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直問，他們何以如此的喪心病狂，他們卻覺得自己已經非常的克制忍讓。
你一直問，他們何以如此的顛倒黑白，他們卻覺得自己已經非常的公正坦率。
你一直問，他們何以如此的包庇兇手，他們卻覺得自己已經非常的愧對炮友。
你一直問，他們何以如此的掩蓋真相，他們卻覺得自己已經非常的透明開放。
你一直問，他們何以如此的生活腐化，他們卻覺得自己已經非常的艱苦樸素。
你一直問，他們何以如此的驕橫傲慢，他們卻覺得自己已經非常的姿態低下。
你覺得自己很委屈，他們也覺得自己很委屈，他們認為，在清政府的統治下，老百姓連電視機都看不上，現在電視機已經走進了千家萬戶，這是多大的進步。
他們覺得，我們建了這個，我們建了那個，你別管過程中發生了甚麼，也別管這是給誰獻禮，至少你用到了吧。你以前從上海到北京火車要一天一夜，現在只要不被雷劈，五個小時就到了，你為何不感激，為何充滿了質疑？
偶然發生一個安全事故，中央最高領導都已經表示了關心，我們還派人來回答你們記者的問題，原來賠十七萬，現在賠五十萬，甚至撤職了一個兄弟，事情都做到這份上了，你們為甚麼還抓着一些細節不放呢，你們的思想怎麼反而就這樣不開放呢？你們的大局觀都去哪裏了呢？為甚麼要我們謝罪呢，我們又沒犯罪，這是發展的代價。迅速處理屍體是我們的慣例，早簽字多發獎金，晚簽字少拿賠償，這是我們的兄弟部門在強拆工作中被證明了行之有效的手段。掩埋車廂的確是當時一個糊塗做出的一個決定，況且是上頭叫我們這麼做的。因為上頭覺得任何可能引發的麻煩都是可以就地掩埋的。錯就錯在大白天就開始施工，洞挖太大，而且沒有和宣傳部門溝通好，現場的攝影記者也沒有全控制住，準備工作比較倉促。這次事故最大的教訓就是以後在就地掩埋某些事物的時候還是要考慮到物體的體積和工作的保密。低估了。
他們認為，總體來說，這次的救援是成功的，及時的。調度合理，統籌規範，善後滿意。唯一的遺憾是在輿論上有點失控，他們覺得這就不是我們的責任了，輿論不歸我們管。
他們認為，從大的來說，我們舉辦了奧運會，我們取消了農業稅，這些你們不讚美，老是抓住一些細枝末節的東西，這是甚麼居心。我們本可以在政治上比朝鮮更緊，在經濟上比蘇丹更窮，在治國上比紅色高棉更狠，因為我們擁有比他們更多的軍隊，但是我們沒有那麼做，你們不感恩，卻要我們謝罪，我們覺得很委屈。這個社會裏，有產者，無產者，有權者，無權者，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很委屈。一個所有人都覺得委屈的國家，各個階層都已經互相脫節了，這個龐大的國家各種組成的部份依靠慣性各顧各的滑行着，如果再無改革，脫節事小，脫軌難救。
國家為甚麼不進步，是因為他們中的很多人一直在用毛澤東斯大林時代的他們來衡量自己，所以他們永遠覺得自己太委屈了，太開明了，太公正了，太仁慈了，太低姿態了，太不容易了。他們將科技裹着時代向前走的步伐當成了自己主動開放的幻象，於是你越批評他，他越渴望極權，你越搞毛他，他越懷念毛。
有一個國家機器朋友對我說，你們就是不知足，你這樣的文人，要是擱在四十年前，你就被槍斃了，你說這個時代，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
我說，你們就是不知足，你這樣的觀點，要是擱在九十年前，早就被人笑死了，你說這個時代，他到底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
《蘋果》11年7月31日
2011年7月31日 星期日
梁文道《信，還是不信》
就在《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出版前一兩個星期，一位朋友的父親去世了。老先生只比民國小三歲， 1931年畢業於福建馬尾海軍學校，是抗戰時期國軍的海軍精英。危難時刻，他參加了敢死隊，就和那個年代許多國民黨的青年軍官一樣，行前還特地給家人寫下一封慷慨激昂的遺書。九死一生，他隨後轉戰武漢，同時帶領研製水雷的任務。終於打到了抗戰勝利，他一邊在江南造船廠工作，一邊任職於上海交通大學，希望獻出餘生給重建中的國家。當國民黨要敗走台灣了，蔣介石特地派人接他，指名要他跟着走，大抵是為了他那十幾年的經驗和專業知識。可是老先生沒走，雖是國民黨黨員，他也徹底厭棄了當年國府的專權腐敗。正如那個年頭無數熱血青年與天真單純的知識分子，他相信共產黨，相信一個被預許了的民主新中國。沒多久，他回到了武漢，是今日武漢理工大學的創校元勛之一，老人要繼續他那未完的大業。
在老人的前半生，我們看到的是一幅玫瑰色的圖景，恍如電影《建國大業》與《建黨偉業》某些片段中的背景人物，激情陽光，永遠眼望遠方，很適合用「激動人心」的紅歌來為他配樂。但接下來的事呢，就不必多說了。反正身為前國民黨黨員，又是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從反右到文革，老人的經歷實在和我們曾經聽過的許多故事沒有太大分別。難怪今天的進步愛國青年一聽就皺眉，嫌這些妖魔化共黨的瑣碎小事太老套，無非就是抄家批鬥，也確實老套。比較有意思的倒是最近這十年，共產黨的領導文化與風氣變得很不一樣，在乎的不再是路線、出身和思想，而是些更唯物的東西。老人沒有趕上這股變化，仍然堅持老派樸素作風的他退休了，而坐在枱面上的新人物則開始打他退休待遇的主意，比方說扣了一個面積比較大的住房不發。待得老人病重入院，單位還派人去醫院商議轉院，趕緊送他去等死的地方，免得浪費寶貴的醫療資源。我的朋友沒辦法，寫信竟然寫到了台灣連戰辦公室，沒想到「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辦公室」立刻回信，還稱讚他的父親「一生愛國愛黨」，真不知道其中所說的那個「黨」究竟是哪一個黨。無論如何，自從台灣那邊給大陸國務院去了一封之後，整件事的級別就不一樣了，甚至驚動了「國台辦」，大概這時候他們才想起老人家不只是共產黨底下報廢了的舊電池，還是一個參加過抗戰的老國民黨。我一時忍不住，對着悲憤莫名的朋友開玩笑說：「沒想到最後還是要靠國民黨」。
