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主流媒體開始喪失了信譽
蔡子強 明報 10年1月28日
在反高鐵的抗爭中，其中一樣較為矚目的，就是現場個別（我強調，只是個別）抗爭者對記者頗有怨氣，甚至出現了零星粗暴行為；而此外，即使是平和的大多數，對媒體也是不無怨言。有傳媒工作者便感言： 「反高鐵運動期間，示威者和傳媒間的關係陷入空前惡劣。」
究竟，這裏是否反映了一點如今傳媒生態中的「深層次矛盾」呢？
抗爭群眾其中一樣最有意見的，就是無論他們當中絕大多數人士、絕大多數時間，都是如何和平理性的進行「快樂抗爭」，但媒體，尤其是電子媒體，總愛抽出最激那一小撮、最出位的行徑，加以渲染和報道，無論實際上人數是多麼少，時間是多麼短暫。所以，他們認為媒體是有心惡意中傷這場運動的。
當然行內人會說這是傳媒的規律， 「和平不是新聞，只有衝突才是新聞」，大家理應見怪不怪。我只能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抗爭者對媒體的不信任，有更長遠的背景，他們覺得過去兩三個月，媒體已經成了官方spinning machine 的一部分。過去兩三個月， 政府官員真的進行了很多spinning？這裏且舉一些例子。
鄭汝樺的扭盡六壬
例如，1 月8 日，財委會第2 次開會討論高鐵撥款。1 月5 日，即是會議前3 天，鄭汝樺為爭取公眾支持，與一眾傳媒親往乘搭武廣高鐵一等車廂，親身推介高鐵的種種好處。於是大家從電視熒光幕畫面看到的是，武漢高鐵的美輪美奐，車廂的寬敞舒適，車速達到時速336 公里的火紅指標；翌日在報章版面看到，則是她娓娓道來，高鐵效率是如何的高，舒適度如何可媲美飛機，班次是如何的頻密，因此本港興建廣深港高鐵是如何刻不容緩等。
有「記者」更煞有介事，繪影繪聲的描述車廂中：「讀書看報打稿像在家中一樣平靜；如果放一支熒光筆在座位的可折疊小桌板，雖然時速350 公里，但，熒光筆屹立不倒， 車廂之平穩可見一斑。」究竟這些恭維說話，又是否有必要呢？
媒體成了官方spinning machine 的一部分？
又例如，1 月15 日，財委會第3 次開會討論高鐵撥款。1 月12、13 兩日，也即是會議前兩三天，TVB 新聞部一連兩天為鄭汝樺播出專訪，找了一個陽光明媚、視野開闊的西九「靚景」，讓鄭局長把興建高鐵的理據，從容不迫的一一娓娓道來。而有趣的是，較早之前兩三個月，我在TVB 公共事務部當記者的一位朋友，在時間遠為充裕的情下，三邀四請，也請不到鄭局長接受訪問。當然行內人都知道，新聞部所面對的局限，以及它與公共事務部在運作上的分別，而IO（新聞官）、心戰幕僚樣樣不缺的鄭局長，又哪會不知。
大家覺得時間安排上是否恰到好處呢？
鄭局長是否又真的如在電視熒光幕中所看到般的responsive 呢？她私下為人恕我不知道，但至低限度，在過去兩三個月，她從未試過與黎廣德、朱凱迪等反對人士，面對面，認真的辯論過高鐵之種種數據和方案，讓真理愈辯愈明。即使是由《明報》所主辦的那一次，她也只是願意以「前後腳」的形式出席。而1 月7 日，原本「心口掛個勇字」，運房局副局長邱誠武原先答允出席now 電視台《時事全方位》節目，與朱凱迪辯論，但卻最後突然宣告「縮沙」。未知這又是否鄭局長的神機妙算？
當然，他們又不是真的如此忙得不可開交，在過去兩三個月，便帶大堆資料， 「盛意拳拳」的親臨媒體之中，作internal briefing，單方面述說他們版本的故事。
在整個漫長的過程中，大多數的媒體似乎都對這種遊戲甘之如飴，少有對此鞭撻。再加上，官府陣營財雄勢大，在報章不惜工本的持續賣全版「嵌入式廣告」（即裝作是新聞報道的廣告），為興建高鐵造勢，這都讓反高鐵人士，覺得自己活在政府鋪天蓋地的虛假宣傳當中， 並把媒體看成是官方spinningmachine 的一部分，共同組成了一道他們要對之擲雞蛋的高牆。
最後，到了《東方新地》偷拍陳巧文的私生活，嚴重侵犯其私隱時，更把他們這種對媒體的怨憤，推至另一個高峰。我也相信，如果我們怪責個別示威者粗暴時，這種偷拍行為的粗暴，更加應該譴責。
以穿梭香港會、國金中心、政府總部為傲？
近日一個頗受歡迎的報章政情專欄，在它面世的那一天，劈頭是如此介紹自己的：
「江湖百曉生，穿梭於香港會與中國會，游走於銀行街與金融街，自出自入於政府總部，掂行掂過於國金中心，日日聯絡消息人士，時時check 住BlackBerry，分分鐘望住部機，秒秒鐘睇住個市。總之， 閣下無論是約了banker 食brunch，抑或是約了高官食lunch，之前只需看一看我老紀，不但特別多叫人豎起耳仔的話題，更可通曉大局聞風趁勢！」
當然每個專欄都有權為自己定位，筆者沒有異議，但我只想指出一點：如果到了一天，報章版面充斥的都是類似專欄，那些不會出入香港會、中國會、銀行街、金融街、政府總部、國金中心的第四代人，他們還會如何看待香港的主流媒體呢？是「our media」還是「their media」呢？
Spinning 的弔詭：主流媒體的衰落
當一眾高官沾沾自喜，認為自己在spinning 的工夫上做得出神入化，霸佔了主流媒體的興論陣地，而一眾媒體對於這種遊戲又樂此不疲的時候，或許第四代人已經靜靜地起革命。不錯，他們沒有第二代人的江湖地位，不能佔據政經要衝，但他們卻可以腳來投票，以互聯網來打破壟斷，在網絡世界上開拓自己的新天地——一個沒有香港會、國金中心、政府總部、又或者立法會長廊，新的公共議事空間。
近年網絡上民間媒體的冒起，如《獨立媒體》（Inmedia），以及其「民間記者」計劃，正逐漸衝擊主流媒體。
或許從今之後，當報章在埋怨讀者流失，年輕人不再讀報時，亦應該反思一下，這未必是源於年輕人文化水平下降；反而，這場媒體的倒海翻江，是否由它們自己所一手一腳做成？
又當心戰室把主流媒體都操控於指掌之上，呼風喚雨的同時，它是否也在慢性摧毀着它們呢？
2010年1月28日 星期四
2009年12月28日 星期一
我這保守的八十後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P35 | 文化 | 城市筆記 | By 曾瑞明 2009-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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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保守的八十後
我生於1980年，贊育醫院出生，居於瑪麗醫院腳下的大口環的木屋，六歲搬到筲箕灣的明華大廈，十七歲搬到西灣河的居屋去。2009年三月置業，幾個月後，特首雖說樓市未出現泡沫，樓價未失調，但仍堅決賣樓，止賺離場，租屋現成了最迫切的問題。
我在一間官立中學讀書，以普通的成績原校升讀中六，再以普通的成績入讀中大哲學系，然後是碩士。母親想我做醫生，我不理會，兩安無事。畢業後，本想到外國讀書，沒有錢，也放棄不了這裏，結婚，在中學教書，兼讀博士。父親繼續間歇性呼籲我做公務員，我繼續不理，兩安無事。我沒有試圖強制他們的價值觀改變，他們也沒有。
生活有愉快也有失意。雖然無權無位，但希望讀書不會只有輸入沒有產出，便嘗試投稿到雜誌、報章去，大都刊登了。寫了十年，但感覺上不太引人注目，但已為能暢所欲言快樂。教書呢，可能要做自己不認同的事，也發現薪金並不是與表現成正比的。你有不滿，只要你不擔心升職問題，大概都可以暢所欲言，但情況會依舊。人們會安慰你︰「盡了力便成。」
兩種八十後觀念
從個人角度，其實也真的沒有所謂，在香港你會相信「自由」，你仍然會抱着「東家唔打打西家」，你會相信有飯食、有屋住、可以旅行，生活已經過癮。始終要「上位」就意味競爭，可以是同一代人爭同一個位置，「階級成分」好些，文化資本多一點，都有助競爭。聽說不少人學音樂便是因為可以在上司的婚宴表演，升職也易一點。
同代人，其實大家都有矛盾。雖然，最近媒體都愛強調八十世代「上不到位」，把第二、三代視為阻住地球轉的罪魁禍首。「上不到位」其實也是很功利的說法，潛台詞是我們都很想玩你這個遊戲，但我們沒有份玩。你們這個遊戲有沒有問題，我們不會理會。
另一種八十後觀念，則不可以用「自由」或者物質生活來打發。他們是要想像另類生活︰香港不一定要發展，工不一定要返，耕田其實都是可嚮往的。如果你相信存在決定意識，這有點經濟基礎解釋，這一代早過了溫飽線，精神性的追求會多一點。我父母就仍堆得一屋是衣服，他們的解釋是，當年真的沒衣服穿，現在仍有恐懼症。
但這種八十後觀念，也不是可以單由意識決定存在的。他們擺明想創造價值，他們認為他們會掌握生活的真理，上一代都是被資本主義地產商蒙蔽，他們投訴的是香港沒有容許另一種可能︰我不想玩你們的遊戲，但你們不容許。要實現他們的價值，社會要改變。他們要做的，也不是一時三刻可以實現。但偏偏他們很多人都說耐不住了。另一方面，我們的父母的人生周期卻就是圍繞在改善物質生活：返工、儲錢、買樓。他們深信不疑這個制度，他們不會改變。
失諸沒有路線圖
聽說，不想玩和玩輸了的，不少都在八十後的名義聚集於反高鐵運動裏，在動員群眾的立場，這似乎沒有問題。但青年有的動力，欠的是權力，說服不了上一代，還是徒勞。我們不可以不理會我們的上一代，因為他們一日要玩這個遊戲，你要實現的東西是不會可能實現的。當整個城市是以房地產支撑，脫貧、消費、工作、生活質素，都是由樓價決定時，我們如何能說服群眾不發展？就算政府建高鐵的手段千錯萬錯，我相信不少人心目中，高鐵還是要興建的。
我們要告訴那些堅持要興建的人，不玩這個遊戲，我們可以玩什麼？
陳冠中在《我這一代香港人》的答案是中價值中就業的產業。答案肯定不圓滿，但總算有一個建議。
美國是一個移民社會，但有一套政治的意識形態來界定美國人。香港人呢？我們不可能一直用追求普選來用作香港人的核心價值。我們要找更多公約數，部分青年人的價值可以充當此任嗎？而且，我們知道，香港人的身份一直是浮動的。我們很多都是新移民後代，他們有一批是帶着資金來創業，一批是帶着勞力來，各得其所。但今天帶着資金來的，不再是做實業，而是來買磚頭，來享樂，他幫你的父母托住樓價，你則做sales服務他們。你的父母口說︰「國內人消費力很勁。」你不是味兒。你開始問：「邊一個發明了返工？」你其實知道，工作是可以有意義的，只是你現在的工作沒有意義。
你要怎樣的工作？
你會去做農夫嗎？我真希望有一群年輕人會這樣生活，以身作則，告訴我們有另類生活，然後把這信息傳給他們的下一代。我們絕不應如勁翔建議減人口抗發展，我們要生仔改變社會（荒謬嗎？）。朋友見面唔會講買股票、買車、買樓、買船，但講結婚、生仔。既然父母已不可改變，我們要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告訴他們生活可以有其他模式。
這要時間，十年，二十年。緩慢，但踏實。
facebook的群組多了，每一種感覺幾乎都可以生產一個群組，但我們耐心少了，我們好像樂此不疲地追求量化的網絡力量。別人like你的post，很好。但不like你的，你預備怎樣去說服他們？我就不知道怎樣動搖我的上一代，但我有信心我們下一代會改變，因為那時候，我們這一代的權力會比現在大。我們會對下一代更民主，更寬容，而不是一上位就重蹈上一代覆轍？
慢慢來
九十年代懂事的我，經歷過「六四」悲痛的我，既恨坦克無情，也怨學生領袖急進。夾在裂縫的中間分子，左右做人難，卻在facebook的friends中的留言，驚見呂大樂和民主黨都已被判為保守分子，有一群人開始討厭中產，但如果你連他們都不願連結，真的有力量嗎？我支持參與反高鐵社會運動的各位人士，但我替我們「改變」的前途擔心，12月28日在立法會二千人連着的，是幾多的香港人？
12月28日那天，我聽說你們有人認為「不要第二次殖民」？你清楚知道，殖民不一定是要反中國這個「宗主國」，而是反對殖民舊制。我不反對要思考這個問題，但一次運動要承載的東西實在太多了。港獨、主權這些更敏感的問題一旦有意或無意形成，運動能聯繫的人會更少。一旦中央以經濟手段扼死香港任何港獨聲音，香港那些追求政治權利的人和經濟利益的人肯定分裂開來，我們只會發現「身份政治」並不能讓我們邁向目標，只會分裂、分化。我們這一代有人覺醒了，但沒有實現我們的覺醒。
陳冠中在《我這一代香港人》說過︰「香港的好與壞，我們都要負上絕大責任。1980年代我們的一些作為，決定了今日香港的局面。」我知道你們全都是為香港未來奮鬥，但從陳那「什麼都沒有發生的一代」到今天「我們想發生一些東西」的一代，我們就失諸沒有路線圖，想一蹴而就而偏偏明知不何為而為之。這是我這個沒有代表性、保守的，只代表自己的「八十後」青年的肺腑之言。
P35 | 文化 | 城市筆記 | By 曾瑞明 2009-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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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保守的八十後
我生於1980年，贊育醫院出生，居於瑪麗醫院腳下的大口環的木屋，六歲搬到筲箕灣的明華大廈，十七歲搬到西灣河的居屋去。2009年三月置業，幾個月後，特首雖說樓市未出現泡沫，樓價未失調，但仍堅決賣樓，止賺離場，租屋現成了最迫切的問題。
我在一間官立中學讀書，以普通的成績原校升讀中六，再以普通的成績入讀中大哲學系，然後是碩士。母親想我做醫生，我不理會，兩安無事。畢業後，本想到外國讀書，沒有錢，也放棄不了這裏，結婚，在中學教書，兼讀博士。父親繼續間歇性呼籲我做公務員，我繼續不理，兩安無事。我沒有試圖強制他們的價值觀改變，他們也沒有。
生活有愉快也有失意。雖然無權無位，但希望讀書不會只有輸入沒有產出，便嘗試投稿到雜誌、報章去，大都刊登了。寫了十年，但感覺上不太引人注目，但已為能暢所欲言快樂。教書呢，可能要做自己不認同的事，也發現薪金並不是與表現成正比的。你有不滿，只要你不擔心升職問題，大概都可以暢所欲言，但情況會依舊。人們會安慰你︰「盡了力便成。」
兩種八十後觀念
從個人角度，其實也真的沒有所謂，在香港你會相信「自由」，你仍然會抱着「東家唔打打西家」，你會相信有飯食、有屋住、可以旅行，生活已經過癮。始終要「上位」就意味競爭，可以是同一代人爭同一個位置，「階級成分」好些，文化資本多一點，都有助競爭。聽說不少人學音樂便是因為可以在上司的婚宴表演，升職也易一點。
同代人，其實大家都有矛盾。雖然，最近媒體都愛強調八十世代「上不到位」，把第二、三代視為阻住地球轉的罪魁禍首。「上不到位」其實也是很功利的說法，潛台詞是我們都很想玩你這個遊戲，但我們沒有份玩。你們這個遊戲有沒有問題，我們不會理會。
另一種八十後觀念，則不可以用「自由」或者物質生活來打發。他們是要想像另類生活︰香港不一定要發展，工不一定要返，耕田其實都是可嚮往的。如果你相信存在決定意識，這有點經濟基礎解釋，這一代早過了溫飽線，精神性的追求會多一點。我父母就仍堆得一屋是衣服，他們的解釋是，當年真的沒衣服穿，現在仍有恐懼症。
但這種八十後觀念，也不是可以單由意識決定存在的。他們擺明想創造價值，他們認為他們會掌握生活的真理，上一代都是被資本主義地產商蒙蔽，他們投訴的是香港沒有容許另一種可能︰我不想玩你們的遊戲，但你們不容許。要實現他們的價值，社會要改變。他們要做的，也不是一時三刻可以實現。但偏偏他們很多人都說耐不住了。另一方面，我們的父母的人生周期卻就是圍繞在改善物質生活：返工、儲錢、買樓。他們深信不疑這個制度，他們不會改變。
失諸沒有路線圖
聽說，不想玩和玩輸了的，不少都在八十後的名義聚集於反高鐵運動裏，在動員群眾的立場，這似乎沒有問題。但青年有的動力，欠的是權力，說服不了上一代，還是徒勞。我們不可以不理會我們的上一代，因為他們一日要玩這個遊戲，你要實現的東西是不會可能實現的。當整個城市是以房地產支撑，脫貧、消費、工作、生活質素，都是由樓價決定時，我們如何能說服群眾不發展？就算政府建高鐵的手段千錯萬錯，我相信不少人心目中，高鐵還是要興建的。
我們要告訴那些堅持要興建的人，不玩這個遊戲，我們可以玩什麼？
陳冠中在《我這一代香港人》的答案是中價值中就業的產業。答案肯定不圓滿，但總算有一個建議。
美國是一個移民社會，但有一套政治的意識形態來界定美國人。香港人呢？我們不可能一直用追求普選來用作香港人的核心價值。我們要找更多公約數，部分青年人的價值可以充當此任嗎？而且，我們知道，香港人的身份一直是浮動的。我們很多都是新移民後代，他們有一批是帶着資金來創業，一批是帶着勞力來，各得其所。但今天帶着資金來的，不再是做實業，而是來買磚頭，來享樂，他幫你的父母托住樓價，你則做sales服務他們。你的父母口說︰「國內人消費力很勁。」你不是味兒。你開始問：「邊一個發明了返工？」你其實知道，工作是可以有意義的，只是你現在的工作沒有意義。
你要怎樣的工作？
你會去做農夫嗎？我真希望有一群年輕人會這樣生活，以身作則，告訴我們有另類生活，然後把這信息傳給他們的下一代。我們絕不應如勁翔建議減人口抗發展，我們要生仔改變社會（荒謬嗎？）。朋友見面唔會講買股票、買車、買樓、買船，但講結婚、生仔。既然父母已不可改變，我們要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告訴他們生活可以有其他模式。
這要時間，十年，二十年。緩慢，但踏實。
facebook的群組多了，每一種感覺幾乎都可以生產一個群組，但我們耐心少了，我們好像樂此不疲地追求量化的網絡力量。別人like你的post，很好。但不like你的，你預備怎樣去說服他們？我就不知道怎樣動搖我的上一代，但我有信心我們下一代會改變，因為那時候，我們這一代的權力會比現在大。我們會對下一代更民主，更寬容，而不是一上位就重蹈上一代覆轍？
慢慢來
九十年代懂事的我，經歷過「六四」悲痛的我，既恨坦克無情，也怨學生領袖急進。夾在裂縫的中間分子，左右做人難，卻在facebook的friends中的留言，驚見呂大樂和民主黨都已被判為保守分子，有一群人開始討厭中產，但如果你連他們都不願連結，真的有力量嗎？我支持參與反高鐵社會運動的各位人士，但我替我們「改變」的前途擔心，12月28日在立法會二千人連着的，是幾多的香港人？
12月28日那天，我聽說你們有人認為「不要第二次殖民」？你清楚知道，殖民不一定是要反中國這個「宗主國」，而是反對殖民舊制。我不反對要思考這個問題，但一次運動要承載的東西實在太多了。港獨、主權這些更敏感的問題一旦有意或無意形成，運動能聯繫的人會更少。一旦中央以經濟手段扼死香港任何港獨聲音，香港那些追求政治權利的人和經濟利益的人肯定分裂開來，我們只會發現「身份政治」並不能讓我們邁向目標，只會分裂、分化。我們這一代有人覺醒了，但沒有實現我們的覺醒。
陳冠中在《我這一代香港人》說過︰「香港的好與壞，我們都要負上絕大責任。1980年代我們的一些作為，決定了今日香港的局面。」我知道你們全都是為香港未來奮鬥，但從陳那「什麼都沒有發生的一代」到今天「我們想發生一些東西」的一代，我們就失諸沒有路線圖，想一蹴而就而偏偏明知不何為而為之。這是我這個沒有代表性、保守的，只代表自己的「八十後」青年的肺腑之言。
2009年12月12日 星期六
高錕諾獎演辭
光纖通訊網天涯若比鄰 高錕諾獎演辭《古沙遞捷音》 大公報10/12/2009
編者按：感謝高錕教授，他在四十年前的創見，開啟了人類資訊科技革命新紀元。人們特別感興趣的是，這位「光纖之父」如何創造出一根玻璃管子改變全世界的奇跡。高錕夫人、高黃美芸前日代夫登台發表題為《古沙遞捷音》的諾貝爾獎得獎人演說，縷述了這位科學家為夢想不斷探索的點點滴滴，堪稱千金難得的好教材。徇眾要求，本報今天刊登演辭全文，以饗讀者。
序
非常遺憾，我丈夫高錕教授不能親自來主持這個演講。作為他的至親，我與你們站在一起向他致敬，並代替他主持這次演講。他為自己獲諾貝爾基金會肯定他的成就，並頒予他這個獎項而感到非常自豪，我們也身同感受，與有榮焉。
1966 年，高錕發表了具有開創性的論文，為我們帶來了今天無處不在的光纖通信。四十三年以來，電話通信世界因此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一偉大變革正源於高錕的執著，因為他在眾人質疑聲中仍堅持自己的信念。
20 世紀70 年代，玻璃光纖的預產研究出現在美國維吉尼亞州羅阿諾克市的ITT 公司（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在那段期間，高錕收到兩封信，一封言辭嚴厲，譴責他打開了魔瓶，釋放了瓶中惡魔；另一封來自中國一個農民，向他討教有什麼辦法可以告訴遠處的妻子給他送飯。這兩封信分別預示了一種未來的人類生活圖景，而今天這兩種圖景都已成為歷史。
60 年代，我們的孩子還很小。高錕常常很晚回家，以至子女經常都要在餐桌前等着吃晚飯。我對他每天晚歸感到很生氣，我依稀
記得他是這麼對我說的：
「別生氣，我們現在做的是非常振奮人心的事情，有一天它會震驚全世界的。」我略帶諷刺地說： 「是嗎？那你會因此而得諾貝爾獎的，是嗎？」他是對的，他的成果給通信界帶來了一場驚天動地的革命。
早期研究
