九八年至二○○八年薪酬的分布︰研究顯示百分之四十七工人的薪酬沒有變動，百分之三十三向上移動，百分之二十向下。此外，研究發現薪酬上升的行業包括金融、保險、地產及商業服務，下跌最大的有建築、機械操作及裝配；而年紀較大（特別是女性）、只有小學或以下學歷、欠缺技能的工人，薪酬一般屬於最低的五分之一。


大學畢業未必好景

總括而言，回歸後的十年，差不多一半工人得到的薪酬文風不動，三分之一有上升，兩成下跌︰情況是除非從事金融及商貿行業，薪金難有攀升的機會，而年紀大又沒有學歷和技能的，只能賺取微薄薪酬，很多時連份工也保不住。

研究還分析了幾項與社會流動有關的元素，第一是教育。中國人社會都深信教育可使人上升至較高階層，正是「書中自有黃金屋」，一旦金榜高中，哪怕日後沒有光明前景？在大學任教三十多年，早二十年，我發覺大學畢業的一般都有好日子過，連他們的父母也會因子女而提升自己的生活；最近十多年，情況改變了，中產的父母只怕自己大學畢業的子女往下流動。

教育對階級流動的影響雖不如前，但策發會的文件認為，教育仍是使人向上或向下流動的重要元素。大致上，父母的教育水平愈高，子女愈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父母的教育水平較低，子女能夠達到的學歷也較低。舉例而言，父親有大學學位的，兒子完成學位課程的佔百分之七十四；父親只有小學教育程度的，兒子擁有學士學位的只佔百分之二十。

這樣的結果並不出奇：現在擁有學士學位的父母，應在一九七八年推行九年免費教育之前受教育，那時能夠完成學位課程的，學業成績應較理想，對子女的期望和要求亦較高。相反地，如果父母沒有學位，怎敢對子女有奢望？

研究還分析了教育水平與跨代貧窮的關係，但結論卻不是我們能認同的。研究顯示︰最低薪酬的百分之二十的男性工人，有百分之十八和百分之二十六的子和女同樣屬於最低薪酬的百分之二十；女性工人方面，同屬於最低薪酬的子和女分別是百分之十七及百分之二十三。簡單一點來說，最低薪的百分之二十的工人，他們的子女同樣低薪的約有兩成至四分之一。策發會的文件據此認為跨代貧窮並不成立。


家庭決定孩童成就

這樣的結論明顯有偏差︰首先，中年的父母怎可與年輕的子女在薪酬上作比較？如果二三十歲的年輕人，賺的錢與低薪的父母差不多，他們看來十分差勁；至於其餘約四分之三的子女，薪酬比父母高是意料中事，況且年輕一輩有接受免費教育的機會。現在實情是有四分之一低薪工人的子女賺的與父母相若，是十分可悲的現象，怎可說跨代貧窮不存在？

如果真的要比較，並不是窮的子女與窮的父母比較，而是窮的年輕人與收入中上的年輕人比較，這樣便會看到父母的教育水平對子女的影響何等重要，家庭對孩童日後的成就及向上流動又起何等決定性的作用。要清楚明白，還得親身訪問貧窮家庭的子女，他們從父母得到多少啟發？窮孩子得到的正規教育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得到家庭怎樣的栽培？貧窮家庭的孩子要脫貧何等困難啊！

除教育外，其他與社會流動有關的元素，下次再談。

Stanley Milgram 1963年發表研究人的「服從性」實驗

信報
P34 | 副刊 | 科學角度 | By Nick Lee 2010-04-08

草菅人命的心理實驗


某年某日，我來到香港大學紐魯詩樓心理學系，參與一個心理實驗。房間裏，坐我與另一位男士，他看似平易近人，正當我想打開話匣子之際，一位木無表情的研究員走進來，在桌子對面坐下。他先給我們各300元作為報酬，並說明接下來的實驗無論進展如何，這300元都是屬於我們的。

「這實驗旨在研究懲罰對學習的作用，我們對這方面所知甚少，例如我們仍未知道什麼程度的懲罰對學習最有幫助，懲罰由誰人施予效果最好呢，等等。這次實驗邀請了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成年人參與，實驗裏，一位負責『教』，一位負責『學』；我們想知道的是，各人在不同環境下的反應怎樣，及懲罰如何有助學習。你們倆，一位扮演教師，一位扮演學生；這個袋內有兩張紙條，誰當哪個角色，抽籤決定。」研究員把袋遞向我，我抽出的紙條寫「教」。