說起來老人家也真是夠純了，他對身邊這許多事懵然無知，不曉得子女的奔走和憤怒，一天到晚還在看電視關心祖國，見到溫家寶的政改言論之後，甚至跟病床側的家人高興地打賭，他說七一黨壽之前必有動作，這回中國民主終於有望了。最後那幾天，七一也過了，老人家在床上常常痛苦喊叫，聲音在深夜的醫院走廊之間回旋，非常地不平靜。末了，老同事來看望他，他說自己只有三句話；一是政府要改革，二是中國要民主，三是「我這一輩子被共產黨騙了」。
講了這麼半天，這些事和司徒華先生的回憶錄有關嗎？有的，關鍵就在那個「騙」字。我見過太多人說「我被共產黨騙了」這句話，分別只在於時機，有人是在林彪事件之後，有人是在打倒四人幫之後。在香港，更多人則是在六四之後。那位老先生經歷半生滄桑，卻要一直等到臨終前眼見溫家寶說完話不管用之後，才用盡力氣一個字一個字地承認：「我這一輩子被共產黨騙了」。沒有類似經歷的人恐怕很難明白這句話的份量；說出這句話，等於是一個人的徹底轉化。好比信教，你大半生跟隨這個宗教的指引，為它賣命為它吃苦為它受了數不盡的委屈。然後有一天你忽然發現這個教是騙人的，這豈不表示你之前走過的路是浪費青春，那段人生是白過了嗎？當然共產黨不是宗教，但對這些人來說，那卻是一個理想的化身，在塵世間行走的精神共同體。如今你竟然要反對它，同時否定了自己？我讀《大江東去》，其中一個焦點便是要找到這句話出現在甚麼環節。結果我發現司徒先生沒有明確說過這麼一句具有「言語─行動」（ speech- act）效果的背教宣言；儘管他曾表示「六四事件，令我對中共有了最本質的認識，我對中共已經不再存有任何寄望」。
承認受騙，首先要有一個相信過的背景。司徒華先生當年相信共產黨究竟信到甚麼程度？他做過「組織」裏的人嗎？這是《大江東去》一書最受關注的部份。看到司徒先生加入共青團這一節（媒體報道都說他加入的是共青團前身「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但不要忘記「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在 1957年正式易名為「共青團」之後，他還一直留在團內工作，等待組織的安排。如此看來，他確確實實就是共青團的超齡團員），很多人都覺得無法接受。在這些人眼中，共黨和反共勢如漢賊之不兩立。司徒華先生一直領導支聯會，爭取民主，要求結束一黨專政；他怎可能加入過共產黨的預備梯隊？他應該從頭到尾地反共才是。難怪他們之中有人要懷疑這本書有問題，甚至是想抹黑（或者「抹紅」）司徒先生了。
也許是想讓支聯會等組織的善良支持者放心吧，否則這些熟悉司徒先生而且又老於政道的人又怎會不明白，司徒華當然在組織裏待過，因為他太像一個黨了，他簡直是香港泛民主派中最像共產黨的人。我這麼說，沒有絲毫的不敬；恰恰相反，「教協」之所以能成為香港最龐大最有勢力的工會，支聯會之所以能夠堅定不移地挺過了二十多年的考驗，靠的正是司徒華先生這份背景和歷練。
他真是太瞭解共產黨了。且看他為「教協」訂下的「農、輕、重」三字方針，看他如何苦心積慮地為支聯會和「教協」設下防止滲透的機關，這一切都是共產黨發展和維護組織的根本思路。我還記得，九十年代有不少搞社運的朋友嫌司徒先生太過獨裁，覺得他領導的組織很霸道；然而你又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因為他牢牢地掌握住了某種「群眾路線」，所以在他控制的組織內是奪不了權的，只能分裂出走。比如「教協」的理事會制度，要湊夠三十九人才能組閣競選；沒錯，這是選舉，是司徒先生自詡的民主開放。然而他也說得夠直白了：「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人膽敢另組內閣參選。因為能否組織到三十九人是一個關鍵，同時，在組織過程中，一定被人發現打算挑戰現存內閣的意圖，那三十九人就會立即暴露出來。」以民主的形式防止「外人」滲透，這在另一個角度看來，自然就是專權了，卻是民主得無話可說的專權。
讀到司徒先生在「學友社」被人奪權的經歷，任何人都能發現他後來的「民主專權」實是其來有自。而這段共黨地下組織的經歷，也是這本書備受爭議和懷疑的其中一節。其實這又有甚麼好懷疑的呢？「學友社」的背景屬性根本不算秘密，參加過當時活動的見證者也多有在世，如梁慕嫻甚且為文記述當年奪權的往事。只不過某些香港人的政治見解單純，接受不了「華叔」也有他的過去罷了。看完這部份量沉重的回憶錄之後，我不曉得還有沒有其他人會有我這種釋然的感覺，覺得之前對司徒先生的模糊猜測終於落實。果然，一個最懂得和共產黨鬥下去的人，一定是另一個共產黨的人（至少做過共產黨的人）。但我仍然懷疑，司徒先生真有自己被騙了的領悟嗎？還是在某個意義上，他仍然是當年那個嚮往共產黨理念的少年，堅定依然純粹如舊，乃至於放在今天，他顯得比一個黨員還像過去傳說中的那種好黨員？
的確，司徒先生在六四中「看到，中共最本質的就是敵視人民，權力第一」。但是與此同時，他始終不忘「要我盡力貢獻自己的力量，為中國能夠抵抗外國侵略，為中國富強、為中國人民謀幸福、謀平等做一點事」；這全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理論上該要有的目標。而他對民主中國的夢想，「結束一黨專政」的訴求，豈不也和中共建政之前的黨人殊無二致？坦白講，在看這本書的時候，我常常懷疑，假如數十年前司徒華要不是不明不白地被組織懷疑，給人排擠了出去；就算經過六四的痛徹心骨，他後來會不會變得更像今日的吳康民呢？一個黨內的開明派？且看他到了一九八五年參選立法局之前，還要私下和新華社打招呼。而在許家屯邀他入黨的時候，竟然引用陳雲的〈大後方黨組織的徹底改組和擴大黨外的活動〉，說明「一些人過往和中共是有組織關係的，現在退出了，反而更方便開展工作」。而當時真正使得他無法再度靠攏組織的，始終是那揮之不去的心結：「我入甚麼黨？你都沒有解釋以前為甚麼甩掉我。你先解釋這個問題我才回覆你」。