1960 年，在伍爾維奇的標準電話與電報工作了一段時間後，高錕加入了附屬英國ITT 的標準電信實驗室（STL）。他在標準實驗室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微米波傳輸系統，目的是要改良當時通訊基礎設施的傳輸容量。
35 到70 千兆赫的微米波可能有更高的傳輸容量，但是具體情況不明，困難巨大，因為在這樣的頻率範圍，光束會發散或被大氣吸收，無線電波無法傳輸長距離，光波需要藉波導引導。上世紀50年代，低損耗環形波導（HE-11 模）的研究工作剛剛起步，60 年代開發了一個試驗系統，投入巨額資金，積極計劃把這個系統推至預研階段，大大提高了公眾對諸如視頻電話等新電信服務的期望。
高錕加入了卡博維克博士（Dr.Karbowiak）領導的長距離波導研究組。他看到真實的環形波導，興奮無比。那時，他的任務是為微波和光信號尋找新的傳輸方法。他同時運用幾何光學和波動說以求更深入理解波導問題，在當時，這是一個全新的想法。其後，他上司建議他在標準實驗室工作期間同時攻讀博士學位。高錕於是在倫敦大學學院報讀博士課程，並在兩年內完成了他的論文《准光學波導》。
1959 年激光的發明給了電信業極大鼓舞，認為光通信很快就能實現。相干光可以成為新的信息載體，相比於點對點的微波系統，它可以提供十萬倍的信息容量。這個結論是由簡單比較它們的頻率得來：光的頻率是300 太赫（3×1014赫），微波的頻率只有3 千兆赫（3×109赫）。
光通信大有與環形波導系統爭一日長短之勢，但環形波導系統在當時仍然穩佔上風。1960 年，激光技術才剛起步，全球只有數間研究所進行過一些實驗，未有足夠數據證實光通信的可行性。光通信尚未成氣候。
但高錕仍然認為激光通信具有巨大潛力。他對自己說： 「我們怎麼可以斷定激光沒有作為？如果光通信僅僅停留在理論階段，那實在是太可惜了。」
他提出兩個問題：
1.紅寶石激光是否光通信的合適光源？
2.在這樣的波長範圍，有什麼物質具有足夠的透明度？
那個時候，只有兩個研究組開始從事光通信傳輸方面的研究，其他的研究組則從事固態和半導體激光器的研究。激光在光頻範圍會發出相干的輻射，但要利用相干光作為信息的載體，即使非絕無可能，也十分困難。要真正實現光通信，還有很多重要的問題需要解決。
關鍵的發現
1963 年，高錕已在進行開放空間的氦氖（HeNe）激光傳送實驗；半導體和激光技術快速發展，令有關光通信的研究得以廣泛開展。標準實驗室的研究人員把激光遠射，發現光點不停閃動。由於大氣的波動，光點在幾個光束直徑的範圍內跳動
研究人員也進行其他實驗，以求重複或改良世界各地研究所的結果。比如說，他們進行了和貝爾實驗室類似的共焦鏡實驗：將一系列凸透視鏡以焦距相隔，排列起來。即使在夜深人靜，空氣死寂的時刻，就算每隔100 米重新聚焦，光束仍不能固定在鏡片的有效孔徑內。
貝爾實驗室曾利用氣體透鏡進行實驗，但因無法絕對隔熱以穩定氣體透鏡的外形，不得不放棄實驗。這些實驗簡直是緣木求魚，無非是想找出長距離傳輸光線的方法。
在標準實驗室，研究重心逐漸轉向介電波導：用不導電的介電圓柱體，被空氣包圍，組成波導。卡博維克博士建議高錕和其他三名研究人員就他提出的薄膜波導進行研究。
但薄膜波導的研究失敗了：它對光的約束作用不足，光線在拐彎時會泄漏出來
其後卡博維克博士移民澳洲，高錕遂出任研究計劃的領導，他隨後建議對光線在介電材料的衰減機制進行研究。
有幾位研究人員專門研究如何量度低衰減透明物質的衰減程度。George Hockham 則與他一起研究介電波導的特性，因為他對波導理論感興趣，所以集中研究光纖波導的容限條件；尤其是光纖電纜的體積容限和接合點光功率衰減的程度。他們按部就班，研究玻璃纖維作為波導材料的物理和波導條件。
此外，高錕還推動他的激光研究小組同事，進行有關近紅外半導體激光器的研究，使這種激光器的發光特性配合單模光纖的直徑。單模光纖只容許單一光線或光模傳遞。激光器必須耐用，並且可以在室溫操作而無需液氮冷卻。所以，有關激光器的研究也是挑戰重重，但在20 世紀60 年代初期，看似不着邊際的研究還是可以得到支持的，只要耗資不是太巨大。
此後兩年間，高錕領導的研究小組努力向目標進發。對材料的物理性和化學組成，在解決新發現的電磁波問題上，他們都欠缺經驗，但仍取得可喜的進展。他們查閱文獻、訪問專家，以及向多家玻璃和聚合體材料公司搜查樣本。他們也研究有關的理論，並為進行一系列實驗制定了測量的技術。在他們設計開發出來的各種設備中，有一種是用來測量在材料內極輕微的亮度衰減，另一種則用於分階模擬實驗，以測量因機械缺陷而導致的亮度損耗。
高錕最終認定玻璃是可能的透明材料。玻璃是由亘古以來既廉價又用之不竭的沙粒做成的。
透明材料的光學損耗原因有三：（a）固有損耗；（b）外因損耗；（c）Rayleigh 性散失。材料結構本身吸收紅外線，造成固有損耗，因而限制了透明區域的波長；外因損耗是由於材料不純淨；而Rayleigh 性散失則是材料結構不統一，導致光子散失的結果。常見的玻璃產品如窗玻璃，因為透明度足夠一般應用，所以沒有人會深入研究至此。在與多位專家討論之後，高錕最終得出以下結論：1.必須將所有雜質，特別是鐵、銅、錳等過渡元素，降低至百萬分一以至十億分一水平，以減少雜質損耗，但沒有人知道是否可以降低至這樣的水平。
2.高溫玻璃相對於聚合體之類的低溫玻璃冷卻較快，其分布因而較均勻，有較低的散失性衰減。
與此同時，微波的模擬實驗也宣告完成。根據其波模、其端對端偏差容限以及其直徑偏差容限，介電波導的特徵得以完整界定。
理論和模擬實驗都證實該方法是可行的。
他們就此寫了一篇題為《為光波傳遞設置的介電纖維表面波導管》的論文，投到《英國電子工程師學會學報》。經過尋常的評審和修改過程，論文於1966 年7 月刊出──那一天現在被視為光纖通信的誕生日。
論文
論文以圓形截面光纖中模式性質的簡短討論作為開卷。
論文緊接集中討論被認定是應用光纖於通訊上的主要障礙：材料特性。那時候，即使是最透明的玻璃，損耗也高達200dB/km，這使得信號在玻璃中只能傳輸幾米──誰都知道厚玻璃是不甚透光的。
但是該論文指出，散失造成的固有損耗可以低至1dB/km，因而光訊號在實際距離上的傳輸是可能的。限制傳輸的主因是雜質：在這些波長範圍主要是二價和三價的鐵離子。引用論文中的話：「只要把鐵雜質的濃度降至百萬分之一，可以預期製造出在波長0.6 微米附近損耗為20dB/km 的玻璃材料。」簡而言之，只要材料夠「純淨」，幾百米厚的玻璃板也可以看穿。這一重要先見開創了光通訊的領域。
論文同時也考慮了很多其他問題：‧選取適當模式，使絕大部分能量集中在光纖外部，損耗可以進一步降低。
‧光纖外圍應為折射率較低的包層（這後來成為標準技術）。
‧光纖彎曲帶來的能量損耗在彎曲半徑大於1 ㎜時可以忽略。
‧估計了橫截面不均勻帶來的損耗。
‧分析了單模光纖的特性。（單模光纖現在成為長距離、大容量數據傳輸的關鍵技術。）解釋了色散是如何限制帶寬的；並且舉出了一個10 ㎞傳輸的例子，這在1966 年是一個非常大膽的例子。
引用該論文總結部分的表述：
「目前，要成功利用光纖波導，取決於是否能製造出合適的低損耗電介質材料，而其中材料問題是關鍵的，雖然看似很難，但並非完全沒有辦法解決。可以肯定的是，所需要達到的20dB/㎞的損耗目標，比基本機制所限定的最低損耗要高出很多。」基本上所有這些預測都準確地指出了發展的路徑，現在的技術與當時的預測相比，損耗只是百分之一，而帶寬卻是萬倍。現在看來，1966 年這篇論文中的革命性建議還是過分保守了。
使世界信服
高錕於1966 年2 月的一次IEE 會議上闡述了這篇論文的主旨，但卻沒有引起世界太多的關注──除了英國郵政局（BPO）和英國國防部（UK Ministry of Defense）外，他們為此立即開展重點研究項目。到了1966 年底，英國有三個研究團隊在進行相關主題的研究：標準實驗室的高錕本人、英國郵政局的Roberts 及Gambling 與國防部實驗室（Ministry of Defense Laboratory）的Williams 的合作隊伍。
在接下來的幾年間，高錕到世界各地推廣他的構想，足跡所及之處包括；日本（自此建立了不少持久的友誼）、德國的研究實驗室，和荷蘭等地。他說如果沒有更多人加入，玻璃光纖的應用將不會有所發展。面對多方的質疑和批評，他有着非同尋常的堅定信念。全球的電信業非常龐大，非個人或甚至單一國家可以改變；但是，他是堅定的，他的熱情是如此富有感染力，漸漸地他改變了其他人，令他們相信他的構想。
起初，專家們宣稱，根本上不可逾越的問題中，材料是最嚴重的一個。Gambling 提到British Telecom 早先對這個提議的態度是「有些尖刻」的。而本可輕易盡佔先機的貝爾實驗室，起先也忽視了這項提議，直至他們看到這項提議的可行性。高錕尋訪了多家玻璃製造商，游說他們製造所需的純淨玻璃。他從康寧（Corning）得到了回應。由Maurer 帶領的康寧團隊，第一次生產出玻璃預製棒，並發明了使玻璃光纖合乎規格的技術。
與此同時，高錕繼續致力證明，玻璃光纖在長距離光學傳輸系統中作為介體的可行性。他們面對一系列難以克服的困難，首先是對低損耗樣品的測量技術，而能夠獲得的樣品的長度只有20 厘米左右。確保樣品表面完美無缺也是非常的困難，還有打磨過程中引起的端面反射損耗。在測量過程中他們面臨的困境，是要求檢測兩個樣本之間少於0.1%的損耗差別，而整段20 厘米長的樣本總衰減也只有0.1%，不夠精確的測量是毫無意義的。
1968 和1969 年間，高博士和他在標準實驗室的同事Davies、Jones 和Wright，針對上述在玻璃樣本內的亮度衰減的測量問題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在當時，名為分光光度計的測量儀器的靈敏度非常有限──只有43dB/㎞左右。測量工作非常困難：即使污染極微，也會造成與衰減相若的損耗，而端面效應更易糟糕上十倍。高博士和他的團隊自製了一個單光束分光光度計， 其靈敏度達到21.7dB/㎞。而後來的雙光束分光光度計，更是將靈敏度提高到4.3dB/㎞。
反射效應是用自製的橢圓率計測量的。為了製造橢圓率計，他們使用等離子沉積法製造石英樣本，製造過程中的高溫蒸發了石英中的雜質離子。利用靈敏的儀器，他們測量了一些玻璃樣品的衰減，赫然發現Schott Glass 公司的一種紅外矽樣品，在0.85 微米左右的頻率範圍的衰減只有5dB/㎞！這最終證明了去除雜質可以將吸收損耗降低到可用的程度。
這是非常振奮人心的消息，因為低損耗區域正好落在鎵砷激光器的發射光譜帶中。測量結果明確指出了光纖通信的路向──小體積的鎵砷半導體激光器作為光源，低成本的包層玻璃光纖作為傳輸介體，矽或鍺半導體作為檢測器。夢想不再遙遠，這些測量結果明顯引起了研究界的興趣，研發第一個低損耗玻璃光纖波導的競賽開始了。
1967 年，Maurer 在康寧的化學家同事Schultz 淨化了玻璃。
1968 年，他的同事Keck 和Zimar 拉出了光纖。1970 年，通過外部氣相沉積法（OVD），康寧使用摻鈦纖芯和矽包層，製造出在0.633 微米處損耗為17dB/km 的光纖波導。兩年之後，他們以摻鍺纖芯代替摻鈦纖芯，製造出一條損耗低至4dB/km 的多模光纖。
在遲疑不決多年之後，貝爾實驗室最終於1969 年加入行列，創立了光纖研究項目。1972 年，他們終於停止了在空心光波導管上的研究，他們的毫米波研究項目亦在1975 年終止。
正是在這段他經常遠行出差的時期，這個卡通笑話在家中流行：
「孩子們，今早你們在餐桌上見到的那個男人就是你們的父親！」我們見他沒幾天，他又會離開一陣子。有時他會坐飛機去參加當天在紐約ITT 總部舉行的會議。我會忘記他並沒有回辦公室，還會打電話請他的秘書提醒他回家路上順路買些牛奶等雜物，他的秘書會這樣回答：
「高太太，您不知道您丈夫今天在紐約嗎？」
對世界的影響
自1976 年第一代45Mb/s 光纖通信系統建成以來，單根光纖的傳輸容量已經增長到原來的一百萬倍，達到幾十Tb/s。與此同時，光纖放大器和波分複用技術的發明，使數據得以在百萬公里計的光纖中傳輸。這就是光纖通信產業不斷發展的歷程
光纖通信已經完全改變了世界。整個電信系統迎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際長途電話變得非常便宜。
全新的大型光纖光學產業，包括光纜製造和設備、光器件、網絡系統和設備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億萬公里長的玻璃光纖光纜鋪設在地下和海底，構建了一個錯綜複雜的連接網絡，而這個網絡正是互聯網世界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
現在的互聯網比以前的電話更加普及。我們可以上網瀏覽網頁、打電話、寫博客、觀看視屏、購物、交友。沒有光纖，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信息技術革命便不可能發生。
從過去的幾年開始，光纖逐漸以各種方式進入家庭。更加環保的全光網絡正在籌劃發展當中，光纖通信的革命還沒有結束，更可能正剛剛開始。
結束語
以光纖為本的全球通訊網絡確實做到天涯若比鄰，令人與人之間關係更密切，我亦沒有必要引用技術數據來證明這一點。我們得知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是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凌晨3 時，來自斯德哥爾摩（他們的早晨）的電話，無疑是通過光纖傳輸的；幾分鐘後，來自亞洲朋友（他們的傍晚）的祝賀信息，也是通過光纖傳輸
然而信息氾濫並不是一件好事：那晚我們不得不摘掉電話以求安睡。
到目前為止，光纖通信不僅僅是科技上的進步，還為社會帶來了顯著變革。下一代人將會以不同的方式學習和成長；人們打交道的方式也將有所不同。一件產品各個部分的生產，好有可能分散在世界多個地方，為人們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巨大的機遇。信息的廣泛傳播，明顯帶來更多平等和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
已經有很多人談過和寫過信息社會，我不打算多談──我只想說這一切已經遠遠超過了1966 年第一次正式提出光通訊概念時的夢想，在那時，即使是1GHz，都只是一種美好的願望而已。
最後，高錕教授和我想感謝香港中文大學的教授，他們是：楊教授、黃教授、張教授和陳教授，在準備這篇演講稿時他們給予了我們莫大幫助。高錕也感謝ITT 公司，在那裡他用了30 年的時間發展出自己的事業，同時感謝早期和他一同投入光纖研發的同事。
沒有一大群志同道合的人，這個工業便不會蓬勃發展至今天這個面貌。
高錕埋下了這顆種子，Bob Maurer 為它澆水，同時，JohnMacChesney 使它生根茁壯。
編者按：感謝高錕教授，他在四十年前的創見，開啟了人類資訊科技革命新紀元。人們特別感興趣的是，這位「光纖之父」如何創造出一根玻璃管子改變全世界的奇跡。高錕夫人、高黃美芸前日代夫登台發表題為《古沙遞捷音》的諾貝爾獎得獎人演說，縷述了這位科學家為夢想不斷探索的點點滴滴，堪稱千金難得的好教材。徇眾要求，本報今天刊登演辭全文，以饗讀者。
序
非常遺憾，我丈夫高錕教授不能親自來主持這個演講。作為他的至親，我與你們站在一起向他致敬，並代替他主持這次演講。他為自己獲諾貝爾基金會肯定他的成就，並頒予他這個獎項而感到非常自豪，我們也身同感受，與有榮焉。
1966 年，高錕發表了具有開創性的論文，為我們帶來了今天無處不在的光纖通信。四十三年以來，電話通信世界因此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一偉大變革正源於高錕的執著，因為他在眾人質疑聲中仍堅持自己的信念。
20 世紀70 年代，玻璃光纖的預產研究出現在美國維吉尼亞州羅阿諾克市的ITT 公司（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在那段期間，高錕收到兩封信，一封言辭嚴厲，譴責他打開了魔瓶，釋放了瓶中惡魔；另一封來自中國一個農民，向他討教有什麼辦法可以告訴遠處的妻子給他送飯。這兩封信分別預示了一種未來的人類生活圖景，而今天這兩種圖景都已成為歷史。
60 年代，我們的孩子還很小。高錕常常很晚回家，以至子女經常都要在餐桌前等着吃晚飯。我對他每天晚歸感到很生氣，我依稀
記得他是這麼對我說的：
「別生氣，我們現在做的是非常振奮人心的事情，有一天它會震驚全世界的。」我略帶諷刺地說： 「是嗎？那你會因此而得諾貝爾獎的，是嗎？」他是對的，他的成果給通信界帶來了一場驚天動地的革命。
早期研究
1960 年，在伍爾維奇的標準電話與電報工作了一段時間後，高錕加入了附屬英國ITT 的標準電信實驗室（STL）。他在標準實驗室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微米波傳輸系統，目的是要改良當時通訊基礎設施的傳輸容量。
35 到70 千兆赫的微米波可能有更高的傳輸容量，但是具體情況不明，困難巨大，因為在這樣的頻率範圍，光束會發散或被大氣吸收，無線電波無法傳輸長距離，光波需要藉波導引導。上世紀50年代，低損耗環形波導（HE-11 模）的研究工作剛剛起步，60 年代開發了一個試驗系統，投入巨額資金，積極計劃把這個系統推至預研階段，大大提高了公眾對諸如視頻電話等新電信服務的期望。
高錕加入了卡博維克博士（Dr.Karbowiak）領導的長距離波導研究組。他看到真實的環形波導，興奮無比。那時，他的任務是為微波和光信號尋找新的傳輸方法。他同時運用幾何光學和波動說以求更深入理解波導問題，在當時，這是一個全新的想法。其後，他上司建議他在標準實驗室工作期間同時攻讀博士學位。高錕於是在倫敦大學學院報讀博士課程，並在兩年內完成了他的論文《准光學波導》。
1959 年激光的發明給了電信業極大鼓舞，認為光通信很快就能實現。相干光可以成為新的信息載體，相比於點對點的微波系統，它可以提供十萬倍的信息容量。這個結論是由簡單比較它們的頻率得來：光的頻率是300 太赫（3×1014赫），微波的頻率只有3 千兆赫（3×109赫）。
光通信大有與環形波導系統爭一日長短之勢，但環形波導系統在當時仍然穩佔上風。1960 年，激光技術才剛起步，全球只有數間研究所進行過一些實驗，未有足夠數據證實光通信的可行性。光通信尚未成氣候。
但高錕仍然認為激光通信具有巨大潛力。他對自己說： 「我們怎麼可以斷定激光沒有作為？如果光通信僅僅停留在理論階段，那實在是太可惜了。」
他提出兩個問題：
1.紅寶石激光是否光通信的合適光源？
2.在這樣的波長範圍，有什麼物質具有足夠的透明度？
那個時候，只有兩個研究組開始從事光通信傳輸方面的研究，其他的研究組則從事固態和半導體激光器的研究。激光在光頻範圍會發出相干的輻射，但要利用相干光作為信息的載體，即使非絕無可能，也十分困難。要真正實現光通信，還有很多重要的問題需要解決。
關鍵的發現
1963 年，高錕已在進行開放空間的氦氖（HeNe）激光傳送實驗；半導體和激光技術快速發展，令有關光通信的研究得以廣泛開展。標準實驗室的研究人員把激光遠射，發現光點不停閃動。由於大氣的波動，光點在幾個光束直徑的範圍內跳動
研究人員也進行其他實驗，以求重複或改良世界各地研究所的結果。比如說，他們進行了和貝爾實驗室類似的共焦鏡實驗：將一系列凸透視鏡以焦距相隔，排列起來。即使在夜深人靜，空氣死寂的時刻，就算每隔100 米重新聚焦，光束仍不能固定在鏡片的有效孔徑內。
貝爾實驗室曾利用氣體透鏡進行實驗，但因無法絕對隔熱以穩定氣體透鏡的外形，不得不放棄實驗。這些實驗簡直是緣木求魚，無非是想找出長距離傳輸光線的方法。
在標準實驗室，研究重心逐漸轉向介電波導：用不導電的介電圓柱體，被空氣包圍，組成波導。卡博維克博士建議高錕和其他三名研究人員就他提出的薄膜波導進行研究。
但薄膜波導的研究失敗了：它對光的約束作用不足，光線在拐彎時會泄漏出來
其後卡博維克博士移民澳洲，高錕遂出任研究計劃的領導，他隨後建議對光線在介電材料的衰減機制進行研究。
有幾位研究人員專門研究如何量度低衰減透明物質的衰減程度。George Hockham 則與他一起研究介電波導的特性，因為他對波導理論感興趣，所以集中研究光纖波導的容限條件；尤其是光纖電纜的體積容限和接合點光功率衰減的程度。他們按部就班，研究玻璃纖維作為波導材料的物理和波導條件。
此外，高錕還推動他的激光研究小組同事，進行有關近紅外半導體激光器的研究，使這種激光器的發光特性配合單模光纖的直徑。單模光纖只容許單一光線或光模傳遞。激光器必須耐用，並且可以在室溫操作而無需液氮冷卻。所以，有關激光器的研究也是挑戰重重，但在20 世紀60 年代初期，看似不着邊際的研究還是可以得到支持的，只要耗資不是太巨大。
此後兩年間，高錕領導的研究小組努力向目標進發。對材料的物理性和化學組成，在解決新發現的電磁波問題上，他們都欠缺經驗，但仍取得可喜的進展。他們查閱文獻、訪問專家，以及向多家玻璃和聚合體材料公司搜查樣本。他們也研究有關的理論，並為進行一系列實驗制定了測量的技術。在他們設計開發出來的各種設備中，有一種是用來測量在材料內極輕微的亮度衰減，另一種則用於分階模擬實驗，以測量因機械缺陷而導致的亮度損耗。