學習與懲罰測試

研究員帶我和我的「學生」往另一間房，房內有一張類似「電椅」的東西。學生坐下，雙手被綁在椅子上，手腕貼上電極。「我們以觸電作為懲罰，綁是為了不讓你被電擊時反應過大，也為確保你不能逃避懲罰。現在我替你塗些藥膏，避免起和燒傷。」研究員在學生手腕邊塗邊說。「不用擔心，觸電可能非常痛，但肯定不會造成任何傷害。」但我半信半疑。

研究員繼續指示學生：「一會兒，我和他會走到隔壁的房間，你會從這個揚聲器聽到老師讀出一段文字，然後問一些問題，所有問題都是選擇題，你便用椅前這四個掣回答，我們在隔壁能夠知道你按了哪一個掣。每逢答錯，你便會觸電一次。」學生有點遲疑。研究員冷冰冰地說：「觸電可能非常痛，但不必擔心，不會對你造成任何傷害的。」學生點點頭。

研究員和我一起進入隔壁房間，桌子上放一個四方盒般的精密儀器，打磨得閃閃發光。走近看，儀器有三十個掣，最左邊那個寫「15 volts」，最右邊那個寫「450 Volts」，每個掣以15伏特遞進。數字以外，也有文字標籤；從左至右，每四個掣一組，分別是：輕度（Slight Shock）、中等（Moderate Shock）、強烈（Strong Shock）、高度強烈（Very Strong Shock）、非常強烈（Intense Shock）、極度強烈（Extreme Intensity Shock）、危險：嚴峻（Danger: Severe Shock）；最後兩個掣以「XXX」標籤。儀器左上角刻「Shock Generator, Output 15 Volts - 450 Volts」，還有廠名和地址。

研究員拿出一疊紙，說：「這是你將要讀的文字和問題。電擊器上方的四顆小燈顯示他的答案，答對便繼續，答錯便『電』他一下。每次電壓都要加大一級，即是你每次按掣都要右移一個掣。正式開始前，為了確保儀器運作正常，你願不願意用 45伏特電一電自己？」我把電極壓在手腕，向「45 Volts」按下去，儀器發出「吱吱」聲，電壓計的指針向右一擺，我的手腕也頓時觸電，幸好只是 45 伏特。研究員站在一旁，由始至終木無表情。


接受瘋狂電擊指令

實驗開始，隔壁學生的表現不差，但由於電壓有加無減，不覺已經去到「非常強烈」，暗暗替他憂心，心想「你不要再答錯了」。幾題後，他再答錯，我的指頭放在「270 Volts」之上，欲「按」又止。這個「Volt數」，好像已經超過了家用電器所需，可是他身在隔壁，我看不見亦聽不見他的反應。望望研究員，他與我四目交投，不發一言。如果你是我，你會怎樣？我還是按了下去。

不久，「300 Volts」按下，隔壁傳來「」兩聲，像是有人重打牆壁，看來是他表示抗議，研究員沒有理會，示意繼續。

下一條問題，他沒有回答。我問：「是否應該看看他的安危？」研究員冷靜地說：「給他十秒時間，若無回應便當錯。」我愈發猶疑，但最終還是按了下去。這是315伏特。隔壁再傳來「」。此後，儘管電壓再升，他再沒回應，也再沒拍打牆壁，隔室靜得可怖。

他死了？暈了？瘋了？無力呻吟？還是我聽不見？應否繼續下去？

這是港大心理學系，應該不會草菅人命吧？我既然收了錢，是否應該完成實驗呢？若果人人就此作罷，實驗豈不半途而廢？

我的 common sense 去了哪裏？「極度強烈」和「危險」的電壓，怎也不應用來做實驗吧？按「360 volts」之前，我說：「我做不下去了。」「實驗一定要完成，請你繼續，一切後果由我負責。」研究員異常冷靜。

既然我不用負責，好吧……等等，若果不幸真的發生，即使不用負責，我又過意得去嗎？已經360伏特了，出事的話一早已經出事，現在才放棄，有意義嗎？而且他不是說過「不會造成任何傷害」嗎？