最能說明他那「老一輩革命家」作風的，還是他以樸素著稱的生活：「對人生要有所執着，又要有所澹泊。精神上執着，使自己感到活在人間，有人氣，因而精進；物質上澹泊，使自己清心寡慾，雜念摒除，因而灑脫」。在香港政壇之中，司徒華的嚴肅是出了名的，他要求人家守時，而且自己比誰都還守時；他要求民主黨員不近酒色，結果他自己乾脆單身了一輩子。除了讀書寫字，中年以後的司徒先生幾乎沒有任何愛好。他那張床有半邊放滿了書，可與毛澤東一比，不同處僅在於他的床要來得更窄小，幾可容身而已。想當年，有不少人譴責司徒先生愛佔道德高地，但說實在的，這片道德高地也不是每一個人都佔得了的。他在這部回憶錄裏還詳細描述了共黨派人請他北上治病的經過。給你看病，療養你家人的健康，這原是統戰老招中的第一式，沒想到也是用在司徒華身上的最後一着。老練如他，自不會在此人生末日前的終極一刻才着了道。只是我願浪漫地猜想，哪怕是共黨，恐怕也會尊敬這麼一個老對手吧；一個為了要和你長期抗戰，於是把自己的私生活淬洗到無縫可鑽的地步的對手。這讓我想起好幾年前，一位正要大展鴻圖的本地政治人物和我閒聊，不知如何竟談到了要如何才能讓北大人相信他的事。我半開玩笑地告訴他：「去一趟北京，請他們教你何處找小姐最好。」這道理就和今天大家所說的「偽小人」相似，領導問你賭不賭，一定要說賭；領導問你愛不愛喝，一定要說自己向來無醉不歸。然而，這不只是為了表示沆瀣一氣的戰友情誼，更是為了博取信任。讓組織相信你的至上妙方，莫過於向他暴露你最陰暗最敗德最不可告人的秘密，宛若黑幫「投名狀」。相反地，假若你預備鬥爭，那就最好學習司徒華，讓自己成為一個永遠沒法被人抓到任何把柄的人，孤寡而無味。
從司徒華這一生來看，任何事只要沾上了共產黨，關鍵就永遠都是信任與否的問題了。對於主義和口號，你信不信？甚麼時候信的？又甚麼時候開始不信？在組織之內，你只能和你的上線聯繫，不得隨意橫越；如果你發現你的下線好像有人領導活動，但你全不知情，你只能隱密懷疑自己是否已經不得信任。當你身在組織以外，甚至與之對敵，那便得時刻警覺，以防滲透，千萬不能輕易相信任何人任何事。這是一種無有盡頭的心理遊戲和思維方式；是自從接到國際蘇維埃指示，在國民黨內潛伏工作以來便再也清除不去的習慣。
以這個角度去看今天的香港，你便再也不能只看表面可見的物事了，而要懂得懷疑。沒錯，這人說話說得很有道理，但為甚麼沒有人懷疑過他？一個從未遭遇反對和質疑的人是可信的嗎？那人總是打起正義的旗號行動，但從他每一次激進行動中實際獲益的又是誰呢？有人自稱可以發起比教協還要龐大的運動，他到底有甚麼用心？有人自稱不搞組織，但廣結善緣，四處結盟，再以一個「非組織」的領袖的面目出現？他究竟有沒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真正重要的，再也不是一段話一篇文章中人人都聽得懂的道理，亦不是一次行動本身那人人看得見的是非，而是背後，無窮的背後。
這是種黑暗並且令人疲憊的遊戲。有人說我們早該告別司徒華了；若要告別司徒華先生，甚至告別共產黨，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徹底拒絕這一套思維方式。誠然，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是全世界最大的政黨，也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龐大的政治組織。八千萬的黨員呀，一不小心，說不定一個踩着高跟鞋在海港城雲石地板上咯咯咯趕着掃貨的美少女也是黨員。在這年輕人為了工作為了前途才入黨的年代，恐怕再也用不着那種陰冷的地下黨遊戲了吧？那個屬於司徒華屬於組織的世界大概也早就過去了吧？
你，信還是不信？
《蘋果》11年7月31日
在老人的前半生，我們看到的是一幅玫瑰色的圖景，恍如電影《建國大業》與《建黨偉業》某些片段中的背景人物，激情陽光，永遠眼望遠方，很適合用「激動人心」的紅歌來為他配樂。但接下來的事呢，就不必多說了。反正身為前國民黨黨員，又是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從反右到文革，老人的經歷實在和我們曾經聽過的許多故事沒有太大分別。難怪今天的進步愛國青年一聽就皺眉，嫌這些妖魔化共黨的瑣碎小事太老套，無非就是抄家批鬥，也確實老套。比較有意思的倒是最近這十年，共產黨的領導文化與風氣變得很不一樣，在乎的不再是路線、出身和思想，而是些更唯物的東西。老人沒有趕上這股變化，仍然堅持老派樸素作風的他退休了，而坐在枱面上的新人物則開始打他退休待遇的主意，比方說扣了一個面積比較大的住房不發。待得老人病重入院，單位還派人去醫院商議轉院，趕緊送他去等死的地方，免得浪費寶貴的醫療資源。我的朋友沒辦法，寫信竟然寫到了台灣連戰辦公室，沒想到「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辦公室」立刻回信，還稱讚他的父親「一生愛國愛黨」，真不知道其中所說的那個「黨」究竟是哪一個黨。無論如何，自從台灣那邊給大陸國務院去了一封之後，整件事的級別就不一樣了，甚至驚動了「國台辦」，大概這時候他們才想起老人家不只是共產黨底下報廢了的舊電池，還是一個參加過抗戰的老國民黨。我一時忍不住，對着悲憤莫名的朋友開玩笑說：「沒想到最後還是要靠國民黨」。
說起來老人家也真是夠純了，他對身邊這許多事懵然無知，不曉得子女的奔走和憤怒，一天到晚還在看電視關心祖國，見到溫家寶的政改言論之後，甚至跟病床側的家人高興地打賭，他說七一黨壽之前必有動作，這回中國民主終於有望了。最後那幾天，七一也過了，老人家在床上常常痛苦喊叫，聲音在深夜的醫院走廊之間回旋，非常地不平靜。末了，老同事來看望他，他說自己只有三句話；一是政府要改革，二是中國要民主，三是「我這一輩子被共產黨騙了」。