高錕最終認定玻璃是可能的透明材料。玻璃是由亘古以來既廉價又用之不竭的沙粒做成的。
透明材料的光學損耗原因有三：（a）固有損耗；（b）外因損耗；（c）Rayleigh 性散失。材料結構本身吸收紅外線，造成固有損耗，因而限制了透明區域的波長；外因損耗是由於材料不純淨；而Rayleigh 性散失則是材料結構不統一，導致光子散失的結果。常見的玻璃產品如窗玻璃，因為透明度足夠一般應用，所以沒有人會深入研究至此。在與多位專家討論之後，高錕最終得出以下結論：1.必須將所有雜質，特別是鐵、銅、錳等過渡元素，降低至百萬分一以至十億分一水平，以減少雜質損耗，但沒有人知道是否可以降低至這樣的水平。
2.高溫玻璃相對於聚合體之類的低溫玻璃冷卻較快，其分布因而較均勻，有較低的散失性衰減。
與此同時，微波的模擬實驗也宣告完成。根據其波模、其端對端偏差容限以及其直徑偏差容限，介電波導的特徵得以完整界定。
理論和模擬實驗都證實該方法是可行的。
他們就此寫了一篇題為《為光波傳遞設置的介電纖維表面波導管》的論文，投到《英國電子工程師學會學報》。經過尋常的評審和修改過程，論文於1966 年7 月刊出──那一天現在被視為光纖通信的誕生日。
論文
論文以圓形截面光纖中模式性質的簡短討論作為開卷。
論文緊接集中討論被認定是應用光纖於通訊上的主要障礙：材料特性。那時候，即使是最透明的玻璃，損耗也高達200dB/km，這使得信號在玻璃中只能傳輸幾米──誰都知道厚玻璃是不甚透光的。
但是該論文指出，散失造成的固有損耗可以低至1dB/km，因而光訊號在實際距離上的傳輸是可能的。限制傳輸的主因是雜質：在這些波長範圍主要是二價和三價的鐵離子。引用論文中的話：「只要把鐵雜質的濃度降至百萬分之一，可以預期製造出在波長0.6 微米附近損耗為20dB/km 的玻璃材料。」簡而言之，只要材料夠「純淨」，幾百米厚的玻璃板也可以看穿。這一重要先見開創了光通訊的領域。
論文同時也考慮了很多其他問題：‧選取適當模式，使絕大部分能量集中在光纖外部，損耗可以進一步降低。
‧光纖外圍應為折射率較低的包層（這後來成為標準技術）。
‧光纖彎曲帶來的能量損耗在彎曲半徑大於1 ㎜時可以忽略。
‧估計了橫截面不均勻帶來的損耗。
‧分析了單模光纖的特性。（單模光纖現在成為長距離、大容量數據傳輸的關鍵技術。）解釋了色散是如何限制帶寬的；並且舉出了一個10 ㎞傳輸的例子，這在1966 年是一個非常大膽的例子。
引用該論文總結部分的表述：
「目前，要成功利用光纖波導，取決於是否能製造出合適的低損耗電介質材料，而其中材料問題是關鍵的，雖然看似很難，但並非完全沒有辦法解決。可以肯定的是，所需要達到的20dB/㎞的損耗目標，比基本機制所限定的最低損耗要高出很多。」基本上所有這些預測都準確地指出了發展的路徑，現在的技術與當時的預測相比，損耗只是百分之一，而帶寬卻是萬倍。現在看來，1966 年這篇論文中的革命性建議還是過分保守了。
使世界信服
高錕於1966 年2 月的一次IEE 會議上闡述了這篇論文的主旨，但卻沒有引起世界太多的關注──除了英國郵政局（BPO）和英國國防部（UK Ministry of Defense）外，他們為此立即開展重點研究項目。到了1966 年底，英國有三個研究團隊在進行相關主題的研究：標準實驗室的高錕本人、英國郵政局的Roberts 及Gambling 與國防部實驗室（Ministry of Defense Laboratory）的Williams 的合作隊伍。
在接下來的幾年間，高錕到世界各地推廣他的構想，足跡所及之處包括；日本（自此建立了不少持久的友誼）、德國的研究實驗室，和荷蘭等地。他說如果沒有更多人加入，玻璃光纖的應用將不會有所發展。面對多方的質疑和批評，他有着非同尋常的堅定信念。全球的電信業非常龐大，非個人或甚至單一國家可以改變；但是，他是堅定的，他的熱情是如此富有感染力，漸漸地他改變了其他人，令他們相信他的構想。
起初，專家們宣稱，根本上不可逾越的問題中，材料是最嚴重的一個。Gambling 提到British Telecom 早先對這個提議的態度是「有些尖刻」的。而本可輕易盡佔先機的貝爾實驗室，起先也忽視了這項提議，直至他們看到這項提議的可行性。高錕尋訪了多家玻璃製造商，游說他們製造所需的純淨玻璃。他從康寧（Corning）得到了回應。由Maurer 帶領的康寧團隊，第一次生產出玻璃預製棒，並發明了使玻璃光纖合乎規格的技術。
與此同時，高錕繼續致力證明，玻璃光纖在長距離光學傳輸系統中作為介體的可行性。他們面對一系列難以克服的困難，首先是對低損耗樣品的測量技術，而能夠獲得的樣品的長度只有20 厘米左右。確保樣品表面完美無缺也是非常的困難，還有打磨過程中引起的端面反射損耗。在測量過程中他們面臨的困境，是要求檢測兩個樣本之間少於0.1%的損耗差別，而整段20 厘米長的樣本總衰減也只有0.1%，不夠精確的測量是毫無意義的。
1968 和1969 年間，高博士和他在標準實驗室的同事Davies、Jones 和Wright，針對上述在玻璃樣本內的亮度衰減的測量問題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在當時，名為分光光度計的測量儀器的靈敏度非常有限──只有43dB/㎞左右。測量工作非常困難：即使污染極微，也會造成與衰減相若的損耗，而端面效應更易糟糕上十倍。高博士和他的團隊自製了一個單光束分光光度計， 其靈敏度達到21.7dB/㎞。而後來的雙光束分光光度計，更是將靈敏度提高到4.3dB/㎞。
反射效應是用自製的橢圓率計測量的。為了製造橢圓率計，他們使用等離子沉積法製造石英樣本，製造過程中的高溫蒸發了石英中的雜質離子。利用靈敏的儀器，他們測量了一些玻璃樣品的衰減，赫然發現Schott Glass 公司的一種紅外矽樣品，在0.85 微米左右的頻率範圍的衰減只有5dB/㎞！這最終證明了去除雜質可以將吸收損耗降低到可用的程度。
這是非常振奮人心的消息，因為低損耗區域正好落在鎵砷激光器的發射光譜帶中。測量結果明確指出了光纖通信的路向──小體積的鎵砷半導體激光器作為光源，低成本的包層玻璃光纖作為傳輸介體，矽或鍺半導體作為檢測器。夢想不再遙遠，這些測量結果明顯引起了研究界的興趣，研發第一個低損耗玻璃光纖波導的競賽開始了。
1967 年，Maurer 在康寧的化學家同事Schultz 淨化了玻璃。
1968 年，他的同事Keck 和Zimar 拉出了光纖。1970 年，通過外部氣相沉積法（OVD），康寧使用摻鈦纖芯和矽包層，製造出在0.633 微米處損耗為17dB/km 的光纖波導。兩年之後，他們以摻鍺纖芯代替摻鈦纖芯，製造出一條損耗低至4dB/km 的多模光纖。
在遲疑不決多年之後，貝爾實驗室最終於1969 年加入行列，創立了光纖研究項目。1972 年，他們終於停止了在空心光波導管上的研究，他們的毫米波研究項目亦在1975 年終止。
正是在這段他經常遠行出差的時期，這個卡通笑話在家中流行：
「孩子們，今早你們在餐桌上見到的那個男人就是你們的父親！」我們見他沒幾天，他又會離開一陣子。有時他會坐飛機去參加當天在紐約ITT 總部舉行的會議。我會忘記他並沒有回辦公室，還會打電話請他的秘書提醒他回家路上順路買些牛奶等雜物，他的秘書會這樣回答：
「高太太，您不知道您丈夫今天在紐約嗎？」
對世界的影響
自1976 年第一代45Mb/s 光纖通信系統建成以來，單根光纖的傳輸容量已經增長到原來的一百萬倍，達到幾十Tb/s。與此同時，光纖放大器和波分複用技術的發明，使數據得以在百萬公里計的光纖中傳輸。這就是光纖通信產業不斷發展的歷程
光纖通信已經完全改變了世界。整個電信系統迎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際長途電話變得非常便宜。
全新的大型光纖光學產業，包括光纜製造和設備、光器件、網絡系統和設備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億萬公里長的玻璃光纖光纜鋪設在地下和海底，構建了一個錯綜複雜的連接網絡，而這個網絡正是互聯網世界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
現在的互聯網比以前的電話更加普及。我們可以上網瀏覽網頁、打電話、寫博客、觀看視屏、購物、交友。沒有光纖，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信息技術革命便不可能發生。
從過去的幾年開始，光纖逐漸以各種方式進入家庭。更加環保的全光網絡正在籌劃發展當中，光纖通信的革命還沒有結束，更可能正剛剛開始。
結束語
以光纖為本的全球通訊網絡確實做到天涯若比鄰，令人與人之間關係更密切，我亦沒有必要引用技術數據來證明這一點。我們得知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是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凌晨3 時，來自斯德哥爾摩（他們的早晨）的電話，無疑是通過光纖傳輸的；幾分鐘後，來自亞洲朋友（他們的傍晚）的祝賀信息，也是通過光纖傳輸
然而信息氾濫並不是一件好事：那晚我們不得不摘掉電話以求安睡。
到目前為止，光纖通信不僅僅是科技上的進步，還為社會帶來了顯著變革。下一代人將會以不同的方式學習和成長；人們打交道的方式也將有所不同。一件產品各個部分的生產，好有可能分散在世界多個地方，為人們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巨大的機遇。信息的廣泛傳播，明顯帶來更多平等和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
已經有很多人談過和寫過信息社會，我不打算多談──我只想說這一切已經遠遠超過了1966 年第一次正式提出光通訊概念時的夢想，在那時，即使是1GHz，都只是一種美好的願望而已。
最後，高錕教授和我想感謝香港中文大學的教授，他們是：楊教授、黃教授、張教授和陳教授，在準備這篇演講稿時他們給予了我們莫大幫助。高錕也感謝ITT 公司，在那裡他用了30 年的時間發展出自己的事業，同時感謝早期和他一同投入光纖研發的同事。
沒有一大群志同道合的人，這個工業便不會蓬勃發展至今天這個面貌。
高錕埋下了這顆種子，Bob Maurer 為它澆水，同時，JohnMacChesney 使它生根茁壯。
2009年11月25日 星期三
貧富懸殊與扶貧
貧富懸殊與扶貧 鄧樹雄 2009-11-23 信報
香港貧富懸殊向來嚴重，最近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表年度人文發展報告指出，在先進地區中以香港的貧富懸殊最差，遂再次引起各界關注，貧富懸殊多年來均是極具爭議但為政府漠視的課題，本文試深入分析。
堅尼系數續惡化
通過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及每五年一次的中期人口普查得到的住戶入息數據，就能計算量度貧富懸殊程度的堅尼系數（系數為零，表示最公平的分配，若系數為一，則表示分配最不公平）。七十年代香港的堅尼系數為零點四三，稍超越零點四的警戒線，但是，港英政府強調經濟發展多於公平分配，也由於未有強有力的工會及政治壓力，故港英政府也未有任何政策去處理分配問題，而堅尼系數自八十年度起開始持續上升；一九八一年為零點四五一；一九八六年為零點四五三；一九九一年為零點四七六；一九九六年為零點五一八，首次超越零點五，是先進地區中最高，此後一直蟬聯此一不光彩的冠軍。
港英政府及特區政府均認為綜援制度已提供足夠的安全網，故只強調扶貧，而不大重視貧富懸殊問題。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於二○○○年《施政報告》指出，貧富差距乃經濟發展過程中無可避免的現象，香港轉向以知識為本的經濟更是主因之一，短期難以收窄，但董建華重視扶貧紓困，強調這必須在全面的社會經濟政策的層次上綜合處理，董建華更指出，香港的志願服務機構對扶貧紓困幫助很大，因此需要擴展這些志願服務，並稱之為「第三部門」。
無可否認，董建華有心扶貧，也提出了些新措施，可惜經濟政策不改，仍以市場主導促發展，倚仗所謂「滴漏效果」讓所有人分享繁榮成果，但工人及工會的議價能力不大，工資增長未能合理地分享經濟增長成果，而工商界對「第三部門」的興趣及支持亦不足，所以扶貧的整體效果不佳，而二○○一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堅尼系數更上升至零點五二五，不減反升，貧富差距繼續擴大。而二○○三年沙士疫症令失業率急升，貧富情況更趨嚴重，董建華也苦無良策。
扶貧委員會表現欠佳
貧富懸殊與貧窮問題導致社會不安，董建華於二○○五年《施政報告》成立「扶貧委員會」，由財政司司長任主席，亦成立二億元的「攜手扶弱基金」，以推動政府、商界及社福界三方合作扶貧，但「扶貧委員會」並非常設組織，於二○○七年中提交報告後便解散，雖提出多達十五項建議，但多為治標措施，並無突破。其後香港統計處公布二 ○○六年中期人口普查得出的堅尼系數進一步增至零點五三五，可見董建華五年來的扶貧工作效果不佳。
二○○七年中公布堅尼系數時似乎並未引起各界很大反響，可能當時蓬勃的股市扭曲了社會視線，但今天聯合國發表的人文發展報告用的是同一樣的資料卻成為新聞頭條，各界議論紛紛，對特區政府批評亦多，自有其原因，試簡介如下：其一，二年來新扶貧政策效果不佳，而且更有中產階級「下流化」的現象出現；其二，本年房地產價格更標升至更不合理水平，炒賣投機熾熱，政府又取消興建居屋，中產置業困難；政府似乎坐視不理。
第三項原因是經濟政策不對頭，經濟結構嚴重失衡，製造業佔經濟的比重從一九九一年的百分之十四點五，持續下降至二○○七年的百分之二點五，跌幅驚人。雖然中文大學一項研究指出，本港製造業佔經濟比重每下降百分之一，通過資源重新配置後，會促進香港人均總產值上升百分之零點六一八。
貧富懸殊惡化底因
不過，該項研究並沒有探索其對貧富差距的不良影響；其四，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下，香港以低成本來維持競爭力，政府及商界競相將低薪工作外判，以致該等工程的薪酬不斷下降，但政府並未制訂最低工資條例；其五，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下，各國爭相減稅以吸引投資，香港也不例外，這樣會令貧富差距惡化；其六，社會福利政策不對頭，對低收入及失業人士的支援不足；其七，用在培訓及鼓勵研發的開支不足；其八，教育開支的比例未有大幅提高，且教育政策未能配合經濟發展需要。
除了上述眾多因素外，更重要的還是香港商界的社會責任感。商界給予員工的合理薪酬福利是最有效的扶貧方法，但香港商界不支持工會有集體談判權，不贊成設立失業保險制度及最低工資條例，在缺乏市場及政治力量下，香港員工的工時不斷加長，薪酬卻持續下降或增幅甚小，以致未能合理地分享經濟繁榮成果。
近年，特區政府在強大政治壓力下，仍不願就最低工資立法，於二○○七年推出二年期的商戶自願參與的工資保障運動，可惜商界不領情，參與的商戶只有千餘，以致該運動以失敗告終，特區政府才不得不同意制訂最低工資條例，但商界仍不斷游說水平不能訂得過高。近年，商界雖加強其社會服務功能，但商界不熱衷培訓工作，商界能否在合理薪酬上善待員工，不鑽最低工資條例的法律空子，仍須拭目以待。
香港不斷惡化的貧富懸殊是極度市場化的必然結果，扶貧只是緩解貧富差距的其中一方面而已，特區政府向來善待富裕階層，堅持低稅政策不變，這只會令富者愈富。下一次香港人口普查會在二○一一年進行，屆時始能對近年扶貧政策的成敗作一次總檢討，貧富懸殊與扶貧，將會是下屆行政長官競選的一個重要議題。
香港貧富懸殊向來嚴重，最近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表年度人文發展報告指出，在先進地區中以香港的貧富懸殊最差，遂再次引起各界關注，貧富懸殊多年來均是極具爭議但為政府漠視的課題，本文試深入分析。
堅尼系數續惡化
通過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及每五年一次的中期人口普查得到的住戶入息數據，就能計算量度貧富懸殊程度的堅尼系數（系數為零，表示最公平的分配，若系數為一，則表示分配最不公平）。七十年代香港的堅尼系數為零點四三，稍超越零點四的警戒線，但是，港英政府強調經濟發展多於公平分配，也由於未有強有力的工會及政治壓力，故港英政府也未有任何政策去處理分配問題，而堅尼系數自八十年度起開始持續上升；一九八一年為零點四五一；一九八六年為零點四五三；一九九一年為零點四七六；一九九六年為零點五一八，首次超越零點五，是先進地區中最高，此後一直蟬聯此一不光彩的冠軍。
港英政府及特區政府均認為綜援制度已提供足夠的安全網，故只強調扶貧，而不大重視貧富懸殊問題。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於二○○○年《施政報告》指出，貧富差距乃經濟發展過程中無可避免的現象，香港轉向以知識為本的經濟更是主因之一，短期難以收窄，但董建華重視扶貧紓困，強調這必須在全面的社會經濟政策的層次上綜合處理，董建華更指出，香港的志願服務機構對扶貧紓困幫助很大，因此需要擴展這些志願服務，並稱之為「第三部門」。
無可否認，董建華有心扶貧，也提出了些新措施，可惜經濟政策不改，仍以市場主導促發展，倚仗所謂「滴漏效果」讓所有人分享繁榮成果，但工人及工會的議價能力不大，工資增長未能合理地分享經濟增長成果，而工商界對「第三部門」的興趣及支持亦不足，所以扶貧的整體效果不佳，而二○○一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堅尼系數更上升至零點五二五，不減反升，貧富差距繼續擴大。而二○○三年沙士疫症令失業率急升，貧富情況更趨嚴重，董建華也苦無良策。
扶貧委員會表現欠佳
貧富懸殊與貧窮問題導致社會不安，董建華於二○○五年《施政報告》成立「扶貧委員會」，由財政司司長任主席，亦成立二億元的「攜手扶弱基金」，以推動政府、商界及社福界三方合作扶貧，但「扶貧委員會」並非常設組織，於二○○七年中提交報告後便解散，雖提出多達十五項建議，但多為治標措施，並無突破。其後香港統計處公布二 ○○六年中期人口普查得出的堅尼系數進一步增至零點五三五，可見董建華五年來的扶貧工作效果不佳。
二○○七年中公布堅尼系數時似乎並未引起各界很大反響，可能當時蓬勃的股市扭曲了社會視線，但今天聯合國發表的人文發展報告用的是同一樣的資料卻成為新聞頭條，各界議論紛紛，對特區政府批評亦多，自有其原因，試簡介如下：其一，二年來新扶貧政策效果不佳，而且更有中產階級「下流化」的現象出現；其二，本年房地產價格更標升至更不合理水平，炒賣投機熾熱，政府又取消興建居屋，中產置業困難；政府似乎坐視不理。
第三項原因是經濟政策不對頭，經濟結構嚴重失衡，製造業佔經濟的比重從一九九一年的百分之十四點五，持續下降至二○○七年的百分之二點五，跌幅驚人。雖然中文大學一項研究指出，本港製造業佔經濟比重每下降百分之一，通過資源重新配置後，會促進香港人均總產值上升百分之零點六一八。
貧富懸殊惡化底因
不過，該項研究並沒有探索其對貧富差距的不良影響；其四，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下，香港以低成本來維持競爭力，政府及商界競相將低薪工作外判，以致該等工程的薪酬不斷下降，但政府並未制訂最低工資條例；其五，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下，各國爭相減稅以吸引投資，香港也不例外，這樣會令貧富差距惡化；其六，社會福利政策不對頭，對低收入及失業人士的支援不足；其七，用在培訓及鼓勵研發的開支不足；其八，教育開支的比例未有大幅提高，且教育政策未能配合經濟發展需要。
除了上述眾多因素外，更重要的還是香港商界的社會責任感。商界給予員工的合理薪酬福利是最有效的扶貧方法，但香港商界不支持工會有集體談判權，不贊成設立失業保險制度及最低工資條例，在缺乏市場及政治力量下，香港員工的工時不斷加長，薪酬卻持續下降或增幅甚小，以致未能合理地分享經濟繁榮成果。
近年，特區政府在強大政治壓力下，仍不願就最低工資立法，於二○○七年推出二年期的商戶自願參與的工資保障運動，可惜商界不領情，參與的商戶只有千餘，以致該運動以失敗告終，特區政府才不得不同意制訂最低工資條例，但商界仍不斷游說水平不能訂得過高。近年，商界雖加強其社會服務功能，但商界不熱衷培訓工作，商界能否在合理薪酬上善待員工，不鑽最低工資條例的法律空子，仍須拭目以待。
香港不斷惡化的貧富懸殊是極度市場化的必然結果，扶貧只是緩解貧富差距的其中一方面而已，特區政府向來善待富裕階層，堅持低稅政策不變，這只會令富者愈富。下一次香港人口普查會在二○一一年進行，屆時始能對近年扶貧政策的成敗作一次總檢討，貧富懸殊與扶貧，將會是下屆行政長官競選的一個重要議題。