如果你是我，你會怎樣？


精心安排的騙局

以上經歷當然是虛構，但這個實驗卻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心理學經典，由 Stanley Milgram 在 1963年發表，研究人的「服從性」。整個實驗其實是一個「騙局」，抽籤是「內定」的，唯一的外來參與者（故事中的「我」）永遠成為操控電擊器的人。那位「不幸」遭電擊的，當然沒有真正觸電，他其實是預先受訓的演員，對問題的回應和對電擊的反應是排練過的。「我」是唯一被蒙在鼓裏的人，實驗的真正目的是看究竟多少人願意服從研究員的指示，電到最後（450伏特）。

如果你是「我」，你可會電450伏特？多數人認為自己不會。

實驗結果：65% 會。這麼多人願意服從一個顯然「不合理」的要求，有點出人意表。

服從，不代表內心好過。很多人都冒汗、手震、口吃，情緒不安、內心掙扎，他們並非沒有良知，只是不知怎的屈從研究員的「淫威」之下。實驗過後，為了安撫參與者，當然會告知真相，那位假裝被電的演員亦會打個招呼，以示和好，總之盡量令參與者離開時得以平服。

65% 是意料之外，一般報道只會提及這個數字，吸引眼球也好，提醒人的黑暗面也好，但又有多少人知道 Milgram運用了很多「技巧」提高參與者的服從性？身為心理學家，Milgram當然知道若要引人注意，必須有些出人意表的實驗結果，因此刻意引進很多提高服從性的「元素」。從學術角度，認識相關因素比知道百分比來得重要。此外，與服從性無關但更加基本的是，盡量營造真實感，令人沒有絲毫懷疑，使「騙局」不被看破。

以上對實驗程序的仔細描述，便有這個用意，大家不如猜猜，實驗裏哪些元素令人更具服從性？哪些元素令實驗更富真實感？每一句說話，每一個人，每一件物件，每一個字，都有可能。潛意識，不容低估。

土著的回歸檢_齊澤克

[撮譯]齊澤克：土著的回歸檢視修訂版本.週六, 2010-03-06 03:33 — 阿野 香港獨立媒體

占士金馬倫的《阿凡達》，訴說一個傷殘的前海軍的故事：他被派往一個遙遠的、住著藍色皮膚原住民的星球，他的任務是滲透該族群，以及游說他們讓其主顧開發該星球上的天然資源。經過一連串複雜的生物控制技術，主人公終於操控得到一個年輕的原住民軀殼，即其「avatar」。

這班原住民極具靈性，並與大自然和睦共處（他們能把一條由自己身體長出來的尾巴裝東西，插進馬兒或大樹裡，與牠們溝通）。可以想像，男主人公當然會與某位漂亮的原住民公主相愛，然後拯救該星球，協助他們把人類侵略者掃出家門。電影的結局，主人公甚至將其靈魂由他殘缺的軀殼，轉移到原住民的軀殼，破釜沈舟地成為原住民的一份子。

電影的3-D效果，加上其結合真實演員及數碼動畫處理等，應令《阿凡達》與《Who Framed Roger Rabbit》 (1988)及《The Matrix》 (1999)等相提並論。上述電影，主人公都被卡於日常的現實及一個想像的領域——即《rogerr rabbit》的卡通世界，及《the matrix》的數碼現實——還有《阿凡達》的星球裡被數碼處理過的日常現實。不能不察的是，《阿凡達》的敘事雖然表面上是在同一個「真實」的現實裡發生，但我們需處理的——在根本的符號經濟的層次上——究竟是兩層現實：一層是見怪不怪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世界，另一層是住滿原住民，在大自然過著近親相姦的生活的幻想世界。（千萬別將這層現實與真實地被剝削的人民的悲慘現實混淆）由此觀之，電影的結局就是主人公徹底地由現實移民到幻想世界，如在《the matrix》裡，neo決定重新沉浸回到母體裡。

然而，這不表示我們應該更「真誠」地接受現實世界，從而否定《阿凡達》。事關如果我們從現實中減除幻覺，現實將失去基本的一致性，結果會是瓦解。我們並不是要從「要麼接受現實，要麼選擇幻覺」裡二選一：如果希望改變或逃出社會現實，我們首先是要改變幻覺，因幻覺把我們妥妥貼貼地裝嵌在現實裡。正因為《阿凡達》的主人公並沒有達成這改變，所以他的主體位置，不過是拉康就薩德所言的「被其幻覺所騙」（le dupe de son fantasme）。

