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財經新聞
P14 | 時事評論 | 厚生經營 | By 周永新 2010-04-15
窮家孩子難脫貧
三月中，策略發展委員會召開了新一屆首次專題會議，討論的是近日為大家關注的社會流動問題。題目受關注，原因是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後，十多年來，大家都覺得社會突然停頓下來︰雖然香港的生產總值仍有增長，但除高薪人士外，大部分打工仔薪酬沒有增加，而最使人氣餒的是，自己份工愈來愈不穩固，隨時會被炒，過往到處都是機會的情景不復再；現在打工仔最重要是抓緊份工，有固定收入，不讓自己往下流動，成為Ｍ型社會的犧牲品。
「八十後」的興起，社會流動的討論更熾烈，對現象的眾多解釋中，最為人樂道的是，今天年輕人沒有以前那麼多機會。「八十後」對這種解釋並不接受，但香港經濟發展這麼成熟，年輕人要創業，要在職位上更上一層樓，要發展自己的事業，要盡快賺得「第一桶金」，談何容易？
欠缺流動一潭死水
香港是否就是這樣停滯不前？過往到處都是機會的情況是否一去不復返？誰也說不準︰有意見認為香港應發展自己獨有的優勢產業，為年輕人創造更多增值職位；有意見認為專業人士應北上發展，騰出職位給年輕人上位；有意見認為政府應營造條件協助年輕人發展所長。以上建議有效嗎？只有等待歷史來驗證。
但政府決不能忽視社會流動的重要性︰如果打工仔看不到餘下日子有薪水加，勤奮的盡一己本分，懶一點的便不再拚搏了；如果做生意的看不到發展機會，安分的努力守業，其他或以炒賣為生；如果剛剛出來工作的畢業生看不到前路，對自己有信心的腳踏實地開創未來，一些難免自暴自棄。
總之，社會欠缺流動，環境就如一潭死水，就算有人上升，只屬少數有特殊條件和背景的人士，這樣社會怎會沒有怨氣？市民怎會認為政府的政策公平？怎會相信政府沒有偏幫財團？
回說策發會關於社會流動的討論。提交的文件主要分析從一九九八年至二○○八年薪酬的分布︰研究顯示百分之四十七工人的薪酬沒有變動，百分之三十三向上移動，百分之二十向下。此外，研究發現薪酬上升的行業包括金融、保險、地產及商業服務，下跌最大的有建築、機械操作及裝配；而年紀較大（特別是女性）、只有小學或以下學歷、欠缺技能的工人，薪酬一般屬於最低的五分之一。
大學畢業未必好景
總括而言，回歸後的十年，差不多一半工人得到的薪酬文風不動，三分之一有上升，兩成下跌︰情況是除非從事金融及商貿行業，薪金難有攀升的機會，而年紀大又沒有學歷和技能的，只能賺取微薄薪酬，很多時連份工也保不住。
研究還分析了幾項與社會流動有關的元素，第一是教育。中國人社會都深信教育可使人上升至較高階層，正是「書中自有黃金屋」，一旦金榜高中，哪怕日後沒有光明前景？在大學任教三十多年，早二十年，我發覺大學畢業的一般都有好日子過，連他們的父母也會因子女而提升自己的生活；最近十多年，情況改變了，中產的父母只怕自己大學畢業的子女往下流動。
教育對階級流動的影響雖不如前，但策發會的文件認為，教育仍是使人向上或向下流動的重要元素。大致上，父母的教育水平愈高，子女愈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父母的教育水平較低，子女能夠達到的學歷也較低。舉例而言，父親有大學學位的，兒子完成學位課程的佔百分之七十四；父親只有小學教育程度的，兒子擁有學士學位的只佔百分之二十。
這樣的結果並不出奇：現在擁有學士學位的父母，應在一九七八年推行九年免費教育之前受教育，那時能夠完成學位課程的，學業成績應較理想，對子女的期望和要求亦較高。相反地，如果父母沒有學位，怎敢對子女有奢望？
研究還分析了教育水平與跨代貧窮的關係，但結論卻不是我們能認同的。研究顯示︰最低薪酬的百分之二十的男性工人，有百分之十八和百分之二十六的子和女同樣屬於最低薪酬的百分之二十；女性工人方面，同屬於最低薪酬的子和女分別是百分之十七及百分之二十三。簡單一點來說，最低薪的百分之二十的工人，他們的子女同樣低薪的約有兩成至四分之一。策發會的文件據此認為跨代貧窮並不成立。
家庭決定孩童成就
這樣的結論明顯有偏差︰首先，中年的父母怎可與年輕的子女在薪酬上作比較？如果二三十歲的年輕人，賺的錢與低薪的父母差不多，他們看來十分差勁；至於其餘約四分之三的子女，薪酬比父母高是意料中事，況且年輕一輩有接受免費教育的機會。現在實情是有四分之一低薪工人的子女賺的與父母相若，是十分可悲的現象，怎可說跨代貧窮不存在？
如果真的要比較，並不是窮的子女與窮的父母比較，而是窮的年輕人與收入中上的年輕人比較，這樣便會看到父母的教育水平對子女的影響何等重要，家庭對孩童日後的成就及向上流動又起何等決定性的作用。要清楚明白，還得親身訪問貧窮家庭的子女，他們從父母得到多少啟發？窮孩子得到的正規教育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得到家庭怎樣的栽培？貧窮家庭的孩子要脫貧何等困難啊！
除教育外，其他與社會流動有關的元素，下次再談。
2010年4月9日 星期五
Stanley Milgram 1963年發表研究人的「服從性」實驗
信報
P34 | 副刊 | 科學角度 | By Nick Lee 2010-04-08
草菅人命的心理實驗
某年某日，我來到香港大學紐魯詩樓心理學系，參與一個心理實驗。房間裏，坐我與另一位男士，他看似平易近人，正當我想打開話匣子之際，一位木無表情的研究員走進來，在桌子對面坐下。他先給我們各300元作為報酬，並說明接下來的實驗無論進展如何，這300元都是屬於我們的。
「這實驗旨在研究懲罰對學習的作用，我們對這方面所知甚少，例如我們仍未知道什麼程度的懲罰對學習最有幫助，懲罰由誰人施予效果最好呢，等等。這次實驗邀請了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成年人參與，實驗裏，一位負責『教』，一位負責『學』；我們想知道的是，各人在不同環境下的反應怎樣，及懲罰如何有助學習。你們倆，一位扮演教師，一位扮演學生；這個袋內有兩張紙條，誰當哪個角色，抽籤決定。」研究員把袋遞向我，我抽出的紙條寫「教」。
學習與懲罰測試
研究員帶我和我的「學生」往另一間房，房內有一張類似「電椅」的東西。學生坐下，雙手被綁在椅子上，手腕貼上電極。「我們以觸電作為懲罰，綁是為了不讓你被電擊時反應過大，也為確保你不能逃避懲罰。現在我替你塗些藥膏，避免起和燒傷。」研究員在學生手腕邊塗邊說。「不用擔心，觸電可能非常痛，但肯定不會造成任何傷害。」但我半信半疑。
研究員繼續指示學生：「一會兒，我和他會走到隔壁的房間，你會從這個揚聲器聽到老師讀出一段文字，然後問一些問題，所有問題都是選擇題，你便用椅前這四個掣回答，我們在隔壁能夠知道你按了哪一個掣。每逢答錯，你便會觸電一次。」學生有點遲疑。研究員冷冰冰地說：「觸電可能非常痛，但不必擔心，不會對你造成任何傷害的。」學生點點頭。
研究員和我一起進入隔壁房間，桌子上放一個四方盒般的精密儀器，打磨得閃閃發光。走近看，儀器有三十個掣，最左邊那個寫「15 volts」，最右邊那個寫「450 Volts」，每個掣以15伏特遞進。數字以外，也有文字標籤；從左至右，每四個掣一組，分別是：輕度（Slight Shock）、中等（Moderate Shock）、強烈（Strong Shock）、高度強烈（Very Strong Shock）、非常強烈（Intense Shock）、極度強烈（Extreme Intensity Shock）、危險：嚴峻（Danger: Severe Shock）；最後兩個掣以「XXX」標籤。儀器左上角刻「Shock Generator, Output 15 Volts - 450 Volts」，還有廠名和地址。
研究員拿出一疊紙，說：「這是你將要讀的文字和問題。電擊器上方的四顆小燈顯示他的答案，答對便繼續，答錯便『電』他一下。每次電壓都要加大一級，即是你每次按掣都要右移一個掣。正式開始前，為了確保儀器運作正常，你願不願意用 45伏特電一電自己？」我把電極壓在手腕，向「45 Volts」按下去，儀器發出「吱吱」聲，電壓計的指針向右一擺，我的手腕也頓時觸電，幸好只是 45 伏特。研究員站在一旁，由始至終木無表情。
接受瘋狂電擊指令
實驗開始，隔壁學生的表現不差，但由於電壓有加無減，不覺已經去到「非常強烈」，暗暗替他憂心，心想「你不要再答錯了」。幾題後，他再答錯，我的指頭放在「270 Volts」之上，欲「按」又止。這個「Volt數」，好像已經超過了家用電器所需，可是他身在隔壁，我看不見亦聽不見他的反應。望望研究員，他與我四目交投，不發一言。如果你是我，你會怎樣？我還是按了下去。
不久，「300 Volts」按下，隔壁傳來「」兩聲，像是有人重打牆壁，看來是他表示抗議，研究員沒有理會，示意繼續。
下一條問題，他沒有回答。我問：「是否應該看看他的安危？」研究員冷靜地說：「給他十秒時間，若無回應便當錯。」我愈發猶疑，但最終還是按了下去。這是315伏特。隔壁再傳來「」。此後，儘管電壓再升，他再沒回應，也再沒拍打牆壁，隔室靜得可怖。
他死了？暈了？瘋了？無力呻吟？還是我聽不見？應否繼續下去？
這是港大心理學系，應該不會草菅人命吧？我既然收了錢，是否應該完成實驗呢？若果人人就此作罷，實驗豈不半途而廢？
我的 common sense 去了哪裏？「極度強烈」和「危險」的電壓，怎也不應用來做實驗吧？按「360 volts」之前，我說：「我做不下去了。」「實驗一定要完成，請你繼續，一切後果由我負責。」研究員異常冷靜。
既然我不用負責，好吧……等等，若果不幸真的發生，即使不用負責，我又過意得去嗎？已經360伏特了，出事的話一早已經出事，現在才放棄，有意義嗎？而且他不是說過「不會造成任何傷害」嗎？
如果你是我，你會怎樣？
精心安排的騙局
以上經歷當然是虛構，但這個實驗卻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心理學經典，由 Stanley Milgram 在 1963年發表，研究人的「服從性」。整個實驗其實是一個「騙局」，抽籤是「內定」的，唯一的外來參與者（故事中的「我」）永遠成為操控電擊器的人。那位「不幸」遭電擊的，當然沒有真正觸電，他其實是預先受訓的演員，對問題的回應和對電擊的反應是排練過的。「我」是唯一被蒙在鼓裏的人，實驗的真正目的是看究竟多少人願意服從研究員的指示，電到最後（450伏特）。
如果你是「我」，你可會電450伏特？多數人認為自己不會。
實驗結果：65% 會。這麼多人願意服從一個顯然「不合理」的要求，有點出人意表。
服從，不代表內心好過。很多人都冒汗、手震、口吃，情緒不安、內心掙扎，他們並非沒有良知，只是不知怎的屈從研究員的「淫威」之下。實驗過後，為了安撫參與者，當然會告知真相，那位假裝被電的演員亦會打個招呼，以示和好，總之盡量令參與者離開時得以平服。
65% 是意料之外，一般報道只會提及這個數字，吸引眼球也好，提醒人的黑暗面也好，但又有多少人知道 Milgram運用了很多「技巧」提高參與者的服從性？身為心理學家，Milgram當然知道若要引人注意，必須有些出人意表的實驗結果，因此刻意引進很多提高服從性的「元素」。從學術角度，認識相關因素比知道百分比來得重要。此外，與服從性無關但更加基本的是，盡量營造真實感，令人沒有絲毫懷疑，使「騙局」不被看破。
以上對實驗程序的仔細描述，便有這個用意，大家不如猜猜，實驗裏哪些元素令人更具服從性？哪些元素令實驗更富真實感？每一句說話，每一個人，每一件物件，每一個字，都有可能。潛意識，不容低估。
P34 | 副刊 | 科學角度 | By Nick Lee 2010-04-08
草菅人命的心理實驗
某年某日，我來到香港大學紐魯詩樓心理學系，參與一個心理實驗。房間裏，坐我與另一位男士，他看似平易近人，正當我想打開話匣子之際，一位木無表情的研究員走進來，在桌子對面坐下。他先給我們各300元作為報酬，並說明接下來的實驗無論進展如何，這300元都是屬於我們的。
「這實驗旨在研究懲罰對學習的作用，我們對這方面所知甚少，例如我們仍未知道什麼程度的懲罰對學習最有幫助，懲罰由誰人施予效果最好呢，等等。這次實驗邀請了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成年人參與，實驗裏，一位負責『教』，一位負責『學』；我們想知道的是，各人在不同環境下的反應怎樣，及懲罰如何有助學習。你們倆，一位扮演教師，一位扮演學生；這個袋內有兩張紙條，誰當哪個角色，抽籤決定。」研究員把袋遞向我，我抽出的紙條寫「教」。
學習與懲罰測試
研究員帶我和我的「學生」往另一間房，房內有一張類似「電椅」的東西。學生坐下，雙手被綁在椅子上，手腕貼上電極。「我們以觸電作為懲罰，綁是為了不讓你被電擊時反應過大，也為確保你不能逃避懲罰。現在我替你塗些藥膏，避免起和燒傷。」研究員在學生手腕邊塗邊說。「不用擔心，觸電可能非常痛，但肯定不會造成任何傷害。」但我半信半疑。
研究員繼續指示學生：「一會兒，我和他會走到隔壁的房間，你會從這個揚聲器聽到老師讀出一段文字，然後問一些問題，所有問題都是選擇題，你便用椅前這四個掣回答，我們在隔壁能夠知道你按了哪一個掣。每逢答錯，你便會觸電一次。」學生有點遲疑。研究員冷冰冰地說：「觸電可能非常痛，但不必擔心，不會對你造成任何傷害的。」學生點點頭。