2009年11月19日 星期四
互聯網40年的十大價值
互聯網40年的十大價值
文╱方興東 張笑容 2009-11-01
編按：網絡世界是中國大陸的新世界，民間社會成長的可能，不少朋友都試圖梳理此種現象。
內地清華大學傳播學博士、「中國博客之父」和香港資深傳媒工作者合譜「十大價值」，結成此文，刊於內地雜誌《新周刊》，本版予以轉載，以饗讀者。
從1969 到2009，互聯網走過40 年，它生於西方，中國卻是最大的受益者。它改變我們的思維，創立新新社會。互聯網的十大價值，必將成為人類的精神遺產。
自1969 年阿帕網誕生，到現在，世界上的網民已經超過15 億，互聯網發展經過了整整40 年，中國目前已經成為網民數量全球第一的互聯網大國，可以說，網路社會已經確立了。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一[孵化新社會] 網路社會的形成是因為人們的交流與交換。網民，以及網路商業、網路娛樂、網路教育、網路政治、網路醫療等等領域的興起及擴大，構成了網路社會形成的要素。
網民的個人身分和社會身分的確立，是網路社會誕生的基本條件之一。具體而言，每一個人，除了在現實生活中的自己外，在網路上也有一個自己的代表，例如博客。網民在博客上能夠體現自己的個體身分——例如個性、自己的思想，以及其他的各種資訊，同時別人也可以隨時與之溝通交流。這樣每一個人成為互聯網虛擬社會的一個「節點」。這為個人和社會帶來巨大的機會，人際交往能力增強，人際圈子擴大。當不同行業、愛好、興趣、性別、經歷的網民聚合到了一起，網路上就構成了新的社群。網民在虛擬社群中，利用社群成員資格來建構起社會身分，為人們在虛擬社會中帶來了發展空間。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二畕[倡導自我認同] 互聯網上的自我認同，博客是個很明顯的例子。博客最早被稱為網路日記。它首先起源於自己思想、觀點的梳理和歸攏，是一種自我的回顧和反思。實質就是作為「客我」的Blog 和作為「主我」的Blogger 本人互動的過程，「主我」是行動的驅動力，而作為「賓我」存在的網民，可以提供方向與指導。很多人將自己長期思考着的問題，整理到博客上一一展現，這些展示出來的內容，還會得到更多網民的反饋。通過網民「發佈——反饋」這一過程，個人實現了對自己更深的認知，可以更好地調整自己的行為，實現「自我管理」。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三[確立社會認同] 互聯網上的社會認同，可以通過三個效應進行說明：孔雀效應、蝴蝶效應和蜜蜂效應。我們常常看到，在一個熱鬧的網站上，除了有群體的核心和活躍分子構建群組和維護群體規範外，還有一大批「孔雀」型的網民，在群體中展現他們的智慧和能力。孔雀有美麗的羽毛，但平時並不展現，只有孔雀對外界刺激（包括性的和非性的刺激）產生興奮時才會完全展示。孔雀開屏主要是為了顯示自己的美，吸引注意力。孔雀效應，一方面說明了網民建立基礎是「以個人為中心」，個人通過吸引注意力，增強自己在群體中自尊，實現社會認同。另一方面，有助於確立個人身分，增強了資訊的真實程度。
蝴蝶效應是對由某個肇始於單一節點的資訊傳播過程的迅速繁衍性的概括。在民間傳播中，資訊的傳播和反饋是一個持續的過程，無論是傳播節點之間形成非線性關係還是線性關係，資訊的加工處理和再加工再處理都是連續傳播系統中的關鍵環節，資訊的傳播衍生或觸發出巨量新增資訊，這是網民傳播中常見的情形。
蜜蜂效應是指人們在互聯網尋求群體的歸屬感。中國有句古話：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在網路社群中，人們會自動去區分內團體（我們）和外團體（他們）成員，當人們歸屬於一個團體，歸屬感也愈強。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四[開啟公共思維] 公共領域是有別於「社會」和「社群」的一個概念。互聯網正是這樣一個獨立於政權之外，已經成為供市民階級自由集會、討論、溝通以形成意見的地方。這比傳統大衆傳媒所營造的交流空間更勝一籌。互聯網的公共領域的參與性及公開性，讓普羅大衆都可參與，網路公共領域的公開性最高，相對來說參與者基本不受階級及社會身分限制，所有參與者都有同等表達意見的機會。
互聯網公共領域作為社會民主的試驗場，讓人們可對時事議題多作探討，但尚未達到理想的境界。正如很多學者看到的，要真正實踐民主，還依賴於更多條件的實現，其中包括消除數位鴻溝，打破政治或經濟力量的滲透和壟斷，及建立真實社區意識和身分認同等等。
2008 年的互聯網與中國一起，在跌宕起伏和大喜大悲中成熟起來。從百年一遇的雪災到汶川特大地震，從奧運會的歡呼到金融危機的狂潮，中國網民表現出一貫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各種以網路為載體的新媒體迅速發展，虛擬世界的「話語權」和「干預力」不斷增強。
2009 年，中國網民數量達到3.38 億，躍居世界第一。從傳播學的視角分析，這個具有3 億多參衆的「新媒體」，已催生和培育出超越歷史的、最強勢的「主流輿論場」。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五[改善國家運作] 互聯網上真的無國界嗎？
的確，互聯網曾經沒有國界，但現在，一種強大的將互聯網疆域化的力量逐步抬頭。微軟切斷古巴、伊朗等5 個國家的MSN 服務，Google、Yahoo、美國在線等也紛紛表示不排除「封鎖」五國用戶的可能。這些事件結結實實地證明：互聯網，有邊界。
2009 年5 月20 日，微軟公告稱，由於美國政府的禁令，公司無法再向古巴、敘利亞共和國、伊朗、蘇丹和朝鮮5 個國家的用戶提供MSN 服務，原因是這五國被美國政府列入了禁止提供授權軟體服務的被制裁國家名單。微軟表示， 「要遵守法律的規定」。
非但如此，目前除了微軟之外，Google 公司也宣告已禁止受制裁國蘇丹的網民下載Google 即時通信軟體GoogleTalk 和Google 地圖服務軟體Google Earth， 而Yahoo 和AOL 等美國互聯網巨頭也表示將不排除對古巴等五國採取技術制裁的舉措。
互聯網管制存在於很多國家，它有負面意義，如果要找尋積極的因素，那就是政府開始意識到互聯網作為民意樞紐的強大功能。
這些個別事件說明，互聯網擺脫不了國家的制約，即便古巴等五國的用戶群再龐大，公司也不能無視政府的決定。顯然，互聯網發展早期的那種自由愈去愈遠，那個曾經無國界的虛擬世界已經豎起了一道道高牆。在互聯網日益普及的今天，網路已經成為一個國家維持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正常運作的重要手段。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六[革新傳播方式] 互聯網產生了革命性的傳播方式。傳播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大教堂模式：是封閉的、垂直的、集中式的傳播模式，反映一種由權力所預先控制的極權制度；而另一種則是並行的、點對點的、動態的傳播模式。而傳統傳播歸類為大教堂模式，而博客傳播就是開放大集市模式。兩者非完全對立，而是互相補充。
大集市模式基於兩個條件：一個是物理條件，個人為中心，具體而言是博客化的個人為中心。博客可以超越時空，可以每天24 小時與幾十個人或者幾十萬個人「面對面」（虛擬）溝通交流。媒冊體理論家麥克盧漢指出：「地球村是一個豐富的、富有創造性的混合體。這裏實際上有更多的餘地，讓人們發揮富有創造力的多樣性。」全球化發展的互聯網形成了地球村，博客正是這地球村裏的「居民」，意識從個人延伸到網路上，「電腦問世之後，意識本身要延伸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如果要完成意識的延伸，依靠現存的理性觀念是辦不到的。」個人超越時空，從封閉走向開放。這是大集市模式的基礎條件。
另一個是制度條件，就是可以依靠技術和一定規則，在網路空間方便地自組織。理論上可以面向所有博客進行自組織。大規模、大範圍的自組織，是大集市得以實現的重要因素。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七[重塑人際網路] 網戀是互聯網獨有的辭彙。
關於網戀的話題實在太多，上網的人，總逃不過這樣的問題。大概由於網路與愛情之間的某種契合度，人們發現了在虛擬的網路空間可同時滿足對愛以及安全感的需求。
在網上，交流是自由的，自願的，沒有人強迫任何人，合則聚，不合則散，無拘無束，暢所欲言。
在傳統社會中，人際關係常常受制於血緣、親緣、業緣等各種現實的社會關係。這樣，一個人所能延展的人際關係有相當的局限性。相反，無限開放性的互聯網帶來的是網路交往的廣泛性，在理論上可以達到互聯網覆蓋的每一個角落，不同種族、國家、不同身分與文化背景的人之間交流機會增加了。網路空間提供了低成本的社會交往途徑，它為人們結交不同的物件、塑造新的自我，最大限度地超越自身的邊界提供了條件和可能。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八[改寫交易方式]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60 周年大慶，每天從淘寶網上銷售的國旗已經達到10 萬面。同時，近一周來，在淘寶網上銷售的紅色票證、紀念鈔等紅色收藏品交易額比平時猛增1 倍多。在互聯網上消費，是一種最新時尚，沒有網路購物經歷的人，對於這個時代來說，已經太out 了。
有人認為，網路購物之於網路革命，正如鐵路之於工業革命，都是一個完全沒有前例可循、出乎意料的全新發展。就跟170 年前的鐵路一樣，網路購物也創造了一個獨特的新景觀，迅速改變了經濟、社會和政治。
網路購物僅僅是電子商務革命的一部分，真正意義上的電子商務是建立在企業全面資訊化基礎上，通過電子手段對企業的生產、銷售、庫存、服務以及人力資源等環節實行全方位控制。真正的電子商務絕不僅僅是企業前台的商務電子化，更重要的是包括後台在內的整個運作體系的全面資訊化，以及企業整體經營流程的優化和重組。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九[創造社會娛樂] 互聯網對社會娛樂業的貢獻最大。其中，作為當前互聯網最發達的一個領域的網路遊戲尤其是佼佼者。毋庸置疑，網路遊戲對於社會、經濟發展意義重大。作為產業，網路遊戲撐起了中國互聯網的半壁河山，大大擴展了中國互聯網乃至IT 業的發展，吸引了大批用戶加入到網路使用者的行列中來。2008 年，網遊市場為電信、IT 業帶來的直接收入就達到478.4 億。網路遊戲創造了大量的社會財富以及就業機會，帶動了不少地區的經濟發展。
同時，網路遊戲還是一種廉價而普遍的新型娛樂方式，為收入處於中下水平的社會成員提供了一個相比之下危害並不是很大的消遣之所。DCCI 互聯網數據中心主任胡延平認為，網路遊戲能夠提升國民快樂指數和生活的幸福指數。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十[喚醒公民意識] 搜索引擎，這是網民必備武器。跟搜索相關的還有另外一個雷人的辭彙：人肉搜索。「人肉搜索」被視為公民精神正在由內及外地復蘇。儘管它從誕生之日起就面臨爭議，但在歷經「虎照門」、「深圳怪叔叔」、「南京周至尊」之後，已成為網路監督利器。
公民在為人肉搜索讓諸如虐貓事件、周久耕事件曝光而歡呼的同時，很可能也會聽到一些無辜者因為人肉搜索曝光了隱私正在暗處哭泣。這就是這種民間公約無法取代法律的最大缺陷。
2009 年1 月1 日，在一些網站幾乎同步出現了一條名為「人肉搜索公約1.0Beta 版」的帖子。發帖者稱此公約的制定是為了加強網路公民的網路道德意識，加深人們對人肉搜索正確定義的理解，使人肉搜索向正確的方向發展。
此公約發出後，得到不少網民的支援。
我們應當認識到，「人肉搜索公約」負載着強烈的公民意識，人肉搜索反映出公民意識的蘇醒，並努力生長，走向蓬勃，本身也正是「公民」作為國家政治、經濟、法律等活動主體的一種社會認同。我們必須重視以這種公約承載的道德與權利的訴求，同時完善法律制度的建設，使人肉搜索能夠作為傳送知識、理性、正義的載體。
文╱方興東 張笑容 2009-11-01
編按：網絡世界是中國大陸的新世界，民間社會成長的可能，不少朋友都試圖梳理此種現象。
內地清華大學傳播學博士、「中國博客之父」和香港資深傳媒工作者合譜「十大價值」，結成此文，刊於內地雜誌《新周刊》，本版予以轉載，以饗讀者。
從1969 到2009，互聯網走過40 年，它生於西方，中國卻是最大的受益者。它改變我們的思維，創立新新社會。互聯網的十大價值，必將成為人類的精神遺產。
自1969 年阿帕網誕生，到現在，世界上的網民已經超過15 億，互聯網發展經過了整整40 年，中國目前已經成為網民數量全球第一的互聯網大國，可以說，網路社會已經確立了。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一[孵化新社會] 網路社會的形成是因為人們的交流與交換。網民，以及網路商業、網路娛樂、網路教育、網路政治、網路醫療等等領域的興起及擴大，構成了網路社會形成的要素。
網民的個人身分和社會身分的確立，是網路社會誕生的基本條件之一。具體而言，每一個人，除了在現實生活中的自己外，在網路上也有一個自己的代表，例如博客。網民在博客上能夠體現自己的個體身分——例如個性、自己的思想，以及其他的各種資訊，同時別人也可以隨時與之溝通交流。這樣每一個人成為互聯網虛擬社會的一個「節點」。這為個人和社會帶來巨大的機會，人際交往能力增強，人際圈子擴大。當不同行業、愛好、興趣、性別、經歷的網民聚合到了一起，網路上就構成了新的社群。網民在虛擬社群中，利用社群成員資格來建構起社會身分，為人們在虛擬社會中帶來了發展空間。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二畕[倡導自我認同] 互聯網上的自我認同，博客是個很明顯的例子。博客最早被稱為網路日記。它首先起源於自己思想、觀點的梳理和歸攏，是一種自我的回顧和反思。實質就是作為「客我」的Blog 和作為「主我」的Blogger 本人互動的過程，「主我」是行動的驅動力，而作為「賓我」存在的網民，可以提供方向與指導。很多人將自己長期思考着的問題，整理到博客上一一展現，這些展示出來的內容，還會得到更多網民的反饋。通過網民「發佈——反饋」這一過程，個人實現了對自己更深的認知，可以更好地調整自己的行為，實現「自我管理」。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三[確立社會認同] 互聯網上的社會認同，可以通過三個效應進行說明：孔雀效應、蝴蝶效應和蜜蜂效應。我們常常看到，在一個熱鬧的網站上，除了有群體的核心和活躍分子構建群組和維護群體規範外，還有一大批「孔雀」型的網民，在群體中展現他們的智慧和能力。孔雀有美麗的羽毛，但平時並不展現，只有孔雀對外界刺激（包括性的和非性的刺激）產生興奮時才會完全展示。孔雀開屏主要是為了顯示自己的美，吸引注意力。孔雀效應，一方面說明了網民建立基礎是「以個人為中心」，個人通過吸引注意力，增強自己在群體中自尊，實現社會認同。另一方面，有助於確立個人身分，增強了資訊的真實程度。
蝴蝶效應是對由某個肇始於單一節點的資訊傳播過程的迅速繁衍性的概括。在民間傳播中，資訊的傳播和反饋是一個持續的過程，無論是傳播節點之間形成非線性關係還是線性關係，資訊的加工處理和再加工再處理都是連續傳播系統中的關鍵環節，資訊的傳播衍生或觸發出巨量新增資訊，這是網民傳播中常見的情形。
蜜蜂效應是指人們在互聯網尋求群體的歸屬感。中國有句古話：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在網路社群中，人們會自動去區分內團體（我們）和外團體（他們）成員，當人們歸屬於一個團體，歸屬感也愈強。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四[開啟公共思維] 公共領域是有別於「社會」和「社群」的一個概念。互聯網正是這樣一個獨立於政權之外，已經成為供市民階級自由集會、討論、溝通以形成意見的地方。這比傳統大衆傳媒所營造的交流空間更勝一籌。互聯網的公共領域的參與性及公開性，讓普羅大衆都可參與，網路公共領域的公開性最高，相對來說參與者基本不受階級及社會身分限制，所有參與者都有同等表達意見的機會。
互聯網公共領域作為社會民主的試驗場，讓人們可對時事議題多作探討，但尚未達到理想的境界。正如很多學者看到的，要真正實踐民主，還依賴於更多條件的實現，其中包括消除數位鴻溝，打破政治或經濟力量的滲透和壟斷，及建立真實社區意識和身分認同等等。
2008 年的互聯網與中國一起，在跌宕起伏和大喜大悲中成熟起來。從百年一遇的雪災到汶川特大地震，從奧運會的歡呼到金融危機的狂潮，中國網民表現出一貫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各種以網路為載體的新媒體迅速發展，虛擬世界的「話語權」和「干預力」不斷增強。
2009 年，中國網民數量達到3.38 億，躍居世界第一。從傳播學的視角分析，這個具有3 億多參衆的「新媒體」，已催生和培育出超越歷史的、最強勢的「主流輿論場」。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五[改善國家運作] 互聯網上真的無國界嗎？
的確，互聯網曾經沒有國界，但現在，一種強大的將互聯網疆域化的力量逐步抬頭。微軟切斷古巴、伊朗等5 個國家的MSN 服務，Google、Yahoo、美國在線等也紛紛表示不排除「封鎖」五國用戶的可能。這些事件結結實實地證明：互聯網，有邊界。
2009 年5 月20 日，微軟公告稱，由於美國政府的禁令，公司無法再向古巴、敘利亞共和國、伊朗、蘇丹和朝鮮5 個國家的用戶提供MSN 服務，原因是這五國被美國政府列入了禁止提供授權軟體服務的被制裁國家名單。微軟表示， 「要遵守法律的規定」。
非但如此，目前除了微軟之外，Google 公司也宣告已禁止受制裁國蘇丹的網民下載Google 即時通信軟體GoogleTalk 和Google 地圖服務軟體Google Earth， 而Yahoo 和AOL 等美國互聯網巨頭也表示將不排除對古巴等五國採取技術制裁的舉措。
互聯網管制存在於很多國家，它有負面意義，如果要找尋積極的因素，那就是政府開始意識到互聯網作為民意樞紐的強大功能。
這些個別事件說明，互聯網擺脫不了國家的制約，即便古巴等五國的用戶群再龐大，公司也不能無視政府的決定。顯然，互聯網發展早期的那種自由愈去愈遠，那個曾經無國界的虛擬世界已經豎起了一道道高牆。在互聯網日益普及的今天，網路已經成為一個國家維持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正常運作的重要手段。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六[革新傳播方式] 互聯網產生了革命性的傳播方式。傳播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大教堂模式：是封閉的、垂直的、集中式的傳播模式，反映一種由權力所預先控制的極權制度；而另一種則是並行的、點對點的、動態的傳播模式。而傳統傳播歸類為大教堂模式，而博客傳播就是開放大集市模式。兩者非完全對立，而是互相補充。
大集市模式基於兩個條件：一個是物理條件，個人為中心，具體而言是博客化的個人為中心。博客可以超越時空，可以每天24 小時與幾十個人或者幾十萬個人「面對面」（虛擬）溝通交流。媒冊體理論家麥克盧漢指出：「地球村是一個豐富的、富有創造性的混合體。這裏實際上有更多的餘地，讓人們發揮富有創造力的多樣性。」全球化發展的互聯網形成了地球村，博客正是這地球村裏的「居民」，意識從個人延伸到網路上，「電腦問世之後，意識本身要延伸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如果要完成意識的延伸，依靠現存的理性觀念是辦不到的。」個人超越時空，從封閉走向開放。這是大集市模式的基礎條件。
另一個是制度條件，就是可以依靠技術和一定規則，在網路空間方便地自組織。理論上可以面向所有博客進行自組織。大規模、大範圍的自組織，是大集市得以實現的重要因素。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七[重塑人際網路] 網戀是互聯網獨有的辭彙。
關於網戀的話題實在太多，上網的人，總逃不過這樣的問題。大概由於網路與愛情之間的某種契合度，人們發現了在虛擬的網路空間可同時滿足對愛以及安全感的需求。
