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A14 | 港聞 | 筆陣 | By 梁振英 2010-05-07
最低工資：看資方代表的數據
“幾個月下來，我仔細看過所有資方代表的公開報告，裏面的數字，沒有說服我。”
今天談最低工資問題，下周五續談房屋和樓價問題。
特區政府決定立法制定最低工資，並於去年初成立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委員會於4 天前結束收集意見工作。過去半年，社會各界，尤其是勞資雙方，就最低工資水平的釐定方式和水平有極大分歧。
政府為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訂下工作準則和職權範圍： 「以數據為依歸的原則，在確保防止工資過低、減少低薪職位流失，和維持本港整體經濟發展及競爭力等各關鍵層面取得適當平衡的前提」下；就設定法定最低工資的恰當機制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並按此機制，向行政長官建議法定最低工資的水平。委員會亦要研究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對本港經濟可能帶來的影響，特別是對低薪行業和中小型企業的薪酬水平、就業情及經濟競爭力等的影響；並諮詢持份者的意見。
勞方要求較易明資方數據較複雜
委員會以數據為依歸，因此勞資兩方的代表和支持者也提出不少數據。
勞方的要求比較容易明白：一個工人一個月工作200 小時，時薪20 元，每月收入就是4000 元；時薪30 元，每月則收入6000 元。4000 元或6000 元一個月可以換取怎樣的生活，除少數太過脫離群眾的人外，大家總可以想像一下。
資方的數據則較為複雜，歸納起來，可分為三類：一是以全港工資中位數或平均數的某個百分比，作為最低工資的水平；二是以僱主的承受能力作為論據；三是預言實施最低工資之後，不同水平的工資會造成多大範圍的失業。
就最低工資水平問題，幾個月前，我在網誌上寫了一篇「請以數字說服我」。其後凡有這方面的數據，我一定仔細分析。部分數據，有點像我們念入門統計學時，老師用牙膏廣告作的告誡： 「十個牙醫九個用XXX 牌牙膏」。造物者將人的腦袋放在眼睛後面、兩隻耳朵之間，大概也有這個用意。
自由黨去年10 月11 日，公開提出以下的數據作為論點：
「若本港最低工資訂於時薪24 元水平，月薪（即24 元X 8 小時X 26 日）為4992 元，已等於現時本港平均工資（統計處第二季：11,063 元）的45%，但根據立法會秘書處的資料顯示，除了個別國家/地區（法國）在制訂最低工資時，會超越上述水平外，其餘均是遠低於該水平，若以今日的最新情比較，差距更大，故最低工資是不可訂於高於24 元的水平，才可避免削弱香港的競爭力。」
首先要指出的是：自由黨用的「現時本港平均工資11,063 元」，不是全港所有受薪人士的平均工資，而只是「經理級與專業僱員」以下的平均工資。用這個數算出24 元一小時， 「等於現時本港平均工資的45%」，顯然不符合實際情。
香港的高低收入極為懸殊，如果以全港平均工資，而不是「經理級與專業僱員」以下的平均工資作為基準，最低工資應遠遠超過24 元一小時，我相信大多數勞方代表願意重新考慮以此辦法計算。
再者，我認為將法定最低工資訂在全社會的平均工資的某一個百分比，僅是其中一個參數，不是唯一的參數。每個社會的收入分佈不同，物價水平不同，因此以上述的45%的界線，作為支持最低工資不能超過24 元一小時的論據，是以偏概全的做法。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的意見書則公開提出：
「委員會可參考世界各地的最低工資所佔其當地工資中位數的百分比作一比較。若建議的最低工資金額佔工資中位數的百分比過高（例如超過50%）或過低（例如低過40%），就需要考慮應否作出微調。」
香港的收入分佈極為懸殊，370 萬的工作人口的工作收入中位數，僅是每月1 萬元，因此即使將最低工資訂在中位數的50%，只有每月5000 元，這個水平，顯然不能達至立法的本意。
資方代表公開報告的數字沒有說服我
在資方的承受能力問題上，立法會飲食界張宇人議員在3 月下旬公開提出： 「若將最低工資訂為20 元， 『殺傷力不大』。若訂在20 元以上，對就業、職位、競爭力及長遠投資都有影響」。什麼是殺傷力？殺傷力有多大？兩個月後，張議員在5 月3 日上載到個人網站的《香港飲食業最低工資調查報告》的第48 頁，列出受訪對象認為不同最低工資水平對總薪酬開支的影響。這些統計數字清楚說明，受訪的僱主認為：如果最低工資訂為時薪20 元，超過八成的僱主表示薪酬開支增加少於5%，幾乎全部僱主表示薪酬開支將增加少於10%。薪酬是資方的成本的一部分，薪酬佔餐飲業的總開支多少？據資方的說法是30%，工聯會表示僅為15%，我們姑且用20%。薪酬加少於10%，即總經營開支增加少於2%，這2%大抵就是張宇人議員口中的「殺傷力不大」的意思。張宇人議員其後正式提議將最低工資訂於24 元，據張議員自己做的上述問卷調查顯示，如果是24 元，57.7%的僱主的薪酬開支增加不多於5%（按我上面的假設，總經營開支增加少於1%），另外33%的僱主總經營開支增加的幅度是在1％至4%之間。這些數字比較具體說明了張宇人議員口中的「殺傷力」。搞得滿城風雨的廿蚊廿四蚊的殺傷力，用張議員自己的報告，說來說去，就是經營總開支的1％至4%。
政府最近公布的工資指數顯示：幾個大行業的工資繼續下跌。2009 年第三季度的工資指數比一年前下跌，中式酒樓跌5%，其他酒樓跌3%，快餐店跌4%，如果餐飲業的所有級別的僱員，都加3％至5%，只不過回復到2008 年第三季的水平，這也是對張議員口中「殺傷力」的一種驗證。
在失業問題上，前天報章報道： 「一直反對」最低工資的科大經濟系教授雷鼎鳴認為： 最低工資應為「零」，因為香港勞工較多「可替代」，例如以機器代替，加上每日有百多名新來港人士提供低廉勞動力，故最低工資水平愈高，便會推高失業率。雷鼎鳴教授指出： 「現時很難有數據去評估最低工資對本港失業率的確實影響，但他說，假設最低工資訂在時薪25 元水平，16 萬低於這薪酬水平的僱員中，估計有6 萬人生計受影響，僱主給多了工資、但會減少人手，增加留職員工的工作量，保持公司運作。」
首先，香港每天百多名新來港人士，不是全部投入職場，當中包括大批的青少年兒童。其次，對最低工資反應激烈的飲食業，僱用的低薪工人多是售點心員和清潔工等，用機器、減少人手，可行嗎？雷教授沒有說清楚6萬人「生計受影響」，是什麼影響，是失業嗎？如果是失業數字，近四成人因此失業，合理嗎？
在最低工資導致失業這個問題上，自由黨在2009 年10月11 日公布的最低工資民意調查結果指出：
「在計及牽涉的員工總數後，假如最低工資訂於24 元時薪，以全港逾27 萬間中小企而言，因此而失去工作（遭裁掉或撤換）的低技術僱員將近3.6 萬人，等於整體3,495,300 就業人口1%。若最低工資的水平訂於工會要求稍低的時薪32 元，令高逾17 萬名低技術僱員飯碗不保。」17 萬這個數怎樣算出？
報告中的表二有「總裁員/改請員工人數」，有「累計受影響人口」，然後就是17 萬人「飯碗不保」的結論，這結論是否合理先不說，就計算程式也應該有清楚的交代。
幾個月下來，我仔細看過所有資方代表的公開報告，裏面的數字，沒有說服我。
梁振英行政會議召集人www.cyleung.hk
2010年5月18日 星期二
美麗妖魔化 自我形象之迷思
信報財經新聞
P43 | 副刊 | 城市專題 | By 劉妙賢 2010-05-18
美麗妖魔化 自我形象之迷思
激瘦模特兒因厭食症死亡的消息尚未夠震撼，身邊女性朋友不時為嘴饞而懊惱，揚言「斷食」數天才能彌補貪食的「罪過」，有些更誇張說恨不得有厭食症，彷彿體型與美好的一切畫上了等號。這種對體型的追求更取代其他因素，成為構成自我形象的重要部分，臨床心理學家指出，自我形象差是導致飲食失調的其中一個高危因素。
根據香港飲食失調康復會資料顯示，很多人都想追求一個單一的「瘦削」身型標準，加上媒體推波助瀾，不斷暗示「身型等同於自我價值」、「瘦了就會得到自信、愛情、工作及朋友」等誤導訊息，使很多人對自己的體型不滿，以為擁有瘦削身型就等於美麗和成功，生活上的種種問題也可迎刃而解。二十多歲的Mary曾患上厭食症，體重最輕時只有六十多磅，瀕臨死亡邊緣，她不諱言自己亦曾被媒體打造的女性形象所迷惑，「以前認為瘦就能擁有一切，結果卻什麼也得不到，甚至幾乎死去」。這些經歷讓她明白身型不應與自我形象、自我價值等掛，她強調身體的線條不能決定人生的一切。
超現實身型標準
媒體追捧瘦削體型形象所引致的災難性心理及生理健康問題，已惹起不少人關注，如曾登上《時尚》（Vogue）雜誌封面的加拿大超模Coco Rocha，她揚言絕對不減重，不介意設計師嫌她四十七公斤「太胖」而失去走秀機會；德國最暢銷女性雜誌Brigitte去年宣布不再刊登「零碼」模特兒照片；早前英國超級名模Kate Moss發表崇尚骨感身材的座右銘後，立即遭到各方媒體及組織的痛批，甚至她代言的服飾品牌也認為這番言論有損企業形象。縱使如此，這種扭曲了的身體形象早已深入民心，不少人為達到這要求而使自我形象低落，甚至患上飲食失調症。
早前基督女青年會發表調查報告指出，九十後女生對自己體格與外表的滿意度不合格，顯示女生自我形象低落。香港飲食失調康復會臨床心理學家余文蕙表示，組成自我形象的範圍很闊，包含了個人能力、外表、社交上受歡迎程度，也可以是他人對自己的看法，以及自己對自己的看法等，而身體形象是對自己看法的一部分。在「社教化」過程中，家人、朋輩與媒體均對自我形象建立的影響甚深，「自我形象會隨經歷、朋友的態度或批評，以及個人對自己的看法而變，引致較差的自我形象或身體形象的原因有很多，自我形象差是導致飲食失調的其中一個高危因素」。