研究員和我一起進入隔壁房間，桌子上放一個四方盒般的精密儀器，打磨得閃閃發光。走近看，儀器有三十個掣，最左邊那個寫「15 volts」，最右邊那個寫「450 Volts」，每個掣以15伏特遞進。數字以外，也有文字標籤；從左至右，每四個掣一組，分別是：輕度（Slight Shock）、中等（Moderate Shock）、強烈（Strong Shock）、高度強烈（Very Strong Shock）、非常強烈（Intense Shock）、極度強烈（Extreme Intensity Shock）、危險：嚴峻（Danger: Severe Shock）；最後兩個掣以「XXX」標籤。儀器左上角刻「Shock Generator, Output 15 Volts - 450 Volts」，還有廠名和地址。
研究員拿出一疊紙，說：「這是你將要讀的文字和問題。電擊器上方的四顆小燈顯示他的答案，答對便繼續，答錯便『電』他一下。每次電壓都要加大一級，即是你每次按掣都要右移一個掣。正式開始前，為了確保儀器運作正常，你願不願意用 45伏特電一電自己？」我把電極壓在手腕，向「45 Volts」按下去，儀器發出「吱吱」聲，電壓計的指針向右一擺，我的手腕也頓時觸電，幸好只是 45 伏特。研究員站在一旁，由始至終木無表情。
接受瘋狂電擊指令
實驗開始，隔壁學生的表現不差，但由於電壓有加無減，不覺已經去到「非常強烈」，暗暗替他憂心，心想「你不要再答錯了」。幾題後，他再答錯，我的指頭放在「270 Volts」之上，欲「按」又止。這個「Volt數」，好像已經超過了家用電器所需，可是他身在隔壁，我看不見亦聽不見他的反應。望望研究員，他與我四目交投，不發一言。如果你是我，你會怎樣？我還是按了下去。
不久，「300 Volts」按下，隔壁傳來「」兩聲，像是有人重打牆壁，看來是他表示抗議，研究員沒有理會，示意繼續。
下一條問題，他沒有回答。我問：「是否應該看看他的安危？」研究員冷靜地說：「給他十秒時間，若無回應便當錯。」我愈發猶疑，但最終還是按了下去。這是315伏特。隔壁再傳來「」。此後，儘管電壓再升，他再沒回應，也再沒拍打牆壁，隔室靜得可怖。
他死了？暈了？瘋了？無力呻吟？還是我聽不見？應否繼續下去？
這是港大心理學系，應該不會草菅人命吧？我既然收了錢，是否應該完成實驗呢？若果人人就此作罷，實驗豈不半途而廢？
我的 common sense 去了哪裏？「極度強烈」和「危險」的電壓，怎也不應用來做實驗吧？按「360 volts」之前，我說：「我做不下去了。」「實驗一定要完成，請你繼續，一切後果由我負責。」研究員異常冷靜。
既然我不用負責，好吧……等等，若果不幸真的發生，即使不用負責，我又過意得去嗎？已經360伏特了，出事的話一早已經出事，現在才放棄，有意義嗎？而且他不是說過「不會造成任何傷害」嗎？
如果你是我，你會怎樣？
精心安排的騙局
以上經歷當然是虛構，但這個實驗卻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心理學經典，由 Stanley Milgram 在 1963年發表，研究人的「服從性」。整個實驗其實是一個「騙局」，抽籤是「內定」的，唯一的外來參與者（故事中的「我」）永遠成為操控電擊器的人。那位「不幸」遭電擊的，當然沒有真正觸電，他其實是預先受訓的演員，對問題的回應和對電擊的反應是排練過的。「我」是唯一被蒙在鼓裏的人，實驗的真正目的是看究竟多少人願意服從研究員的指示，電到最後（450伏特）。
如果你是「我」，你可會電450伏特？多數人認為自己不會。
實驗結果：65% 會。這麼多人願意服從一個顯然「不合理」的要求，有點出人意表。
服從，不代表內心好過。很多人都冒汗、手震、口吃，情緒不安、內心掙扎，他們並非沒有良知，只是不知怎的屈從研究員的「淫威」之下。實驗過後，為了安撫參與者，當然會告知真相，那位假裝被電的演員亦會打個招呼，以示和好，總之盡量令參與者離開時得以平服。
65% 是意料之外，一般報道只會提及這個數字，吸引眼球也好，提醒人的黑暗面也好，但又有多少人知道 Milgram運用了很多「技巧」提高參與者的服從性？身為心理學家，Milgram當然知道若要引人注意，必須有些出人意表的實驗結果，因此刻意引進很多提高服從性的「元素」。從學術角度，認識相關因素比知道百分比來得重要。此外，與服從性無關但更加基本的是，盡量營造真實感，令人沒有絲毫懷疑，使「騙局」不被看破。
以上對實驗程序的仔細描述，便有這個用意，大家不如猜猜，實驗裏哪些元素令人更具服從性？哪些元素令實驗更富真實感？每一句說話，每一個人，每一件物件，每一個字，都有可能。潛意識，不容低估。
2010年3月7日 星期日
土著的回歸檢_齊澤克
[撮譯]齊澤克：土著的回歸檢視修訂版本.週六, 2010-03-06 03:33 — 阿野 香港獨立媒體
占士金馬倫的《阿凡達》，訴說一個傷殘的前海軍的故事：他被派往一個遙遠的、住著藍色皮膚原住民的星球，他的任務是滲透該族群，以及游說他們讓其主顧開發該星球上的天然資源。經過一連串複雜的生物控制技術，主人公終於操控得到一個年輕的原住民軀殼，即其「avatar」。
這班原住民極具靈性，並與大自然和睦共處（他們能把一條由自己身體長出來的尾巴裝東西，插進馬兒或大樹裡，與牠們溝通）。可以想像，男主人公當然會與某位漂亮的原住民公主相愛，然後拯救該星球，協助他們把人類侵略者掃出家門。電影的結局，主人公甚至將其靈魂由他殘缺的軀殼，轉移到原住民的軀殼，破釜沈舟地成為原住民的一份子。
電影的3-D效果，加上其結合真實演員及數碼動畫處理等，應令《阿凡達》與《Who Framed Roger Rabbit》 (1988)及《The Matrix》 (1999)等相提並論。上述電影，主人公都被卡於日常的現實及一個想像的領域——即《rogerr rabbit》的卡通世界，及《the matrix》的數碼現實——還有《阿凡達》的星球裡被數碼處理過的日常現實。不能不察的是，《阿凡達》的敘事雖然表面上是在同一個「真實」的現實裡發生，但我們需處理的——在根本的符號經濟的層次上——究竟是兩層現實：一層是見怪不怪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世界，另一層是住滿原住民，在大自然過著近親相姦的生活的幻想世界。（千萬別將這層現實與真實地被剝削的人民的悲慘現實混淆）由此觀之，電影的結局就是主人公徹底地由現實移民到幻想世界，如在《the matrix》裡，neo決定重新沉浸回到母體裡。
然而，這不表示我們應該更「真誠」地接受現實世界，從而否定《阿凡達》。事關如果我們從現實中減除幻覺，現實將失去基本的一致性，結果會是瓦解。我們並不是要從「要麼接受現實，要麼選擇幻覺」裡二選一：如果希望改變或逃出社會現實，我們首先是要改變幻覺，因幻覺把我們妥妥貼貼地裝嵌在現實裡。正因為《阿凡達》的主人公並沒有達成這改變，所以他的主體位置，不過是拉康就薩德所言的「被其幻覺所騙」（le dupe de son fantasme）。
因此，不難想像，若《阿凡達》有續集的話，大概會是幾年（或…幾個月）的幸福過後，主人公開始感到某種奇異的不滿，甚至開始想念那個腐敗的人類世界。不滿的產生，不僅因為再完美的世界遲早也會令我們失望。完美的幻覺，正正就是因為其完美，才令我們失望：完美意味著我們——帶著這幻覺的主體——在其中根本沒有位置。
[……]
金馬倫的前作《titanic》，真是一套郵輪撞向冰山的災難片嗎？要留意的是災難的一刻：撞船發生的一刻，正是在兩人確認其感情關係並回到甲板之後。更要命的是，在甲板上，當女主人公告訴其愛郎，當船到紐約後，她便會選擇隨他遠走高飛，情願與她的真命天子過咸魚白菜的生活，也不要虛偽、腐朽的上流社會生活。
正正在這一刻，船便撞向冰山了，彷彿要防止其實竟無疑問將會發生的真正災難。真正的災難是甚麼：當然是到達紐約後兩小口的生活。我們當可大膽假設，日常生活同住之難，會將他們之間的愛摧毀。換言之，撞船的發生，不過是為了拯救他們之間的愛，維持某種幻覺（即如果撞船不發生，他們便會永遠快快樂樂在一起）不致破滅。在最後一刻，男主人公難道不是提供了更進一步的暗示嗎？當他凍得快要嗚呼時，女主人公竟然是抱著浮木安然無恙。女主人公知道她快要失去愛郎時，一邊說「我不會放棄你的！」說時遲那時快，她一手便把男主人公推開了。
為何如此？因為男主人公功成，便身退了。最表面的愛故事之下，《titanic》其實還有另一個故事要說：一個被寵壞的富家女的身份危機。她感到迷茫，不知如何是好；迪卡比奧因而不只是她的愛郎，他的真正身份是一個「消失的中界」（vanishing mediator），其功能是復原她對其身份的自覺，與及人生目標。他凍死於北大西洋前的說話，並不是與愛人臨別的話語，而是一個傳道人的訊息，忠告她要對自己誠實。
我們不應輕易被金馬倫膏淺的「荷理活馬克思主義」（即他粗陋地標榜草根階層，以及卡通化處理富人的殘暴和貪念）騙倒。他對窮人的同情下其實還有一層反動的迷思，這迷思最早於 Rudyard Kipling的Captains Courageous已完整地展開。故事指一個面對危機的年輕富人，經過一段短時間的實牙實齒貧困生活後，終於回復其生命力。換言之，潛藏在他們對窮人的慈悲裡的，其實不過是吸血鬼式的剝削。
今時今日，荷理活看來已逐漸拋棄這種生產情侶的方程式。dan brown的angel and demon無疑就是首部改編流行小說的電影，把小說裡原有的男女主人公的性愛場面在電影版本裡刪掉。荷理活原有的傳統恰恰相反：小說原本沒有的性愛場面，電影版本都會加插進去。
[……]
《阿凡達》白人娶了原住民公主而成為大王的故事，其忠誠地追隨傳統的生產情侶方程式，其對愛的幻覺的深信不疑，令之成為一個意識型態上保守、守舊的電影。而其高超的電腦特技將這根本的保守性深深的埋藏。然而，不難發現的是，埋藏在這政治正確的主題（老實的白人支持環保的原住民，抵禦「軍事－工業」複合的帝國主義侵略者）下的殘暴種族主義母題：一個下身殘廢而被地球拋棄的人，有能力轉個頭便便羸得美麗的原住民公主歡心，並協助一班土著保衛其星球。電影告訴我們，原住民只有兩個選擇，要麼被人類拯救，要麼被人類消滅。換言之，他們若不選擇成為帝國主義現實的受害者，便得乖乖飾演白人幻想中早已分配好的角色。
正當《阿凡達》橫掃全球票房時（不足三星期已大收十億美元），一件與《阿凡達》劇本何其相似的事情卻在發生。印度的住著東加里亞空達（dongria kondh）人的奧利沙邦（state of orissa）北邊的山區，被賣了給礦業公司，並計劃大肆開採當地豐富的鋁氧石（該礦床估計價值四萬億美元）。拒絕坐以待斃，一場毛派（納薩爾派分子 Naxalite）的武裝叛亂因而爆發。
Arundhati Roy於《印度現況》雜誌裡，如此描述這幫毛派的游擊隊：
… 幾乎全部由窮得絕望的的部落人民組成，他們活於長期飢餓的狀態——那是比得上非洲撒哈啦沙漠南部地區程度的飢荒。他們在印度所謂獨立六十年後，仍然未能獲得任何教育、醫療和法律補償。幾十年來他們不斷被無情地剝削，小商人持續地欺騙他們，警察及林業部門的人員像攞正牌地強暴他們的婦女。一直以來，因為一批毛派的同志與他們一同生活、工作及並肩作戰，他們才能走上一條奪回他們尊嚴的道路上。部落人民今天拿起他們的武器，也是因為政府一直以來除了給他們帶來暴力與忽略之外，甚麼都沒貢獻過，今天甚至還要奪走他們唯一的財產——土地。……他們相信若今天再不為土地而戰，便無異於被殲滅。這班衣衫襤褸、營養不良的部隊，當中好一部份士兵連火車、巴士和小鎮都沒見過，現在正為生存而戰。
印度總理把這叛亂形容為「單一最大型的國內安全威脅」；商業媒體把他們描述為極端地反對發展，媒體也不再報導「伊斯蘭恐怖主義」了，取而代之的是鋪天蓋地的「赤色恐怖主義」。無怪乎印度政府以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對府印度中部森林裡的「毛派大本營」。在這場戰爭中，兩方的確都訴諸大型武力，而毛派的「人民公義」也不是省油的燈。然而，對於我等自由派的品味，無論這裡的暴力是多麼惹人討厭，但我們卻無任何資格譴責之。為甚麼？他們的狀況，正正就是黑格爾所說的烏合之眾：印度納薩爾派的反叛分子是童叟無欺的饑民，他們連生命最低限度的尊嚴都被剝奪。
此情此景，金馬倫的電影有甚麼位置？沒位置：奧利沙沒有矜貴的公主等待白人英雄來誘惑她及幫助其部落人民，只有一班聲名狼藉的毛派在組織饑民。電影讓我們能操作一種典型的意識型態區別：同情被理想化了的原住民，同時否定人民真實的鬥爭。欣賞《阿凡達》及仰慕原住民反叛的觀眾，有所有理由在恐懼中否定納薩爾派份子，把他們打成殺人成性的恐怖主義者。真正的na 'vi族人軀殼其實就是《阿凡達》本身——電影已經替代了現實。
占士金馬倫的《阿凡達》，訴說一個傷殘的前海軍的故事：他被派往一個遙遠的、住著藍色皮膚原住民的星球，他的任務是滲透該族群，以及游說他們讓其主顧開發該星球上的天然資源。經過一連串複雜的生物控制技術，主人公終於操控得到一個年輕的原住民軀殼，即其「avatar」。
這班原住民極具靈性，並與大自然和睦共處（他們能把一條由自己身體長出來的尾巴裝東西，插進馬兒或大樹裡，與牠們溝通）。可以想像，男主人公當然會與某位漂亮的原住民公主相愛，然後拯救該星球，協助他們把人類侵略者掃出家門。電影的結局，主人公甚至將其靈魂由他殘缺的軀殼，轉移到原住民的軀殼，破釜沈舟地成為原住民的一份子。
電影的3-D效果，加上其結合真實演員及數碼動畫處理等，應令《阿凡達》與《Who Framed Roger Rabbit》 (1988)及《The Matrix》 (1999)等相提並論。上述電影，主人公都被卡於日常的現實及一個想像的領域——即《rogerr rabbit》的卡通世界，及《the matrix》的數碼現實——還有《阿凡達》的星球裡被數碼處理過的日常現實。不能不察的是，《阿凡達》的敘事雖然表面上是在同一個「真實」的現實裡發生，但我們需處理的——在根本的符號經濟的層次上——究竟是兩層現實：一層是見怪不怪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世界，另一層是住滿原住民，在大自然過著近親相姦的生活的幻想世界。（千萬別將這層現實與真實地被剝削的人民的悲慘現實混淆）由此觀之，電影的結局就是主人公徹底地由現實移民到幻想世界，如在《the matrix》裡，neo決定重新沉浸回到母體裡。