在網上，交流是自由的，自願的，沒有人強迫任何人，合則聚，不合則散，無拘無束，暢所欲言。
在傳統社會中，人際關係常常受制於血緣、親緣、業緣等各種現實的社會關係。這樣，一個人所能延展的人際關係有相當的局限性。相反，無限開放性的互聯網帶來的是網路交往的廣泛性，在理論上可以達到互聯網覆蓋的每一個角落，不同種族、國家、不同身分與文化背景的人之間交流機會增加了。網路空間提供了低成本的社會交往途徑，它為人們結交不同的物件、塑造新的自我，最大限度地超越自身的邊界提供了條件和可能。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八[改寫交易方式]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60 周年大慶，每天從淘寶網上銷售的國旗已經達到10 萬面。同時，近一周來，在淘寶網上銷售的紅色票證、紀念鈔等紅色收藏品交易額比平時猛增1 倍多。在互聯網上消費，是一種最新時尚，沒有網路購物經歷的人，對於這個時代來說，已經太out 了。
有人認為，網路購物之於網路革命，正如鐵路之於工業革命，都是一個完全沒有前例可循、出乎意料的全新發展。就跟170 年前的鐵路一樣，網路購物也創造了一個獨特的新景觀，迅速改變了經濟、社會和政治。
網路購物僅僅是電子商務革命的一部分，真正意義上的電子商務是建立在企業全面資訊化基礎上，通過電子手段對企業的生產、銷售、庫存、服務以及人力資源等環節實行全方位控制。真正的電子商務絕不僅僅是企業前台的商務電子化，更重要的是包括後台在內的整個運作體系的全面資訊化，以及企業整體經營流程的優化和重組。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九[創造社會娛樂] 互聯網對社會娛樂業的貢獻最大。其中，作為當前互聯網最發達的一個領域的網路遊戲尤其是佼佼者。毋庸置疑，網路遊戲對於社會、經濟發展意義重大。作為產業，網路遊戲撐起了中國互聯網的半壁河山，大大擴展了中國互聯網乃至IT 業的發展，吸引了大批用戶加入到網路使用者的行列中來。2008 年，網遊市場為電信、IT 業帶來的直接收入就達到478.4 億。網路遊戲創造了大量的社會財富以及就業機會，帶動了不少地區的經濟發展。
同時，網路遊戲還是一種廉價而普遍的新型娛樂方式，為收入處於中下水平的社會成員提供了一個相比之下危害並不是很大的消遣之所。DCCI 互聯網數據中心主任胡延平認為，網路遊戲能夠提升國民快樂指數和生活的幸福指數。
互聯網十大價值之十[喚醒公民意識] 搜索引擎，這是網民必備武器。跟搜索相關的還有另外一個雷人的辭彙：人肉搜索。「人肉搜索」被視為公民精神正在由內及外地復蘇。儘管它從誕生之日起就面臨爭議，但在歷經「虎照門」、「深圳怪叔叔」、「南京周至尊」之後，已成為網路監督利器。
公民在為人肉搜索讓諸如虐貓事件、周久耕事件曝光而歡呼的同時，很可能也會聽到一些無辜者因為人肉搜索曝光了隱私正在暗處哭泣。這就是這種民間公約無法取代法律的最大缺陷。
2009 年1 月1 日，在一些網站幾乎同步出現了一條名為「人肉搜索公約1.0Beta 版」的帖子。發帖者稱此公約的制定是為了加強網路公民的網路道德意識，加深人們對人肉搜索正確定義的理解，使人肉搜索向正確的方向發展。
此公約發出後，得到不少網民的支援。
我們應當認識到，「人肉搜索公約」負載着強烈的公民意識，人肉搜索反映出公民意識的蘇醒，並努力生長，走向蓬勃，本身也正是「公民」作為國家政治、經濟、法律等活動主體的一種社會認同。我們必須重視以這種公約承載的道德與權利的訴求，同時完善法律制度的建設，使人肉搜索能夠作為傳送知識、理性、正義的載體。
2009年11月8日 星期日
關於青少年的未來
A30 | 觀點 | By 梁永泰 2009-11-03
青年人， 未來是靠「倒」政府出來的嗎？
青年Bill 張貼「倒」曾標語，年輕醫生律師夫婦抗議買不到樓，基層與中產青年同時「倒」政府，顯示年輕一代真的有許多怨氣。如果大前研一說的「M 型」社會是真的，那麼M 型的兩邊人都是充滿訴求。
實在是的，堅尼系數顥示香港貧富差距全球最大。數據顯示本地生產總值上升之時，貧窮線以下的市民卻同時增長。申領綜援人口有年輕化和高教育水平化的趨勢，顯示除了老人和單身爸爸媽媽，香港有一種「新貧窮人」。
但解決社會的困難，是靠「倒」政府出來的嗎？曾特首的慳電膽事件，與前梁司長的購車事件不一樣，媒介本應可以扮演開民智守道德的責任，卻放下公平和 Common Law 的精神，甚至落井下石。泛民主派在整個過程之中，一點也不民主，極盡民粹主義，難道美國小布殊的反恐手段，要在香港重演，未審先定罪？
香港政府在近期的政策有失誤，是在所難免。一個由殖民地過渡至港人治港的政府，自有許多嘗試與錯失（Trial and Error）。例如迪士尼公園（如今因上海拍板而前途黯淡）、文化保育太少（如天星的清拆）、高地價及八萬五政策（房屋太貴或驟跌）、工業太單薄（只重旅遊與金融）等。
香港的出路是要靠自己
但我們今天的生活是否比從前好？居者有其屋（不等於要買市區新大屋），學者有其校（由9 年至12 年免費教育），病者有其醫（免費醫療系統），行者有其車（公共交通發達）。社會上仍然存在許多問題，但我們不能期望政府改變一切事情。
青年人，香港的出路是要靠自己，政府的局限就是民間的開始。首先，我們要重視文化，不單是文化產業，而是作個文明的人。香港的出版事業一直蓬勃，因為有言論自由的空間。龍應台的《大江大海》，只有在香港可以出版。香港的電影有其原創性，連荷李活也要抄《無間道》。如果未來要大搞文化產業與創意工業，我們就要有廣闊的知識面和綜合能力，這是日本電影大師宮崎駿和久石讓的忠告。在此，通識教育可以是個好平台。
香港有何優勢？香港青年人面對國內龐大的人口（包括青年人），如何比併？在未來會否被邊緣化？我想， 未來是與我們同在（The future is on our side）。其一，香港人的城市生活經驗，對中國有參考價值。中國正在城市化，全國人口的50%，會從農村轉移至城市；城市的活力，可以參考香港的文化商場與國際研討。其二，是文化並兼，我們生下來就是文化交錯，有助中國面向世界，有助美國認識東方。其三，香港有法治精神，有文明的靈性與道德，這是本港教會辦學和宗教團體的成果。其四，香港的公務員比較清廉，有效率、重視溝通，尋求共識，市民又勇於表達。這些東西可以多發揮。
青年人，苦難與困境，是鍛煉我們生命的最佳機會。我們的父母在戰亂長大，是我們的榜樣。我們這一代面對歷史重大的變遷，付上代價。未來的世界，則由你們去創造。生於安逸而長於憂患是困難重重。但我仍然相信，是你們帶領香港進入更美好的未來，你們就是我們的未來。
作者是突破機構總幹事
A30 | MP+觀點 | 來函 | By 鍾耀斌 2009-11-05
「創意」是「不去排除所有的可能性」
本人一向是突破機構的支持者，但對近日總幹事所發表的文章感到有點莫名，故撰此文回應，希望湊湊熱鬧，引發更多青年工作者的討論。
我不嘗試去猜想梁的寫作動機，但字裏行間給人的感覺就是「倒」政府是不當的行徑，我們，特別是年輕人，應避免這樣想、這樣做，否則就是給媒體愚弄了。所引用的例證包括現今社會跟過往比較已是「居者有其屋」、「學者有其校」、「病者有其醫」、「行者有其車」，口吻有點像當年羅太告誡年輕人最不該批評政府一樣。看到這裏，我心裏委實有點不舒服，梁是開展香港創意的一位表表者，為什麼要撰文去排除這個能改變現象的一種合法可能性呢？這些現象包括貧富懸殊、就業問題、文化保育、政改停滯，以及高地價政策等。
回應梁永泰博士
「倒」是個政治上的禁忌，但我想到了孫中山、毛澤東、甘地、曼德拉、馬丁路德金等，他們所用的方法或許有別，但都離不開一個「倒」字，「倒」不一定要指血流成河的革命，它亦可以是「變」的另一種形態，美國民主黨在大選中獲勝，把共和黨推倒，這也是靠人民自身的力量，只要政治制度完善，所有的「倒」也只是政黨的和平更替，又有什麼原因需要避諱呢？
基督教的智慧提醒我們要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祈禱，我同意湯漢主教所提出的呼籲，要為所有在政府裏工作的人祈禱，求天父給他們智慧，但這也不排除用「倒」的方法去解決現今在社會上出現的種種矛盾。我同意梁所指出的，「香港的出路是要靠自己，政府的局限就是民間的開始」，民間的力量是多樣和多元化的，並且具備大量創意，若政府為了保護既得利益者的權利而刻意阻撓，這只會把香港這片美麗的土地賠上，這樣真的非「倒」不可。試想，香港的價值和獨有之處就是在於它的「不同」，若我們不去排除所有的可能性，年輕一代才有真正的希望。
「默默忍受」或是「推倒重來」也是需要付出膽量和勇氣的，是年輕人面對苦難與困境時的考驗與磨練。這裏我不是全盤否定梁的看法，只是想鼓勵在不同的改革道路上，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未來不是單靠『倒』政府出來的」，或許會更鼓勵創意，更有說服力。
Ming Pao Daily News
P03 | 周日話題 | By 吳國偉 2009-11-08
政府「河蟹」出青年的未來？ —— 與梁永泰先生商榷
文吳國偉最大福音派非政府機構「突破」現任總幹事梁永泰先生在11 月3 日明報論壇，發表對青年人的「勸勉」，指摘現時香港社會是M 型化後的兩極衝突，社會問題衆多，傳媒泛民卻發動民粹，抹黑慳電膽事件「未審先判」。他又指香港政府所有的政策失誤，都是因為殖民之後，港人治港過程必然有的錯失。梁先生又指今天香港現今的生活比以前好，要求青年人要在政府的「局限」開始，做好自己與國內青年「比並」。他認為香港未來很有優勢：內地城市化要學香港、幫助美國瞭解中國、教會辦學促成香港法治文明靈性道德、優良公務員質素。總的是青年人的未來要靠自己，不要「倒」政府。全篇分析粗糙，張冠李戴，是非不分，粉飾暴政，挾「青年」急求以「反倒曾」（前人「愛董」，今人「愛曾」？）上位，實為通識教育的經典反例。
豈能放過慳電膽事件？
對近日新聞稍有瞭解，又或是今年新任通識科的老師學生，都知道最能表彰「未審先判」精神的，是強推驗毒計劃違反了基本法治原則「無罪推定」。相反，慳電膽事件由政府內部泄出，經傳媒窮追、議員跟進、官員學習如何改善政策，結果避免了不合理加電費和傷害窮困基層市民，實在是少有的善事。曾特首作為首長，處理此項政策的個人情感層次（參見日前田北辰勸特首要感性）、政策能力（社民連議員批評政策出台前的法理基礎）、概念理論能力（經濟日報通識版論慳電不等于環保）、與市民溝通（黃毓民批評特首高官不了解公屋採用光管，沒有鎢絲燈燈座）、危機處理（香港大學民意調查中心指曾蔭權民調評分新低）等等衆多議題，涉及豐富的多角度思考，深入探究，有望達到通識教育「使學生成為對社會有責任感的好公民」的宗旨。然而梁先生居然以「未審先判」來將之勾銷，此中緣由是進行議題探究時，抹殺了政治分析及反省的角度。也許是梁先生的政治立場太支持政府，正好看不見政治參與及批判思考的正面作用。
既然梁先生的政治分析付之闕如，他對香港進步的評估就可以完全無視現實的複雜性，一句「今天的生活好過以前」，以「大話」（grandnarrative）將過去特區政府的施政失誤再次勾銷。香港如果曾經有「進步」，我們要問的是誰承受政策失誤帶來的傷害，誰又在當中得益？看來梁先生真要好好進修通識科，「香港社會」單元中的「生活質素」，教育局的網上資源也有相關概念的介紹。事實上近期菜園村事件及之前連串重建保育議題，反映的並不是人人認同現在香港的生活比以前進步：多了鐵路，多了大商場，人真的生活得好了嗎？「本土行動」、「獨立媒體」、「八樓」、「批判地理學會」等等新世代公民社會運動響亮地回應了一句「不」！梁先生的政治立場與青年脫節，以至他對「進步」停留于直覺式思考，又如何可以在議題上深入由天星至皇后、由喜帖街到觀塘重建、菜園村以至廣深港鐵路的討論，在思考方法上涵蓋政府角色的多角度思考？
「港式優勢」不切實際
至於梁先生對香港青年的未來，四個所謂優勢都是脫離現實的大話。內地城市化要學香港？深圳創業板一開市市值已超過了有十年曆史的香港創業板。幫助美國瞭解中國？香港的「文化交錯」根本沒有進行「文化對話」更談不上「文化共構」——而且美國有需要經過香港來瞭解中國嗎？教會辦學促成香港法治文明靈性道德？香港基督教右派在學校內違反了多少法治？他們強推福音、「一校一宗教」扼殺了多少自由靈魂？那些教會為爭取多辦幾間戒毒學校，支持明顯違反「無罪推定」的法治支柱的驗毒計劃，又有多少基礎及實例去支持國內的人權及維權運動？香港要有未來，我們要的不是更多的大話，而是做好認識自己的基礎工夫。
一如明光社陣營早前試圖以「道德」對社會文化作出極保守的基督教右派策略性動員，並在當中取得政治利益，作為另一個基督教影響社會的窗口「突破」，同樣借「青年」之名對社會進步力量進行其激進右派的訓斥。公民社會與香港整個教會必須警覺當中的利害，在欣賞教會進行社會服務的同時，也應注意香港教會是否做好先知的位份，面對不公義時要發聲，抵禦危害社會發展的「河蟹」論述。
香港的未來，不是「河蟹」可以營造出來的。香港回歸以來，青年人每每在社會轉變中受損，成為一代「下流」青年。筆者喜見青年人在困局中起來，反對宗教霸權、反對校園驗毒、向中央上書詰難無理打壓維權律師，以至日前「倒」曾。這些青年以純潔心靈為公民社會為社會公義敢於發聲，在他們生命中「trial and error」，在石縫中掙扎出上一代香港人以「搵食」出賣了的主體性。在trial and error 中，青年人需要的支援不是河蟹政治，青年發展要的是在「行動——反思」中深化自己。願上主與他們同在。這些「倒」政府的青年，就是香港的未來，更是香港的現在。
@大公神學工作室 theofrankie@gmail.com
青年人，將臨的起義
黃宇軒 2009-11-08 明報
蕭伯納有句話大意是這樣的：三十歲前不相信共產主義的人是愚昧的，但三十歲後還相信共產主義則是更大的愚昧。這句話，經常被那些曾經激進叛逆、曾經火紅過的成年人拿來合理化他們他朝的選擇。引用這句話的人，潛台詞是，青年人帶點反叛無視建制權威，不過是血氣方剛；不然，就是說青年人都看不清世界的複雜性。然而，將這些說法放于當下，似乎掩蓋了重要的事實：在過去二十年，綜觀全球已發展國家，青年人面對由社會制度加諸身上的挫敗感不斷增加，看來已到了某種臨界點。在許多城市，與其說青年人不再是明日世界的主人，不如說他們就是最被邊緣化的一群，在英國，三分一失業人口是廿五歲或以下的，而西班牙的青年失業率更達至四成。
金融危機到來後，政府在今年初急急推出四千元大學生實習計劃，正好暴露了在資本主義起伏之時，政府非常害怕剛投入勞動力市場的青年人首當其沖，進入失業大軍。這種舉措，呼應了過去十年，歐洲青年失業率升至百分之二十，各國政府與資本家不斷創造短期，臨時、實習等彈性職位，企圖部分吸納這些勞動力的情況。然而這些勉強找到工作的青年人，面對的不過是活在惶恐中的生活。在英國，已有人用「IPOD 一代」來形容這些青年，缺乏保障（Insecure）、備受壓力（Pressured）、被收重稅（Overtaxed）與周身債（Debt- ridden）。
這些形容詞，又何嘗不可放在香港青年人身上？特別是在考試制度中失利，無法接受大學教育的青年人，被強迫進入政府所「創作」的資歷架構層級中，消費其他的證書、文憑等，積下更多債務。這些所謂促進終身學習的修辭，真正指向的會否就是只有終身學習，別無其他？ 在法國，社會科學學者把這些青年稱為「不穩的一代」（Génération Précaire），指他們實際上賺得的金錢，還遠比二次大戰後成長的一代人少，而且更缺乏安全感。而後來我們都知道，那一代人對社會制度的不滿，後來都爆發于上世紀六○年代末一系列的街頭示威中。那麼，當下的不穩的一代呢？
希臘大選左翼壓倒勝利
剛過去不久十月希臘大選，左翼社會主義運動黨（PASOK）獲得史無前例的壓倒性勝利；這次選舉結果，其實深受○八年底雅典一場大規模示威行動影響。而那次影響力遍及整個歐洲，青年人衝擊警察與政府的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可謂象徵了千禧年以來青年對前境徹底失望的憤怒。若我們回望過去數年，同類型的衝擊權威，癱瘓整個城市的暴力行動，都曾在法國、智利和西班牙發生，甚至持續上數月。不同的只是，觸動這些青年人神經的關鍵事件各異而已，例如在希臘，○八年十二月六日警察槍殺一名十五歲學生，是直接導致一系列反政府行動的導火線。但同時連結著這些行動的，都是青年普遍對當下勞動狀況與社會結構的極度厭惡，這些情緒並沒有讓他們成為爭取更好待遇的壓力團體，而是讓他們進一步提出有關公義平等的普遍訴求。讓人意外的可能是，把這些行動力量積聚起來的，竟是一本不到一百四十頁的書。一九六七年，德博（GuyDebord） 發表了《奇觀社會》（The society of thespectacle）一書，延伸了馬克思異化（alienation）的概念，論述現代消費社會如何利用奇觀磨滅人性。這本不到一百三十頁的小書一石激起千重浪，成為了青年發動一九六八運動的重要思想資源。四十年後，一班法國大學生自稱為隱形委員會（theInvisible Committee），跟隨德博的步伐，寫下《將臨的起義》（The Coming Insurrection）一書。他們刻意模仿德博的筆觸，批判過去三十年全球資本主義不斷引發的各種危機，開宗明義在書首寫道「不論從哪角度來看，當下，都是沒出路可言的」，並呼吁讀者直接行動，對剝削者實行無政府主義式的抵抗，帶來將臨的起義。
思想在歷史上從來都可以是危險的，當權者比任何人都清楚。因此這書出版不久，引發了幾浪的青年運動，法國政府去年十一月就在Tarnac 拘捕和起訴了九名學生，指他們「疑似」該書作者，並策劃恐怖活動。這次拘捕，引來法國幾乎所有公共知識分子的聲援，也加速了這些「危險思想」在歐美散播，牽起行動，最有實際政治結果的就是上述希臘大選結果「向左轉」。《將臨的起義》無疑用震動人心的詞藻道出了許多真實。左翼經濟學家們早就預言，資本主義發展有其周期，也稱康德拉捷夫長波（Kondratievwave），當下去工業化讓低技術勞動大幅消失于已發展國家，過剩的勞動力與資本如何被吸納，是天曉得的問題。同時社會學家RichardSennett 也提出，剩下的工作變得過度彈性化，讓有工作的人也全沒依靠可言（這一點，許寶強教授多番在報章論及）。誰還敢跟青年人繼續說往日美麗的謊言？
圍禮賓府行動打破謊言
在這種脈絡下看，在網上發動群衆十一月一日包圍禮賓府的青年人，發動的就是為了打破謊言的行動。用策劃者Bill 的說法，他與同代朋友的親身經歷，讓他們完全無法理解當權者常掛在口邊的「知識型經濟」和「終身學習」所謂何物。「咩野副學士，都系政府搞出嚟等失業率唔好咁高，邊個高官仔女會讀？有無認受性？」「我想做電工之嘛，有牌有經驗，仲點進修？」短短兩句話，道出的真實遠比政府有關知識型經濟的文件多。也只有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才能明白當天為何有比參加者多數倍以上的警察在守候他們；當《將臨的起義》被翻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霍士新聞頻道的主持人Glenn Beck 在節目中，用了整整七分鐘怒責那是最危險的書。當真相被道出，自然是要千方百計封殺的，這是我們看Matrix 就能知曉的事。《將臨的起義》還沒被譯成中文，但那種情緒已來到我城。縱然傳媒都只報道說這是一次「倒曾」行動，但只要稍到他們的facebook 群組一看，就會見到他們第一項理念就是要批判曾蔭權漠視貧富懸殊：這是從所謂「失落的第四代」出發，伸張開來的公義綱領，恰恰呼應著歐洲各國青年的行動。
社會學學者孔誥烽曾在一篇題為「論說六七」的文章中分析，六七年「暴動」的回憶經常被不同社會力量重構，所有提出公義，針對不平等的行動都不知不覺被恐左的意識消融，「一切激進思想與行動，都被視為破壞繁榮安定，理應予以清除的毒素」。在當下的歷史情景，青年人再次提出公義，針對抵抗不平等的社會，遙遙呼應著其他城市的直接行動，不難想像，也很快會被多重社會力量重構。突破機構總幹事梁永泰日前在報章撰文質問這班青年人， 「解決社會的困難，是靠倒政府出來的嗎？」無疑就是把清晰的平等要求，消解為純粹破壞性、反社會的行為。他也說，「社會上仍然存在許多問題，但我們不能期望政府改變一切事情」。諷刺的是，這兩句說話正好提醒，歷史告訴我們，未來經常都是靠「倒」現在的政府而改變的，而我們當然不能期望政府改變一切事情，尤其當那是個腐敗和非民主政府的時候。正如梁永泰所言「未來的世界，由你們去創造」，這定當是《將臨的起義》一班作者最能認同的話。
明報
健吾 2009-11-14
年輕人，靠自己？
突破機構的梁永泰先生看着眼底下的香港有着有增無減的怨氣，如果時間是屬於「年輕一代」的一邊，問青年「人」：未來是不是靠倒曾而來？梁先生一文引起網上一些不大不小的討論：「社會上仍然存在許多問題，但我們不能期望政府改變一切事情……青年人，香港的出路是要靠自己……青年人，苦難與困境，是鍛煉我們生命的最佳機會。我們的父母在戰亂長大，是我們的榜樣。我們這一代面對歷史重大的變遷，付上代價。未來的世界，則由你們去創造。生於安逸而長於憂患是困難重重。但我仍然相信，是你們帶領香港進入更美好的未來， 你們就是我們的未來。」