「從社會認知理論上來看，如何看待自己並不一定全靠自己想像，很多時是視乎他們如何看自己。如這人很漂亮，得到很多稱讚，受人歡迎，有不少人追求，他們就會跟這個『好』的標準去做，很多時這標準未必是自己親身體驗過，只是看到他人的『好』結果才跟做。」正如國際時尚圈崇尚只穿零號碼衣服的紙片模特兒，她們骨瘦如柴的形象「深入民心」，法國現在約有四萬名婦女患上厭食症，連前任總統舒拉克的長女也受到此症折磨了逾二十年。
認知被媒體扭曲
媒體追捧骨瘦如柴的女性形象已是老生常談，引起的不只是減肥傷身的問題，對尚未完全建立正面自我形象的青春期少女來說，影響的可能是她們整個人生。調查結果指少女根本沒有足夠能力去分析網絡資訊的對錯，這有機會扭曲了她們在體態與外表等方面的認知，對她們的成長與發育有深遠的影響。余文蕙說︰「社會風行的瘦削身型已被內化，亦不斷強化這標準，即大眾十分認同媒體打造的身體形象，更將之變為自我價值標準。我們會因遭受周遭壓力而想瘦身，有研究證明，當你愈看纖體廣告便愈相信其內容，對體型不滿的指數也會愈高，部分人會將這標準與自己比較，他們會認為既然他人可以瘦，我也可以一樣，引發他們對體型的不滿，而去減肥。」在余文蕙接觸的飲食失調患者中大都有同一個想法：「她們認為瘦了，就會得到他人的認同欣賞，因此十分重自己體型，再加上身邊的人也認同這體型指標，她們這想法就更加得到認同，促使她們去減肥，當這想法極端發展時，便會產生極端行為。」從事女性雜誌記者透露，媒體打造的女性形象是超乎現實的，模特兒的身型雖然夠瘦，不過很多時是瘦得胸臀也沒有，要靠電腦軟件為相片「加工」，才有「玲瓏浮凸」的效果。Mary說雖然明知廣告相是「執」過，不是真實的，即使當時的她擁有身高1.66米、體重100磅的標準身材，也期望自己與宣傳照上的體態看齊。
歪風傷害整個家庭
事實上，她們根本難以達到被媒體「神化」了的女性形象要求，當她們愈將自己與傳媒報道的女性比較，其自我形象愈低，愈嘗試改善自己去符合傳媒報道的女性形象，其自我形象愈負面，愈易產生自卑感。有時太管束自己去符合「目標」，便會引發龐大壓力與負面情緒，嚴重可演變至進食失調，患上厭食症、暴食症等。根據香港飲食失調康復會的資料顯示，很多進食失調患者均有扭曲的自我形象和自我評價，認為身型及外表代表了一切。
對進食失調患者來說，失去進食興趣、暴食或扣喉等，固然為生理與心理帶來痛苦和傷害，不過同時受影響的卻不止患者一人，家人在照顧患者過程中亦承受極大壓力，當中有四成甚至出現精神及情緒問題。當父母發現子女患病時，在心痛之餘，亦感到自責或自怨自艾，他們出於緊與關心希望子女盡快恢復正常飲食，卻觸發更多磨擦，Mary說當時最常上演的是「飲桌上的戰爭」，每餐都在為進食多少而爭吵，關係變得愈來愈差；有位母親說在女兒厭食症發病時，每天都過得提心吊膽，「假若半夜聽到拉水聲，我就會將耳朵放在門邊偷偷打量她是否又在扣喉；假若她的電話接不通，我又緊張地以為她是在街上暈倒，不省人事……我自己亦有工作，白天上班強顏歡笑地面對龐大的工作壓力，晚上又要面對一個『瘋子』，我的精神快要崩潰了」。母親為女兒的厭食症行為羞愧得無地自容，她感到極度無助和絕望，甚至已經準備好「遺書」以及想好「解脫」方法。幸好這位母親得到社工與專業人士的協助與支持，還有一班同病相憐的父母鼓勵與關心，才讓她克服一個又一個的挑戰。
「自己之前真的做錯了，只在意身型方面，得到一個好大的教訓。」Mary回想患厭食症時，最遺憾是對不起父母，因個人關係至整個家庭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之中，不斷的衝突差點斷送了親子之間的感情，即使最在乎的學業也不得不暫停，社交生活、健康等亦一併失去，這全是為了「瘦便能得到一切」的扭曲自我形象，十分不值。Mary已克服了這段自我價值扭曲之路，她現在不會再特別留意他人的身型，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體型，這是天生的，「我仍然會對自己的體型緊，不過是在於健康方面，體型不可以過分瘦，也不會向兩極發展，要從中取得平衡」。
當被問及對自己身型的滿意度時，她一陣沉默後才釋然一笑，「其實體型還可以fit多少少，我覺得是缺乏運動的關係。不過我不會再跌回之前的世界，因為我有了新的自我價值觀」。每個人建立自信的立足點都不同，不須靠外表和身型來提升自信心、證明自己能力或爭取別人認同，「自我形象是從多方面來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長，視乎以何角度來看待自己」。
專家指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自我形象，亦沒有好壞之分，重要的是什麼形象才適合自己。這很大程度取決於一個人對自己的認識、了解及對自我價值觀的認同，胡亂模仿其他人，可能只會令自己的形象更為模糊。若能以積極正面的態度，對自己的優缺點皆能肯定及接受，有足夠的自信心及自尊，便能發掘到一個適合自己的形象。
文劉妙賢
P43 | 副刊 | 城市專題 | By 劉妙賢 2010-05-18
美麗妖魔化 自我形象之迷思
激瘦模特兒因厭食症死亡的消息尚未夠震撼，身邊女性朋友不時為嘴饞而懊惱，揚言「斷食」數天才能彌補貪食的「罪過」，有些更誇張說恨不得有厭食症，彷彿體型與美好的一切畫上了等號。這種對體型的追求更取代其他因素，成為構成自我形象的重要部分，臨床心理學家指出，自我形象差是導致飲食失調的其中一個高危因素。
根據香港飲食失調康復會資料顯示，很多人都想追求一個單一的「瘦削」身型標準，加上媒體推波助瀾，不斷暗示「身型等同於自我價值」、「瘦了就會得到自信、愛情、工作及朋友」等誤導訊息，使很多人對自己的體型不滿，以為擁有瘦削身型就等於美麗和成功，生活上的種種問題也可迎刃而解。二十多歲的Mary曾患上厭食症，體重最輕時只有六十多磅，瀕臨死亡邊緣，她不諱言自己亦曾被媒體打造的女性形象所迷惑，「以前認為瘦就能擁有一切，結果卻什麼也得不到，甚至幾乎死去」。這些經歷讓她明白身型不應與自我形象、自我價值等掛，她強調身體的線條不能決定人生的一切。
超現實身型標準
媒體追捧瘦削體型形象所引致的災難性心理及生理健康問題，已惹起不少人關注，如曾登上《時尚》（Vogue）雜誌封面的加拿大超模Coco Rocha，她揚言絕對不減重，不介意設計師嫌她四十七公斤「太胖」而失去走秀機會；德國最暢銷女性雜誌Brigitte去年宣布不再刊登「零碼」模特兒照片；早前英國超級名模Kate Moss發表崇尚骨感身材的座右銘後，立即遭到各方媒體及組織的痛批，甚至她代言的服飾品牌也認為這番言論有損企業形象。縱使如此，這種扭曲了的身體形象早已深入民心，不少人為達到這要求而使自我形象低落，甚至患上飲食失調症。
早前基督女青年會發表調查報告指出，九十後女生對自己體格與外表的滿意度不合格，顯示女生自我形象低落。香港飲食失調康復會臨床心理學家余文蕙表示，組成自我形象的範圍很闊，包含了個人能力、外表、社交上受歡迎程度，也可以是他人對自己的看法，以及自己對自己的看法等，而身體形象是對自己看法的一部分。在「社教化」過程中，家人、朋輩與媒體均對自我形象建立的影響甚深，「自我形象會隨經歷、朋友的態度或批評，以及個人對自己的看法而變，引致較差的自我形象或身體形象的原因有很多，自我形象差是導致飲食失調的其中一個高危因素」。
「從社會認知理論上來看，如何看待自己並不一定全靠自己想像，很多時是視乎他們如何看自己。如這人很漂亮，得到很多稱讚，受人歡迎，有不少人追求，他們就會跟這個『好』的標準去做，很多時這標準未必是自己親身體驗過，只是看到他人的『好』結果才跟做。」正如國際時尚圈崇尚只穿零號碼衣服的紙片模特兒，她們骨瘦如柴的形象「深入民心」，法國現在約有四萬名婦女患上厭食症，連前任總統舒拉克的長女也受到此症折磨了逾二十年。
認知被媒體扭曲
媒體追捧骨瘦如柴的女性形象已是老生常談，引起的不只是減肥傷身的問題，對尚未完全建立正面自我形象的青春期少女來說，影響的可能是她們整個人生。調查結果指少女根本沒有足夠能力去分析網絡資訊的對錯，這有機會扭曲了她們在體態與外表等方面的認知，對她們的成長與發育有深遠的影響。余文蕙說︰「社會風行的瘦削身型已被內化，亦不斷強化這標準，即大眾十分認同媒體打造的身體形象，更將之變為自我價值標準。我們會因遭受周遭壓力而想瘦身，有研究證明，當你愈看纖體廣告便愈相信其內容，對體型不滿的指數也會愈高，部分人會將這標準與自己比較，他們會認為既然他人可以瘦，我也可以一樣，引發他們對體型的不滿，而去減肥。」在余文蕙接觸的飲食失調患者中大都有同一個想法：「她們認為瘦了，就會得到他人的認同欣賞，因此十分重自己體型，再加上身邊的人也認同這體型指標，她們這想法就更加得到認同，促使她們去減肥，當這想法極端發展時，便會產生極端行為。」從事女性雜誌記者透露，媒體打造的女性形象是超乎現實的，模特兒的身型雖然夠瘦，不過很多時是瘦得胸臀也沒有，要靠電腦軟件為相片「加工」，才有「玲瓏浮凸」的效果。Mary說雖然明知廣告相是「執」過，不是真實的，即使當時的她擁有身高1.66米、體重100磅的標準身材，也期望自己與宣傳照上的體態看齊。
歪風傷害整個家庭
事實上，她們根本難以達到被媒體「神化」了的女性形象要求，當她們愈將自己與傳媒報道的女性比較，其自我形象愈低，愈嘗試改善自己去符合傳媒報道的女性形象，其自我形象愈負面，愈易產生自卑感。有時太管束自己去符合「目標」，便會引發龐大壓力與負面情緒，嚴重可演變至進食失調，患上厭食症、暴食症等。根據香港飲食失調康復會的資料顯示，很多進食失調患者均有扭曲的自我形象和自我評價，認為身型及外表代表了一切。