講了這麼半天，這些事和司徒華先生的回憶錄有關嗎？有的，關鍵就在那個「騙」字。我見過太多人說「我被共產黨騙了」這句話，分別只在於時機，有人是在林彪事件之後，有人是在打倒四人幫之後。在香港，更多人則是在六四之後。那位老先生經歷半生滄桑，卻要一直等到臨終前眼見溫家寶說完話不管用之後，才用盡力氣一個字一個字地承認：「我這一輩子被共產黨騙了」。沒有類似經歷的人恐怕很難明白這句話的份量；說出這句話，等於是一個人的徹底轉化。好比信教，你大半生跟隨這個宗教的指引，為它賣命為它吃苦為它受了數不盡的委屈。然後有一天你忽然發現這個教是騙人的，這豈不表示你之前走過的路是浪費青春，那段人生是白過了嗎？當然共產黨不是宗教，但對這些人來說，那卻是一個理想的化身，在塵世間行走的精神共同體。如今你竟然要反對它，同時否定了自己？我讀《大江東去》，其中一個焦點便是要找到這句話出現在甚麼環節。結果我發現司徒先生沒有明確說過這麼一句具有「言語─行動」（ speech- act）效果的背教宣言；儘管他曾表示「六四事件，令我對中共有了最本質的認識，我對中共已經不再存有任何寄望」。
承認受騙，首先要有一個相信過的背景。司徒華先生當年相信共產黨究竟信到甚麼程度？他做過「組織」裏的人嗎？這是《大江東去》一書最受關注的部份。看到司徒先生加入共青團這一節（媒體報道都說他加入的是共青團前身「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但不要忘記「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在 1957年正式易名為「共青團」之後，他還一直留在團內工作，等待組織的安排。如此看來，他確確實實就是共青團的超齡團員），很多人都覺得無法接受。在這些人眼中，共黨和反共勢如漢賊之不兩立。司徒華先生一直領導支聯會，爭取民主，要求結束一黨專政；他怎可能加入過共產黨的預備梯隊？他應該從頭到尾地反共才是。難怪他們之中有人要懷疑這本書有問題，甚至是想抹黑（或者「抹紅」）司徒先生了。
也許是想讓支聯會等組織的善良支持者放心吧，否則這些熟悉司徒先生而且又老於政道的人又怎會不明白，司徒華當然在組織裏待過，因為他太像一個黨了，他簡直是香港泛民主派中最像共產黨的人。我這麼說，沒有絲毫的不敬；恰恰相反，「教協」之所以能成為香港最龐大最有勢力的工會，支聯會之所以能夠堅定不移地挺過了二十多年的考驗，靠的正是司徒華先生這份背景和歷練。
他真是太瞭解共產黨了。且看他為「教協」訂下的「農、輕、重」三字方針，看他如何苦心積慮地為支聯會和「教協」設下防止滲透的機關，這一切都是共產黨發展和維護組織的根本思路。我還記得，九十年代有不少搞社運的朋友嫌司徒先生太過獨裁，覺得他領導的組織很霸道；然而你又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因為他牢牢地掌握住了某種「群眾路線」，所以在他控制的組織內是奪不了權的，只能分裂出走。比如「教協」的理事會制度，要湊夠三十九人才能組閣競選；沒錯，這是選舉，是司徒先生自詡的民主開放。然而他也說得夠直白了：「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人膽敢另組內閣參選。因為能否組織到三十九人是一個關鍵，同時，在組織過程中，一定被人發現打算挑戰現存內閣的意圖，那三十九人就會立即暴露出來。」以民主的形式防止「外人」滲透，這在另一個角度看來，自然就是專權了，卻是民主得無話可說的專權。
讀到司徒先生在「學友社」被人奪權的經歷，任何人都能發現他後來的「民主專權」實是其來有自。而這段共黨地下組織的經歷，也是這本書備受爭議和懷疑的其中一節。其實這又有甚麼好懷疑的呢？「學友社」的背景屬性根本不算秘密，參加過當時活動的見證者也多有在世，如梁慕嫻甚且為文記述當年奪權的往事。只不過某些香港人的政治見解單純，接受不了「華叔」也有他的過去罷了。看完這部份量沉重的回憶錄之後，我不曉得還有沒有其他人會有我這種釋然的感覺，覺得之前對司徒先生的模糊猜測終於落實。果然，一個最懂得和共產黨鬥下去的人，一定是另一個共產黨的人（至少做過共產黨的人）。但我仍然懷疑，司徒先生真有自己被騙了的領悟嗎？還是在某個意義上，他仍然是當年那個嚮往共產黨理念的少年，堅定依然純粹如舊，乃至於放在今天，他顯得比一個黨員還像過去傳說中的那種好黨員？
的確，司徒先生在六四中「看到，中共最本質的就是敵視人民，權力第一」。但是與此同時，他始終不忘「要我盡力貢獻自己的力量，為中國能夠抵抗外國侵略，為中國富強、為中國人民謀幸福、謀平等做一點事」；這全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理論上該要有的目標。而他對民主中國的夢想，「結束一黨專政」的訴求，豈不也和中共建政之前的黨人殊無二致？坦白講，在看這本書的時候，我常常懷疑，假如數十年前司徒華要不是不明不白地被組織懷疑，給人排擠了出去；就算經過六四的痛徹心骨，他後來會不會變得更像今日的吳康民呢？一個黨內的開明派？且看他到了一九八五年參選立法局之前，還要私下和新華社打招呼。而在許家屯邀他入黨的時候，竟然引用陳雲的〈大後方黨組織的徹底改組和擴大黨外的活動〉，說明「一些人過往和中共是有組織關係的，現在退出了，反而更方便開展工作」。而當時真正使得他無法再度靠攏組織的，始終是那揮之不去的心結：「我入甚麼黨？你都沒有解釋以前為甚麼甩掉我。你先解釋這個問題我才回覆你」。