我記得，在中文課的時候，老師叫我不要寫「青年人」，因為青年應一定是人，正如母親一定是雌性，不需要強調「雌性母親」一樣。但我也由心感謝梁先生，至少，他當「我們」是人。但是，我以為，一個叫突破的機構，是知道面對窒息的、不平的、不合理的現象，用一己之力突破現狀，是會鼓勵青年「人」多點創意地去求出路，多於苦口婆心的勸戒的。
青年「人」窘境是大家都沒有出路
立法會辯論《施政報告》，李卓人議員提及Ｙ世代的出路問題。他說： 「什麼是Ｙ世代，是1980 年代出身的人。」我想，很有趣，因為他所指的Ｙ世代，對我所認知，不是以出身年份作計算，而是以出生年份作定調的。Ｘ世代是後Baby Boomer，Ｙ世代其實是1981 年打後10 年至15 年，而現在國內談得很火的青少年現象叫90 後。議員把我們在報章上說過的觀點，炒成一碟語氣激昂，鏗鏘有力的演辭。他說：「主席，最後我都想談一談年輕人的問題，即是Ｙ世代的問題，三無世代：無階梯、無前景、無穩定。為什麼他們會搞成這樣子？不是因為他們不努力，為什麼？就是我們這一代，我們現在這一群四仔時代：屋仔、車仔、老婆仔、ＢＢ仔。我們上晒岸啦，全部四仔啦，我們而家四仔年代的人，就全部位高權重，完全不理會Ｙ世代。」
李卓人議員的語氣激昂，陳述了一條簡單的社會學道理：制度是制度建立者去維護自己的權利的。我相信梁永泰先生也知道，青年「人」現在的窘境，不只是有人有怨氣，是大家都沒有出路。舉一個簡單得很的例子，在政府工作，有不少年輕的都是求穩定求無風浪，不望發達只望自己生活平平淡淡完了的人，有些人努力辛勤，為什麼可以連續六七年，都是合約員工，不提供長期服務的職位？是什麼原因？是因為我們的時間很便宜，不值得人去珍惜嗎？抑或是上層的公務員，都習慣用制度去保護自己，以肥上瘦下的思考方式去面對問題？
「你們」決定要怎樣處理這個社會？
在這種社會不平事的「世代討論」中，我們常常聽到「你們」和「我們」，我80 後生，勉強稱我為「我們」吧。我們有些人會倒曾，有些人會沉迷濫藥，有些人覺得香港很迷失，這兒很絕望，很迷惘。至少，有很多我的學生跟我說，他們都有失眠問題，不是他們通宵達旦地嬉戲，而是不能入睡，有人已經有30 個不同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可以做什麼。（剩下兩個是國內生，他們說因為國內的學生大都背城借一來香港讀書，所以不會想太多。）面對一天一天家人和朋友的無形壓力，他們天天都覺得抖不過氣。我看着他們，我不禁問一個問題，既得利益者總會嘗試用baby talk 去說： 「年輕人，靠自己」，「認清香港優勢」， 「知道自己的價值」，「不要以為倒曾（也許可以解讀成反對、抗爭）可以做到什麼」。他們不知道現在他們得到這些東西，有些人都不是因為他們能力很強，只是時代給他們機會而已。至少，我認識不少比我更有才華，認識更多事情的人，每天回去都看着一個又一個比自己白癡無知沒視野沒有國際概念、不進步不理解社會不知道世界要什麼的上司，為了一份工，就得唯命是從的工作，而且三天兩夜仍要聽着那些「這一代年輕人被動、沒主見、沒有深度、只愛在網上耍嘴皮子」這些批評，恍似社會變成今時今日的地步，是跟「他們」沒有關係似的。
李卓人議員，對，你們上位了，那你可以告訴我，「你們」決定要怎樣處理這個社會？你告訴我，你們想怎樣？你可以叫「你們」的朋友，以至你們的上一代仍在發光發熱的社會賢達們，集體離開這個香港，好等我們真的有權去決定香港的未來嗎？
青年人， 未來是靠「倒」政府出來的嗎？
青年Bill 張貼「倒」曾標語，年輕醫生律師夫婦抗議買不到樓，基層與中產青年同時「倒」政府，顯示年輕一代真的有許多怨氣。如果大前研一說的「M 型」社會是真的，那麼M 型的兩邊人都是充滿訴求。
實在是的，堅尼系數顥示香港貧富差距全球最大。數據顯示本地生產總值上升之時，貧窮線以下的市民卻同時增長。申領綜援人口有年輕化和高教育水平化的趨勢，顯示除了老人和單身爸爸媽媽，香港有一種「新貧窮人」。
但解決社會的困難，是靠「倒」政府出來的嗎？曾特首的慳電膽事件，與前梁司長的購車事件不一樣，媒介本應可以扮演開民智守道德的責任，卻放下公平和 Common Law 的精神，甚至落井下石。泛民主派在整個過程之中，一點也不民主，極盡民粹主義，難道美國小布殊的反恐手段，要在香港重演，未審先定罪？
香港政府在近期的政策有失誤，是在所難免。一個由殖民地過渡至港人治港的政府，自有許多嘗試與錯失（Trial and Error）。例如迪士尼公園（如今因上海拍板而前途黯淡）、文化保育太少（如天星的清拆）、高地價及八萬五政策（房屋太貴或驟跌）、工業太單薄（只重旅遊與金融）等。
香港的出路是要靠自己
但我們今天的生活是否比從前好？居者有其屋（不等於要買市區新大屋），學者有其校（由9 年至12 年免費教育），病者有其醫（免費醫療系統），行者有其車（公共交通發達）。社會上仍然存在許多問題，但我們不能期望政府改變一切事情。
青年人，香港的出路是要靠自己，政府的局限就是民間的開始。首先，我們要重視文化，不單是文化產業，而是作個文明的人。香港的出版事業一直蓬勃，因為有言論自由的空間。龍應台的《大江大海》，只有在香港可以出版。香港的電影有其原創性，連荷李活也要抄《無間道》。如果未來要大搞文化產業與創意工業，我們就要有廣闊的知識面和綜合能力，這是日本電影大師宮崎駿和久石讓的忠告。在此，通識教育可以是個好平台。
香港有何優勢？香港青年人面對國內龐大的人口（包括青年人），如何比併？在未來會否被邊緣化？我想， 未來是與我們同在（The future is on our side）。其一，香港人的城市生活經驗，對中國有參考價值。中國正在城市化，全國人口的50%，會從農村轉移至城市；城市的活力，可以參考香港的文化商場與國際研討。其二，是文化並兼，我們生下來就是文化交錯，有助中國面向世界，有助美國認識東方。其三，香港有法治精神，有文明的靈性與道德，這是本港教會辦學和宗教團體的成果。其四，香港的公務員比較清廉，有效率、重視溝通，尋求共識，市民又勇於表達。這些東西可以多發揮。
青年人，苦難與困境，是鍛煉我們生命的最佳機會。我們的父母在戰亂長大，是我們的榜樣。我們這一代面對歷史重大的變遷，付上代價。未來的世界，則由你們去創造。生於安逸而長於憂患是困難重重。但我仍然相信，是你們帶領香港進入更美好的未來，你們就是我們的未來。
作者是突破機構總幹事
A30 | MP+觀點 | 來函 | By 鍾耀斌 2009-11-05
「創意」是「不去排除所有的可能性」
本人一向是突破機構的支持者，但對近日總幹事所發表的文章感到有點莫名，故撰此文回應，希望湊湊熱鬧，引發更多青年工作者的討論。
我不嘗試去猜想梁的寫作動機，但字裏行間給人的感覺就是「倒」政府是不當的行徑，我們，特別是年輕人，應避免這樣想、這樣做，否則就是給媒體愚弄了。所引用的例證包括現今社會跟過往比較已是「居者有其屋」、「學者有其校」、「病者有其醫」、「行者有其車」，口吻有點像當年羅太告誡年輕人最不該批評政府一樣。看到這裏，我心裏委實有點不舒服，梁是開展香港創意的一位表表者，為什麼要撰文去排除這個能改變現象的一種合法可能性呢？這些現象包括貧富懸殊、就業問題、文化保育、政改停滯，以及高地價政策等。
回應梁永泰博士
「倒」是個政治上的禁忌，但我想到了孫中山、毛澤東、甘地、曼德拉、馬丁路德金等，他們所用的方法或許有別，但都離不開一個「倒」字，「倒」不一定要指血流成河的革命，它亦可以是「變」的另一種形態，美國民主黨在大選中獲勝，把共和黨推倒，這也是靠人民自身的力量，只要政治制度完善，所有的「倒」也只是政黨的和平更替，又有什麼原因需要避諱呢？
基督教的智慧提醒我們要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祈禱，我同意湯漢主教所提出的呼籲，要為所有在政府裏工作的人祈禱，求天父給他們智慧，但這也不排除用「倒」的方法去解決現今在社會上出現的種種矛盾。我同意梁所指出的，「香港的出路是要靠自己，政府的局限就是民間的開始」，民間的力量是多樣和多元化的，並且具備大量創意，若政府為了保護既得利益者的權利而刻意阻撓，這只會把香港這片美麗的土地賠上，這樣真的非「倒」不可。試想，香港的價值和獨有之處就是在於它的「不同」，若我們不去排除所有的可能性，年輕一代才有真正的希望。
「默默忍受」或是「推倒重來」也是需要付出膽量和勇氣的，是年輕人面對苦難與困境時的考驗與磨練。這裏我不是全盤否定梁的看法，只是想鼓勵在不同的改革道路上，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未來不是單靠『倒』政府出來的」，或許會更鼓勵創意，更有說服力。
Ming Pao Daily News
P03 | 周日話題 | By 吳國偉 2009-11-08
政府「河蟹」出青年的未來？ —— 與梁永泰先生商榷
文吳國偉最大福音派非政府機構「突破」現任總幹事梁永泰先生在11 月3 日明報論壇，發表對青年人的「勸勉」，指摘現時香港社會是M 型化後的兩極衝突，社會問題衆多，傳媒泛民卻發動民粹，抹黑慳電膽事件「未審先判」。他又指香港政府所有的政策失誤，都是因為殖民之後，港人治港過程必然有的錯失。梁先生又指今天香港現今的生活比以前好，要求青年人要在政府的「局限」開始，做好自己與國內青年「比並」。他認為香港未來很有優勢：內地城市化要學香港、幫助美國瞭解中國、教會辦學促成香港法治文明靈性道德、優良公務員質素。總的是青年人的未來要靠自己，不要「倒」政府。全篇分析粗糙，張冠李戴，是非不分，粉飾暴政，挾「青年」急求以「反倒曾」（前人「愛董」，今人「愛曾」？）上位，實為通識教育的經典反例。
豈能放過慳電膽事件？
對近日新聞稍有瞭解，又或是今年新任通識科的老師學生，都知道最能表彰「未審先判」精神的，是強推驗毒計劃違反了基本法治原則「無罪推定」。相反，慳電膽事件由政府內部泄出，經傳媒窮追、議員跟進、官員學習如何改善政策，結果避免了不合理加電費和傷害窮困基層市民，實在是少有的善事。曾特首作為首長，處理此項政策的個人情感層次（參見日前田北辰勸特首要感性）、政策能力（社民連議員批評政策出台前的法理基礎）、概念理論能力（經濟日報通識版論慳電不等于環保）、與市民溝通（黃毓民批評特首高官不了解公屋採用光管，沒有鎢絲燈燈座）、危機處理（香港大學民意調查中心指曾蔭權民調評分新低）等等衆多議題，涉及豐富的多角度思考，深入探究，有望達到通識教育「使學生成為對社會有責任感的好公民」的宗旨。然而梁先生居然以「未審先判」來將之勾銷，此中緣由是進行議題探究時，抹殺了政治分析及反省的角度。也許是梁先生的政治立場太支持政府，正好看不見政治參與及批判思考的正面作用。
既然梁先生的政治分析付之闕如，他對香港進步的評估就可以完全無視現實的複雜性，一句「今天的生活好過以前」，以「大話」（grandnarrative）將過去特區政府的施政失誤再次勾銷。香港如果曾經有「進步」，我們要問的是誰承受政策失誤帶來的傷害，誰又在當中得益？看來梁先生真要好好進修通識科，「香港社會」單元中的「生活質素」，教育局的網上資源也有相關概念的介紹。事實上近期菜園村事件及之前連串重建保育議題，反映的並不是人人認同現在香港的生活比以前進步：多了鐵路，多了大商場，人真的生活得好了嗎？「本土行動」、「獨立媒體」、「八樓」、「批判地理學會」等等新世代公民社會運動響亮地回應了一句「不」！梁先生的政治立場與青年脫節，以至他對「進步」停留于直覺式思考，又如何可以在議題上深入由天星至皇后、由喜帖街到觀塘重建、菜園村以至廣深港鐵路的討論，在思考方法上涵蓋政府角色的多角度思考？
「港式優勢」不切實際
至於梁先生對香港青年的未來，四個所謂優勢都是脫離現實的大話。內地城市化要學香港？深圳創業板一開市市值已超過了有十年曆史的香港創業板。幫助美國瞭解中國？香港的「文化交錯」根本沒有進行「文化對話」更談不上「文化共構」——而且美國有需要經過香港來瞭解中國嗎？教會辦學促成香港法治文明靈性道德？香港基督教右派在學校內違反了多少法治？他們強推福音、「一校一宗教」扼殺了多少自由靈魂？那些教會為爭取多辦幾間戒毒學校，支持明顯違反「無罪推定」的法治支柱的驗毒計劃，又有多少基礎及實例去支持國內的人權及維權運動？香港要有未來，我們要的不是更多的大話，而是做好認識自己的基礎工夫。
一如明光社陣營早前試圖以「道德」對社會文化作出極保守的基督教右派策略性動員，並在當中取得政治利益，作為另一個基督教影響社會的窗口「突破」，同樣借「青年」之名對社會進步力量進行其激進右派的訓斥。公民社會與香港整個教會必須警覺當中的利害，在欣賞教會進行社會服務的同時，也應注意香港教會是否做好先知的位份，面對不公義時要發聲，抵禦危害社會發展的「河蟹」論述。
香港的未來，不是「河蟹」可以營造出來的。香港回歸以來，青年人每每在社會轉變中受損，成為一代「下流」青年。筆者喜見青年人在困局中起來，反對宗教霸權、反對校園驗毒、向中央上書詰難無理打壓維權律師，以至日前「倒」曾。這些青年以純潔心靈為公民社會為社會公義敢於發聲，在他們生命中「trial and error」，在石縫中掙扎出上一代香港人以「搵食」出賣了的主體性。在trial and error 中，青年人需要的支援不是河蟹政治，青年發展要的是在「行動——反思」中深化自己。願上主與他們同在。這些「倒」政府的青年，就是香港的未來，更是香港的現在。
@大公神學工作室 theofrankie@gmail.com
青年人，將臨的起義
黃宇軒 2009-11-08 明報
蕭伯納有句話大意是這樣的：三十歲前不相信共產主義的人是愚昧的，但三十歲後還相信共產主義則是更大的愚昧。這句話，經常被那些曾經激進叛逆、曾經火紅過的成年人拿來合理化他們他朝的選擇。引用這句話的人，潛台詞是，青年人帶點反叛無視建制權威，不過是血氣方剛；不然，就是說青年人都看不清世界的複雜性。然而，將這些說法放于當下，似乎掩蓋了重要的事實：在過去二十年，綜觀全球已發展國家，青年人面對由社會制度加諸身上的挫敗感不斷增加，看來已到了某種臨界點。在許多城市，與其說青年人不再是明日世界的主人，不如說他們就是最被邊緣化的一群，在英國，三分一失業人口是廿五歲或以下的，而西班牙的青年失業率更達至四成。
金融危機到來後，政府在今年初急急推出四千元大學生實習計劃，正好暴露了在資本主義起伏之時，政府非常害怕剛投入勞動力市場的青年人首當其沖，進入失業大軍。這種舉措，呼應了過去十年，歐洲青年失業率升至百分之二十，各國政府與資本家不斷創造短期，臨時、實習等彈性職位，企圖部分吸納這些勞動力的情況。然而這些勉強找到工作的青年人，面對的不過是活在惶恐中的生活。在英國，已有人用「IPOD 一代」來形容這些青年，缺乏保障（Insecure）、備受壓力（Pressured）、被收重稅（Overtaxed）與周身債（Debt- ridden）。
這些形容詞，又何嘗不可放在香港青年人身上？特別是在考試制度中失利，無法接受大學教育的青年人，被強迫進入政府所「創作」的資歷架構層級中，消費其他的證書、文憑等，積下更多債務。這些所謂促進終身學習的修辭，真正指向的會否就是只有終身學習，別無其他？ 在法國，社會科學學者把這些青年稱為「不穩的一代」（Génération Précaire），指他們實際上賺得的金錢，還遠比二次大戰後成長的一代人少，而且更缺乏安全感。而後來我們都知道，那一代人對社會制度的不滿，後來都爆發于上世紀六○年代末一系列的街頭示威中。那麼，當下的不穩的一代呢？
希臘大選左翼壓倒勝利
剛過去不久十月希臘大選，左翼社會主義運動黨（PASOK）獲得史無前例的壓倒性勝利；這次選舉結果，其實深受○八年底雅典一場大規模示威行動影響。而那次影響力遍及整個歐洲，青年人衝擊警察與政府的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可謂象徵了千禧年以來青年對前境徹底失望的憤怒。若我們回望過去數年，同類型的衝擊權威，癱瘓整個城市的暴力行動，都曾在法國、智利和西班牙發生，甚至持續上數月。不同的只是，觸動這些青年人神經的關鍵事件各異而已，例如在希臘，○八年十二月六日警察槍殺一名十五歲學生，是直接導致一系列反政府行動的導火線。但同時連結著這些行動的，都是青年普遍對當下勞動狀況與社會結構的極度厭惡，這些情緒並沒有讓他們成為爭取更好待遇的壓力團體，而是讓他們進一步提出有關公義平等的普遍訴求。讓人意外的可能是，把這些行動力量積聚起來的，竟是一本不到一百四十頁的書。一九六七年，德博（GuyDebord） 發表了《奇觀社會》（The society of thespectacle）一書，延伸了馬克思異化（alienation）的概念，論述現代消費社會如何利用奇觀磨滅人性。這本不到一百三十頁的小書一石激起千重浪，成為了青年發動一九六八運動的重要思想資源。四十年後，一班法國大學生自稱為隱形委員會（theInvisible Committee），跟隨德博的步伐，寫下《將臨的起義》（The Coming Insurrection）一書。他們刻意模仿德博的筆觸，批判過去三十年全球資本主義不斷引發的各種危機，開宗明義在書首寫道「不論從哪角度來看，當下，都是沒出路可言的」，並呼吁讀者直接行動，對剝削者實行無政府主義式的抵抗，帶來將臨的起義。
思想在歷史上從來都可以是危險的，當權者比任何人都清楚。因此這書出版不久，引發了幾浪的青年運動，法國政府去年十一月就在Tarnac 拘捕和起訴了九名學生，指他們「疑似」該書作者，並策劃恐怖活動。這次拘捕，引來法國幾乎所有公共知識分子的聲援，也加速了這些「危險思想」在歐美散播，牽起行動，最有實際政治結果的就是上述希臘大選結果「向左轉」。《將臨的起義》無疑用震動人心的詞藻道出了許多真實。左翼經濟學家們早就預言，資本主義發展有其周期，也稱康德拉捷夫長波（Kondratievwave），當下去工業化讓低技術勞動大幅消失于已發展國家，過剩的勞動力與資本如何被吸納，是天曉得的問題。同時社會學家RichardSennett 也提出，剩下的工作變得過度彈性化，讓有工作的人也全沒依靠可言（這一點，許寶強教授多番在報章論及）。誰還敢跟青年人繼續說往日美麗的謊言？
圍禮賓府行動打破謊言
在這種脈絡下看，在網上發動群衆十一月一日包圍禮賓府的青年人，發動的就是為了打破謊言的行動。用策劃者Bill 的說法，他與同代朋友的親身經歷，讓他們完全無法理解當權者常掛在口邊的「知識型經濟」和「終身學習」所謂何物。「咩野副學士，都系政府搞出嚟等失業率唔好咁高，邊個高官仔女會讀？有無認受性？」「我想做電工之嘛，有牌有經驗，仲點進修？」短短兩句話，道出的真實遠比政府有關知識型經濟的文件多。也只有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才能明白當天為何有比參加者多數倍以上的警察在守候他們；當《將臨的起義》被翻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霍士新聞頻道的主持人Glenn Beck 在節目中，用了整整七分鐘怒責那是最危險的書。當真相被道出，自然是要千方百計封殺的，這是我們看Matrix 就能知曉的事。《將臨的起義》還沒被譯成中文，但那種情緒已來到我城。縱然傳媒都只報道說這是一次「倒曾」行動，但只要稍到他們的facebook 群組一看，就會見到他們第一項理念就是要批判曾蔭權漠視貧富懸殊：這是從所謂「失落的第四代」出發，伸張開來的公義綱領，恰恰呼應著歐洲各國青年的行動。
社會學學者孔誥烽曾在一篇題為「論說六七」的文章中分析，六七年「暴動」的回憶經常被不同社會力量重構，所有提出公義，針對不平等的行動都不知不覺被恐左的意識消融，「一切激進思想與行動，都被視為破壞繁榮安定，理應予以清除的毒素」。在當下的歷史情景，青年人再次提出公義，針對抵抗不平等的社會，遙遙呼應著其他城市的直接行動，不難想像，也很快會被多重社會力量重構。突破機構總幹事梁永泰日前在報章撰文質問這班青年人， 「解決社會的困難，是靠倒政府出來的嗎？」無疑就是把清晰的平等要求，消解為純粹破壞性、反社會的行為。他也說，「社會上仍然存在許多問題，但我們不能期望政府改變一切事情」。諷刺的是，這兩句說話正好提醒，歷史告訴我們，未來經常都是靠「倒」現在的政府而改變的，而我們當然不能期望政府改變一切事情，尤其當那是個腐敗和非民主政府的時候。正如梁永泰所言「未來的世界，由你們去創造」，這定當是《將臨的起義》一班作者最能認同的話。
明報
健吾 2009-11-14
年輕人，靠自己？
突破機構的梁永泰先生看着眼底下的香港有着有增無減的怨氣，如果時間是屬於「年輕一代」的一邊，問青年「人」：未來是不是靠倒曾而來？梁先生一文引起網上一些不大不小的討論：「社會上仍然存在許多問題，但我們不能期望政府改變一切事情……青年人，香港的出路是要靠自己……青年人，苦難與困境，是鍛煉我們生命的最佳機會。我們的父母在戰亂長大，是我們的榜樣。我們這一代面對歷史重大的變遷，付上代價。未來的世界，則由你們去創造。生於安逸而長於憂患是困難重重。但我仍然相信，是你們帶領香港進入更美好的未來， 你們就是我們的未來。」
我記得，在中文課的時候，老師叫我不要寫「青年人」，因為青年應一定是人，正如母親一定是雌性，不需要強調「雌性母親」一樣。但我也由心感謝梁先生，至少，他當「我們」是人。但是，我以為，一個叫突破的機構，是知道面對窒息的、不平的、不合理的現象，用一己之力突破現狀，是會鼓勵青年「人」多點創意地去求出路，多於苦口婆心的勸戒的。