對進食失調患者來說，失去進食興趣、暴食或扣喉等，固然為生理與心理帶來痛苦和傷害，不過同時受影響的卻不止患者一人，家人在照顧患者過程中亦承受極大壓力，當中有四成甚至出現精神及情緒問題。當父母發現子女患病時，在心痛之餘，亦感到自責或自怨自艾，他們出於緊與關心希望子女盡快恢復正常飲食，卻觸發更多磨擦，Mary說當時最常上演的是「飲桌上的戰爭」，每餐都在為進食多少而爭吵，關係變得愈來愈差；有位母親說在女兒厭食症發病時，每天都過得提心吊膽，「假若半夜聽到拉水聲，我就會將耳朵放在門邊偷偷打量她是否又在扣喉；假若她的電話接不通，我又緊張地以為她是在街上暈倒，不省人事……我自己亦有工作，白天上班強顏歡笑地面對龐大的工作壓力，晚上又要面對一個『瘋子』，我的精神快要崩潰了」。母親為女兒的厭食症行為羞愧得無地自容，她感到極度無助和絕望，甚至已經準備好「遺書」以及想好「解脫」方法。幸好這位母親得到社工與專業人士的協助與支持，還有一班同病相憐的父母鼓勵與關心，才讓她克服一個又一個的挑戰。
「自己之前真的做錯了，只在意身型方面，得到一個好大的教訓。」Mary回想患厭食症時，最遺憾是對不起父母，因個人關係至整個家庭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之中，不斷的衝突差點斷送了親子之間的感情，即使最在乎的學業也不得不暫停，社交生活、健康等亦一併失去，這全是為了「瘦便能得到一切」的扭曲自我形象，十分不值。Mary已克服了這段自我價值扭曲之路，她現在不會再特別留意他人的身型，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體型，這是天生的，「我仍然會對自己的體型緊，不過是在於健康方面，體型不可以過分瘦，也不會向兩極發展，要從中取得平衡」。
當被問及對自己身型的滿意度時，她一陣沉默後才釋然一笑，「其實體型還可以fit多少少，我覺得是缺乏運動的關係。不過我不會再跌回之前的世界，因為我有了新的自我價值觀」。每個人建立自信的立足點都不同，不須靠外表和身型來提升自信心、證明自己能力或爭取別人認同，「自我形象是從多方面來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長，視乎以何角度來看待自己」。
專家指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自我形象，亦沒有好壞之分，重要的是什麼形象才適合自己。這很大程度取決於一個人對自己的認識、了解及對自我價值觀的認同，胡亂模仿其他人，可能只會令自己的形象更為模糊。若能以積極正面的態度，對自己的優缺點皆能肯定及接受，有足夠的自信心及自尊，便能發掘到一個適合自己的形象。
文劉妙賢
2010年5月6日 星期四
2010年5月3日 星期一
再論香港的社會流動性_雷鼎鳴
信報財經新聞
P15 | 時事評論 | By 雷鼎鳴 2010-05-03
再論香港的社會流動性
拙文「社會流動與機會平等」三月二十九日在本報發表後，引來了傅景華和葉兆輝「誰比誰更有機會向上流動」（四月十六日）及黃培烽「與雷鼎鳴商榷社會流動」（四月二十二日）兩篇評論。兩文所用語調，似乎是要對拙文稍作批評，但細讀內容，我倒覺得他們的論據只是印證了我的觀點。既是如此，我當然也不用作什麼「反駁」。對香港社會流動性問題，有些觀點及新的論據，我還未說清楚，這裏可趁機作些補充。
我在拙文中根據一九九六至二○○六年的數據寫過這段總結性的話：「香港社會還是有點社會流動性！不過，十年才有這種變化，速度可算頗為緩慢。」傅葉二人大作中一開始便引用了這段說話的上半截「香港社會還是有點流動性」，但卻刪掉下半截，並說所引的一句未能反映我們認識到的實況，接他們又再引述港大經濟系James Vere的研究，論證香港近年流動性偏低。這種行文方式使人摸不頭腦，Vere的結果不是與我的一致嗎？
我對Vere的結果十分熟悉，其中沒有超出多年來我對這問題的認知。這毫不奇怪，只要是認真的學者，用正確方法分析能夠反映真實世界的客觀數據，所得的結論不會互相矛盾。但他的結果顯然有異於某些團體或傳媒一些不夠謹慎的論據。
貧者愈貧 富者愈富﹖
社會上一個流行的說法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幾乎在任何社會任何時期，我們都可輕易找到一些比前更富的富人及比前更窮的窮人，但若要確立「貧者愈貧」一說，我們起碼要證明收入下降的窮人比例上要高於收入上升的窮人。我在上述拙文中曾用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比較過一九九六及二○○六年不同住戶人均收入（即住戶收入除以該住戶人數）組群的人數，發現實質收入六千元以下的組群人數比例全面下跌，六千元以上的則上升。
邏輯上，這已經證明了「貧者愈貧」是過甚其辭的說法。不過，低收入人數比例下跌不夠快，所以我認為近年來社會流動太過緩慢。
黃培烽文章中有提過最低收入的百分之十人口的入息中位數有所下降，並以此作為「貧者愈貧」的佐證。黃用的是客觀數據，我用的也是客觀數據，二者不可能矛盾。在治學中，我們經常都會發現一些暫未能解的謎團，我們的天職便是找出其中答案。上述矛盾其實並不難解。
我在三月二十二日「香港貧富懸殊是否在惡化」一文早已提供了答案。從二○○○年開始，每周工作二十小時以下的part-time人數不斷上升，到去年已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八。多了這批人，個人就業收入偏低的人數，不可避免地會增加，但這並不是「貧者愈貧」的徵兆，多了他們的額外收入，住戶人均收入理應上升。我相信黃培烽稍作思索便可明白此點。
我對香港社會流動性的一個主要觀點是，經濟增長愈快，向上流動性便愈暢順，反之則窒礙不通。近年香港每戶平均名義ＧＤＰ停滯不前，正是使人感到流動性慢的主因。在Vere的結果中，二○○五至○八年流動性雖慢，但也稍有改善，正好印證我的假說。二○○五至○八年，正是香港回歸後的主要經濟增長期，所以流動性才稍好。
收入與地位多相稱
要確立一個假說，我們常要從不同的角度提供論證。過去十年，我開過九次「香港經濟」的課，學生除考試外，必要寫一篇有證據為基礎的研究論文報告，很多學生都喜歡用歷年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作計量經濟分析。今年我說服一組學生集中研究青年人的社會流動，根據他們整理出的數據，我同樣得到經濟增長低會拖慢流動性的結論。
一九八六年二十一至三十歲的青年人，到一九九六年便變成三十一至四十歲，我算過他們的實質平均收入，這十年間上升了百分之一百一十六。這個增幅包含了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動力，也包含了每個人因經驗累積得以升職的因素。
但是，我們若比較一九九六年二十一至三十歲青年人及二○○六年三十一至四十歲市民的平均收入，實質只上升了百分之五十二，遠比十年前的要低。二○○六年二十一至三十歲的平均收入比起十年前同齡的人的收入甚至沒有上升。事實上，一九八六至九六年這十年內ＧＤＰ增長比後十年便快得多。
黃文提到，收入上升雖然是社會流動的重要指標，但也應考慮其他因素，例如社會地位有無變化。此點並無不對，但卻並不重要或有用。第一，人口普查數據是現有質量最好的相關數據，但其包含的資訊卻不足以回答有關地位變動的問題，傅葉二人多次提到的追蹤數據（panel data）才可行，但遠水救不了近火，就算政府現在開始搜集數據，並追蹤被訪組群將來的發展，也要起碼等一、二十年才有效。
第二，歷史上的確有些社會，個人地位與收入無必然關係，但是，在資本主義的香港，關係性卻頗強，知道某人的收入後，我們對其社會地位的高低，雖不能瞭然於胸，但亦知道不少了。
古代中國流動性勝西方
提起社會地位及流動性，我不由記起兩位老師對中國社會流動性的研究，傳統中國社會中最決定地位的是某人是否考科舉而當官。先師柯睿格（Edward Kracke, Jr.）是著名的宋史專家，我在他遽歸道山前修過他最後開的「中國制度」一課，或許算是他關門學生之一。柯師在一九四七年有篇名動學林的論文，他找到宋朝僅存的兩份進士名單，一一四八年的那份有朱熹在（三百三十人中進士，朱熹排名二百七十八），一二五六年的則有文天祥、陸秀夫等人。中國人尊崇祖宗，進士名單中竟有詳列進士祖宗三代的資料。柯師發現，一一四八年的那次科舉，百分之五十六的進士出身平民，祖宗三代中無人做官。一二五六年的進士，亦有百分之五十八是平民出身。這種數據是可遇不可求的追蹤性數據，宋代的高度社會流動性與歐洲中古時期貴族社會的封閉不可同日而語。
另一位，九十三高齡仍健在、依然工作不懈的老師何炳棣在六十年代初更出版過一本劃時代巨著《明清社會史論》，當中根據明清兩代的進士登科錄、進士三代履歷，及同年齡錄等有關一萬五千名進士的資料，論斷出來自三代平民之家的進士佔百分之三十一，普通書香門第的百分之四十，來自有「蔭」可享三品以上官家的百分之六。十八世紀時英國的貴族大地主，其次子幾乎穩可當上議會議員。中國文化中，對以能力為基礎的社會流動性，實在遠勝西方的家庭出身決定論。
檢視過去社會流動性雖然有意義，但總不及想方設法改進現在的流動性來得重要。上文已說過，經濟增長才可保持社會的上移流動性，經濟搞不好，收入分布及機會平等都會出大問題。但在個人的層面上，要幹什麼才可更有機會在社會階梯上爬升？我們總不能單靠政府不靠自己努力而進步。
收入分配及社會流動性是經濟學的大題目，有關論著汗牛充棟。諾貝爾獎得主貝加（Gary Becker）一九六七年在安娜堡密西根大學的渥天斯基講座（Woytinsky Lectures）把收入分配及流動性牢牢地建基於人力資本之上，自此不計其數的理論或實證，都發現教育是影響收入及社會流動的根本性因素。我們若確認此點，要多學什麼才有利於自己的流動？