因此，不難想像，若《阿凡達》有續集的話，大概會是幾年（或…幾個月）的幸福過後，主人公開始感到某種奇異的不滿，甚至開始想念那個腐敗的人類世界。不滿的產生，不僅因為再完美的世界遲早也會令我們失望。完美的幻覺，正正就是因為其完美，才令我們失望：完美意味著我們——帶著這幻覺的主體——在其中根本沒有位置。

[……]

金馬倫的前作《titanic》，真是一套郵輪撞向冰山的災難片嗎？要留意的是災難的一刻：撞船發生的一刻，正是在兩人確認其感情關係並回到甲板之後。更要命的是，在甲板上，當女主人公告訴其愛郎，當船到紐約後，她便會選擇隨他遠走高飛，情願與她的真命天子過咸魚白菜的生活，也不要虛偽、腐朽的上流社會生活。

正正在這一刻，船便撞向冰山了，彷彿要防止其實竟無疑問將會發生的真正災難。真正的災難是甚麼：當然是到達紐約後兩小口的生活。我們當可大膽假設，日常生活同住之難，會將他們之間的愛摧毀。換言之，撞船的發生，不過是為了拯救他們之間的愛，維持某種幻覺（即如果撞船不發生，他們便會永遠快快樂樂在一起）不致破滅。在最後一刻，男主人公難道不是提供了更進一步的暗示嗎？當他凍得快要嗚呼時，女主人公竟然是抱著浮木安然無恙。女主人公知道她快要失去愛郎時，一邊說「我不會放棄你的！」說時遲那時快，她一手便把男主人公推開了。

為何如此？因為男主人公功成，便身退了。最表面的愛故事之下，《titanic》其實還有另一個故事要說：一個被寵壞的富家女的身份危機。她感到迷茫，不知如何是好；迪卡比奧因而不只是她的愛郎，他的真正身份是一個「消失的中界」（vanishing mediator），其功能是復原她對其身份的自覺，與及人生目標。他凍死於北大西洋前的說話，並不是與愛人臨別的話語，而是一個傳道人的訊息，忠告她要對自己誠實。

我們不應輕易被金馬倫膏淺的「荷理活馬克思主義」（即他粗陋地標榜草根階層，以及卡通化處理富人的殘暴和貪念）騙倒。他對窮人的同情下其實還有一層反動的迷思，這迷思最早於 Rudyard Kipling的Captains Courageous已完整地展開。故事指一個面對危機的年輕富人，經過一段短時間的實牙實齒貧困生活後，終於回復其生命力。換言之，潛藏在他們對窮人的慈悲裡的，其實不過是吸血鬼式的剝削。

今時今日，荷理活看來已逐漸拋棄這種生產情侶的方程式。dan brown的angel and demon無疑就是首部改編流行小說的電影，把小說裡原有的男女主人公的性愛場面在電影版本裡刪掉。荷理活原有的傳統恰恰相反：小說原本沒有的性愛場面，電影版本都會加插進去。

[……]

《阿凡達》白人娶了原住民公主而成為大王的故事，其忠誠地追隨傳統的生產情侶方程式，其對愛的幻覺的深信不疑，令之成為一個意識型態上保守、守舊的電影。而其高超的電腦特技將這根本的保守性深深的埋藏。然而，不難發現的是，埋藏在這政治正確的主題（老實的白人支持環保的原住民，抵禦「軍事－工業」複合的帝國主義侵略者）下的殘暴種族主義母題：一個下身殘廢而被地球拋棄的人，有能力轉個頭便便羸得美麗的原住民公主歡心，並協助一班土著保衛其星球。電影告訴我們，原住民只有兩個選擇，要麼被人類拯救，要麼被人類消滅。換言之，他們若不選擇成為帝國主義現實的受害者，便得乖乖飾演白人幻想中早已分配好的角色。

正當《阿凡達》橫掃全球票房時（不足三星期已大收十億美元），一件與《阿凡達》劇本何其相似的事情卻在發生。印度的住著東加里亞空達（dongria kondh）人的奧利沙邦（state of orissa）北邊的山區，被賣了給礦業公司，並計劃大肆開採當地豐富的鋁氧石（該礦床估計價值四萬億美元）。拒絕坐以待斃，一場毛派（納薩爾派分子 Naxalite）的武裝叛亂因而爆發。