然而，這不表示我們應該更「真誠」地接受現實世界，從而否定《阿凡達》。事關如果我們從現實中減除幻覺，現實將失去基本的一致性，結果會是瓦解。我們並不是要從「要麼接受現實，要麼選擇幻覺」裡二選一：如果希望改變或逃出社會現實，我們首先是要改變幻覺，因幻覺把我們妥妥貼貼地裝嵌在現實裡。正因為《阿凡達》的主人公並沒有達成這改變，所以他的主體位置，不過是拉康就薩德所言的「被其幻覺所騙」（le dupe de son fantasme）。
因此，不難想像，若《阿凡達》有續集的話，大概會是幾年（或…幾個月）的幸福過後，主人公開始感到某種奇異的不滿，甚至開始想念那個腐敗的人類世界。不滿的產生，不僅因為再完美的世界遲早也會令我們失望。完美的幻覺，正正就是因為其完美，才令我們失望：完美意味著我們——帶著這幻覺的主體——在其中根本沒有位置。
[……]
金馬倫的前作《titanic》，真是一套郵輪撞向冰山的災難片嗎？要留意的是災難的一刻：撞船發生的一刻，正是在兩人確認其感情關係並回到甲板之後。更要命的是，在甲板上，當女主人公告訴其愛郎，當船到紐約後，她便會選擇隨他遠走高飛，情願與她的真命天子過咸魚白菜的生活，也不要虛偽、腐朽的上流社會生活。
正正在這一刻，船便撞向冰山了，彷彿要防止其實竟無疑問將會發生的真正災難。真正的災難是甚麼：當然是到達紐約後兩小口的生活。我們當可大膽假設，日常生活同住之難，會將他們之間的愛摧毀。換言之，撞船的發生，不過是為了拯救他們之間的愛，維持某種幻覺（即如果撞船不發生，他們便會永遠快快樂樂在一起）不致破滅。在最後一刻，男主人公難道不是提供了更進一步的暗示嗎？當他凍得快要嗚呼時，女主人公竟然是抱著浮木安然無恙。女主人公知道她快要失去愛郎時，一邊說「我不會放棄你的！」說時遲那時快，她一手便把男主人公推開了。
為何如此？因為男主人公功成，便身退了。最表面的愛故事之下，《titanic》其實還有另一個故事要說：一個被寵壞的富家女的身份危機。她感到迷茫，不知如何是好；迪卡比奧因而不只是她的愛郎，他的真正身份是一個「消失的中界」（vanishing mediator），其功能是復原她對其身份的自覺，與及人生目標。他凍死於北大西洋前的說話，並不是與愛人臨別的話語，而是一個傳道人的訊息，忠告她要對自己誠實。
我們不應輕易被金馬倫膏淺的「荷理活馬克思主義」（即他粗陋地標榜草根階層，以及卡通化處理富人的殘暴和貪念）騙倒。他對窮人的同情下其實還有一層反動的迷思，這迷思最早於 Rudyard Kipling的Captains Courageous已完整地展開。故事指一個面對危機的年輕富人，經過一段短時間的實牙實齒貧困生活後，終於回復其生命力。換言之，潛藏在他們對窮人的慈悲裡的，其實不過是吸血鬼式的剝削。
今時今日，荷理活看來已逐漸拋棄這種生產情侶的方程式。dan brown的angel and demon無疑就是首部改編流行小說的電影，把小說裡原有的男女主人公的性愛場面在電影版本裡刪掉。荷理活原有的傳統恰恰相反：小說原本沒有的性愛場面，電影版本都會加插進去。
[……]
《阿凡達》白人娶了原住民公主而成為大王的故事，其忠誠地追隨傳統的生產情侶方程式，其對愛的幻覺的深信不疑，令之成為一個意識型態上保守、守舊的電影。而其高超的電腦特技將這根本的保守性深深的埋藏。然而，不難發現的是，埋藏在這政治正確的主題（老實的白人支持環保的原住民，抵禦「軍事－工業」複合的帝國主義侵略者）下的殘暴種族主義母題：一個下身殘廢而被地球拋棄的人，有能力轉個頭便便羸得美麗的原住民公主歡心，並協助一班土著保衛其星球。電影告訴我們，原住民只有兩個選擇，要麼被人類拯救，要麼被人類消滅。換言之，他們若不選擇成為帝國主義現實的受害者，便得乖乖飾演白人幻想中早已分配好的角色。
正當《阿凡達》橫掃全球票房時（不足三星期已大收十億美元），一件與《阿凡達》劇本何其相似的事情卻在發生。印度的住著東加里亞空達（dongria kondh）人的奧利沙邦（state of orissa）北邊的山區，被賣了給礦業公司，並計劃大肆開採當地豐富的鋁氧石（該礦床估計價值四萬億美元）。拒絕坐以待斃，一場毛派（納薩爾派分子 Naxalite）的武裝叛亂因而爆發。
Arundhati Roy於《印度現況》雜誌裡，如此描述這幫毛派的游擊隊：
… 幾乎全部由窮得絕望的的部落人民組成，他們活於長期飢餓的狀態——那是比得上非洲撒哈啦沙漠南部地區程度的飢荒。他們在印度所謂獨立六十年後，仍然未能獲得任何教育、醫療和法律補償。幾十年來他們不斷被無情地剝削，小商人持續地欺騙他們，警察及林業部門的人員像攞正牌地強暴他們的婦女。一直以來，因為一批毛派的同志與他們一同生活、工作及並肩作戰，他們才能走上一條奪回他們尊嚴的道路上。部落人民今天拿起他們的武器，也是因為政府一直以來除了給他們帶來暴力與忽略之外，甚麼都沒貢獻過，今天甚至還要奪走他們唯一的財產——土地。……他們相信若今天再不為土地而戰，便無異於被殲滅。這班衣衫襤褸、營養不良的部隊，當中好一部份士兵連火車、巴士和小鎮都沒見過，現在正為生存而戰。
印度總理把這叛亂形容為「單一最大型的國內安全威脅」；商業媒體把他們描述為極端地反對發展，媒體也不再報導「伊斯蘭恐怖主義」了，取而代之的是鋪天蓋地的「赤色恐怖主義」。無怪乎印度政府以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對府印度中部森林裡的「毛派大本營」。在這場戰爭中，兩方的確都訴諸大型武力，而毛派的「人民公義」也不是省油的燈。然而，對於我等自由派的品味，無論這裡的暴力是多麼惹人討厭，但我們卻無任何資格譴責之。為甚麼？他們的狀況，正正就是黑格爾所說的烏合之眾：印度納薩爾派的反叛分子是童叟無欺的饑民，他們連生命最低限度的尊嚴都被剝奪。
此情此景，金馬倫的電影有甚麼位置？沒位置：奧利沙沒有矜貴的公主等待白人英雄來誘惑她及幫助其部落人民，只有一班聲名狼藉的毛派在組織饑民。電影讓我們能操作一種典型的意識型態區別：同情被理想化了的原住民，同時否定人民真實的鬥爭。欣賞《阿凡達》及仰慕原住民反叛的觀眾，有所有理由在恐懼中否定納薩爾派份子，把他們打成殺人成性的恐怖主義者。真正的na 'vi族人軀殼其實就是《阿凡達》本身——電影已經替代了現實。
都是呂大樂惹的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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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6 | 名采論壇 | 牛棚讀書記 | By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2010-02-21
舊不如新
特首曾蔭權的聲望有多糟？只要看看麥兜作者謝立文和麥家碧的命運便知道了。只不過是為政府拍了一輯賀年短片，把曾蔭權畫進筆下，與一群小動物飛回家過年，謝、麥二人就立刻被網友痛斥為「出賣良心」、「綁架了大家的好朋友麥兜」。政府本來只是想藉人人熱愛的漫畫角色討好市民，沒想到偷雞不反而害得大家連雞都不想再吃。甚麼叫做一粒老鼠屎弄壞一鍋粥？這就是最好的示範了。今天的特區政府在年青人心目中已經壞到了生人勿近的地步，真係邊個埋去邊個死；冇得救。
社會學家呂大樂前陣子在網上被人罵得狗血淋頭，道理也是一樣的。就因為不知道哪裏搞出了一個未經證實的傳言，說政府想請他研究「80後」，好應對方興未艾的青年反對浪潮，於是三十年間不斷批評政府，從當年市政局第一次開放直選以來便努力爭取民主化的呂教授就「現出原形」，成了背叛良知的「獻媚學者」。
當我知道此事純係子虛烏有的謠傳之後，坦白說，我不只沒有為呂大樂鬆一口氣，反而還覺得有些可惜呢。理由很簡單，任何一個負點責任的政府忽然遇上一群聲勢浩大的青年反抗運動，想必都要研究一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吧？要是它自己沒有這份能耐，於是請一位相對獨立的學者幫忙，這難道不是一個很明智的決定嗎？莫非我們寧願政府眼睜睜看「80後」的爭論甚囂塵上卻啥事不幹束手旁觀？還是由它繼續找已經淪為權貴第二代俱樂部的中央政策組去分析今天的香港年青人，然後告訴政府其實多送幾個國寶級美女落就當堂掂晒？
這個傳言之所以傳得出去，是因為大家一看到「80後」就想到「世代論」，一提到「世代論」便想起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這本萬言左右的小冊子相當奇怪，它明明是本暢銷書，但很多提到它的人卻好像根本連看都沒看過；它明明寫得通俗易懂，但卻能衍生出許多不同的理解（甚至是和作者原意截然相反的理解）。問題究竟出在哪裏呢？
沒錯，呂大樂這本小書絕對不是嚴謹的學術著作，它比較像是一篇建基於個人觀察和過往研究背景的感想式評論。可是雖然有那麼多人批評它不嚴謹，但我卻沒見過有誰在世代構成的概念邏輯和實證調查的基礎上認真反駁，反倒是繞路走的人比較多。
例如沈旭暉，他在〈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見《明報》2010年1月31日）中力陳呂氏學術的過時：「政府忽然關注青年議題，固然很好，但假如繼續以舊思維、舊框條、舊人物閱讀新世界，只延攬更多上一代學者當幕僚，或安排上一代思維持有者化妝易容，是不可能明白問題所在的」。然後他就選出幾點範例解釋上一代思維的不合時宜，學術思潮裏的日新月異。有趣的是他這篇評論我看來看去都看不出新在何處，比方說他提到「被Alexander Wendt普及」的建構主義早已取代了呂氏那靜止不變的規範觀，這就是一個很怪異的說法了。要知道Alexander Wendt的理論不只深受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結構化過程」說的影響（呂大樂留學英國的時候恰恰是這套說法大行其道如日方中的時刻），而且早在Alexander Wendt把建構主義帶進國際關係研究的二十年前，所謂的「建構主義」就已經是社會科學理論教科書裏的常識了；我們怎麼能說它是套嶄新的東西，又怎麼能說是靠Alexander Wendt才普及了它呢？
我們當然歡迎學術上的百家爭鳴，不應該抗拒各式各樣的新觀點。可是我不太明白為甚麼在研究新世代的時候只能請新世代的人用新世代的理論入手（更何況這些理論未必很新），這裏的理據究竟是甚麼呢？指責別人過時很容易，下功夫批駁人家的論述就是另一回事了。與其在外行人面前隻言片語地暢談學院思潮的遞變，倒不如老老實實切入核心，直接分析呂大樂的「世代論」怎麼個「靜態」法，深入挖掘《四代香港人》述策略的重心。在這一點上，另一位青年學人周思中的意見就更值得重視了，我們下周再談。（都是呂大樂惹的禍二之一）
呂大樂的懺悔
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有兩大核心，一是社會流動，二是世代更替。把這兩大部份結合起來，探討世代與社會流動的關係，得出的觀察是戰後嬰兒潮出生的那一代人（也就是他所說的「第二代」）生得其時，既碰上了外在國際環境提供的機遇，又遇到相對寬容的上一代人給出的大量空間，於是出了不少年紀輕輕便能扶搖直上，佔據各種行業關鍵位置的中流砥柱。
問題是這批人很年輕的時候便成就了一番事業，他們也會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自動退下火線嗎？當然不會。就拿我比較熟悉的媒體行業來說吧，今天你去大陸看看各大報刊，三十出頭當老總的比比皆是，香港有這可能嗎？並不是因為他們的上一代特別大方，個個懂得急流勇退，我們的第二代則貪慕權位戀棧不去，而是因為他們今天的大陸在某些方面某些領域就像當年的香港，忽然來了一場產業大爆發，空缺特別多；年青人往上一瞧，晴空萬里，半個人影都沒有，那可真是捨我其誰。
於是香港便出現了第三代人上位的問題了，不只要面對仍然生龍活虎的上一代，更遭遇到上一代人沒有經歷過的人事結構扁平化，產業機會收縮的問題。換句話說，這一代人不只不能再按老一代人的模式順既有階序拾級而上，也不會可能再做那白手起家自己拼出一片天的舊夢。
這本是個很經典的社會上升流動停緩的問題，當呂大樂把世代框架放上去之後，它就變成近日為人注目的世代之爭了。
處在第三代與第四代之間的青年學人周思中在〈一個「香港」故事的誕生──『世代論』小傳〉裏質疑呂大樂憑「甚麼理據能支持《四代香港人》裏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宏大斷言」？並且追問其論點的關係所在，「在回歸十年這時機，以這個視角相當有限的『世代論』重寫香港故事，希望回應或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周思中認為呂大樂描述的那批第二代基本上只是一群中產階級，這群人相信競爭，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向上就能找到美好的生活，並且推而廣之，以為這是整個香港的核心意識，是香港成功的不二法門。坦白說，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裏對這種意識是極不客氣的，他不只調侃第二代的虛偽，揭穿他們表面開放實則啥事都想管它一管的心態；而且還根本地揭穿這種事成功盡其在我的自欺，指出他們過度誇大自己的能耐，漠視了客觀環境的助力。