最能說明他那「老一輩革命家」作風的，還是他以樸素著稱的生活：「對人生要有所執着，又要有所澹泊。精神上執着，使自己感到活在人間，有人氣，因而精進；物質上澹泊，使自己清心寡慾，雜念摒除，因而灑脫」。在香港政壇之中，司徒華的嚴肅是出了名的，他要求人家守時，而且自己比誰都還守時；他要求民主黨員不近酒色，結果他自己乾脆單身了一輩子。除了讀書寫字，中年以後的司徒先生幾乎沒有任何愛好。他那張床有半邊放滿了書，可與毛澤東一比，不同處僅在於他的床要來得更窄小，幾可容身而已。想當年，有不少人譴責司徒先生愛佔道德高地，但說實在的，這片道德高地也不是每一個人都佔得了的。他在這部回憶錄裏還詳細描述了共黨派人請他北上治病的經過。給你看病，療養你家人的健康，這原是統戰老招中的第一式，沒想到也是用在司徒華身上的最後一着。老練如他，自不會在此人生末日前的終極一刻才着了道。只是我願浪漫地猜想，哪怕是共黨，恐怕也會尊敬這麼一個老對手吧；一個為了要和你長期抗戰，於是把自己的私生活淬洗到無縫可鑽的地步的對手。這讓我想起好幾年前，一位正要大展鴻圖的本地政治人物和我閒聊，不知如何竟談到了要如何才能讓北大人相信他的事。我半開玩笑地告訴他：「去一趟北京，請他們教你何處找小姐最好。」這道理就和今天大家所說的「偽小人」相似，領導問你賭不賭，一定要說賭；領導問你愛不愛喝，一定要說自己向來無醉不歸。然而，這不只是為了表示沆瀣一氣的戰友情誼，更是為了博取信任。讓組織相信你的至上妙方，莫過於向他暴露你最陰暗最敗德最不可告人的秘密，宛若黑幫「投名狀」。相反地，假若你預備鬥爭，那就最好學習司徒華，讓自己成為一個永遠沒法被人抓到任何把柄的人，孤寡而無味。
從司徒華這一生來看，任何事只要沾上了共產黨，關鍵就永遠都是信任與否的問題了。對於主義和口號，你信不信？甚麼時候信的？又甚麼時候開始不信？在組織之內，你只能和你的上線聯繫，不得隨意橫越；如果你發現你的下線好像有人領導活動，但你全不知情，你只能隱密懷疑自己是否已經不得信任。當你身在組織以外，甚至與之對敵，那便得時刻警覺，以防滲透，千萬不能輕易相信任何人任何事。這是一種無有盡頭的心理遊戲和思維方式；是自從接到國際蘇維埃指示，在國民黨內潛伏工作以來便再也清除不去的習慣。
以這個角度去看今天的香港，你便再也不能只看表面可見的物事了，而要懂得懷疑。沒錯，這人說話說得很有道理，但為甚麼沒有人懷疑過他？一個從未遭遇反對和質疑的人是可信的嗎？那人總是打起正義的旗號行動，但從他每一次激進行動中實際獲益的又是誰呢？有人自稱可以發起比教協還要龐大的運動，他到底有甚麼用心？有人自稱不搞組織，但廣結善緣，四處結盟，再以一個「非組織」的領袖的面目出現？他究竟有沒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真正重要的，再也不是一段話一篇文章中人人都聽得懂的道理，亦不是一次行動本身那人人看得見的是非，而是背後，無窮的背後。
這是種黑暗並且令人疲憊的遊戲。有人說我們早該告別司徒華了；若要告別司徒華先生，甚至告別共產黨，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徹底拒絕這一套思維方式。誠然，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是全世界最大的政黨，也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龐大的政治組織。八千萬的黨員呀，一不小心，說不定一個踩着高跟鞋在海港城雲石地板上咯咯咯趕着掃貨的美少女也是黨員。在這年輕人為了工作為了前途才入黨的年代，恐怕再也用不着那種陰冷的地下黨遊戲了吧？那個屬於司徒華屬於組織的世界大概也早就過去了吧？
你，信還是不信？
《蘋果》11年7月31日
2011年7月22日 星期五
2011年7月21日 星期四
2011年6月10日 星期五
2011年5月1日 星期日
口述歷史不可盡信
蔡登山：口述歷史不可盡信
2011年05月01日
胡適一生提倡傳記文學，他認為傳記文學是中國最缺乏的一類文學。因此他積極地勸他的朋友們或老一輩的人物，希望他們寫自傳。「希望能替將來的史家留下一點史料」。一九三六年間，胡適過東京，晤及當時任駐日大使的許世英，便曾勸他寫回憶錄。一九五二年，胡適首次返台，又專程拜訪許世英，舊事重提。一九六一年元月份起，許世英的回憶錄由他口述，冷楓筆錄開始在《人間世》月刊上連載。
胡適是具有歷史的考據癖的人，他認為許世英的《回憶錄》，「將來定有人視為史實」，所以其中錯訛之處，他要負責為之糾正。他看了《人間世》連載的四期《回憶錄》後，寫信給許世英並提出兩點質疑。胡適的治學態度是嚴謹的，而且是相信專業的。他當年要考證《醒世姻緣傳》的作者「西舟生」就是《聊齋誌異》的著者蒲松齡時，就曾請專研古典小說掌故的孫楷第幫忙稽考《醒世姻緣傳》所記之地理、災祥和人物。同樣的，他也把《許世英回憶錄》的前五期請秘書王志維交給金承藝代為查考史籍，之後又把金承藝的信送給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宗侗看，李宗侗是高陽相國李鴻藻的孫子，是熟悉有清一代掌故的。然後胡適寫了封信給許世英，同時將金承藝、李宗侗給他的信，請人清鈔了一份附上。
胡適在談到《許世英回憶錄》裏的許多錯誤時，說：「光靠記憶是非常危險的。」他並舉自己本身的例子說，他在上海讀書時，記有日記，他在赴美留學前即交他的二哥保存。在他學成歸國後重讀自己十幾年前的日記，發現日記中記有他當時閱讀過一本日本橫濱出版的《金瓶梅》，鉛字排印的，未經刪節的本子。他還在日記上頭寫了許多批評，但當時自己一點也想不起來了。要是不看此日記，還以為自己不曾看過《金瓶梅》。因此他說：「所以寫《回憶錄》，一定要有材料，如日記、年表、題名錄等等，都是十分重要的資料，不能專靠記憶。記憶是很危險的。我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作口述錄音的前一天，一定要把有關的材料收拾好，編一個大綱，像預備功課一樣，有時花了好幾個鐘頭，才能去口述。現在此地的一班人，不翻過去的材料，全憑記憶，就有許多錯誤了。可見口述歷史還是靠不住。」