Arundhati Roy於《印度現況》雜誌裡，如此描述這幫毛派的游擊隊：

… 幾乎全部由窮得絕望的的部落人民組成，他們活於長期飢餓的狀態——那是比得上非洲撒哈啦沙漠南部地區程度的飢荒。他們在印度所謂獨立六十年後，仍然未能獲得任何教育、醫療和法律補償。幾十年來他們不斷被無情地剝削，小商人持續地欺騙他們，警察及林業部門的人員像攞正牌地強暴他們的婦女。一直以來，因為一批毛派的同志與他們一同生活、工作及並肩作戰，他們才能走上一條奪回他們尊嚴的道路上。部落人民今天拿起他們的武器，也是因為政府一直以來除了給他們帶來暴力與忽略之外，甚麼都沒貢獻過，今天甚至還要奪走他們唯一的財產——土地。……他們相信若今天再不為土地而戰，便無異於被殲滅。這班衣衫襤褸、營養不良的部隊，當中好一部份士兵連火車、巴士和小鎮都沒見過，現在正為生存而戰。

印度總理把這叛亂形容為「單一最大型的國內安全威脅」；商業媒體把他們描述為極端地反對發展，媒體也不再報導「伊斯蘭恐怖主義」了，取而代之的是鋪天蓋地的「赤色恐怖主義」。無怪乎印度政府以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對府印度中部森林裡的「毛派大本營」。在這場戰爭中，兩方的確都訴諸大型武力，而毛派的「人民公義」也不是省油的燈。然而，對於我等自由派的品味，無論這裡的暴力是多麼惹人討厭，但我們卻無任何資格譴責之。為甚麼？他們的狀況，正正就是黑格爾所說的烏合之眾：印度納薩爾派的反叛分子是童叟無欺的饑民，他們連生命最低限度的尊嚴都被剝奪。

此情此景，金馬倫的電影有甚麼位置？沒位置：奧利沙沒有矜貴的公主等待白人英雄來誘惑她及幫助其部落人民，只有一班聲名狼藉的毛派在組織饑民。電影讓我們能操作一種典型的意識型態區別：同情被理想化了的原住民，同時否定人民真實的鬥爭。欣賞《阿凡達》及仰慕原住民反叛的觀眾，有所有理由在恐懼中否定納薩爾派份子，把他們打成殺人成性的恐怖主義者。真正的na 'vi族人軀殼其實就是《阿凡達》本身——電影已經替代了現實。

都是呂大樂惹的禍

Apple Daily
E06 | 名采論壇 | 牛棚讀書記 | By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2010-02-21


舊不如新


特首曾蔭權的聲望有多糟？只要看看麥兜作者謝立文和麥家碧的命運便知道了。只不過是為政府拍了一輯賀年短片，把曾蔭權畫進筆下，與一群小動物飛回家過年，謝、麥二人就立刻被網友痛斥為「出賣良心」、「綁架了大家的好朋友麥兜」。政府本來只是想藉人人熱愛的漫畫角色討好市民，沒想到偷雞不反而害得大家連雞都不想再吃。甚麼叫做一粒老鼠屎弄壞一鍋粥？這就是最好的示範了。今天的特區政府在年青人心目中已經壞到了生人勿近的地步，真係邊個埋去邊個死；冇得救。

社會學家呂大樂前陣子在網上被人罵得狗血淋頭，道理也是一樣的。就因為不知道哪裏搞出了一個未經證實的傳言，說政府想請他研究「80後」，好應對方興未艾的青年反對浪潮，於是三十年間不斷批評政府，從當年市政局第一次開放直選以來便努力爭取民主化的呂教授就「現出原形」，成了背叛良知的「獻媚學者」。

當我知道此事純係子虛烏有的謠傳之後，坦白說，我不只沒有為呂大樂鬆一口氣，反而還覺得有些可惜呢。理由很簡單，任何一個負點責任的政府忽然遇上一群聲勢浩大的青年反抗運動，想必都要研究一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吧？要是它自己沒有這份能耐，於是請一位相對獨立的學者幫忙，這難道不是一個很明智的決定嗎？莫非我們寧願政府眼睜睜看「80後」的爭論甚囂塵上卻啥事不幹束手旁觀？還是由它繼續找已經淪為權貴第二代俱樂部的中央政策組去分析今天的香港年青人，然後告訴政府其實多送幾個國寶級美女落就當堂掂晒？