青年「人」窘境是大家都沒有出路
立法會辯論《施政報告》，李卓人議員提及Ｙ世代的出路問題。他說： 「什麼是Ｙ世代，是1980 年代出身的人。」我想，很有趣，因為他所指的Ｙ世代，對我所認知，不是以出身年份作計算，而是以出生年份作定調的。Ｘ世代是後Baby Boomer，Ｙ世代其實是1981 年打後10 年至15 年，而現在國內談得很火的青少年現象叫90 後。議員把我們在報章上說過的觀點，炒成一碟語氣激昂，鏗鏘有力的演辭。他說：「主席，最後我都想談一談年輕人的問題，即是Ｙ世代的問題，三無世代：無階梯、無前景、無穩定。為什麼他們會搞成這樣子？不是因為他們不努力，為什麼？就是我們這一代，我們現在這一群四仔時代：屋仔、車仔、老婆仔、ＢＢ仔。我們上晒岸啦，全部四仔啦，我們而家四仔年代的人，就全部位高權重，完全不理會Ｙ世代。」
李卓人議員的語氣激昂，陳述了一條簡單的社會學道理：制度是制度建立者去維護自己的權利的。我相信梁永泰先生也知道，青年「人」現在的窘境，不只是有人有怨氣，是大家都沒有出路。舉一個簡單得很的例子，在政府工作，有不少年輕的都是求穩定求無風浪，不望發達只望自己生活平平淡淡完了的人，有些人努力辛勤，為什麼可以連續六七年，都是合約員工，不提供長期服務的職位？是什麼原因？是因為我們的時間很便宜，不值得人去珍惜嗎？抑或是上層的公務員，都習慣用制度去保護自己，以肥上瘦下的思考方式去面對問題？
「你們」決定要怎樣處理這個社會？
在這種社會不平事的「世代討論」中，我們常常聽到「你們」和「我們」，我80 後生，勉強稱我為「我們」吧。我們有些人會倒曾，有些人會沉迷濫藥，有些人覺得香港很迷失，這兒很絕望，很迷惘。至少，有很多我的學生跟我說，他們都有失眠問題，不是他們通宵達旦地嬉戲，而是不能入睡，有人已經有30 個不同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可以做什麼。（剩下兩個是國內生，他們說因為國內的學生大都背城借一來香港讀書，所以不會想太多。）面對一天一天家人和朋友的無形壓力，他們天天都覺得抖不過氣。我看着他們，我不禁問一個問題，既得利益者總會嘗試用baby talk 去說： 「年輕人，靠自己」，「認清香港優勢」， 「知道自己的價值」，「不要以為倒曾（也許可以解讀成反對、抗爭）可以做到什麼」。他們不知道現在他們得到這些東西，有些人都不是因為他們能力很強，只是時代給他們機會而已。至少，我認識不少比我更有才華，認識更多事情的人，每天回去都看着一個又一個比自己白癡無知沒視野沒有國際概念、不進步不理解社會不知道世界要什麼的上司，為了一份工，就得唯命是從的工作，而且三天兩夜仍要聽着那些「這一代年輕人被動、沒主見、沒有深度、只愛在網上耍嘴皮子」這些批評，恍似社會變成今時今日的地步，是跟「他們」沒有關係似的。
李卓人議員，對，你們上位了，那你可以告訴我，「你們」決定要怎樣處理這個社會？你告訴我，你們想怎樣？你可以叫「你們」的朋友，以至你們的上一代仍在發光發熱的社會賢達們，集體離開這個香港，好等我們真的有權去決定香港的未來嗎？
假如周秀娜是第四代學者
P02 |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 | By 沈旭暉 2009-11-08 明報
第四代公式系列 假如周秀娜是第四代學者……
上月，筆者在中文大學一個高桌晚宴演講，題目是「香港威尼斯化的未來」，席間難免觸及第四代香港人的灰暗前路。有同學問目前有誰在第四代能另辟蹊徑，我沖口而出，倒不如研究周秀娜。當夜，和中大一名高層聊天，他說不少改革派同僚真的十分欣賞「周秀娜精神」。於是，報章安排了這個對談。我原來並不知道她怎樣家傳戶曉，直到友人得悉這對談後反應空前，女友在Facebook 看見對談照片而發脾氣中，我才知道「周秀娜」這符號確實充滿可塑性。既然媒體把她梳理了千百遍，她的intensive moment 又不屬於你我他，大家倒不如去除她的藝人身分，幻想她是一個掙扎求存的第四代學者。那樣我們會恍然，她做的暗合社會科學章法，同時也在嘗試建構新規範。也就是和我們嘗試做的一樣。
文 沈旭暉 攝影葉漢華
建構規範（Norm Construction）「經濟差了，我們的生存空間才大了」
周秀娜（Chrissie）是十歲來港的新移民，沒有特別家庭背景，身高不足以當傳統模特兒，中五畢業，第一份工作是售貨員。今天，她卻成了「?模」這個品種的代言人，過程不可能沒有計算。問她這品種的來由，她出乎意料地學術，第一句就說出「結構性原因」：「其實這個品種一直存在，不過應該因為去年開始經濟差了，我們的生存空間才大了。」問題是，這個一直存在的品種，以往產生不了周秀娜。用學術話語包裝，她懂得建構規範：由於加入娛樂圈的舊平台被壟斷了，唯有?模是生態尚待開發的處女地，但她們不是正統模特兒，「大家做的東西不同，受注目程度不高，我們以往不受media 注意的。」由於她的背景只能當?模，?模偏偏「以往不受media 注視」（即她不能入門），於是，她唯有改造社會規範，讓社會注視?模，結果她不但入了門，更開始明白只要通過行動取得定義成功?模的話語權，短期內，她就可以設定遊戲規則。這些規範不但讓後來者效法，也能防止傳統模特兒「降呢」競爭，對此她也有意識： 「其實我哋無得爭嘅，正統貴吖嘛，呵呵。」
——按同一邏輯，假如Chrissie 是學者，她大概會因為自己的先天背景選擇研究新移民來入門，命名這門研究為「田野新移民學」，以「身為新移民」和「第一人稱參與」為規範，再以在街道飾演新移民非法勞工來觀察社會反應等出位行徑為個案研究，讓主流學術人難以競爭。
市場壁壘（Entry Barrier）「如果早知道這麼多人閙，我會照出，而且double」
製造規範後，她有清晰意志保持市場優勢，為後來者製造市場壁壘——我們應這樣理解牙膏寫真、攬枕和科大演講。「寫真其實在日本很流行。大家認識我，因為水著、比堅尼封面、旅遊書，問我介不介意，我當然不介意。我覺得性感可以分好多種，我一定要自己過到自己嗰關，也要食到大家的潮流。」她意識到要不斷嘗試新元素，但不知道哪些新元素會成功，直到出現攬枕：「我沒想過這麼多人出來閙咯，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如果一早知道這麼多人閙，我一定會照出，而且程度double。」有人以為門檻就是寫真、攬枕，就是 AV 與偶像之間俘虜宅男的灰色地帶，其實，她成功製造的門檻，應是社會回響。「寫真、攬枕之後，很奇怪，我才發現做了這些以後，做什麼也有人閙。我到科大講 talk，我預了，無論講得多好、多差，都一定有人勁閙，有了既定形象，覺得：你就是這樣啦。」換句話說，這些都是計算之內。她目前似乎還在提高門檻，於是她會crossover 不同行業的人，把她引起的爭議燃燒到不同行頭——直到自己轉型成功。
——假如她是學者，她大概會在入行後搞一個國際新移民性工作研討會，以公共知識分子身分挺身而出控訴資本主義全球化壓逼各地新移民，把與會者組織起來，得到媒體注視後，婦女團體和國際左翼基金會會開始賞識提供經費。有了經費，再集團式請助手做個案訪談，後來者只有投靠門下，開始「屈機」，正統學界會另眼相看。
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我怕之後的路，會因為其他人知道而更加難行」
媒體眼中的 Chrissie 十分強硬，但她身上反映的，還有一股不安全感，因為她明白?模之路不能持久。「數年後仲用攬枕？Out 咗啦！」她坦言現在已開始轉型，特別是拍電影：「人人都有野心的。當你做一份工作的時候，認識的人愈多，工作範疇愈多，你就希望不會永遠停留在這個位，否則再做下去也沒有意思。」她強調入行無心插柳，現在卻變得有部署，因為她覺得「這個圈子比大家所接觸到的更講求速度感（學界可考慮加入「速度感」為專有名詞），成件事情太快，大家認識我，才短短一年」，令她有危機感。「其實，我怕的不是別人不認識我。我怕的是之後的路，會因為其他人認識我而更加難行。」二十四歲的人意識到這個危機，並不簡單，不少身邊四、五十歲的前輩曾經風光，不懂知所進退，就是不能看穿。她自言會以兩、三年確定自己能否轉型成功，「如果我真的做了一段時間，自己也覺得不進步、不適合，我不會留，不會在這裡『藕』。」至於什麼是成功，「如果有一日我在街，人家不是話周秀娜你好靚，而是說你做戲很掂，我就覺得成功了。」然後，她以kawaii 聲說了一句「我真系好中意睇你做戲㗎」，闡明自己「神級」的終極追求。
——她對答很懂避重就輕，例如問她是否覺得走紅增加權力，她立刻補充說「恰恰相反，不會揀飲擇食」。但自言假如不是藝人也一定以同樣心態工作的她，不像沒有權力欲： 「就算單是做waitress，或者sales，我都一定要做最top 嗰個，然後我要做經理，然後入股份入間公司，我要做老細！呵呵。」假如她是學者，到了這階段，她大概會出版田野新移民研究期刊鞏固實力，轉型為與國際接軌的學院派，然後參與管理層、公民社會、媒體運作；假如不久她發現能力不足以當國際學者，則會全身轉型到其他身分，而把學術主次更換。
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我喜歡娛樂圈夠虛偽」
相對於不少娛樂圈中人，Chrissie 主打的形象，是真。她坐下來第一句單刀直入，「可唔可以唔好咁深」，似乎科大陰影猶在，笑說「佢咁講嘢令我一時load 唔到」。問她喜歡娛樂圈什麼，她直接的說「我鍾意娛樂圈夠虛偽」：「其實我沒有你們說的這麼強悍、堅強，大佬啊，我二十四歲咋，你估我三十四咩。但我行出來，都要虛偽地行出來，開心面對大家，這就是娛樂圈。」然而，她的真，當然也是規範內的真：畢竟她承認最初入行時，不時被壓榨，很多東西都「啃了」，這和她的形象是矛盾的。她也承認這點。
有文化界朋友打趣說，「我欣賞周秀娜，因為她是偉大的思想家，在香港一百年也沒有出一個！面對批評她露肉的指摘時，她曾經表示：女人就應該以成為男人性幻想為目的。短短一句，包含的信息量已經是壓倒性的了，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 清楚明白；宏大敘事（GrandNarrative）的完整程度，更在第二、三代香港人中都是罕見的。李小良沒有讀懂周秀娜。」當然，這是戲謔，但她起碼對自己的定位和理念，都完全清晰。她明白界別首要功能是帶給人娛樂，潛台詞是私人生活也要為別人帶來娛樂。她的死忠粉絲，不少是被上司或老師責罵半句就要在MSN 狀況欄公告天下的宅男，她自己則成熟得多：「我明白到被批評、被騷擾是娛樂圈生存必經的，一定不能避免，唯有接受，只是希望保護身邊人。如果喊，點解要睇你？娛樂圈要娛樂啊！」
—— 我們不會期待Chrissie 說關注達爾富爾饑荒或高鐵。但這不代表她沒有個人思想。假如她捍衛娛樂專業，也足以成為一家之言。假如她是學者，到了穩固事業基礎後，大概是組織專業學會的理想人選，從而提倡社會科學學術研究精神，那樣的一生，也可算修成正果。如此目標自然距離現狀極遠，大家不知道她數年後會否打回原型，她自己也知道「現在不是成功，只是在跑道上on yourmark」。所以她的最後承諾，雖然明顯是line to take，但感覺倒也比特區政府的政綱踏實：「我一定會讓大家看到周秀娜的另外一面。」
第四代的軀殼．第二代的靈魂
經理人Roy 被稱為「周秀娜的製造人」，但他倆都強調一切以Chrissie 本人性格為藍本，她不是扯線公仔。想不到的是，Roy 也是《四代香港人》讀者，對自己製造的周秀娜現象，也有世代論的見解：「許多人都說，現在的年輕人沒有想法。我信他們確實沒有以前那麼艱苦，但我看到他們也有自己的東西，只不過不是以前的那一套方式、不是呂大樂說的第二、第三代那些。他們沒有很宏大的藍圖，不是要改變世界，因為沒有了空間給他們改變世界。所以我們要給他們support，只要我們給他們幫助，他們便能帶很多自己的想法出來。」諷刺的是，周秀娜的圈子還能遇上Roy，更多第四代香港人碰上的，卻是曹仁超一類「我要你們一世打我工」的人。
其實不提上述公式，不斷創新轉型、目標為本、不輕易抱怨、工餘情願進修日文而不休息娛樂、知所進退而又充滿危機感，這些，曾幾何時是香港人的成功之道。但時至今日，第四代香港人一方面面對種種結構性困局，不獲上代人理解，產生種種怨憤，另一方面又沒有同樣的EQ 與AQ，周秀娜才顯得突出。和她對談前一小時，剛收到美國智庫Brookings 當訪問學者的邀請，這對我而言的感覺，大概像她拍一部國際電影。在這思維下聽周秀娜的話，忽然發現其實把她的東西decode 為學術語言後，竟是似曾相識。由是觀之，Chrissie 雖然擁有第四代的軀殼，卻裝著第二和第四代的靈魂。當她剛告訴我明年月歷以「時代女性」為主軸，而且會把德蘭修女、戴安娜王妃、瑪麗蓮夢露等名女人金句印在她身旁，我起先想：「唔系呀化」。但在今天世代失衡的香港，其實她比官場、社交界常見的樣板傑出女性更有條件這樣做，因為她有如此自覺：「我覺得要令人們認識，就要有自己獨特的一套。雖然出來做嘢，要顧及社會和其他人感受，但希望在這個範疇裡面可以堅持自己想法，而不是跟從別人的羊群心理。」這樣的視野，加上年輕的特權，才是第四代應有的人生。
Ming Pao Daily News
P03 | 周日話題 | By 安徒 2009-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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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學遇上周秀娜
加文：多謝你的電郵。首先恭喜你今年大學新聞系畢業。那次碰面，你說你有興趣畢業後繼續進修文化研究，研究?模現象，還為此搶先登記，去科大旁聽周秀娜出席的那場講座。這椿本是學院尋常活動，甚料事前事後都引發大量討論。證明文化研究這玩意，絕不與時代脫節。其實，?模現象要分析和研究的角度的確有很多，包括這場在大學上演，媒體熱烈炒作的事件，本身就可以獨立出來研究。研究的對象不單是作為?模的周秀娜，而是如何從周秀娜出席科大論壇這件事，分析當代媒體特質和大學的角色和位置。文化研究的分析角度，正好大派用場。
文安徒
回想事件的起初階段，是?模寫真在書展售賣，有人強烈反對，認為是低俗色情文化入侵書展，破壞正當的文化推廣，有礙推動健康的讀書風氣。當時的反?模行動，是以「反低俗」的形象出現，因為?模被認為是低俗文化的化身。香港當時突然多了很多熱愛文化，更會「瞓身」捍衛「正當文化」之士。
開學之後，傳來科大邀請周秀娜參加一場分析周秀娜現象的講座，又再掀起波瀾。但你細心留意，反對聲音一方面抱怨大學竟將課堂開放讓低俗文化入侵，「沾汙」學術殿堂的神聖，但更多的是質疑周秀娜再次利用機會，以到大學參與學術活動而乘機「升呢」。當其時，論者既狠狠批評周秀娜，但也激烈批評科大，哀嘆科大竟淪陷成為低俗文化商品宣傳推廣、大搞公關的地方。香港當時多了很多熱愛學術，肯維護學術殿堂尊嚴的人。
一大堆在這一階段出現的批評，都是出于一種捍衛「正當文化」、「學術殿堂的聲譽」的立場，傳媒輿論以反對「鄙俗」、反對「商業操作干擾學術」的姿態出現，儼然是一場反對低俗，維護文化聖地的「反精神汙染運動」前奏。
一刻天堂一刻地獄
可是，當講座完成之後，你會發覺傳媒的調子快速地轉變。除了把那短短二十分鐘的對話內容，作一些斷章取義的切割之外，報道和評論的焦點完全放在周秀娜的應對、儀容、裝扮之上，以及教授的幾句說話，幾條問題，有否令到周秀娜明白。但究竟那場講座講了什麼，學者分析的內容是什麼，媒體上出現的評論竟然對此毫無興趣。
不過，令人更為驚奇的是，經此一役，評論很快從尖刻指斥周秀娜「露底」、「獻丑」，又突然掉轉槍頭，大力批評教授用語如何不當、深奧、「扮嘢」、傲慢、歧視，甚至竊笑為一場「鬧劇」，最過分的是還有人形容為一個「局」，用心在羞辱周秀娜，消費周秀娜……於是，一夜之間，一場醞釀幾個月的「反靚模╱反低俗運動」，迅速轉變為一場「反精英╱反學院運動」，揶揄、嘲弄的對象變成大學教授，學者變成壓迫者，受害者反是周秀娜。對周秀娜同情之聲鵲起，繼而讚譽周秀娜大方得體、「有腦」、真誠……成為丑角的反是大學、是學術用語、是精英姿態、是偽善的同情、是學問的空洞無聊、是知識的無關痛癢，是故作深奧的「廢噏」……
那一把先前熱愛「正當文化」、維護「學術殿堂神聖」的聲音消失無蹤，連教授在講壇上講學術語言都受批判，也不聞愛護「學府尊嚴」者聲援。如果你看見這個情況，還會以為香港真有那麼一個以學院為象徵的「高雅文化」堡壘，和世俗的「流行文化」文化相互對立，兩者之間還有那麼一段有待收窄的「鴻溝」，那我想你還是值得看看文化研究的入門書籍。它們會教曉你，這些所謂「鴻溝」原來是那麼脆弱、那麼人為，這種虛假對立在今天又是怎樣的只是一堆幻影。
商品邏輯的支配
事實上，自從John Fiske 在八十年代末提出要瞭解the popular（庶民╱普及）的實際操作，文化研究界已經放棄了所謂「雅俗對立」或「高低文化」的二分，遑論要打破兩者的「鴻溝」，因為在商品邏輯支配一切的前提下，精英和庶民都已無法獨力自制自己的文化。大學要搞公關、排名，古典音樂變成手機鈴聲，庶民品味要電視機來餵養。於是，文化研究要做的，反應是去瞭解庶民在日常生活，實際上是如何接收文化、利用文化，並以此為基礎，去看文化（商品）的生產、流通、消費的各個環節是如何進行。庶民又是如何在自己生活經驗的基礎上，挪用各式的文化資源，產生對自己相關的意義。
John Fiske 的洞見也在於指出，庶民永遠都是按各種不同甚至矛盾的需要而選擇性地利用文化商品，而文化產品的生產者所努力要做的，就是令其產品符合各種哪怕是相互矛盾的需要。這就幫助了我們去瞭解，為什麼在周秀娜到訪科大的事件中， 「周秀娜」和「學院」兩者，都同時遭逢「一刻天堂、一刻地獄」的經驗。
並非「小農DNA 」發作
香港人只愛學術榮譽，卻不理會學術實際操作規則應如何，並非源自什麼不懂紳士風雅文化的「小農DNA」，也不止是攀龍附鳳的文化劣根性，而是非常精彩的說明瞭，商品邏輯已經如何全面支配了（包括大學學院在內）的公共領域，以及庶民對「大學」這東西的觀感。也就是說，無論你是如何熱愛學術的純潔和神聖，阻擋?模「入侵校園」，其實你也跳不出一種邏輯宿命，你的行動也只是在保護「大學」這商品的品牌，而非樹立一種「抗衡文化」（counter- culture），使學院能以非商品的學術邏輯實現其自主性運作。因為今天的大學，除了是一種文憑價值的品牌一樣，它就再什麼也不是。所以，除了嘴巴說說，從來就沒有人準備為維護學術自主性挺身而出。
可是，以商品支配大學的庶民常識，卻同時埋藏著庶民對學院的妒恨，隨時爆發。於是，一個一度被視為低俗色情文化代表的周秀娜，在科大一行所得的，正好不是因為沾了一點學術味道而「升呢」，變得高雅了。吊詭地，她反而迅速地變成是庶民們寄托其對學院（以致背後的一切權力精英）的不滿、挫折、怨懟的載具。
如果暑假結束之前，「周秀娜」這形象是簡單的色情慾望所投射的符徵，從而引發出道德主義者投射其衛道潔癖的反向慾望，那麼「後科大」的「周秀娜」，就變相形成另一種多少有點抗拒意味的符號，讓庶民（特別是當中充滿學校生活挫敗經驗的青年學子）投射其受學術精英考核規訓所欺凌的夢魘。
那究竟周秀娜是「升呢」了還是「降呢」了？哪一個才是真正的「周秀娜」？當然，你去問任何做文化產品行銷的，他都會說這些問題雖然很「廢」，但卻很實際，因為社會大衆的確又不時會為這些升升降降、真真假假而折騰，而消費。
加文，你在大學所受的正統新聞學訓練，教你如何做一個理想中的傳媒工作者，維護資訊的公平開放、監察權力、維護正義，我想你一定受益良多。可是，任何一個在今日媒體環境有過工作經驗的人都知道，媒體並非理想的公共空間，意見和消息的溝通並非時常不被扭曲，因為新聞也變得商品化，評論也變得商品化。
John Fiske 他老人家研究了不少娛樂、消閑類的普及文化，對新聞的庶民化╱普及化，對新聞操作如何在商業邏輯和提供庶民愉悅之間的游走，反而著墨並未太多。但是，作為一種庶民文化的新聞傳媒學（popular journalism），在很多正統新聞學院之外的學科，包括文化研究，都已成為顯學。
香港事實上是研究庶民（民粹）主義新聞學的好地方，因為和一個冥頑不靈的權力集團（power bloc）相並存活的，必然是無處不在，大量難以「理性」收復，來自各種庶民慾望的湍流暗湧，這也就the popular。它們能載舟，亦會無情地覆舟。它們有時姿態正氣凜然地反對「道德水平下降」，但轉頭又會指摘「道德偽善」，一刻臭鬥異見者破壞繁榮安定，一刻又會聲討權力集團，撻伐精英學究。這是民粹躁動，這也是反抗無力下暫時逃逸的快感泉源。新聞和評論，目的很多時就是提供這些快感。
加文，我知道你是一個有抱負的好學青年，不是只想趕學術浪頭，所以向你推薦一些好像過氣了的經典，例如John Fiske。你從香港的例子，或會研究出經典如何會被誤讀、錯誤地挪用（或者拋棄），又或者會得出洞見，深化那些大師的未竟之業。不過，我以為在當下香港，這種重拾經典，認真觀照當下現實的做法，正是一種「基進的處境化」進路，一種讓文化研究真正能在本土落地生根，有益社群、業界的明智選擇。
祝你學業猛進！
P.S.