我見過科大一份文件，是顧問公司對舊生的調查報告，其中一項是問舊生什麼技能對事業上成功最有用，溝通能力、人際關係技巧、分析力幾項最重要，英語能力也上榜。
諳英語幫助極大
我有一組學生用 Probit 方法分析過人口普查數據，發現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條件下，專業、工程及商科的學位最能增加就業機會，理科次之，文科最低，會說英語幫助極大。這些結果沒有新奇，但確認了一般人的印象，其中有一點我們是要注意的：香港是一個沒有天然資源，不能獨自生存的經濟實體，不搞外向型經濟，我們便不了多久。
市場確認了此點，以上較為吃香的技能或學位，多多少少都與外向型經濟有關。不掌握這方面的人力資本，對自己的流動性十分不利。這組學生的研究有另一項結果可能使人稍感意外：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條件下，副學士學位對增加就業的機會，效果還比不上中六，政府將來應該檢討一下副學士的課程，否則大大不利促進社會流動性。
註：在本文中我用過以下學生的部分研究結果：高文強、關家棟、林家煒、趙公亮、方昶禮、梁琮暉及李建鋒。
P15 | 時事評論 | By 雷鼎鳴 2010-05-03
再論香港的社會流動性
拙文「社會流動與機會平等」三月二十九日在本報發表後，引來了傅景華和葉兆輝「誰比誰更有機會向上流動」（四月十六日）及黃培烽「與雷鼎鳴商榷社會流動」（四月二十二日）兩篇評論。兩文所用語調，似乎是要對拙文稍作批評，但細讀內容，我倒覺得他們的論據只是印證了我的觀點。既是如此，我當然也不用作什麼「反駁」。對香港社會流動性問題，有些觀點及新的論據，我還未說清楚，這裏可趁機作些補充。
我在拙文中根據一九九六至二○○六年的數據寫過這段總結性的話：「香港社會還是有點社會流動性！不過，十年才有這種變化，速度可算頗為緩慢。」傅葉二人大作中一開始便引用了這段說話的上半截「香港社會還是有點流動性」，但卻刪掉下半截，並說所引的一句未能反映我們認識到的實況，接他們又再引述港大經濟系James Vere的研究，論證香港近年流動性偏低。這種行文方式使人摸不頭腦，Vere的結果不是與我的一致嗎？
我對Vere的結果十分熟悉，其中沒有超出多年來我對這問題的認知。這毫不奇怪，只要是認真的學者，用正確方法分析能夠反映真實世界的客觀數據，所得的結論不會互相矛盾。但他的結果顯然有異於某些團體或傳媒一些不夠謹慎的論據。
貧者愈貧 富者愈富﹖
社會上一個流行的說法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幾乎在任何社會任何時期，我們都可輕易找到一些比前更富的富人及比前更窮的窮人，但若要確立「貧者愈貧」一說，我們起碼要證明收入下降的窮人比例上要高於收入上升的窮人。我在上述拙文中曾用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比較過一九九六及二○○六年不同住戶人均收入（即住戶收入除以該住戶人數）組群的人數，發現實質收入六千元以下的組群人數比例全面下跌，六千元以上的則上升。
邏輯上，這已經證明了「貧者愈貧」是過甚其辭的說法。不過，低收入人數比例下跌不夠快，所以我認為近年來社會流動太過緩慢。
黃培烽文章中有提過最低收入的百分之十人口的入息中位數有所下降，並以此作為「貧者愈貧」的佐證。黃用的是客觀數據，我用的也是客觀數據，二者不可能矛盾。在治學中，我們經常都會發現一些暫未能解的謎團，我們的天職便是找出其中答案。上述矛盾其實並不難解。
我在三月二十二日「香港貧富懸殊是否在惡化」一文早已提供了答案。從二○○○年開始，每周工作二十小時以下的part-time人數不斷上升，到去年已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八。多了這批人，個人就業收入偏低的人數，不可避免地會增加，但這並不是「貧者愈貧」的徵兆，多了他們的額外收入，住戶人均收入理應上升。我相信黃培烽稍作思索便可明白此點。
我對香港社會流動性的一個主要觀點是，經濟增長愈快，向上流動性便愈暢順，反之則窒礙不通。近年香港每戶平均名義ＧＤＰ停滯不前，正是使人感到流動性慢的主因。在Vere的結果中，二○○五至○八年流動性雖慢，但也稍有改善，正好印證我的假說。二○○五至○八年，正是香港回歸後的主要經濟增長期，所以流動性才稍好。
收入與地位多相稱
要確立一個假說，我們常要從不同的角度提供論證。過去十年，我開過九次「香港經濟」的課，學生除考試外，必要寫一篇有證據為基礎的研究論文報告，很多學生都喜歡用歷年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作計量經濟分析。今年我說服一組學生集中研究青年人的社會流動，根據他們整理出的數據，我同樣得到經濟增長低會拖慢流動性的結論。
一九八六年二十一至三十歲的青年人，到一九九六年便變成三十一至四十歲，我算過他們的實質平均收入，這十年間上升了百分之一百一十六。這個增幅包含了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動力，也包含了每個人因經驗累積得以升職的因素。
但是，我們若比較一九九六年二十一至三十歲青年人及二○○六年三十一至四十歲市民的平均收入，實質只上升了百分之五十二，遠比十年前的要低。二○○六年二十一至三十歲的平均收入比起十年前同齡的人的收入甚至沒有上升。事實上，一九八六至九六年這十年內ＧＤＰ增長比後十年便快得多。
黃文提到，收入上升雖然是社會流動的重要指標，但也應考慮其他因素，例如社會地位有無變化。此點並無不對，但卻並不重要或有用。第一，人口普查數據是現有質量最好的相關數據，但其包含的資訊卻不足以回答有關地位變動的問題，傅葉二人多次提到的追蹤數據（panel data）才可行，但遠水救不了近火，就算政府現在開始搜集數據，並追蹤被訪組群將來的發展，也要起碼等一、二十年才有效。
第二，歷史上的確有些社會，個人地位與收入無必然關係，但是，在資本主義的香港，關係性卻頗強，知道某人的收入後，我們對其社會地位的高低，雖不能瞭然於胸，但亦知道不少了。
古代中國流動性勝西方
提起社會地位及流動性，我不由記起兩位老師對中國社會流動性的研究，傳統中國社會中最決定地位的是某人是否考科舉而當官。先師柯睿格（Edward Kracke, Jr.）是著名的宋史專家，我在他遽歸道山前修過他最後開的「中國制度」一課，或許算是他關門學生之一。柯師在一九四七年有篇名動學林的論文，他找到宋朝僅存的兩份進士名單，一一四八年的那份有朱熹在（三百三十人中進士，朱熹排名二百七十八），一二五六年的則有文天祥、陸秀夫等人。中國人尊崇祖宗，進士名單中竟有詳列進士祖宗三代的資料。柯師發現，一一四八年的那次科舉，百分之五十六的進士出身平民，祖宗三代中無人做官。一二五六年的進士，亦有百分之五十八是平民出身。這種數據是可遇不可求的追蹤性數據，宋代的高度社會流動性與歐洲中古時期貴族社會的封閉不可同日而語。
另一位，九十三高齡仍健在、依然工作不懈的老師何炳棣在六十年代初更出版過一本劃時代巨著《明清社會史論》，當中根據明清兩代的進士登科錄、進士三代履歷，及同年齡錄等有關一萬五千名進士的資料，論斷出來自三代平民之家的進士佔百分之三十一，普通書香門第的百分之四十，來自有「蔭」可享三品以上官家的百分之六。十八世紀時英國的貴族大地主，其次子幾乎穩可當上議會議員。中國文化中，對以能力為基礎的社會流動性，實在遠勝西方的家庭出身決定論。
檢視過去社會流動性雖然有意義，但總不及想方設法改進現在的流動性來得重要。上文已說過，經濟增長才可保持社會的上移流動性，經濟搞不好，收入分布及機會平等都會出大問題。但在個人的層面上，要幹什麼才可更有機會在社會階梯上爬升？我們總不能單靠政府不靠自己努力而進步。
收入分配及社會流動性是經濟學的大題目，有關論著汗牛充棟。諾貝爾獎得主貝加（Gary Becker）一九六七年在安娜堡密西根大學的渥天斯基講座（Woytinsky Lectures）把收入分配及流動性牢牢地建基於人力資本之上，自此不計其數的理論或實證，都發現教育是影響收入及社會流動的根本性因素。我們若確認此點，要多學什麼才有利於自己的流動？
我見過科大一份文件，是顧問公司對舊生的調查報告，其中一項是問舊生什麼技能對事業上成功最有用，溝通能力、人際關係技巧、分析力幾項最重要，英語能力也上榜。
諳英語幫助極大
我有一組學生用 Probit 方法分析過人口普查數據，發現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條件下，專業、工程及商科的學位最能增加就業機會，理科次之，文科最低，會說英語幫助極大。這些結果沒有新奇，但確認了一般人的印象，其中有一點我們是要注意的：香港是一個沒有天然資源，不能獨自生存的經濟實體，不搞外向型經濟，我們便不了多久。
市場確認了此點，以上較為吃香的技能或學位，多多少少都與外向型經濟有關。不掌握這方面的人力資本，對自己的流動性十分不利。這組學生的研究有另一項結果可能使人稍感意外：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條件下，副學士學位對增加就業的機會，效果還比不上中六，政府將來應該檢討一下副學士的課程，否則大大不利促進社會流動性。
註：在本文中我用過以下學生的部分研究結果：高文強、關家棟、林家煒、趙公亮、方昶禮、梁琮暉及李建鋒。
社會流動與機會平等_雷鼎鳴
信報財經新聞