胡適說的是口述者要做足功課，同樣筆錄者也要做足功課。這最成功的例子就是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作口述錄音時，當時訪問他的是唐德剛。唐德剛在採訪胡適之前，已先將胡適的有關著作如《四十自述》、《藏暉室劄記》、歷年日記及其他零星散文進行擇要整編，然後擬定大綱、確定訪談內容，從而可避免訪問時的盲目性與無序性。當受訪人敍述錯誤時，唐德剛採取的是「直接代勞」的方法，以根據第一手史料得來的、已為史學界認可的歷史事實進行逕改。受訪人在敍述親身經歷時出現記憶錯誤、或唐德剛對於受訪者的敍述存在疑問時，不做逕改，而是通過注釋的方式進行糾正、加以提示。許世英在發表回憶錄時，已年屆八十有九。記憶難免失真，敍事更難免錯誤，對於他所口述的有關史實，正需要代筆撰寫回憶錄之人多多費心查核訂正，否則就難免出錯。
又據《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記載，胡適在五月二十三日寄信給許世英後，對胡頌平說：「賽金花是個沒有知識的女人，當年劉半農去訪問她，根本是多事的，劉半農是北大的教授，他親自去訪問，還把一個沒有知識的女人的隨便談話都發表了，人家看起來好像真有其事似的。由此可知道口述歷史也不可靠。」
據《賽金花故事編年》一書中說：「一九三三年賽金花七十歲，在北京。因為此時生活太窮苦，請求北京公安局免收她住屋的房捐大洋八角。有人替她寫了一個呈文，歷述她在庚子八國聯軍時代怎樣救過人，以強調她有免捐的資格。這個呈文，偶然被一個報館記者拿去登報，立刻震動了北京社會，並且傳播到全國各地，賽金花再度成為一個新聞人物了。」那個記者就是北平《小實報》的管翼賢。隨後各方名人絡繹不絕去看她，猶如欣賞出土的古玩；連在上海的「性學博士」張競生都寫信與她談風論月。一時大批「賽金花訪談記」出爐，包括劉半農、商鴻逵師生採訪整理的《賽金花本事》、曾繁的《賽金花外傳》，都是這時期的產物。
賽金花對劉半農自述身世時，完全未提及在歐洲是否與瓦德西相識；而在曾繁採訪她之後所寫的《賽金花外傳》中她就明白表示二人是老相識：「他和洪先生是常常來往的，故而我們也很熟識。外界傳說我在八國聯軍入京時才認識瓦德西，那是不對的。」在有些訪談中，賽金花全盤否認「瓦賽情史」：「我同瓦的交情固然很好，但彼此間的關係，確實清清白白；就是平時在一起談話，也非常地守規矩，從無一語涉及過邪淫。」奇怪的是，有的時候她又會誇耀瓦德西乃是裙下之臣。如《羅賓漢》的記者遜之採訪她時，她便說：「時瓦德西知余下堂，向余表示愛情，余愛其人英勇，遂與同居三四月之久。」
對此，香港掌故大家高伯雨（林熙）也曾在一九三四年間，多次去北京居仁里看過賽金花，並接濟過她。據高伯雨說，後來她對我也熟落了，彼此之間不太拘禮，談話也不太過客套了，她才坦白地對我說，她只見過瓦德西一面而已，和他沒有甚麼關係。當時高伯雨就指出《申報》的「北平通訊」所載她對記者的談話，其中有該記者問她在宮裏住過幾天，她答在儀鑾殿一共住了四個月，瓦德西走時，要帶她一同往德國，她不肯，他又叫她，宮中的寶物可以隨便要，她也不敢。高伯雨問她，對記者所說的，難道完全是撒謊的嗎？她微微一笑，似是同意，歇了一會才答道：「可不是嗎？」高伯雨問為甚麼要這樣呢？她答得頗有道理，她說：「人們大都好奇，報館的人和讀報的人更甚，如果我對他們說真話，他們一定不信，還以為我不肯老實說，我只好胡謅一些來打發他們，滿足他們的好奇心。同時又可以博取人家對我同情，幫幫我忙。像先生你既不是新聞記者，又不是賣文餬口的人，我怎好向你說假話呢？」賽金花萬萬沒想到後來高伯雨成為掌故大家，也賣文為生數十年，而就在賽金花死後二十多年，他寫了〈我所見到的賽金花〉公佈了這段談話。
胡適認為劉半農「根本是多事」，黃秋岳也認為「夫欲從老妓口中徵其往事，而又期為信史，此誠天下之書癡。」其原因在於賽金花為了滿足人們的好奇和博取同情，而一派胡言。對於此類人物，採訪者不能不慎，否則為其利用而不知，而寫出的口述歷史，也無甚價值，徒留笑柄而已。
2011年05月01日
胡適一生提倡傳記文學，他認為傳記文學是中國最缺乏的一類文學。因此他積極地勸他的朋友們或老一輩的人物，希望他們寫自傳。「希望能替將來的史家留下一點史料」。一九三六年間，胡適過東京，晤及當時任駐日大使的許世英，便曾勸他寫回憶錄。一九五二年，胡適首次返台，又專程拜訪許世英，舊事重提。一九六一年元月份起，許世英的回憶錄由他口述，冷楓筆錄開始在《人間世》月刊上連載。
胡適是具有歷史的考據癖的人，他認為許世英的《回憶錄》，「將來定有人視為史實」，所以其中錯訛之處，他要負責為之糾正。他看了《人間世》連載的四期《回憶錄》後，寫信給許世英並提出兩點質疑。胡適的治學態度是嚴謹的，而且是相信專業的。他當年要考證《醒世姻緣傳》的作者「西舟生」就是《聊齋誌異》的著者蒲松齡時，就曾請專研古典小說掌故的孫楷第幫忙稽考《醒世姻緣傳》所記之地理、災祥和人物。同樣的，他也把《許世英回憶錄》的前五期請秘書王志維交給金承藝代為查考史籍，之後又把金承藝的信送給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宗侗看，李宗侗是高陽相國李鴻藻的孫子，是熟悉有清一代掌故的。然後胡適寫了封信給許世英，同時將金承藝、李宗侗給他的信，請人清鈔了一份附上。
胡適在談到《許世英回憶錄》裏的許多錯誤時，說：「光靠記憶是非常危險的。」他並舉自己本身的例子說，他在上海讀書時，記有日記，他在赴美留學前即交他的二哥保存。在他學成歸國後重讀自己十幾年前的日記，發現日記中記有他當時閱讀過一本日本橫濱出版的《金瓶梅》，鉛字排印的，未經刪節的本子。他還在日記上頭寫了許多批評，但當時自己一點也想不起來了。要是不看此日記，還以為自己不曾看過《金瓶梅》。因此他說：「所以寫《回憶錄》，一定要有材料，如日記、年表、題名錄等等，都是十分重要的資料，不能專靠記憶。記憶是很危險的。我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作口述錄音的前一天，一定要把有關的材料收拾好，編一個大綱，像預備功課一樣，有時花了好幾個鐘頭，才能去口述。現在此地的一班人，不翻過去的材料，全憑記憶，就有許多錯誤了。可見口述歷史還是靠不住。」