但周思中更進一步地挖掘呂大樂世代故事的述策略，指責他只以「七十年代冒起的中產階級為中心，描寫他們與另外幾代人的關係，第一代為他們打下基礎，第三代恰恰給他們『騎』不見出頭天，第四代作為他們的兒女被溺愛被規訓」；無異於把「其後一兩輩，以至父母一輩都以某種角色收納在戰後嬰兒那一輩的勝利者故事」。不錯，呂大樂的香港故事的確是以第二代為中心，表面的理由是這代嬰兒潮寶貝人口數字龐大，曾經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佔去了香港整體人數的一半。但更重要的原因則是他們（包括呂大樂本人）把握了三十年來的主流話語，有能力將自己的經驗放大為全香港的經驗，有辦法把自己對社會的看法說成是香港的故事。為什麼呂大樂不另闢蹊徑，看看其他幾代人的視角，甚至在第二代的中產階級之外找出當不了成功中產的失敗者，以他們的觀點去說一遍香港人的戰後經歷呢？
在我看來，答案相當簡單，《四代香港人》沿續了《唔該埋單》的思路，是呂大樂對所謂「香港意識」的否思，更是他對自己那一代人的自我批判，無論我們有多討厭那麼從李嘉誠到曾蔭權都念在之不倦的香港神話，我們都不能否認它在香港的霸權地位。呂大樂在《唔該埋單》裏最有力的批判就是指出它的局限，用九七前存在五十萬名貧窮人口的事實否定香港遍地是機會的傳說。後他在《四代香港人》裏更貼近地描述出自己這代人如何誤解了自己誤解了香港，同時還漠視了社會不再流動的情況，以為一切全是下一代人不肯努力的錯。在這個意義上，呂大樂其實是香港神話的掘墓人，而非它的追隨者。
（都是呂大樂惹的禍二之二）
E06 | 名采論壇 | 牛棚讀書記 | By 梁文道（牛棚書院院長） 2010-02-21
舊不如新
特首曾蔭權的聲望有多糟？只要看看麥兜作者謝立文和麥家碧的命運便知道了。只不過是為政府拍了一輯賀年短片，把曾蔭權畫進筆下，與一群小動物飛回家過年，謝、麥二人就立刻被網友痛斥為「出賣良心」、「綁架了大家的好朋友麥兜」。政府本來只是想藉人人熱愛的漫畫角色討好市民，沒想到偷雞不反而害得大家連雞都不想再吃。甚麼叫做一粒老鼠屎弄壞一鍋粥？這就是最好的示範了。今天的特區政府在年青人心目中已經壞到了生人勿近的地步，真係邊個埋去邊個死；冇得救。
社會學家呂大樂前陣子在網上被人罵得狗血淋頭，道理也是一樣的。就因為不知道哪裏搞出了一個未經證實的傳言，說政府想請他研究「80後」，好應對方興未艾的青年反對浪潮，於是三十年間不斷批評政府，從當年市政局第一次開放直選以來便努力爭取民主化的呂教授就「現出原形」，成了背叛良知的「獻媚學者」。
當我知道此事純係子虛烏有的謠傳之後，坦白說，我不只沒有為呂大樂鬆一口氣，反而還覺得有些可惜呢。理由很簡單，任何一個負點責任的政府忽然遇上一群聲勢浩大的青年反抗運動，想必都要研究一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吧？要是它自己沒有這份能耐，於是請一位相對獨立的學者幫忙，這難道不是一個很明智的決定嗎？莫非我們寧願政府眼睜睜看「80後」的爭論甚囂塵上卻啥事不幹束手旁觀？還是由它繼續找已經淪為權貴第二代俱樂部的中央政策組去分析今天的香港年青人，然後告訴政府其實多送幾個國寶級美女落就當堂掂晒？
這個傳言之所以傳得出去，是因為大家一看到「80後」就想到「世代論」，一提到「世代論」便想起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這本萬言左右的小冊子相當奇怪，它明明是本暢銷書，但很多提到它的人卻好像根本連看都沒看過；它明明寫得通俗易懂，但卻能衍生出許多不同的理解（甚至是和作者原意截然相反的理解）。問題究竟出在哪裏呢？
沒錯，呂大樂這本小書絕對不是嚴謹的學術著作，它比較像是一篇建基於個人觀察和過往研究背景的感想式評論。可是雖然有那麼多人批評它不嚴謹，但我卻沒見過有誰在世代構成的概念邏輯和實證調查的基礎上認真反駁，反倒是繞路走的人比較多。
例如沈旭暉，他在〈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見《明報》2010年1月31日）中力陳呂氏學術的過時：「政府忽然關注青年議題，固然很好，但假如繼續以舊思維、舊框條、舊人物閱讀新世界，只延攬更多上一代學者當幕僚，或安排上一代思維持有者化妝易容，是不可能明白問題所在的」。然後他就選出幾點範例解釋上一代思維的不合時宜，學術思潮裏的日新月異。有趣的是他這篇評論我看來看去都看不出新在何處，比方說他提到「被Alexander Wendt普及」的建構主義早已取代了呂氏那靜止不變的規範觀，這就是一個很怪異的說法了。要知道Alexander Wendt的理論不只深受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結構化過程」說的影響（呂大樂留學英國的時候恰恰是這套說法大行其道如日方中的時刻），而且早在Alexander Wendt把建構主義帶進國際關係研究的二十年前，所謂的「建構主義」就已經是社會科學理論教科書裏的常識了；我們怎麼能說它是套嶄新的東西，又怎麼能說是靠Alexander Wendt才普及了它呢？
我們當然歡迎學術上的百家爭鳴，不應該抗拒各式各樣的新觀點。可是我不太明白為甚麼在研究新世代的時候只能請新世代的人用新世代的理論入手（更何況這些理論未必很新），這裏的理據究竟是甚麼呢？指責別人過時很容易，下功夫批駁人家的論述就是另一回事了。與其在外行人面前隻言片語地暢談學院思潮的遞變，倒不如老老實實切入核心，直接分析呂大樂的「世代論」怎麼個「靜態」法，深入挖掘《四代香港人》述策略的重心。在這一點上，另一位青年學人周思中的意見就更值得重視了，我們下周再談。（都是呂大樂惹的禍二之一）
呂大樂的懺悔
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有兩大核心，一是社會流動，二是世代更替。把這兩大部份結合起來，探討世代與社會流動的關係，得出的觀察是戰後嬰兒潮出生的那一代人（也就是他所說的「第二代」）生得其時，既碰上了外在國際環境提供的機遇，又遇到相對寬容的上一代人給出的大量空間，於是出了不少年紀輕輕便能扶搖直上，佔據各種行業關鍵位置的中流砥柱。
問題是這批人很年輕的時候便成就了一番事業，他們也會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自動退下火線嗎？當然不會。就拿我比較熟悉的媒體行業來說吧，今天你去大陸看看各大報刊，三十出頭當老總的比比皆是，香港有這可能嗎？並不是因為他們的上一代特別大方，個個懂得急流勇退，我們的第二代則貪慕權位戀棧不去，而是因為他們今天的大陸在某些方面某些領域就像當年的香港，忽然來了一場產業大爆發，空缺特別多；年青人往上一瞧，晴空萬里，半個人影都沒有，那可真是捨我其誰。
於是香港便出現了第三代人上位的問題了，不只要面對仍然生龍活虎的上一代，更遭遇到上一代人沒有經歷過的人事結構扁平化，產業機會收縮的問題。換句話說，這一代人不只不能再按老一代人的模式順既有階序拾級而上，也不會可能再做那白手起家自己拼出一片天的舊夢。
這本是個很經典的社會上升流動停緩的問題，當呂大樂把世代框架放上去之後，它就變成近日為人注目的世代之爭了。
處在第三代與第四代之間的青年學人周思中在〈一個「香港」故事的誕生──『世代論』小傳〉裏質疑呂大樂憑「甚麼理據能支持《四代香港人》裏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宏大斷言」？並且追問其論點的關係所在，「在回歸十年這時機，以這個視角相當有限的『世代論』重寫香港故事，希望回應或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周思中認為呂大樂描述的那批第二代基本上只是一群中產階級，這群人相信競爭，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向上就能找到美好的生活，並且推而廣之，以為這是整個香港的核心意識，是香港成功的不二法門。坦白說，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裏對這種意識是極不客氣的，他不只調侃第二代的虛偽，揭穿他們表面開放實則啥事都想管它一管的心態；而且還根本地揭穿這種事成功盡其在我的自欺，指出他們過度誇大自己的能耐，漠視了客觀環境的助力。
但周思中更進一步地挖掘呂大樂世代故事的述策略，指責他只以「七十年代冒起的中產階級為中心，描寫他們與另外幾代人的關係，第一代為他們打下基礎，第三代恰恰給他們『騎』不見出頭天，第四代作為他們的兒女被溺愛被規訓」；無異於把「其後一兩輩，以至父母一輩都以某種角色收納在戰後嬰兒那一輩的勝利者故事」。不錯，呂大樂的香港故事的確是以第二代為中心，表面的理由是這代嬰兒潮寶貝人口數字龐大，曾經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佔去了香港整體人數的一半。但更重要的原因則是他們（包括呂大樂本人）把握了三十年來的主流話語，有能力將自己的經驗放大為全香港的經驗，有辦法把自己對社會的看法說成是香港的故事。為什麼呂大樂不另闢蹊徑，看看其他幾代人的視角，甚至在第二代的中產階級之外找出當不了成功中產的失敗者，以他們的觀點去說一遍香港人的戰後經歷呢？
在我看來，答案相當簡單，《四代香港人》沿續了《唔該埋單》的思路，是呂大樂對所謂「香港意識」的否思，更是他對自己那一代人的自我批判，無論我們有多討厭那麼從李嘉誠到曾蔭權都念在之不倦的香港神話，我們都不能否認它在香港的霸權地位。呂大樂在《唔該埋單》裏最有力的批判就是指出它的局限，用九七前存在五十萬名貧窮人口的事實否定香港遍地是機會的傳說。後他在《四代香港人》裏更貼近地描述出自己這代人如何誤解了自己誤解了香港，同時還漠視了社會不再流動的情況，以為一切全是下一代人不肯努力的錯。在這個意義上，呂大樂其實是香港神話的掘墓人，而非它的追隨者。
（都是呂大樂惹的禍二之二）
2010年2月17日 星期三
豬流感是全球化產物 _梁啟智
Yazhou Zhoukan
P46 | 新思維 | By 梁啟智 2010-01-31
豬流感是全球化產物
外資置環保不顧，全球化的跨境生產造成嚴重後果，豬流感病毒則從來不認邊界。
Roundtable會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現於香港大學地理系及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任教，並任「香港城市研究室」召集人，文章常見於《明報》及《茶杯月刊》。
豬流感的疫情迅速在世界各地蔓延，提醒我們正活在一個高度全球化的社會當中。誠然，疫症的遠洋交流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遠在五百年前的大航海時代，隨著探險船散播的天花和梅毒就曾為美洲和歐洲帶來巨大的災難。不過來到今天，當全球人士變得緊密相連，遠方的疾病可以於短短數日之內便隨旅客和貨物擴散到世界各地，確實是人類社會的新危機。
話雖如此，豬流感所揭示的全球化問題，卻遠遠不止於時空壓縮的挑戰。即使在學界之中，也常見一種對全球化的誤解，就是視之為科技革新之下，地球不斷變得更小的必然過程。
就以疫情最初在北美洲爆發的過程為例，足見全球化下的時空壓縮並不平均。疫情從墨西哥傳到美國，先在加州、德州和紐約州擴散。加州和德州與墨西哥接壤，受疫情影響不足為奇。然而紐約市和墨西哥城距離三千多公里，為何會先於美國的其他州份受到影響？
紐約市的拉丁裔人口佔百分之二十七，比黑人還要多。當中墨西哥裔的，就有近二十七萬人。他們經常在紐約和原居地之間往返，其移民模式與穿梭香港和加拿大的「太空人」相似。如是者，墨西哥和紐約的絕對距離雖然很遠，但它們的關聯距離卻十分之近。兩地的人物交流頻繁，並非純綷是科技進步革新航空交通的結果，更涉及美國整體的移民政策和紐約市獨特的社會和經濟背景，共同促使墨西哥裔的移民在紐約市聚居。
換上另一種疫症，則又有其附於人際交往的傳播模式。例如在貧困經濟的地方，不少由性接觸傳染的疾病往往會沿著公路擴散。話說有些貨車司機常於公路兩旁尋求性服務，而經濟拮据的婦女為了收入又被迫接受不安全的性行為，傳染病也就隨之沿路傳開。這些例子告訴我們，全球化下不同階層、族裔和性別的人所受的影響往往極為不同。所以相對於平面化的時空壓縮，把全球化想像為不同社會關係連結的重組和更新，或者更為合適。
社會關係的連結，往往受經濟和政治體制的左右。因此，談全球化便一定要談權力。說到豬流感和墨西哥，最少就有兩個和全球政經權力重組有關的問題可談：北美自由貿易協訂與新自由主義。
科學家對豬流感的源頭尚未有結論，不過不少左派評論卻已自行把矛頭指向包括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貿易協訂。自從協訂於一九九四年生效以來，大量資金從美國湧到墨西哥投資，當中包括不少「工業化農場」的項目。許多人想像中的農村，都有豬隻和小雞在村屋庭園當中隨處亂跑。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早已變成了如工廠一般的大量生產。禽畜從出生起都活在不見天日的環境之中，如玩具或成衣一樣在生產線上被餵飼和屠宰。投資者為求賺到最大的利潤，把禽畜關在極為狹小的鐵籠，不容許有任何的活動空間。這種擠迫的養殖環境不單止污染環境，更製造極為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