P19 | 時事評論 | By 雷鼎鳴 2010-03-29
社會流動與機會平等
二○○一年一月，美國的一架偵察機在海南島附近與中國一隻軍機相撞，我當時寫過一篇評論文章，今天尚覺頗有啟示。事緣中美雙方為事件展開宣傳戰，美方為了證明中方的王偉是一個魯莽飛行員，曾播出一段錄像，聲稱是美國飛行員在機上所拍。畫面顯示中方飛機飛得很近。中方不甘示弱，也拋出另一套錄像，為中方軍機所拍，美機似有直衝而來的態勢。
這兩段錄像其實都證明不了什麼。中學物理課中有所謂「相對速度」，我們在下雨時開車，可見到雨點衝向車輛。但究竟是汽車衝向雨點還是雨點衝向汽車，本來便沒有什麼分別。我們若以美方軍機的照相機作參考點，那麼便是中方軍機衝向美機。反之，以中方的照相機作參考點，則是美方撞過來了。
此等事物的相對性，可助我們體會不少意識形態爭拗的虛妄。對立的雙方，總覺得對方有不可告人的利益或邪惡立場，自己則是正義的化身。很多時候，雙方都是對自己的觀點深信不疑，正如坐在自己飛機中，自己衝向別人也會見到是別人衝過來。
在學術探討或對社會認知上，我討厭意識形態的爭論。但世上萬物之理又是否只是虛無縹緲地充滿相對性？我們有沒有一把較為絕對的參考座標？我相信是有的，就是凡事皆看客觀證據。在反智的社會，此點尤為必要。
機會平等指標為社會流動
貧富問題無疑是充滿意識形態的。假如我們把收入分配是否均勻作為一目標，我們很容易在歷史經驗中找到大量例子指出它與生產效率及經濟增長有矛盾。中國從「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走到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繼而取得增長上的巨大成功，便正是它選擇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的後果。作為老師，我也絕不會平均主義地把整班學生都給予同一分數，而對不同分數代表的背後努力不屑一顧，因為按照我自己的意識形態，這種平等是不公正的。話雖如此，以效率代替結局上的平等，又不見得是人人接受的道理。若社會的價值觀變得認為均貧比不同人有差異的富裕更加合乎理想，在科學分析上沒有誰可以提出反駁的道理。
平等是否一定與經濟增長有矛盾？假如我們用的是結局上平等的概念，這個矛盾不易避免。但我們談的若是機會上的平等，它與增長卻是可以相輔相成，沒有什麼衝突。不同的意識形態或許都可以較易接受。
量度機會平等的一個重要指標是社會的流動性。很多人認為，近年香港的流動性減慢了。以下我會論證，流動性的快慢與經濟的好壞有密切關係。經濟水平低企或經濟增長速度緩慢，人民往上流動的機會將大大減少。反之，若社會充滿往上流動的機會，人民自會被激勵更加奮發向上，這樣對經濟的產量及人民的收入也大有裨益。
香港近年的社會流動性如何？上周我的文章指出，十多年來香港住戶的平均收入根本停滯不前。在經濟表現平庸的態勢下，社會的流動性或機會平等不可能不受到制約。但實情如何，我們不能靠猜測代替實數的量度，而量度則需要高質的數據庫及合理的方法。
我用的數據是歷年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政府在網上公布了這些數據大量的總體性圖表，但不能滿足嚴肅研究的需要。不過，政府有出售百分之五抽樣的原始數據，價錢三千餘元，頗貴！數據庫中有幾十萬人的全部個人及住戶數據。
以收入組群量度社會流動
量度流動性的一個簡單方法，是把不同收入組群的住戶數目找出來，再看看窮住戶或富住戶的數目是增加還是減少。但用住戶數目有很大的缺點。例如，某住戶月入一萬元但有五個成員，另一住戶月入五千但只有一個成員。究竟哪一戶更富有？近年香港住戶結構急劇變化，平均成員數目大幅下降，我們有必要對此作出調整。
【附表】的數據是把每一戶的總收入及其成員人數都找出來，再算出住戶的人均收入。所用的收入都是實質收入，以一九九六年物價計算。自二○○○年起，香港實施了強積金，僱主每月要把僱員入息的百分之五注入僱員戶口（一千元為上限），這筆數也有必要包括在調整之內。
從附表可見，一九九六年有百分之零點○五的人口分得的收入是零，二○○六年則增至百分之一點一。除此以外，月入六千元以下的每一個收入組群的人數都在減少，但自六千元以上，所有收入組群人數都有增加。換言之，除零收入的細小組群外，人均六千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比例有所減少，中高收入的則上升。香港社會還是有點社會流動性！不過，十年才有這種變化，速度可算頗為緩慢。
附表中不能忽視的一點是零收入的人口比例有所增加。零收入等於自己所屬的住戶沒有任何成員有工作。一九九六年人口普查期間，香港的失業率是百分之二點八，二○○六年是百分之五點二，相差了二點四個百分點，足夠解釋二○○六年百分之一點○一的人屬於零收入的住戶。
一九九六至二○○六年香港經濟增長緩慢，從附表可算出，十年內低收入人口只下降了百分之十一。但在經濟增長較快的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六年之間，五年內個人主要入息在八千元以下的，人數卻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七【註】，流動性孰快孰慢，一目瞭然。
懷舊潮下的記憶失實
上述結果雖在情理之中，但卻與當前流行的一些想法不同。後者一般認為，中間收入的住戶數目減少了，窮的及富的卻都有增加。差別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的論者都沒有使用人口普查中更詳細的原始數據，以致不能對住戶結構所起的變化作出相應的調整。
社會中另一種印象是現在年輕人所得到的機會少了，就算讀到大學，出頭的機會也不多。這個觀點部分可能來自呂大樂抒發感情觀察入微的《四代香港人》，部分來自某些人對當前情況的主觀感覺。
呂大樂認為，嬰兒潮世代的港人（一九四六至六五年出生）因為沒有多受父母規管，所以較自由及較多機會。這一世代時間很長，成長期又處於香港社會高速變化階段，所以各人經驗可能很不同。在我的年代，我看絕大部分根本沒有多少機會。年幼時在家穿膠花幾乎是當時千家萬戶的指定動作。我不少小學同學入讀中學也覺負擔不起。能進入大學的，機會當然很多，但他們只佔人口的幾個百分點，哪及今天近三成的人可入大學？
《歲月神偷》是部很寫實的電影，勾起了我不少回憶，那時的條件的確比現在差得太多。除教育外，創業亦是社會流動的另一途徑。八十年代很多港人到珠三角創業，固然有一些人成功地將中小企變成跨國企業，但更多的是虧了本而變得寂寂無聞。成功背後的動力，總包含敢於冒險的企業家精神及個人努力。
現在的「筍工」是否比從前少呢？我看不見得。現在每年都有醫生、律師畢業，職位肯定不少於幾十年前。現在的會計師行每年招收畢業生的規模，也是當年不能相比的。至於不少大學生的至愛，在投資銀行做事，更是以前沒有的工種。香港社會對不同學位的歧視性，也遠不及從前。我大學本科畢業自世界頂尖名校，讀者可能不知，香港政府當年是不承認這個學位的。說香港以前的機會比現在多，可能只記得以前的好處，而忘記了殖民時期的醜陋處，多少有點失實。
年輕人對前途感茫然原因
不過，現在又的確有不少年輕人對前途感到茫然。原因可能很多，我並不全面地只談幾個。第一，好工雖也不少，但卻被人搶去了。香港大量的中產父母大都對子女教育十分「肉緊」，每逢周末，拖子女到處學琴、補習、運動，暑期又到世界各處參加各種課程，已是香港生活的一部分。這種環境成長的子女，不見得是呂大樂認為注定要失敗的第四代，而是在就業市場中最有競爭力的一批人。投資銀行僱用的，也是他們。近年來港的國內尖子又是另一批競爭力特強的人。草根階層的子女是吃了點虧，但若肯努力，也未必不能追上。
第二，香港沒有天然資源，經濟上的生存必然要倚靠外面。香港的幾個支柱行業，金融、貿易、物流、專業服務全部與全球化關係密切。誰擁有全球化經濟所需的技巧及知識，誰便更有機會成功，否則事業會舉步維艱。但香港青年人中不認同這個判斷的恐怕人數眾多，不少人不願面對世界，寧願「守護」香港。人各有志，這沒有什麼不對，我們應該尊重，但一個必須走外向型經濟的地方能養得活多少堅持內向的人，卻使人疑惑。
第三，香港教育制度問題之多，常使人惱火。現在大學三改四，課程大改革，幾乎每一所大學都要加強語文、溝通能力、領導才能、全球視野、中國文化、批判能力等等有利學生面向世界的課程，但改革成敗未卜，對當前年輕人亦尚未有影響。不過，這也許可彌補來自基層的學生在這些方面所缺乏的背景，有利改善機會上的平等。
註︰過去十年，我有多組互不相識的學生用不同的人口普查數據或不同的方法研究過香港的社會流動性，結果基本與附表相符。我們就算用最新的住戶調查數據，結論也是一樣，但數據質量不及人口普查。又附表結果主要是我的學生方宇陞所做。又我一直避免使用圖表，因為在電子版本中，圖表似會在文章中消失。海外讀者若讀不到附表，可用電郵向我索取。
P19 | 時事評論 | By 雷鼎鳴 2010-03-29
社會流動與機會平等
二○○一年一月，美國的一架偵察機在海南島附近與中國一隻軍機相撞，我當時寫過一篇評論文章，今天尚覺頗有啟示。事緣中美雙方為事件展開宣傳戰，美方為了證明中方的王偉是一個魯莽飛行員，曾播出一段錄像，聲稱是美國飛行員在機上所拍。畫面顯示中方飛機飛得很近。中方不甘示弱，也拋出另一套錄像，為中方軍機所拍，美機似有直衝而來的態勢。
這兩段錄像其實都證明不了什麼。中學物理課中有所謂「相對速度」，我們在下雨時開車，可見到雨點衝向車輛。但究竟是汽車衝向雨點還是雨點衝向汽車，本來便沒有什麼分別。我們若以美方軍機的照相機作參考點，那麼便是中方軍機衝向美機。反之，以中方的照相機作參考點，則是美方撞過來了。