胡適說的是口述者要做足功課，同樣筆錄者也要做足功課。這最成功的例子就是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作口述錄音時，當時訪問他的是唐德剛。唐德剛在採訪胡適之前，已先將胡適的有關著作如《四十自述》、《藏暉室劄記》、歷年日記及其他零星散文進行擇要整編，然後擬定大綱、確定訪談內容，從而可避免訪問時的盲目性與無序性。當受訪人敍述錯誤時，唐德剛採取的是「直接代勞」的方法，以根據第一手史料得來的、已為史學界認可的歷史事實進行逕改。受訪人在敍述親身經歷時出現記憶錯誤、或唐德剛對於受訪者的敍述存在疑問時，不做逕改，而是通過注釋的方式進行糾正、加以提示。許世英在發表回憶錄時，已年屆八十有九。記憶難免失真，敍事更難免錯誤，對於他所口述的有關史實，正需要代筆撰寫回憶錄之人多多費心查核訂正，否則就難免出錯。
又據《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記載，胡適在五月二十三日寄信給許世英後，對胡頌平說：「賽金花是個沒有知識的女人，當年劉半農去訪問她，根本是多事的，劉半農是北大的教授，他親自去訪問，還把一個沒有知識的女人的隨便談話都發表了，人家看起來好像真有其事似的。由此可知道口述歷史也不可靠。」
據《賽金花故事編年》一書中說：「一九三三年賽金花七十歲，在北京。因為此時生活太窮苦，請求北京公安局免收她住屋的房捐大洋八角。有人替她寫了一個呈文，歷述她在庚子八國聯軍時代怎樣救過人，以強調她有免捐的資格。這個呈文，偶然被一個報館記者拿去登報，立刻震動了北京社會，並且傳播到全國各地，賽金花再度成為一個新聞人物了。」那個記者就是北平《小實報》的管翼賢。隨後各方名人絡繹不絕去看她，猶如欣賞出土的古玩；連在上海的「性學博士」張競生都寫信與她談風論月。一時大批「賽金花訪談記」出爐，包括劉半農、商鴻逵師生採訪整理的《賽金花本事》、曾繁的《賽金花外傳》，都是這時期的產物。
賽金花對劉半農自述身世時，完全未提及在歐洲是否與瓦德西相識；而在曾繁採訪她之後所寫的《賽金花外傳》中她就明白表示二人是老相識：「他和洪先生是常常來往的，故而我們也很熟識。外界傳說我在八國聯軍入京時才認識瓦德西，那是不對的。」在有些訪談中，賽金花全盤否認「瓦賽情史」：「我同瓦的交情固然很好，但彼此間的關係，確實清清白白；就是平時在一起談話，也非常地守規矩，從無一語涉及過邪淫。」奇怪的是，有的時候她又會誇耀瓦德西乃是裙下之臣。如《羅賓漢》的記者遜之採訪她時，她便說：「時瓦德西知余下堂，向余表示愛情，余愛其人英勇，遂與同居三四月之久。」
對此，香港掌故大家高伯雨（林熙）也曾在一九三四年間，多次去北京居仁里看過賽金花，並接濟過她。據高伯雨說，後來她對我也熟落了，彼此之間不太拘禮，談話也不太過客套了，她才坦白地對我說，她只見過瓦德西一面而已，和他沒有甚麼關係。當時高伯雨就指出《申報》的「北平通訊」所載她對記者的談話，其中有該記者問她在宮裏住過幾天，她答在儀鑾殿一共住了四個月，瓦德西走時，要帶她一同往德國，她不肯，他又叫她，宮中的寶物可以隨便要，她也不敢。高伯雨問她，對記者所說的，難道完全是撒謊的嗎？她微微一笑，似是同意，歇了一會才答道：「可不是嗎？」高伯雨問為甚麼要這樣呢？她答得頗有道理，她說：「人們大都好奇，報館的人和讀報的人更甚，如果我對他們說真話，他們一定不信，還以為我不肯老實說，我只好胡謅一些來打發他們，滿足他們的好奇心。同時又可以博取人家對我同情，幫幫我忙。像先生你既不是新聞記者，又不是賣文餬口的人，我怎好向你說假話呢？」賽金花萬萬沒想到後來高伯雨成為掌故大家，也賣文為生數十年，而就在賽金花死後二十多年，他寫了〈我所見到的賽金花〉公佈了這段談話。
胡適認為劉半農「根本是多事」，黃秋岳也認為「夫欲從老妓口中徵其往事，而又期為信史，此誠天下之書癡。」其原因在於賽金花為了滿足人們的好奇和博取同情，而一派胡言。對於此類人物，採訪者不能不慎，否則為其利用而不知，而寫出的口述歷史，也無甚價值，徒留笑柄而已。
每況愈下有甚麼不對？
張大春：每況愈下有甚麼不對？
2011年05月01日
糾正人的人，經常理直氣壯，但是通常他們不知道：自己才該是被糾正的人。
過去數十年間，我不斷地聽見各方各面有識之士對於常民使用國語文之無知、誤用、訛解極度不滿，並時刻找機會斥其妄、摘其謬，似以非如此不能捍衞中華文化。不過，憤然作色的有識之士錯得也不少。其中最令我反感的就是將俗說的「每況愈下」糾正為「每下愈況」。這整個過程充分顯示小知識份子讀書不能通透，卻斤斤自喜於一得之見的嘴臉。
不只幾十次，我幾乎隨時可以聽見、讀到那些個讀了幾天中文系的蛋頭們大力指責小老百姓錯用成語，以致於讓專欄作家、媒體主播甚至教授名嘴也人云亦云地改了口，現而今我們在公開論壇上經常聽見人們指稱「情況越來越壞」為：「每下愈況」；而非「每況愈下」了。
他們振振有詞：「每下愈況」出於《莊子》，是一個古語，不應從俗而變，一切以返本溯源為是。的確，「每下愈況」典出於《莊子．知北遊》裏東郭子和莊子相應答「道，惡乎在？」的一段。莊子說了「道在屎溺」這樣的答案，東郭子簡直不知何以為繼了；莊子這時才把看似粗鄙的玩笑兜回一個幽深而抽象的概念：為甚麼「道」會顯現在「螻蟻」、「稊稗」、「瓦甓」、甚至「屎溺」這樣越來越卑下的事物上呢？莊子接著又打了一個譬喻：如何判斷一頭豬到底肥不肥呢？答案是看豬腳。豬腳越是往下越不容易肥的所在，一旦肥了，就越能顯示整頭豬的肥。這個譬喻說的就是「『道』在低下之處越發明白」。「況」字在這裏是表示「明白」、「明顯」、「清楚」的意思。「每下愈況」這個詞，也只有在應答「勘查道在何處？」的回答時才有意義。