全球化促使生產過程流向成本較低的地方，例如讓美國的農業和工業流向墨西哥。這些地方生產成本較低的其中一個理由，就是當地政府對生產過程的監管相對寬鬆，為了吸引外資而置各種社會和環境問題所不顧。
這種跨境生產關係並非自然而成，而需要制度的確立和支持，後面就是政治權力的爭奪。當然，看不見生產過程的種種問題，不代表就不需要面對其後果，病毒和細菌從來不認邊界。
豬流感的源頭和工業養殖是否有關或者仍有待考究，不過疫情在墨西哥的擴散和新自由主義的關係，則是相當明顯。和許多拉丁美洲國家一樣，墨西哥於上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期間經歷多次金融危機的同時，走向一個強調市場主導、私營化和減低政府開支的新自由主義教條。很不幸，醫療福利成為「精減政府架構」的犧牲品，公共醫療開支減少超過四成。貧窮人口一方面失去了政府的安全網，又無法負擔昂貴的私人醫療服務，自然是最受打擊的一群。相對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嬰兒因為營養不足而死亡的個案以倍數上升。有不少學者認為，墨西哥的醫療改革製造社會不平等，為公共醫療系統帶來沉重的危機。當有重大疫情來臨時，系統變得不堪一擊，疫情隨之迅速擴散。
墨西哥公共醫療系統的問題，和全球化之間有何關係？墨西哥政府削減公共醫療開支，並不是當地人自己的選擇。相反，他們更多次起來反抗，示威抗議無日無之。當地政府仍然要一意孤行，無非是受制於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的結構調整計劃。
墨西哥當年面對金融危機，無從選擇之下要靠向外借款來渡過難關，結果就要接受各項借款條件所約束，而其中一項就是削減政府開支。
全球化代表了權力的重組和轉移，而在墨西哥的例子當中，我們就看到政府的權力被轉移到不是由墨西哥人自己選出來的國際組織當中。
全球化並不是一個隨科技而來的自然過程，按何種模式出現和帶來什麼影響，一定要從差異和權力中去講。傳媒報道疫情危機，常常把鏡頭對準穿著白袍的科學家，如何在實驗室尋找病源基因。從全球化去看豬流感的傳播，或者可以在科學的想像之外，為當前的討論帶來更多社會的思考。■
P46 | 新思維 | By 梁啟智 2010-01-31
豬流感是全球化產物
外資置環保不顧，全球化的跨境生產造成嚴重後果，豬流感病毒則從來不認邊界。
Roundtable會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現於香港大學地理系及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任教，並任「香港城市研究室」召集人，文章常見於《明報》及《茶杯月刊》。
豬流感的疫情迅速在世界各地蔓延，提醒我們正活在一個高度全球化的社會當中。誠然，疫症的遠洋交流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遠在五百年前的大航海時代，隨著探險船散播的天花和梅毒就曾為美洲和歐洲帶來巨大的災難。不過來到今天，當全球人士變得緊密相連，遠方的疾病可以於短短數日之內便隨旅客和貨物擴散到世界各地，確實是人類社會的新危機。
話雖如此，豬流感所揭示的全球化問題，卻遠遠不止於時空壓縮的挑戰。即使在學界之中，也常見一種對全球化的誤解，就是視之為科技革新之下，地球不斷變得更小的必然過程。
就以疫情最初在北美洲爆發的過程為例，足見全球化下的時空壓縮並不平均。疫情從墨西哥傳到美國，先在加州、德州和紐約州擴散。加州和德州與墨西哥接壤，受疫情影響不足為奇。然而紐約市和墨西哥城距離三千多公里，為何會先於美國的其他州份受到影響？
紐約市的拉丁裔人口佔百分之二十七，比黑人還要多。當中墨西哥裔的，就有近二十七萬人。他們經常在紐約和原居地之間往返，其移民模式與穿梭香港和加拿大的「太空人」相似。如是者，墨西哥和紐約的絕對距離雖然很遠，但它們的關聯距離卻十分之近。兩地的人物交流頻繁，並非純綷是科技進步革新航空交通的結果，更涉及美國整體的移民政策和紐約市獨特的社會和經濟背景，共同促使墨西哥裔的移民在紐約市聚居。
換上另一種疫症，則又有其附於人際交往的傳播模式。例如在貧困經濟的地方，不少由性接觸傳染的疾病往往會沿著公路擴散。話說有些貨車司機常於公路兩旁尋求性服務，而經濟拮据的婦女為了收入又被迫接受不安全的性行為，傳染病也就隨之沿路傳開。這些例子告訴我們，全球化下不同階層、族裔和性別的人所受的影響往往極為不同。所以相對於平面化的時空壓縮，把全球化想像為不同社會關係連結的重組和更新，或者更為合適。
社會關係的連結，往往受經濟和政治體制的左右。因此，談全球化便一定要談權力。說到豬流感和墨西哥，最少就有兩個和全球政經權力重組有關的問題可談：北美自由貿易協訂與新自由主義。
科學家對豬流感的源頭尚未有結論，不過不少左派評論卻已自行把矛頭指向包括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貿易協訂。自從協訂於一九九四年生效以來，大量資金從美國湧到墨西哥投資，當中包括不少「工業化農場」的項目。許多人想像中的農村，都有豬隻和小雞在村屋庭園當中隨處亂跑。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早已變成了如工廠一般的大量生產。禽畜從出生起都活在不見天日的環境之中，如玩具或成衣一樣在生產線上被餵飼和屠宰。投資者為求賺到最大的利潤，把禽畜關在極為狹小的鐵籠，不容許有任何的活動空間。這種擠迫的養殖環境不單止污染環境，更製造極為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
全球化促使生產過程流向成本較低的地方，例如讓美國的農業和工業流向墨西哥。這些地方生產成本較低的其中一個理由，就是當地政府對生產過程的監管相對寬鬆，為了吸引外資而置各種社會和環境問題所不顧。
這種跨境生產關係並非自然而成，而需要制度的確立和支持，後面就是政治權力的爭奪。當然，看不見生產過程的種種問題，不代表就不需要面對其後果，病毒和細菌從來不認邊界。
豬流感的源頭和工業養殖是否有關或者仍有待考究，不過疫情在墨西哥的擴散和新自由主義的關係，則是相當明顯。和許多拉丁美洲國家一樣，墨西哥於上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期間經歷多次金融危機的同時，走向一個強調市場主導、私營化和減低政府開支的新自由主義教條。很不幸，醫療福利成為「精減政府架構」的犧牲品，公共醫療開支減少超過四成。貧窮人口一方面失去了政府的安全網，又無法負擔昂貴的私人醫療服務，自然是最受打擊的一群。相對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嬰兒因為營養不足而死亡的個案以倍數上升。有不少學者認為，墨西哥的醫療改革製造社會不平等，為公共醫療系統帶來沉重的危機。當有重大疫情來臨時，系統變得不堪一擊，疫情隨之迅速擴散。
墨西哥公共醫療系統的問題，和全球化之間有何關係？墨西哥政府削減公共醫療開支，並不是當地人自己的選擇。相反，他們更多次起來反抗，示威抗議無日無之。當地政府仍然要一意孤行，無非是受制於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的結構調整計劃。
墨西哥當年面對金融危機，無從選擇之下要靠向外借款來渡過難關，結果就要接受各項借款條件所約束，而其中一項就是削減政府開支。
全球化代表了權力的重組和轉移，而在墨西哥的例子當中，我們就看到政府的權力被轉移到不是由墨西哥人自己選出來的國際組織當中。
全球化並不是一個隨科技而來的自然過程，按何種模式出現和帶來什麼影響，一定要從差異和權力中去講。傳媒報道疫情危機，常常把鏡頭對準穿著白袍的科學家，如何在實驗室尋找病源基因。從全球化去看豬流感的傳播，或者可以在科學的想像之外，為當前的討論帶來更多社會的思考。■
自我戲劇化的英雄感_林沛理
Yazhou Zhoukan
P43 | 一夫當關 | By 林沛理 2010-01-31
自我戲劇化的英雄感
香港八十後在「自我戲劇化的英雄感」中，也把自己組織成利益團體。
林沛理，文化雜誌《瞄》（Muse）主編，《信報》及《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最新的一本書是《破謬．思維》（天窗出版）。
一如所料，高鐵撥款在立法會得到通過；但特區政府再天真，也應該知道「世界從此不一樣」。作為一股新興的政治勢力，八十後初次嚐到「衝鋒陷陣」的刺激和手握權力的快感，此後參與政治的胃口肯定會大增。這是因為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跟政治效能感 (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是分不開的——你越覺得自己有能力透過參與政治去改變現狀，便越發有興趣參與政治。
在這個意義上，整個反高鐵運動對八十後來說，是一個「增權的過程」(empowerment process)。反高鐵給與這批原本身處社會邊緣的年輕人，一個超越營營役役的平淡生活的目標(higher purpose)。更重要的是，它為八十後提供了一個動員和凝聚力量的團結基礎(rallying point)，以及一個介入政治的切入點(entry point)。難怪反高鐵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立法會大樓門外的抗議活動洋溢嘉年華會氣氛：他們要慶祝的，是他們自我創造(self-invention)的成功；他們要表揚的，是那個剛剛得到增權的自己(their newly empowered self)。從被社會遺忘的無名無姓的一代，一躍成為社會良心和媒介寵兒，「忽然成名」的八十後或多或少會有一種要在全城目光下「迎上前去」(rise to the occasion)的「自我戲劇化的英雄感」(self-dramatizing sense of heroism)。至少在表面上，興建高鐵不僅在經濟上站於不敗之地，在政治甚至文化上也是大勢所趨。在香港目前的政治制度下，立法會通過撥款更是無可避免的政治現實。
反高鐵註定是一場敗局早成的抗爭(a lost cause)，但對於革命熱情高漲的年輕人來說，越是註定失敗，就越值得抗爭到底。因為在一個不公平的社會，只有註定失敗的抗爭才是正義之戰(a lost cause is the only cause worth fighting for)。這也許解釋了撥款通過之後立法會大樓外的警民衝突，一齣精采的電影又怎可以沒有一場大對決做高潮(climatic fight)？
反高鐵與「六四」有不少可資比較的地方。雖然八十後在二十年前天安門事件發生的時候，仍然未懂事；但他們極可能是被「六四」感召的一代，自我期許為「六四」的兒女。從這個角度看，立法會通過撥款當晚，警方與反高鐵人士在立法會大樓外衝突，觸發回歸後最激烈的本土示威行動，可以說是二十年前天安門事件的一個溫和、良性(benign)和小規模的香港版。
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八十後，先衝擊中聯辦，再圍堵立法會，這也許已經觸及北京最敏感也最脆弱的中樞神經。一向危機意識過度活躍，但危機處理技巧嚴重不足的曾蔭權政府，相信正在絞盡腦汁。我建議曾蔭權與他的班子、顧問和智囊，找一本已經有百年歷史的老書看一看。
美國政治學者本特利(Arthur Bentley)在他的名作《政府程序：社會壓力的研究》(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 A Study of Social Pressure)中提出，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s)的活動，影響所有政府的政策和政治勢力的分布。社會的政治形態，就是利益團體的力量均衡。利益團體互相競爭，通過捐款、遊說、參政、示威，甚至街頭抗爭等行動，以影響選舉、立法、撥款、資源分配和政府政策等政治結果(political outcome)。政治學理論中，這被稱為團體理論或多元主義(pluralism)。本特利有一句名言：理解了美國的利益集團，也就理解了美國的政治。在本特利的眼中，政治是一場利益集團與利益集團之間永無休止、錙銖必較的鬥爭。
八十後在短時間內成為香港政壇一股必須受到尊重的勢力(a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並非他們佔據了道德的高地，而是因為他們把自己組織成為利益集團，並以一個利益集團的典型模式運作。這對於常常奢談社會整體利益、競爭力和創意、企圖以誇誇其談和「大想法」(big ideas)治港的曾蔭權政府，不是一記當頭棒喝嗎？■
perrylam@yahoo.com
P43 | 一夫當關 | By 林沛理 2010-01-31
自我戲劇化的英雄感
香港八十後在「自我戲劇化的英雄感」中，也把自己組織成利益團體。