此等事物的相對性，可助我們體會不少意識形態爭拗的虛妄。對立的雙方，總覺得對方有不可告人的利益或邪惡立場，自己則是正義的化身。很多時候，雙方都是對自己的觀點深信不疑，正如坐在自己飛機中，自己衝向別人也會見到是別人衝過來。
在學術探討或對社會認知上，我討厭意識形態的爭論。但世上萬物之理又是否只是虛無縹緲地充滿相對性？我們有沒有一把較為絕對的參考座標？我相信是有的，就是凡事皆看客觀證據。在反智的社會，此點尤為必要。
機會平等指標為社會流動
貧富問題無疑是充滿意識形態的。假如我們把收入分配是否均勻作為一目標，我們很容易在歷史經驗中找到大量例子指出它與生產效率及經濟增長有矛盾。中國從「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走到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繼而取得增長上的巨大成功，便正是它選擇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的後果。作為老師，我也絕不會平均主義地把整班學生都給予同一分數，而對不同分數代表的背後努力不屑一顧，因為按照我自己的意識形態，這種平等是不公正的。話雖如此，以效率代替結局上的平等，又不見得是人人接受的道理。若社會的價值觀變得認為均貧比不同人有差異的富裕更加合乎理想，在科學分析上沒有誰可以提出反駁的道理。
平等是否一定與經濟增長有矛盾？假如我們用的是結局上平等的概念，這個矛盾不易避免。但我們談的若是機會上的平等，它與增長卻是可以相輔相成，沒有什麼衝突。不同的意識形態或許都可以較易接受。
量度機會平等的一個重要指標是社會的流動性。很多人認為，近年香港的流動性減慢了。以下我會論證，流動性的快慢與經濟的好壞有密切關係。經濟水平低企或經濟增長速度緩慢，人民往上流動的機會將大大減少。反之，若社會充滿往上流動的機會，人民自會被激勵更加奮發向上，這樣對經濟的產量及人民的收入也大有裨益。
香港近年的社會流動性如何？上周我的文章指出，十多年來香港住戶的平均收入根本停滯不前。在經濟表現平庸的態勢下，社會的流動性或機會平等不可能不受到制約。但實情如何，我們不能靠猜測代替實數的量度，而量度則需要高質的數據庫及合理的方法。
我用的數據是歷年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政府在網上公布了這些數據大量的總體性圖表，但不能滿足嚴肅研究的需要。不過，政府有出售百分之五抽樣的原始數據，價錢三千餘元，頗貴！數據庫中有幾十萬人的全部個人及住戶數據。
以收入組群量度社會流動
量度流動性的一個簡單方法，是把不同收入組群的住戶數目找出來，再看看窮住戶或富住戶的數目是增加還是減少。但用住戶數目有很大的缺點。例如，某住戶月入一萬元但有五個成員，另一住戶月入五千但只有一個成員。究竟哪一戶更富有？近年香港住戶結構急劇變化，平均成員數目大幅下降，我們有必要對此作出調整。
【附表】的數據是把每一戶的總收入及其成員人數都找出來，再算出住戶的人均收入。所用的收入都是實質收入，以一九九六年物價計算。自二○○○年起，香港實施了強積金，僱主每月要把僱員入息的百分之五注入僱員戶口（一千元為上限），這筆數也有必要包括在調整之內。
從附表可見，一九九六年有百分之零點○五的人口分得的收入是零，二○○六年則增至百分之一點一。除此以外，月入六千元以下的每一個收入組群的人數都在減少，但自六千元以上，所有收入組群人數都有增加。換言之，除零收入的細小組群外，人均六千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比例有所減少，中高收入的則上升。香港社會還是有點社會流動性！不過，十年才有這種變化，速度可算頗為緩慢。
附表中不能忽視的一點是零收入的人口比例有所增加。零收入等於自己所屬的住戶沒有任何成員有工作。一九九六年人口普查期間，香港的失業率是百分之二點八，二○○六年是百分之五點二，相差了二點四個百分點，足夠解釋二○○六年百分之一點○一的人屬於零收入的住戶。
一九九六至二○○六年香港經濟增長緩慢，從附表可算出，十年內低收入人口只下降了百分之十一。但在經濟增長較快的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六年之間，五年內個人主要入息在八千元以下的，人數卻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七【註】，流動性孰快孰慢，一目瞭然。
懷舊潮下的記憶失實
上述結果雖在情理之中，但卻與當前流行的一些想法不同。後者一般認為，中間收入的住戶數目減少了，窮的及富的卻都有增加。差別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的論者都沒有使用人口普查中更詳細的原始數據，以致不能對住戶結構所起的變化作出相應的調整。
社會中另一種印象是現在年輕人所得到的機會少了，就算讀到大學，出頭的機會也不多。這個觀點部分可能來自呂大樂抒發感情觀察入微的《四代香港人》，部分來自某些人對當前情況的主觀感覺。
呂大樂認為，嬰兒潮世代的港人（一九四六至六五年出生）因為沒有多受父母規管，所以較自由及較多機會。這一世代時間很長，成長期又處於香港社會高速變化階段，所以各人經驗可能很不同。在我的年代，我看絕大部分根本沒有多少機會。年幼時在家穿膠花幾乎是當時千家萬戶的指定動作。我不少小學同學入讀中學也覺負擔不起。能進入大學的，機會當然很多，但他們只佔人口的幾個百分點，哪及今天近三成的人可入大學？
《歲月神偷》是部很寫實的電影，勾起了我不少回憶，那時的條件的確比現在差得太多。除教育外，創業亦是社會流動的另一途徑。八十年代很多港人到珠三角創業，固然有一些人成功地將中小企變成跨國企業，但更多的是虧了本而變得寂寂無聞。成功背後的動力，總包含敢於冒險的企業家精神及個人努力。
現在的「筍工」是否比從前少呢？我看不見得。現在每年都有醫生、律師畢業，職位肯定不少於幾十年前。現在的會計師行每年招收畢業生的規模，也是當年不能相比的。至於不少大學生的至愛，在投資銀行做事，更是以前沒有的工種。香港社會對不同學位的歧視性，也遠不及從前。我大學本科畢業自世界頂尖名校，讀者可能不知，香港政府當年是不承認這個學位的。說香港以前的機會比現在多，可能只記得以前的好處，而忘記了殖民時期的醜陋處，多少有點失實。
年輕人對前途感茫然原因
不過，現在又的確有不少年輕人對前途感到茫然。原因可能很多，我並不全面地只談幾個。第一，好工雖也不少，但卻被人搶去了。香港大量的中產父母大都對子女教育十分「肉緊」，每逢周末，拖子女到處學琴、補習、運動，暑期又到世界各處參加各種課程，已是香港生活的一部分。這種環境成長的子女，不見得是呂大樂認為注定要失敗的第四代，而是在就業市場中最有競爭力的一批人。投資銀行僱用的，也是他們。近年來港的國內尖子又是另一批競爭力特強的人。草根階層的子女是吃了點虧，但若肯努力，也未必不能追上。
第二，香港沒有天然資源，經濟上的生存必然要倚靠外面。香港的幾個支柱行業，金融、貿易、物流、專業服務全部與全球化關係密切。誰擁有全球化經濟所需的技巧及知識，誰便更有機會成功，否則事業會舉步維艱。但香港青年人中不認同這個判斷的恐怕人數眾多，不少人不願面對世界，寧願「守護」香港。人各有志，這沒有什麼不對，我們應該尊重，但一個必須走外向型經濟的地方能養得活多少堅持內向的人，卻使人疑惑。
第三，香港教育制度問題之多，常使人惱火。現在大學三改四，課程大改革，幾乎每一所大學都要加強語文、溝通能力、領導才能、全球視野、中國文化、批判能力等等有利學生面向世界的課程，但改革成敗未卜，對當前年輕人亦尚未有影響。不過，這也許可彌補來自基層的學生在這些方面所缺乏的背景，有利改善機會上的平等。
註︰過去十年，我有多組互不相識的學生用不同的人口普查數據或不同的方法研究過香港的社會流動性，結果基本與附表相符。我們就算用最新的住戶調查數據，結論也是一樣，但數據質量不及人口普查。又附表結果主要是我的學生方宇陞所做。又我一直避免使用圖表，因為在電子版本中，圖表似會在文章中消失。海外讀者若讀不到附表，可用電郵向我索取。
香港貧富懸殊是否在惡化_雷鼎鳴
信報財經新聞
P15 | 時事評論 | By 雷鼎鳴 2010-03-22
香港貧富懸殊是否在惡化？
貧富差距長期是香港公共空間的熱門話題。貧富問題從來亦是經濟研究的重要對象，但香港的經濟學家似乎大都不願意對此公開發表意見。學術界的經濟學家主要職責是研究實證經濟學（positive economics），亦即用合理的假設及正確的邏輯導引出一些可以實際驗證的假說，再用這些假說解釋世事。至於這些假說是否符合某些人的喜好或意識形態，則不值得考量，重要的只是它們是否有證據支持而已。
在公共空間有關貧富問題的爭議，卻絕對避不開各種意識形態的干擾，很多實證經濟學家對此深感厭煩，所以不肯涉足。這個取態沒有什麼不對，但把這麼多經濟學上的重要論述藏之名山，總是有點可惜。
平均名義收入不升反跌
分析貧富，必須先界定「平等」的概念。這裏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是結局上的平等，二是機會上的平等。這兩個觀點，我以前曾多有論述，這裏只稍作提點。
在收入分配上，結局上的平等是指大家得到的收入是否差距不致太大。至於達到這些收入背後所作出的努力及付出的代價，並非重要的考慮。機會上的平等，是指社會中有沒有提供充足的途徑，讓每位願意為目標而努力奮鬥的人都有合理的成功機會。今期我集中討論結局上的平等或收入分配上是否足夠均勻，將來再談機會上的平等。