這個傳言之所以傳得出去，是因為大家一看到「80後」就想到「世代論」，一提到「世代論」便想起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這本萬言左右的小冊子相當奇怪，它明明是本暢銷書，但很多提到它的人卻好像根本連看都沒看過；它明明寫得通俗易懂，但卻能衍生出許多不同的理解（甚至是和作者原意截然相反的理解）。問題究竟出在哪裏呢？

沒錯，呂大樂這本小書絕對不是嚴謹的學術著作，它比較像是一篇建基於個人觀察和過往研究背景的感想式評論。可是雖然有那麼多人批評它不嚴謹，但我卻沒見過有誰在世代構成的概念邏輯和實證調查的基礎上認真反駁，反倒是繞路走的人比較多。


例如沈旭暉，他在〈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見《明報》2010年1月31日）中力陳呂氏學術的過時：「政府忽然關注青年議題，固然很好，但假如繼續以舊思維、舊框條、舊人物閱讀新世界，只延攬更多上一代學者當幕僚，或安排上一代思維持有者化妝易容，是不可能明白問題所在的」。然後他就選出幾點範例解釋上一代思維的不合時宜，學術思潮裏的日新月異。有趣的是他這篇評論我看來看去都看不出新在何處，比方說他提到「被Alexander Wendt普及」的建構主義早已取代了呂氏那靜止不變的規範觀，這就是一個很怪異的說法了。要知道Alexander Wendt的理論不只深受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結構化過程」說的影響（呂大樂留學英國的時候恰恰是這套說法大行其道如日方中的時刻），而且早在Alexander Wendt把建構主義帶進國際關係研究的二十年前，所謂的「建構主義」就已經是社會科學理論教科書裏的常識了；我們怎麼能說它是套嶄新的東西，又怎麼能說是靠Alexander Wendt才普及了它呢？

我們當然歡迎學術上的百家爭鳴，不應該抗拒各式各樣的新觀點。可是我不太明白為甚麼在研究新世代的時候只能請新世代的人用新世代的理論入手（更何況這些理論未必很新），這裏的理據究竟是甚麼呢？指責別人過時很容易，下功夫批駁人家的論述就是另一回事了。與其在外行人面前隻言片語地暢談學院思潮的遞變，倒不如老老實實切入核心，直接分析呂大樂的「世代論」怎麼個「靜態」法，深入挖掘《四代香港人》述策略的重心。在這一點上，另一位青年學人周思中的意見就更值得重視了，我們下周再談。（都是呂大樂惹的禍二之一）



呂大樂的懺悔



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有兩大核心，一是社會流動，二是世代更替。把這兩大部份結合起來，探討世代與社會流動的關係，得出的觀察是戰後嬰兒潮出生的那一代人（也就是他所說的「第二代」）生得其時，既碰上了外在國際環境提供的機遇，又遇到相對寬容的上一代人給出的大量空間，於是出了不少年紀輕輕便能扶搖直上，佔據各種行業關鍵位置的中流砥柱。

問題是這批人很年輕的時候便成就了一番事業，他們也會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自動退下火線嗎？當然不會。就拿我比較熟悉的媒體行業來說吧，今天你去大陸看看各大報刊，三十出頭當老總的比比皆是，香港有這可能嗎？並不是因為他們的上一代特別大方，個個懂得急流勇退，我們的第二代則貪慕權位戀棧不去，而是因為他們今天的大陸在某些方面某些領域就像當年的香港，忽然來了一場產業大爆發，空缺特別多；年青人往上一瞧，晴空萬里，半個人影都沒有，那可真是捨我其誰。

於是香港便出現了第三代人上位的問題了，不只要面對仍然生龍活虎的上一代，更遭遇到上一代人沒有經歷過的人事結構扁平化，產業機會收縮的問題。換句話說，這一代人不只不能再按老一代人的模式順既有階序拾級而上，也不會可能再做那白手起家自己拼出一片天的舊夢。