林沛理，文化雜誌《瞄》（Muse）主編，《信報》及《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最新的一本書是《破謬．思維》（天窗出版）。
一如所料，高鐵撥款在立法會得到通過；但特區政府再天真，也應該知道「世界從此不一樣」。作為一股新興的政治勢力，八十後初次嚐到「衝鋒陷陣」的刺激和手握權力的快感，此後參與政治的胃口肯定會大增。這是因為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跟政治效能感 (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是分不開的——你越覺得自己有能力透過參與政治去改變現狀，便越發有興趣參與政治。
在這個意義上，整個反高鐵運動對八十後來說，是一個「增權的過程」(empowerment process)。反高鐵給與這批原本身處社會邊緣的年輕人，一個超越營營役役的平淡生活的目標(higher purpose)。更重要的是，它為八十後提供了一個動員和凝聚力量的團結基礎(rallying point)，以及一個介入政治的切入點(entry point)。難怪反高鐵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立法會大樓門外的抗議活動洋溢嘉年華會氣氛：他們要慶祝的，是他們自我創造(self-invention)的成功；他們要表揚的，是那個剛剛得到增權的自己(their newly empowered self)。從被社會遺忘的無名無姓的一代，一躍成為社會良心和媒介寵兒，「忽然成名」的八十後或多或少會有一種要在全城目光下「迎上前去」(rise to the occasion)的「自我戲劇化的英雄感」(self-dramatizing sense of heroism)。至少在表面上，興建高鐵不僅在經濟上站於不敗之地，在政治甚至文化上也是大勢所趨。在香港目前的政治制度下，立法會通過撥款更是無可避免的政治現實。
反高鐵註定是一場敗局早成的抗爭(a lost cause)，但對於革命熱情高漲的年輕人來說，越是註定失敗，就越值得抗爭到底。因為在一個不公平的社會，只有註定失敗的抗爭才是正義之戰(a lost cause is the only cause worth fighting for)。這也許解釋了撥款通過之後立法會大樓外的警民衝突，一齣精采的電影又怎可以沒有一場大對決做高潮(climatic fight)？
反高鐵與「六四」有不少可資比較的地方。雖然八十後在二十年前天安門事件發生的時候，仍然未懂事；但他們極可能是被「六四」感召的一代，自我期許為「六四」的兒女。從這個角度看，立法會通過撥款當晚，警方與反高鐵人士在立法會大樓外衝突，觸發回歸後最激烈的本土示威行動，可以說是二十年前天安門事件的一個溫和、良性(benign)和小規模的香港版。
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八十後，先衝擊中聯辦，再圍堵立法會，這也許已經觸及北京最敏感也最脆弱的中樞神經。一向危機意識過度活躍，但危機處理技巧嚴重不足的曾蔭權政府，相信正在絞盡腦汁。我建議曾蔭權與他的班子、顧問和智囊，找一本已經有百年歷史的老書看一看。
美國政治學者本特利(Arthur Bentley)在他的名作《政府程序：社會壓力的研究》(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 A Study of Social Pressure)中提出，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s)的活動，影響所有政府的政策和政治勢力的分布。社會的政治形態，就是利益團體的力量均衡。利益團體互相競爭，通過捐款、遊說、參政、示威，甚至街頭抗爭等行動，以影響選舉、立法、撥款、資源分配和政府政策等政治結果(political outcome)。政治學理論中，這被稱為團體理論或多元主義(pluralism)。本特利有一句名言：理解了美國的利益集團，也就理解了美國的政治。在本特利的眼中，政治是一場利益集團與利益集團之間永無休止、錙銖必較的鬥爭。
八十後在短時間內成為香港政壇一股必須受到尊重的勢力(a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並非他們佔據了道德的高地，而是因為他們把自己組織成為利益集團，並以一個利益集團的典型模式運作。這對於常常奢談社會整體利益、競爭力和創意、企圖以誇誇其談和「大想法」(big ideas)治港的曾蔭權政府，不是一記當頭棒喝嗎？■
perrylam@yahoo.com
2010年2月11日 星期四
我的「昔日情懷」 呂大樂
Ming Pao Daily News
A29 | +觀點 | 思潮 | By 呂大樂 201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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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昔日情懷」
編按：1 月19 日，《信報》刊出學者呂大樂的文章〈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當中提及「衝擊立法會的做法是超出了和平抗爭的範圍，而對於這種鬥爭的手段，我不表贊同」。Roundtable 理事會主席、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沈旭暉1 月31 日於《明報》「星期日生活」撰文〈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指出呂大樂近一年來的文章， 「讓不少身邊的青年學者、學生、朋友感到鬱悶……背後其實是上一代學者忽略新興社會科學方法論，只使用陳年研究框架的根本問題」。本版思潮專欄今日特刊出呂大樂的最新文章。
月前在《信報》發表一篇短文（原來的題目是〈一個關於議會民主的規範與倫理的問題〉，但由編輯改為〈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引起了一些討論，更有不少批評。在此我打算對自己的一些想法略為說明一下，中間或會對個別評論作出回應，但限於篇幅，不可能就每一位評論人的意見逐點討論，希望參與討論的朋友不會介意。
上星期沈旭暉以〈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為題，撰文指出本人舊思維、舊框條的落後，當然有值得參考之處。尤其重要的是，讀畢全文，深覺淺白的文字和平易近人的分析概念之可貴。而文中五大要點，乃新近學術發展情報，眼界大開之餘，暫時仍然未能充分咀嚼出其中相關的地方，反而題目中的「昔日情懷」四字，多少點出了我的心情。坦白說，我的確覺得，我們正在放棄好些本來很多香港人都會認為是好的社會元素、處事的態度與方法。而我覺得可惜是，現在很多時候我們是為了要否定一個大家都覺得是很討厭的政治制度、特區政府及其施政，就連一些曾經認為是好的規範、理念也隨便拋棄了。我的疑問是：這樣做值得嗎？如此不惜一切，有必要嗎？真的是最好的選擇嗎？我在自己文章裏自認保守，主要就是這個意思。
我的「昔日情懷」可以分開不同方面討論，就讓我從最簡單的組織與動員的問題開始。
動員社會運動要考慮的不是個人喜好
我們看待事物的態度、方法是會受到個人成長經驗所影響；我會承認，我的成長經歷會局限了自己的視野。在我年輕的時候，大部分活躍分子都會認為有需要為自己有份發動、組織的行動、運動負責，因此每次大型公開行動都設有糾察隊，維持秩序（即以大家事前認同的方式、手段，來爭取共同的目標）。若有不同意見者，一是接受已決定的抗爭方式，暫時放下分歧，以一致行動進行抗爭，不然就是脫離組織，另行在另一個機會發動行動，各自以不同方式進行抗爭。那時候，大家覺得在行動的過程之中，總會有政治部的人滲透破壞，於是對於過程中的很多安排都小心翼翼，以防人群中個別人士（無論是「自己人」還是破壞分子）有所的小動作，而礙了大事。或者是因為這樣的安排，那時候的行動總是四平八穩，沒有什麼重大突破，也沒有什麼驕人的成績。但行動的組織者會為行動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大小事情，負上全責。因為要負上全責，如何保證行動能有秩序地進行，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而對於沒有跟從早前集體決定而鹵莽行動的，會劃清界線。
有人批評我這類想法是列寧主義思想，不合時宜，更有打壓個別參與者的個人自發之嫌。年輕朋友對組織化的行動甚為抗拒，作為他們的選擇，我無話可說。我想指出的問題是：
在動員社會運動的時候，我們要考慮的不是個人喜好，而是怎樣從推展運動的角度來估計社會大眾對整個社會運動的一舉一動的看法。重要的問題不在於主要發起團體、大會發言人如何界定他們需要負責的範圍，而是絕大部分不懂後現代論述分析的普通市民會怎樣看待過程中所出現的激烈行動、手段。是否需要為某些行動負責，這並非發動運動的人士、團體主觀上想如何處理的問題，而是面對整個社會，進行抗爭時必須具備的策略意識。
據我了解，在圍堵立法會的行動中，運動內部就曾經對於行動的方式、抗爭手法提出不同的意見，而且有過辯論──至少我曾收到一封電郵，指我在不了解實情和不知道有人曾經嘗試阻止衝擊行動而提出批評，有欠公平。所以，我有理由相信，部分組織者對需要負責的範圍的問題有過思考，並不會因為市面上有些什麼理論，便可以將問題放到旁邊。不過，話說回來，就算有過辯論，但最終衝擊議會大樓的行動仍然發生了，則責任的問題還是一個有待處理的議題。
正如我在上面所指出，問題不在於發起行動的團體或大會的發言人自己的主觀感受或提出的解釋，而是大部分市民如何看待種種行動和動作。如果組織者堅信需要統一行動的形式與步伐，清楚界定整個運動的性質，不怕犯上「政治不正確」的罪名，敢與企圖騎劫運動的部分參與者劃清界線，那就算在行動的過程中發生了阻止不了的衝擊行動，運動也不因此而被轉移焦點。問題是，發起行動的團體或參與人士於事發之後，問：問題是誰先行不義（意思應該是既然你不義在先，那麼我的激烈行動又有何問題）？我們阻止不了他們，那難道要為此負上責任嗎？擲膠樽的是何許人也（有可能是底），仍未清楚，那麼我們又要為此負責？對很多市民而言，他們不會跟你將行動中的不同元素區分開來；在他們眼中，這的確涉及責任的問題。與此同時，個別行動、動作亦會影響他們對運動的印象。發起行動的團體要自辯的話，只得兩種方法：一是跟某些參與者劃清界線，二是為一切負上責任。阻止不了、傳媒放大（這應該是組織者一早已能預見的事情，而組織者亦十分明白，個別參與者是會在傳媒焦點之下，特別活躍和激動）等等，其實都不是解釋。
史泰祖與葉劉淑儀的例子
沈君當然不會同意我的看法，還舉了一個例子，指我自己也不會為小部分人的行為負責。他說「事實上，呂老主持的新力量網絡……還不是使用同一模式為其前任主席史泰祖伙拍葉劉淑儀競選，成了組織內的『百分之二』，對此呂老也是不能預防的，似乎他也沒有『基本上認同行動』。起碼在當時。」
首先，沈君將史醫生支持葉劉淑儀參與補選和後來兩人合作一起參選兩事混淆了；如果曾引人關注的，是前者而並非後者。更重要的是，就前者一事，新力量網絡只向外界澄清：「新力量網絡乃一所無政治黨派傾向的民間智庫組織……基於組織的性質，本會從來不以組織名義支持任何候選人參與任何層級的議會或其他政治機構的選舉。一直以來，就算是會員參與選舉，亦一概不會以組織名義支持參選。」但基本上沒有否定個別會員以個人身分有權以各種形式參與選舉活動，因此儘管外界及會內有人表示不滿，也沒有嚴厲譴責史醫生。
所以，沈君所舉的例子，正好說明我對責任倫理之重視。因為當時會內並無規定會員──包括主席──不可以以個人身分參與選舉相關的活動，我作為副主席便不可以不按規章去處理個別會員的行為；既然事前缺乏預見能力，那便唯有一力承擔，面對組織內外的壓力與批評。當時在很多人眼中，這就等於我認同了他的做法。對我這類強調規範的人來說，絕不能因某些後果而繞過規則辦事。整個組織有所疏忽，就只好硬頭皮哽下去。事後我們修改了會規，主席不可以任何形式（包括個人名義）提名候選人。必須注意，新增會規所規範的正是接下來當主席的我。
我想說：這就是我的「昔日情懷」，而沈君應是難以明白的。對我來說，由於事前未有規定，到出了問題之後，也必須堅持公平處理，不能因內外壓力或意識形態而不依規條做事。那「百分之二」，我哽了。同樣重要的是，對朋友要有情有義。當初沒有說明不容許的，朋友做了，對自己造成不便。但我們也不可以為此而反臉不認，甚至落井下石。在這些問題上，我自認是百分之一百「愚忠」的。
如果親中派衝擊以泛民為多數的議會？
這帶我們到了另一方面的問題：發起圍堵的團體最有力的自辯，應強調是當晚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均屬和平抗爭，沒有半點衝擊立法會的意味。可是，由發起行動的團體或大會的發言人口中，我們經常聽到兩種聲音：一是一切和平，完全沒有過激；另一則是承認有些過激，但不是問題（例如只有「百分之二」的人或時間過了火位，不應因此而否定「百分之九十八」；或者已嘗試控制場面但不果，那麼便不應算帳；又或者「百分之二」的肢體衝突，竟然給傳媒放大、扭曲，問題在於媒體，與運動無關）。兩種聲音互有矛盾，至今仍未見到統一的說法。