現在的主流看法是香港貧富懸殊不但嚴重，而且不斷惡化，政府必須出手拯市民於水火。此說的一個典型論據是指香港由九七回歸後，實質ＧＤＰ已有四五成的增長，但市民收入的中位數只輕微增長，住戶收入的中位數甚至下降了（例如，一九九六年住戶名義收入中位數是每月一萬七千五百元，但到二○○六年只是一萬七千二百五十元）。
這個論據有它的合理邏輯性。試想，若社會的平均或總體的收入大幅上升了，但是較窮的一半住戶收入仍被束縛在比前更低的水平以下，豈非證明了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我要挑戰這個廣泛流傳的論據。它是一個謬誤，錯的地方不在其邏輯，而是使用它的媒體及其他論者對經濟數據的性質一知半解或不求甚解，張冠李戴了也不知道。
港人的收入自回歸後真的有四五成的增長嗎？從官方正式數字看來，二○○九年的實質總體（不是人均）ＧＤＰ的確比一九九七年的高出百分之四十四點二。但我們大可檢視一下自己周圍的人的收入，在同等資歷的人中，現在的收入真比十多年前高出四成以上嗎？我看機會很低。問題出在哪裏？
這個百分之四十四點二的增幅從何而來？我們應未有忘記，香港從一九九八至二○○四年經歷過一次嚴重的通縮，若以政府計算實質ＧＤＰ所用的平減指數來看，二○○九年物價比一九九七年尚低了百分之十七。若把通縮因素扣除，名義ＧＤＰ在這十二年間只上升了百分之十九點七。在一般情況下，實質ＧＤＰ比名義ＧＤＰ更能反映人民的收入水平，但這回卻非如此。
ＧＤＰ平減指數之所以下降，主要是出口商品與生產用的商品價格下跌，但這些與民生關係不大，市民絕不會感到消費便宜了這麼多。在同一時期，更能反映民生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只是輕微下降了百分之三點一，對名義收入的購買力影響不大。
物價以外，ＧＤＰ的增長部分原因是人口上升了百分之八，但這樣一來，人均收入便被分薄，增長率又再減少。更有甚者，在這段時間內，每個住戶平均人數從三點三人減至二點九人，意味香港的住戶數目大幅上升。我們若把上述種種因素都考慮在內，可輕易算出，二○○九年每個住戶的平均名義收入比一九九七年並未有任何上升，而是下降了百分之二點三四！
貧富差距沒有惡化
換言之，住戶名義收入的中位數是下跌了，但這並沒有意味財富從低收入人士轉到高收入人士手上，而是整體經濟根本停滯不前！香港貧富差距確是很大，但未有惡化。過去十多年經濟停滯，才是未能使更多人脫貧的元兇。
認為貧富差距擴大了的另一論據是，最低收入的百分之五的僱員入息比一九九七年下降了，但最高收入的百分之五人口收入尚有所上升。對於後者，我們應視作好事。社會中有一部分人比前更懂得利用全球化所帶來的機會而提升了自己的收入，值得慶賀。但為什麼位處最低層的百分之五人口似乎收入沒有改善？這才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答案其實頗為簡單，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是現在多了人不是全職工作。例如，去年年底，每周工作少於二十小時的職工，比二○○○年年底急增了百分之八十八。Part-time工作的人增加，低入息的職工自然上升。
第二，政府統計數字中的僱員收入，並未包括僱主對強積金的供款。強積金在二○○○年開始，僱主要把僱員百分之五的薪酬轉移到強積金中，慢慢地自會把僱員每月支取的工資減少百分之五以作補償。
第三，一九九八年至二○○四年香港通縮，物價向下，水降船低，工資也有下調壓力。香港經濟的谷底在二○○三、○四年間，低收入人士入息的谷底也在同一時候。經濟前幾年回升，低收入人士的入息也隨輕微反彈。去年經濟下滑，他們的收入也一度回軟。
基尼系數原地踏步
按上面的論斷，經濟停滯同時也引致了收入分布不動如山。事實是否也大致如此？政府統計處在二○○七年發表了一份《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主題報告，估算了幾種不同的「基尼系數」【註】。若按住戶的稅前收入來算，二○○六年的「基尼系數」是○點五三三，用稅後入息計則是○點五二一。但因為有些住戶得到了大量的房屋醫療等福利，有些則沒有，對此作了調整後，「基尼系數」變成零點四七五。
又因為有些住戶收入高但人數多，有些則收入低但人數也少，單是比較收入不理人數會不公平，所以政府對此再作調整。二○○六年經過這些調整的「基尼系數」最終估算為○點四二七，比一九九六年同樣經過調整的○點四二九還輕微下降了。這兩個統計數字正好印證了用以量度結局平等的「基尼系數」基本上不變，香港的收入分布十年來沒有惡化，而是原地踏步。
收入分布總體無大變，並不等於不同人等的相對收入全部毫無異動。例如，政府數據中有顯示部分大專畢業生月薪只有五千到七千元，這點反映了教育政策失敗，部分副學士課程甚至是學位課程並未能提供社會所需的技能，市場變相不承認這些學歷。政府若不檢討整個制度及增加教育資源，問題恐怕不會解決。
持續增長方能對症下藥
又有一種說法，認為收入分布就算沒有惡化，但財富或資產的分布十餘年間已有巨大變化。這點也許是正確的，但我懷疑中間頗有水分。香港的股票總值十多年來增長了幾倍，至為驚人，但這些升幅主要來自新的公司來港上市集資，買這些股票的也不一定是港人。真正股價的升幅，從九七高峰期的一萬六千八百點到現在，十多年內尚不足百分之三十。房屋價格現在亦只是九七時的七成七左右，尚未「返回家鄉」。除了少數超級富豪外（他們可能在中國的市場獲利甚豐），香港的高收入人士資產未必有重大收益。
香港高企於○點四二七的「基尼系數」當然沒有任何值得慶賀之處。事實上，有識之士都知道香港有個短期內難以解決的死結，便是每年有五萬名教育及生產力背景偏低的新移民到港定居。一些窮人往上流動了，又有新的一批抵達，如何了結？上周我討論中國收入分布的文章中曾指出，中國也不斷有大批農民移居城市，但中國經濟增長每年超過百分之八，才可不斷創造職位，社會矛盾才沒有這麼尖銳。香港十多年來住戶名義收入不加反減，沒有經濟增長的帶動，收入分布未曾改善，大家等得久了，終會焦慮。推動經濟持續增長，才是對症下藥的方法。
註︰有讀者來信指正，Gini Coefficient 不應譯作堅尼系數，因發音不對。此點我同意。
「堅」不論是普通話還是粵語發音都不對。大陸用基尼系數，普通話發音可以，粵音則不對。可能較好的譯法是「支尼系數」，國粵音皆對。但約定俗成，還是用基尼系數最適合。
日前我曾在一個以中學經濟老師為對象的演講中使用過比本文更詳盡的數據及其推導，讀者若有興趣，可通過電郵向我索取power points。
P15 | 時事評論 | By 雷鼎鳴 2010-03-22
香港貧富懸殊是否在惡化？
貧富差距長期是香港公共空間的熱門話題。貧富問題從來亦是經濟研究的重要對象，但香港的經濟學家似乎大都不願意對此公開發表意見。學術界的經濟學家主要職責是研究實證經濟學（positive economics），亦即用合理的假設及正確的邏輯導引出一些可以實際驗證的假說，再用這些假說解釋世事。至於這些假說是否符合某些人的喜好或意識形態，則不值得考量，重要的只是它們是否有證據支持而已。
在公共空間有關貧富問題的爭議，卻絕對避不開各種意識形態的干擾，很多實證經濟學家對此深感厭煩，所以不肯涉足。這個取態沒有什麼不對，但把這麼多經濟學上的重要論述藏之名山，總是有點可惜。
平均名義收入不升反跌
分析貧富，必須先界定「平等」的概念。這裏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是結局上的平等，二是機會上的平等。這兩個觀點，我以前曾多有論述，這裏只稍作提點。
在收入分配上，結局上的平等是指大家得到的收入是否差距不致太大。至於達到這些收入背後所作出的努力及付出的代價，並非重要的考慮。機會上的平等，是指社會中有沒有提供充足的途徑，讓每位願意為目標而努力奮鬥的人都有合理的成功機會。今期我集中討論結局上的平等或收入分配上是否足夠均勻，將來再談機會上的平等。
現在的主流看法是香港貧富懸殊不但嚴重，而且不斷惡化，政府必須出手拯市民於水火。此說的一個典型論據是指香港由九七回歸後，實質ＧＤＰ已有四五成的增長，但市民收入的中位數只輕微增長，住戶收入的中位數甚至下降了（例如，一九九六年住戶名義收入中位數是每月一萬七千五百元，但到二○○六年只是一萬七千二百五十元）。
這個論據有它的合理邏輯性。試想，若社會的平均或總體的收入大幅上升了，但是較窮的一半住戶收入仍被束縛在比前更低的水平以下，豈非證明了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我要挑戰這個廣泛流傳的論據。它是一個謬誤，錯的地方不在其邏輯，而是使用它的媒體及其他論者對經濟數據的性質一知半解或不求甚解，張冠李戴了也不知道。
港人的收入自回歸後真的有四五成的增長嗎？從官方正式數字看來，二○○九年的實質總體（不是人均）ＧＤＰ的確比一九九七年的高出百分之四十四點二。但我們大可檢視一下自己周圍的人的收入，在同等資歷的人中，現在的收入真比十多年前高出四成以上嗎？我看機會很低。問題出在哪裏？
這個百分之四十四點二的增幅從何而來？我們應未有忘記，香港從一九九八至二○○四年經歷過一次嚴重的通縮，若以政府計算實質ＧＤＰ所用的平減指數來看，二○○九年物價比一九九七年尚低了百分之十七。若把通縮因素扣除，名義ＧＤＰ在這十二年間只上升了百分之十九點七。在一般情況下，實質ＧＤＰ比名義ＧＤＰ更能反映人民的收入水平，但這回卻非如此。
ＧＤＰ平減指數之所以下降，主要是出口商品與生產用的商品價格下跌，但這些與民生關係不大，市民絕不會感到消費便宜了這麼多。在同一時期，更能反映民生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只是輕微下降了百分之三點一，對名義收入的購買力影響不大。