如果再有人取笑你說話用「jargons」，請你有禮貌的請他轉用「人話」（或「中文」），那些叫「學術用語」不叫「jargons」。
第四代公式系列 假如周秀娜是第四代學者……
上月，筆者在中文大學一個高桌晚宴演講，題目是「香港威尼斯化的未來」，席間難免觸及第四代香港人的灰暗前路。有同學問目前有誰在第四代能另辟蹊徑，我沖口而出，倒不如研究周秀娜。當夜，和中大一名高層聊天，他說不少改革派同僚真的十分欣賞「周秀娜精神」。於是，報章安排了這個對談。我原來並不知道她怎樣家傳戶曉，直到友人得悉這對談後反應空前，女友在Facebook 看見對談照片而發脾氣中，我才知道「周秀娜」這符號確實充滿可塑性。既然媒體把她梳理了千百遍，她的intensive moment 又不屬於你我他，大家倒不如去除她的藝人身分，幻想她是一個掙扎求存的第四代學者。那樣我們會恍然，她做的暗合社會科學章法，同時也在嘗試建構新規範。也就是和我們嘗試做的一樣。
文 沈旭暉 攝影葉漢華
建構規範（Norm Construction）「經濟差了，我們的生存空間才大了」
周秀娜（Chrissie）是十歲來港的新移民，沒有特別家庭背景，身高不足以當傳統模特兒，中五畢業，第一份工作是售貨員。今天，她卻成了「?模」這個品種的代言人，過程不可能沒有計算。問她這品種的來由，她出乎意料地學術，第一句就說出「結構性原因」：「其實這個品種一直存在，不過應該因為去年開始經濟差了，我們的生存空間才大了。」問題是，這個一直存在的品種，以往產生不了周秀娜。用學術話語包裝，她懂得建構規範：由於加入娛樂圈的舊平台被壟斷了，唯有?模是生態尚待開發的處女地，但她們不是正統模特兒，「大家做的東西不同，受注目程度不高，我們以往不受media 注意的。」由於她的背景只能當?模，?模偏偏「以往不受media 注視」（即她不能入門），於是，她唯有改造社會規範，讓社會注視?模，結果她不但入了門，更開始明白只要通過行動取得定義成功?模的話語權，短期內，她就可以設定遊戲規則。這些規範不但讓後來者效法，也能防止傳統模特兒「降呢」競爭，對此她也有意識： 「其實我哋無得爭嘅，正統貴吖嘛，呵呵。」
——按同一邏輯，假如Chrissie 是學者，她大概會因為自己的先天背景選擇研究新移民來入門，命名這門研究為「田野新移民學」，以「身為新移民」和「第一人稱參與」為規範，再以在街道飾演新移民非法勞工來觀察社會反應等出位行徑為個案研究，讓主流學術人難以競爭。
市場壁壘（Entry Barrier）「如果早知道這麼多人閙，我會照出，而且double」
製造規範後，她有清晰意志保持市場優勢，為後來者製造市場壁壘——我們應這樣理解牙膏寫真、攬枕和科大演講。「寫真其實在日本很流行。大家認識我，因為水著、比堅尼封面、旅遊書，問我介不介意，我當然不介意。我覺得性感可以分好多種，我一定要自己過到自己嗰關，也要食到大家的潮流。」她意識到要不斷嘗試新元素，但不知道哪些新元素會成功，直到出現攬枕：「我沒想過這麼多人出來閙咯，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如果一早知道這麼多人閙，我一定會照出，而且程度double。」有人以為門檻就是寫真、攬枕，就是 AV 與偶像之間俘虜宅男的灰色地帶，其實，她成功製造的門檻，應是社會回響。「寫真、攬枕之後，很奇怪，我才發現做了這些以後，做什麼也有人閙。我到科大講 talk，我預了，無論講得多好、多差，都一定有人勁閙，有了既定形象，覺得：你就是這樣啦。」換句話說，這些都是計算之內。她目前似乎還在提高門檻，於是她會crossover 不同行業的人，把她引起的爭議燃燒到不同行頭——直到自己轉型成功。
——假如她是學者，她大概會在入行後搞一個國際新移民性工作研討會，以公共知識分子身分挺身而出控訴資本主義全球化壓逼各地新移民，把與會者組織起來，得到媒體注視後，婦女團體和國際左翼基金會會開始賞識提供經費。有了經費，再集團式請助手做個案訪談，後來者只有投靠門下，開始「屈機」，正統學界會另眼相看。
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我怕之後的路，會因為其他人知道而更加難行」
媒體眼中的 Chrissie 十分強硬，但她身上反映的，還有一股不安全感，因為她明白?模之路不能持久。「數年後仲用攬枕？Out 咗啦！」她坦言現在已開始轉型，特別是拍電影：「人人都有野心的。當你做一份工作的時候，認識的人愈多，工作範疇愈多，你就希望不會永遠停留在這個位，否則再做下去也沒有意思。」她強調入行無心插柳，現在卻變得有部署，因為她覺得「這個圈子比大家所接觸到的更講求速度感（學界可考慮加入「速度感」為專有名詞），成件事情太快，大家認識我，才短短一年」，令她有危機感。「其實，我怕的不是別人不認識我。我怕的是之後的路，會因為其他人認識我而更加難行。」二十四歲的人意識到這個危機，並不簡單，不少身邊四、五十歲的前輩曾經風光，不懂知所進退，就是不能看穿。她自言會以兩、三年確定自己能否轉型成功，「如果我真的做了一段時間，自己也覺得不進步、不適合，我不會留，不會在這裡『藕』。」至於什麼是成功，「如果有一日我在街，人家不是話周秀娜你好靚，而是說你做戲很掂，我就覺得成功了。」然後，她以kawaii 聲說了一句「我真系好中意睇你做戲㗎」，闡明自己「神級」的終極追求。
——她對答很懂避重就輕，例如問她是否覺得走紅增加權力，她立刻補充說「恰恰相反，不會揀飲擇食」。但自言假如不是藝人也一定以同樣心態工作的她，不像沒有權力欲： 「就算單是做waitress，或者sales，我都一定要做最top 嗰個，然後我要做經理，然後入股份入間公司，我要做老細！呵呵。」假如她是學者，到了這階段，她大概會出版田野新移民研究期刊鞏固實力，轉型為與國際接軌的學院派，然後參與管理層、公民社會、媒體運作；假如不久她發現能力不足以當國際學者，則會全身轉型到其他身分，而把學術主次更換。
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我喜歡娛樂圈夠虛偽」
相對於不少娛樂圈中人，Chrissie 主打的形象，是真。她坐下來第一句單刀直入，「可唔可以唔好咁深」，似乎科大陰影猶在，笑說「佢咁講嘢令我一時load 唔到」。問她喜歡娛樂圈什麼，她直接的說「我鍾意娛樂圈夠虛偽」：「其實我沒有你們說的這麼強悍、堅強，大佬啊，我二十四歲咋，你估我三十四咩。但我行出來，都要虛偽地行出來，開心面對大家，這就是娛樂圈。」然而，她的真，當然也是規範內的真：畢竟她承認最初入行時，不時被壓榨，很多東西都「啃了」，這和她的形象是矛盾的。她也承認這點。
有文化界朋友打趣說，「我欣賞周秀娜，因為她是偉大的思想家，在香港一百年也沒有出一個！面對批評她露肉的指摘時，她曾經表示：女人就應該以成為男人性幻想為目的。短短一句，包含的信息量已經是壓倒性的了，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 清楚明白；宏大敘事（GrandNarrative）的完整程度，更在第二、三代香港人中都是罕見的。李小良沒有讀懂周秀娜。」當然，這是戲謔，但她起碼對自己的定位和理念，都完全清晰。她明白界別首要功能是帶給人娛樂，潛台詞是私人生活也要為別人帶來娛樂。她的死忠粉絲，不少是被上司或老師責罵半句就要在MSN 狀況欄公告天下的宅男，她自己則成熟得多：「我明白到被批評、被騷擾是娛樂圈生存必經的，一定不能避免，唯有接受，只是希望保護身邊人。如果喊，點解要睇你？娛樂圈要娛樂啊！」
—— 我們不會期待Chrissie 說關注達爾富爾饑荒或高鐵。但這不代表她沒有個人思想。假如她捍衛娛樂專業，也足以成為一家之言。假如她是學者，到了穩固事業基礎後，大概是組織專業學會的理想人選，從而提倡社會科學學術研究精神，那樣的一生，也可算修成正果。如此目標自然距離現狀極遠，大家不知道她數年後會否打回原型，她自己也知道「現在不是成功，只是在跑道上on yourmark」。所以她的最後承諾，雖然明顯是line to take，但感覺倒也比特區政府的政綱踏實：「我一定會讓大家看到周秀娜的另外一面。」
第四代的軀殼．第二代的靈魂
經理人Roy 被稱為「周秀娜的製造人」，但他倆都強調一切以Chrissie 本人性格為藍本，她不是扯線公仔。想不到的是，Roy 也是《四代香港人》讀者，對自己製造的周秀娜現象，也有世代論的見解：「許多人都說，現在的年輕人沒有想法。我信他們確實沒有以前那麼艱苦，但我看到他們也有自己的東西，只不過不是以前的那一套方式、不是呂大樂說的第二、第三代那些。他們沒有很宏大的藍圖，不是要改變世界，因為沒有了空間給他們改變世界。所以我們要給他們support，只要我們給他們幫助，他們便能帶很多自己的想法出來。」諷刺的是，周秀娜的圈子還能遇上Roy，更多第四代香港人碰上的，卻是曹仁超一類「我要你們一世打我工」的人。
其實不提上述公式，不斷創新轉型、目標為本、不輕易抱怨、工餘情願進修日文而不休息娛樂、知所進退而又充滿危機感，這些，曾幾何時是香港人的成功之道。但時至今日，第四代香港人一方面面對種種結構性困局，不獲上代人理解，產生種種怨憤，另一方面又沒有同樣的EQ 與AQ，周秀娜才顯得突出。和她對談前一小時，剛收到美國智庫Brookings 當訪問學者的邀請，這對我而言的感覺，大概像她拍一部國際電影。在這思維下聽周秀娜的話，忽然發現其實把她的東西decode 為學術語言後，竟是似曾相識。由是觀之，Chrissie 雖然擁有第四代的軀殼，卻裝著第二和第四代的靈魂。當她剛告訴我明年月歷以「時代女性」為主軸，而且會把德蘭修女、戴安娜王妃、瑪麗蓮夢露等名女人金句印在她身旁，我起先想：「唔系呀化」。但在今天世代失衡的香港，其實她比官場、社交界常見的樣板傑出女性更有條件這樣做，因為她有如此自覺：「我覺得要令人們認識，就要有自己獨特的一套。雖然出來做嘢，要顧及社會和其他人感受，但希望在這個範疇裡面可以堅持自己想法，而不是跟從別人的羊群心理。」這樣的視野，加上年輕的特權，才是第四代應有的人生。
Ming Pao Daily News
P03 | 周日話題 | By 安徒 2009-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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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學遇上周秀娜
加文：多謝你的電郵。首先恭喜你今年大學新聞系畢業。那次碰面，你說你有興趣畢業後繼續進修文化研究，研究?模現象，還為此搶先登記，去科大旁聽周秀娜出席的那場講座。這椿本是學院尋常活動，甚料事前事後都引發大量討論。證明文化研究這玩意，絕不與時代脫節。其實，?模現象要分析和研究的角度的確有很多，包括這場在大學上演，媒體熱烈炒作的事件，本身就可以獨立出來研究。研究的對象不單是作為?模的周秀娜，而是如何從周秀娜出席科大論壇這件事，分析當代媒體特質和大學的角色和位置。文化研究的分析角度，正好大派用場。
文安徒
回想事件的起初階段，是?模寫真在書展售賣，有人強烈反對，認為是低俗色情文化入侵書展，破壞正當的文化推廣，有礙推動健康的讀書風氣。當時的反?模行動，是以「反低俗」的形象出現，因為?模被認為是低俗文化的化身。香港當時突然多了很多熱愛文化，更會「瞓身」捍衛「正當文化」之士。
開學之後，傳來科大邀請周秀娜參加一場分析周秀娜現象的講座，又再掀起波瀾。但你細心留意，反對聲音一方面抱怨大學竟將課堂開放讓低俗文化入侵，「沾汙」學術殿堂的神聖，但更多的是質疑周秀娜再次利用機會，以到大學參與學術活動而乘機「升呢」。當其時，論者既狠狠批評周秀娜，但也激烈批評科大，哀嘆科大竟淪陷成為低俗文化商品宣傳推廣、大搞公關的地方。香港當時多了很多熱愛學術，肯維護學術殿堂尊嚴的人。
一大堆在這一階段出現的批評，都是出于一種捍衛「正當文化」、「學術殿堂的聲譽」的立場，傳媒輿論以反對「鄙俗」、反對「商業操作干擾學術」的姿態出現，儼然是一場反對低俗，維護文化聖地的「反精神汙染運動」前奏。
一刻天堂一刻地獄
可是，當講座完成之後，你會發覺傳媒的調子快速地轉變。除了把那短短二十分鐘的對話內容，作一些斷章取義的切割之外，報道和評論的焦點完全放在周秀娜的應對、儀容、裝扮之上，以及教授的幾句說話，幾條問題，有否令到周秀娜明白。但究竟那場講座講了什麼，學者分析的內容是什麼，媒體上出現的評論竟然對此毫無興趣。
不過，令人更為驚奇的是，經此一役，評論很快從尖刻指斥周秀娜「露底」、「獻丑」，又突然掉轉槍頭，大力批評教授用語如何不當、深奧、「扮嘢」、傲慢、歧視，甚至竊笑為一場「鬧劇」，最過分的是還有人形容為一個「局」，用心在羞辱周秀娜，消費周秀娜……於是，一夜之間，一場醞釀幾個月的「反靚模╱反低俗運動」，迅速轉變為一場「反精英╱反學院運動」，揶揄、嘲弄的對象變成大學教授，學者變成壓迫者，受害者反是周秀娜。對周秀娜同情之聲鵲起，繼而讚譽周秀娜大方得體、「有腦」、真誠……成為丑角的反是大學、是學術用語、是精英姿態、是偽善的同情、是學問的空洞無聊、是知識的無關痛癢，是故作深奧的「廢噏」……
那一把先前熱愛「正當文化」、維護「學術殿堂神聖」的聲音消失無蹤，連教授在講壇上講學術語言都受批判，也不聞愛護「學府尊嚴」者聲援。如果你看見這個情況，還會以為香港真有那麼一個以學院為象徵的「高雅文化」堡壘，和世俗的「流行文化」文化相互對立，兩者之間還有那麼一段有待收窄的「鴻溝」，那我想你還是值得看看文化研究的入門書籍。它們會教曉你，這些所謂「鴻溝」原來是那麼脆弱、那麼人為，這種虛假對立在今天又是怎樣的只是一堆幻影。
商品邏輯的支配
事實上，自從John Fiske 在八十年代末提出要瞭解the popular（庶民╱普及）的實際操作，文化研究界已經放棄了所謂「雅俗對立」或「高低文化」的二分，遑論要打破兩者的「鴻溝」，因為在商品邏輯支配一切的前提下，精英和庶民都已無法獨力自制自己的文化。大學要搞公關、排名，古典音樂變成手機鈴聲，庶民品味要電視機來餵養。於是，文化研究要做的，反應是去瞭解庶民在日常生活，實際上是如何接收文化、利用文化，並以此為基礎，去看文化（商品）的生產、流通、消費的各個環節是如何進行。庶民又是如何在自己生活經驗的基礎上，挪用各式的文化資源，產生對自己相關的意義。
John Fiske 的洞見也在於指出，庶民永遠都是按各種不同甚至矛盾的需要而選擇性地利用文化商品，而文化產品的生產者所努力要做的，就是令其產品符合各種哪怕是相互矛盾的需要。這就幫助了我們去瞭解，為什麼在周秀娜到訪科大的事件中， 「周秀娜」和「學院」兩者，都同時遭逢「一刻天堂、一刻地獄」的經驗。
並非「小農DNA 」發作
香港人只愛學術榮譽，卻不理會學術實際操作規則應如何，並非源自什麼不懂紳士風雅文化的「小農DNA」，也不止是攀龍附鳳的文化劣根性，而是非常精彩的說明瞭，商品邏輯已經如何全面支配了（包括大學學院在內）的公共領域，以及庶民對「大學」這東西的觀感。也就是說，無論你是如何熱愛學術的純潔和神聖，阻擋?模「入侵校園」，其實你也跳不出一種邏輯宿命，你的行動也只是在保護「大學」這商品的品牌，而非樹立一種「抗衡文化」（counter- culture），使學院能以非商品的學術邏輯實現其自主性運作。因為今天的大學，除了是一種文憑價值的品牌一樣，它就再什麼也不是。所以，除了嘴巴說說，從來就沒有人準備為維護學術自主性挺身而出。
可是，以商品支配大學的庶民常識，卻同時埋藏著庶民對學院的妒恨，隨時爆發。於是，一個一度被視為低俗色情文化代表的周秀娜，在科大一行所得的，正好不是因為沾了一點學術味道而「升呢」，變得高雅了。吊詭地，她反而迅速地變成是庶民們寄托其對學院（以致背後的一切權力精英）的不滿、挫折、怨懟的載具。
如果暑假結束之前，「周秀娜」這形象是簡單的色情慾望所投射的符徵，從而引發出道德主義者投射其衛道潔癖的反向慾望，那麼「後科大」的「周秀娜」，就變相形成另一種多少有點抗拒意味的符號，讓庶民（特別是當中充滿學校生活挫敗經驗的青年學子）投射其受學術精英考核規訓所欺凌的夢魘。
那究竟周秀娜是「升呢」了還是「降呢」了？哪一個才是真正的「周秀娜」？當然，你去問任何做文化產品行銷的，他都會說這些問題雖然很「廢」，但卻很實際，因為社會大衆的確又不時會為這些升升降降、真真假假而折騰，而消費。
加文，你在大學所受的正統新聞學訓練，教你如何做一個理想中的傳媒工作者，維護資訊的公平開放、監察權力、維護正義，我想你一定受益良多。可是，任何一個在今日媒體環境有過工作經驗的人都知道，媒體並非理想的公共空間，意見和消息的溝通並非時常不被扭曲，因為新聞也變得商品化，評論也變得商品化。
John Fiske 他老人家研究了不少娛樂、消閑類的普及文化，對新聞的庶民化╱普及化，對新聞操作如何在商業邏輯和提供庶民愉悅之間的游走，反而著墨並未太多。但是，作為一種庶民文化的新聞傳媒學（popular journalism），在很多正統新聞學院之外的學科，包括文化研究，都已成為顯學。
香港事實上是研究庶民（民粹）主義新聞學的好地方，因為和一個冥頑不靈的權力集團（power bloc）相並存活的，必然是無處不在，大量難以「理性」收復，來自各種庶民慾望的湍流暗湧，這也就the popular。它們能載舟，亦會無情地覆舟。它們有時姿態正氣凜然地反對「道德水平下降」，但轉頭又會指摘「道德偽善」，一刻臭鬥異見者破壞繁榮安定，一刻又會聲討權力集團，撻伐精英學究。這是民粹躁動，這也是反抗無力下暫時逃逸的快感泉源。新聞和評論，目的很多時就是提供這些快感。
加文，我知道你是一個有抱負的好學青年，不是只想趕學術浪頭，所以向你推薦一些好像過氣了的經典，例如John Fiske。你從香港的例子，或會研究出經典如何會被誤讀、錯誤地挪用（或者拋棄），又或者會得出洞見，深化那些大師的未竟之業。不過，我以為在當下香港，這種重拾經典，認真觀照當下現實的做法，正是一種「基進的處境化」進路，一種讓文化研究真正能在本土落地生根，有益社群、業界的明智選擇。
祝你學業猛進！
P.S.
如果再有人取笑你說話用「jargons」，請你有禮貌的請他轉用「人話」（或「中文」），那些叫「學術用語」不叫「jarg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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