如上面所言，最有效的自辯應是種種行動都是合情、合法、合理。以沈君的說法，根本「不存在衝擊Vs 被衝擊」，而理論基礎是「社會現實是由不同個體和群體互動中『建構』出來的，只要我們對自身和外界認知發生變化，社會現實也會隨之變化」。我必須?認，自己完全不懂以上這句理論上應有重大政治意義的金句的意思。我的提問很簡單：假如當晚發生的是由親中和建制派搞出來一模一樣的行動，來衝擊一個以泛民為大多數的議會，我可以接受嗎？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否定的原因是，從制度的角度考慮，我們不應以參與行動的人士及團體的意識形態來判斷什麼是可以或不可以；制度、秩序、規範的建設不能以選擇性的方法來處事。這也就是說，假如我認為當晚所發生的一切行動均可接受，那麼我也應該認為政敵以同樣方式來衝擊自己支持的議會是可以接受的事情。規範保護敵人，但也保護我們自己。若然今天我們輕易放棄，日後給人運用來對付自己所支持的議會時，將後悔不已。
很多人說在議會大樓外面進行衝擊不能看作對議會政治倫理的挑戰，有些甚至覺得這樣做也只不過是邀請鄭汝樺跟群眾對話的身體語言而已。我自問對議會是有很強烈看法的，而我真的視一眾議員──儘管對他們的表現有很多不滿──為尊貴的議員。他們的尊貴不在於身分地位，而是就算我怎樣不喜歡他們的政見，還是認為他們不應受到任何威嚇（當然一定有人反駁，當時大部分參與者心平氣和，議員和官員不可能覺得受嚇），影響議事。在立法會大樓外請願、集會、抗議，這當然沒有問題，但要衝入議會大樓，則是另一回事了。說搬開鐵碼不是挑戰警權，而是因為它們阻礙群眾的行動，那是強辯。說當時的衝擊行動沒有任何意圖，純粹表達情緒，別無其他，我也覺得難以接受。
我情願參與者告訴我：做了又如何！當晚所發生的一切，都屬於和平的行動。我覺得面對這樣的解釋，我們還可以將問題交由社會大眾來決定。假如市民都認為日後在其他情發生相似的事情，警察亦毋須處理的話，我當然也會接受這種對秩序的新理解。我的理解可能已追不上時代，但確信很多市民對衝擊議會的動作很有意見。
衝擊行為值得認真對待
而衝擊行為之所以值得認真對待，倒不是當晚所發生的事情。論對整個抗爭運動本身的影響，衝擊行動或者能夠激化一些參與其中的人士，但並不是「喚醒」了沉默的大多數；而更激動的動作，相信只會將本來同情運動的旁觀者亦嚇跑了。但在運動的發展過程中，這時一定會出現激進的一翼，認為只要行動再升級，便可以迅速扭轉形勢。而在這時候，建制的另一方面不可能一次又一次容許對方公然進行衝擊。政府及警方要想辦法防止同類行動出現，倒不是因為如某些報章所言鷹派當道，而是它們內外受到壓力（例如前線警員會問他們日後如何以同樣的方法和態度來維持秩序），會嘗試通過打擊及其他強硬手段來提高參與者的參與成本；這一點是所有組織者、參與者、評論人都應該注意的。我關心的，不是那批衝擊議會的人士──他們不怕犧牲，對一切後果，應在預計之內。且未能完成整套激進的動作，相信他們也很難放下心頭大石。他們早下決心，只有繼續，很難停下來。問題是站在他們後面的快樂抗爭人士，在一個群眾衝突的環境與氣氛底下，於毫無準備之下捲入其中，便可大可小了。當晚沒有發生，並不等如沒有潛在危險；日後再有行動、衝突，同樣的情與可能性一定會發生。而來自建制的反擊，一觸即發。
當然，我的觀察、分析不一定準確。但假如我衷心認為潛在上述危險的話，我便有責任提出警告。別人怎樣看待我所提出的警告，我並不在意：講出了要說的真心說話，我已完成任務。有來郵指摘我的言論是為了特區政府、警方未來的打壓行動提供一種合理化的藉口，幫忙策動反動言論攻勢，我也不覺得怎樣──大概是讀得太多建構理論罷！但必須承認，過去幾星期所感受的討論氣氛，確實混身不自在。這與我所說的「昔日情懷」有關。
受特區政府委託研究「80 後」？
香港從來不是一個很理想的討論環境，一向存在山頭主義、小圈子等等。但不理想還不理想，總不會將人分類，然後界定立場，往後一連串猜測：問你有什麼企圖？背後有何目的？究竟站在誰人的一方說話？在過去這一段日子裏，深深感受到這一種猜疑情緒的蔓延。首先，是《蘋果日報》署名「本報記者」所寫的一篇「特稿」，報道我已受特區政府委託研究「80 後」。如果讀者有細讀那篇特稿，不難發覺該記者並無透露消息來源，亦無向我求證。讀報之後，我翻查自己手機「未接電話」的記錄，也沒有這樣的來電。有朋友向我了解，我的答覆是：這是當前香港社會「新聞創作」的最高表現。至今我仍不知道這是一項什麼研究，也沒有等待這項委託的來臨。自己手上有兩份書稿正在趕工，卻給人一種生活清閒，等接項目的印象，這要認真檢討反省。
我沒有新聞工作的訓練，不敢說這樣的報道不夠或甚至是違反專業；這要交由新聞界的朋友分析。但有趣的事，本地其他報刊也竟然覺得毋須在向我確認的情下，引述這樣的「新聞創作」資訊，繼續傳播。至於一些專欄作者，亦樂於引用這段消息，寫出各種各樣的道理來。再發展下去，便在某些圈子之中，有很多聯想；而最容易做的，就是界定我被收編，拿特區政府的錢，計劃將來接受委任之類。從此，這個人已歸類，而他的意見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他的潛台詞、意圖及意識形態。
眼見這種猜疑情緒在香港社會蔓延，覺得很可憐（我指這個社會變得可憐）。沈旭暉文章的其中一段，正是這種猜疑情緒的濃縮精華版本。他寫：
「我們都是《四代香港人》忠實讀者，知道呂老一度表示『作者已死』，謝絕相關論壇和公眾論述，感到十分可惜，也十分悲壯；近月喜見作者復活，名正言順以『四代香港人作者』身分評論第四代，有報道說還被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委託研究第四代，身旁那些接受新學術訓練而在當漂流講師、非高級講師、副學士老師、研究助理等恆河沙數的第四代學人，卻未免百感交集。」
這一些文字就是時下的一種典型，由猜疑到猜疑，由歸類到定型，然後有所判斷，下個結論。關於政府委託研究，前面已解釋，在此只想多說一句：一個研究單位接受政府委託進行研究，這本身沒有問題。只要是能夠保持客觀、中立，不受委託人影響撰寫報告，而報告又可公開發表，我不覺得有批評的必要。我不是受委託的學者，不等於接受委託的研究員就是壞人，他們依附權貴。對人對事，要講公道。
我在《信報》發表的文章，在作者名字旁邊附上「四代香港人作者」幾個字，其實是編輯未經我同意之下加插的。事後我沒有向編輯追究，一是因為資料上沒有出錯，二是我相信讀者和我一樣，以平和的心情去了解別人的意見，沒有必要太多想像、解讀和建構。明顯地，沈君另有一種解讀的方式。對此我也有應付的責任。跟家中第一代長輩談起近期的小風波，她即時的反應是： 「那你應該先反省一下平日待人接物的態度，要認真做好教學、研究，否則人家何來這種印象。世上哪有這麼多誤會。」在這個意義上，對沈君的意見，我會視之為忠告、提點。
那份猜疑我不敢認同
但在忠告、提點的背後所存在的那份猜疑，則我是不敢認同的。而這個問題並不限於個別作者，而是一個普遍現象。不知從哪個時候開始，我們變得愈來愈講求「政治正確」──對人對事，是一早區分態度、立場，進行分類；而另一種表現，則是放棄了仔細詳盡，反覆思考辯論的討論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政治語言（例如很快便由討論上升至追問究竟有無勇氣、決心的政治表態）。在現有的政治環境底下，大家坐立不安，心急浮躁，這可以理解，但事事猜疑卻不值得鼓勵。
這剛好回到文章初段所提出的問題：我相信很多市民（包括我本人）對現時香港特區管治都有很多不滿，認為需要改變。在尋求改變的過程中，障礙重重，速度緩慢，成效不大。這樣的局勢底下，出現各種訴求、主張，完全可以理解。但在爭取更快更大的轉變的同時，出現了一些激烈的言論，我覺得是需要小心處理的。例如有人認為我所主張的議會政治倫理在現存建制底下，已經沒有意思；一個不義的議會所作決定，市民沒有必要接受。另一種意見是，因為這個議會根本不能真實反映民意（例如轉換計算選票的方式，泛民才是大多數），用任何手段進行衝擊，都不是問題。在我看來，這些說話都是講大了：認為這是一個令人覺得絕望的制度，所以只有徹底否定才有希望，這些講話的策略含義只可能是以不同的形式來否定現存有限度的議會民主。我認為這條路線是危險的。
我知道這句說話會引起很多讀者大笑，但我的而且確認為香港的民主──儘管是有限度的──得來不易。它不是英國雙手奉上，也不是北京恩賜，而是長年鬥爭的成果。它不盡人意，更應更快走向更民主，但未至於需要全盤否定。或者我比較悲觀，我從不認為北京會因為看見議會及其規則愈來愈不受尊重而心痛；它絕不介意出現亂局，更不介意極端保守主義抬頭。很多人以為跟北京角力是一場博弈，我則在另一篇短文裏提及，它是一個絕不介意在一個殘局中慘勝的莊家。對我們來說，它的慘勝可能是香港的悲劇。
或者這個制度、這個政府都很討厭，但我仍然相信我們有過一些理念、規範、共識，是很多香港人都會認為是合理的，並且可以應用到處理重大問題之上的。在規範底下進行鬥爭──從爭取每一個議席到組織「七一遊行」之類的和平示威──不會立即解決問題，但也不見得是寸步難行。改革之路從來都是又長又彎。
A29 | +觀點 | 思潮 | By 呂大樂 201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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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昔日情懷」
編按：1 月19 日，《信報》刊出學者呂大樂的文章〈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當中提及「衝擊立法會的做法是超出了和平抗爭的範圍，而對於這種鬥爭的手段，我不表贊同」。Roundtable 理事會主席、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沈旭暉1 月31 日於《明報》「星期日生活」撰文〈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指出呂大樂近一年來的文章， 「讓不少身邊的青年學者、學生、朋友感到鬱悶……背後其實是上一代學者忽略新興社會科學方法論，只使用陳年研究框架的根本問題」。本版思潮專欄今日特刊出呂大樂的最新文章。
月前在《信報》發表一篇短文（原來的題目是〈一個關於議會民主的規範與倫理的問題〉，但由編輯改為〈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引起了一些討論，更有不少批評。在此我打算對自己的一些想法略為說明一下，中間或會對個別評論作出回應，但限於篇幅，不可能就每一位評論人的意見逐點討論，希望參與討論的朋友不會介意。
上星期沈旭暉以〈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為題，撰文指出本人舊思維、舊框條的落後，當然有值得參考之處。尤其重要的是，讀畢全文，深覺淺白的文字和平易近人的分析概念之可貴。而文中五大要點，乃新近學術發展情報，眼界大開之餘，暫時仍然未能充分咀嚼出其中相關的地方，反而題目中的「昔日情懷」四字，多少點出了我的心情。坦白說，我的確覺得，我們正在放棄好些本來很多香港人都會認為是好的社會元素、處事的態度與方法。而我覺得可惜是，現在很多時候我們是為了要否定一個大家都覺得是很討厭的政治制度、特區政府及其施政，就連一些曾經認為是好的規範、理念也隨便拋棄了。我的疑問是：這樣做值得嗎？如此不惜一切，有必要嗎？真的是最好的選擇嗎？我在自己文章裏自認保守，主要就是這個意思。
我的「昔日情懷」可以分開不同方面討論，就讓我從最簡單的組織與動員的問題開始。
動員社會運動要考慮的不是個人喜好
我們看待事物的態度、方法是會受到個人成長經驗所影響；我會承認，我的成長經歷會局限了自己的視野。在我年輕的時候，大部分活躍分子都會認為有需要為自己有份發動、組織的行動、運動負責，因此每次大型公開行動都設有糾察隊，維持秩序（即以大家事前認同的方式、手段，來爭取共同的目標）。若有不同意見者，一是接受已決定的抗爭方式，暫時放下分歧，以一致行動進行抗爭，不然就是脫離組織，另行在另一個機會發動行動，各自以不同方式進行抗爭。那時候，大家覺得在行動的過程之中，總會有政治部的人滲透破壞，於是對於過程中的很多安排都小心翼翼，以防人群中個別人士（無論是「自己人」還是破壞分子）有所的小動作，而礙了大事。或者是因為這樣的安排，那時候的行動總是四平八穩，沒有什麼重大突破，也沒有什麼驕人的成績。但行動的組織者會為行動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大小事情，負上全責。因為要負上全責，如何保證行動能有秩序地進行，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而對於沒有跟從早前集體決定而鹵莽行動的，會劃清界線。
有人批評我這類想法是列寧主義思想，不合時宜，更有打壓個別參與者的個人自發之嫌。年輕朋友對組織化的行動甚為抗拒，作為他們的選擇，我無話可說。我想指出的問題是：
在動員社會運動的時候，我們要考慮的不是個人喜好，而是怎樣從推展運動的角度來估計社會大眾對整個社會運動的一舉一動的看法。重要的問題不在於主要發起團體、大會發言人如何界定他們需要負責的範圍，而是絕大部分不懂後現代論述分析的普通市民會怎樣看待過程中所出現的激烈行動、手段。是否需要為某些行動負責，這並非發動運動的人士、團體主觀上想如何處理的問題，而是面對整個社會，進行抗爭時必須具備的策略意識。