這本是個很經典的社會上升流動停緩的問題，當呂大樂把世代框架放上去之後，它就變成近日為人注目的世代之爭了。

處在第三代與第四代之間的青年學人周思中在〈一個「香港」故事的誕生──『世代論』小傳〉裏質疑呂大樂憑「甚麼理據能支持《四代香港人》裏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宏大斷言」？並且追問其論點的關係所在，「在回歸十年這時機，以這個視角相當有限的『世代論』重寫香港故事，希望回應或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周思中認為呂大樂描述的那批第二代基本上只是一群中產階級，這群人相信競爭，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向上就能找到美好的生活，並且推而廣之，以為這是整個香港的核心意識，是香港成功的不二法門。坦白說，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裏對這種意識是極不客氣的，他不只調侃第二代的虛偽，揭穿他們表面開放實則啥事都想管它一管的心態；而且還根本地揭穿這種事成功盡其在我的自欺，指出他們過度誇大自己的能耐，漠視了客觀環境的助力。


但周思中更進一步地挖掘呂大樂世代故事的述策略，指責他只以「七十年代冒起的中產階級為中心，描寫他們與另外幾代人的關係，第一代為他們打下基礎，第三代恰恰給他們『騎』不見出頭天，第四代作為他們的兒女被溺愛被規訓」；無異於把「其後一兩輩，以至父母一輩都以某種角色收納在戰後嬰兒那一輩的勝利者故事」。不錯，呂大樂的香港故事的確是以第二代為中心，表面的理由是這代嬰兒潮寶貝人口數字龐大，曾經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佔去了香港整體人數的一半。但更重要的原因則是他們（包括呂大樂本人）把握了三十年來的主流話語，有能力將自己的經驗放大為全香港的經驗，有辦法把自己對社會的看法說成是香港的故事。為什麼呂大樂不另闢蹊徑，看看其他幾代人的視角，甚至在第二代的中產階級之外找出當不了成功中產的失敗者，以他們的觀點去說一遍香港人的戰後經歷呢？

在我看來，答案相當簡單，《四代香港人》沿續了《唔該埋單》的思路，是呂大樂對所謂「香港意識」的否思，更是他對自己那一代人的自我批判，無論我們有多討厭那麼從李嘉誠到曾蔭權都念在之不倦的香港神話，我們都不能否認它在香港的霸權地位。呂大樂在《唔該埋單》裏最有力的批判就是指出它的局限，用九七前存在五十萬名貧窮人口的事實否定香港遍地是機會的傳說。後他在《四代香港人》裏更貼近地描述出自己這代人如何誤解了自己誤解了香港，同時還漠視了社會不再流動的情況，以為一切全是下一代人不肯努力的錯。在這個意義上，呂大樂其實是香港神話的掘墓人，而非它的追隨者。

（都是呂大樂惹的禍二之二）

豬流感是全球化產物 _梁啟智

Yazhou Zhoukan
P46 | 新思維 | By 梁啟智 2010-01-31


豬流感是全球化產物

外資置環保不顧，全球化的跨境生產造成嚴重後果，豬流感病毒則從來不認邊界。


Roundtable會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現於香港大學地理系及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任教，並任「香港城市研究室」召集人，文章常見於《明報》及《茶杯月刊》。

　

豬流感的疫情迅速在世界各地蔓延，提醒我們正活在一個高度全球化的社會當中。誠然，疫症的遠洋交流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遠在五百年前的大航海時代，隨著探險船散播的天花和梅毒就曾為美洲和歐洲帶來巨大的災難。不過來到今天，當全球人士變得緊密相連，遠方的疾病可以於短短數日之內便隨旅客和貨物擴散到世界各地，確實是人類社會的新危機。

話雖如此，豬流感所揭示的全球化問題，卻遠遠不止於時空壓縮的挑戰。即使在學界之中，也常見一種對全球化的誤解，就是視之為科技革新之下，地球不斷變得更小的必然過程。

就以疫情最初在北美洲爆發的過程為例，足見全球化下的時空壓縮並不平均。疫情從墨西哥傳到美國，先在加州、德州和紐約州擴散。加州和德州與墨西哥接壤，受疫情影響不足為奇。然而紐約市和墨西哥城距離三千多公里，為何會先於美國的其他州份受到影響？