但是千載以下，到了宋代，出現了刻意將「況」與「下」二字顛倒，而導入另一個意思的用法。這得先說起陳師道。陳師道在他的《後山詩話》裏說過這麼一段話：「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意思大約是批評韓愈的詩、蘇軾的詞，皆為「變格」，殊不近於詩詞本體，這就引致了另一為詩論家胡仔的指責。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東坡一》：「余謂後山之言過矣，子瞻佳詞最多……凡此十餘詞，皆絕去筆墨畦徑間，直造古人不到處，真可使人一唱而三歎。若謂以詩為詞，是大不然。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間有不入腔處，非盡如此，《後山》乃比之教坊司雷大使舞，是何每況愈下？蓋其謬耳。」
在胡仔筆下，「每況愈下」的「況」，因字位在四字成語之中的位置之改變，也就有了不同的了意義，變成「比喻」的意思，如：「以往況今，甚可悲傷。」或者「以夫子自況」之類。到這一步上，原本還不至於有甚麼誤會，因為在一般人的語境之中，很不容易有機會去指稱他人打比喻「越比喻越糟糕」。
可是南宋的洪邁卻寫下這樣的句子：《容齋續筆．蓍龜卜筮》：「人人自以為君平，家家自以為季主，每況愈下。」此處的「每況愈下」和胡仔那兒的又不同了；在洪邁這裏，「每況愈下」的「況」已經回到《詩經．大雅．桑柔》：「為謀為毖，亂況斯削。」指的是情形、景況了。今天我們若是要表達「情形越來越糟糕」，當然就要說：「每況愈下」才是對的。也許在胡仔和洪邁的心中，都出現過《莊子》的原文，而依然能打破原先的語意，顛倒生姿，有何不可呢？這不正是化舊語成新意的創造嗎？今人不知古而拘牽詞源，泥古不化者，真該愧死。
我這樣說，蛋頭們明白了嗎？也許。可是他們一時誤信誤執而傳遞給大眾的權威信息此刻還在風中飄蕩。我估計不超過三天，就會遇見另一個人問我：「到底該說『每況愈下』還是『每下愈況』呢？」
這真是每況愈下！
2011年05月01日
糾正人的人，經常理直氣壯，但是通常他們不知道：自己才該是被糾正的人。
過去數十年間，我不斷地聽見各方各面有識之士對於常民使用國語文之無知、誤用、訛解極度不滿，並時刻找機會斥其妄、摘其謬，似以非如此不能捍衞中華文化。不過，憤然作色的有識之士錯得也不少。其中最令我反感的就是將俗說的「每況愈下」糾正為「每下愈況」。這整個過程充分顯示小知識份子讀書不能通透，卻斤斤自喜於一得之見的嘴臉。
不只幾十次，我幾乎隨時可以聽見、讀到那些個讀了幾天中文系的蛋頭們大力指責小老百姓錯用成語，以致於讓專欄作家、媒體主播甚至教授名嘴也人云亦云地改了口，現而今我們在公開論壇上經常聽見人們指稱「情況越來越壞」為：「每下愈況」；而非「每況愈下」了。
他們振振有詞：「每下愈況」出於《莊子》，是一個古語，不應從俗而變，一切以返本溯源為是。的確，「每下愈況」典出於《莊子．知北遊》裏東郭子和莊子相應答「道，惡乎在？」的一段。莊子說了「道在屎溺」這樣的答案，東郭子簡直不知何以為繼了；莊子這時才把看似粗鄙的玩笑兜回一個幽深而抽象的概念：為甚麼「道」會顯現在「螻蟻」、「稊稗」、「瓦甓」、甚至「屎溺」這樣越來越卑下的事物上呢？莊子接著又打了一個譬喻：如何判斷一頭豬到底肥不肥呢？答案是看豬腳。豬腳越是往下越不容易肥的所在，一旦肥了，就越能顯示整頭豬的肥。這個譬喻說的就是「『道』在低下之處越發明白」。「況」字在這裏是表示「明白」、「明顯」、「清楚」的意思。「每下愈況」這個詞，也只有在應答「勘查道在何處？」的回答時才有意義。
但是千載以下，到了宋代，出現了刻意將「況」與「下」二字顛倒，而導入另一個意思的用法。這得先說起陳師道。陳師道在他的《後山詩話》裏說過這麼一段話：「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意思大約是批評韓愈的詩、蘇軾的詞，皆為「變格」，殊不近於詩詞本體，這就引致了另一為詩論家胡仔的指責。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東坡一》：「余謂後山之言過矣，子瞻佳詞最多……凡此十餘詞，皆絕去筆墨畦徑間，直造古人不到處，真可使人一唱而三歎。若謂以詩為詞，是大不然。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間有不入腔處，非盡如此，《後山》乃比之教坊司雷大使舞，是何每況愈下？蓋其謬耳。」
在胡仔筆下，「每況愈下」的「況」，因字位在四字成語之中的位置之改變，也就有了不同的了意義，變成「比喻」的意思，如：「以往況今，甚可悲傷。」或者「以夫子自況」之類。到這一步上，原本還不至於有甚麼誤會，因為在一般人的語境之中，很不容易有機會去指稱他人打比喻「越比喻越糟糕」。
可是南宋的洪邁卻寫下這樣的句子：《容齋續筆．蓍龜卜筮》：「人人自以為君平，家家自以為季主，每況愈下。」此處的「每況愈下」和胡仔那兒的又不同了；在洪邁這裏，「每況愈下」的「況」已經回到《詩經．大雅．桑柔》：「為謀為毖，亂況斯削。」指的是情形、景況了。今天我們若是要表達「情形越來越糟糕」，當然就要說：「每況愈下」才是對的。也許在胡仔和洪邁的心中，都出現過《莊子》的原文，而依然能打破原先的語意，顛倒生姿，有何不可呢？這不正是化舊語成新意的創造嗎？今人不知古而拘牽詞源，泥古不化者，真該愧死。
我這樣說，蛋頭們明白了嗎？也許。可是他們一時誤信誤執而傳遞給大眾的權威信息此刻還在風中飄蕩。我估計不超過三天，就會遇見另一個人問我：「到底該說『每況愈下』還是『每下愈況』呢？」
這真是每況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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