據我了解，在圍堵立法會的行動中，運動內部就曾經對於行動的方式、抗爭手法提出不同的意見，而且有過辯論──至少我曾收到一封電郵，指我在不了解實情和不知道有人曾經嘗試阻止衝擊行動而提出批評，有欠公平。所以，我有理由相信，部分組織者對需要負責的範圍的問題有過思考，並不會因為市面上有些什麼理論，便可以將問題放到旁邊。不過，話說回來，就算有過辯論，但最終衝擊議會大樓的行動仍然發生了，則責任的問題還是一個有待處理的議題。
正如我在上面所指出，問題不在於發起行動的團體或大會的發言人自己的主觀感受或提出的解釋，而是大部分市民如何看待種種行動和動作。如果組織者堅信需要統一行動的形式與步伐，清楚界定整個運動的性質，不怕犯上「政治不正確」的罪名，敢與企圖騎劫運動的部分參與者劃清界線，那就算在行動的過程中發生了阻止不了的衝擊行動，運動也不因此而被轉移焦點。問題是，發起行動的團體或參與人士於事發之後，問：問題是誰先行不義（意思應該是既然你不義在先，那麼我的激烈行動又有何問題）？我們阻止不了他們，那難道要為此負上責任嗎？擲膠樽的是何許人也（有可能是底），仍未清楚，那麼我們又要為此負責？對很多市民而言，他們不會跟你將行動中的不同元素區分開來；在他們眼中，這的確涉及責任的問題。與此同時，個別行動、動作亦會影響他們對運動的印象。發起行動的團體要自辯的話，只得兩種方法：一是跟某些參與者劃清界線，二是為一切負上責任。阻止不了、傳媒放大（這應該是組織者一早已能預見的事情，而組織者亦十分明白，個別參與者是會在傳媒焦點之下，特別活躍和激動）等等，其實都不是解釋。
史泰祖與葉劉淑儀的例子
沈君當然不會同意我的看法，還舉了一個例子，指我自己也不會為小部分人的行為負責。他說「事實上，呂老主持的新力量網絡……還不是使用同一模式為其前任主席史泰祖伙拍葉劉淑儀競選，成了組織內的『百分之二』，對此呂老也是不能預防的，似乎他也沒有『基本上認同行動』。起碼在當時。」
首先，沈君將史醫生支持葉劉淑儀參與補選和後來兩人合作一起參選兩事混淆了；如果曾引人關注的，是前者而並非後者。更重要的是，就前者一事，新力量網絡只向外界澄清：「新力量網絡乃一所無政治黨派傾向的民間智庫組織……基於組織的性質，本會從來不以組織名義支持任何候選人參與任何層級的議會或其他政治機構的選舉。一直以來，就算是會員參與選舉，亦一概不會以組織名義支持參選。」但基本上沒有否定個別會員以個人身分有權以各種形式參與選舉活動，因此儘管外界及會內有人表示不滿，也沒有嚴厲譴責史醫生。
所以，沈君所舉的例子，正好說明我對責任倫理之重視。因為當時會內並無規定會員──包括主席──不可以以個人身分參與選舉相關的活動，我作為副主席便不可以不按規章去處理個別會員的行為；既然事前缺乏預見能力，那便唯有一力承擔，面對組織內外的壓力與批評。當時在很多人眼中，這就等於我認同了他的做法。對我這類強調規範的人來說，絕不能因某些後果而繞過規則辦事。整個組織有所疏忽，就只好硬頭皮哽下去。事後我們修改了會規，主席不可以任何形式（包括個人名義）提名候選人。必須注意，新增會規所規範的正是接下來當主席的我。
我想說：這就是我的「昔日情懷」，而沈君應是難以明白的。對我來說，由於事前未有規定，到出了問題之後，也必須堅持公平處理，不能因內外壓力或意識形態而不依規條做事。那「百分之二」，我哽了。同樣重要的是，對朋友要有情有義。當初沒有說明不容許的，朋友做了，對自己造成不便。但我們也不可以為此而反臉不認，甚至落井下石。在這些問題上，我自認是百分之一百「愚忠」的。
如果親中派衝擊以泛民為多數的議會？
這帶我們到了另一方面的問題：發起圍堵的團體最有力的自辯，應強調是當晚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均屬和平抗爭，沒有半點衝擊立法會的意味。可是，由發起行動的團體或大會的發言人口中，我們經常聽到兩種聲音：一是一切和平，完全沒有過激；另一則是承認有些過激，但不是問題（例如只有「百分之二」的人或時間過了火位，不應因此而否定「百分之九十八」；或者已嘗試控制場面但不果，那麼便不應算帳；又或者「百分之二」的肢體衝突，竟然給傳媒放大、扭曲，問題在於媒體，與運動無關）。兩種聲音互有矛盾，至今仍未見到統一的說法。
如上面所言，最有效的自辯應是種種行動都是合情、合法、合理。以沈君的說法，根本「不存在衝擊Vs 被衝擊」，而理論基礎是「社會現實是由不同個體和群體互動中『建構』出來的，只要我們對自身和外界認知發生變化，社會現實也會隨之變化」。我必須?認，自己完全不懂以上這句理論上應有重大政治意義的金句的意思。我的提問很簡單：假如當晚發生的是由親中和建制派搞出來一模一樣的行動，來衝擊一個以泛民為大多數的議會，我可以接受嗎？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否定的原因是，從制度的角度考慮，我們不應以參與行動的人士及團體的意識形態來判斷什麼是可以或不可以；制度、秩序、規範的建設不能以選擇性的方法來處事。這也就是說，假如我認為當晚所發生的一切行動均可接受，那麼我也應該認為政敵以同樣方式來衝擊自己支持的議會是可以接受的事情。規範保護敵人，但也保護我們自己。若然今天我們輕易放棄，日後給人運用來對付自己所支持的議會時，將後悔不已。
很多人說在議會大樓外面進行衝擊不能看作對議會政治倫理的挑戰，有些甚至覺得這樣做也只不過是邀請鄭汝樺跟群眾對話的身體語言而已。我自問對議會是有很強烈看法的，而我真的視一眾議員──儘管對他們的表現有很多不滿──為尊貴的議員。他們的尊貴不在於身分地位，而是就算我怎樣不喜歡他們的政見，還是認為他們不應受到任何威嚇（當然一定有人反駁，當時大部分參與者心平氣和，議員和官員不可能覺得受嚇），影響議事。在立法會大樓外請願、集會、抗議，這當然沒有問題，但要衝入議會大樓，則是另一回事了。說搬開鐵碼不是挑戰警權，而是因為它們阻礙群眾的行動，那是強辯。說當時的衝擊行動沒有任何意圖，純粹表達情緒，別無其他，我也覺得難以接受。
我情願參與者告訴我：做了又如何！當晚所發生的一切，都屬於和平的行動。我覺得面對這樣的解釋，我們還可以將問題交由社會大眾來決定。假如市民都認為日後在其他情發生相似的事情，警察亦毋須處理的話，我當然也會接受這種對秩序的新理解。我的理解可能已追不上時代，但確信很多市民對衝擊議會的動作很有意見。
衝擊行為值得認真對待
而衝擊行為之所以值得認真對待，倒不是當晚所發生的事情。論對整個抗爭運動本身的影響，衝擊行動或者能夠激化一些參與其中的人士，但並不是「喚醒」了沉默的大多數；而更激動的動作，相信只會將本來同情運動的旁觀者亦嚇跑了。但在運動的發展過程中，這時一定會出現激進的一翼，認為只要行動再升級，便可以迅速扭轉形勢。而在這時候，建制的另一方面不可能一次又一次容許對方公然進行衝擊。政府及警方要想辦法防止同類行動出現，倒不是因為如某些報章所言鷹派當道，而是它們內外受到壓力（例如前線警員會問他們日後如何以同樣的方法和態度來維持秩序），會嘗試通過打擊及其他強硬手段來提高參與者的參與成本；這一點是所有組織者、參與者、評論人都應該注意的。我關心的，不是那批衝擊議會的人士──他們不怕犧牲，對一切後果，應在預計之內。且未能完成整套激進的動作，相信他們也很難放下心頭大石。他們早下決心，只有繼續，很難停下來。問題是站在他們後面的快樂抗爭人士，在一個群眾衝突的環境與氣氛底下，於毫無準備之下捲入其中，便可大可小了。當晚沒有發生，並不等如沒有潛在危險；日後再有行動、衝突，同樣的情與可能性一定會發生。而來自建制的反擊，一觸即發。
當然，我的觀察、分析不一定準確。但假如我衷心認為潛在上述危險的話，我便有責任提出警告。別人怎樣看待我所提出的警告，我並不在意：講出了要說的真心說話，我已完成任務。有來郵指摘我的言論是為了特區政府、警方未來的打壓行動提供一種合理化的藉口，幫忙策動反動言論攻勢，我也不覺得怎樣──大概是讀得太多建構理論罷！但必須承認，過去幾星期所感受的討論氣氛，確實混身不自在。這與我所說的「昔日情懷」有關。
受特區政府委託研究「80 後」？
香港從來不是一個很理想的討論環境，一向存在山頭主義、小圈子等等。但不理想還不理想，總不會將人分類，然後界定立場，往後一連串猜測：問你有什麼企圖？背後有何目的？究竟站在誰人的一方說話？在過去這一段日子裏，深深感受到這一種猜疑情緒的蔓延。首先，是《蘋果日報》署名「本報記者」所寫的一篇「特稿」，報道我已受特區政府委託研究「80 後」。如果讀者有細讀那篇特稿，不難發覺該記者並無透露消息來源，亦無向我求證。讀報之後，我翻查自己手機「未接電話」的記錄，也沒有這樣的來電。有朋友向我了解，我的答覆是：這是當前香港社會「新聞創作」的最高表現。至今我仍不知道這是一項什麼研究，也沒有等待這項委託的來臨。自己手上有兩份書稿正在趕工，卻給人一種生活清閒，等接項目的印象，這要認真檢討反省。
我沒有新聞工作的訓練，不敢說這樣的報道不夠或甚至是違反專業；這要交由新聞界的朋友分析。但有趣的事，本地其他報刊也竟然覺得毋須在向我確認的情下，引述這樣的「新聞創作」資訊，繼續傳播。至於一些專欄作者，亦樂於引用這段消息，寫出各種各樣的道理來。再發展下去，便在某些圈子之中，有很多聯想；而最容易做的，就是界定我被收編，拿特區政府的錢，計劃將來接受委任之類。從此，這個人已歸類，而他的意見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他的潛台詞、意圖及意識形態。
眼見這種猜疑情緒在香港社會蔓延，覺得很可憐（我指這個社會變得可憐）。沈旭暉文章的其中一段，正是這種猜疑情緒的濃縮精華版本。他寫：
「我們都是《四代香港人》忠實讀者，知道呂老一度表示『作者已死』，謝絕相關論壇和公眾論述，感到十分可惜，也十分悲壯；近月喜見作者復活，名正言順以『四代香港人作者』身分評論第四代，有報道說還被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委託研究第四代，身旁那些接受新學術訓練而在當漂流講師、非高級講師、副學士老師、研究助理等恆河沙數的第四代學人，卻未免百感交集。」
這一些文字就是時下的一種典型，由猜疑到猜疑，由歸類到定型，然後有所判斷，下個結論。關於政府委託研究，前面已解釋，在此只想多說一句：一個研究單位接受政府委託進行研究，這本身沒有問題。只要是能夠保持客觀、中立，不受委託人影響撰寫報告，而報告又可公開發表，我不覺得有批評的必要。我不是受委託的學者，不等於接受委託的研究員就是壞人，他們依附權貴。對人對事，要講公道。
我在《信報》發表的文章，在作者名字旁邊附上「四代香港人作者」幾個字，其實是編輯未經我同意之下加插的。事後我沒有向編輯追究，一是因為資料上沒有出錯，二是我相信讀者和我一樣，以平和的心情去了解別人的意見，沒有必要太多想像、解讀和建構。明顯地，沈君另有一種解讀的方式。對此我也有應付的責任。跟家中第一代長輩談起近期的小風波，她即時的反應是： 「那你應該先反省一下平日待人接物的態度，要認真做好教學、研究，否則人家何來這種印象。世上哪有這麼多誤會。」在這個意義上，對沈君的意見，我會視之為忠告、提點。
那份猜疑我不敢認同
但在忠告、提點的背後所存在的那份猜疑，則我是不敢認同的。而這個問題並不限於個別作者，而是一個普遍現象。不知從哪個時候開始，我們變得愈來愈講求「政治正確」──對人對事，是一早區分態度、立場，進行分類；而另一種表現，則是放棄了仔細詳盡，反覆思考辯論的討論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政治語言（例如很快便由討論上升至追問究竟有無勇氣、決心的政治表態）。在現有的政治環境底下，大家坐立不安，心急浮躁，這可以理解，但事事猜疑卻不值得鼓勵。
這剛好回到文章初段所提出的問題：我相信很多市民（包括我本人）對現時香港特區管治都有很多不滿，認為需要改變。在尋求改變的過程中，障礙重重，速度緩慢，成效不大。這樣的局勢底下，出現各種訴求、主張，完全可以理解。但在爭取更快更大的轉變的同時，出現了一些激烈的言論，我覺得是需要小心處理的。例如有人認為我所主張的議會政治倫理在現存建制底下，已經沒有意思；一個不義的議會所作決定，市民沒有必要接受。另一種意見是，因為這個議會根本不能真實反映民意（例如轉換計算選票的方式，泛民才是大多數），用任何手段進行衝擊，都不是問題。在我看來，這些說話都是講大了：認為這是一個令人覺得絕望的制度，所以只有徹底否定才有希望，這些講話的策略含義只可能是以不同的形式來否定現存有限度的議會民主。我認為這條路線是危險的。
我知道這句說話會引起很多讀者大笑，但我的而且確認為香港的民主──儘管是有限度的──得來不易。它不是英國雙手奉上，也不是北京恩賜，而是長年鬥爭的成果。它不盡人意，更應更快走向更民主，但未至於需要全盤否定。或者我比較悲觀，我從不認為北京會因為看見議會及其規則愈來愈不受尊重而心痛；它絕不介意出現亂局，更不介意極端保守主義抬頭。很多人以為跟北京角力是一場博弈，我則在另一篇短文裏提及，它是一個絕不介意在一個殘局中慘勝的莊家。對我們來說，它的慘勝可能是香港的悲劇。
或者這個制度、這個政府都很討厭，但我仍然相信我們有過一些理念、規範、共識，是很多香港人都會認為是合理的，並且可以應用到處理重大問題之上的。在規範底下進行鬥爭──從爭取每一個議席到組織「七一遊行」之類的和平示威──不會立即解決問題，但也不見得是寸步難行。改革之路從來都是又長又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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