紐約市的拉丁裔人口佔百分之二十七，比黑人還要多。當中墨西哥裔的，就有近二十七萬人。他們經常在紐約和原居地之間往返，其移民模式與穿梭香港和加拿大的「太空人」相似。如是者，墨西哥和紐約的絕對距離雖然很遠，但它們的關聯距離卻十分之近。兩地的人物交流頻繁，並非純綷是科技進步革新航空交通的結果，更涉及美國整體的移民政策和紐約市獨特的社會和經濟背景，共同促使墨西哥裔的移民在紐約市聚居。

換上另一種疫症，則又有其附於人際交往的傳播模式。例如在貧困經濟的地方，不少由性接觸傳染的疾病往往會沿著公路擴散。話說有些貨車司機常於公路兩旁尋求性服務，而經濟拮据的婦女為了收入又被迫接受不安全的性行為，傳染病也就隨之沿路傳開。這些例子告訴我們，全球化下不同階層、族裔和性別的人所受的影響往往極為不同。所以相對於平面化的時空壓縮，把全球化想像為不同社會關係連結的重組和更新，或者更為合適。

社會關係的連結，往往受經濟和政治體制的左右。因此，談全球化便一定要談權力。說到豬流感和墨西哥，最少就有兩個和全球政經權力重組有關的問題可談：北美自由貿易協訂與新自由主義。

科學家對豬流感的源頭尚未有結論，不過不少左派評論卻已自行把矛頭指向包括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貿易協訂。自從協訂於一九九四年生效以來，大量資金從美國湧到墨西哥投資，當中包括不少「工業化農場」的項目。許多人想像中的農村，都有豬隻和小雞在村屋庭園當中隨處亂跑。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早已變成了如工廠一般的大量生產。禽畜從出生起都活在不見天日的環境之中，如玩具或成衣一樣在生產線上被餵飼和屠宰。投資者為求賺到最大的利潤，把禽畜關在極為狹小的鐵籠，不容許有任何的活動空間。這種擠迫的養殖環境不單止污染環境，更製造極為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

全球化促使生產過程流向成本較低的地方，例如讓美國的農業和工業流向墨西哥。這些地方生產成本較低的其中一個理由，就是當地政府對生產過程的監管相對寬鬆，為了吸引外資而置各種社會和環境問題所不顧。

這種跨境生產關係並非自然而成，而需要制度的確立和支持，後面就是政治權力的爭奪。當然，看不見生產過程的種種問題，不代表就不需要面對其後果，病毒和細菌從來不認邊界。

豬流感的源頭和工業養殖是否有關或者仍有待考究，不過疫情在墨西哥的擴散和新自由主義的關係，則是相當明顯。和許多拉丁美洲國家一樣，墨西哥於上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期間經歷多次金融危機的同時，走向一個強調市場主導、私營化和減低政府開支的新自由主義教條。很不幸，醫療福利成為「精減政府架構」的犧牲品，公共醫療開支減少超過四成。貧窮人口一方面失去了政府的安全網，又無法負擔昂貴的私人醫療服務，自然是最受打擊的一群。相對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嬰兒因為營養不足而死亡的個案以倍數上升。有不少學者認為，墨西哥的醫療改革製造社會不平等，為公共醫療系統帶來沉重的危機。當有重大疫情來臨時，系統變得不堪一擊，疫情隨之迅速擴散。

墨西哥公共醫療系統的問題，和全球化之間有何關係？墨西哥政府削減公共醫療開支，並不是當地人自己的選擇。相反，他們更多次起來反抗，示威抗議無日無之。當地政府仍然要一意孤行，無非是受制於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的結構調整計劃。

墨西哥當年面對金融危機，無從選擇之下要靠向外借款來渡過難關，結果就要接受各項借款條件所約束，而其中一項就是削減政府開支。

全球化代表了權力的重組和轉移，而在墨西哥的例子當中，我們就看到政府的權力被轉移到不是由墨西哥人自己選出來的國際組織當中。

全球化並不是一個隨科技而來的自然過程，按何種模式出現和帶來什麼影響，一定要從差異和權力中去講。傳媒報道疫情危機，常常把鏡頭對準穿著白袍的科學家，如何在實驗室尋找病源基因。從全球化去看豬流感的傳播，或者可以在科學的想像之外，為當前的討論帶來更多社會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