物價以外，ＧＤＰ的增長部分原因是人口上升了百分之八，但這樣一來，人均收入便被分薄，增長率又再減少。更有甚者，在這段時間內，每個住戶平均人數從三點三人減至二點九人，意味香港的住戶數目大幅上升。我們若把上述種種因素都考慮在內，可輕易算出，二○○九年每個住戶的平均名義收入比一九九七年並未有任何上升，而是下降了百分之二點三四！
貧富差距沒有惡化
換言之，住戶名義收入的中位數是下跌了，但這並沒有意味財富從低收入人士轉到高收入人士手上，而是整體經濟根本停滯不前！香港貧富差距確是很大，但未有惡化。過去十多年經濟停滯，才是未能使更多人脫貧的元兇。
認為貧富差距擴大了的另一論據是，最低收入的百分之五的僱員入息比一九九七年下降了，但最高收入的百分之五人口收入尚有所上升。對於後者，我們應視作好事。社會中有一部分人比前更懂得利用全球化所帶來的機會而提升了自己的收入，值得慶賀。但為什麼位處最低層的百分之五人口似乎收入沒有改善？這才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答案其實頗為簡單，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是現在多了人不是全職工作。例如，去年年底，每周工作少於二十小時的職工，比二○○○年年底急增了百分之八十八。Part-time工作的人增加，低入息的職工自然上升。
第二，政府統計數字中的僱員收入，並未包括僱主對強積金的供款。強積金在二○○○年開始，僱主要把僱員百分之五的薪酬轉移到強積金中，慢慢地自會把僱員每月支取的工資減少百分之五以作補償。
第三，一九九八年至二○○四年香港通縮，物價向下，水降船低，工資也有下調壓力。香港經濟的谷底在二○○三、○四年間，低收入人士入息的谷底也在同一時候。經濟前幾年回升，低收入人士的入息也隨輕微反彈。去年經濟下滑，他們的收入也一度回軟。
基尼系數原地踏步
按上面的論斷，經濟停滯同時也引致了收入分布不動如山。事實是否也大致如此？政府統計處在二○○七年發表了一份《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主題報告，估算了幾種不同的「基尼系數」【註】。若按住戶的稅前收入來算，二○○六年的「基尼系數」是○點五三三，用稅後入息計則是○點五二一。但因為有些住戶得到了大量的房屋醫療等福利，有些則沒有，對此作了調整後，「基尼系數」變成零點四七五。
又因為有些住戶收入高但人數多，有些則收入低但人數也少，單是比較收入不理人數會不公平，所以政府對此再作調整。二○○六年經過這些調整的「基尼系數」最終估算為○點四二七，比一九九六年同樣經過調整的○點四二九還輕微下降了。這兩個統計數字正好印證了用以量度結局平等的「基尼系數」基本上不變，香港的收入分布十年來沒有惡化，而是原地踏步。
收入分布總體無大變，並不等於不同人等的相對收入全部毫無異動。例如，政府數據中有顯示部分大專畢業生月薪只有五千到七千元，這點反映了教育政策失敗，部分副學士課程甚至是學位課程並未能提供社會所需的技能，市場變相不承認這些學歷。政府若不檢討整個制度及增加教育資源，問題恐怕不會解決。
持續增長方能對症下藥
又有一種說法，認為收入分布就算沒有惡化，但財富或資產的分布十餘年間已有巨大變化。這點也許是正確的，但我懷疑中間頗有水分。香港的股票總值十多年來增長了幾倍，至為驚人，但這些升幅主要來自新的公司來港上市集資，買這些股票的也不一定是港人。真正股價的升幅，從九七高峰期的一萬六千八百點到現在，十多年內尚不足百分之三十。房屋價格現在亦只是九七時的七成七左右，尚未「返回家鄉」。除了少數超級富豪外（他們可能在中國的市場獲利甚豐），香港的高收入人士資產未必有重大收益。
香港高企於○點四二七的「基尼系數」當然沒有任何值得慶賀之處。事實上，有識之士都知道香港有個短期內難以解決的死結，便是每年有五萬名教育及生產力背景偏低的新移民到港定居。一些窮人往上流動了，又有新的一批抵達，如何了結？上周我討論中國收入分布的文章中曾指出，中國也不斷有大批農民移居城市，但中國經濟增長每年超過百分之八，才可不斷創造職位，社會矛盾才沒有這麼尖銳。香港十多年來住戶名義收入不加反減，沒有經濟增長的帶動，收入分布未曾改善，大家等得久了，終會焦慮。推動經濟持續增長，才是對症下藥的方法。
註︰有讀者來信指正，Gini Coefficient 不應譯作堅尼系數，因發音不對。此點我同意。
「堅」不論是普通話還是粵語發音都不對。大陸用基尼系數，普通話發音可以，粵音則不對。可能較好的譯法是「支尼系數」，國粵音皆對。但約定俗成，還是用基尼系數最適合。
日前我曾在一個以中學經濟老師為對象的演講中使用過比本文更詳盡的數據及其推導，讀者若有興趣，可通過電郵向我索取power points。
2010年4月21日 星期三
Benjamin Graham價值投資法
投資學堂：股神師傅授揀藍籌要訣2010年04月21日
上回談到股神畢菲特的師傅 Benjamin Graham，他在歐美亦被稱為價值投資法之父。 Graham曾指出小投資者的優勢是，當市況不濟時大可沽貨離場，一股不留，待市況好轉時才再入市，但一般基金卻沒有這優勢，即使市況不佳時，亦不能一股也沒有。
早年 Graham特別設計了一套揀股準則給保守的投資者（ Defensive Investor），今日不妨一談。（順帶一題， Graham所講的 Defensive Investor，是指沒有太多時間研究股份的投資者。）
Graham一向較喜愛大型藍籌股，故他在揀選股份時會首先關注三點，分別是股份的市值、營業額及總資產值。而他認為保守的投資者應避免投資一些營業額及總資產值太小的企業。
在揀選股份時， Graham份外關注企業的財政狀況，而他認為企業的流動比率（ Current Ratio）最少要高於 2倍，即（流動資產/流動負債）最少大於 2。至於企業長期負債方面， Graham認為長期負債不宜高於淨流動資產，他更指出企業負債不應高於總賬面值的兩倍。
盈利層面方面， Graham建議保守的投資者，應揀選一些在過去十年有「正」盈利的企業，即連續 10年皆沒有出現虧損。但經歷了早年的金融海嘯，連續 10年皆賺錢的企業已不易找，故近年美國投資者已將此項改為連續 7年皆有「正」盈利的企業。除了盈利外， Graham亦要求企業有長期派發股息紀錄，而他所指的長期派發股息紀錄並非一兩年，而是 10年以上。筆者察覺在港股中，除了公用股如港燈（ 006）外，恒生（ 011）亦有頗長久派發股息紀錄。
其次在每年的盈利增幅方面， Graham認為企業每年的盈利增幅應高於 3%，主因是這水平大致與長期通脹相若。簡單來講 Graham要求企業的平均盈利與長期通脹相若。
市盈率（ PE）方面， Graham認為股份在過去 3年的平均 PE，不宜高於 15倍，同時他希望其投資組合的平均 PE大約處於 12至 13倍以內。其次便是市賬率（ PB），他認為市賬率宜在 1.5倍之內。但 Graham認為低 PE的股份可享有較高的 PB，故他建議投資者以 PE乘以 PB，而總數不高於 22.5。以恒生為例，其 PE及 PB分別為 15.7及 3.6倍，兩者相乘為 56.5，這便高於 Graham建議的 22.5了。
上回談到股神畢菲特的師傅 Benjamin Graham，他在歐美亦被稱為價值投資法之父。 Graham曾指出小投資者的優勢是，當市況不濟時大可沽貨離場，一股不留，待市況好轉時才再入市，但一般基金卻沒有這優勢，即使市況不佳時，亦不能一股也沒有。
早年 Graham特別設計了一套揀股準則給保守的投資者（ Defensive Investor），今日不妨一談。（順帶一題， Graham所講的 Defensive Investor，是指沒有太多時間研究股份的投資者。）
Graham一向較喜愛大型藍籌股，故他在揀選股份時會首先關注三點，分別是股份的市值、營業額及總資產值。而他認為保守的投資者應避免投資一些營業額及總資產值太小的企業。
在揀選股份時， Graham份外關注企業的財政狀況，而他認為企業的流動比率（ Current Ratio）最少要高於 2倍，即（流動資產/流動負債）最少大於 2。至於企業長期負債方面， Graham認為長期負債不宜高於淨流動資產，他更指出企業負債不應高於總賬面值的兩倍。
盈利層面方面， Graham建議保守的投資者，應揀選一些在過去十年有「正」盈利的企業，即連續 10年皆沒有出現虧損。但經歷了早年的金融海嘯，連續 10年皆賺錢的企業已不易找，故近年美國投資者已將此項改為連續 7年皆有「正」盈利的企業。除了盈利外， Graham亦要求企業有長期派發股息紀錄，而他所指的長期派發股息紀錄並非一兩年，而是 10年以上。筆者察覺在港股中，除了公用股如港燈（ 006）外，恒生（ 011）亦有頗長久派發股息紀錄。
其次在每年的盈利增幅方面， Graham認為企業每年的盈利增幅應高於 3%，主因是這水平大致與長期通脹相若。簡單來講 Graham要求企業的平均盈利與長期通脹相若。
市盈率（ PE）方面， Graham認為股份在過去 3年的平均 PE，不宜高於 15倍，同時他希望其投資組合的平均 PE大約處於 12至 13倍以內。其次便是市賬率（ PB），他認為市賬率宜在 1.5倍之內。但 Graham認為低 PE的股份可享有較高的 PB，故他建議投資者以 PE乘以 PB，而總數不高於 22.5。以恒生為例，其 PE及 PB分別為 15.7及 3.6倍，兩者相乘為 56.5，這便高於 Graham建議的 22.5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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